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波蘭 ，天氣向盛夏衝刺。2012年歐洲盃，讓波蘭全民進入節慶氣氛。
首都華沙最高建築科學文化宮一改沉悶肅穆的面孔，「華沙歡迎你！」巨幅宣傳畫向球迷們發出邀請，環繞科學文化宮設置的球迷區人頭攢動，動感音樂 挑逗所有人的運動神經。華沙的標誌美人魚出現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右手托起足球，左手盾牌被漆成各個參賽國國旗的顏色。肖邦、哥白尼也被穿上了足球服。 「Polska! Polska!」（波蘭！波蘭！）年輕人臉上塗著波蘭國旗紅白兩色的油彩，唱起口號。這個時刻屬於他們 。
這個時候的足球賽，對其他歐洲國家或許是苦中作樂，對波蘭卻是錦上添花。作為惟一在近年的經濟危機中保持正增長的歐盟國家，波蘭越來越習慣於接 受讚賞的注目禮。近一個世紀來，波蘭從國家的分裂到統一，從委身於外部勢力到成為獨立國家，從歐洲的貧困區到冉冉升起的經濟和政治新星，波蘭需要這個「加 冕禮」。
「把大家動員到這樣一個大項目來，對整個國家的社會心理很重要。」波蘭智庫歐洲戰略中心（demosEUROPA – Centre for European Strategy）主席施韋博達（Paweł Świeboda）說，「我們已經經歷了23年的轉型，這個過程基本上完成了，但人們需要感覺到，有一個象徵，有一個大項目能夠把這段歷史總結起來，用一種具體、看得見摸得著的方式來表達這個國家的成就。」
歐洲盃讓波蘭獲得了大量歐盟基金，進行其經濟繼續發展亟需的交通與市政基礎設施。這對波蘭政府是巨大的考驗——許多項目的建設都不能順利進行， 直到6月8日開幕前幾天的最後期限才完工。「部長恨不得拿起鏟子自己去修路！」在智庫工作的Ania說，這屆政府對通過成功舉辦歐洲盃贏得民眾信任心情殷 切。
「波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自己努力的結果。」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首席經濟學家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將波蘭今日的成就歸功於其改革 。
因為改革，波蘭吸引的歐盟基金沒有像希臘那樣付諸東流，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波蘭沒有像其鄰國那樣積累起巨大的內部與外部失衡，逐漸壯大的內部 市場、槓桿率較低的銀行體系、受到遏制的信貸和房地產泡沫等，都讓波蘭避免了這次危機中危害許多其他國家的病症。很早就開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開放，也讓波 蘭今天有了中東歐範圍內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場。2011年，華沙股票交易所吸引了全歐洲47%的首次公開募股（IPO）。
波蘭為何能夠取得比其他中東歐轉軌國家更為耀眼的成績？慶祝之時也是回顧之時。
有摩擦，無倒退
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加財政審慎——四個月實現市場經濟，穩固它則花了20年
「排隊買東西的現象消失了。」那一刻，巴爾采洛維奇（Leszek Balcerowicz）確信自己的改革計劃會成功。
他的名字已經深深嵌入波蘭23年改革史。1989年9月臨危受命擔任波蘭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時年42歲的巴爾采洛維奇定下目標：四個月內，也就 是1990年1月1日之前，要實行市場經濟——市場定價、自由競爭、私有化。在1989年末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他帶領同事快馬加鞭地準備法案、爭取議會 支持，趕在聖誕節前風馳電掣地通過了一系列立法。「巴爾采洛維奇計劃」決定性地將波蘭經濟從過往的中央計劃拽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
「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巴爾采洛維奇很清楚自己要推行如此激進的計劃，需要跟時間賽跑。他對財新記者回憶，「這是歷史給我們的禮物，在這段時期內人們願意接受困難的措施。這種民意不會永遠存在下去。」
全民一心的理想狀態的確很快就消退了。改革首先打擊的往往是那些讓改革成為可能的人，波蘭也一樣——沒有廣大工人支持的團結工會運動，就不會有波蘭的劇變；但在私有化過程中，工人失業，為遏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工資控制措施也壓縮了工會的勢力。於是，罷工和抗議不斷。
波蘭真正開始有自由的選舉，包括1990年的總統選舉和1991年的議會選舉，是在巴爾采洛維奇計劃開始實施之後——1989年那次選舉只是部分放開，仍為原執政黨統一工人黨保留了席位。競選活動讓反對改革的聲音放大。「巴爾采洛維奇下課！」成為一些政黨的競選口號。
巴爾采洛維奇不是不知道改革的社會風險。但此前十幾年對別國改革經驗的研究讓他非常確信，社會風險較小的方案不是沒有，但那樣的改革將無所作為。任憑各種指責，他至今毫無悔意。
「有些政治家要麼是不理解這個方案，要麼是故意批評（該計劃）來建立自己的政治資本。」直到現在，巴爾采洛維奇仍對此不以為意。「這就是政治。」他對財新記者說。
但巴爾采洛維奇得到了關鍵的支持。從團結工會領袖成為波蘭首位自由選舉產生的總統瓦文薩（Lech Wałęsa）， 從「階級感情」也好、政治姿態也罷，從未在言語上正面支持巴氏的計劃，卻用實際行動表達了態度——1991年他任命改革派的別列茨基（Jan Krzysztof Bielecki）為總理就是一個例證。
「很多政治家在公開場合會批評巴爾采洛維奇，但私底下他們都會說，就得這樣辦。」《選舉報》的烏伊慈克說。
1992年4月24日，10萬名工會成員發起了改革以後的最大示威遊行，反對對國有企業工資增長徵稅、抗議生活成本的上升。
瓦文薩說：「我很想參加這場示威，但作為總統，我不能。」這是這位傳奇人物的常用句式，已經變成今天波蘭政治揶揄中的經典。
巴爾采洛維奇還很幸運，他沒有因為曾在美國求學、改革政策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支持，就被斥為「西方走狗」。 這種事在其他轉型國家可並不少見。
1991年大選，多達100多個政黨參加了競選，近30個政黨進入議會。這時巴爾采洛維奇的改革受到了挑戰，新產生的以奧爾舍夫斯基（Jan Olszewski）為總理的政府宣佈要與前兩屆的親改革政府劃清界限。
巴爾采洛維奇也在當年12月離職，因為對他來說已經很明顯，在這屆政府中，他將不可能繼續保持對政策足夠的影響力。
然而，巴爾采洛維奇改革之初就已經確立了的中央銀行獨立性，對政府產生了制約，奧爾舍夫斯基未能偏離巴爾采洛維奇計劃太遠，只是基本停止了大型國企的私有化。
1992年6月，奧爾舍夫斯基政府解散，新一屆政府即蘇霍茨卡（Hanna Suchocka）政府，則在很大程度上繼續了此前啟動的那些改革。這屆政府也未能持久，到1993年被議會不信任票投倒，新政府放慢了一些制度性改革， 特別是在權力下放地方政府和私有化銀行方面，但還是保持了財政紀律。從此，波蘭開始了共產黨背景政黨和團結工會背景政黨間鐘擺式的左右交替，但左右都很溫 和。
「沒有什麼激進的轉變，起碼沒有重新國有化。」巴爾采洛維奇總結這二十幾年，「他們維持了財政政策紀律，只是改革速度有所不同，比如一些政府放慢了私有化。」
從1990年後半年開始，頻繁的選舉導致了民粹主義升起，民眾期望升高，對經濟參與者的行為產生了不利影響，反映在工資壓力重現、國有企業不再那麼願意採取艱難的重組決定。所有這些，都讓波蘭的改革比捷克、匈牙利等鄰國更為艱難。
多黨政治是不是增大了經濟改革的難度？「這個問題我們在80年代就討論過了。」1991年擔任總理的別列茨基說，「我們看過拉美的經驗。我們決定，民主變革必須與經濟轉型同時進行。」
「一開始非常困難，因為波蘭政治不穩定，每年都要換政府，政黨輪換很快。」別列茨基說，「但不管是來自左還是右，波蘭政治家們從未質疑國家的主要目標，首先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然後要重新融入西歐。」巨大的磁場，讓波蘭保持了改革的動力。
巴爾采洛維奇也總結，波蘭經濟改革最大的特點是，不僅採取了相當激進且全面的自由化，還向嚴格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紀律邁出了堅實的步伐。1989 年12月的改革系列方案就納入了央行獨立性，並在1991年再次得到加強。1991年實行了證券、股票交易所、外國投資自由化、個人所得稅，以及財政政策 方面的立法改革。
這種政策組合迅速遏制了通脹，使得私人部門快速成長。國有企業得不到補貼，如果在與私人企業競爭中失利，就只能出售資產，這種「資產私有化」也為私人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食糧。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1997年就在憲法中引入了債務閘門，這在今天的歐洲，乃至世界都是一個獨特的安排。」歐洲戰略中心的施韋博達說，這個債務閘門規定，公共支出佔GDP比重不能超過60％。否則，下一年就必須平衡預算，且有關官員還要受審。
民主或許讓改革路途中多了一些摩擦成本，但並沒有讓改革倒退。「在任何國家，財政紀律都會有鬆懈的時候，但良好的社會可以制約國家的擴張。歸根結底，政策是社會力量制衡的結果。」巴爾采洛維奇說。
改革黏合劑
「民意壓力、自由媒體。這是預防權貴資本主義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大體成功了」
「我還記得1990年12月的總統大選後兩個月，罷工一天接一天。我上任勞工部長後，每天都去跟抗議的工人見面。」現任行政與數字化部長的波尼（Michał Boni）說。
58歲的波尼20年前就活躍在政壇，曾在1991年別列茨基政府和1993年蘇霍茨基政府中分別擔任勞工與社會政策部長和副部長。「團結工會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需要理解民眾的期待和心聲。」
如果說巴爾采洛維奇是波蘭經濟改革不可否認的主角，這出歷史大戲中還有許多不可或缺的配角，他們的作用有時事關成敗。
「巴爾采洛維奇拿出的主要是自由化方案，然後又有庫侖尼（Jacek Kuroń），他的想法則主要是社會對話和社會力量參與。」波尼說。他向財新記者憶起20年前的情景——當時，他曾與時任勞工部長的庫侖尼一起去說服國企工人，以求得他們接受私有化。「社會對話很重要。」
「一方面是經濟的自由，另一方面是社會、人本層面的對自由的感受，這個組合非常重要。」波尼強調。
庫侖尼已經於2004年去世。他參與孕育了後來的團結工會。在1989年的選舉中，庫侖尼當選下議院議員。即便成為議員、部長，他仍然喜歡穿一 件工裝夾克。這樣一個人不會有巴爾采洛維奇那種經濟學家式的理性思維。他支持前者的經濟改革，認為別無他法，但他無法忽視改革的社會代價。
「我很抱歉，我搞砸了。」庫侖尼曾公開說。
「90年代初，我們考慮，那些65歲以上的人怎麼辦？他們為市場經濟的轉變做好準備了嗎？我們準備了一個提前退休的計劃。」要為那些更難以應對轉型挑戰的社會群體提供幫助。波蘭有個詞叫「庫侖尼湯」，指的就是庫侖尼擔任勞工部長任上發起的失業補貼。
「我想波蘭轉型成功，一方面是執行市場經濟規律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意願和決心來滿足社會抱負，特別是中青年的參與，還有那些社會對話和社會辯論。」波尼對財新記者說，「如果沒有社會支持，我們不能取得這些經濟改革的成果。」
在越來越融入歐洲之時，波蘭的政策導向也越發朝向歐洲社會模式靠近。「波蘭現在更像歐洲，而沒那麼像美國。」波蘭政治評論電台TokFM的記者利赫涅羅維奇（Agnieszka Lichnerowicz）說。
「你看波蘭現在的意識形態，」波蘭公共事務研究所執行董事會主席庫哈赤克（Jacek Kucharczyk）同意這種看法，「90年代我們把美國當做一個好社會的典範，那種快速的增長、那種對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對市場的強調，但今天我們更多看的是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沒錯，你需要市場，但你也需要對社會弱勢群體有所保護。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轉變。」
「波蘭憲法中有一個概念叫做『社會市場經濟』。」現任波蘭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帕夫拉克（Waldemar Pawlak）也說，「社會市場經濟可能更偏向市場，但也非常重視社會和市場間的平衡。」
或許，在今天的思潮中，巴爾采洛維奇對經典自由主義的堅持顯得有些不合時宜，被他的反對者批評為教條主義。就連當年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都承認過那樣的方法有失考慮，巴氏本人的看法仍未有改變。
改革的公平問題同樣困擾過波蘭。轉型之初也出現過所謂的「黨官私有化」（nomenklatura privatization），即國有資產的私有化主要讓原來的統一工人黨黨內幹部得了利益。
這類現象逐漸淡化，一則是因為引入完全市場競爭後，很多這類企業不能適應競爭已經被淘汰，二則是因為波蘭媒體的嚴格監督。
「我還記得90年代的時候，每天媒體都在報導政客中飽私囊。」《選舉報》的烏伊慈克說。
「民意壓力、自由媒體。這是預防權貴資本主義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大體成功了。」巴爾采洛維奇也將此列為波蘭未出現俄羅斯寡頭階級的原因，「從 一開始，我們就在政治和經濟之間進行了嚴格的分離，預防有政治特權的商業企業的出現。我們的政治行為是允許私營經濟成長，但我們不讓政府來挑選企業家。允 許平等競爭。」
「在波蘭，政治和經濟能夠相互平衡，而不是合二為一，產生一個與社會其他部分隔絕開來的精英階層。今天波蘭的政客，也因為民意的壓力，都知道不能跟有錢人走得太近，媒體對此很敏感，所以政客會保持距離。」學者庫哈赤克也說。
他認為，1993年大選中一些原波蘭統一工人黨轉化而來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上台，他們在保持大部分改革的同時也確保了一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繼續。「這也是一種良性循環：波蘭的民主制度強健，保證了經濟財富不會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比如在烏克蘭發生的那樣。」
永未完工的工程
加入歐盟，達到指標，就基本達成民主制度建設——事實並非如此
二十幾年來，波蘭政壇也經歷了震盪式的改變，面目全非。當年團結在「團結工會」旗幟下的反對派力量，在獲得政治自由後全面分散到政治光譜中。
「今天的團結工會就是一個正常的工會，儘可能幫工會成員爭取漲工資，已經不是當年那樣的一種政治運動：左派、右派、中間派、知識分子、工人，都在這個運動中。」別列茨基說。
今天的執政黨也有團結工會的根源，而推行的一些自由化改革又受到團結工會的抵抗，這在別列茨基看來也「很正常」。61歲的別列茨基20年前當過總理，如今是現任總理的顧問團主席。
他對財新記者坦言，「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體制中就應該有各種不同的利益相關方，他們表達自己的利益——本地社區的利益、僱員的利益、僱主的利益、工會的利益。民主就該這樣。我很樂意看到有一個好的、好鬥的工會。」
事實上，當年團結工會的「戰友」們，早已分道揚鑣。
1990年時，瓦文薩就發起了所謂的「頂層戰爭」。《選舉報》創始人之一的吳馳沃（Helena Łuczywo）對財新記者回憶道，直到1989年的議會選舉中，瓦文薩還是絕對的靈魂人物，所有與團結工會相關聯的候選人都在自己的競選海報上放上與瓦 文薩的合照，這保證了他們的勝利——團結工會背景的候選人贏得了那次選舉中下議院開放競爭的所有席位。但選舉之後，這些新議員、新政府就成為國家政治生活 的核心。此後開始的經濟改革，又讓許多人開始批評團結工會。
「瓦文薩覺得工人是改革的中堅力量，現在卻要為改革付出代價。問題很大。他開始覺得政府處理得不夠好。」吳馳沃說。
團結工會背景的政黨「公民議會黨」（OKP）也迅速分裂為保守和自由兩派，前者的領導人物是萊赫·卡欽斯基（Lech Kaczyński），以工人為中堅，後者則更多代表知識分子、自由派。1990年的總統大選中，分裂相當明顯：保守派支持瓦文薩，自由派則支持當時擔任總理的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這為日後波蘭政壇的分野劃定了基本線。波蘭社會中保守與自由價值觀的裂痕，也越發明顯。
卡欽斯基兄弟領導的保守派似乎是堅定地走向了民粹立場。2001年他們成立了「法律與正義」（PiS）黨，將反腐敗與打擊前政權中的秘密警察作 為核心綱領，主張成立中央反腐辦公室，公開政客和重要公務員的財產情況等。它還強烈支持「清洗」，主張公佈所有在前政權中擔任過密探的人的姓名，將登記曾 經服務於前政權秘密警察的範圍，從現有法律規定的公務員，擴大到大學教授、律師、記者、大型企業經理等其他從事所謂公共職能的職業。
這些做法令自由派擔心，以法律和公正為名的打擊行動，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曾擔任瓦文薩顧問的卡欽斯基兄弟，首先將矛頭對準了瓦文薩。2000年瓦文薩就已經捲入醜聞，他在70年代與當局的一些接觸被曝光，被指控曾為 秘密警察的線人。雖然2000年華沙上訴法庭已經宣判瓦文薩並未與前政權合作，但這一污點沒有完全抹去。2008年，萊赫·卡欽斯基就在一個電視訪談中再 次指稱瓦文薩為線人，後來被瓦文薩訴諸法庭。
對瓦文薩的攻擊成了法律與正義黨的重要議題，直到2010年4月10日的斯摩棱斯克空難發生——包括時任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在內的96名波蘭高官、政要、宗教界人士在空難中喪生。
這場事件原來有可能成為波蘭和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新起點。「空難發生後，俄羅斯社會體現出來的尊重和同情，令波蘭人心存感激。」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主任扎博羅夫斯基（Marcin Zaborowski）說，「但後來變得複雜化。因為我們不滿意俄羅斯的調查，一些政黨開始變得很激進，公開說這是暗殺，這讓俄羅斯又很不能接受。然而，俄羅斯拒不交出飛機殘骸等做法又助長了人們的猜測。」
目前仍擔任法律與正義黨領導人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決心在這件事上堅持到底。
該黨公開稱，存在俄羅斯政府策劃空難進行暗殺的可能性。這種陰謀論在波蘭找到了土壤，許多人開始相信，俄羅斯政府與空難逃不了干係。
俄羅斯與波蘭之間複雜的歷史關係，再加上俄羅斯在波蘭邊境開展軍事演習、俄羅斯能源公司對波蘭天然氣供應的壟斷，並曾切斷供應等，都加深了這種不信任。
直到今天，華沙總統府前，仍有人長年累月在抗議。「我們在等待斯摩棱斯克的公道。」展板上寫道，並有全體遇難者的名單和照片。
斯摩棱斯克事件使波蘭社會原本就很深的社會分裂更難癒合。
記者利赫涅羅維奇講述了她感受到的這種社會割裂的威脅。斯摩棱斯克事件發生後她到現場採訪。作為記者她一直保持了職業的冷靜，沒有被到處渲染的 悲痛所淹沒，卻遭人面斥：「總統是被你們這些媒體殺害的！」因為她服務的電台TokFM與波蘭最大自由派報紙《選舉報》同屬一家媒體集團，而《選舉報》早 已同波蘭執政黨公民綱領黨、俄羅斯政府一起，被列入攻擊名單。
聽到這種指責，一直保持職業感的利赫涅羅維奇也忍不住哭了。日後在採訪這類仇視自由派媒體的組織時，她會儘量不顯示自己的身份。「有時他們會啐你。」她說。
波蘭公共事務研究所的庫哈赤克說，波蘭人原來以為，只要加入歐盟，達到那些正式的指標，就基本上達成了民主制度建設。事實並非如此，正是在加入歐盟之後的2005年，波蘭產生了第一個民粹主義的法律與正義黨及其更加極端的聯盟黨的政府。
但在2007年的議會選舉中，投票率明顯升高，特別是許多一般不熱衷選舉的年輕選民也參與投票，結果法律與正義黨敗選。當時的大選前，波蘭年輕人間盛傳短信：「把你爺爺的身份證偷過來！」就是為了動員更多人前往投票。
庫哈赤克說，「人們突然意識到，民粹主義可能是破壞性的，所以他們把民粹主義政府選下台了。這有點矛盾，不是嗎？人們出來投票把那些號稱代表人 民的政黨選下去。人們理解了，要收穫現代民主社會的好處，民粹、排外、孤立、反歐盟、刺激與鄰國的敵對情緒，都不是什麼好方式。」
「過去這20年，我們對於民主的理解也演進了很多，對於民粹主義的危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庫哈赤克說，「我們學到的主要經驗就是，民主不是單向街，它可 能向前發展，也可能後退，永遠是一個未完工的工程，總有改進的空間，總有可能有反衝力量，可能有排外、民粹主義等損害民主發展的現象，所以你永遠不能把民 主當做想當然的。」
庫哈赤克認為，民粹主義在波蘭產生，很大程度上源於「懷舊情緒」，懷唸過去那種因為不參與全球化競爭而「安全」、封閉的小世界，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他們承諾要重建這種封閉而有凝聚力的社會，但這種社會從來沒有存在過 。」
在庫哈赤克看來，今天波蘭社會的主要分野很清晰，就是那些視野更外向、希望國家向前發展、與歐盟和世界都更加融合的人，和那些恐懼外部世界，希望把波蘭從外部世界關閉起來的人之間的分野。
環視鄰國，捷克、匈牙利今天都已經沾染上深深的歐洲懷疑主義，只有波蘭——從政府到主流輿論，對歐盟大有好感，為什麼？
歐洲戰略中心的施韋博達認為，這是因為波蘭從來沒有對歐盟有過太浪漫主義的想法。「我們很務實。加入歐盟前的談判談得很辛苦，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比較強的地位。」
認準了融入歐盟的方向，波蘭也開始積極發揮國際影響力。此次與烏克蘭合辦歐洲盃， 「幫助烏克蘭成為一個更發達、更透明的國家，是未來幾年內波蘭最大的外交事業。」 施韋博達說。
「為什麼波蘭這麼想把烏克蘭帶進歐盟？跟德國想要把波蘭帶進歐盟的原因一樣。」 波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扎博羅夫斯基說，「你不想當歐盟的前線。你會想嵌入在遵守同樣規則的國家中，而不會想成為緩衝帶。」
波蘭還沒有定型。在今天波蘭許多城市，還能看到一些外牆完全剝落、失修的建築。這些房產屬於爭議性資產。一些仍然保留著1945年前房契的波蘭 人，正在與政府打官司想收回房產。相當一部分此類建築，又成了被佔居的貧民窟（squat），那些認為自己理應享有居住權的普通住戶，也捲入與政府、與房 契所有人的鬥爭中。
在過去與未來的交織點，一個迅速變化中的走向正常的國家，注定寫滿了這些歡笑與憂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