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王老吉

1 : GS(14)@2011-04-10 22:52:33

http://www.nbweekly.com/news/business/201104/14055.aspx
假如泉下有知，面對如今剪不斷理還亂的紅綠王老吉之爭，恐怕王老吉創始人王澤邦喝再多涼茶也難滅下這個“火”。
清道光八年（1828年），乳名“阿吉”的廣東鶴山人王澤邦來到廣州，在十三行靖遠街開設了“王老吉涼茶鋪”，經營水碗涼茶。兩百年後，他開創的涼茶品牌迎來前所未有的輝煌——不但在中國市場打敗可口可樂，更躊躇滿志要走向全球。
就在這個節點上，一場搶奪“王老吉”商標所有權的“紅綠”大混戰爆發了。這場“紅綠之爭”，讓許多人第一次知道兩個“王老吉”不是一回事的同時，更疑惑二者背後究竟有何錯綜複雜的恩怨。
而現在，王老吉第五代傳人、手握王老吉商標在香港及海外所有權的王健儀突然走向前台，首度高調發聲，對分別經營紅罐、綠盒王老吉的加多寶集團和廣藥集團一褒一貶，把始於去年的“紅綠之爭”劇情推向高潮。
王氏後人推波助瀾
在濕熱的兩廣，涼茶是最為普及的傳統飲品。其中，最著名的“王老吉”被公認為涼茶始祖，有“藥茶王”之稱。
自王澤邦始創基業，數代子孫傳承祖業，“王老吉”涼茶鋪先後分出幾支在廣州、湖南、澳門、香港等地發展。近兩百年間，歷經分產、戰亂、轉讓、回購等無數次沉浮，其他各支相繼衰落，家族產業由香港這一支的王老吉國際有限公司（也稱香港王老吉）繼承。
1993年，王澤邦第五代玄孫女王健儀出任王老吉國際執行董事，並持有公司1/3的股權。之後，她又升任董事總經理，和幾個兄妹一起全力投入家族生意。如今，王健儀手中已擁有香港及海外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王老吉”商標所有權。
和大多數的老字號一樣，香港的王老吉涼茶儘管歷史悠久，卻始終維持在家族企業的規模。2008年，香港《大公報》等媒體曾報導，王健儀因在1997年至2003年間詐騙貸款145余萬港元而被判罪。報導中還提到，王健儀月收入5萬至10萬港元，比起當年加多寶和廣藥的王老吉涼茶合計高達近120億元的年銷售，香港嫡系的生意做得實在不算大。
在之後的王老吉“紅綠之爭”中，香港王老吉一直很低調，並未介入。但今年3月21日，蟄居幕後的王健儀卻突然發難。此時，她的身份成了香港同興藥業的董事長，而同興藥業正是中國內地“王老吉”品牌所有者——廣藥集團的合資夥伴。雙方合資成立的廣州王老吉藥業負責產銷綠盒王老吉涼茶，2008年單品年銷售額超10億元。
這份以“同興藥業”名義刊登在媒體上的廣告文顯示，王健儀2009年底出任同興藥業董事長，同時接任了合資企業王老吉藥業副董事長，並在今年出任本屆董事長。在該文中她對做大王老吉的加多寶“衷心感激”，但指責合作夥伴廣藥集團近期的一些經營決策“不符合王老吉合資企業自身利益的事情”。
今年2月15日，廣藥集團董事長楊榮明、總經理李楚源才剛剛在香港與王見面，溝通未來建設王老吉博物館等事宜。短短一個多月後，原本看起來關係還很融洽的雙方為何突然翻臉？
讓王健儀“發怒”的緣由是廣藥3月3日的一次發佈會。當天，廣藥集團宣佈整合旗下綠盒王老吉和白雲山兩大涼茶品牌的銷售渠道，由王老吉藥業全國總代理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有限公司“白雲山涼茶”系列產品。
廣藥此舉讓王健儀非常不滿，她聲稱，發佈會上透露的信息，作為大股東的同興藥業事先並不知情，合資企業的董事會也沒有接到任何報告。“我作為王老吉合資企業以及大股東同興藥業的董事長，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同意實施這個代理銷售的行為。”
三個「王老吉」恩怨
王健儀的突然登場，展現的只是王老吉品牌紛爭的冰山一角。圍繞這個老字號，幾方人馬關係錯綜複雜，恩怨早已綿延數十年。
1949年，王老吉因政局變化一分為二，在香港的王老吉涼茶依然由王氏後人經營，廣州的王老吉藥廠則被收歸國有，幾經更名後成為“羊城藥業”（隸屬於廣藥集團）。數十年間，穗港兩地的兩家王老吉生意不大不小，各自經營著一畝三分地，井水不犯河水。
一個加多寶的出現，打破了穗港王老吉的平靜。
1995年，一心專注於醫藥主業的廣藥將“邊角料”王老吉涼茶的紅色罐裝使用權租給香港加多寶集團。1997年，廣藥資產重組，成立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赴港上市，羊城藥業成為其核心企業。也就是這年的2月12日，廣藥正式註冊申請了“王老吉”商標。
註冊商標一天後，廣藥與香港鴻道集團簽訂了商標許可使用合同。這個鴻道集團，正是加多寶的投資方，老闆同是做批發生意起家的東莞人陳鴻道。其後10多年，加多寶通過廣告營銷等商業手段，讓王老吉從一個區域品牌發展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全國大品牌，年銷售額過百億元。
而在廣藥和加多寶的這次合作中，香港王老吉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紅罐王老吉的配方正是來自香港的王氏後人，廣藥也曾在2002年11月與香港王老吉簽署10年使用權轉讓協議，以使廣藥“王老吉”系列產品得以獲准海外銷售。而加多寶從廣藥獲得的紅罐王老吉商標使用權，很有可能後來也增加了廣藥從香港轉租過來的海外區域使用權，不過這一點，雙方都避而不談。
2004年3月，為“理順品牌關係”，羊城藥業改名為王老吉藥業。同年8月，廣州市政府在香港舉行招商會，牽線讓廣藥集團和香港同興藥業董事長李祖澤、董事黃宜弘等五位知名港商協議成立合資公司，希望共同做大王老吉品牌。2005年2月1日，中外合資企業王老吉藥業正式成立，廣藥與同興藥業各佔比48.0465%，並列第一大股東。合資公司首屆董事長由李祖澤擔任，原王老吉藥業董事長施少斌出任副董事長、總裁，此後該企業董事長由合資雙方按屆輪流坐莊。
拉來同興藥業入夥，廣藥有著自己的打算。在合資公司成立的當天，時任王老吉藥業總裁的施少斌曾表示，擁有海外渠道資源的同興藥業已承諾會協助廣藥將海內外王老吉商標所有權、使用權合而為一；作為回報，廣藥則會將王老吉品牌交由合資企業經營管理。
此次王健儀突然發難，便提起了這個“承諾”。她稱，合資企業成立後，王老吉商標很快就完成了價格評估、上報等階段性工作，但商標轉讓最後一步工作始終沒有能夠落實下來。“作為王老吉合資企業的新一屆董事長，我會堅持完成海內外王老吉商標統一到王老吉合資企業這一歷史性的工作。”
利益引發紅綠大戰
面對王健儀仗義之舉，加多寶集團企業傳訊首席代表田威不置可否。與之鮮明對比的是去年底廣藥發佈“王老吉成中國第一品牌”消息時，加多寶強烈的反應。
去年11月10日，廣藥集團以王老吉品牌擁有者的名義,在北京召開發布會,宣稱“廣藥王老吉”品牌估值達1080.15億元，已超過海爾成為中國第一品牌。兩天後，加多寶隨即發佈聲明，指責廣藥偷換概念，借用了紅罐王老吉銷售數據，故意混淆二者關係。
此後，王老吉“紅綠之爭”開始升級，續約、訴諸法律等言論逐漸充斥媒體版面。
“王老吉紅綠之爭歸根到底是利益之爭。”中投顧問食品行業研究員周思然分析，雖然加多寶也意識到主力產品單一的弊端，於2010年推出了崑崙山高端礦泉水，但卻反響平平。佔銷售額90%以上的紅罐王老吉對加多寶不可或缺。
而對廣藥而言，王老吉的名氣也已遠超旗下其他品牌，借王老吉品牌效應打造非藥類大健康產業同樣意義非凡。2009年，王老吉涼茶單品年銷售額已超過160億元，擊敗可口可樂在華的150億元，成為中國第一飲料品牌。在這個龐大的數字中，綠盒王老吉僅佔了10多億元，而當初加多寶的品牌租賃費用據說更是僅有300萬元/年，這難免讓廣藥這個“親身父親”心有不甘。
雙方因利益而產生的焦慮使“紅綠之爭”成為必然。對加多寶來說，儘管銷售額比例上紅罐佔據了絕對優勢，但租來的品牌始終是一個罩門。公開資料中，加多寶租用王老吉商標的期限有多個版本，但無論哪個版本，這個期限都已經不遠。
期限真假難辨與廣藥的一起腐敗案件有關。2004年，廣藥高層腐敗窩案爆發，牽扯其中的原董事長蔡志祥、總經理李益民受賄問題均與王老吉商標權續租有關。
此前的協議是否算數、雙方合同到期時間確切是何時至今不明。廣藥內部認為租期2010年5月就已到期，為此，甚至在去年底就給加多寶發去了終止租賃關係的律師函。但加多寶方面並未理會，堅稱應“通過國家正常的司法程序”進行判定。
由於談判分歧較大，廣藥集團開始另起爐灶。去年6月，原廣藥集團副總經理、子公司白雲山和記黃埔中藥總經理李楚源升任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這位廣藥新掌門人以整合白雲山內部中藥資源起家，上台數月後，就為廣藥提出了一個新戰略，即“王老吉大健康聯盟”。
在這個構想之下，廣藥旗下眾多涼茶、潤喉糖、藥酒、藥妝等健康產品都將納入其中。換言之，未來廣藥旗下其他涼茶等健康產品都有可能打包納入最出名產品王老吉的渠道。這也是香港同興藥業感到利益受損的一個方面。
在今年王老吉藥業代理白雲山涼茶銷售的發布會上，廣藥高層也透露，此次讓白雲山涼茶“搭順風車”的舉動，只是“一體化”運作的第一步。
老字號歸屬成謎
隨著紅罐王老吉租期終結日近，王老吉品牌統一之路越發難測。投入巨資做大紅罐王老吉的加多寶顯然不願將成果拱手讓人，“親老子”廣藥也是志在必得。“紅綠”之爭時，針對王老吉品牌歸屬問題李楚源就曾強勢表示：“我兒子永遠是我的兒子。”
按照業界研判，廣藥也並非真的想收回紅罐王老吉，其試圖通過“提出終止合作”的手段，達到兩個目的：一是抬高繼續合作的租賃價格，二是擴大合作的內容，不排除再租賃其他非藥類品牌資源共同做大涼茶產業。搬出可口可樂也是提高籌碼之一。更何況，廣藥手裡還有同樣做涼茶的白雲山、潘高壽等品牌資源，整合之後擁有巨大的市場想像空間。廣藥更是深知紅罐王老吉對於加多寶意味著什麼。
但加多寶也並非沒有反制手段。無論是多年積累下的渠道資源和管理經驗，還是與同興藥業若隱若現的緊密聯繫，都使廣藥強行收回王老吉品牌面臨魚死網破的威脅。何況半道殺出的王健儀手中還握著另一把殺手鐧—廣藥與香港王老吉簽訂的海外品牌使用權也將在2012年到期，而此前王健儀已對外表態稱不會續約，這無疑讓廣藥的海外拓展壓力陡增。
這場博弈中看似弱勢的加多寶可能還有其他籌碼。有前加多寶員工稱，大股東同興藥業出資人中不少都與陳鴻道關係密切，陳其實是同興藥業及加多寶的實際控制人。2005年加多寶在福建建廠時，陪同陳考察的就是同興藥業董事黃光漢。
坊間也傳聞，同興藥業與廣藥合資，其實是陳鴻道染指王老吉品牌的曲線方式。王老吉藥業內刊《王老吉天地》曾披露，去年3月25日同興派駐的數位董事辭任，除王健儀新任董事長外，還有景雨淮等人繼任董事，而景雨淮正是加多寶2008年遷都北京的發言人。
3月29日，廣藥集團召開旗下兩個上市公司的2010年報發佈會。對於外界最關心的王老吉品牌走勢，廣藥高管依舊顧左右而言他。而在3月23日的王老吉藥業董事會上，身為董事長王健儀並沒出席。
在上百億的利益面前，王老吉的後繼者們似乎沒有誰願意消消火氣去妥協。

誰的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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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賣了我的隱私？

1 : GS(14)@2011-04-10 22:53:46

http://www.nbweekly.com/news/world/201103/13895.aspx
在互聯網時代，數據挖掘和窺探隱私這種活動，就如同18世紀哲學家傑裡米·邊沁所描述的“全景式監獄”一般，犯人時刻感覺到有一雙眼睛在監視他們，卻看不到監視來自何方。

文_Joel Stein 編譯_凌奧幸
在我將自己的名字和電子郵箱地址告訴麥克·費提克三個小時後，這位Reputation.com的首席執行官便輕而易舉地報出了我的社會保險號。“我們早就拿到這串數字了，只是我一直忙著沒給你打電話而已。”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一直在研究各大公司在網上暗中蒐集個人數據的行為。這些公司通過收集我所瀏覽的網頁、購買的產品、Facebook照片、持有的保修卡和會員卡，以及在線收聽的音樂甚至是我所訂閱的雜誌，從而分析出我的個人信息和興趣偏好。
根據類似的數據蒐集，即使沒有見過我本人，網站也可以像偵探一般描述出我的樣貌。例如在谷歌的定向廣告服務商看來，我是一個喜歡政治的人，愛吃亞洲食品，習慣噴香水，愛看名人八卦及動畫片，對“書籍與文學”或“人類與社會”不感興趣（這兩點並不屬實）。
而在雅虎的描述中，我是一個36-45歲之間的男人，使用蘋果Mac電腦，熱愛曲棍球、饒舌和搖滾樂，喜歡研究子女教育之術、食譜、服裝以及化妝品。雖然六年前我就已搬到洛杉磯，但雅虎仍認為我是個紐約人。
位於德克薩斯的數據營銷公司“聯盟數據”則掌握了跟我有關的一些財務數據，比如說：我現年39歲，大學畢業，猶太血統，一年收入至少有12萬美元，是忠實的網上商店消費者，但是每件物品的花費平均只有25美元，它甚至知道我在2010年10月10日花180美元買了套內衣。
位於曼哈頓的EXelate是個人信息數據交換平台。在它看來，我的個人財富不菲，旅行目的地基本都在美國國內。而EXelate的競爭對手BlueKai則認為我智商較高，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願意花錢租用運動款車型（當然，這一點也不盡正確）。而且，由於我曾在HerRoom.com上為妻子買過180美元的東西，它便認為我是一個18到19歲之間的姑娘。
像上述所說的這些公司，我還可以找出很多。由於彼此的側重不同，它們對我的描述、評價也各不相同。這些和我有關的信息不管正確與否，都會以每條不到1美分的價格賣給廣告商，後者再根據這些對我的描述，定期向我發送廣告郵件、產品目錄或信用卡辦理信息。在過去的幾年裡，類似這樣的信息買賣在美國大行其道，其市值已經達到了驚人的數十億美元。
互聯網上的洪水猛獸
對於美國參議院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小組委員會會長約翰·克里來說，這個行業亟需得到管控，而他也正準備提交一份法案，要求該行業嚴管個人信息，防止黑客盜用。在克里看來，“（這個行業）沒有行業規範和標準，也沒有建立起任何保護個人隱私的方法。”
參議院有關個人隱私的系列聽證會於今年3月16日開始，聯邦貿易委員會也參與其中。該機構之前已經發佈過一份報告，要求主要瀏覽器運營商制定一套技術，允許用戶選擇自己的信息免受第三方公司收集。但即使類似的政策被強制實施，亞馬遜公司如果想要記錄你的過往在線購買記錄並向你提供“推薦購買”，依然是合法行為；而美國運通公司也可以通過你最近的一次“古怪”購買行為，來判定你的信用卡是否已遭盜用。當然，如果上述兩大公司不經你的允許便將信息透露給第三方公司，則可視為違法。
不經用戶同意擅自使用他們的信息並從中牟利，其實並不新鮮。早在電話、郵政時代，這樣的市場銷售方式便業已存在。而竊取他人隱私的行為，則早已被法學家們認定為公民私生活中的巨大威脅。1890年，美國法學家路易斯·布蘭戴斯說，不經他人允許便將其照片印刷出來，會給當事人帶來比身體傷害更大程度的精神痛苦。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信息時代，我們在享受便捷即時信息的同時，也在無意中將個人信息暴露在廣闊的信息時代裡，例如你的房屋價格、離婚證明、犯罪信息甚至是給某個政客或組織的捐款記錄等等。在以前的時代，想要得知這些信息，可能需要24小時的貼身跟蹤以及朋友般的深度對談。而在互聯網年代，想要拿到這些信息，則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類似的數據、信息挖掘行為，可能會把你嚇個半死。有一次我給一位住在德克薩斯州的朋友寫郵件，提到我可能過段時間會去當地拜訪。郵件發出之後，我的收件箱立刻收到一封廣告，向我推薦一家位於該州休斯頓市的餐館。
當然沒有什麼變態狂在隨時關注我的郵箱，這只是網站設計的獨特程序，其作用是可以更方便、迅捷地向我這樣的消費者定向提供廣告。
由於定向廣告比一般廣告更加有效，網站因此索要的費用也成倍增加。相比老式的網幅圖像廣告和彈出式窗口廣告，定向廣告看起來更小巧，視覺上也沒那麼強的侵略性，很多網站為了不犧牲頁面內容的質量，往往轉而靠這樣的廣告營利。除此以外，我作為一名消費者，實際上是與其他999名同樣即將前往休斯頓的消費者被打包提供給了廣告商。而在定向發佈廣告的過程中，並沒有專人負責查看每一個類似消費者的全部個人介紹，廣告商們關心的不是我這個人，而是我“即將前往休斯頓”的行為。
基於這一論點，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教授瑞恩·卡羅爾認為，此類數據挖掘和蒐集，並不會給消費者帶來實際的傷害。“被人追蹤的感覺並不好受，但是這種類型的隱私權侵犯並不一定意味著傷害。”
正如卡羅爾所言，數據挖掘和蒐集的真正問題在於信息的錯誤性。“如果描述你的信息出現錯誤，或許你會因此收到一些根本不需要的產品廣告，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由於這樣的錯誤信息，你沒能申請到信用卡或得到一份工作，那就是另一回事。”華盛頓非營利機構“民主與科技中心”負責人賈斯汀·布魯克曼說。
Bizo是一家專門蒐集公司高管信息的公司，其首席執行官羅素·格拉斯在談到自己所在的行業時說：“這就像我們兒童時期，都害怕隨時會從床下蹦出一個怪獸一樣，人們對未知的事物總是抱有恐懼。他們不知道，像我們這樣的公司其實根本就不清楚每個人到底是誰，我們只是需要一點點消費者的信息，好幫公司賣一些廣告。”
無處不在的監控
和往日那種如無頭蒼蠅般傳播的垃圾郵件相比，現今的數據挖掘和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定向廣告，顯得更與時俱進，並不斷進行自我革新，“定向重置”就是研發出來的一項新技術。該技術可以記錄你在網上商店瀏覽的每項商品，而當你瀏覽其他網頁時，與其相關的商品會被搜索出來，然後推薦給你。
Zappos是美國一家專門賣鞋的B2C網站，該網站曾不遺餘力地採用這種“定向重置”向消費者推薦產品，並因此為人詬病。它的一大問題就在於廣告推出得過快，好像一個百折不撓的推銷員般令人生厭。“我們把原來傳統的那一套搬到了網上，”Zappos直銷主管達靈·沙莫爾說，但是在實踐中卻發現，不經考慮地向這些人發佈廣告會招來罵聲，類似的教訓成為公司調整營銷策略的主要原因。
在新的營銷策略中，消費者收到、看到某一件新產品的廣告不會超過5次，不會長於8天。同時對於潛在的顧客，Zappos會根據他們的購買想法向其推薦類似的產品。這就好比你在亞馬遜網站上購買了一本《1984》，後者會向你推薦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樣。
對於伴隨著互聯網長大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或許期待更多的數據挖掘和使用，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個人隱私。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謝利·特克說：“我在研究中發現，青少年們對於這種無加管制的數據挖掘實際心存憂慮，他們害怕自己的學校會光顧這些信息，準備報考的大學也會拿到這些數據，甚至未來的僱主們也可以在招人之前通過這些個人信息將他們的過往查得一清二楚。”
“這和我當年成長的社會環境完全不同。小時候，我的外婆常帶我去布魯克林的自家信箱查收郵件，那時候她說只有聯邦政府有權查看我們的信箱，那樣的社會才是個互相信任的美國社會。”在特克看來，數據挖掘和窺探隱私這種活動，就如同18世紀哲學家傑裡米·邊沁所描述的“全景式監獄”一般，囚禁其中的犯人時刻感覺有一雙眼睛監視著他們，但卻看不到這種監視來自何方。
當然，我們每個人的身份信息，從來就沒有完全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朋友手中存有的信件，死敵口中述說的故事，甚至是在校期間拍攝的年鑑照片，都時時刻刻向外界描述著我們每個人的不同面。如果刨去這樣的互動，也便等同與社會脫離。
這樣的論點給數據挖掘公司提供了很好的反擊策略。在這些公司看來，既然我可以在社交網站上顯擺自己披金戴銀的照片，或者將自己想要個孩子但是妻子不願意的家庭糾紛在專欄文章裡抱怨，那為什麼還要埋怨自己收到了關於休斯頓餐館的廣告？
我的回答是：在個人自願基礎上自我發佈的信息是沒問題的，但是我不接受第三方暗地裡蒐集我的信息。因為即使是最自戀的人，也需要一點自我隱私的空間。正如Facebook首席技術官佈雷特·泰勒所說：“分享和跟蹤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對於那些數據挖掘公司來說，Facebook簡直是業界最大的福音，集成了最有價值的個人數據信息。Facebook本身並不出售這些數據信息，但是數據挖掘公司可以整合你在Facebook上的公共信息，並售賣給感興趣的第三方客戶。
在整合個人信息領域，能跟Facebook匹敵的公司只有谷歌。谷歌一直宣揚自己對用戶隱私保護的重視，並將用戶信息分門別類：一類是跟用戶個人賬戶有關的年齡、性別、電郵地址等信息，這些信息也是用來申請Gmail以及博客賬號的主要內容；另一類則是與用戶個人電腦相關的登錄數據，從中可以得到用戶的搜索、瀏覽歷史。這些信息會被數據追蹤人以及廣告代理公司蒐集出來並大加利用，唯一的應對方法就是在谷歌面板中改變自己的設置，或者使用“廣告偏好設置”工具，自行設定或關閉自己所想要看的廣告類別。
谷歌的法律顧問尼克爾認為，公司設計這些工具主要針對那些對數據整合使用一無所知的用戶。“當我作為用戶登錄Time.com的網頁時，以為只有該網站可以蒐集我的用戶數據，但實際上，頁面上所有的廣告背後還隱藏著相關公司設計的代碼，用以收集你的信息。很多時候，你甚至不知道那些廣告之後的廣告商到底是誰。”尼克爾說。
蒐集和反蒐集
為了瞭解數據挖掘的整個過程，我下載了Ghostery這一瀏覽器插件，它可以幫助用戶瞭解到底是什麼樣的觀察者在觀察自己。每當你打開一個新的網頁，這個插件就會彈出一個小頁面，列舉出此時數據追蹤程序正在檢索的信息。我嘗試登錄Time.com網頁，發現在任何時間都同時有四個數據追蹤公司的程序在檢索我的信息。
對於這樣的數據挖掘，大眾也表現過一些反抗舉動，例如去年數千名Facebook用戶就曾向他們的朋友發出信息，告之不要使用Spokeo.com這個網站，因為它是有史以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狗仔隊”，這個網站會公佈你的年齡、職業、地址甚至是住家照片。
但對於該網站的創建者哈里森·唐來說，公眾還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瞭解數據挖掘活動。“20世紀90年代，如果有人說我要把自己的照片放到網上讓每個人都能看見，別人肯定以為他是個瘋子。但是看看現在，每個人都在這麼做。互聯網正變得越來越開放，世界各地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你我之間的距離也隨之縮小。如果每個人都是一個由高牆包圍的花園，那麼互聯網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對唐的話毫無異議，但問題是這個“花園”變得越來越容易被外界打擾，你的政治捐款、住宅價值全都向外界公開。“原本，我們每個人都是默認的隱私個體，他人通過一番努力才能獲取我們的信息。而現在情況完全發生變化了，個人信息公開是默認狀態，保護隱私才要下一番苦功。”電子前沿基金會的高級律師李·提恩說，輕鬆可得的個人數據信息，如果被恐怖分子或者邪惡組織獲得，那將會對他人的安全帶來威脅。
其他一些國家在面對數據挖掘時，採取了更為嚴厲的監管措施。例如在捷克，谷歌的“街景服務”被禁止使用。而在德國，雖然此項服務准許使用，但是民眾可以申請不讓自己的住房出現在街景圖片上。截至去年11月，已有近25萬人要求不要登上該地圖。歐盟負責司法事務的維維亞娜·雷丁則將要向歐盟提交一份議案，允許人們更正和消除網上有關自身的信息。“每個人都有權被人遺忘。歐洲人在上世紀大多有著痛苦的歷史，所以對於這種個人數據信息的蒐集顯得更加敏感。”
在“9·11”事件後，美國對於安全問題的關注似乎壓倒了隱私權的保護，但現在，相關問題被提交到了國會。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瓊·雷柏耶特一直致力於呼籲各大網絡公司停止類似的活動。他說：“現在人們上網時，常常會顧慮隱私問題，因而不敢嘗試新鮮事物。這是公眾隱私得不到保護的後果。”
奇怪的是，我對數據挖掘瞭解得越深，擔憂也就越少—他們實際並不會拿這些數據做出一些對我有害的事情。但是，個人數據信息需要嚴加管理以保護一些弱勢群體的安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本文作者Joel Stein為《時代週刊》定期撰稿人）

誰賣賣了了我我的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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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港蔬菜內銷之謎

1 : GS(14)@2011-04-10 22:54:33

http://www.nbweekly.com/news/china/201104/14006.aspx
內地消費者對供港蔬菜的信任，源於一套從田間到餐桌的嚴厲監管體系，生產者一旦違規就會面臨來自監管方的懲罰，甚至被列入黑名單。

廣州某超市裡銷售的供港蔬菜吸引了眾多顧客
南都週刊記者_曾向榮實習生_曾明瑞廣州、香港報導
身份之謎
每隔一週，白領Catherine要去位於廣州中華廣場的taste超市“掃貨”。
在這家總部位於香港的高端食品超市，能買到供港蔬菜，異常關注餐桌安全的Catherine，於是成了這裡的常客。
taste超市設立了一塊專區，“供港蔬菜”的紅色標誌格外醒目，番茄、西蘭花、青椒、生菜等等，種類齊全。供港蔬菜品種大概有80個，供港蔬菜的銷量約佔taste蔬菜總銷量的一半。
與普通蔬菜相比，供港蔬菜的價格會高一些，比如一斤生菜4.98元，一斤四季豆12.8元，一斤椰菜也要花上2.98元，一個西蘭花要3.5元。相比之下，在廣州普通的農貿市場，生菜1.2元/斤，四季豆4元/斤，椰菜0.4元/斤，西蘭花2.4元/斤。（廣州江南果菜市場3月29日數據）
雖然價格不菲，但Catherine有自己的一套算法，她告訴記者，與那些標註了“有機”、“綠色”的蔬菜相比，供港蔬菜的價格還是便宜不少。以蒜芯為例，每斤有機蒜芯超過29元，而供港蔬菜的蒜芯，每斤價格還不到它的一半，在12元左右。
在Catherine看來，供港蔬菜是餐桌安全的代名詞，沒有受到污染，農藥殘留不超標，而且口感也有保證。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南都週刊記者請教了國家現代蔬菜產業技術體系崗位科學家、華南農業大學教授陳日遠，他曾把多種品牌供港蔬菜，引薦到廣州的幾家超市。
據其介紹，從國家認證的角度看，蔬菜主要分三大類：無公害蔬菜、綠色蔬菜、有機蔬菜。供港蔬菜是特指供給香港的蔬菜，在現有的認證體系中，並沒有這一稱呼。
“供港蔬菜其實是無公害蔬菜的一種，它只是在監管上比較嚴厲。我們的一些無公害蔬菜雖然貼了無公害的標籤，但如果監管不到位的話，實際上可能達不到無公害的標準。而供港蔬菜整套系統監管得比較好，保證了它是真正的無公害蔬菜。”陳日遠分析道。
至於價格低於綠色蔬菜的原因，taste超市所屬的百佳中國區總部公關部解釋說，由於百佳認證的農場在內地，香港售賣的供港蔬菜要經過運輸、出口等環節，因此內地的零售價要低於香港。從標誌看出，這些蔬菜的產地除了廣東，還有昆明、浙江和山東等地。
類似的供港蔬菜在內地市場還不多見，那些供港蔬菜企業在供港之餘，或者計劃在內地打造品牌的，才會在內地市場少量供應此類蔬菜。
在東莞石碣鎮沙腰村的一家蔬菜種植基地，記者見到了梁亞松，他是東莞全農蔬果種植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熟諳蔬菜市場。
梁亞松認為：“通過這麼多年供給香港，供港蔬菜已經成為一個標準。從種植、分揀到加工整個流程，這個標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首先是安全的，另外又有良好的口味，因此很容易得到消費者的好感。”
安全第一
像Catherine這樣的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安全性，具體就是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方面。
當前，香港食物安全中心採用的農殘標準，是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釐定的最高殘餘限量。如果超出最高殘餘限量，則意味著在施用農藥方面有不足之處或食物已受污染。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由聯合國糧農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共同建立，其轄下的農藥殘留法典委員會負責釐定農藥的最高殘餘限量，當前其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有3300多項，並且不時修訂和公佈有關限量。而中國內地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僅807項，相比之下，當下香港採用農藥殘留限量標準嚴格得多。
百佳中國區總部公關部也表示，taste超市銷售的內銷供港蔬菜，在農殘方面符合香港標準。所售供港蔬菜來源於百佳認證農場，香港店舖和在廣州taste超市所售供港蔬菜沒有區別，質監專員會定期去農場進行監督管理、指導農場蔬菜種植，包括農藥的使用監管。
對此，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生署發言人向南都週刊記者證實，“所有從內地進口的蔬菜，均須來自供港註冊菜場及生產加工企業，並附有《供港澳蔬菜出貨清單》及在運輸或銷售包裝上有適當的標籤，以便溯源。”
這意味著所有的供港蔬菜都需要有“出生證”，必須出自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香港方面認可的供港蔬菜備案基地。
供港蔬菜基地備案制度建立之前，供港蔬菜出現的違規收購、瞞報、夾帶等報導常見諸報端。針對上述監管難題，從2007年10月開始，國家質檢總局對所有供港蔬菜種植基地實行檢驗檢疫備案制度，供港蔬菜的運輸包裝必須加施標誌，以便能夠追溯，一套從源頭就開始控制生產質量的監管模式初現雛形。
根據南方都市報報導，供港蔬菜和內地販賣的蔬菜由不同的檢疫局負責檢疫，檢驗標準也不一樣，比如赴港蔬菜重金屬含量要求是0.01，內銷的蔬菜重金屬含量卻是0.02。
廣州一家供港蔬菜種植企業的管理人員表示，“土壤中有沒有重金屬等指標，在備案時就已經做過檢查，平時檢疫部門還會上門來抽檢有沒有使用違規的農藥。其實，我們自己也清楚，種出來的菜要銷往香港，所以就必須按照對方的要求做，這已成為我們的共識了。”
從土壤到水源，到整個生產環節的把關，農藥的使用，這些備案基地都有一套完整的監管系統。每個備案基地都有相對應的信息，包括名稱、地址，以及種植品種、面積等。這些備案基地種植出來的蔬菜才有資格出口到香港。
“如果你的種植基地登記的是西蘭花，那麼你只能出口西蘭花，換成別的蔬菜就違規了。”陳日遠解釋說。
在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負責監管所有食物的安全。從種植基地的生產活動至入口、批發和零售各個層面，食物安全中心都要負責控制、監測和預防食物危害，他們會定期到訪內地供港蔬菜種植基地，檢查其生產流程是否符合供港食物的檢驗衛生要求。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從批發及零售層面抽取蔬菜樣本送往政府化驗，進行農藥殘留測試，以及重金屬測試。
陸運的內地供港蔬菜，必須經文錦渡口岸進口，2009年數據顯示，每天這裡有1600噸蔬菜等待運往香港，約佔香港市場的90%。港方的衛生督察將檢查載運蔬菜貨車的封識，查核有關文件是否貨證相符及檢驗食物，並在有需要時抽取樣本進行農藥殘餘檢測。如果發現貨證不符或懷疑食物來源有問題，衛生督察會扣檢該批次的蔬菜，待檢測結果滿意才放行。同時，中心將通報內地相關部門進行跟進，並把有關生產加工企業和載運蔬菜貨車的號碼列入黑名單，以便下次進口時進行扣檢。
在嚴厲的監管高壓線前，違規的後果就是被除名，代價太大，生產者自然不敢鋌而走險。“這一監管體系的運轉，對於生產者來說是一種威懾，如果生產者違規，他們就會面臨來自監管方的懲罰，甚至被列入黑名單，停止其市場准入資格，這樣他的產品就不能出口供港。”陳日遠說，“從源頭進行控制，對流通環節和加工環節都監管起來，再加上不定期的抽檢和檢查，這樣讓生產者形成了自律意識，最終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口感問題
供港蔬菜的另一大吸引力在於良好的口感。即便是與一些“綠色”蔬菜相比，供港蔬菜也頗具競爭力。Catherine在一家超市購買過某品牌的綠色生菜，每斤要價7.5元，比供港生菜貴了兩元多。吃後發現，這種綠色生菜沒有供港生菜的那股甜味。Catherine感覺上當，但只能用腳投票，從此不敢再買這類“綠色蔬菜”了。
對此，梁亞松介紹，就無公害蔬菜而言，不一定味道好，無公害解決了蔬菜的污染問題，但沒法解決口感問題。口感取決於種植的區域。“比如在寧夏，晝夜溫差比較大，種出來的蔬菜就會比較甜，這往往需要一些天然的條件。”
從技術上看，施肥時氮、磷、鉀合理搭配，有機肥和無機肥結合得當，這有助於改善蔬菜的口感，但最主要的決定因素是氣候，晝夜溫差大，種出來的蔬菜品質自然就好得多。
於是，在晝夜溫差大、陽光充足的寧夏、雲南、海南等地，留下了更多供港蔬菜商的足跡。
出口轉內銷
種植企業把供港蔬菜銷售到內地市場，就跟出口企業的工業產品轉內銷一樣，政策層面並沒有限定，是企業的自主行為。
目前這種現象正在成為一股趨勢。不只是廣州，據媒體報導，深圳、佛山、武漢等地都能買到供港蔬菜，但對港輸送仍然是主流。
“我們公司外銷達到90%，佔絕對多數，這個比例目前是很難改變的，希望將來內地市場會越來越好。”梁亞松所在的東莞全農蔬果種植有限公司，兩年前開始做蔬菜內銷，並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但內銷比例只佔到10%左右。
在注重發展工業的廣東東莞，沙腰村是一個特例，這裡成片的土地都是供港蔬菜基地，而來自全國的客戶都會來到梁亞松的示範基地，或者購買農產品，或者觀摩獲取經驗。
梁亞松估計，供港蔬菜商的內銷市場需要逐步擴大。隨著香港市場的逐漸飽和，企業要發展壯大，自然得依賴內地市場。
“做內銷市場，關鍵是渠道。”渠道主要有農貿市場、超市、自營專賣店，兩年下來，梁亞松發現，做得最好的是超市，其次是自營的專賣店，“賣菜的渠道難建就在於，蔬菜這個東西稍微特別一點，似乎不能跟普通蔬菜在同一個渠道出現，因為傳統的思維、消費習慣和消費意識很難去改變。”
“商家利用了消費者認為‘供港的東西都是好的’這樣的心理來進行銷售，而消費者也認為這樣的蔬菜是比內地的安全，那麼它的品牌價值也就體現出來了。”陳日遠分析說。
於是，在食品安全備受關注的今天，供港蔬菜應運而生。

供港蔬菜內銷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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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電裸奔

1 : GS(14)@2011-04-10 22:56:36

http://www.nbweekly.com/news/special/201103/13702.aspx
二代改進技術和第三代技術掩護下，中國核電機組尚未出現超過二級的安全事故。表面的風平浪靜下是法律的真空地帶。

在建中的台山核電站1號機組
南都週刊記者_沈玎季天琴上海報導
自上世紀50年代第一座核電廠——俄羅斯的奧布靈斯克核電站運行以來，據美國核能研究所（NEI）最新統計，截至2011年1月，全球29個國家共有442台運行核電機組，還有65座核電站在建。其中，中國在建的反應堆達28座，約佔全球在建核反應堆總數的40%。
日本福島的核洩漏危機，讓中國政府對核電站作出重新審視。「我們會吸取日本方面的一些教訓，」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稱，「但是我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不會改變。」
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2011年將開工建設首個內陸核電，併力爭2015年投產首台內陸機組。到2015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將達到4294萬千瓦，2020年達到9000萬千瓦。
「新三代」還是「二代改」
早在2月7日，東京電力公司曾完成了對於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分析報告。報告稱，機組已經服役40年，出現了一系列老化現象。「福島核電站1號機組設計壽命是40年，今年3月到期。」
不過，東京電力公司並沒有選擇關閉該核電站，而是為其制定了20年的延期方案。這個決定，被認為是導致核事故的因素之一。地震發生後，應急柴油機組在喪失外電源的時候，沒有啟動。
「國內沒有福島這種沸水堆型的核電站。」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副總工程師陳曉秋向南都週刊記者解釋說。我國目前在運行的13台核電機組，都是
上世紀80年代從國外引進的第二代改進型壓水堆，核電技術安全性在近幾十年中得到了持續改進。以中國大陸第一座核電站——1985年3月20日開工的秦山
核電站為例，其3個機組分別為壓水堆和冷水堆。
「福島核電站採用的是二代核電技術，其最大問題就在於遇緊急情況停堆後，須啟用備用電源帶動冷卻水循環散熱。」中電投（中國電力投資集團）總經理陸啟洲也強調說，「目前中國正在沿海建設並將向內陸推廣的第三代AP1000核電技術，則不存在這個問題。」
第三代AP1000技術，是美國西屋公司的設計。相比第二代，技術最核心的進步就是採用了「非能動」安全系統，一旦遭遇緊急情況，不需要交流電源和應急發電機，僅利用地球引力、物質重力等自然現象就可驅動核電廠的安全系統。
2006年，美國西屋公司在中國第三代核電招標中成為贏家。中國也成為該技術「第一個吃螃蟹」的國家。當時，據《第一財經日報》及其他媒體廣泛報導，西屋勝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報價較低，同時AP1000採用「減法」方案，簡化了系統設計。
該反應堆技術將在浙江三門核電站和山東海陽核電站中首次使用，並作為未來國內核電產業的主流技術。
「福島核電站事故表明，在緊急情況下，應急柴油機啟動這種主動安全模式是靠不住的。」國務院研究室副司長范必在微博中指出。
今年年初，范必曾撰文支持第三代AP1000技術，「二代機型缺乏預防類似前蘇聯切爾諾貝利和美國三里島核電站嚴重事故的安全措施。目前，國際上特別是發達國家新建核電廠大都採用第三代技術。」
不過，雖然理論上講，第三代技術的安全水平高於二代，但是像AP1000這樣的革新型機型，目前首堆工程的鋼安全殼還未封頂，安全性及經濟性都沒有得到工程實踐驗證。
根據《核電信息週刊》透露，2009年，西屋在美國進行的AP1000機組的主泵空載試驗以失敗告終，具體表現為葉輪或軸承裂縫或斷裂，後來進行了
改進，但仍然出現密封失效等問題，隨後西屋發言人稱要改變反應堆冷卻劑泵設計。直到去年5月主泵第三次中間試驗取得初步成功。核電專家張祿慶指
出，AP1000「還談不上是成熟的商用技術」。
在西屋AP1000主泵空載試驗失敗當年，中核總經理康日新因涉嫌干涉核電招標被免除職務，中核內部人士稱其涉及2006年浙江三門、廣東陽江核電招標洩密案，前者正是採用AP1000技術。
與此同時，中國核電市場也是巨頭博弈之地。雖然AP1000是中國規定引進的三代核電技術，但尚未經實踐檢驗，其主要載體、研發平台——國核（國家
核電技術公司）並沒有核電運營牌照。因此，當中國並未強制運營商統一核電技術時，第二大運營商中廣核（中國廣東核電集團）的「二代改」CPR1000改進
型壓水堆技術已在國內落地生根。
CPR1000技術源於從法國阿海琺引進的二代技術M310，即大亞灣的反應堆技術。M310因經濟性和安全性上佳成為二代技術的佼佼者。中廣核對其作了較小的改動，從而很早獲批，並最先運用於2003年的嶺澳一期，至今一直安全運行。
中國最大核電運營商——中核（中國核工業集團）也從M310先後發展出兩項改進型壓水堆技術CNP600和CNP1000，但因遲遲無法獲得安全認證，不得已只好回頭採用老對手中廣核的CPR1000技術。
就安全性來說，二代改進型比原來的二代有明顯的進步，擁有反應堆壓力容器低洩漏設計、堆坑注水技術防止爐芯熔穿等特點，這也是兩大核電企業不願意輕易放棄二代加的主要原因。
「我們需要從福島核事故中總結經驗和教訓。」目前中廣核正在對日本核洩漏事件進行跟蹤評估。從核電站選址、技術選址，到防護管理及應急制度體系的完善，日本核事故已為中國核電事業發展「及時地上了一課」。
從沿海到內陸
安全問題是困擾核電發展的最大命脈，一旦發生核電事故，對於一個國家的核電戰略將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歷史上，美國就曾因為三里島事件，在30 年時間內沒有建過一座核電站。
「目前在我國，一個核電站從普選廠址到動工建設往往需要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安全性的反覆論證。」中廣核一位參與核電站設計工
作的人士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採訪時表示，「一個核電站要獲得批准必須獲得多個國家部門的多次批覆，所需各種材料幾乎可以堆積成小山。」
與普通火電廠不同，核電廠的選址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多，不僅包括地震、洪水、土工、極端氣象條件、飛機墜毀、化學爆炸等等外部事件，也包括自然環境、水文環境、人口密度、人口分佈等環境人文因素。
「例如，核電廠的設計應該能夠防範地震、洪水等外部事件對核電廠安全的潛在威脅；對於使用水作為冷卻劑的反應堆而言，需要有足夠的冷卻水源；同時，
核電廠所在地區人口密度不宜過高，並且應具備建設應急撤離道路的條件。」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教授曲靜原表示，「另外，還要考慮自然生態以及水
資源保護等方面的問題。」
中廣核方面對記者表示，該集團所屬的核電站，在廠址選擇及設計階段已充分考慮了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因素，多選擇沿海地質結構穩定區域。
在廠址選擇階段，一般是由具備相關資質的設計院，對某地區可能具有建設條件的區域進行普查，並提出多個可供比選的區域。然後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優選出一或兩個候選廠址。在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獲得審批後，項目投資方方可組織編寫項目建議書。
根據中國《核電廠環境輻射防護規定》，核電廠周圍應設置非居住區和規劃限制區，非居住區的半徑不小於500米；規劃限制區的半徑一般不小於5公里。
其中，規劃限制區內必須限制人口的機械增長，對該區域內的新建和擴建項目加以引導或限制，以保證在事故情況下能夠有效地採取防護措施。
雖然中國現有核電站均位於沿海地帶，但中國內陸建設核電的熱情大有後來居上之意。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重慶、四川、甘肅、吉林在內的多個內陸省市，都已向國務院提出了建設核電站的計劃。在中國共計40多個通過初審的核電項目中，內陸廠址佔比約為75%。
目前，湖南益明桃花江、湖北大畈、江西帽子山等三家核電站正在為爭得中國內陸首座核電站的名號而作準備。上述三家核電站均已完成前期建設核准，只待建設批文一到，即可全面開工。
截止到2010年年底，我國已投運13台核電機組，容量超過1000萬千瓦，還有近30個電站上百台機組在進行前期籌劃或是等待核准當中。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預計將在8750萬千瓦左右，樂觀估計下可達1億千瓦。
金元證券研究所的分析師陳光明指出：「中國未來較大的電力需求、能源環境問題，以及經濟性問題等因素，造就了我國核電發展的剛性需求。而運營商在利益驅動下，搶佔先機，以及對低成本鈾資源的利用，是核電建設的助推器。」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於中國各省市日趨高漲的核熱情，福島核事故可謂是當頭棒喝，特別是對內陸核電站而言。沿海地區在突發情況尚可用海水應急冷卻，那麼內陸核電站怎麼辦？
目前中國內陸核電的選址原則仍是建在水源處，湖南、湖北、江西三處即將開工的核電站站址都臨湖。相對於水資源充足的海洋，湖泊面積要小很多。從技術上來看，無論湖南、湖北等地的核電站，都採用更為節水的AP1000技術。
為保證不破壞湖泊生態系統，必須再建冷卻塔，不能像臨海核電站那樣直接把冷卻水排入海內。國際經驗表明，內陸核電站增加一個冷卻塔，並沒使其安全風險大於臨海核電站。全世界在運的核電機組中，大約50%屬於濱河、濱湖的內陸核電站，而目前這些內陸核電站的運行業績良好。
中國核能動力學會經濟專業委員會原主任溫鴻鈞表示：「沿海有沿海的地震問題，內陸有內陸的地震問題，這與內陸和沿海沒有關係，主要是注意避開地質斷裂帶建廠。」
不過，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也指出，內陸的江河湖泊，往往同時也是很多居民的飲用水源，並廣泛用於農業灌溉等用途，因此對於排放物安全性更加敏感。
在中國環境保護部修訂的《核動力廠環境輻射防護規定》中，就要求內陸核電選址必須避開水源保護區，並規定液態放射性流出物排放的濃度，要比濱海核電廠低一個量級（10倍）以上。
大力發展和閉口不談
中國各地區積極建設核電站的熱情不難理解。近幾年來，中國許多省份在冬夏兩季均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電荒，而在節能減排「苛刻」的目標下，碳排放接近零而經濟效益極高的核電站無疑是一個完美的選擇。
核電站主要收益來自於賣電。得益於單位發電量下燃料成本的低廉，核電站發電成本遠低於火電。據瞭解，核電燃料成本約為0.1元/度，而火電燃料成本
為0.3元/度。湖北大畈核電站（尚未建成）所在地的通山縣縣委副書記王豔斌曾透露一個數據，「核電站完成後，通山當地每年的稅收可增加10億元以上」。
不過這個奇怪的產業就像一堵牆，牆內的人興奮不已，牆外的人談核色變。因建核電站而舉家搬遷的事從20年前的秦山核電站到現在，依舊在中國不斷上演。
秦山核電站還在前期建設的時候，曾發生過這樣一件讓人哭笑不得的事。一大批村民怒氣衝衝地跑到核電站去質問，為什麼他們養的蠶都無緣無故地死了。
核電站的負責人有口難辯，因為核電站尚處於建設期，根本還沒有任何的放射性燃料入庫。後來調查發現是一家水泥廠的煙塵對桑葉產生污染，蠶吃了被污染的桑葉才死的。就這樣，核電站背了不少日子的黑鍋。
無獨有偶，大亞灣核電站建設初期，也是跨越了無數障礙，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用三個「千」評價大亞灣的曲折歷程——千方百計、千辛萬苦、千言萬語。
1986年4月26日，位於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嚴重的放射性洩漏事故，上馬伊始的大亞灣核電站立即感受到52公里外香港居民的「衝擊波」。
借切爾諾貝利事件，香港一些團體發起簽名運動，要求抵制大亞灣核電站建設。香港《明報》甚至在社論中危言聳聽，說大亞灣核電站將使香港成為一座死港。
為消除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影響，廣東核電合營公司當年9月下旬在香港展開聲勢浩大的核電宣傳和解釋工作，這才開始漸漸打消港人的顧慮。
1994年2月1日，大亞灣核電站一號機組正式投入商業運行。當年，大亞灣核電站獲美國《國際電力》雜誌「1994年度電站大獎」，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5座獲獎電站中唯一獲獎的核電站。
不過就在去年5月，有香港媒體又曝出深圳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洩漏事件，曾經一度引發恐慌。有專家後來解釋稱：大亞灣核電站2號機組出現的問題，是一根燃料棒的包殼出現了裂紋，導致一回路放射性水平有所升高，採取措施後，很快恢復了正常。
但是時隔不到半年，大亞灣核電廠1號反應堆在2010年10月23日又發生一起核洩漏事件，引起軒然大波。
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稱：大亞灣核電站1號機組按計劃於2010年10月22日開始第14次停機換料大修。在23日的例行檢查中，發現大
修時使用的餘熱排出系統的一段管道附近地面有少量硼結晶，經過仔細查找，於2010年10月26日下午確認該管道上有一處缺陷。
公告稱，工作人員吸收不多於2毫希輻射量，相當於照20次X光的劑量。事故屬於「1級核電站運行事件」，較去年5月燃料棒事故嚴重。
按照國際慣例，核電事故分七級，從第五級到第七級才叫事故，第一級到第四級被稱為事件，而其中，零級和一級是被允許的。當年切爾諾貝利以及美國三里
島核電事故，分別達到七級和五級。而迄今為止，中國核電機組尚未出現超過二級的安全事故。從環保部網站的國家核安全局文件中，記者瞭解到，最近三年以來，
僅有幾起針對半耗材——核電閥門供應商的批評，主要系生產過程的不規範等原因。
對中國核電站的不信任，在很多當地居民的口口相傳中，更加聳人聽聞。長期考察核電站的華彩諮詢總裁白萬綱聲稱，他每到一個地方，當地的飯店服務員和出租車司機都會對他講述一堆諸如「核電站的某某得了癌症了，某某家的牲畜死了」等話題。
事實上，核電站的輻射比公眾日常受到的天然輻射還低，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主任陳建民告訴記者，「一個在核電廠發散出來的輻射，遠遠低於工廠的大煙囪裡排出的輻射量。」
「對於核廢料的問題，中國採取不宣傳、不聲張的方式，各地政府非常害怕把這個事說清楚，怕影響噹地招商引資的小氣候，因此，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會對核
問題進行探討。」對此，白萬綱表示，「中國民眾的恐慌與歐美不同，歐美多是來自一些激進的NGO組織煽動，而中國的特點是，對核的恐怖來自於政府的迴避，
所以民眾會越想越害怕。」
真正的問題
與民眾想當然的談核色變相比，高盛分析師吳佳鑫提到了中國核電發展的三個難以迴避的問題。
據吳介紹，二代改技術核電站，每台機組需要400名左右專業操作人員，而國內開設核動力專業的四所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爾濱工程
大學）每年只能培養至多400名畢業生。「我們從中廣核和中核瞭解到，為解決人才問題，他們自己對員工進行培訓，從而解決專業限制問題。」吳佳鑫認為，只
有當第三代AP1000（操作人員僅數十人）成為主流時，人才缺口的問題才能有望解決。
其二是核廢料處理。目前中國在甘肅和廣東各有一座核廢料處置場，各可存放核廢料8000立方米。「考慮到每百萬千瓦核電站將每年產生核廢料100立方米，我們預計兩座處置場將在2020 年前後達到飽和。」
其三是立法空白。美國早在1945年就制定了原子能法。英國和加拿大等國也在隨後頒發。類似的原子能法在瑞士、澳大利亞、日本、德國等國也相繼制
定。現在世界上有30餘個核電國家，但沒有原子能立法的國家卻很少。吳佳鑫分析：「如果原子能法不能如期頒佈，我國核能發展將會面臨一系列瓶頸。諸如多頭
管理導致效率低下且權責不清，核廢料處置無法可依，核燃料、核設備進出口無章可循等。」據《中國能源報》報導，由工業和信息化部牽頭起草的《原子能法》，
受到了國家重視，國務院法制辦已經把《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列在了較為優先的位置。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核動力研究設計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陳炳德呼籲盡快出台《原子能法》—在「裸奔」了20餘年後，中國核電還未穿上法律的外衣。

中國核電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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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非洲

1 : GS(14)@2011-04-10 22:57:39

http://www.nbweekly.com/news/observe/201104/13970.aspx
利比亞騷亂以來，至今已有3.6萬中國公民緊急撤離，其中包括數以萬計的打工者。他們忍受著孤獨和文化差異，在非洲拿著國內數倍的待遇，但當他們回到競爭激烈的中國，等待他們的又將是迷宮一樣的未來。

2011年2月24日，從利比亞撤離的中國公民坐大型郵輪抵達希臘克里特港口

在利比亞的中資建築公司的項目已經停滯
南都週刊記者_周鵬實習生吳桂霞鄭州北京報導
2月25日凌晨，班加西大雨滂沱，寒風如刀。8天前，這座利比亞第二大城市，已經被反政府軍佔據。此時，在位於班加西城區50公里外的小鎮—蘇盧格，那些不懷好意的利比亞人已不知所終，但范隆和同事們仍堅持在營區車棚下執勤。
為了禦寒，他們點起了篝火。正是在這個夜晚，精疲力竭的他們，等到了撤退通知。
27歲的范隆，來自中國河南。去年4月，作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交集團）的一名技術人員，他被派往利比亞。當時，中交集團在蘇盧格鎮承建了5000多套住房及配套措施，為此，2000多名中國員工來到蘇盧格鎮。
但是，利比亞的戰火，讓他們不得不撤離這個淘金地。
天色剛亮，數十輛由卡車、大巴、轎車、皮卡車組成的車隊，載著范隆和他的同事們，匆匆離開了營區。2月26日，由中國政府租賃的希臘郵輪「希臘精神號」，載著2000多名乘客離開利比亞海岸，駛往希臘克里特島。除了中國公民外，船上還有233名越南人。
對於利比亞，曾在此生活了一年多的范隆，最後的印象是，那隻繫著圍巾的大玩具熊，孤零零地被遺棄在狼藉中。
戰火
在范隆的回憶中，2月15日，班加西市區就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中交集團緊急啟動了安全應急預案，除了補充生產物資，還儲備了一個月的食品、飲用水，購置了海事衛星電話。但員工們依然被要求正常上下班。
2月20日下午，陸續有身份不明的利比亞人，駕駛著破舊的皮卡車在公司營地大門外的一兩百米處聚集。他們中有人手裡拿著AK步槍，這讓范隆和同事們緊張不已。
為避免意外，中交集團當日全面停工，並將男性員工組成了9支巡邏隊，每隊100人。一輛笨重的平板卡車，被作為路障堵在營區大門處。此時，這個上千人的營區，任何人都不得隨意進出。
巡邏隊的武器只有石塊、鐵棍、鎬把。
當天下午6點左右，對面的利比亞人開始蠢蠢欲動。不時有車輛朝營區急衝過來，車裡的人偶爾還將步槍伸出窗外，朝天鳴槍。他們搶走了停放在大門外的兩輛皮卡車。
范隆記得，差不多在晚上8點時，利比亞人發動了一輪集體攻擊，「三四十輛車亮著大燈一起衝過來，有人一邊喊叫一邊鳴槍」。打前站的車，一度嘗試撞開繞上了鐵鏈的大門，但平板卡車阻止住了他們。
在那群匪徒發出更大吼聲的同時，營區裡的巡邏隊員擲出雨點密集般的石塊。攻擊沒持續多久，就草草了事。此時，已陷入混亂的蘇盧格鎮區內正槍聲四起，當地警察局早已自顧不暇。
那個夜晚，類似的攻防發生了十多回。裹著軍大衣的范隆和同伴們，拚命向外扔石頭，然後貓著身子，在圍牆下忍受著寒風。曾經有兩名襲擊者，趁亂翻進了營地，但旋即，被一名手拿菜刀奮勇沖上去的中國大漢，趕了出去。
那個晚上，蘇盧格上空掛著一輪銀亮的下弦月。事後，范隆說，「原本應該是個美好的夜晚」。
此後數日，這個盤踞在黃色沙石地上的營區，像個堅固的堡壘，抵禦住了利比亞人發起的數十次侵襲。在營區裡一個黑色大塑料桶上，有人貼上了這樣的標語—「我們是打不倒的中國人！」。
而無人駐守的工地，則是另一番景象。撤離前，范隆曾與同事去工地清點物資，小至座椅板凳，大到電腦保險櫃，幾乎所有能搬動的東西都被洗劫一空。混亂不堪的工地辦公室牆上，有利比亞人人留下了一句阿拉伯語：「我愛你們??」
淘金
但對於范隆來說，並不愛他們。利比亞，對他來說，只是一個淘金地。
在成為中交集團僱員前，范隆在成都一家建築工程公司呆了近三年，終日與建築圖紙打交道。他住在月租300元的狹小出租屋裡，用著電池已經起泡的破舊手機，每天走上半個多小時的路去上班。不斷上漲的房價和不見起色的銀行存款，讓他心情晦暗。
2010年春節前，他想改變自己捉襟見肘的生活，於是在網上投了一份求職簡歷。
幾天後，他接到了中交集團的面試電話，並順利成為僱員。公司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前往利比亞為項目部提供技術支持。范隆對此毫無異議，「我快30歲了，再不掙錢就沒機會了。」他說。
在提著旅行箱費勁走出班加西機場前，范隆對這個國家的瞭解都來自於互聯網—地處北非，大部分國土被沙漠覆蓋，盛產石油，冬季多雨，夏季炎熱。
但他能確定的是自己能掙到更多的錢了—月薪1700美元，另外還有數額不小的生活補助。這比他在成都的收入整整高了三四倍。而且，公司還提供免費食宿。
最近10年，中國與非洲國家間的經貿往來處於快速上升期。2000年的中非貿易額只有100億美元，這個數字，10年後刷新為年均1100億多美元。
中國向非洲大陸輸入了無所不包的產品：小至運動鞋、服裝、玩具，大至公路、橋樑、樓房。非洲從未像現在這樣，讓遙遠的中國人將它與財富和機遇如此緊密地聯繫起來。但中國人對非洲的瞭解，大多僅限於此。
「到了非洲後，才知道這裡有十多個國家人均GDP高於中國。」范隆說。
利比亞正是其中之一。
范隆工作所在地—蘇盧格鎮是個地廣人稀、幾乎沒有高樓的小鎮。范跟上千名中國同事生活在項目部修建的生活營區裡。
每天早晨八點，他就會乘坐公司的免費班車，趕到離營區十分鐘車程外的工地。接下來的一整天，他幾乎都趴在技術部的辦公桌上，審核校對厚厚的項目設計
圖紙。「就是檢查設計圖紙結構是否完整，水泥、石沙的搭配是否準確，對設計不合理的地方進行修改這類工作」。如果有需要，他還會到一旁的施工現場，指導工
人開展作業。
圖紙最終確認後，就會被提交給施工單位，數以千計的中國技術工人正等著將這些線條變為現實的建築。
像在許多非洲國家一樣，利比亞勞動力市場遠遠滿足不了急劇擴張中的中國公司的胃口。「當地會操作工程機械的人少之又少，更別說建築設計之類的了。」在范隆看來，主要原因是當地人習慣於自由閒散的生活節奏。
但當地人並不害怕失業—他們每個月能從政府領取大約150第納爾的生活費（1第納爾約相當於5.3元人民幣），這在當地已經足夠他們解決溫飽。
而這樣的狀況，為中國成千上萬的勞動力大軍提供了就業土壤。從建築工程師、電氣工程師、翻譯、財務人員到木工、磚工、鋼筋工、裝修工，如果能忍受異
國的環境差異，他們能掙到比國內高出不少的工資—在范隆所在的項目部，即便是普通建築工人，一個月也能掙到相當於四五千元人民幣的收入，而類似木工、裝修
工這類從事高技術含量工作的人，收入甚至在萬元以上。
范隆說，遠涉重洋來到非洲，「就是為了掙錢」。
在利比亞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就掙到了十多萬元。而在離開工作了三年的成都時，他只有不到5000元的積蓄。
特殊群體
像大多數在非洲從事建築施工的中資公司一樣，中交集團蘇盧格項目部也對員工實行集體管理。
塵土飛揚的工地和封閉式的生活營區，是這些中國員工在異國他鄉的久居之所。聊天、打籃球、在食堂看看電視，就是他們為數不多的休閒活動。如果能忍受1兆帶寬的緩慢網速，他們也能在宿舍裡上網看看新聞，在QQ上跟國內朋友聊會兒天。
中交集團在利比亞的中國籍員工有近5000名，這並非利比亞最大的中資公司—像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中國水利水電建設集團、中國鐵道建築工程總公司
這樣的大型企業，最近幾年無不在此派駐了大量員工。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的中方員工甚至超過1萬人，而這個國家的總人口也不過620萬，尚不及范的家鄉—中
國鄭州人口的一半。
在范隆眼裡，蘇盧格是個很有情調的小鎮。鎮區隨處是一兩層高融合了歐洲和阿拉伯建築風格的房屋。隨處可見的小店裡，神態悠閒的當地人成天坐在那裡，享受著一種中國人不太習慣的甜咖啡。
在遠處，機器徹夜轟鳴的建築工地裡，遠道而來的中國人，每月只有兩天休息日。
當地的低消費水平讓范隆印象深刻：1第納爾就能買到30個小臂長的面包，5第納爾就能買下一大罐黑咖啡，而不到10個第納爾，就能買一條英國產的Rothman牌香煙。
儘管營區裡雨天遍地泥坑，晴天風沙撲面，但范隆住在配置了空調、熱水器的免費宿舍裡，吃著食堂提供的免費飯菜，出門就有免費班車。
每隔一兩個月，范隆所在的技術部就會組織員工外出短途旅遊：到公司包租的農場燒烤，或者去班加西市的商業區逛街購物。夏季天氣晴朗的時候，他們甚至還會驅車前往20多公里外的地中海暢遊一番。
但當最初的新鮮感過去後，諸如生活單調、無聊寂寞一類的感受就會慢慢浮現出來。時間越長，這樣的感受就越強烈。
為了打發下班後的無聊時間，在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這樣實行禁酒的非洲國家裡，中資公司員工冒險到黑市買酒，甚至私下釀酒的情況並不鮮見。
范隆有時候會跟同事喝一種自己釀造的「柴油味很濃」的白酒。儘管難以下嚥，但酒精的誘惑，讓他們難以拒絕。
在北非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某中資公司的一位中國女翻譯阿梅說，她最難以容忍就是中資公司的集體管理模式。
2009年8月，一位在阿爾及爾的中國商人因與當地人發生口角，導致了一場集體鬥毆事件，此事最後在中國大使館的協調下才得以平息。為了避免類似事件，中資公司對員工嚴加管束，員工未經允許不能離開生活區域，更不允許獨自在外租房。
但這樣的管理制度，讓陳梅抱怨說，自己「像犯人一樣被管理著」。
這名女孩在阿爾及利亞已經待了5年。作為專業人員，她有著比大多數中資公司員工更好的生活條件—跟十多位同事住在公司提供的獨棟別墅裡。
一些在當地工作的歐洲朋友曾驚訝地問她：怎麼可以下班後還跟同事住在一起？看重個人隱私的歐洲人難以理解這樣的生活方式。他們通常租住在城市的高檔社區裡，按照自己的喜好佈置房間。陳梅曾經去拜訪過幾位朋友，那種「很有生活氣息」的環境讓她羨慕不已。
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導致的感情乃至生理需求缺失，也是這一特殊群體的常態。
一位在非洲某國中資公司的項目經理羅列了一堆抱怨：沒有酒吧、KTV、大排檔，電視節目沒勁、飲食簡單，缺乏綠葉蔬菜??他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男人普遍存在性壓抑。
這名31歲的男人在非洲呆了多年，他曾有過一次讓自己後悔不已的經歷：在一位非洲籍司機安排下，他在一位性工作者簡陋的家裡進行了性交易，而她的母親和兩個年幼的女兒就坐客廳裡。
「後來，她媽媽還跟我聊天，希望我幫她的兒子找一份工作，小女孩就在旁邊好奇地看著我」，儘管對方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但他事後一直擺脫不了負罪感。
陳梅也坦率地說，在一些中資公司裡，年輕女員工常常是被「潛規則」的高危人群。她自己就曾因為拒絕潛規則而被穿過「小鞋」。
對於這樣的糟糕經歷，陳梅只能用「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是在教我如何應對人生」來安慰自己。
有的女員工會在公司裡找男同事戀愛，少數人還會交上外國男朋友。但後一種戀情常常會招致非議—男同事會抱怨道：「一大堆中國男人找不到媳婦，你居然還找老外？」
複雜關係
在中國人眼裡，非洲大陸是一個與歐美國家對比鮮明的地理概念。這個概念中，貧窮、動亂、疾病與富饒、壯美、熱情這樣的詞彙構成了模糊的的非洲印象。
在女翻譯陳梅眼裡，中國人大約在2006年開始「像潮水一樣地湧進」非洲。
這一年，規模空前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暨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隨著中非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關係的升溫，動輒數億乃至數十億美元的各種項目合同紛紛被中國公司攬入手中。
總部位於北京的中非發展基金一位項目經理說，在一些非洲國家，中資公司甚至拿下了全國基建項目一半以上的份額。成立於2007年6月中非發展基金是一支專注於對非洲投資的股權投資基金，目的是為了支持國內企業開展對非合作、開拓非洲市場。
這位項目經理稱，除了大量的中資建築公司員工外，還有成千上萬的中國商人近年來也紛紛到非洲掘金。從相對穩定的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到長期動盪的剛果金、尼日利亞，隨處可見中國人的身影。他們的生意涉及貿易、礦產、製造、零售、旅遊、酒店等幾乎所有市場領域。
當中國人修築的道路在非洲四處延伸，無數樓房平地拔起，五光十色的中國商品擺滿非洲的大街小巷時，早期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中非關係，煥發出了合作互利的市場色調。
儘管很多非洲人依然對中國人熱情友好，但一些讓中國人意外的見聞也已存在多時。
現居天津的學者劉植榮說，國內媒體以往關於中非關係的報導傾向，讓中國人對非洲的印象過於理想化。劉曾在非洲數國從事過建築項目協調工作，跟形形色色的非洲人打過交道。
「不少中國人認為非洲人對中國很友好，不會刁難中國人，於是紛紛到非洲經商。但他們到了以後會知道，情況並不像想像中那樣。」
這一點，在西非國家多哥首都洛美市開酒店的山東人高敬科早有體會。
長居多哥的高敬科曾在中資公司擔任過翻譯，也曾與朋友合夥經營貿易公司，跟當地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市井商販的諸色人物頻繁往來。現在，他在毗鄰地中海海岸的洛美市，擁有一棟有20個房間的「多哥王朝酒店」。
這間酒店在2009年開業前，高敬科曾向當地負責旅遊、國土資源、警察局在內的眾多政府部門人員「送過錢」。
「中國人在非洲辦事情，常常需要行賄官員」，高敬科說，這在非洲國家幾乎已經成為「明規則」。但他認為，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跟中國人「破財免災」的習俗有很大關係。
即便是只在利比亞呆了不到一年的范隆，也有過尷尬的遭遇—他跟同事曾不止一次被當地人稱為「阿里巴巴」，還曾被路人扔過石子。
在利比亞，「阿里巴巴」並不是中國人熟悉的《一千零一夜》裡那個機智聰明的年輕人，而是騙子、小偷的意思。這是范隆最反感的稱呼。他猜測那些當地人認為中國人搶了他們的飯碗，還抬高了物價，因而表現出了敵意。
一個例子是：當他剛到蘇盧格時，小鎮商店裡的Rothman香煙只要5個第納爾一條。後來隨著中國人的擁入，香煙價錢漲了差不多一倍。范隆的同事在外出採購生活用品時，「香煙是十條十條地買」。
「我們也不想這樣，但沒辦法。」他說。
中國人的一些習慣也會遭到非洲人的排斥。劉植榮回憶，在非洲某國的一家中國建築公司公司因為偷吃了當地的一隻狗，導致當地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在當地，人們把狗看成親密夥伴，中國工人的做法讓他們憤怒不已。
阿爾及利亞北部卜利達省的大學老師KarimaneDidouh說，「中國人在很多方面與非洲人完全不同」。他認為某些中國人無視當地風俗的作為—例如喝酒、大聲喧嘩、嫖妓，是「不能容忍的」。
但這位29歲的教師認為，大多數中國人是「非常善良和有禮貌的」。他曾在患病時得到了中國援非醫療隊的精心治療，他說自己「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好意」。
就像KarimaneDidouh用複雜眼光看待中國一樣，范隆、高敬科、阿梅也對非洲有著複雜情感—他們在痛恨那些專門盯著中國人的海關人員時，
也享受著非洲國家普遍遵循的行車禮讓環境；在為寂寞枯燥的工作生活煩惱時，也對當地低廉物價欣喜；在對普遍不守時的習俗惱怒時，也會為異常順暢的交通感到
舒心??
最重要的是，他們能在非洲掙到遠比國內多得多的錢。事業小有規模的高敬科現在年收入在十萬美元以上。
「我在阿爾及爾的生活肯定比在北京當蟻族要好得多。」陳梅說。五年前，她懷著「壯烈的心情」前往一無所知的非洲。現在，她說自己已經愛上了這片大陸。
落差
在大多數在非洲的中國人眼裡，他鄉雖好，卻非久留之地。
由於利比亞項目停滯，范隆所在的部門目前處於休假狀態。員工私下說，公司過一陣可能會將他們派駐到安哥拉、塔吉克斯坦、柬埔寨之類的國家工作。
利用這段間歇，3月1日回到中國的范隆，私下在鄭州一家小型建築設計公司，找了一份月薪不到兩千元的工作。
除了辦公地點變成一棟氣派的寫字樓外，他平日的工作跟在利比亞時沒有多大區別。但他很希望獲得接觸高層建築結構設計工作的機會。那些在利比亞積累的低技術含量的建築經驗，在滿是高樓的中國城市裡，幾乎沒有用武之地。為此，范隆回國後，還有過數次失敗的求職經歷。
「將來我希望讀個研究生，繼續深造」，國內的激烈競爭環境讓他壓力不小。
但令他猶豫的是，中交集團還給了他一個外派機會，范隆想先瞭解下新工作的待遇。
范隆偶爾會和從非洲回國的朋友們找家餐廳小聚，往日的見聞永遠是聊天的熱門話題。他們經常抱怨：回國後總是為了工作生計而焦慮，很少碰到車輛避讓行人的禮儀。剛回國時，他們甚至不敢橫穿馬路，「沒有一輛車會給你讓路」。
也有人另有打算。女翻譯陳梅說，將來離開非洲後，會爭取移民法國或加拿大。在國外呆了五年後，她說，「自己已經被改變了」。
高敬科屬於少數派—沒有意外的話，這個單身男人將永遠留在非洲。他有長久的夢想—在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地建酒店」。
「我已經不適應國內的緊張節奏了，」他說，現在國內流行的智能手機，自己完全不會操作。他現在使用的是一部不到三百元人民幣的黑白屏手機。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范隆、陳梅為化名）

淘金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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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房地產基金在中國各顯神通

1 : GS(14)@2011-04-10 23:45:26

2011-3-1 HJM

假以時日，內地將有愈來愈多優質資產，加上已聞樓梯響了多時的房地產信託基金市場的建立，內地房地產金融市場將潛力無窮。

〈摩根士丹利清理上海物業池狂賺40 億〉（《東方早報》2011 年1 月7 日）：

早報記者發現， 2010 年，大摩已經接連轉讓了浦東莎瑪世紀公園服務式公寓及馬當路項目三分之二股權，加上2008 年、2009 年已經拋售的四個項目，大摩七年前在上海構建起的龐大物業池已所剩無幾……

〈上海高騰大廈再度轉手新加坡騰飛集團逾13 億元受讓〉（《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11 月25 日）：

……2004 年高盛從凱德置地第一次收購時花費了1.076 億美元，2007 年更名為高騰大廈的該棟寫字樓被再次轉手，以1.5 億美元（當時折合人民幣約11.4 億元）出讓給德國核心基金SEB 和新加坡太平星集團，雙方以各50%的股權完成收購。此次第三次轉手的交易價格約13.1 億元，賬麵價格溢價率約15%……

有關房地產私募基金的新聞不時出現在媒體上，由於涉及的金額巨大，而且經常有世界知名金融巨頭參與其中，特別引人注目。對一般人而言，私募基金本身就有一層神秘面紗，房地產私募基金比起一般的私募基金就更讓人搞不懂。

一般的私募基金以投資企業的股權為主，在此稱之為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 EquityFund），私募股權基金在投資決策時會考慮企業所從事的行業、企業的業務模式及企業的管理團隊。私募股權基金只會投資企業的少數股權，因為要讓管理團隊有足夠的利益驅動去跑業績，盡快做大做強，然後上市。

房地產私募基金（RealEstate PE Fund）在此則指投資房地產固定資產的私募基金，譬如收購一棟辦公樓、一個資產包或一個在建項目。房地產私募基金在決策時同樣要考慮資產所在地的經濟增長和需求，從業務角度考慮為資產創造價值的方法，但房地產私募基金通常收購的是資產的100%權益，而不是少數股權，更少有連管理團隊一齊收購（一般在設計收購架構時，更會千方百計確保只買資產不買人）。

房地產私募高難度動作

房地產私募基金動不動都有幾億美元的規模，但要找到合適的專案把錢投出去卻一點不容易。房地產私募基金所參與的收購個案中，買賣雙方之所以能在交易價格上達成一致，基本上是由於雙方對資金成本和資產價格有不同的衡量標準。

先說資金成本，或是說資金的機會成本，以一般內地開發商來說，資金的最高效利用便是獲取土地、開發建設，持有商業地產的機會成本是開發商難以承受的。基金卻不一樣，基金傾向規避房地產開發的風險，雖然麵包價比麵粉價高，但樂於收購已建成的資產。

再說資產價格，舉一例，一個內地民營企業蓋了一座高檔辦公樓，儘管大樓的設計、設備和材料等硬體都達到國際水準，但要吸引國際租戶卻不容易。房地產私募基金由於國際化的背景，同時基金一般不會拆散資產出售，給予租戶在經營管理上更大的信心，令基金能獲得比民企更高的租賃收入，若基金能因此對資產有較高評估，便有更大機會與民企達成雙贏的價格談判，完成收購。

理論歸理論，但實際上由於內地現在對房地產的特別偏好，很多時賣方寧願以低租金把物業租出，也不願過早出售錯過未來可能的資產升值。基金若要接受賣方的開價，便要想盡辦法找出為資產創造價值的空間，如為大樓公共部位重新翻新，改變功能定位，增加租賃面積等。

所以，當基金們在爭相收購同一個資產時，除了比誰對後市估得更高以外，便是比誰更有能力為資產創造價值。前文提到，房地產私募基金在收購時只買資產不買人，這個因素決定了管理房地產私募基金屬於高難度動作，既要懂資本市場私募基金的運作，又要懂得房地產。好幾次聽到基金中人說儘管不懂房地產，但他們會在市場上找最優秀的人才和顧問公司全權負責資產的管理，到現在我仍未能認同。

每一個商業決策都牽一髮動全身，必須有全盤視野，才能判斷不同資產管理方案對營業收入、現金流、財務融資方案、資產估值、退出方案等的影響，選擇最合適的方案。有舊同事曾加入某大房地產基金負責資產管理，說明會充分授權，舊同事提出的工程方案在租賃和經營角度看非常合理，對傳統開發商而言屬主流「正路」，但基金「老闆」樣樣否決，因為須要增加股東資本投入和延長投資期，偏偏這兩方面都是私募資金最為敏感的兩項，最後當然是不歡而散。

所以，有房地產私募基金傾向於辦公樓資產，因為辦公樓的資產管理相對標準化，只要市場往上漲，要賺錢輕而易舉。工業地產最好管，但由於不是主流產品，退出不容易。商場的資產管理最複雜，但競爭也少。有房地產私募基金選擇入股知名開發商的個別專案，借力合作方的經驗能力與團隊，但這類基金難以在投資者前說明其貢獻和價值。

金融風暴幸運兒富貴迫人來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歐美多個房地產私募基金因債務到期而出事，基金在內地所投的專案卻影響不大，原因是資產有價，不論是住宅、商業或辦公樓的資產價格都沒有下跌，就算項目在海外融資，海外銀行也「另眼相看」，只要守得住，有足夠時間脫手的甚至都賣得個好價錢。在身邊也有非常幸運的故事，卻是發生在很多人不熟悉的工業地產。

故事的主角是GLP（Global Logistics Properties），2010 年10 月，GLP 以新幣39 億（約30 億美元，按新加坡元兌0.77 美元計算）的規模在新交所上市，成為新加坡自1993 年新加坡電信以來最大的IPO。截止2010 年6 月底， GLP 在中國和日本擁有及管理共1400 萬平方米工業物流設施（包括已建、在建和未建），是該區域內最大的物流資產業主。

要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物流資產業主是美國的ProLogis，金融風暴前ProLogis 通過財務槓桿，在美洲、歐洲和亞洲快速擴展。金融風暴後ProLogis搖搖欲墜，必須去槓桿化，當時ProLogis 在日本的投資是通過一個特定的私募基金持有，而GIC Real Estate 正是當時的投資者。GIC Real Estate 便成為ProLogis 日本資產理所當然的收購者，並把ProLogis 中國資產一道共13 億美元收購過來， 2009 年3 月更名為GLP。

但GIC 只是一個被動投資人，全資持有中國和日本資產後要解決如何經營管理的問題，於是在收購時，同時公佈與原ProLogis 全球主席等高管按50:50 比例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富貴迫人來，兩年不到，隨著全球充足的流動性順利上市，一眾高管袋袋平安。

房地產金融潛力無窮

新加坡在房地產金融方面的確有領先之處，市場在2008年後仍非常活躍，除了以上GLP 的例子外，近年房地產金融及房地產信託基金的IPO 有2009 年11 月的Capital MallAsia， 2010 年4 月的CacheLogistics Trust 和2010 年10 月的Mapletree Industrial Trust。就連去年在港交所退市的睿富中國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退市的原因也是因為基金把唯一擁有的資產出售予新加坡Mapletree 管理的一個私募基金。至於管理李嘉誠多個在新港兩地上市房地產信託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ARA，也在新交所上市，長江是其重大股東，持股約15%。

歐美以及澳洲的房地產金融市場就更成熟和活躍。本文下筆之日，全球最大的商場業主Simon Property 剛宣佈放棄以45 億美元收購英國的Capital Shopping Centres。而不到兩週前，全球最大的兩個物流資產業主ProLogis 和AMB 則宣佈合併，合併完成後將擁有及管理共460 億美元價值的物流資產。

假以時日，內地將有愈來愈多優質資產，加上已聞樓梯響了多時的房地產信託基金市場的建立，內地房地產金融市場將潛力無窮。

作者擁有十八年的中國大陸房地產經驗，曾任新加坡豐樹（Mapletree）中國區總經理，參與管理在新交所上市的豐樹物流信託和私募的豐樹中印基金。1993 年加入香港仲量行，其後被派到剛成立的上海仲量行，任職董事並主管商業和投資部門。又曾於戴德梁行擔任全國住宅業務的執行董事。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現為Caelum Asset Management 行政總裁。

私募房地產房地基金中國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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