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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授權轉收購：衡點的另一種玩法

http://www.21cbh.com/HTML/2012-6-15/1MNDIwXzQ1NTI1MQ.html

另一種歐洲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15/100401155_all.html

　6月的波蘭 ，天氣向盛夏衝刺。2012年歐洲盃，讓波蘭全民進入節慶氣氛。

　　首都華沙最高建築科學文化宮一改沉悶肅穆的面孔，「華沙歡迎你！」巨幅宣傳畫向球迷們發出邀請，環繞科學文化宮設置的球迷區人頭攢動，動感音樂 挑逗所有人的運動神經。華沙的標誌美人魚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右手托起足球，左手盾牌被漆成各個參賽國國旗的顏色。肖邦、哥白尼也被穿上了足球服。 「Polska! Polska!」（波蘭！波蘭！）年輕人臉上塗著波蘭國旗紅白兩色的油彩，唱起口號。這個時刻屬於他們 。

　　這個時候的足球賽，對其他歐洲國家或許是苦中作樂，對波蘭卻是錦上添花。作為惟一在近年的經濟危機中保持正增長的歐盟國家，波蘭越來越習慣於接 受讚賞的注目禮。近一個世紀來，波蘭從國家的分裂到統一，從委身於外部勢力到成為獨立國家，從歐洲的貧困區到冉冉升起的經濟和政治新星，波蘭需要這個「加 冕禮」。

　　「把大家動員到這樣一個大項目來，對整個國家的社會心理很重要。」波蘭智庫歐洲戰略中心（demosEUROPA – Centre for European Strategy）主席施韋博達（Paweł Świeboda）說，「我們已經經歷了23年的轉型，這個過程基本上完成了，但人們需要感覺到，有一個象徵，有一個大項目能夠把這段歷史總結起來，用一種具體、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來表達這個國家的成就。」

　　歐洲盃讓波蘭獲得了大量歐盟基金，進行其經濟繼續發展亟需的交通與市政基礎設施。這對波蘭政府是巨大的考驗——許多項目的建設都不能順利進行， 直到6月8日開幕前幾天的最後期限才完工。「部長恨不得拿起鏟子自己去修路！」在智庫工作的Ania說，這屆政府對通過成功舉辦歐洲盃贏得民眾信任心情殷 切。

　　「波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努力的結果。」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首席經濟學家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將波蘭今日的成就歸功於其改革 。

　　因為改革，波蘭吸引的歐盟基金沒有像希臘那樣付諸東流，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波蘭沒有像其鄰國那樣積累起巨大的內部與外部失衡，逐漸壯大的內部 市場、槓桿率較低的銀行體系、受到遏制的信貸和房地產泡沫等，都讓波蘭避免了這次危機中危害許多其他國家的病症。很早就開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也讓波 蘭今天有了中東歐範圍內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場。2011年，華沙股票交易所吸引了全歐洲47%的首次公開募股（IPO）。

　　波蘭為何能夠取得比其他中東歐轉軌國家更為耀眼的成績？慶祝之時也是回顧之時。

有摩擦，無倒退

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加財政審慎——四個月實現市場經濟，穩固它則花了20年

　　「排隊買東西的現象消失了。」那一刻，巴爾采洛維奇（Leszek Balcerowicz）確信自己的改革計劃會成功。

　　他的名字已經深深嵌入波蘭23年改革史。1989年9月臨危受命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時年42歲的巴爾采洛維奇定下目標：四個月內，也就 是1990年1月1日之前，要實行市場經濟——市場定價、自由競爭、私有化。在1989年末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帶領同事快馬加鞭地準備法案、爭取議會 支持，趕在聖誕節前風馳電掣地通過了一系列立法。「巴爾采洛維奇計劃」決定性地將波蘭經濟從過往的中央計劃拽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巴爾采洛維奇很清楚自己要推行如此激進的計劃，需要跟時間賽跑。他對財新記者回憶，「這是歷史給我們的禮物，在這段時期內人們願意接受困難的措施。這種民意不會永遠存在下去。」

　　全民一心的理想狀態的確很快就消退了。改革首先打擊的往往是那些讓改革成為可能的人，波蘭也一樣——沒有廣大工人支持的團結工會運動，就不會有波蘭的劇變；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工人失業，為遏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工資控制措施也壓縮了工會的勢力。於是，罷工和抗議不斷。

　　波蘭真正開始有自由的選舉，包括1990年的總統選舉和1991年的議會選舉，是在巴爾采洛維奇計劃開始實施之後——1989年那次選舉只是部分放開，仍為原執政黨統一工人黨保留了席位。競選活動讓反對改革的聲音放大。「巴爾采洛維奇下課！」成為一些政黨的競選口號。

　　巴爾采洛維奇不是不知道改革的社會風險。但此前十幾年對別國改革經驗的研究讓他非常確信，社會風險較小的方案不是沒有，但那樣的改革將無所作為。任憑各種指責，他至今毫無悔意。

　　 「有些政治家要麼是不理解這個方案，要麼是故意批評（該計劃）來建立自己的政治資本。」直到現在，巴爾采洛維奇仍對此不以為意。「這就是政治。」他對財新記者說。

　　但巴爾采洛維奇得到了關鍵的支持。從團結工會領袖成為波蘭首位自由選舉產生的總統瓦文薩（Lech Wałęsa）， 從「階級感情」也好、政治姿態也罷，從未在言語上正面支持巴氏的計劃，卻用實際行動表達了態度——1991年他任命改革派的別列茨基（Jan Krzysztof Bielecki）為總理就是一個例證。

　　 「很多政治家在公開場合會批評巴爾采洛維奇，但私底下他們都會說，就得這樣辦。」《選舉報》的烏伊慈克說。

　　1992年4月24日，10萬名工會成員發起了改革以後的最大示威遊行，反對對國有企業工資增長徵稅、抗議生活成本的上升。

　　瓦文薩說：「我很想參加這場示威，但作為總統，我不能。」這是這位傳奇人物的常用句式，已經變成今天波蘭政治揶揄中的經典。

　　巴爾采洛維奇還很幸運，他沒有因為曾在美國求學、改革政策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支持，就被斥為「西方走狗」。 這種事在其他轉型國家可並不少見。

　　1991年大選，多達100多個政黨參加了競選，近30個政黨進入議會。這時巴爾采洛維奇的改革受到了挑戰，新產生的以奧爾舍夫斯基（Jan Olszewski）為總理的政府宣佈要與前兩屆的親改革政府劃清界限。

　　巴爾采洛維奇也在當年12月離職，因為對他來說已經很明顯，在這屆政府中，他將不可能繼續保持對政策足夠的影響力。

　　然而，巴爾采洛維奇改革之初就已經確立了的中央銀行獨立性，對政府產生了制約，奧爾舍夫斯基未能偏離巴爾采洛維奇計劃太遠，只是基本停止了大型國企的私有化。

　　1992年6月，奧爾舍夫斯基政府解散，新一屆政府即蘇霍茨卡（Hanna Suchocka）政府，則在很大程度上繼續了此前啟動的那些改革。這屆政府也未能持久，到1993年被議會不信任票投倒，新政府放慢了一些制度性改革， 特別是在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和私有化銀行方面，但還是保持了財政紀律。從此，波蘭開始了共產黨背景政黨和團結工會背景政黨間鐘擺式的左右交替，但左右都很溫 和。

　　「沒有什麼激進的轉變，起碼沒有重新國有化。」巴爾采洛維奇總結這二十幾年，「他們維持了財政政策紀律，只是改革速度有所不同，比如一些政府放慢了私有化。」

　　從1990年後半年開始，頻繁的選舉導致了民粹主義升起，民眾期望升高，對經濟參與者的行為產生了不利影響，反映在工資壓力重現、國有企業不再那麼願意採取艱難的重組決定。所有這些，都讓波蘭的改革比捷克、匈牙利等鄰國更為艱難。

　　多黨政治是不是增大了經濟改革的難度？「這個問題我們在80年代就討論過了。」1991年擔任總理的別列茨基說，「我們看過拉美的經驗。我們決定，民主變革必須與經濟轉型同時進行。」

　　 「一開始非常困難，因為波蘭政治不穩定，每年都要換政府，政黨輪換很快。」別列茨基說，「但不管是來自左還是右，波蘭政治家們從未質疑國家的主要目標，首先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然後要重新融入西歐。」巨大的磁場，讓波蘭保持了改革的動力。

　　巴爾采洛維奇也總結，波蘭經濟改革最大的特點是，不僅採取了相當激進且全面的自由化，還向嚴格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紀律邁出了堅實的步伐。1989 年12月的改革系列方案就納入了央行獨立性，並在1991年再次得到加強。1991年實行了證券、股票交易所、外國投資自由化、個人所得稅，以及財政政策 方面的立法改革。

　　這種政策組合迅速遏制了通脹，使得私人部門快速成長。國有企業得不到補貼，如果在與私人企業競爭中失利，就只能出售資產，這種「資產私有化」也為私人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食糧。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1997年就在憲法中引入了債務閘門，這在今天的歐洲，乃至世界都是一個獨特的安排。」歐洲戰略中心的施韋博達說，這個債務閘門規定，公共支出佔GDP比重不能超過60％。否則，下一年就必須平衡預算，且有關官員還要受審。

　　民主或許讓改革路途中多了一些摩擦成本，但並沒有讓改革倒退。「在任何國家，財政紀律都會有鬆懈的時候，但良好的社會可以制約國家的擴張。歸根結底，政策是社會力量制衡的結果。」巴爾采洛維奇說。

改革黏合劑

「民意壓力、自由媒體。這是預防權貴資本主義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大體成功了」

　　「我還記得1990年12月的總統大選後兩個月，罷工一天接一天。我上任勞工部長後，每天都去跟抗議的工人見面。」現任行政與數字化部長的波尼（Michał Boni）說。

　　58歲的波尼20年前就活躍在政壇，曾在1991年別列茨基政府和1993年蘇霍茨基政府中分別擔任勞工與社會政策部長和副部長。「團結工會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需要理解民眾的期待和心聲。」

　　如果說巴爾采洛維奇是波蘭經濟改革不可否認的主角，這出歷史大戲中還有許多不可或缺的配角，他們的作用有時事關成敗。

　　「巴爾采洛維奇拿出的主要是自由化方案，然後又有庫侖尼（Jacek Kuroń），他的想法則主要是社會對話和社會力量參與。」波尼說。他向財新記者憶起20年前的情景——當時，他曾與時任勞工部長的庫侖尼一起去說服國企工人，以求得他們接受私有化。「社會對話很重要。」

　　「一方面是經濟的自由，另一方面是社會、人本層面的對自由的感受，這個組合非常重要。」波尼強調。

　　庫侖尼已經於2004年去世。他參與孕育了後來的團結工會。在1989年的選舉中，庫侖尼當選下議院議員。即便成為議員、部長，他仍然喜歡穿一 件工裝夾克。這樣一個人不會有巴爾采洛維奇那種經濟學家式的理性思維。他支持前者的經濟改革，認為別無他法，但他無法忽視改革的社會代價。

　　「我很抱歉，我搞砸了。」庫侖尼曾公開說。

　　「90年代初，我們考慮，那些65歲以上的人怎麼辦？他們為市場經濟的轉變做好準備了嗎？我們準備了一個提前退休的計劃。」要為那些更難以應對轉型挑戰的社會群體提供幫助。波蘭有個詞叫「庫侖尼湯」，指的就是庫侖尼擔任勞工部長任上發起的失業補貼。

　　「我想波蘭轉型成功，一方面是執行市場經濟規律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意願和決心來滿足社會抱負，特別是中青年的參與，還有那些社會對話和社會辯論。」波尼對財新記者說，「如果沒有社會支持，我們不能取得這些經濟改革的成果。」

　　在越來越融入歐洲之時，波蘭的政策導向也越發朝向歐洲社會模式靠近。「波蘭現在更像歐洲，而沒那麼像美國。」波蘭政治評論電台TokFM的記者利赫涅羅維奇（Agnieszka Lichnerowicz）說。

　　「你看波蘭現在的意識形態，」波蘭公共事務研究所執行董事會主席庫哈赤克（Jacek Kucharczyk）同意這種看法，「90年代我們把美國當做一個好社會的典範，那種快速的增長、那種對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對市場的強調，但今天我們更多看的是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沒錯，你需要市場，但你也需要對社會弱勢群體有所保護。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轉變。」

　　「波蘭憲法中有一個概念叫做『社會市場經濟』。」現任波蘭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也說，「社會市場經濟可能更偏向市場，但也非常重視社會和市場間的平衡。」

　　或許，在今天的思潮中，巴爾采洛維奇對經典自由主義的堅持顯得有些不合時宜，被他的反對者批評為教條主義。就連當年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都承認過那樣的方法有失考慮，巴氏本人的看法仍未有改變。

　　改革的公平問題同樣困擾過波蘭。轉型之初也出現過所謂的「黨官私有化」（nomenklatura privatization），即國有資產的私有化主要讓原來的統一工人黨黨內幹部得了利益。

　　這類現象逐漸淡化，一則是因為引入完全市場競爭後，很多這類企業不能適應競爭已經被淘汰，二則是因為波蘭媒體的嚴格監督。

　　「我還記得90年代的時候，每天媒體都在報導政客中飽私囊。」《選舉報》的烏伊慈克說。

　　「民意壓力、自由媒體。這是預防權貴資本主義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大體成功了。」巴爾采洛維奇也將此列為波蘭未出現俄羅斯寡頭階級的原因，「從 一開始，我們就在政治和經濟之間進行了嚴格的分離，預防有政治特權的商業企業的出現。我們的政治行為是允許私營經濟成長，但我們不讓政府來挑選企業家。允 許平等競爭。」

　　「在波蘭，政治和經濟能夠相互平衡，而不是合二為一，產生一個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開來的精英階層。今天波蘭的政客，也因為民意的壓力，都知道不能跟有錢人走得太近，媒體對此很敏感，所以政客會保持距離。」學者庫哈赤克也說。

　　他認為，1993年大選中一些原波蘭統一工人黨轉化而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上台，他們在保持大部分改革的同時也確保了一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繼續。「這也是一種良性循環：波蘭的民主制度強健，保證了經濟財富不會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比如在烏克蘭發生的那樣。」

永未完工的工程

加入歐盟，達到指標，就基本達成民主制度建設——事實並非如此

　　二十幾年來，波蘭政壇也經歷了震盪式的改變，面目全非。當年團結在「團結工會」旗幟下的反對派力量，在獲得政治自由後全面分散到政治光譜中。

　　「今天的團結工會就是一個正常的工會，儘可能幫工會成員爭取漲工資，已經不是當年那樣的一種政治運動：左派、右派、中間派、知識分子、工人，都在這個運動中。」別列茨基說。

　　今天的執政黨也有團結工會的根源，而推行的一些自由化改革又受到團結工會的抵抗，這在別列茨基看來也「很正常」。61歲的別列茨基20年前當過總理，如今是現任總理的顧問團主席。

　　他對財新記者坦言，「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體制中就應該有各種不同的利益相關方，他們表達自己的利益——本地社區的利益、僱員的利益、僱主的利益、工會的利益。民主就該這樣。我很樂意看到有一個好的、好鬥的工會。」

　　事實上，當年團結工會的「戰友」們，早已分道揚鑣。

　　1990年時，瓦文薩就發起了所謂的「頂層戰爭」。《選舉報》創始人之一的吳馳沃（Helena Łuczywo）對財新記者回憶道，直到1989年的議會選舉中，瓦文薩還是絕對的靈魂人物，所有與團結工會相關聯的候選人都在自己的競選海報上放上與瓦 文薩的合照，這保證了他們的勝利——團結工會背景的候選人贏得了那次選舉中下議院開放競爭的所有席位。但選舉之後，這些新議員、新政府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 的核心。此後開始的經濟改革，又讓許多人開始批評團結工會。

　　「瓦文薩覺得工人是改革的中堅力量，現在卻要為改革付出代價。問題很大。他開始覺得政府處理得不夠好。」吳馳沃說。

　　團結工會背景的政黨「公民議會黨」（OKP）也迅速分裂為保守和自由兩派，前者的領導人物是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以工人為中堅，後者則更多代表知識分子、自由派。1990年的總統大選中，分裂相當明顯：保守派支持瓦文薩，自由派則支持當時擔任總理的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這為日後波蘭政壇的分野劃定了基本線。波蘭社會中保守與自由價值觀的裂痕，也越發明顯。

　　卡欽斯基兄弟領導的保守派似乎是堅定地走向了民粹立場。2001年他們成立了「法律與正義」（PiS）黨，將反腐敗與打擊前政權中的秘密警察作 為核心綱領，主張成立中央反腐辦公室，公開政客和重要公務員的財產情況等。它還強烈支持「清洗」，主張公佈所有在前政權中擔任過密探的人的姓名，將登記曾 經服務於前政權秘密警察的範圍，從現有法律規定的公務員，擴大到大學教授、律師、記者、大型企業經理等其他從事所謂公共職能的職業。

　　這些做法令自由派擔心，以法律和公正為名的打擊行動，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曾擔任瓦文薩顧問的卡欽斯基兄弟，首先將矛頭對準了瓦文薩。2000年瓦文薩就已經捲入醜聞，他在70年代與當局的一些接觸被曝光，被指控曾為 秘密警察的線人。雖然2000年華沙上訴法庭已經宣判瓦文薩並未與前政權合作，但這一污點沒有完全抹去。2008年，萊赫·卡欽斯基就在一個電視訪談中再 次指稱瓦文薩為線人，後來被瓦文薩訴諸法庭。

　　對瓦文薩的攻擊成了法律與正義黨的重要議題，直到2010年4月10日的斯摩棱斯克空難發生——包括時任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在內的96名波蘭高官、政要、宗教界人士在空難中喪生。

　　這場事件原來有可能成為波蘭和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新起點。「空難發生後，俄羅斯社會體現出來的尊重和同情，令波蘭人心存感激。」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扎博羅夫斯基（Marcin Zaborowski）說，「但後來變得複雜化。因為我們不滿意俄羅斯的調查，一些政黨開始變得很激進，公開說這是暗殺，這讓俄羅斯又很不能接受。然而，俄羅斯拒不交出飛機殘骸等做法又助長了人們的猜測。」

　　目前仍擔任法律與正義黨領導人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決心在這件事上堅持到底。

　　該黨公開稱，存在俄羅斯政府策劃空難進行暗殺的可能性。這種陰謀論在波蘭找到了土壤，許多人開始相信，俄羅斯政府與空難逃不了干係。

　　俄羅斯與波蘭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再加上俄羅斯在波蘭邊境開展軍事演習、俄羅斯能源公司對波蘭天然氣供應的壟斷，並曾切斷供應等，都加深了這種不信任。

　　直到今天，華沙總統府前，仍有人長年累月在抗議。「我們在等待斯摩棱斯克的公道。」展板上寫道，並有全體遇難者的名單和照片。

　　斯摩棱斯克事件使波蘭社會原本就很深的社會分裂更難癒合。

　　記者利赫涅羅維奇講述了她感受到的這種社會割裂的威脅。斯摩棱斯克事件發生後她到現場採訪。作為記者她一直保持了職業的冷靜，沒有被到處渲染的 悲痛所淹沒，卻遭人面斥：「總統是被你們這些媒體殺害的！」因為她服務的電台TokFM與波蘭最大自由派報紙《選舉報》同屬一家媒體集團，而《選舉報》早 已同波蘭執政黨公民綱領黨、俄羅斯政府一起，被列入攻擊名單。

　　聽到這種指責，一直保持職業感的利赫涅羅維奇也忍不住哭了。日後在採訪這類仇視自由派媒體的組織時，她會儘量不顯示自己的身份。「有時他們會啐你。」她說。

　　波蘭公共事務研究所的庫哈赤克說，波蘭人原來以為，只要加入歐盟，達到那些正式的指標，就基本上達成了民主制度建設。事實並非如此，正是在加入歐盟之後的2005年，波蘭產生了第一個民粹主義的法律與正義黨及其更加極端的聯盟黨的政府。

　　但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投票率明顯升高，特別是許多一般不熱衷選舉的年輕選民也參與投票，結果法律與正義黨敗選。當時的大選前，波蘭年輕人間盛傳短信：「把你爺爺的身份證偷過來！」就是為了動員更多人前往投票。

　　庫哈赤克說，「人們突然意識到，民粹主義可能是破壞性的，所以他們把民粹主義政府選下台了。這有點矛盾，不是嗎？人們出來投票把那些號稱代表人 民的政黨選下去。人們理解了，要收穫現代民主社會的好處，民粹、排外、孤立、反歐盟、刺激與鄰國的敵對情緒，都不是什麼好方式。」

　　 「過去這20年，我們對於民主的理解也演進了很多，對於民粹主義的危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庫哈赤克說，「我們學到的主要經驗就是，民主不是單向街，它可 能向前發展，也可能後退，永遠是一個未完工的工程，總有改進的空間，總有可能有反衝力量，可能有排外、民粹主義等損害民主發展的現象，所以你永遠不能把民 主當做想當然的。」

　　庫哈赤克認為，民粹主義在波蘭產生，很大程度上源於「懷舊情緒」，懷唸過去那種因為不參與全球化競爭而「安全」、封閉的小世界，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他們承諾要重建這種封閉而有凝聚力的社會，但這種社會從來沒有存在過 。」

　　在庫哈赤克看來，今天波蘭社會的主要分野很清晰，就是那些視野更外向、希望國家向前發展、與歐盟和世界都更加融合的人，和那些恐懼外部世界，希望把波蘭從外部世界關閉起來的人之間的分野。

　　環視鄰國，捷克、匈牙利今天都已經沾染上深深的歐洲懷疑主義，只有波蘭——從政府到主流輿論，對歐盟大有好感，為什麼？

　　歐洲戰略中心的施韋博達認為，這是因為波蘭從來沒有對歐盟有過太浪漫主義的想法。「我們很務實。加入歐盟前的談判談得很辛苦，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比較強的地位。」

　　認準了融入歐盟的方向，波蘭也開始積極發揮國際影響力。此次與烏克蘭合辦歐洲盃， 「幫助烏克蘭成為一個更發達、更透明的國家，是未來幾年內波蘭最大的外交事業。」 施韋博達說。

　　「為什麼波蘭這麼想把烏克蘭帶進歐盟？跟德國想要把波蘭帶進歐盟的原因一樣。」 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扎博羅夫斯基說，「你不想當歐盟的前線。你會想嵌入在遵守同樣規則的國家中，而不會想成為緩衝帶。」

　　波蘭還沒有定型。在今天波蘭許多城市，還能看到一些外牆完全剝落、失修的建築。這些房產屬於爭議性資產。一些仍然保留著1945年前房契的波蘭 人，正在與政府打官司想收回房產。相當一部分此類建築，又成了被佔居的貧民窟（squat），那些認為自己理應享有居住權的普通住戶，也捲入與政府、與房 契所有人的鬥爭中。

　　在過去與未來的交織點，一個迅速變化中的走向正常的國家，注定寫滿了這些歡笑與憂愁。

普通人的交流比數字更重要：中非關係的另一種視角

http://www.infzm.com/content/79184

數據是人們在描述中非關係時最樂於使用的，但並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滿足於如此「數字化」的成績。在剛剛結束的中非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講話中特別提及，要讓發展成果「惠及非洲民眾」。

「數字化」中非關係的背後

2012年7月19日至20日，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國與非洲的關係再次引起全球矚目。

直到十幾年前，多數中國人對中非關係的印象還停留在傳統友誼、援建坦贊鐵路和「非洲兄弟幫助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等話題上。1999年，中非貿易額僅為64.8億美元。

但隨後的中非關係，尤其經貿關係，以人們難以想像的程度急速升溫。數據是人們在描述中非關係時最樂於使用的方法論，尤其進入2000年以後，中非貿易額畫出的那條耀眼而陡峭的曲線。

2000年中非貿易額為106億美元，2006年已達555億美元，到2011年，這個數字已經是驚人的1663億美元，是10年前的16倍。

中國對非投資也在大幅增長，2001年中國直接對非投資5044萬美元，2005年還僅有4億美元。但2010年中國對非直接投資流量已達21億美元，是2001年的40倍。

2002至2007年，中國對非優惠貸款223.8億美元，政府撥款18.5億美元，債務免除13億美元，佔全體中國對外援助的72%。（數據來源：非洲經濟轉型中心，ACET）

在人們對數目增長津津樂道的同時，並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滿足於如此「數字化」的成績。塞內加爾記者阿瑪杜·希（Hamadou Sy）在參加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主辦的「中非報導圓桌論壇」時發言說：「普通的非洲人可不能拿那些數字過日子，它們不能吃也不能喝。」

剛剛結束的中非合作論壇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承諾，中國將在未來三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200億美元貸款。

在他的講話中，胡錦濤特別提及，要讓發展成果「惠及非洲民眾」，並提出要為非洲培訓3萬名各類人才，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1.8萬個，派遣1500名 醫療隊員，同時為白內障患者提供相關免費治療，幫助非洲加強保護森林、改善引用水等。對此，《紐約時報》的報導稱，「這對中國來說都是新的努力。」

「中國小伙子」，「非洲姑娘」

非洲經濟轉型中心（ACET）的政策顧問巴迪·布魯庫（Buddy Buruku）將中國和非洲的關係做了一個有趣的比方。「非洲就像是庭院裡的姑娘，」布魯庫說，「中國則像是想要她的小夥子。」

2011年，閃亮的1663億美元中非貿易額還不能和同年中美貿易的4467億美元、中歐之間的5672億美元相比。但從非洲方面而言，中國以驚人的成長速度已經連續三年成為其第一大貿易夥伴。

在「中非報導圓桌論壇」上，布魯庫展示了ACET的研究數據，顯示在2009年的中非貿易中，中國從非洲進口的產品，70%為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燃料能源，15%為鐵礦石、銅礦和有色金屬等原材料，而加工品只佔8%；與此同時，中國出口到非洲的產品90%是加工成品。

這種貿易結構可能引發的問題在中非雙方間都已引發廣泛關注。

2012年7月19日，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的開幕式上，依次問候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非洲聯盟輪值主席、貝寧總統托馬·亞伊和其他中非領導人之後，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發表了致辭。

他首先熱情地讚揚東道主，稱中國對非洲的承諾「已經通過具體而實實在在的結果得到展現，尤其是在人力資源發展、債務減免和投資方面」。

隨後，祖馬話鋒一轉，表示非洲對中國發展的承諾，已從「原材料、其他產品的供應以及技術轉讓中」得到展現，但「這種貿易格局從長遠看是不可持續的」。

祖馬稱，昔日非洲與歐洲的經貿往來經歷讓非洲「在與其他經濟體簽約合作時需要謹慎從事」。但他隨後補充說，「我們當然相信，中國與歐洲的意圖並不相同。」

胡錦濤則在發言中強調要「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更加重視非方優先發展領域的合作，更加重視「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質量」，「幫助非洲國家提高自我發展能力」。

布魯庫向南方週末記者指出，從非洲人的關切出發，也許中國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的領域包括：減少小額貿易，比如零售業領域的擴展，不在當地使用中國工人 做簡單技能的工作，以免讓當地人覺得工作崗位受到威脅；儘量控制中國公民使用旅遊簽證進行非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事，調整與非洲合作的經濟結構。

讓人幾乎無語的問題

所有參加香港大學「中非報導圓桌論壇」的非洲記者和NGO工作人員幾乎都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中非關係更多地是建立在高層的政府與政府之間，而普通人民、社區、媒體、NGO和反對黨之間的聯繫過於缺乏。此外，交流的匱乏也是所有參會者的「共識」。

南非ETV電視台中國分社社長貝力（John Bailey）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個現象：很多在南非做生意的中國人，似乎缺乏融入當地社區的意願。「也可能是語言問題，但如果當地人走進中國人的商店發 現，中國人一句話也不願意多講，只是用手裡的計算器按出一個個數字，他們會怎麼想？這些人除了賺錢，他們真的尊重我們嗎？」

塞內加爾記者阿瑪杜·希也曾經試圖在當地的一次針對中國社區的抗議示威中採訪一些中國人，但讓他沮喪的是，他走訪了將近20家中國店舖，沒有一個人願意跟他講話。

貝力更加哭笑不得的是，他在北京的外國記者證上，電視台名稱「ETV」被翻譯成了中文，「南非衛星電視五台」。「也許『E'是第五個字母？」貝力說。實際上這裡「E」是「Empowering」的縮寫，意為「賦權」。

莫桑比克最大的私營報紙主編夏拉斯在當地最熟悉的中國人是按摩中心的服務員們。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人們對中國有著各種好奇。有人甚至來到他們的報社問道：「為什麼中國人不死？」

對於這個讓人幾乎無語的問題，夏拉斯好一會兒才搞明白。原來，當地人從來看不到中國人的葬禮，移民部門也見不到中國人的死亡記錄。他的編輯們懷疑， 這在背後可能有利益糾葛：不排除有中國人利用死亡人口的文件和簽證「移花接木」，為非法入境的中國人「洗白」身份。畢竟，莫桑比克的工作簽證或長居簽證很 難獲得，在黑市的價格甚至達到1500-3000美元。部分中國人則利用旅遊簽證入境，從事貿易等活動。

但無論貝力還是夏拉斯，他們都對中非關係的積極進展非常肯定。「中國幫助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技術的轉讓，都讓非洲受益良多——畢竟歐洲的技術太貴了。」貝力說。

夏拉斯則表示，他也要求自己的報紙警惕西方的影響。「為什麼人們要不停追問中國貸款和項目的信息，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是歐洲國家的項目完全沒有質疑？」夏拉斯說，「當然不排除有中國資金缺乏透明的原因，但我也不願意我的報紙太過被西方的因素影響，甚至受到操控。」

對於中非關係中的很多問題和挑戰，布魯庫認為，雙方政府都應當承擔責任。她舉例稱有一些中國援建的醫院，由於沒有考慮到後續醫療資源問題，沒有合格的醫生可以使用那些設備，也沒有足夠的藥品和器材維持運轉，醫院就變成了沒有用的建築留了下來。

「一些中國人也許只是想要一個好的形象，這可能在一開始的確達到了目的，但這並不能長久。」布魯庫說。

房產稅：誰說另一隻「靴子」要落地？

http://www.infzm.com/content/80238

一則來自國土資源部官網上的小新聞，再度引爆了「房產稅」山雨欲來的話題。但事實上，無論是湖南湖北地稅部門在做的所謂房產稅試點準備工作，還是各種或明或暗的稅務部門的動作，現階段都未涉及向居民徵收房產稅。

徵收房產稅僅僅是整個房地產稅制改革的一個環節，如何迴避重複徵稅、如何壓縮土地出讓金讓地方政府擺脫土地財政，以及如何通過人大的立法程序，至今也沒人給出確切的答案。

房產稅要來了？

自從2011年兩城市進行試點之後，對於全面開徵房產稅的擔心在人們心中不斷發酵醞釀。只需幾句流言蜚語，這個恐慌感就可以被迅速調動起來。

2012年8月20日，國土資源部官網稱，湖南湖北正在制定房產稅試點的細則，包括向個人已購二套房徵稅。儘管這個消息只是其下屬《國土資源報》轉載其它媒體的三手新聞，還是被部委官網的特殊身份充分放大和激活了。是日夜，該消息自國土資源部官網上消失。

8月21日，湖南省地稅局直接否認接到過試點通知，湖北省地稅局新聞發言人徐正北倒是承認了正在制定細則，卻在第二天慘遭闢謠。8月24日，南方週末記者前往湖北地稅採訪，徐正北整日都未現身。

而國稅總局一位內部人士和湖南、湖北兩地的一些稅官均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兩湖確實在進行一些房產稅改革的準備工作，也不排除成為第二批試點的城 市，但試點的大方向是「房產稅和城鎮土地稅的合併」與「按照評估值計稅」，而且是向企業徵收，暫時不會效仿第一輪上海和重慶兩座城市的試點。

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慶開始房產稅試點，分別向居民的增量購房和存量高檔房徵稅。接近國稅總局的一位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說，「並非不想擴大上海重慶的模式，只是至今沒有地方政府主動承擔。」

一如既往，中央財稅部門至今未對傳聞做出任何回應和解釋。進入本週，央行網站上僅刊登了一篇調研報告《房產稅應取代限購政策》，又有消息稱住建部的《房地產業十二五規劃》初稿中對房產稅表示支持。傳聞依然是傳聞。

而據《經濟參考報》報導，8月29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表示，將穩步推進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這樣的官話好像什麼都沒說。

名詞解釋

房產稅

作為一個稅種，是以房屋為徵稅對象，按房屋的計稅余值或租金收入為計稅依據，向產權所有人徵收的一種財產稅。現行稅法中，它面向持有房產的企業和獲得了租 金收入的個人徵收，對個人非經營性物業免徵。2003年中央政府首提房地產稅改革，計劃向個人住房的保有環節徵稅，這類稅種在國際上統稱為物業稅，中央政 府也進行了多年的物業稅空轉試點。但在2011年上海重慶開始試點徵收相關稅種時，中央最終確定沿用了已有的「房產稅」這一稅種名稱。這一名稱目前在中國 也已成為「房屋保有環節稅收」的大眾提法。

房地產稅

作為一個稅種，現行稅法中並不存在。1984年將房地產稅分成了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兩湖」試點的核心是合併這兩個曾經分開的稅種。

作為一個通用名詞，指的是2003年中央首次提出房地產稅綜合改革，包括：完善分稅制，將房地產稅作為地方稅，成為級次較低的地方政府的重要稅收來源；整 合簡化稅種，將房屋和土地合併徵稅，將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合併為房地產稅，取消土地增值稅等等。在官方關於開徵房產持有環節稅收的表述中，房產稅和房 地產稅的表述均有出現。在專家看來，房地產稅改革包含了「地」，是更為合理合規的改革方向。

「兩湖」在做什麼　

國稅總局一名官員也在一個非公開的小型座談會上表示，「假如今年底或明年初兩湖試點，也是先工商業再居民，什麼時候過渡到居民，這個事情太敏感，我也說不準」。

關於這個敏感的話題，湖北鄂州地稅局的一名副局長在拒絕透露姓名的前提下，依然矢口否認了鄂州是房產稅改革的試點。

但當南方週末記者提及「房產稅和城鎮土地稅合併」之時，這位副局長承認，他們正在對現有徵收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的企業依照評估價值進行測算。

「我們收集了哪些企業有多少房子多少地，以前要交多少稅，如果合併後按照評估值計算要交多少，也研究了多高的稅率更合適。但目前也只是把數據報到省局，至於省局怎麼用，會不會讓我們試點，不知道。」他也確認了湖北省目前只有鄂州在進行這項測算。

湖南省湘潭市地稅局一名科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項工作湘潭也在做，只是因為省局沒有確定稅率，所以統計和錄入了企業的房子和土地的評估值，沒有進行具體計算。

兩湖關於房產稅的改革方向2011年年底已經定下。2011年12月的全國部分省市財產行為稅工作座談會上，國家稅務總局財產行為稅司司長陳傑公佈 了2012年要做的四項稅收政策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在湖北、湖南開展房產稅、城鎮土地稅合併的改革試點，對企業和單位按評估值徵稅。

城鎮土地稅的稅率並不高，在大城市也不過是每平方米每年30元左右，對於企業來說九牛一毛，合併到房地產稅中的意義何在？房地產稅改革專家組顧問曲 衛東認為，這是房地產稅改革的原則性方向，因為相關稅費中有很多不合理不科學之處，需要簡化整合清理，這一次合併只是開始。曲衛東還提出過合併城市建設維 護稅和教育費附加稅的建議。

「房土合併徵稅，取消土地增值稅等」是早在2003年中央首提「房地產稅改革」時就設立的一個改革方向。只是在隨後的房地產市場暴漲之下，改革目標越來越遠，房地產整體稅負卻越來越高。

如此看來，如此鬧騰的兩湖新型房產稅試點似乎暫時與向居民徵稅關係不大。國稅總局一名官員也在一個非公開的小型座談會上表示，「假如今年底或明年初兩湖試點，也是先工商業再居民，什麼時候過渡到居民，這個事情太敏感，我也說不準」。

不過，包括鄂州和湘潭在內的全國多個城市都在進行的另一項工作「存量房交易評估系統」，顯然是在為個人存量房徵稅做準備。

就在上海重慶正式開始試點前兩個月（2010年11月），財政部國稅總局低調發文要求各地推進房地產評估技術。這項技術的核心是建立存量房評估體系，最直接的目的是堵住二手房交易的稅收漏洞。文件沒有諱言這同時也是「為房地產稅制改革提供思想、人才和技術上的儲備」。

2012年5月至9月，全國三十多省市的七十餘名稅務官員還專門來北京上一個「房地產估價技術應用」方面的培訓班。這個由國稅總局委託人大公共管理 學院辦的培訓班也成為這輪房產稅傳言的註腳之一。項目負責人曲衛東指出，這就是一場普通的培訓班，外界不應賦予太多意義，但他也沒有否認這是在為房產稅改 革提供人才儲備。

財政部在文件中給出的時間點是2011年7月1日前各地完成試點，2012年7月1日全面推行。湖南湘潭和廣東廣州等多個城市都很好地執行了這個文件，湖北鄂州正在推進之中。

烏龍始末

「房產稅與房地產稅改革不完全是一回事，下一步也有可能包括上海重慶模式的房產稅試點擴大，但從中央層面來說，房地產稅改革才是長期的改革方向。」

「房產稅和城鎮土地稅合併」，兩湖正在準備，但畢竟沒有明確要試點；「存量房評估計稅工作」，兩湖在做，但全國各地也都在做。回過頭來看這一起疑似烏龍事件，湖南的直接否認和湖北的先承認再闢謠，其實都不算說錯。

湖北省地稅局新聞發言人徐正云說，房產稅改革徵收細則正在制定中，只是不確定怎麼征什麼時候征，這沒怎麼偏離事實；第二天，湖北否認了這個說法，說 正在進行的是二手房交易的市場價值評估，也可以理解為更嚴謹的表述。而湖南方面的「沒有接到通知、沒有具體部署」更加政治正確、事實無差。

過去半年中，兩湖有可能成為下一批房產稅改革試點區域的新聞並不少；國務院樓市督查組回京後，房產稅加速擴容的大道小道消息更多。但這一次驟然成為焦點新聞，除了部委官網轉載，更關鍵的還是那句「對個人已購二套房徵稅」。

追本溯源，這句話其實是一家房地產專業媒體的記者以群眾身份向國稅總局財產行為司諮詢而得來的，8月17日刊發，隨後被國土資源報發現並轉載於國土資源部官網之上。8月29日，南方週末記者再次致電國稅總局財產行為司，對方拒絕提供此類諮詢。

由於2011年年初開始的第一批上海重慶試點面向的是個人住房，試點一年半後，擴容聲音不絕於耳。公眾對於第二批試點的普遍想像仍然是面向個人住房，這也最關乎公眾的切身利益。

「這個理解有一定的偏差。房產稅與房地產稅改革不完全是一回事，下一步也有可能包括上海重慶模式的房產稅試點擴大，但從中央層面來說，房地產稅改革才是長期的改革方向。」國稅總局有關人士在前述非公開的座談會上表示，他個人也認為現有的房產稅試點是不合規的。

不過，據一位接近國稅總局的專家透露，中央財稅部門並非不想進一步擴大對居民住房徵稅的試點，問題是今年至今還沒有一個地方政府願意主動承擔這個試點工作。「誰都不願意冒房價下跌進而財政收入減少的風險。」

近日再次爆出的地方稅務官員紛紛上京諮詢房產稅徵收辦法和試點影響一事，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進京官員均來自省級稅務系統，而非具體承擔試點工作的 地市。「即便不少地區的確面臨土地財政收入減少的問題，但試點房產稅帶來的稅收增加實在杯水車薪，還要冒著試點初期房地產投資進一步下降的風險。」接近國 稅總局的專家分析。

普征還有多遠

「成為一個主體稅收份額需要佔40％，連所得稅上升到一個主體還差很遠，財產稅更不用說了。怎麼可能用房產稅取代土地財政？」

身為一名房地產商，陽光100副總裁范小衝倒是一直以來都在支持開徵房產稅。「我們這個行業受夠了今天限購明天限價的行政調控手段，而合理合規的房地產稅收制度，才是更長效更市場化的調節機制。」

范小衝心中理想的房地產稅改革前景是：地方政府獲得了可持續的稅收來源，改變一次性賣地的政府行為，提供更好的公共配套服務；購房者交易環節的稅負少了，持有環節稅負多了，從而釋放出大量存量房，市場結構更加健康。

但現實卻很複雜。「賣地的規則玩了十幾年，忽然間改變規則，實施的難度和阻力都很大。」他說，只能先易後難，還要配套一系列的財稅制度改革，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分稅關係，比如解決好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稅重複徵稅的問題。「有出讓金，就不應該再重複徵稅。」　

那些持激烈反對意見的人，也是認為這些問題難以解決。國稅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明確表示，房產稅成為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短 期內並不現實。「成為一個主體稅收，份額需要佔40％，連所得稅上升到一個主體還差很遠，財產稅更不用說了。怎麼可能用房產稅取代土地財政？」

前述國稅總局內部人士的意見是，中央層面一旦開徵房地產稅的時候，會採取措施大大壓縮土地出讓金的比例和厚度，壓縮到比較低的比例，但不會取消。

但是，如何壓縮，能否壓縮，難以想像。迄今為止，中央財稅部門始終沒有給出明確的改革解決方案，只是一再強調向個人住房徵稅的方向不變。全面普徵個人住房持有稅雖然仍然遙遠，但在漸行漸近。

「今年兩會後，越來越明確的方向是房地產稅改革，而非簡單粗暴的開徵房產稅，往這條路上走是正確的，但我們也呼籲中央財稅機關能主動向公眾解釋清楚 ——房產稅和房地產稅改革不是一回事，並盡快給出更加明確合理的改革解決方案。」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2012年8月23日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 訪時這麼說。

獨家追蹤》盈正案坑殺全民退休金另一基金操盤人 彭國星 住安和路億元豪宅、開名車

2012-11-19  TWM

謝青良坑殺人民血汗錢，自己卻大賺一票住豪宅，行徑之惡劣引起公憤；但謝青良不是個案，如果檢調不徹查，盈正案也不會是最後一件坑殺案。︽今周刊︾近日接獲許多檢舉，為了保護所有人民的資產，本刊持續追追追，繼續揭發這些住豪宅的「謝青良們」。 撰文‧劉俞青 自從︽今周刊︾第八二九期揭發政府基金代操經理人謝青良坑殺人民血汗錢、自己卻坐擁豪宅後，謝青良的作法引發各界撻伐；究竟還有哪些基金經理人和謝青良一樣住豪宅、開名車？ 謝青良其實不是個案，這些投信業界的「謝青良們」，以家人之名坐擁億元豪宅的所在多有，和其收入比例明顯不符。檢調如果再坐視不管，恐怕將是台灣資本市場亂源的幫凶。 凱基投信前經理人彭國星 坐享頂級生活 這次盈正案的起頭，金管會共懲罰三家投信、三位基金經理人，其中除了安泰投信的謝青良已經曝光之外，另外一位凱基投信股票投管部協理兼「凱基台灣精五門基金」經理人彭國星，也在這次金管會懲處名單中。 彭國星的住家，就買在台北市富人聚集的安和路上，是遠雄建設在三年前推出的「遠雄安禾」。如果以目前市價每坪約一四○萬元計算，彭國星家裡共七十坪，外加兩個車位，總價大約一億一千萬元。 這棟豪宅的市場知名度雖然不高，但以具備隱私、低調的特質，頗受有錢人喜愛，而且社區只有五十戶，住戶單純，地點在安和路靜謐的巷內，環境很清幽。推出之時，遠雄建設強調這是一座具備制震、制音等設備的新一代五感住宅，前一陣子因為宣明智外遇生子案而聲名大噪的李珍妮，在此也有一戶；社區共有十三樓，彭國星的豪宅就買在中間樓層。 此外，投信圈也盛傳，彭國星很喜歡汽車，曾經看過他開著保時捷、ＢＭＷ等名車，馳騁在台北街頭。 當時金管會清查彭國星的戶頭發現，他的手法和謝青良如出一轍，在盈正上櫃前用徐姓人頭戶買進，並在上櫃後股價五百多元的高點賣出，大賺一票；但他操盤的凱基投信基金卻在上櫃第一天大買，等到人頭戶下車後，他的基金才賣出。對於金管會的調查，彭國星在去年九月去函金管會，對自己的行為坦承不諱，並在去年底自凱基投信離職。 不過，該檔基金當年度仍然有正報酬，因此凱基投信表示，並未因為盈正股票導致該檔基金交易虧損，而對投資人做出任何賠償。 日前，財政部長張盛和才宣示要徹查公股行庫旗下的證券營業員，是否有開名車、住豪宅等異常不明財產所得的現象，但金管會對繼謝青良之後，類似彭國星這樣的「不明所得」，不知究竟看見了沒有？ 第一金證券前操盤人陳伯俞 買進盈正時機很敏感 此外，近期市場盛傳有官股行庫旗下的自營商也介入盈正案，根據本刊抽絲剝繭調查，這位行庫操盤人，就是曾任職第一金證券自營部門的「陳伯俞」無誤。 陳伯俞比謝青良年輕，今年只有四十一歲，而且家境很好，他的家族是有名的「雙葉冰淇淋」食品公司，但據說陳伯俞在外面常自稱，自己從來不用靠家裡，他的錢都是自己賺來的。 陳伯俞在第一金證券自營部前後任職約三年，卻在盈正案爆發前的敏感時刻突然離職，根據第一金證券表示，陳伯俞在二○一○年七月底正式離開第一金證券，第一金證券高層還表示，陳伯俞是因為前一年度操作「表現不好，有瑕疵」，才因此走人。 不過就在陳伯俞離職後一個多月，第一金證券自營部就在市場上買進盈正股票，當時的操盤人是經理莊炎霖，目前還在職。但以第一金半官方的色彩，卻異常地買進「盈正」這種股價大起大落、爭議性又高的股票，背後的投資決策過程，恐怕必須對外界好好解釋清楚。 而第一金證券也向本刊證實，二○一○年九月，盈正掛牌上櫃後，確實有從市場買進三十、四十張的盈正，「持有一個禮拜到十天左右就賣掉」。 市場傳言離職後的陳伯俞，在盈正這檔股票上大賺一票，雖然聰明地選擇在敏感時刻離職，切斷他個人與第一金證券之間的關聯，但他自己是否與公司派、其他經理人有所聯繫，而他自己、以及第一金證券前後都有買進盈正的紀錄，時間上的巧合，也引人遐想。 對此，本刊去電求證陳伯俞，他表示自己買進盈正股票，都是在離職之後，為數也不多，至於第一金證券買進盈正時，他已經離職，與他沒有任何關係。 這位自稱「錢都是靠自己賺」的陳伯俞，如今就住在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上，著名的「元大花園廣場」豪宅內，他在三年前買下這戶權狀七十七坪、外加兩個車位的豪宅，目前市價每坪以一二○萬元計算，總價也上億元。買進當時他年僅三十八歲，市場傳言許多基金經理人都來過他家。 而陳伯俞任職第一金證券期間，第一金董事長剛好就是現在的金管會主委陳裕璋，日前財長張盛和才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查出不法，「督導的董事長、總經理都要負責」，但截至目前為止，所有出事的公司，沒有一位負責人因此有所異動。 買豪宅不會輕易找人頭戶 成回溯金流重點 事實上，這波從盈正案延燒出的「經理人住豪宅風」，是因為這幾年豪宅興盛，許多從股市賺取暴利、不法所得的基金經理人，都會興起住豪宅的念頭，因此不約而同紛紛買進豪宅。 相對證券市場的人頭戶盛行，在金檢中不易被查出，但投資不動產，尤其是買進上億豪宅，一般人若無充分信任，不會輕易找毫無關聯的人頭戶頂替持有。因此這次本刊揭發從「豪宅」回溯查金流，成了這些基金經理人百口莫辯的鐵證。相對過去偵辦炒股案，這是最大不同，也是案情最有可能突破之處。 除了這條逆向的金流，熟悉台股的市場資深人士還表示，這些經理人的行為會如此猖獗，背後隱約有一個無形組織長期在支持，而這個組織的主導者，就是市場上傳言的「金主」。 這些所謂的金主，事前找好人頭戶，墊款的年利率二成，基金經理人只要負責繳二成的保證金、然後在指定的帳戶下單買股票即可；這種「金主加基金經理人」的「營業模式」，最大好處是金流就此斷掉，和經理人幾乎是毫無關係，這也是過去金管會或檢調在調查類似盈正炒股案時，經常以「查無實據」結案的原因。 除此之外，包括公司董監事在內的公司派相關帳戶，也是檢調單位最不該放過的查緝方向。由於公司內部人士最清楚公司的營運狀況，因此利用上市櫃時機上下其手，坑殺外部股東，也是常見的手法 。 以盈正案為例，二○一○年九月上櫃時的董事長陳友安，已經因為涉及內線交易案下台，由此可見這種被基金經理人或市場主力提前鎖定的標的，事後證明公司派都可能涉入其中。 從正面思考，如果檢調具備足夠的專業辦案能力，這次盈正案不啻為一次整頓台灣資本市場的絕佳機會。這場牽連甚大的炒股案，從金主、基金經理人、自營商操盤人，到公司經營者，幾乎都涉入其中，如果能夠整串粽子一舉擒獲，正能收殺雞儆猴之效，一清股市風氣。 檢調與金管會調查盈正案三管道管道一 這次盈正案最大不同之處豪宅 金流曝光 基金經理人管道二 過去的檢查方式，經常查無實據結案基金經理人 金流斷流，不易曝光 金主的人頭戶下單 市場金主 管道三 公司派 盈正上櫃時任董監事的金流，也是檢調清查方向 董事長 陳友安 董事法人 漢唐集成 法人代表 王燕群 董事法人 漢唐集成 法人代表 陳朝水 董事 許文 董事 蕭宗哲 獨立董事 丁予嘉 獨立董事 林詮盛 監察人 陳世浩 監察人 陳淑華 監察人 何俊輝

有機農業另一條路

2013-06-17  NCW

資本農場危機潛伏，“有機農夫”身份尷尬，出路在民間◎ 本刊記者 汪蘇 文wangsu.blog.caixin.com 5月7日早晨8點左右，北京瀚美利華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瀚美農莊）的銷售員劉超（化名）照常趕到公司位於北京高碑店的東區站點，準備開始一天的簽單生活。他的工作是推銷“原生態”蔬菜。 但門口等待他的卻是一紙通知 ：公司進入破產程序。小王和其他銷售員驚愕不已，他們中的不少人前一天還簽下新的客戶。 同樣感到驚愕的還有數百名消費者，他們為了吃上安全放心的有機蔬菜，已各自預付數千元至過萬元不等的訂菜費用。他們同時聽到有傳言稱，此前瀚美農莊配送給他們的蔬菜不是來自公司基地，只是從批發市場購來的普通蔬菜。 瀚美農莊的客戶李女士告訴財新記者，這嚴重傷害了他們作為消費者的信心， “我們開玩笑說，以後是不是得自 己親自去種菜？” 出于對食品安全的擔憂，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對有機食品心存嚮往。目前全球有機作物種植面積以每年30%-50%的速度增長，已形成一個約700億美元的有機食品市場。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預計，未來五至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有機食品市場。目前，除了一些小資本，聯想、萬達、中糧、匯源等大資本也紛紛投資有機食品。 但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中國有機農業仍處於緩慢培育客戶的起步階段，還難以實現規模效應。事實上，有機農業目前不適合大規模種植，有專家直言， “規模太大的做不到有機。 ”在資本大手筆進入的同時，一些來自草根的“有機農夫”也在默默耕耘。 在北京、上海等地，以農戶、社會企業為主的“有機農夫”市集如星星之火，立足于本地的社區支持農業（CSA）也在星星點點出現。不過，這些頗受百姓追捧的“有機農夫”中，相當一部分並無合法“有機”身份。 快資本與慢農業 瀚美農莊其實只能算近年來進入有機農業市場資本中的一條小魚。 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註冊資本320萬元。總經理李睿超稱，投資方又追加了好幾次，總投資額已是最初的好幾倍， “選擇這個行業是因為有社會意義，市場投的人也還少。 ”這也是很多資本的態度。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自2006年至2011年上半年，中國新農業領域已披露的投資案例累積達到114起，其中104起披露金額案例共涉及投資金額17.6億美元。 但不少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資本經營有機農業在生產管理上面臨困難。有機農業既是勞動密集型也是知識密集型，要通過自身生態系統精細化管理，無法使用標準化機械化方式。不得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是硬性要求，對付蟲子不能大面積撒藥，要通過輪作、間作，以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實現平衡，也可噴辣椒水、沼液或使用生物農藥；對付雜草不能使用除草劑；促長要使用牲畜糞便、稭稈等有機肥，而非化肥。 這加劇了組織農民的難度。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杜相革表示，資本面臨兩難的選擇 ：自己租地僱傭農民，若協調不好利益關係，農民不好好種地 ；若與農民合作，收購農民產品，則又面臨監管難——如何保證農民不使用農藥化肥。 生產難度、成本增加外，有機農業投資周期更長。按現行認證規則，在認證為有機產品之前，須經三年轉換期。 期間產出不得作為有機產品出售。價格高之外，破損的信任關係也是瓶頸。歐盟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有機農業形象不佳、信任度不高。 “花錢買認證”曾被媒體曝光並致中國從嚴修訂認證標 准。之後認證成本大增，一些企業於是避開“有機” ，使用“原生態”等概念。 瀚美農莊員工告訴財新記者，2012 年11月左右，公司稱消費者對有機概念認知度低，改稱為“原生態” 。員工並沒見過有機認證證書。對於蔬菜來源，李睿超稱是“內部運營問題” 。在很多員工看來，農莊倒閉很大程度上和高成本經營模式有關。公司一度有約200人搞銷售，希望通過鋪銷售迅速打開市場，但並不容易。李睿超則告訴財新記者，後期勞動力市場供應緊張，公司無法招到足夠多的銷售員實現規模效應。 一些投資者看起來已對有機農業的“慢”有所準備。柳傳志即表示，聯想“不缺錢” “想要，隨時有” ，也不著急賺錢， “10個億、20個億我們投得起” 。不過，杜相革認為，大資本或許市場風險較小，但種植風險和管理風險更大。 草根之路 如果周末前往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會看到另一番景象。5月18日的市集選在北京西二環附近的居民小區“紅山世家”外。諸多農戶、商戶臨街擺攤恭迎客戶，蔬菜多是前一天在農場採摘，早晨拉到市集。菜價一斤10元左右，比超市的有機蔬菜便宜。擺攤的有“美田農場” ，有社會企業“小毛驢” ，有順義的傳統農戶……組織者之一常天樂穿一身 T 恤牛仔，在市集來回走動。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于2010年由一群關注生態農業和“三農”問題的消費者志願發起，已經小有影響力。目前有40 多家農戶和商戶，2012年銷售額1000多萬元，微博粉絲超過7萬。北京的市集熱了之後，上海、西安等地也興起類似的市集。 市集的主體是農戶、社會企業及NGO，游離于目前中國有機產業主流體系之外。他們通常不尋求第三方認證，產品不能標注為有機，卻認為自己是實踐有機傳統的真正“有機農夫” 。 事實上，世界上有機農業運動最早的發起者就是這樣的獨立農戶。在日、韓這樣農民結構同樣以小農為主的國家，小農戶至今仍佔有機市場重要份額。 對於原來分散經營的“有機農夫”來說，市集不僅幫助他們找到了消費者，也形成一個生產者、消費者、NGO 等社會力量組成的社區。一位參觀過農場的消費者在日誌中寫道 ： “那種眼見為實的感覺，是什麼認證都不能比的” 。 參與市集的農戶中， “小毛驢” “分享收穫”等是社區支持農業模式（CSA）的實踐者。2008年成立的“小毛驢”已有1000多戶會員，2012年成立的“分享收穫”則發展到500多人，已實現盈利。 CSA近二三十年在國外興起，如今美國已經有1700多個 CSA 農場。其基本模式是，在一定區域範圍內，省去中間環節，由消費者和農民提前簽約，以較低價格為來年的食物預先付費，共同承擔生產風險。農民不因氣候、市場的變化擔心生計，會更加細心地種植安全、可口的食品，消費者可以吃到最新鮮、健康的本地農場生產的食物。它並不單一指向經濟目的，也代表一種理想——重建人們與土地、與農業生產之間自然和諧的關係，重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任。 “小毛驢”的創辦人之一程存旺2011年離開“小毛驢”去江蘇常州實踐CSA，創辦了“大水牛” ，預計今年客戶能夠超過200人，實現盈利。他認為，CSA模式在二三線城市也可以複制。目前中國的 CSA約有幾十家。 此外，一些農民自己組織的社區和合作社也成為小農從事有機種植的組織者。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社區理事長鄭冰告訴財新記者，他們社區的有機種植面積已達9000多畝，以高于普通農產品5%-30% 的價格出售給商家，還直接和當地1000多戶消費者對接。農戶五戶一小組相互監督，通過合作社來管理。 身份尷尬 常天樂希望，有機農業的發展能給更多小農戶帶來機遇。不過業內對這些游離于監管體系外的中小農戶也不乏質疑。 “嚴格來說，他們是非法的。 ”杜相革說。市集及許多農戶身份尷尬。一些農戶沒有《食品流通許可證》等必需證件 ；產品沒有有機認證卻以有機產品為名出售；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既非 NGO，也非企業，只是一個消費者發起的非正式組織，名字則打了擦邊球——“有機農夫” ，避開了有機產品。 對於“有機農夫”們而言，官方認可的認證門檻過高。2012年3月新《有機產品認證實施規則》 （下稱《規則》 ）實施後，要求每一品種每批都要認證。 50畝地、二十幾個品種一年檢測加認證 大概在20萬元左右。這將一些品種多、面積不大的中小農場排除在外。認證周期也相對較長，農戶難以承受。大賀農場的賀維亮表示，有時候等認證下來，“菜都爛了” ， “拿了認證別人也不都信” 。 此外， 《規則》要求，多個農戶負責生產（如農業合作社或公司 + 農戶）的組織應檢查全部農戶。這導致許多認證機構不接受多農戶認證申請。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就停止了農戶數超過10戶的項目認證和項目保持認證。 不少業內人士指出，有機認證只是一種過程認證，並非結果認證。在許多從事有機種植的農場主看來，自己的操作比認證的要求更嚴格。 在經營上，社區支持農業（CSA）實踐和推動者石嫣表示，由於“不知道”或者成本等原因，許多中小農戶沒有取得生產、流通許可等證件。 目前， “有機農夫”們和消費者的信任關係依靠自我管理、社區的聯繫以及口碑來建立和維持。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市集組織者通常會選擇一些在圈子里有一定口碑、值得信賴的農場或農戶進入，並對他們進行考核。但考核不是標準化的，也不包括土壤檢測。 對此，杜相革認為，市集現在是“自我聲明、自我認證” 。常天樂等組織者和一些農戶也擔心，隨著市集的擴大，很難控制風險。目前，市集只能採取控制規模的方式，基本暫停引入新農戶，並嘗試在今年將准入和探訪制度化。 標準和市場規範的缺乏，也有可能破壞消費者的信任。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其他冠以有機之名的市集也紛紛湧現。 常天樂說，原來挺高興，但後來卻發現這些市集良莠不齊。她擔心，消費者難以區分，影響了市集的聲譽。 發展民間力量 如何規範市場、推動中國有機農業發展？許多業內人士開出的方子都是發展民間力量。 杜相革說，IFOAM 認為，小農戶以家庭為主體耕作是發展有機農業效率最高的模式。他說，大資本未必好，農民專業合作社、 “龍頭企業 +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比較合適的。 石嫣和常天樂都期望，中小農戶的灰色狀態能夠改變。石嫣認為，政府在監管小農戶上面臨困境，應支持民間力量，允許農民和消費者成立自己的組織。 民間可用低成本的方式實現自我監督，並幫助中小農戶的聯合與發展。 國外已經發展出一套不同于第三方認證的適合中小農戶的認證體系。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項目協調員Flavia Castro 稱，巴西、印度、美國、新西蘭等國家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參與式保障體系（PGS） 。IFOAM 對此表示支持。 石嫣介紹，PGS 強調農戶與利益相關者參與，通常由當地農戶組織協會，以通行標準為基礎設定適合當地農業的有機標準，並邀請消費者代表、NGO 代表等參與認證。巴西、印度允許在認證標識上標注“PGS 有機”字樣。美國則允許標注“自然生長” 。在小農戶、小加工企業監管上，英美等國也有專門的體系。石嫣、常天樂介紹，對只直接出售給本地消費者的小生產者，這些國家不要求官方證書，或是進行抽檢。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有機農業領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缺乏制約了中國有機農業發展。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吳文良稱，在日本，強大的農協基本涵蓋了技術、銷售等所有社會化服務領域。不過，在中國，民間力量仍未充分發育。無論是農民協會、消費者協會還是公益性NGO的成立，都仍面臨一定限制。 在整個產業體系中，民間力量的引入也至關重要。杜相革表示，中國發展有機農業必須解決信任問題。從發達國家經驗看，僅靠認證來監管是不夠的，還要發揮行業監督、民間監督。德國是世界上幾大有機食品生產和消費市場之一。健全的行業協會在規範和服務市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資本在行業中扮演的角色，石嫣認為，就目前中國農村資本、資源持續外流的現狀而言，資本的流入仍然有積極意義，但必須加以引導，這亦有賴于類似日韓綜合農協這樣的組織代表農民監管、談判。杜相革表示，資本應起到行業整合的作用。有機是一個產業，局部地區需要不同行業、不同公司聯合，不是幾十萬畝自己就能把產業做大。 許多支持或反對有機農業的人都會討論一個問題，有機農業能走多遠？ 它可以取代化學農業嗎？有觀點認為，有機種植會造成產量大幅降低。但IFOAM 表示，有機農業產量可以達到化學農業的80%以上。 杜相革認為，中國5% 的耕地有機種植，不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常天樂、程存旺等則期待化學農業向有機農業轉向。對有機農業的倡導者來說，有機不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本已消費和浪費了太多的食物。

新興市場暴跌另一原因：企業預期利潤崩潰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4646

美聯儲接近收回QE促使資金從新興市場回撤，引發當地股市，貨幣和債券市場大幅下跌，但有投資者認為除了外部不利因素之外，不能忽視新興市場企業自身盈利能力普遍下降。

Yardeni Research總裁和首席策略師Ed Yardeni說：

最近新興經濟體外匯，債券和股票市場大跌。在對美聯儲收縮QE的預期下，投資者認為新興國家受到的衝擊要大於發達經濟體。

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面。事實上在2011年8月4日，MSCI新興市場綜合指數中企業的盈利展望達到了頂峰，自此之後一路下跌。分析師對2013和2014年盈利預期普遍下降，而在最近幾週這勢頭出現加速。過去30個月中新興市場盈利調整呈現負面趨勢。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自2011年年初以來新興市場的利潤預期的崩潰，預期利潤率從當時的8.5%下跌至目前的6.5%。

雖然新興市場企業收入繼續在上漲（包括MSCI EM指數中企業在內），但是2011年以來收入增速相比2009-10年期間的復甦速度也已經顯著放緩。

美國政府關門的另一種「風險」：還記得1995年的萊溫斯基？

http://wallstreetcn.com/node/58582

美國國會能避免政府關門的時間剩下不到2小時。從過往經歷看，關門不是世界末日，但還是會帶來多種問題，比如80萬聯邦政府僱員就得在家無薪休假了。

德意志銀行整理數據顯示，過去持續最久的美國政府關門是1995年12月15日到1996年1月6日。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應該會想起那三週關門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

由於非重要白宮工作人員回家休息，不帶薪的實習生要在白宮承擔更多的工作。

因此，當時22歲的女實習生、白宮幕僚長高級助理萊溫斯基小姐就有了更多時間接觸時任總統克林頓。再後來的醜聞我們現在都知道了。

下面這幅照片攝於1995年11月17日。萊溫斯基自稱，在那兩天之前，她與克林頓開始發生性關係。

 

 

當然，以上有玩笑成分，我們應該知道，即便今天得知美國政府關門，克林頓這樣的「獵豔」經歷也不會重演。

主要原因倒不是現任總統奧巴馬比他的前任更有定力，而是因為白宮在本週一、9月30日就「未雨綢繆」，宣佈白宮的實習生今後再也不會在政府關門的時候留在白宮工作。

牛文文：合夥人制度的另一副面孔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53394.html

兩年半前，當我第一次從史玉柱的嘴裡聽說馬云在醞釀一項合夥人制度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在今天引起如此大的波瀾。馬云是個總能給這個世界帶來波瀾的人。

史玉柱這話是在給黑馬營一期學員講企業文化時提起的，當時學員們在向他請教如何既能保持創業早期打亂仗的激情，又有一套永續發展的文化制度保證。老史點燃一棵煙，提到了馬云正在醞釀的合夥人制度。

他當時是隆重介紹的，但我相信在場的50多位黑馬學員和我本人一樣，都沒有意識到馬云潛心研發的這項秘密武器是那麼的驚天動地，大家基本上把它理解為：如何把優秀員工變為命運共同體變為企業持股人的一種內部激勵制度。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馬云的合夥人制被普遍認為是與資本博弈的一種制度安排。絕大多數人把他歸結為創始人團隊與外部投資人在公司控制權上的一種大膽設計。的確，整個香港資本市場乃至企業界都是從企業控制權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的，和美國資本市場AB股結構設計一樣，合夥人制度似乎也在力圖在公開上市後，創始團隊，尤其是創始人股權被大量稀釋情況下，依然能夠影響和控制公司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AB股與合夥人制都是為創始人在董事會裡的發言權背書。

迄今為止，關於合夥人制的討論和爭論，基本圍繞這一主軸展開。但合夥人制度的另外一面——企業內部CEO的產生機制問題卻鮮有人談及。據悉，秘密研發了6年之久的合夥人制，主要是用來作為阿里內部憲法的，如何在創始人退休之後依然保證阿里的企業願景和文化價值能夠延續下去。

這個內部憲法前前後後徵集了幾十條之多，大部分是關於什麼人能做合夥人，如何在合夥人中間產生新的CEO的設計。在內部，馬云經常提到華盛頓與美國憲法，好像受外部資本聘用和指揮的職業經理人、空降兵CEO才是馬云的噩夢，才是合夥人制度的出發點。

高科技與互聯網公司，即便大如Google、facebook、亞馬遜，也都是年輕的公司，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既很大又很年輕的公司形態，如何在創始人創造力衰退或注意力轉移的情況下依然能夠讓這些年輕的互聯網大公司保持活力與獨特的文化?這的確是一個新鮮問題。我們已經看到雅虎、微軟、甚至蘋果在創始人離去之後，陷入了中年頹勢，那些被董事會聘用的職業經理人，很難讓企業依然煥發創造活力，那些被董事會聘用的外來職業經理人是製造業時代的產物，他們不適應互聯網時代，馬云似乎要用合夥人制度解開硅谷之痛。

也許，互聯網和高科技領域本來就是5年一代，各領風騷。馬云的努力只是挑戰風車的堂吉訶德。

另一種角度：去大公司還是去創業公司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118/58038.html

實習或者畢業是去大公司還是去創業公司?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想必大家看過很多，i黑馬也不再贅述。但知乎用戶卻從另一個角度給大家帶來啟示：大公司的職場品牌影響力巨大，但同時也要考慮，它是否具有成長性?一，這是個老問題。雖然我沒在知乎答過，但是“畢業生、實習生進大公司還是小公司”，是個初級職業發展規劃中的經典問題。二，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經典而千篇一律的。正如開複老師所言，大公司的制度、流程、體系、規範;小公司的靈活、重任、自由各有優勢。三，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那麽重要。因為在畢業生選擇就業的時候，第一重要的不是“企業規模”。排序是行業、專業、個體環境，接下來才是規模。四，ok，還是就題論題。我們暫時不談前幾者，假設行業和專業同樣的情況下，我們來談“企業規模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今天，我們嘗試給出一個和以往結論不同的答案。正題。在這里，不再跟大家討論制度流程規範體系靈活自由收入以及累或者不累的問題。我們按照“以終為始”的原則，來看一看。好了，時間來到你畢業三年之後，你要跳槽 or 創業了。此時你在大公司，誇張一點，假設你在蘋果，幹到了一個基層主管。若是跳槽，沒得說，只要你肯投簡歷，這個行業所有公司都會給你面試機會。此時你若是在小公司，誇張一點，假設你在羅永浩的錘子(假設錘子招畢業生)，幹到了一個部門經理(其實難度很大)。若是跳槽，很抱歉，你可能會有困難。因為三年之後錘子這個公司可能倒了，也可能什麽東西都沒出來。五年之後，你在蘋果，此時就應該有獵頭打電話挖你了。而你在錘子，還是那句話，你得等到錘子牛逼了才行。十五年之後，你打算創業了。若你是蘋果的管理層，你拉風投相對就比較簡單。若是錘子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是有殊途同歸的可能。所以，很多的經典討論中，所忽略的問題就出來了。是什麽?是大企業帶給你的品牌。對的，職場品牌。拿開複老師(顫抖，太不敬了)來說，大家是怎麽認知他的?當然是微軟、蘋果、google 這樣的大牌企業擔任要職，接下來才是現在的創新工場。拿唐駿來說(竟然拿唐駿和開複老師並列，再次不敬了，顫抖)，若沒有微軟的經歷，誰認識他?陳天橋會請他當 ceo?各位又有多少人此前就知道紫金礦業的?羅永浩，如果不是當年有新東方這個大牌給他光環，今天哪來的風投做錘子?沒錯。你想象一下，三五年後，你是騰訊的某主管更好就業，還是錘子的某部門經理更好跳槽?大企業的職場品牌價值，在過去被最最最最大程度上忽略了。此外，還有平臺。比如說現在被神話的張小龍老師(抱歉又不敬了)，是當年做 foxmail 的張小龍更受風投歡迎，還是說今天把微信做成中國移動互聯網第一產品的張小龍更受青睞呢?如果沒有騰訊這個大平臺，張小龍老師自己能做出這樣的成就嗎?綜上，考慮到職場品牌、企業平臺兩大因素：畢業生，選大公司，錯不了。這就是結論了?不是的。還有下文。當年我畢業的時候，提起最佳雇主，那是“巨大中華”，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華為技術。而現在這幾個企業什麽情況，大家應該有了解。至少是打不過 BAT 的。當年我的同學面試華為的時候，華為 hr 是這麽說的：你進了華為，幹上 5 年。這個行業你有立足之地了，你說你是華為出來的，這個行業任意一家公司，都至少會給你面試的機會的。這就是華為在當年的品牌，所以他 hr 才有這樣的自信。這也是前文談到的品牌價值。我那個大工科學校，進 it 業是許多人的首選，當時提起門戶網站，不是 bat，而是新浪、網易、搜狐。我有一個師弟，也是我們校會主席，在眾多 offer 的利誘下，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騰訊。雖然當時騰訊地位沒有現在這麽壟斷，但是他去了，大概三四年的時間，就成長成為骨幹，並且一幹就是 7 年。我說這個是神馬意思呢?我是想說，最大、絕大的公司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第一考慮的是最具成長力的公司，這樣的公司有機會。大家一定會說，你又神棍了，我怎麽知道這個公司未來會怎樣啊?給大家兩個方法，一個是看過往的年度業績發展情況(百度公司名加營業額即可)。若是這個公司前年 100 億、去年 130 億、今年計劃 200 億的業務規模，這就說明它在穩健地增長，亦不冒進。第二個方法也很重要，關註企業治理，在網上可以搜“最佳治理 + 公司名”這樣的關鍵詞，這種獎項往往意味著公司的規範。雖然這種獎項多且雜，需要一些個人對評獎機構的鑒定能力，但是你知道，像“腦白金”這樣的企業，一定不會跟最佳治理沾邊的。綜上，首先是具有潛力且有一定規模的品牌公司(如我師弟 7 年前選騰訊)，再次是治理優秀的大公司，除非你懷揣一顆 5 年之內創業的心(前提是你有足夠的家底吃飽飯)，否則請慎重對待創業型公司。若想創業，等你 15 年後在騰訊做到管理層，那個時候風投會更青睞你。以上，謝邀。最後還是補一句經典橋段：上北大還是上清華這樣的事情就不要苦惱了，有活幹才是正經的。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知乎網友 | 編輯：weiyan | 責編：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