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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農場危機潛伏，“有機農夫”身份尷尬，出路在民間◎ 本刊記者 汪蘇 文wangsu.blog.caixin.com 5月7日早晨8點左右，北京瀚美利華農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瀚美農莊）的銷售員劉超（化名）照常趕到公司位於北京高碑店的東區站點，準備開始一天的簽單生活。他的工作是推銷“原生態”蔬菜。 但門口等待他的卻是一紙通知 ：公司進入破產程序。小王和其他銷售員驚愕不已，他們中的不少人前一天還簽下新的客戶。 同樣感到驚愕的還有數百名消費者，他們為了吃上安全放心的有機蔬菜，已各自預付數千元至過萬元不等的訂菜費用。他們同時聽到有傳言稱，此前瀚美農莊配送給他們的蔬菜不是來自公司基地，只是從批發市場購來的普通蔬菜。 瀚美農莊的客戶李女士告訴財新記者，這嚴重傷害了他們作為消費者的信心， “我們開玩笑說，以後是不是得自 己親自去種菜？” 出于對食品安全的擔憂，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對有機食品心存嚮往。目前全球有機作物種植面積以每年30%-50%的速度增長，已形成一個約700億美元的有機食品市場。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預計，未來五至十年，中國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有機食品市場。目前，除了一些小資本，聯想、萬達、中糧、匯源等大資本也紛紛投資有機食品。 但多位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中國有機農業仍處於緩慢培育客戶的起步階段，還難以實現規模效應。事實上，有機農業目前不適合大規模種植，有專家直言， “規模太大的做不到有機。 ”在資本大手筆進入的同時，一些來自草根的“有機農夫”也在默默耕耘。 在北京、上海等地，以農戶、社會企業為主的“有機農夫”市集如星星之火，立足于本地的社區支持農業（CSA）也在星星點點出現。不過，這些頗受百姓追捧的“有機農夫”中，相當一部分並無合法“有機”身份。 快資本與慢農業 瀚美農莊其實只能算近年來進入有機農業市場資本中的一條小魚。 這家公司成立于2012年5月，註冊資本320萬元。總經理李睿超稱，投資方又追加了好幾次，總投資額已是最初的好幾倍， “選擇這個行業是因為有社會意義，市場投的人也還少。 ”這也是很多資本的態度。據清科研究中心數據，自2006年至2011年上半年，中國新農業領域已披露的投資案例累積達到114起，其中104起披露金額案例共涉及投資金額17.6億美元。 但不少業內人士告訴財新記者，資本經營有機農業在生產管理上面臨困難。有機農業既是勞動密集型也是知識密集型，要通過自身生態系統精細化管理，無法使用標準化機械化方式。不得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是硬性要求，對付蟲子不能大面積撒藥，要通過輪作、間作，以生態系統的多樣性實現平衡，也可噴辣椒水、沼液或使用生物農藥；對付雜草不能使用除草劑；促長要使用牲畜糞便、稭稈等有機肥，而非化肥。 這加劇了組織農民的難度。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杜相革表示，資本面臨兩難的選擇 ：自己租地僱傭農民，若協調不好利益關係，農民不好好種地 ；若與農民合作，收購農民產品，則又面臨監管難——如何保證農民不使用農藥化肥。 生產難度、成本增加外，有機農業投資周期更長。按現行認證規則，在認證為有機產品之前，須經三年轉換期。 期間產出不得作為有機產品出售。價格高之外，破損的信任關係也是瓶頸。歐盟在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有機農業形象不佳、信任度不高。 “花錢買認證”曾被媒體曝光並致中國從嚴修訂認證標 准。之後認證成本大增，一些企業於是避開“有機” ，使用“原生態”等概念。 瀚美農莊員工告訴財新記者，2012 年11月左右，公司稱消費者對有機概念認知度低，改稱為“原生態” 。員工並沒見過有機認證證書。對於蔬菜來源，李睿超稱是“內部運營問題” 。在很多員工看來，農莊倒閉很大程度上和高成本經營模式有關。公司一度有約200人搞銷售，希望通過鋪銷售迅速打開市場，但並不容易。李睿超則告訴財新記者，後期勞動力市場供應緊張，公司無法招到足夠多的銷售員實現規模效應。 一些投資者看起來已對有機農業的“慢”有所準備。柳傳志即表示，聯想“不缺錢” “想要，隨時有” ，也不著急賺錢， “10個億、20個億我們投得起” 。不過，杜相革認為，大資本或許市場風險較小，但種植風險和管理風險更大。 草根之路 如果周末前往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會看到另一番景象。5月18日的市集選在北京西二環附近的居民小區“紅山世家”外。諸多農戶、商戶臨街擺攤恭迎客戶，蔬菜多是前一天在農場採摘，早晨拉到市集。菜價一斤10元左右，比超市的有機蔬菜便宜。擺攤的有“美田農場” ，有社會企業“小毛驢” ，有順義的傳統農戶……組織者之一常天樂穿一身 T 恤牛仔，在市集來回走動。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于2010年由一群關注生態農業和“三農”問題的消費者志願發起，已經小有影響力。目前有40 多家農戶和商戶，2012年銷售額1000多萬元，微博粉絲超過7萬。北京的市集熱了之後，上海、西安等地也興起類似的市集。 市集的主體是農戶、社會企業及NGO，游離于目前中國有機產業主流體系之外。他們通常不尋求第三方認證，產品不能標注為有機，卻認為自己是實踐有機傳統的真正“有機農夫” 。 事實上，世界上有機農業運動最早的發起者就是這樣的獨立農戶。在日、韓這樣農民結構同樣以小農為主的國家，小農戶至今仍佔有機市場重要份額。 對於原來分散經營的“有機農夫”來說，市集不僅幫助他們找到了消費者，也形成一個生產者、消費者、NGO 等社會力量組成的社區。一位參觀過農場的消費者在日誌中寫道 ： “那種眼見為實的感覺，是什麼認證都不能比的” 。 參與市集的農戶中， “小毛驢” “分享收穫”等是社區支持農業模式（CSA）的實踐者。2008年成立的“小毛驢”已有1000多戶會員，2012年成立的“分享收穫”則發展到500多人，已實現盈利。 CSA近二三十年在國外興起，如今美國已經有1700多個 CSA 農場。其基本模式是，在一定區域範圍內，省去中間環節，由消費者和農民提前簽約，以較低價格為來年的食物預先付費，共同承擔生產風險。農民不因氣候、市場的變化擔心生計，會更加細心地種植安全、可口的食品，消費者可以吃到最新鮮、健康的本地農場生產的食物。它並不單一指向經濟目的，也代表一種理想——重建人們與土地、與農業生產之間自然和諧的關係，重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信任。 “小毛驢”的創辦人之一程存旺2011年離開“小毛驢”去江蘇常州實踐CSA，創辦了“大水牛” ，預計今年客戶能夠超過200人，實現盈利。他認為，CSA模式在二三線城市也可以複制。目前中國的 CSA約有幾十家。 此外，一些農民自己組織的社區和合作社也成為小農從事有機種植的組織者。山西省永濟市蒲韓鄉村社區理事長鄭冰告訴財新記者，他們社區的有機種植面積已達9000多畝，以高于普通農產品5%-30% 的價格出售給商家，還直接和當地1000多戶消費者對接。農戶五戶一小組相互監督，通過合作社來管理。 身份尷尬 常天樂希望，有機農業的發展能給更多小農戶帶來機遇。不過業內對這些游離于監管體系外的中小農戶也不乏質疑。 “嚴格來說，他們是非法的。 ”杜相革說。市集及許多農戶身份尷尬。一些農戶沒有《食品流通許可證》等必需證件 ；產品沒有有機認證卻以有機產品為名出售；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既非 NGO，也非企業，只是一個消費者發起的非正式組織，名字則打了擦邊球——“有機農夫” ，避開了有機產品。 對於“有機農夫”們而言，官方認可的認證門檻過高。2012年3月新《有機產品認證實施規則》 （下稱《規則》 ）實施後，要求每一品種每批都要認證。 50畝地、二十幾個品種一年檢測加認證 大概在20萬元左右。這將一些品種多、面積不大的中小農場排除在外。認證周期也相對較長，農戶難以承受。大賀農場的賀維亮表示，有時候等認證下來，“菜都爛了” ， “拿了認證別人也不都信” 。 此外， 《規則》要求，多個農戶負責生產（如農業合作社或公司 + 農戶）的組織應檢查全部農戶。這導致許多認證機構不接受多農戶認證申請。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就停止了農戶數超過10戶的項目認證和項目保持認證。 不少業內人士指出，有機認證只是一種過程認證，並非結果認證。在許多從事有機種植的農場主看來，自己的操作比認證的要求更嚴格。 在經營上，社區支持農業（CSA）實踐和推動者石嫣表示，由於“不知道”或者成本等原因，許多中小農戶沒有取得生產、流通許可等證件。 目前， “有機農夫”們和消費者的信任關係依靠自我管理、社區的聯繫以及口碑來建立和維持。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市集組織者通常會選擇一些在圈子里有一定口碑、值得信賴的農場或農戶進入，並對他們進行考核。但考核不是標準化的，也不包括土壤檢測。 對此，杜相革認為，市集現在是“自我聲明、自我認證” 。常天樂等組織者和一些農戶也擔心，隨著市集的擴大，很難控制風險。目前，市集只能採取控制規模的方式，基本暫停引入新農戶，並嘗試在今年將准入和探訪制度化。 標準和市場規範的缺乏，也有可能破壞消費者的信任。在北京和其他城市，其他冠以有機之名的市集也紛紛湧現。 常天樂說，原來挺高興，但後來卻發現這些市集良莠不齊。她擔心，消費者難以區分，影響了市集的聲譽。 發展民間力量 如何規範市場、推動中國有機農業發展？許多業內人士開出的方子都是發展民間力量。 杜相革說，IFOAM 認為，小農戶以家庭為主體耕作是發展有機農業效率最高的模式。他說，大資本未必好，農民專業合作社、 “龍頭企業 +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比較合適的。 石嫣和常天樂都期望，中小農戶的灰色狀態能夠改變。石嫣認為，政府在監管小農戶上面臨困境，應支持民間力量，允許農民和消費者成立自己的組織。 民間可用低成本的方式實現自我監督，並幫助中小農戶的聯合與發展。 國外已經發展出一套不同于第三方認證的適合中小農戶的認證體系。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項目協調員Flavia Castro 稱，巴西、印度、美國、新西蘭等國家已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參與式保障體系（PGS） 。IFOAM 對此表示支持。 石嫣介紹，PGS 強調農戶與利益相關者參與，通常由當地農戶組織協會，以通行標準為基礎設定適合當地農業的有機標準，並邀請消費者代表、NGO 代表等參與認證。巴西、印度允許在認證標識上標注“PGS 有機”字樣。美國則允許標注“自然生長” 。在小農戶、小加工企業監管上，英美等國也有專門的體系。石嫣、常天樂介紹，對只直接出售給本地消費者的小生產者，這些國家不要求官方證書，或是進行抽檢。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有機農業領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缺乏制約了中國有機農業發展。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吳文良稱，在日本，強大的農協基本涵蓋了技術、銷售等所有社會化服務領域。不過，在中國，民間力量仍未充分發育。無論是農民協會、消費者協會還是公益性NGO的成立，都仍面臨一定限制。 在整個產業體系中，民間力量的引入也至關重要。杜相革表示，中國發展有機農業必須解決信任問題。從發達國家經驗看，僅靠認證來監管是不夠的，還要發揮行業監督、民間監督。德國是世界上幾大有機食品生產和消費市場之一。健全的行業協會在規範和服務市場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資本在行業中扮演的角色，石嫣認為，就目前中國農村資本、資源持續外流的現狀而言，資本的流入仍然有積極意義，但必須加以引導，這亦有賴于類似日韓綜合農協這樣的組織代表農民監管、談判。杜相革表示，資本應起到行業整合的作用。有機是一個產業，局部地區需要不同行業、不同公司聯合，不是幾十萬畝自己就能把產業做大。 許多支持或反對有機農業的人都會討論一個問題，有機農業能走多遠？ 它可以取代化學農業嗎？有觀點認為，有機種植會造成產量大幅降低。但IFOAM 表示，有機農業產量可以達到化學農業的80%以上。 杜相革認為，中國5% 的耕地有機種植，不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常天樂、程存旺等則期待化學農業向有機農業轉向。對有機農業的倡導者來說，有機不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本已消費和浪費了太多的食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