1965年巴菲特致股東的信：集中投資or多樣化投資？

http://xueqiu.com/3191943504/21691434

《巴菲特致股東的信》歷來是眾多巴菲特追隨者的經典學習範本，其中體現的大師投資理念值得投資者反覆研讀。本博客從4月11日起連載《巴菲特致股東的信》，每日兩篇，期待能對投資者有所幫助。

巴菲特致合夥人的信 1965

我們對貧窮的戰爭在 1965 年取得了勝利，具體說來，我們的財產比去年年底多了$12，304，060。我們在今年取得了 47.2%的收益，而同期的道瓊斯指數隻增長了 14.2%。

今年的業績表現顯然難以在未來被重複，而我們在未來很可能會有遭受損失的年份。當然，我仍然認為我們就長期而言將能夠取得超越道瓊斯指數表現 10%的年均增長率這個目標，如果我對這個目標的預期有所改變，你們也將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我感到我們確實開始面臨資金基數過大的問題，對目前的資金量而言，我不準備鼓勵新的合夥人加入，除非其能夠為我們的合夥企業提供除了資金以外的有價值的資產。

查看原圖

查看原圖

查看原圖

我們的境況

（註： 在此對於原來的 workout， 普通股和控制權投資，巴菲特將其中的普通股投資又細分為普通股-私人股權投資和普通股-價值被低估的投資，巴菲特在此 提到他在 1964 年的信中已經分別就這 4 類投資進行了定義，但是在我所獲得的英文材料中 1964 年的信件中並未提及，可能是我所獲得的英文材 料並不完整。）

關於 WORKOUT（套利）的間歇性業績表現。我們在一年中只大概用到平均約 600 萬的資金在 此性質的投資上。我們在這方面的投資取得了約 23.5%的投資收益率（我們在這部分亦利用了借貸資金，從而導致實際的權益投資收益高於23.5%的水 平）。半數以上的WORKOUT收益都來源於某一次機會。對於我們日益增長的資金量而言，未來的 WORKOUT 所能貢獻的收益比例可能會有所下降，但 是我們仍將不遺餘力地發現這些較少出現的機會。

對於普通股-私人股權投資部分而言，我們今年獲得了非常好的收益表 現。我已經在去年提到，我們在此部分是三家公司的最大的單一股東。考慮到去年我們在此部分取得的未實現的增值為$451，000，而今年我們在此部分取得 的收益為$3，188，000，我們今年實際取得的收益為$2，737，000。我之所以把上述情況進行說明是為了想你們展示我們獲得的實際經濟利益和我 們的賬面收益是有所區別的（註：即 64 年在此部分已經實現了$451，000 的增值，但該增加的價值直到 65 年才反映到利潤上）。

此 性質的投資的基本概念是：私人的擁有者將願意為獲得實際控制權而對標的公司的股票支付一定的價格，而其它的股票購買者則未必情願僅以此價格購買一小部分的 標的公司的股票。此種情況多年來在資本市場上顯得較為普遍。這種普通股投資時常會由於股票市場的變動而出現較好的表現，有時也會由於所投資公司的某些行為 獲得驚人的收益（正如我們在65 年所遇到的情況）。

對於獲得控制權的投資部分，今年我們有一個原來歸類為普通股投 資的公司加入到了控制權投資的行列。我們自 1962 年 11 月起就開始購買 Berkshire Hathaway 股份了。最初的購買價 是$7.60 每股。該價格部分地反映了由於紡織行業景氣變動對改公司造成的巨大損失，以至於其不得不關閉部分紡織廠房。自 1948 年該公司獲得 了$29.50 百萬的稅前利潤以及僱傭了11，000 名工人以來，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當時公司有 11 家紡織工廠在運營。

當 我們在 1965 年的春天獲得該公司的控制權時，公司只剩下 2 家紡織工廠和約 2，300 名工人。我們驚訝地發現剩下的人員已經有很高的運營及管 理素質，我們也無需再招聘任何一名外部人員到公司中。相對於我們$7.60 的初始購買價格，最終的購買均價為$14.86 每股，這主要是由於我們 在 1965 年的大量買入造成的。在 1965 年的 12 月 31 日，該公司的營運資金淨額為$19 每股。

擁有 Berkshire 是令人高興的。毫無疑問的是紡織行業的慘淡前景並不會改變（後來就慘啦85 年徹底撤除），但是幸運的是我們擁有 Ken Chace 以一流的水平在運營該企業，同時我們也擁有一些業內最好的銷售人員。

雖然在一個競爭激烈行業中的 Berkshire 的盈利能力不能跟施樂，Fairchild Camera 或者是National Video 相比，但是擁有它仍然是令人愉悅的。

由 於取得了控制權，我們對於 Berkshire 的投資對於審計人員而言已經不再是市場證券，而是我們實際擁有的生意。即便 Berkshire 的股票 上升了$5，我們也不會因此有所獲益（因為我們將不準備在市場上出售其股票）。同樣若是其股價下降了$5，我也不會認為我們遭受了任何的損失。

基 於我對於某公司的資產，盈利能力，行業境況，競爭地位等因素的認知，我總是傾向於在此基礎上給予一個保守的估價。但是我們將不會根據該估價來賣出我們所持 有的資產。我們最後的投資類型是相對被低估的普通股投資。這類型的投資在整個資產組合中的比例開始顯得越為重要，因為其它三類投資的機會並不能夠經常性地 獲得。

坦率地說，我個人認為這一類的投資相較前三類投資而言顯得更加輕靈，而我並不是一個特別輕靈的人。所以，我認 為這一類型投資所取得的成果相對而言顯得並不堅實，同時對於未來的貢獻也顯得沒有太顯著的意義（註：巴菲特的這段話值得關注，顯然這跟大多數人眼中的「買 入被低估的證券並長期持有」的巴菲特的形象有所不同）。無論如何，1965 年我們的這部分投資取得了很好的回報，部分原因是由於執行了上一年中我在信裡 所討論的降低風險並潛在地放大收益的觀念（註：遺憾的是在我的英文材料中並沒有看到相應的章節，但是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這話其實並不難理解：買入相對低 估的證券本身就降低了風險，而在降低風險之後，隨著市場在某一時刻的修正，潛在地放大收益就將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點顯現出來）。此種投資應當會降低我們風 險，而確鑿無疑地是它在 1965 年的確放大了我們的收益。

需要指出的是，該類型投資在 1965 年獲得的巨大 收益只歸因於我們在其中的兩項投資。Candor 並要求我在此指出，對於上述類型的投資，我們在 1965 年也同樣遭受了歷史上最失敗的一個單項投 資。總而言之，除去那一個失敗的投資，雖然我們的投資標的並不是非常多，但是我們的投資質量還算不錯。我並不是一個腦子裡面有著大量的投資對象的人。展 望 1966 年，我的頭腦中確實有一些投資對象，但具體的投資結果將取決於市場的水平能否讓我們在一個滿意的價位買入足夠數量的股票。

多樣化投資

去年我對於大多數基金經理未能取得超越市場平均水平的表現做出的解釋包括：

「1）集體決策——我的可能帶有偏見的觀點是，優越的投資成果不可能會是集體討論的結果，尤其不是集體決策的結果；

2）潛意識地遵從有聲望的投資機構的投資組合配置；

3）聲稱必須從事「安全」的投資的組織架構而在支付報酬時卻僅僅根據回報率來決定，而

不考慮該投資收益所對應的資產組合所面臨的風險水平；

4）不理性的，強制性的資產配置的多樣化要求；以及最後一點，同時也是尤為重要的一點。

5）慣性。」

我們的多樣化程度遠遠低於大多數的投資機構。我們可能會將淨資產的 40%都投入到一支股票上去，只要我們認為該投資意味著巨大的回報，同時使得該投資標的的價值發生劇烈改變的可能性很小。

顯而易見地是，我們所尊崇的所謂多樣化投資跟市場上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多樣化投資有著非常大的區別。同時我也想聲明我本人亦非常高興出現如下情況：即我們發現了 50 個或以上的投資標的，而每一個對於我們而言都是具有能在一年中戰勝道瓊斯指數（比如 15%）的確定性的。那麼我也將興高采烈地將我們的淨資產均分為 50 份，並投資到這 50 只股票上去。

真實的世界卻遠非如此理想，我們必需非常勤奮的工作才能找到少數的幾項具有足夠吸引力的投資項目（比如能夠在一年中超越道瓊斯 10%）。而具體到每一項的投資比例上則將取決於我們對它的預期收益水平以及實現該預期的確定性。

上 述的分析也許令你感到對我們的投資（資產組合比例）有了一個確切瞭解，但實際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具體的投資組合配置還受到資金管理者的經驗和情感等方方面 面的影響。只有經過多年的實踐後，對比實踐所產生的客觀結果才能夠準確判斷一個投資者是否具備良好的資產配置能力。而對於有一個清晰的資產配置原則的投資 者而言，他將在此方面獲得一定的優勢。

任何超過 100 只股票的資產配置組合都可能是不具有邏輯性的。因為任何第一百隻股票在實際上都不可能（有確定性的）對整體的投資組合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任何管理如此眾多數量股票的投資方式我都將其歸類為諾亞方舟式的投資，即每樣東西都搞一點。其管理者則適合去當諾亞方舟的駕駛員。採用此種方式投資的資金管理者並未遵循純粹的數學原則。

我們所尊崇的配置原則是：最 優資產組合應由不同的投資選擇的可獲得性以及預期收益所決定，同時還要考慮最終實現的資產組合所導致的業績波動在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所選擇的投資標的越 多，投資業績的結果和預期的年度波動就會越小，但與此同時所預期的收益水平也會降低（假設不同的選擇所對應的標的有著不同的預期收益）。

就我們的情況而言，也許我們的業績在某一年會有較大的波動，但是我相信這個副作用的結果是：長期而言我們將獲得超越市場平均水平的滿意的回報率。

在此我要提醒你們的是，取得超越 40%的回報率的年份絕對是稀有的。任何相信我們能夠繼續取得這樣高的回報率的人都不適合成為我們的股東。最後記得 Bill Rose 說過的一句話，「如果你有 70 個妻妾，那麼你將不會瞭解她們中的任何一個。」

1972年巴菲特致股東的信：多樣化投資建立起高盈利基礎

http://xueqiu.com/3191943504/21707834
致股東：

1972年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營業利潤令人興奮的達到了年初股東權益的19.8%。這些業績都記錄在我們所有的主要業務當中。但最大的利潤貢獻是我們的保險承保利潤。保費利潤已經超過了我們的歷史平均水平，甚至要比我們未來的利潤還要高。

雖 然我們預測1973年營業利潤會有適度降低，但是近年來我們的多樣化的舉動已經建立了一個高盈利的基礎。假定我們在1965年接管伯克希爾，繼續將我們的 資金投入到我們的紡織業務中我們的利潤是非常低的。1972年的營業利潤為$11,116,256是我們如上述那樣做（繼續投資於紡織業務）的好多倍。 1964年底，伯克希爾的股東權益為$22,138,753。從那時起，我們沒有把額外的資本（現金方式或者合併方式）投入紡織業務。相反，我們對股票進 行了回購，使股本減少了14%。每股賬面價值從1964年的19.46 增加到1972年的69.72美元，複合增長率為16.5%。

近 年來，不論從金融方面還是人力方面，我們的三個主要收購表現的都非常的好。在這三個收購中，創始人是主要賣方，在將公司賣給我們時收到了現金，同時 Jack Ringwalt, Gene Abegg 和 Vic Raab三個人繼續經營著企業，熱情和想像力絲毫沒有減少，使公司的業務繼續保持好的 發展勢頭。我們將繼續穩健拓展主要業務，同時也開拓新業務，使我們的資本更有效率的運用。

紡織業務

正 如去年年報所說的，我們的紡織業務1972年有了些起色。這幾年，Ken Chace 和 Ralph Rigby建立了出色的銷售隊伍，名聲、服務、責 任心都非常好。我們對產品生產進行了調整，使其可以與我們的銷售相適應。受惠於行業復甦，我們的努力在1972年獲得了一些成績。除了減少資金需求，存貨 也得到控制，出清存貨損失也達到最小化，產品結構大大提高了。雖然行業大背景對我們紡織業務影響很大，但是我們在行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73年 的前景應該會比較好。

保險承銷

1972年，國民保險公司在傳統保險領域的保費利潤增長巨大，這與現實經營環境貌似相衝突。72年利潤大增，但這樣的利潤導致產生大量的新競爭對手。總之，如果今年利潤沒有這樣大幅的增加，我們會預測我們未來5年發展前景良好。

我 們在去年年度報告裡已經預測了將會有大量新的競爭對手出現，依據是去年的保單數量。我們認為行業承保利潤率在1973、1974年將會變小。不幸的是，現 在劇烈競爭的影響可能是在未來幾年。在這段時間，我們希望繼續減少我們的保單數量。我們經驗豐富的管理層（由 Jack Ringwalt 和 Phil Liesche領導）將繼續保持承保利潤（雖然不會像1972年那樣高），我們的眼光是長期而非短期。雖然現 在情況可能不是太好，但長期來看我們的業績會很好。

我們的再保險部門也同樣在72年面臨了很大的競爭。大量新公司進入到這個原本就不大的市場，而且利率水平也出現了下降，尤其是在可能發生大災難的區域。由於72年沒有出現重大災難，我們業務運轉良好。

George Young 在幾年時間裡就已經建立了非常好的再保險業務。從長遠來看，我們計劃成為該領域的領頭羊。但是在利率條件惡化的背景下，冒然增加保單量不是一個明智的做 法。在我們看來，承銷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如果潛在的損失變為現實，我們會重新進行評估，從而指導我們工作，使其更好發展。

在 「home state」業務上，我們第一個公司， Cornhusker Casualty Company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業績。該公司只在內布拉斯 加州有業務。在第二年，保險索賠已經佔到了整個地區訂單的三分之一。另外兩家小公司分別位於Minnesota和 Texas，發生了少量的虧損。 「home state」的管理層明白對我們業績衡量的唯一標尺為盈利能力，我們只有在我們的業務被證明是明智的情況下，才開始拓展我們的業務。新公司的 費用較高，其原因為他們現在處於一個高速發展時期。John Ringwalt 出色的運營著我們的業務，並計劃在73年至少增加一個州的業務量。現在還 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home state」的前景會相當的好。

去年我們說了我們收購了位於芝加哥的 Home and Automobile Insurance 。那時我們感覺良好，現在感覺更好。公司由Vic Raab領導，72年業務仍然相當不 錯。我們計劃73年進入佛羅里達和加州市場，該公司在城市有很高的機動車輛覆蓋率，在庫克郡我們就是採用這種策略成功的。Vic Raab 擁有管理大公 司的才能。我們希望公司未來幾年加速發展。

保險投資

1969年到1971年的保費收 入非常的高，這幾年利率水平也很好，我們因此而受惠。我們建立了大型基金並很好的加以運用。大部分基金投資在了免稅債券。我們的投資所得從1969年 的$2,025,201增加到1972年的$6,755,242，這些投資容易受低有效稅率的影響。我們的債券投資組合將會在未來幾年使我們受益。雖然現 在保費收入不足，但是穩健的投資收益彌補了這些。

銀行業務

我們的銀行子公司（伊利諾 斯州銀行及信託公司），繼續在盈利水平上保持行業領先地位，稅後利潤為平均存款的2.2%。取得這樣成績與如下因素有關：(1)各種存款工具中定期存款佔 到了50%，都達到了法律允許的最高利率;(2)保持了強勁的資產流動性並避免了貨幣市場借款;(3)這兩年，貸款產生的壞賬率水平只有商業銀行平均值的 5%。這些好成績都歸功於Gene Abegg 和 Bob Kline的領導。在他們的領導下股東和儲戶都可以睡個好覺。（鶴flying:巴菲特追求 的是銀行定期存款佔比高？）

1972年我們向儲戶支付的利率是1969年的兩倍。我們積極尋求消費者定期存款，卻沒有追求大「貨幣市場」存單，儘管在過去的幾年裡，他們的成本較低。

在過去的一年裡，貸款增加了大約38%。大大超過了的1971年的資產負債表，71年總貸款中短期商業票據為10.9萬，但是72年資產負債表中沒有記錄這些。

1972年，伊利諾斯州銀行及信託公司的地位得到提升。現在的利率結構，投資基金的減少以及非聯邦稅收的增加，這幾個因素使伊利諾斯國家銀行73年的利潤增長變得困難。

金融

1973 年3月15日，伯克希爾-哈撒韋從20家機構借款2000萬美元，利率為8%。這批借款在1993年3月1到期，主要還款開始日期為1979年3月1日。 其中900萬被用來償還我們的銀行貸款，其餘的被投資於保險子公司。我們期待將有機會不斷擴張我們的保險業務，我們加強公司資金基礎，為這些機會的到來準 備。

我們的銀行與保險信託公司對客戶非常負責。在這些業務中，我們保持資本實力遠遠高於行業標準，而且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我們將繼續實現之前制定的目標，同時保持良好盈利。

農村互聯網金融多樣化趨勢加深 多機構深耕風控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7543.html

農村互聯網金融多樣化趨勢加深 多機構深耕風控

一財網 楊芮 2015-11-26 20:39:00

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將農業現代化、以農村為重點的扶貧開發作為“十三五”的重要任務，緊跟著公布的《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提出要加快農村金融創新，這對農村金融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智能手機市場增速放緩 供應商探尋客戶多樣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6794.html

受到蘋果公司下調未來手機出貨量預估影響，蘋果公司大部分主要供應商一季度盈利遭遇重創。面對這一狀況，不少供應商都開始探尋客戶多樣化的道路，尤其是為國內智能手機制造商提供零部件，並大力開發汽車、醫療等新領域的市場。

全球最大的移動設備和封裝板材供應商之一的奧地利企業奧特斯(AT&S)5月18日發布的財報顯示，受到公司多元化業務的提振，上年銷售額升至7.629億歐元，漲幅達14.4%。

奧特斯全球總裁葛思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已經準備好使客戶組合更加多元化，我們的客戶中也包括了一些中國高端手機的生產商。至少在公司未來一個財年，來自於這塊業務的收入會保持穩定。我們的核心業務主要是來自於移動和智能手機方面的業務，在未來一年也會保持穩定。”

葛思邁表示，2015年智能手機銷量在全世界範圍內同比增長了10%，而筆記本、平板電腦市場則同比下降了9%，包括電視、智能手表等在內的消費電子類市場也同比縮水了1.3%。但是奧特斯的表現明顯強於競爭對手的平均水平。2015/2016財年奧特斯移動設備及半導體封裝載板事業部的銷售額為5.397億歐元，同比增長18.6%。對於蘋果出貨量下降對於供應商業績的影響，葛思邁說：“預計第一和第四季度可能會有季度性的波動表現，前景還不明朗。但智能手機市場總體仍在增長，可能沒有兩位數的增長，但仍會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

與此同時，奧特斯的業務也在向汽車、工業和醫療領域延伸。2015/2016財年汽車、工業、醫療事業部的銷售額從2014/2015財年的3.018億歐元增長至3.267億歐元，增幅達到8.2%。葛思邁表示：“銷售額的良好發展一方面源自於汽車業務對電子元件需求的加大，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醫療技術業務的整體市場需求量增多。”

對於下一款引爆市場的產品會是什麽?葛思邁認為，未來很難會有革命性的大事件出現，但是有很多小的、智能的產品會逐漸被市場接納，這也是和物聯網的發展趨勢相吻合的。“針對這種市場狀況，奧特斯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無論是在技術上、解決方案上、還是客戶的組合上，都做好了充分的應對之策。”

上個月，奧特斯正式啟動重慶工廠的半導體封裝載板生產線，並擴大了系統級封裝電路板的生產能力。而對於未來即將爆發的物聯網產業，奧特斯也早有布局。葛思邁表示，奧特斯將在今年底投入芯片埋嵌等一系列技術的生產，屆時也將成為全球唯一一家擁有全方位創新技術能力和高端互聯解決方案的領軍供應商。

而中國的供應商也在加大轉型的步伐。為蘋果提供一半以上電池產品的德賽集團已經開始將業務拓展到國內智能手機供應商，包括小米公司、Oppo和維沃移動通信有限公司，並進軍個人電腦市場。另一家蘋果玻璃保護貼膜供應商藍思科技也在試圖進入智能汽車行業，向美國電動汽車制造商供應玻璃保護貼膜。

不過蘋果供應鏈公司要從智能手機轉向汽車市場也並非一蹴而就。捷孚凱GFK中國區董事總經理周群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理論上新能源汽車對鋰電池、交互面板、連接線等上遊市場產生需求，但從市場表現上看，手機供應鏈上遊企業進入汽車市場仍存在較大難題。”

 

生態學家陳家寬：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四大挑戰

“保護生物多樣性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第一要務，自然保護是保護生物多樣性最重要也最有效的途徑。”

7月9日，即將邁進古稀之年的我國生態學家、複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所教授陳家寬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市場化”分論壇上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這位長期致力於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的老教授在現場提出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的四大挑戰。

陳家寬認為，第一大挑戰就是體制機制的障礙，目前生物多樣性保護或自然保護區項目的申報、投資、建設和管理均存在巨大困難。具體來說，保護的自然地理單元被行政區域分割，比如如武夷山就由多個省市分頭管理;其次，同一生態系統保護對象分屬不同部門管理，比如河流、湖泊和灘塗就分屬不同部門管理;另外，同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歸屬於不同等級行政區。

“美國所有的自然保護區都是國家管理的。我也傾向於由中央政府集中管。”陳家寬建議，首先，應該建立自然保護區由同級政府投資、建設和管理的體制;第二，應該把分屬到各部委的自然保護區的管理職能集中到環保部;第三，國家環保部應該下設自然保護區局行使管理職能;最後，要建立跨行政區的自然保護區群與統一協調的管理機構。

第二大挑戰是保護空缺明顯，這導致了生物多樣性的戰略資源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比如野生稻等農作物這樣的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以及生態系統多樣性的保護均存在空缺。

對此，陳家寬表示，建議組織科學家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空缺進行科學分析，並發布保護空缺的指導性文件與優先保護方案，以及修改或者出臺相應文件為搶救性保護開路。

第三大挑戰為目前對於主要保護對象動態及管理缺少針對性和科學性。最後，人類活動與全球變化對自然保護的巨大威脅則為第四大挑戰。如今，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與保護的沖突還在不斷曝出。

對於目前國內一些森林公園和濕地公園的管理模式，陳家寬也嚴厲地提出，自然保護區是人類的偉業，絕對不能成為政府或企業經營旅遊或房地產的幌子。

除了闡述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挑戰並給出對策，他也在演講中分享了一些成功案例。“以朱鹮為例，這一生物在日本和俄羅斯都滅絕了，中國在1981年的時候發現只剩下7只。”陳家寬說，讓人欣慰的是，目前中國已經建立了10多處朱鹮棲息地自然保護區，這些努力讓野生朱鹮數量從當時的7只發展到了1000只左右，活動面積也由最初的20平方公里擴展到了1.3萬平方公里。

另外，我國目前有60多處大熊貓自然保護區，野生大熊貓種群數量由2000年的1100多只增加到2013年底的1864只。長江濕地保護網絡、黃河濕地保護網絡以及海濱濕地保護網絡也在努力的完善中。

【專家視角】於敦德：多樣化的客戶需求改變旅遊產業鏈

我在進入旅遊行業之前是一個“碼農”，做的是跟旅遊完全不相關的事情，2006途牛創業進入在線休閑旅遊領域，經過了十年發展。

十年以前我們看到一些問題，看到客戶選擇旅遊產品時非常麻煩，支付要取現金再付很麻煩，晚上碰到問題需要協助服務商電話打不通很麻煩，周末簽合同可能簽不了很麻煩，有種種不簡單的地方，所以我們確定了讓旅遊更簡單的使命，並且圍繞這個目標幹了十年。

發展過程中我們的感受並不是一根直線的發展，每大概四年是一個周期。這四年的周期里基本上第一年是很痛苦的一年，比如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我們完成第一輪機構融資，後來2009、2010、2011年發展速度非常快，每年大概3倍左右的增長。2012年又慢了一點，前邊這種快速增長驅動力得到比較大的釋放，用一兩年的時間慢慢休養生息建設新的驅動力，然後2013、2014、2015年又進入非常快速增長的階段。

今年我們發現可能接下來又要進入一個新的增長周期，這個周期里邊我們怎麽適應客戶需求，能在後邊的周期，包括後邊每一個周期里邊能夠有更好的發展，我們發現多樣化的客戶需求正在驅動旅遊產業鏈改變。

比如機票領域發現以往機票客戶主要是以商旅為目的、以出差為目的，但是現在機票市場、酒店市場增長的驅動力里邊有非常大的比例是休閑客戶貢獻的，大家看到航班上和酒店里都有很多帶著小孩家庭出遊的客戶，能夠非常直觀看出來休閑旅遊的客人對於機票和酒店增長帶來的促進作用，這也是一個新的機會。

我們去年加大了在機票酒店上的投入，希望能抓住這個新的機會滿足休閑旅遊客戶的需求，他們不僅僅希望購買打包的產品，他們希望能夠購買碎片化的產品，這里並不存在自助遊跟團遊的區分，跟團遊也有把機票和地接分拆的需求，碎片化是共同的特征。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客戶碎片化多樣化的需求，整個產業鏈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以前產業鏈分成三個層次，現在還是三個層次，但是現在新的三個環節和以前的三個環節不太一樣了，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以前我們是分成了零售批發和生產，所謂零售就是像零售商，去跟客戶簽合同收錢，批發是指打包服務賣給零售商，最終的生產是指接待，包括酒店、車等要素。

現在發現三個環節都發生了特別大的變化，比如第一個環節里邊，客戶提出的需求是希望更多元化、多樣化的產品。我覺得這是消費升級過程中最核心的需求。

第二是在分銷的環節，以前分銷的環節主要是管理庫存的風險和產品打包的能力，現在發現既然零售端需要實現這樣的多樣化產品需求，那分銷端就需要支撐零售端實現多樣化需求，但實際上分銷端現在目前的升級還沒有完全的完成。現在分銷商的產品豐富度與零售商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產品同質化程度和多元化程度，和差異化水平還不夠拉得開，幅度還不夠特別寬。

第三部分就是在生產，生產上邊供給側改革面臨非常多的機會。以前生產端有不少痛點，通過電話、QQ、傳真等方式操作效率低，沒有系統對接，還有客戶服務體驗也不夠好。現在很多地方通過分拆單獨的資源，比如車、房，任何的元素出來或者幾個元素打包做成標準化產品提供給最終客戶，提供給分銷商和零售商，這樣多元化產品市場結構慢慢可以形成，我覺得這對於目的地的服務企業來說是非常廣闊的空間。

制造業和工業通常會有固定資產投資，比如廠房、設備上的投資，包括機器研發上的投資，投資會轉變成固定資產的形式存在，在服務業領域固定資產也不少，但還有很大一部分資產是無形資產，我覺得無形資產對於服務行業來說的話非常重要。比方說品牌資產、區域服務網絡資產、系統資產等，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資產，使得我們的長期發展可以進入比較良性的循環，能夠在積累一定規模的資產之後通過資產不斷驅動和變現來提升盈利能力。

這樣的一些資產使得我們擴展品類的時候，圍繞客戶圍繞核心資產擴展品類、提升盈利能力的時候能有一個清晰的路徑，能夠更好的複用資產，能夠通過在新品類上的拓展來提升我們整體的競爭力，滿足客戶的需求，提升我們的盈利能力。

我覺得未來品類拓展的可能性不僅僅體現在旅遊上，旅遊相關的品類也會越來越多，比如汽車票，婚紗旅拍到底算旅遊行業還是算生活行業，沒有非常明確的界定，只要能夠滿足客戶需求，能夠圍繞核心資產，服務客戶的相似消費需求，然後去延伸我們的品類，這個服務就是好的。我們不應該僅僅著眼於自己的旅遊，而更應該著眼整個客戶的大生活領域，我們不去看別人也會來看，與其坐等還不如主動改變。

（作者系途牛創始人，於敦德，本文不代表本報觀點）

生物多樣性：已到危險境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509

澳大利亞的大堡礁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這里生活著1500種魚類和4000多類軟體動物。然而過度的開發、汙染和氣候變化的不斷威脅，讓大堡礁的健康陷入危境。在過去的30年里，大堡礁失去了近50%的珊瑚。（東方IC/圖）

從前工業化時代到今天，全球平均氣溫升高了0.8攝氏度，這使地球上瀕臨滅絕的物種增加了2.8%。如果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攝氏度，約5%的物種會從這個世界消失。如果溫室氣體排放一切照舊，16%的物種將消失。

生物多樣性的減少一直是人們關註的熱點。最近幾年的研究發現，全球的生物多樣性減少速度驚人。面對這種結果，一個不容否認的問題是，人類的行為直接和間接造成了生物多樣性的減少，尤其是人類開墾荒地、砍伐森林以及大規模的工業化導致氣候變暖，造成了物種的減少，甚至滅絕。

根據《生物多樣性公約》的統計，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已經識別的物種數量大約是175萬，其中大部分是諸如昆蟲這樣的小生物。不過，研究人員認為，地球上實際有1300萬種生物。

過去的一些研究提出，在過去的100年里，地球上45%的森林已經被砍伐掉；在過去的50多年里，地球上的生物種類正在以相當於正常水平1000倍的速度消失，全世界目前約有3.4萬種植物和5200多種動物瀕臨滅絕。

現在，一些研究再添新證據。2016年7月15日的美國《科學》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稱，地球陸地上58%地區的物種多樣性完整指數已低於安全值。研究人員在18659個地點進行了238萬次記錄，共錄得39123個生物物種。以此數據界定，相較於沒有人類活動的地方，所謂“安全”地方的在地物種數量必須至少達到90%的水平。但是，目前地球陸地上58%的地區物種達不到這個水平，在這些陸地上居住著全球大約71%的人口。

物種多樣性完整指數低於安全值主要由於人類的農業用地、道路與城市發展持續擴充所致。受到物種減少沖擊最大的是美國、阿根廷、南非與中亞的草原地區，這些地區的動物與植物數量皆因人類活動而減少。

類似的另一些研究同樣把生物多樣性減少的原因歸咎於人類。2015年5月，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倫敦大學學院紐博爾德的一篇文章指出，過去500年來，人類已經使陸地上野生動植物總量減少了10%，物種總量減少了14%，絕大多數損失都發生在100年以內。這是研究人員分析了70多個國家的近2.7萬個物種、100多萬條生態多樣性改變記錄後發現的。14%的物種滅絕只是全球平均水平。在一些地區，生物多樣性保存較好，而在其他地區，例如西歐，已經失去了20%-30%的物種。

紐博爾德等人指出，人類的狩獵、破壞動物的棲息地、與牲畜爭奪食物是大型食草動物減少的主要威脅。土地開墾使某些物種的棲息地支離破碎或完全被破壞，從而可能導致地球上15%-30%的物種走向滅絕。

此外，人類的工業活動導致氣溫升高也威脅到越來越多的物種。從前工業化時代到今天，全球平均氣溫升高了0.8攝氏度，這使地球上瀕臨滅絕的物種增加了2.8%。如果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高2攝氏度（這是全球努力追求的控制目標），約5%的物種會從這個世界消失。如果溫室氣體排放一切照舊，16%的物種將消失。

多樣性的作用

科學家認為，地球上實際有1300萬種生物。生物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的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在所有形式、層次和聯合體中生命的多樣化，包括生態系統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遺傳（基因）多樣性。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發展進化的結果，它形成了一個生命系統，人類只是這個生命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並且依賴它而生存。

以遺傳多樣性而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遺傳多樣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所攜帶的各種遺傳信息的總和。這些遺傳信息儲存在生物個體的基因之中。遺傳多樣性也就是生物的遺傳基因的多樣性。任何一個物種或一個生物個體都保存著大量的遺傳基因，也就是一個基因庫。一個物種所包含的基因越豐富，它對環境的適應能力越強。基因的多樣性也是生命進化和物種分化的基礎。

狹義的遺傳多樣性主要是指生物種內基因的變化，包括種內顯著不同的種群之間以及同一種群內的遺傳變異。此外，遺傳多樣性可以表現在多個層次上，如分子、細胞、個體等。在自然界中，對於絕大多數有性生殖的物種而言，種群內的個體之間往往沒有完全一致的基因型，而種群就是由這些具有不同遺傳結構的多個個體組成。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在於它有兩種價值——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

直接價值是，生物為人類提供食物、纖維、建築和家具材料及其他生活、生產原料。例如，發展中國家有80%的人口依賴植物或動物提供傳統藥物。在亞馬孫河流域有2000多種動植物被作為藥用，在中國，能夠入藥的物種多達5000多種。

間接價值是，生物多樣性提供重要的生態功能。在生態系統中，野生生物之間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它們共同維系著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提供了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如保持土壤肥力、保證水質以及調節氣候，保護人類免受自然災害和疾病之苦等。

此外，生物多樣性的間接價值還在於，可以提供光合作用固定太陽能，使光能經綠色植物進入食物鏈；維持植物的傳粉、基因轉移和交流、異花授粉的繁殖等；對汙染物的吸收和分解，包括有機廢物、農藥以及空氣和水汙染物的分解作用等。

由這些情況可以看到，如果生物多樣性減少，人類的生存也會陷於困境。物種多樣性水平降低後，依靠蜜蜂等昆蟲授粉傳播的農作物、為糧食作物生產養分與水分等的健康土壤，以及吸收大氣中二氧化碳以應對氣候暖化的樹林等自然生態服務系統將面臨更大風險，從而降低作物產量。

物種滅絕被誇大？

地球上的生物誕生以來，有過5次大的物種滅絕，誘發的原因各種各樣，如火山爆發、地殼造山運動、小行星撞擊等。現在，又在經歷第6次的物種滅絕，主要原因是人類的過度需求。然而也有研究指出，目前對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物種滅絕的估計有誇大的趨勢。人類為了自身的需求對生態環境進行了大量破壞，由此造成了物種滅絕和減少，但是由於缺少直接測量物種滅絕速率的方法和可靠的評估數據，物種滅絕速率的估計並不嚴謹。

例如，一個大型研究項目——千年生態系統評價——提出，現在的物種滅絕速度是每年10-100個，而未來將達到1000-10000個。這種估計的根據是理論計算，即建立在“種-面積曲線”的理論之上，也是一種間接推算方法。根據受破壞的生態環境面積，逆向推導計算物種滅絕的速率。

不過，後來相當多的研究人員認為，從種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有些誇大和偏高。中國研究人員何芳良認為，“種-面積曲線”的理論有一定問題。這種倒推法忽略了一個基本的要素，即增加一個物種所需要的環境面積比滅絕一個物種所需要的面積小得多。在數學曲線上，倒推法所劃出的曲線與實際曲線之間存在明顯差距。

通過這樣的計算，何芳良在《自然》雜誌發文提出，目前地球生物滅絕的速率僅約為原來估算的40%。如果人們估計未來生物滅絕速率為每年1000-10000種的話，那麽現在這個數字要除以2.5。當然，這也是一個粗略的推算。

其實，還有更多的研究人員發現，在實際生活中目前的物種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增加，因為增加一個物種所需要的環境面積比滅絕一個物種所需要的面積小得多。

美國佛蒙特大學、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從極地到熱帶，從海洋到陸地，很多地方的物種數量甚至有所增加。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瑪麗亞領頭進行了一項新研究，他們仔細地查找了世界各地多年之前跟蹤和統計的物種檢測研究，選擇了100年中，包含超過35000個不同的物種觀測，其中的數據資料可以追溯到1874年，而更多的數據集中在過去40年內。

研究發現，幾十年來，許多地方的物種數量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反而有所增加。而且，幾乎80%的群落在物種組成方面發生了變化。59%生物群落的物種豐富度增加，41%有所下降。在所有的研究中，變化的速度是適度的。

同時，瑪麗亞等人進行的這個研究提出了一種新的觀念，相較於物種滅絕，更應當稱為全球棲息地的物種正在進行巨大的周轉。換句話說，生物多樣性並非是在減少，而只是在變化。甚至有的地方和有的時候物種多樣性反而在增加。例如，美國的佛羅里達州的螞蟻就有巨大的多樣性，其中大約30%都不是本地的，它們主要是從熱帶地區意外地被引入，現在組合為當地群落的一部分，這也證明地方性的生物群落多樣性在增加。

《森林法》大修 學者稱缺了“生物多樣性”

國家林業局官網消息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2016年修改征求意見稿)》正在征求有關單位和各界人士的意見，截至時間為10月25日。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現行《森林法》是1984年制定的，1998年進行過一次修改。國家林業局表示，《森林法》對於保護、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資源，促進林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建立健全，現行《森林法》已不適應現代林業發展的要求。

有關專家對記者表示，林業的發展方式正在由傳統的木材生產向生態保護轉變，林業部門的重要職責就是保護好青山綠水。所以相關的制度就要做出調整，比如林地的保護制度、林木的采伐管理制度、生態保護制度、林業補貼制度等，都要向保護生態的方向做出調整。

8日，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生存委員會執委解焱對本報記者表示，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載體，《森林法》作為國家新時期的一部重要法律，應該成為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體法之一，應當把森林的生物多樣性生態服務功能作為第一重要的價值來定位。

“看到《森林法》正在進行修訂的消息，非常高興和興奮，這是關乎到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極其重要的工作。”解焱說，但征求意見稿對於“生物多樣性”的重視不夠。

本報記者的查詢結果，在征求意見稿中，只有一處提及“生物多樣性”，在第三章“森林保護”第二十七條中，規定“國家實行基本林地保護制度。下列林地應當根據林地保護利用規劃劃入基本林地，嚴格保護，可持續經營。”其中包括“國家重要的天然林地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地”。

解焱說，生物多樣性對人類生存和延續具有關鍵性的作用與意義，這在國際社會已經日益得到廣泛的認同，但是全球生物多樣性迅速下降的危機也日益嚴重。根據201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全球陸生脊椎動物的種群在過去40年下降了約50%，淡水生態系統生命力指數下降了76%，這個危機的嚴重性和緊迫性仍然沒有得到全球性的足夠警醒。

她介紹，建國以來，我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開展了退耕還林、天保工程、自然保護區建設等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從50年代初8.6%提升到2014年21.36%。但是因過去不同發展階段的局限，“造林綠化”中一直把森林覆蓋率作為最重要指標，無法兼顧生物多樣性的指標和價值。因此在全國森林覆蓋率大幅提升的同時，局部區域存在的森林單一化、外來林種等問題與未來的發展要求極不協調。

“森林作為生物多樣性的載體和最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發揮著巨大的生態服務功能和價值。”解焱說，在過去的理念中，森林的主要作用以木材、林下產品等價值存在和體現，但是隨著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功能價值日益被重視，森林的其他方面功能價值形式應得到全社會更充分認識和保護。《森林法》的有關條款，應當充分考慮這些價值的保護、改善和提高，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健康生活提供更加重要的服務功能。

8日，解焱發起成立的“保護地友好課題組”聯合提出修法建議，建議將生物多樣性系統要求的理念模式充分引入《森林法》，以生物多樣性價值角度對現有森林進行評估和分類、分階段系統性地予以優化，整體提升我國現有森林的生物多樣性服務功能和價值。

解焱對本報記者表示，具體內容還包括：強化現有自然保護地體系及其連通性建設，明確以生物多樣性為保護目標;避免森林單一化，合理利用當地物種，減少外來物種威脅;充分認識野生動物對於森林健康的價值，避免采用大規模化學性殺蟲等方式;推行碳匯經營、綠色產品、可持續林業管理和認證等友好型的生產發展中要充分兼顧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要求;涉及森林中野生動物保護方面，應當與剛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具體條款融合。

該課題組還建議，在管理體制上也需要引入更科學的管理理念，征求意見稿中林業部門不僅代表國家行使森林所有權、使用權，制定所有經營規則，也是林業經營的主要實施主體，同時是保護、經營狀況的監督者。因此希望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更積極的推動和監督作用。

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重要載體。攝影/章軻

吳曉求：房地產過熱 說明金融體系未能提供多樣化投資選擇

由北京國際金融博覽會組委會主辦，北京市金融工作局、西城區人民政府支持的“2016中國金融年度論壇”27日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曉求在“全球金融業發展新格局：創新、跨界與融合”分論壇上發表了主旨演講。

“中國金融現在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創新時期，因為我國經濟發展格局發生了變化，經濟的增長速度呈L型的趨勢，這個趨勢是比較明顯的，基於這樣一個框架，金融業要有相應的調整，要通過工具創新來完成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特別是供給側的改革。”吳曉求說。

在吳曉求看來，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更多地是要滿足融資者對融資公平多元化選擇的需求。它基於自己風險的考慮、基於自己優化資本結構的條件，整個金融體系要提供一套有效的市場化的融資工具，中國金融體系還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要進行創新，這就是工具創新。

吳曉求表示，整個金融體系要為投資者提供多樣化、有效的資產選擇。

“今天的中國金融體系也沒有完成這樣一個功能，所以導致房地產過熱，表明中國的金融體系沒有為投資者提供足夠多的適合風險匹配的多樣化的金融資產。無論是資金的需求還是資產的選擇，這兩個方面我們做得不夠好，所以說要推動金融工具的創新。”吳曉波說。

吳曉求表示，創新是金融結構的調整。中國的金融結構比較傳統，最重要的標誌是沒有化解風險的能力，由於存量金融資產太高，要推動金融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推動資產證券化，提升證券化金融資產在整個金融市場中的比重。與此同時，還要改善金融的功能，要進行結構創新，同時調整功能。

吳曉求還表示，金融需要業態的創新，其中最重要的是互聯網金融。它對改善我國金融的功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業態的創新是金融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金融的風險正在發生變化，創新更多是從結構上來創新，傳統的結構創新沒有空間，未來創新的重點更多是在非資本性業務方面。這可以看到監管的阻力，監管整體是沒有覆蓋住這一範圍，未來的風險會更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監管也要進行調整，風險發生了變異就會迅速地蔓延到外部，感染整個金融體系，甚至會影響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們要構建一個新的金融監管架構的改革。”吳曉求說。

上交所研究雙創公司債風險緩釋辦法 或引入多樣化增信方式

針對前期推出的雙創公司債可能因初創企業信用風險高引發擔憂的問題，上交所11月11日表示，交易所認識到創新創業企業存在風險偏高的問題，目前正積極配合證監會研究推進相關風險緩釋辦法，包括但不限於健全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引入多樣化增信方式、設置私募可轉債條款、探索實施交叉違約和控制權變更等償債保障條款、研究信用風險管理等市場化的違約風險防範、預警機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