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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國經濟改革展望】人的城鎮化,不是地的城鎮化

http://www.infzm.com/content/87939

編者按:2013年,改革重新風雲激盪,新一屆領導人頻頻放出信號,表明「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這一年,城鎮化、國企改革與市場經濟法治體系的推進這些至關重要的改革,將走向何方?有哪些爭論?需要警惕什麼?南方週末呈現各方觀點,以期激濁揚清,凝聚共識。

中國目前這個階段,推進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推動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戶籍、社保和土地制度障礙,而不是政府繼續大搞建設。

城鎮化以什麼規模進行推進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十多年了,從來沒爭出過什麼結果,這是個誤區。從以小城鎮為主到以中等城市為主,還有人提出以縣城為主、200萬人城市為主等等,各種說法都有。我覺得這是個偽命題,講要以什麼規模城鎮為主,這都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是想當然的。

城鎮化應該是消除體制和制度障礙,使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不同城市和農村自由流動,通過這種流動自然形成一個城鎮體系,這才是正確的方向。至於究竟以哪一類城市為主,那是由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一定製度環境下自由選擇的結果,沒有一定之規,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

客觀說來,任何一種城鎮規模都有它的優缺點,大城市雖然好,有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但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交通擁擠、房價高、污染嚴重、土地稀缺。小城市沒有這些城市病,但它沒有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沒有太多就業,收入低。所以這是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權,由遷移者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和人力資本狀況,自由選擇往哪裡遷移。政府不用說重點發展大城市還是小城市,政府要做的事是消除人口和生產要素自由遷徙的障礙。

所以中國目前這個階段,推進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推動城鎮化的改革,消除市場的障礙,而不是推動城鎮化的建設,城鎮化的建設應該交給市場去做。

當然在建設過程中,政府要進行一些城鎮化的規劃,做一些必要的引導。一部分公共設施市場實在做不了,或者有些公共產品和服務,企業和市場沒有動力做的,政府去做。除此外凡是市場和企業能做的,交給它們去做。至於政府應該投資什麼不投資什麼,我就不讚成政府搞大規模投資,政府投資是這麼多年來諸多經濟問題產生的根源。

舊的城鎮化道路,就是政府大拆大建,搞房地產,搞造城運動,然後大投資,追求GDP和財政收入,這是不對的。如果接著這個道路走下去,會是一場更大的災難,不能再沿著這條路走了。

這次中央提出推動新型城鎮化,其含義包括人本城鎮化、市場城鎮化、文明城鎮化、綠色城鎮化和城鄉統籌城鎮化等等。

新型城鎮化道路最重要的是要解決農民進城的戶籍制度障礙、福利社保制度障礙和土地制度的障礙,通過這一系列改革達到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效果,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增加農民進城的資本,對我們國家的福利進行更公平的分配。是人本的城鎮化,而不是地的城鎮化或者建設的城鎮化。

讓我們的城市和政府拿出更多的錢來解決農民進城的需求,不是政府繼續大搞建設,還有幾億農民進了城沒有福利保障呢,這是政府應該干的,而不是又去搞項目建設。

這些改革沒有一塊是阻力小的,阻力小的都早已經改好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社保改革是福利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是個比較輕巧的改革,實際上背後是農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權利和利益,也是個硬碰硬的改革。農民進城要享受城市待遇,這些待遇從哪來?必須有人補貼進來;土地財政、財稅制度改革更是硬碰硬,是對現有既得利益和權利的重新分配。

這幾個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背後還有政府職能的轉變、投融資體制改革,這都是要同步推進的。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南方週末記者馮禹丁採訪整理)

(本版觀點不代表南方週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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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改革第一步

2013-3-4  NCW
 
 

 

最後一個政企合一的部門,改革從政企分開起步,路徑有多種選擇 ◎ 本刊記者 于寧 王晨 吳靜 特派紐約記者 唐家婕 文鐵路,中國最後一個政企合一、供應嚴重不足卻仍然虧損的行業,在遲滯多年之後,終於將走出改革的第一步:政企分開。

財新記者獲知,此次“大部制”改革涉及交通運輸業,重頭就是鐵路改革。

很可能將成立國家鐵路運輸總公司,統管路網、客貨運、車站和調度等資產,歸屬國資委管理。

在國家鐵路運輸總公司之下,高鐵客運專線將單獨組建公司,既有線的普客、貨運部分成立運輸公司,此外工建、信號、裝備等也將成立獨立公司,同時成立幾大調度中心。

鐵道部的相關行政職能,很可能將併入交通運輸部。其中權力集中的運輸局將部分併入交通部,部分劃歸公司。

這些只是過渡性安排。未來鐵路的具體拆分重組,有待國家鐵路運輸總公司成立之後再行確定。目前18個地方局的設置被普遍認為不合理,分割了幹線運輸,未來將逐步實行區域整合。比如,北京局、太原局和呼和浩特局合併的呼聲就很高。

鐵路政企分開,鐵道部併入交通部,這一方案在2月最後幾天經歷了激烈的博弈。2月28日,鐵道部下發了凍結內 部人事任免的文件,意味著併入交通部的命運基本定型。

鐵路改革方案出台艱難的原因之一,在於鐵路資產究竟是以網運分離的方式拆分還是按區域拆分,各方仍在激烈爭論。鐵道部與發改委均分別提出了具體方案。此外,兩個對於拆分後的鐵路總公司至為關鍵的問題——調度權是否下放, 以及政企分開之後, 鐵路系統2.6 萬億元債務如何處理——仍未有定論,這兩點將決定著鐵路公司能否真正成為獨立運營的市場主體。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文魁認為,政企分開已成共識,這是中國鐵路改革的關鍵一步,至於具體拆分方案則各有利弊,未來應允許試錯。

效率, 效率, 效率在北京,首都機場位於東北方向、五環之外的順義區 ;北京西站位於西南方向的豐台區,在三環附近 ;新建成的高鐵站北京南站位於正南方向的豐台區。從北京南站到北京西站行車距離約9.6公里,從首都機場到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行車距離分別高達36.2公里和39公里。三大交通樞紐之間沒有直通公交或地鐵。如果一個旅客準備乘普列到北京,再轉乘飛機或高鐵,他將背著大包小包跨越大半個北京城後才能成行。

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並不鮮見。

為確保安全,武廣高鐵每天正式發車前會空跑一趟列車。中國最大的民營快遞公司順豐有意包下這趟車,談了很長時間,未果。廣發證券的一位分析師說,企業與鐵路談判太難。招商證券分析師在調研中發現,類似這樣的業務,就算鐵龍物流(鐵道部下屬的物流公司,600125.SH) ,也受很多制約,做業務要首先談下長期合同,再找鐵道部批集裝箱,批集裝箱還得針對相關部門公關。

兩頭費力,做成一單業務很難。

中國鐵道部前部長傅志寰2003年退休。他發表文章批評公路、鐵路、民航各自為政帶來浪費與低效。他舉例說,目前長江從上海至宜賓共建了86座長江大橋,只有7座是公路鐵路兩用橋樑,共用率很低。其中,南京長江三橋和大勝關鐵路橋相距僅1公里。鐵路、民航、公路和城市交通的客運樞紐各自規劃、分別建設,旅客換乘非常不方便。貨運樞紐也普遍存在“最後一公里”銜接不暢的問題,部分重要港口沒有與鐵路接通,鐵水聯運、江海聯運滯後。

在傅志寰看來, “面對國家快速發展和緊迫的資源與環境約束,以及經濟社會對運輸能力、效率與質量的更高要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必須加強統籌規劃; 要力求以較少的資金、土地、能源和環境為代價,提高運輸能力和運輸質量,降低運輸成本,建立合理分工、有機銜接、高效運行的交通運輸系統。 ”影響合併的主要障礙,在於鐵路的政企合一體制。在政企分開之後,鐵道部併入交通部就是順理成章之事。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趙堅認為,至少規劃和政策部門應該合併,否則怎麼搞綜合交通規劃?

中國在2000年曾有意擧動鐵路改革,此後因人事變更延宕了12年。其間,時任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先發展,後改革”的思路占據了主導,中國鐵路也由此成為了計劃經濟最堅硬的堡壘。

歐洲和日本的鐵路與中國一樣,主要由國家擁有,在改革中逐步轉向民營化。在地理和經濟條件上被認為與中國最相似的美國鐵路原本就是私營,後來因公司紛紛倒閉,美國才在1970年建立了國有客運公司 Amtrak。以1980年出台《斯坦格斯鐵路法》為標誌,美國開始放鬆對鐵路的准入管制和價格管制,鼓勵資產重組,刺激投資,之後美國鐵路貨運價格大幅下降,運營效率提高。

從各國鐵路改革的情況來看,鐵路客運普遍難以實現盈利,但貨運的運營效率和效益因鐵路改革有了很大提升,國家因鐵路而產生的財政負擔也有所減輕。以美國為例,七大一級貨運公司盈利很好,股本回報率超過10%,但貨運平均價格只有2美分(約合0.125元人民幣)/ 噸公里,中國名義價格為0.12元 / 噸公里,但運力緊張時要獲得裝車計劃還需支付點裝費等,實際價格要高得多。

中國鐵路有其高效一面。中國鐵路運營里程僅占世界的6%,卻完成了世界鐵路四分之一的工作量。中國鐵路運輸以不足美國三分之一的路網密度,承擔了世界第一的貨運運輸密度和世界第二的客運運輸密度。

但鐵路冗員嚴重、人均勞動生產率低,服務質量差,也是不爭的事實。中國國有鐵路員工214.39萬人,美國僅17 萬人。七家美國一級鐵路公司2011年收入總計674億美元、淨利110億美元 ;客運公司 Amtrak 收入27億美元,虧損13 億美元。中國鐵道部2012年前三季度虧損85.41億元。年底傳出2012年僅上海鐵路局就虧損130億元、南昌鐵路局虧損79億元、 廣鐵集團虧損26億元的消息。

中國鐵道部機構設置冗雜,下設18 個鐵路局,另有鐵道部審計中心等18個事業單位及中鐵快運等五個企業,形成“大而全”的組織結構,同時通過收支兩條線的統一的財務管理和統一調度,控制了全國鐵路的運營。從車輛來看,客車配屬歸路局,貨車車頭屬於路局,車廂歸鐵道部。路局和包括京滬高鐵在內的鐵路公司都沒有調度權,運價受控制。

由於收支兩條線,路局和公司即使虧損 也不影響其正常開支,盈虧只是賬面數字,基層缺乏減員增效的動力。

財新記者採訪的發改委、國研中心和鐵路業內的多位官員和專家均有共識 :推進市場化、公司化改革是提升中國鐵路效率和改善服務的必由之路。但是,如何才能讓這個大一統的架構,通過改革和重組拆解為獨立運營、自負盈虧的市場行為主體?

失衡的投資

在中國,一提到鐵路首先想到的是春運,但從運輸業發展趨勢看,隨著民航、公路的普及,鐵路客運在競爭中節節敗退,虧損嚴重,反而是貨運盈利較佳,是最有市場前景的部分。

多家證券公司出台報告認為,劉志軍時代鐵道部將大部分精力和資金用于發展高鐵,貨運的發展滯後于經濟發展。

縱觀各國,鐵路在與民航、公路的競爭中,其長途貨運更有競爭優勢,在鐵路改革中效率和收益提升最明顯的也是貨運公司,因此未來鐵路貨運的發展更引人關注。

與美國相似,中國鐵路貨運也以運煤為主。2012年中國鐵路的貨運發送量是39億噸,貨運總周轉量是29187億噸公里,其中一半是煤炭,此外是冶煉物資、糧食、化肥等大宗物資。但與美國供大於求不同的是,中國的鐵路貨運供不應求,連煤炭需求都不能保證,致使公路運煤非常普遍。

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教授趙堅認 為,用公路運煤,是在用寶貴的汽油柴油資源換取相對廉價的煤炭資源,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是極大的效率損失。

鐵路與公路和民航相比,具有低耗能、低費率的優勢——運行700公里以上,鐵路的單位能耗不足航空的1/26,僅為公路的1/6;鐵路的運價不足航空的1/7,僅占公路的1/3。但過去30年,鐵路發展遠遠落後于公路、民航、港口等其他交通運輸方式的發展。

從營運里程來看,截至2011年,公路和民航的營運里程分別達到410.6萬公里、350萬公里,過去20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分別達到7.5%、10.1%,而鐵路總里程過去20年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僅為2.5%。從市場份額來看,目前鐵路客運量僅占總運量的5.13%,貨運量僅占總運量的11.24%,30年來分別下降了25 個百分點和30個百分點。

鐵路在貨運競爭中節節敗退,原因之一是投資不足。近年來鐵路的國家投資主要砸向高鐵,在貨運上投入不大,幾條貨運專線主要來自社會投資——鐵道部不是不想投,而是沒錢。事實上,因鐵道部不願放棄控股權,過去其他資本進入鐵路很難,大大延誤了貨運建設進程。神華集團即因此吃盡苦頭。

以 朔 黃 鐵 路 為 例,2011年 收 入103.8億元,營業利潤為54億元,非常賺錢。這條鐵路主要是神華控股的朔黃公司在運營, 太原局只分享投資收益(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占52.72%;太原鐵路局占41.16%;河北建投交通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占6.12%,朔黃公司負責 建設和經營管理) 。 “朔黃項目上馬時,鐵道部卡他們,不讓鐵道部的規劃設計院做規劃,最後找的其他設計院。早年鐵道部給的車都很破,也不讓車廠賣給 他們好車,還限制發車時間。 ”一位熟悉鐵路投資的人士稱, “朔黃運營得好,鐵道部很沒面子,打破了非得鐵道部運營管理不可的局面。 ”另一知情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在劉志軍時代,鐵道部曾要求神華投資的朔黃鐵路併入國鐵,但朔黃只有少部分通過王佐聯絡線進入京廣線,由國鐵負責 運輸。為此劉志軍非常惱火,要求南北車集團不能提供給對方重載技術。

上述人士稱,劉志軍曾表態,不用再投資朔黃這樣的鐵路線,大秦就能滿足,並將大秦的運力一再提升,從1億噸升到4億多噸,653公里的長度占全國運煤量的五分之一,只有這條線上使用1萬噸和2萬噸的重載車,日均發車近百列,2010年突破4億噸運輸量,堪稱世界上最繁忙的貨運鐵路,這與鐵道部的著力扶持不無關係。 “當時為了沖規模,其他線的也強制走大秦,還是計劃經濟的做法。 ”發改委一位人士稱。據大秦鐵路相關人士稱,大秦鐵路因運力提升過快,鐵路不堪重負, “現在大秦鐵路某段一周要進行三次夜間維修” 。

神華投資鐵路之後,很多電廠也想投資鐵路,希望通過煤電聯運降低成本。

所以,發改委在西煤東運和北煤南運體系中,批了幾條煤炭貨運專線 :蒙華線(蒙西至華中鐵路) 、准曹線、晉中南通道等。鐵道部在上述鐵路線上謀求控股,與地方政府、準備投資的電力企業都發生了很大矛盾,為此項目審批拖延了好幾年,但最終鐵道部因缺少資金而放棄控股權。但是,現在投資的造價已比當年的朔黃線高三四倍。

與貨運投資的謹慎、拖延相反,劉志軍時代鐵道部在高鐵上大幹快上。目前已建成近1萬公里高鐵,累計投資超過1萬億元。

北京交通大學經管學院教授榮朝和認為,中國人口多、國土大,建設一定數量的高速鐵路是有必要的,但讓高速鐵路全面開花,甚至“條條新線三百五”(即時速350公里及以上)就有問題。他認為,除了在少數人口密集、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且尚未過度建設的項目,大多數高鐵線路開通後將長期難以達到保本所需的運量水平,整個客運專線系統在總體上長期大幅度虧損將不可避免。隨著一大批此類項目開通,虧損大幅攀升和償債劇增的雙重壓力必然不斷加劇鐵路全行業資金鏈的緊張。

根據財新記者此前的調查,從已經開通的高鐵來看,京滬、武廣、滬寧、滬杭、京津等經濟發達地區的高鐵客運量超過預期, 有望在未來5年-10年盈利,但大多數客專會長期虧損,比如開通已久的鄭西高鐵客運量就很少。

鐵路歷來是以貨養客,以貨運的微利來彌補客運的虧損。以2011年為例,客運均價是0.167元 / 客公里(高鐵一般在0.4元以上,普客在0.1元 -0.15元) 。

貨運收入2211億元(加上683億元的鐵路建設基金是2894億元) ,客運收入1607億元,貨運只要盈利10% 就可彌補客運近20% 的虧損。但2012年中國鐵路的貨運周轉量下降、成本提高、工資增加,自身盈利都受到挑戰,而客運因高鐵開通成本升高,所以就連上海這樣過去效益較好的鐵路局都出現巨虧。

在貨運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片面地發展高鐵,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是決策失誤。趙堅認為,在西部地區不應建高鐵,而應建客貨混用、時速200公里以下的鐵路。

貨運節節敗退

按照劉志軍最初的設想,高鐵開通之後,原來在既有線上客貨混跑的客車減少,能夠釋放出一部分貨運能力。但財新記者調查發現,由於鐵路過度依賴煤炭運輸,效率低、服務意識差,未能有效組織貨源充分消化這些運力,一些線路的貨運周轉量在2012年反而下降。

以京滬既有線為例。京滬高鐵開通前,既有線北京豐台西到天津段每天各跑70多對(140列)客車和貨車。京滬高鐵開通後,既有京滬線上將原有47對列車進行調整,從北京發車的23對動車轉移到高鐵上運行,同時北京始發的5對列車、天津始發的一對列車停駛。據機車調度人員解釋,1列客車從車站通過的時間是20分鐘,1列貨車通過時間僅5分鐘,1列客車通過的時間至少可通過3列貨車。

前述客車的調整為貨車運行讓出了空間,但貨車運行數量不升反降,現在豐台西到天津段的貨車僅有60余對,比高鐵開通前降了10對。

這一方面是受宏觀經濟影響,煤炭運輸呈下降之勢,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鐵路因機制困擾,整體運行效率很低,組貨能力太差。在美國貨運發送量占到24% 的集裝箱運輸,在中國只占總發送量的2.37%。

與公路相比,鐵路雖然價格低,但時效性很差,平均裝車時間是四天,主要運送煤炭等大宗貨物。因為鐵路規定必須滿軸滿長才能發車,這樣裝卸大宗物資更方便,而湊小批量的商品時間長,在運行過程中還經常重新解編、重排車次。從京廣線下來途經七個路局,很難滿足快遞和快運高效準時安全,甚至實行定制產品的要求。

近幾年來,鐵路貨車的區間運行時間還在加長。

財新記者採訪車站調度人員獲悉,以前一列貨車,從北京到大同裝卸車前後16小時,現在運營時間長達20多個小時。當年跑天津、豐台西到南倉4個小時左右,現在要十四五個小時 ;從石家莊到北京的貨車,如不避讓客車,運行約3個到4小時,但實際從發車到接車平均時長高達7個小時。因此客戶在短途運輸中,寧可選擇只有三四個小時且可實現點對點的公路運輸。

北京交通大學的一位老專家在十年前曾專門對此做過統計,貨車在路上跑的時間只占整個送達時間的三分之一,其他時間都停在車站等車站作業,現在效率有所提高,但貨運變化不大,送達速度低、準時性差。

貨車周轉率低的原因,在於各路局之間壁壘重重,貨車運行時間加長與調度銜接有關,還體現在車輛維修方面,一輛機車如果出現故障停在另外一個站段,要由自己路局出動把壞了的機車拉回來修理。

鐵道部2011年的統計顯示 :國家鐵路運輸業勞動生產率分別完成33.31萬元 / 人、246.18萬換算噸公里 / 人,同比分別增長12.1%、7.3%。根據美國鐵路運輸協會的統計,美國2009年的貨運周轉量是2.45萬億噸公里,合人均1633 噸公里,是中國的6倍多 ;2011年收入674億美元、淨利110億美元,股本回報率達到11%,人均創收45萬美元。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運輸經濟學教授 Gilles Duranton 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 “美國的鐵路里程是中國的2倍,客運量和貨運量都遠遠 低於中國,盈利卻比中國好。 ”他認為,1980年美國出台《斯坦格斯鐵路法》全面放鬆對鐵路運輸業的經濟規制,是鐵路運輸業走向市場化的重要轉折點。中國首先面對的應是過度管制的問題,然後才是如何提高效率。 “美國鐵路改革的例子很美,改革後整體效率、盈利上升,這是一步步先由開放市場、放鬆管制開始的。但美國在改革之前早已建立了很完善的市場體系; 相反,中國的鐵路比較是計劃經濟的結果。這一點非常不同。 ”發改委的一位官員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直言 : “貨運價格這兩年一直在調高,但鐵路發送量一直在下降(2012 年下降0.7%) ,貨運周轉量一直在下降(2012年貨運周轉量下降0.9%) ,這是鐵道部自身不懂經營導致的。中國鐵路貨運過於依賴煤炭,煤炭運量一下降,運量就下降,這還是因為鐵道部自身經營意識不夠,鐵路系統內部市場觀念不強,無論客運和貨運都如此。 ”

管制下的偽公司運營

早在2003年,鐵道部就將中鐵集裝箱、快運等業務分拆,單獨成立公司運營,也不乏鐵龍物流這樣的上市公司,但在鐵道部的各種管制、壟斷及機制弊端下,這些公司並未真正獨立,發展受阻。

據一家知名電商的物流配送負責人介紹,中鐵快運是根據距離、時效、中轉路由等指標來收費,對大客戶實行合同價,並有項目組在庫房提貨,基本能滿足準時到達,但沒什麼服務意識,很難滿足客戶的定制化需求,且路局與路局之間的銜接不好。

“總體而言,中鐵快運的價格比公路要高,1000公里以內能走公路的我們就走公路, 1500公里以上的公路很少運,我們才走鐵路。 ”上述人士稱, “北京到上海的次日達,中鐵快運是每公斤2.31 元(相當于1.65元噸公里,是普貨價格的13倍) ,公路是1元。北京到廣州,公路可以兩天送達,每公斤才1.6元 ;而中鐵快運是3.57元, 得三天。 北京到石家莊,鐵路0.9元, 公路不到0.7元; 北京到西安,鐵路1.96元,公路1.2元-1.5元。 ”據他介紹,火車運輸破損率是千分之六,比公路高,因為裝卸周轉多。保費千分之三,也比公路的千分之一高。

多位市場分析師稱,雖然中鐵快運2011年的收入已經超過80億元(日運送行李包裹約170萬件,全年運量超1300 萬噸) , 但因人員效率低, 目前仍然虧損。

與中鐵快運壟斷鐵路快運市場一樣,中鐵集裝箱運輸有限責任公司(下稱中鐵集)也是壟斷者。2011年,中鐵集全年完成集裝箱發送489萬標箱,運輸收入124.5億元、利潤12.3億元。中鐵集號稱市場化運營多年,旗下的中鐵聯集在全國建立集裝箱中心站,運營效果仍很不理想。一位接近中鐵集的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由於和路局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加上各地選址既不連接鐵路,又不連接港口,目前建成的九個中心站,除昆明以外都運作得不好,與預期的發送量相差甚遠。

中鐵集旗下的鐵龍物流已經上市,2011年其特種集裝箱業務實現營業收入9.14億元,營業利潤1.88億元,但也受到很多政策管制,比如特種箱數量、品類、價格都得接受鐵道部的管制和審批。

中國的鐵路冷藏貨運占比也極低,主要原因還是因為保證不了時效性。水果、蔬菜大多通過大卡車走公路,用棉被和冰袋保鮮,成本反而比鐵路冷藏車低。北京到廣東走公路要三天半,還有綠色通道,鐵路要經過好幾次重新編組,無法保證時間。運送類似對價格敏感 (如水果、生鮮) 、時效性強的產品鐵路都沒有競爭力。

一方面是很多企業想通過鐵路運貨,但因鐵路服務無法保證時效,缺乏彈性,只能改走公路;另一方面,是很多做大宗商品的企業為爭奪有限的鐵路運輸資源,拎著皮包找相關人員獲得裝車計劃,這導致名目繁多的各種隱性費用。在貨運價格上,中國的普貨運價為0.12元 / 噸公里,但這不包括點裝費。

一位證券分析師介紹,現在一列車5000 噸,按0.12元的運價算運費約600萬元,點裝費至少30萬元以上,繁忙線路更高。

例如大秦線運1噸煤大約78元,點裝費也得70元 -80元。

這些費用大多落入了相關環節中介、個人的腰包。2012年開始,才逐漸進入地方鐵路局多種經營公司的賬戶。

在多位鐵路分析師看來,鐵路物流在公司化之後會有很大發展潛力,但物流需要時效性、質量保證、產品差異化、服務性強,這些在現行體制下都做不到,目前鐵路只是通道,不能提供服務。

市場化猜想

從此次政企分開的方案來看,鐵路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中國的鐵路改革還只走出了一小步,擬議中的國家鐵路運輸總公司及下屬分公司的設立離真正的公司化運營、市場化運作還有很大距離。

在市場人士看來,目前將客專分拆只是把高鐵形成的債務與其他債務剝離。國家鐵路運輸總公司成立,以及客專(包括高鐵車站) 、 既有線分立, 信號、裝備乃至票務等獨立,還主要是在現有格局下按業務條線分割。而改革的主體應在路局,未來如果不能通過網運分離或者區域公司的成立,將投資運營權、定價權和調度權下放,就無法形成真正獨立的市場行為主體,也就無法改變目前鐵路行業冗員、低效的局面。

財新記者還從接近鐵道部人士處獲知,鐵道部希望在國家鐵路運輸總公司之下成立獨立的工管中心,統一負責未來的客專、既有線投資與改造,包括項目招投標。如果這一設想成行,意味著未來無論網運分離還是區域分割成立的公司都很難實現獨立。

之所以出現國鐵的過渡性安排,關鍵在於在橫切(區域公司)還是豎切(網運分離)問題上,各方至今爭議不休。

調度權能否下放,是爭論的另一大焦點。

2011年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下台後,鐵路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鐵道部內部也討論過不同改革方案,諸如將18 個路局變為鐵路總公司旗下的18個分公司。這是最簡單的方案,但被業內一些專家批評認為分割了幹線,會導致交易成本過高,是最不合理的方案。又如,成立運營、投資、建設三家公司,但建設部分早已剝離出去,這個方案意味著最重要的鐵路運輸層面沒有變化。再如,成立專門的鐵路信號、招投標公司,這只是專業化分工,也對整體意義不大。

2012年3月18日,國務院批轉發改委《關於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工作意見的通知》 ,明確指出“按照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要求,研究制定鐵路體制改革方案” 。

按照要求,鐵道部應將改革方案報給發改委,討論後再上報。但財新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這兩年來鐵道部從未報過改革方案。直到2013年春節前,為全國“兩會”機構改革做準備,鐵道部、發改委才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據財新記者瞭解,發改委不讚成網運分離,認為客貨也很難分離, “成立兩家以上的區域公司並沒有被深入討論 過,可能兩會前後還是不會出來。 ”發改委一位官員稱, “同時可以兼顧部分網運分離,目前的客專公司模式有點類似網運分離,但不是太規範 :比如,京滬高鐵公司沒有調度權,更像一家路網公司。 ”目前地方路局合併,隱隱有與區域公司呼應的趨勢。北京交通大學的趙堅 是網運分離的反對者,認為交易成本高,線路使用費難以確定,如果定價低就要虧損,誰來補貼成問題。2007年,他就提出了成立北中南三大區域公司的設想: 北方鐵路公司包括北京、 太原、 沈陽、哈爾濱、呼和浩特5個鐵路局,以及濟南鐵路局所屬的原濟南、青島鐵路分局。

中部鐵路公司包括上海、鄭州、西安、武漢、蘭州、烏魯木齊鐵路局、青藏公司等7個鐵路局(公司) ,以及濟南鐵路局所屬的原徐州鐵路分局——將徐州局從濟南局分出,主要是為了減少隴海線上的分界口數量。南方鐵路公司中包括廣鐵集團、成都、南昌、昆明、南寧等5個鐵路局。三大公司成立後,內部還可沿主幹線成立分公司,可以形成內部競爭。據他測算,成立兩大公司需要交易的運量是10%,分成三家是30%左右。

傅志寰在2000年曾試圖在鐵路系統推行網運分離的改革,他和部分學者相信,應該保留路網與調度權的統一性,只有網運分離才能達到提高效率與服務,引入競爭機制的目的。剝離出來的路網由國家承擔虧損,客運、貨運公司都要從路網購買線路和時間,物流公司掌握了充分的貨運資源之後也可以去投標。目前客運與貨運的車輛與人員都是分開的,客貨分離並非難事。當時已經組建了客運公司,後被劉志軍解散。

在國研中心研究員張文魁看來, “橫切”與“豎切”各有利弊,區域分離有可能導致局部壟斷,難以充分競爭,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南北分割就未能實現有效競爭;網運分離的主要難題在於如何監管路網公司,如何確定線路使用費,以及如何避免交易成本過高。

本刊記者張伯玲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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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啓 電力改革 新一輪電力體制市場化改革方向已定, 國家電網有望一拆為五

2013-03-28  NCW
 
 

 

◎ 本刊記者 蒲俊 于寧 文

電價的秘密 P58

不能半途而廢

——專訪電監會前副主席邵秉仁 P59 停滯十年的電力體制改革即將重啓,改革的決心來自中國新一屆政府的最高決策層。

2012年上半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曾就電力改革批示,強調要保證能源長期穩定供應,電力市場化改革是必然選擇,並要求有關部門認真研究頂層設計和重點推進方案。此後,多份有關如何重啓電力體制改革的研究報告出台,分別來自國務院研究室、國家能源局規劃司、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下稱電監會)市場監管部等。

2012年年中,李克強再次對其中一份呼籲啓動第二輪電力改革以解決當前能源領域突出矛盾的報告做出批示,明確提出重啓電改,報告轉至相關部門。

據財新記者瞭解,2013年兩會前,在有關新一輪機構改革方案的討論中已涉及到電力體制改革。接近方案設計者的消息人士透露,大能源部或能源委的方案雖然沒有出現在最後的機構改革方案中,但決策者正醞釀通過分拆壟斷的國家電網公司,推動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初步設計是將國家電網公司一拆為五,改革有望在全國“兩會”之後啓動。

2012年是中國開展電力改革的十周年。2002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推動下,國務院發佈《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方案》 (業內簡稱五號文件) ,啓動了以市場化為方向的改革。2003年走出第一步,通過對國家電力公司分拆重組,成立了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公司以及中電投、華能等五大發電公司。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應運而生。

改革只走出了第一步。擬議中的主輔分離以及東北電力市場和直購電等試點陷入僵局,電改舉步不前,原本計劃進一步完成輸配分開的國家電網公司坐大,在金融、電建、礦業等多個領域和海外大力擴張,逐漸成為鉗制電力市場形成的最大障礙。

藉十周年之機,各方再度發出改革之聲。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亦在2012年初公開表示,應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推進電力體制改革,當務之急是理順價格機制,將發電環節 的競爭和經濟效應,傳導到消費端。

在一年的討論之後,盡管對具體改革路徑尚有爭議,但改革的最終目標——破除垂直一體化的壟斷結構,在發電和售電環節實現有效競爭,同時對 具有自然壟斷屬性的輸、配電網絡嚴格監管,已成各界基本共識。這也是世界各國進行電力市場化改革的共同原則。

2013年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啓動,其中包括重新組建國家能源局的內容。根據方案,電監會將併入國家能源局,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

監管機構重組為新一輪電力體制改革帶來變數。電監會成立原本是中國推行電力市場化改革的舉措之一,但因電改止步不前,電監會蹉跎十年,用電監會第一任副主席邵秉仁的話說, 處於“無市場可監管”的狀態。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邵秉仁表示,此次機構改革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新的監管機構應承擔起重新發動和推進電力體制改革的任務,推動中國電力市場形成。

對中國來說,繼續推進和深化壟斷 行業以及國企改革,是有效釋放“改革紅利”的突破口。十年前實現廠網分開,在發電側引入競爭,曾大幅度降低發電設備和裝機的造價,但隨後電改停滯,中國電力市場遲遲未能形成,政府不得不繼續對上網電價和終端銷售電價實行行政管制,企業失去了繼續提升盈利水平和投資效率的動力。而電網在買電和售電環節的壟斷進一步扭曲了電價體系,導致中國工商業企業實際電價遠高于名義電價(詳見輔文“電價的秘密” ) 。

從各國電力改革的經驗來看,如果下一步電力體制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中國的實際電價水平有望下降,中國製造的整體競爭力將得到提升。

但多位電力業內人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前提是中國能夠完成國家電網拆分,並且在拆分之後管住壟斷 環節——輸電——的價格和投資成本,並在發電與售電側充分引入競爭。管住電網從一年多來的討論和各方公開表態來看,管住電網已成為電力業內的

基本改革共識

得到李克強批示的報告出自國務院研究室研究員範必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景春梅,全稱為《進一步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思考》 。

報告稱,近幾年煤電矛盾不斷加劇,出現發電企業頻現虧損,工商企業用電負擔沉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發展受制約,電力普遍服務不到位等問題。能源領域的突出矛盾,反映出“現行電力體制已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節 能減排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的重大障礙” 。應抓緊啓動第二輪電力體制改革。

從一年多來的討論和各方公開表態來看,管住電網已成為電力業內的基本改革共識。

電監會副主席王禹民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在政企分開、廠網分開已經實現的基礎上,電力體制改革的節點已落在電網領域,應改變電網統購統銷的運行體制,堅持市場化原則,以出台獨立輸配電價為切入點,統籌推進輸配電體制改革。

中電國際董事長李小琳在今年的政協提案中指出,雖然發電市場實現市場化,但購售電仍單一壟斷,電廠賣電、用戶買電都還沒有選擇權和議價權。如能逐步放開,則更加有利於廣大電力消費者和生產者自主調節、節能和創新能力的發揮,更加有利於新能源和智能電網等新興生產力的成長。

“輸電電價、配電電價需要獨立,拖了太久。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劉樹傑,在2012年召開的電改十周年座談會上直言, “確定電網成本現在沒人做,電網公司的成本結構根本不適用于監管,成本里什麼都有,這是制度問題。 ”在另一份也在業內發生很大影響的報告中,國家能源局發展規劃司副司長何勇健認為,中國電力體制目前“最突出、最緊要的矛盾”是, “由於電網企業擁有獨家買賣電的特權,加之所有電價均由政府管制,使電力市場中兩個最重要的主體,即發電企業(生產者)和電力用戶 (消費者) 被制度性 ‘隔離’ 了,不能直接‘見面’進行市場交易” 。

電網的壟斷權從何而來,又如何打破?在何勇健看來,電網的特權來自自然壟斷與行政壟斷權力的交織結合, “電網企業在電力規劃、投資、價格、市場准入等方面有較大決策權或影響力,由於監管不力,電網借助自然壟斷擴張市場控制力” 。

輸配電環節的規模效應和網絡經濟特徵,決定了其自然壟斷特性——一個區域只有一個輸/ 配電網最為經濟。而這樣的環節需要進行嚴格監管,包括對定價環節進行約束,對電網企業的投資定額、造價及標準進行審批,使其投資成本維持在合理水平,並保證非歧視性的進入和使用電網措施。

但現實是,電網的投資與擴張近十年來完全處於失控的局面。

國網築高壟斷的十年

“要把賬算清楚,哪些能入賬,成

本的透明是要做的”

2002年五號文件要求電網企業實行主輔分離,目的即在於主輔分離後,能對電網企業的成本看得更清楚,在此基礎上確定合理的過網費標準。但實際上,主輔分離延宕數年,直至2011年9月,國網與中國電建和中國能建才簽訂主輔分離協議,將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中省級(區域)公司所屬的勘測設計、火電和水電施工、電力修造企業等輔業單位分離,產權目前已移交。據接近電監會的業內人士透露,最後剝離的施工輔業主要集中在發電領域,送變電相關並未剝離,國網內部也仍保留著部分設計部門。

國網還收購電力設備製造企業,進軍礦 業、金融板塊及在海外展開巨額投資。

其壟斷程度和控制力不僅沒有削弱,還得到了加強。

國家電網控股的公司共58家,其中包括5大區域電網、26家省級電力公司。除此外,一類是中國電力科學研究院、國網北京經濟技術研究院、國網能源研究院、國網智能電網研究院、南瑞集團有限公司等研究機構。二是直流建設分公司、交流建設分公司等建設管理單位。

三是許繼集團、平高集團、山東電工電氣集團有限公司這類設備供應商,相繼被整合進中國電力技術裝備有限公司,該公司業務橫跨裝備研發、設計、生產與製造,電力工程總承包,電力技術咨詢。國網新源控股有限公司還擁有規模不小的發電裝機規模。

國網旗下還包括魯能集團、英大國際控股集團等多元化投資企業。2008年魯能私有化受阻,國資委要求撤回交易,重新劃歸國網。此前魯能橫跨地產、新能源及煤炭礦產投資,英大控股擁有多個金融牌照, 資產包括證券、 信托、 保險、期貨、投資等業務。上述兩家公司的資本金分別達到200億元。國網在這些電網之外的資本金投資超過600億元。

國 網 總 經 理 劉 振 亞 曾 表 示,“十二五”發展目標是把國家電網公司建成以電網業務為核心,金融、直屬產業和國際業務全面發展的世界一流能源集團。

國網的年收入高達1.8萬億元,非主業資產的收入占比不到1%,利潤占比近5%,2011年在1004億元的毛利中有47 億元來自其他收入——包括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內國際招標工程、電力設備進出口業務以及發電業務等。

2010年2月,國家電網收購許繼、平高集團獲國資委批准,引起爭議,批評者稱這違背電改初衷。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曾公開表示,國家電網集標準制定、設備製造、招標和採購等多重角色為一身,無益于公平、公正的競爭機制,也無益于中國電氣製造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等於是國網畫了一張餅,然後自己把餅吃了,留給別人一些餅渣。 ”一位熟悉設備行業的人士如此評價。

除輔業外,國家電網還積極布局海外。2007年12月,國網公司牽頭兩家當地企業以39.05億美元競得菲律賓電網25年經營權; 2010年,國網公司收購Elecnor SA 等七家巴西輸電公司股權,總價約17億美元;2012年2月,國網公司以3.87億歐元價格收購葡萄牙國家能源網公司(REN)25% 股份;2012年年末,國網公司以約5億美元收購南澳大利亞輸電網公司ElectraNet41%股權。

劉振亞2012年11月上旬曾表示,目前國網海外投資已超50億美元,總資產 達80億美元以上 ;國網公司計劃2020年前在國外投入300億 -500億美元。

國網的投資能力來自于其主業帶來 的強大現金流,年經營性淨現金流在2000億元以上。

當年參與五號文件設計的一位專家認為,問題倒不在於國網的這些主業之外的投資是否盈利,而是國網作為一家公用事業企業,應優先從事國內農村電網改造、無電地區電網改造等。國網的四處擴張一方面干擾了監管,使得政府難以核實其資產和成本,準確確定過網費價格,從而阻礙電力市場形成 ;另一方面國網的這些投資也影響了其提供普遍服務。 “有錢投資海外,卻沒錢投資農網改造,每年哭窮向國家伸手。現在農網改造每年國家財政都要出20% 的資本金,大概百億元左右。 ”前述專家如此描述電網投資失控下的怪現狀。

即便認為走出去本身無可厚非的業內人士,也向財新記者分析將輸配電網成本收益與上述投資行為分開十分必要, “要把賬算清楚,哪些能入賬,成本的透明是要做的。 ”

“世界上最好的電網”

中國電網運行的安全性,實際上建立在留出了很高的安全裕度的基礎上,可以說是為了安全過度投資前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曾稱讚中國的電網在世界上是“最好的電網” 。

他的依據是 : “其他國家發生了若干次大停電,但中國沒有,中國整個網架結構非常清晰。我想這是由於中國有市場經濟和改革的動力,也有當年計劃經濟比較合理的規劃因素在裡面。 ”電監會的一位官員則提出了對電網效率的不同看法。 “同樣的電壓等級,輸電能力是多少,同樣的線路,別人輸100,我們輸50,我們號稱是全世界第一了,這個第一是什麼?”國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員也認為,安全和效率之間應建立平衡,中國電網運行的安全性實際上建立在留出了很高的安全裕度的基礎上,可以說是為了安全過度投資。 “500千伏的線路輸送能力還沒充分發揮,就非要修750千伏的超高壓線路和更高電壓等級的特高壓線路,這從投資上說是浪費。 ”他表示。

2006年的《電力監管年度報告》曾明確指出, “現有500千伏交流線路輸電能力未能充分發揮。目前我國發電裝機容量為美國的1/2,但超高壓電網總規模已接近美國,電網輸電能力和利用率存在較大差距。輸送能力發揮不足,部分線路利用率偏低。 ”電壓等級並非越高越好,而應配合相應的發電能力和用電需求。每條線路設計時都會有一個經濟輸送功率,是經過各種經濟技術比較後,最合適的一個輸送功率。但根據西北電監局2009年的統計數據,在從220千伏、330千伏到750千伏的不同電壓等級中,大部分線路在實際運行時的平均功率均未達到經濟輸送功率的一半,約三分之一線路連經濟輸送功率的30% 都沒達到。原電力規劃設計總院規劃處長、國家電網建設公司顧問丁功揚告訴財新記者,西北的750KV 線路實際輸送功率大打折扣,“不講經濟性” 。

“一個巨大壟斷的公司,國家是根本無法監管的,控制的資源太大,誰跟它都不是對手。這個體制的形成,好處是能夠集中所有的資源,這是犧牲其他的代價換來的。 ”一位投行人士認為。

對於電網企業,受管制的電價為其低利潤率提供了理由,但巨大現金流帶來的投資衝動,以及投資過程中大量隱藏的為個人和小集體輸送利益的關聯交易,則完全與公用事業的宗旨背道而馳。

作為全球最大的電網公司,國家電網2012年售電量32539億度,收入18855億元,淨資產收益率約4.66%,資產負債率57.62%,在世界500強中名列第七。近兩年發改委多次上調電價,國網的盈利能力有所提高,但運營效率未真正提高(參見輔文“電價的秘密” ) 。

中國的電價相比很多國家並不低。

根據2010年國際能源署發佈的電力行業統計數據,韓國居民電價最低,僅為 0.077美元 /度, 工業用電價格只有0.058 美元; 法國居民電價0.159美元,工業電價為0.107美元,英國分別為0.206美元和0.135美元,日本為0.228美元和0.158 美元。這些國家人均收入都數倍于中國,即使電價超過中國1倍,相對電價仍然只有中國的幾分之一。而且這些國家的工業電價僅為居民電價的三分之二,而中國正相反,占整個用電需求75% 的工業電價高出居民電價一半甚至1倍。

在發達國家中,美國電價最為便宜,其市場充分競爭,擁有數百家發電企業、電網公司以及售電公司。據美國能源信息中心(EIA) 統計,2011年居民電價為11美分 / 度(約0.74元人民幣) ,商業用電為10.23美分, 工業用電為6.82美分 (約0.43元人民幣) ,平均電價9.9美分。

中國電監會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平均售電價格是0.58元,但商業用電是0.81元,非居民用電是0.74元,非普工業用電是0.77元。根據財新記者此前的調查,一些城市和地區的工商業用電實際價格在1元以上。

南網上市實驗

南方電網上市準備近三年,未能正

式啓動

對於現行電力體制的問題,各界已有基本共識,但是,在具體改革路徑上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呼聲較高的是拆分電網,打破壟斷,同時實行輸配分開和調度獨立。也有人擔心對電網組織結構、資產 和人員配置進行大“手術”震動過大,技術上有一定操作難度;還有人擔心分離後將增加電力交易環節,使內部矛盾外部化,加大管理和交易成本 ;還會因分離後彼此職責不清帶來電力安全等重大隱患。

這些爭議,早在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方案出台前的論證過程中就曾發生過。

各國電網的改革路徑不完全一致,改革徹底的國家將輸電、配電、售電分開,調度獨立,使壟斷範圍縮小,增加透明度,有利於監管 ;同時售電環節放開,用戶可直接對接發電,輸配部分類似高速公路,僅收取過路費,輸配電價按照成本加成受到政府嚴格監管。

當時有部分意見認為中國應是一張大網,有利於電網建設 ;另一部分意見認為輸配應該分開,或按六大區域電網格局及相互聯繫,分成三大區域電網公司。最終各方在五號文件中達成妥協,形成國家電網公司和南方電網公司。

五號文件的起草過程中,原本將區 域電網公司明確為股份制公司,但最終未明確寫入2002年的電力體制改革文件,區域網公司和省網公司的地位界定亦未明確,這給後來的諸多變化留下了伏筆。

南方電網包括了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和海南五省(區)的電網業務,其成立有推動西電東送的含義。廣東電網並非央屬資產,是廣東省省屬國有資產。

南方電網成立後,西電東送電量從2002 年的202億千瓦時增加到2012年的1243 億千瓦時,增長了5倍,對廣東及西部三省的經濟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廣東電網和南方電網曾先後啓動上市步驟。廣東省最早啓動廠網分開,組建了粵電發電集團公司和廣東電網公司,並啓動了廣東電網上市籌備工作。中介機構進場,完成了審計評估工作,確定了電網定價模式,並基本完成招股書的撰稿。 原計劃2002年底之前完成上市工作。

2002年3月國家發佈“電力體制改革方案” (即五號文件) ,將廣東電網併入南方電網公司,廣東電網上市夭折。

南網公司成立後,在國資委的直接推動下,也開始研究電網公司上市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南網上市前期困難重重 :電網是國家嚴格監管的行業,上市涉及到監管規則,特別是電價機制,既要滿足資本市場對定價機制透明、清楚、穩定,投資者要有一定的回報率要求;更要滿足中國經濟發展對電力價格的要求,兩方面需要協調。國際經驗證明,在技術上滿足兩方面要求是完全可行的。但中國電價機制改革是非常複雜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南網上市的另一個技術障礙是股權問題,廣東省原本持有70.4% 股權,但南方電網被劃為央企後,人事任命亦歸中組部,廣東省對南方電網沒有控制權。

2006年12月,廣東省政府將32%的股權賣給中國人壽,中國人壽以350億元溢價購買了這些股份。但中國人壽進入之後仍然弱勢,看不到財務報表,在董事會沒有發言權。

電網是國家戰略資產,國資委代表國家行使管理權是既定事實。但公司上市需要明晰股權,股權與管理權在現代企業制度下應該是一致的。而南網公司的股權解決方案難以達成一致。

農網問題也是南網整體上市的另一個難題,電網不僅是一般性公司,具有提供普遍服務的義務,農網的盈利性較差,成本需要在全網平攤,但承受能力又受到整體盈利能力(與電價水平直接相關)的限制。

據財新記者瞭解,關於南方電網上市方案的論證,當時首先考慮整體上市,因為以往國有企業部分資產上市有許多問題,上市公司與集團公司直接形成矛盾 ;大量的關聯交易、同業競爭對小投資者極端不公平,監管難度很大。輸配資產分開上市在電網體制改革方向不明確的前提下也難以形成共識。但電網上市的前提條件是輸配財務核算一定要分開,這是有利於電價機制改革的。

最終,南網上市在2005年 -2008年準備近三年後未能正式啓動,再次夭折。

在一位當時參與準備工作的人士看來,上述問題雖然存在,但不能構成電網上市的致命障礙,電信資產上市也有定價、普遍服務義務的類似問題,同樣能夠平衡各方需要。電網上市關鍵還是認識問題。全世界的壟斷企業的改革都需要外力推動。英國電力改革是撒切爾首相的強硬政策,法國電力公司上市是歐盟強力推動。中國壟斷企業的改革也有賴于國務院的強力推動。

參與五號文件設計的一位專家則認 為,南網上市未果的主要原因還是中國電力體制改革未能繼續進行,電力市場沒有形成,監管框架沒有建立,基本條件不具備。

但他承認,如果重啓電改,推動電網公司上市有助于壟斷企業公開財務成本,有助于監管。

為什麼拆?怎麼拆?

拆分的目的是為了形成和完善電力市場;要防止區域電網變成小國網根據財新記者從接近決策層人士獲得的消息,目前醞釀中的拆分方案是將現有的國網公司按照區域劃分為五家獨立的區域網公司,加上南方電網,中國將出現六家區域電網公司。據悉,此次分拆電網也徵求了主導第一輪電力改革的權威人士的意見。

拆分只是路徑,最終目的是要管住電網,對電網單獨定價。包括電監會前副主席邵秉仁在內的很多電力業內人士認為,在中國,很難想象有一個監管機構能夠管住像國家電網公司這樣的全國一體化公司。拆分之後,六大區域電網公司盡管在各自區域內仍然壟斷,但對監管機構而言,其成本和效率可以相互比較,此外,還可通過股份制、多元化及上市等步驟推動其資產、成本與收益的透明。

國家能源局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司司長王駿在《什麼是“水火同價” 》一文中就曾建議,按照“合理成本加規定利潤”的規則,並通過在同類企業之間進行資產量、輸配電量和運營效率的橫向比較,對各級電網企業分別實行單獨 定價,確定並公佈其年度准許收入總量和相應的輸電、配電所有路徑的過網電價。這也是英、美、法等各國實施電力體制改革後對電網的普遍監管模式。按照這一方式,電網企業的利潤受到了限制,不再與電網參與買賣的電量有關,電網的公用事業屬性得以顯現。

據業內人士介紹,中國原本就存在六大區域電網的物理區隔和公司設置,區域與區域之間電量交換很少,因此按區域拆分具有可行性。

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等區域網公司是國網下屬的全資子公司,但國網公司近年來一直在削弱區域電網公司的作用。在組織架構上,從2002 年五號文件頒佈不久,國網公司就開始將區域電網的資產、資金和工程管理權等上收或下放到省公司,除了區域電網的調度職能,區域電網公司能做的並不多,地位十分尷尬。 “做強公司總部,做實省公司,做優地(市)公司,做精縣公司” ,這樣的表述出現在國網公司目前的各種文件中。

2011年4月,國網公司開始了一場對區域網公司的改製運動,其主要動作是在區域網公司之外加設分部。在機構職能上,作為國網公司總部派出機構,區域分部取代區域網公司執行電力調度、基建、規劃和設備招標等職能。到當年年底,華北、華東、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分部形成, “初步建立總部、分部一體化運作格局” 。

在物理結構上,國網公司力推的交流特高壓同步“三華電網”亦在加強總部對於全國範圍內電網的實際控制力。

五號文件出台之時,六個區域電網還是六個交流異步電網,彼此之間沒有連接或弱連接。而國網公司目前的計劃是從2013年起的八年間,投資約 1.2萬億元,投產特高壓線路 9.4萬公里、變電容量3.2億千伏安、換流容量 4.6億千瓦,到2015年、2017年和2020年,分別建成“兩縱兩橫” “三縱三橫”和“五縱五橫”特高壓“三華”同步電網,將轄下五大區域網公司連為一體。

國網公司認為特高壓交流輸電具有容量大、距離長、損耗低的優點,能夠滿足能源基地送出的需要。

但不少電力系統老專家認為,這將 破壞中國目前分層、分區、分散外接電源的“三分”結構,為電網連鎖跳閘、破壞系統穩定甚至造成大面積停電埋下隱患,同時特高壓交流的經濟性不高。

丁功揚告訴財新記者,由於爭議較 大,發改委目前的態度傾向于用“長三角聯網”取代“三華電網” ,但在他參加的項目討論會上,雙方意見差異仍然難以彌合。

區域網內部在物理意義上已經實現了物理互連,區域間的聯繫相對較弱,在特高壓交流項目建成之前,主要以直流背靠背的方式聯繫,跨區輸電量尚不足全社會用電量的5%。這是數位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人士認為按照區域網公司結構拆分可行的理由之一。也有較為保守的意見提出建立獨立于電網的電力交易機構來削弱其壟斷。

前述投行人士則認為,橫向拆分為區域電網公司之後,為了減少資產、人員分割帶來的震動,輸配分開可以緩行。

在縱向運營模式上先對輸配電業務進行獨立定價和監管或許更具現實意義。輸配電價之所以要分開,是因為其電壓等級、線路長度不同,成本存在差異,分開後有利於核定成本。中國的配電主要由各地的供電局來完成,在國外則可以市場化。

前述參與五號文件設計的人士則強調,即使目前先不進行輸配分開,也應在輸電網公司之下,建立獨立核算的配電網子公司。電監會前副主席邵秉仁認為,輸配分開的好處是可以為用戶提供更多選擇,引入更多元化的競爭主體,使供電側的競爭更加充分。

拆分的最終目的,是推動中國電力市場的形成和完善。前述五號文件設計者認為,拆成小電網之後,要防止區域電網公司變成小國網,需要做好三項配套改革: 其一是在發電側和供電側放開,引入多元化競爭主體 ;其二是監管必須有所作為,通過核定資產、成本和確定過網費標準有效管住電網 ;其三是管住輸配電價,放開銷售電價,同時進行費改稅,取消目前附加在電價上的各種收費,包括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大中型水庫移民後期扶持資金、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城市公用事業附加費等。

至於調度, “可以獨立,也可以放在區域網公司。 ”他表示。

電監會教訓

為監管電力市場所設的電監會,一直沒能等到真正電力市場的到來改革和監管,是對於未來重新組建的國家能源局的大挑戰。電監會的命運已提供前車之鑒。 “有為才能有位。 ”這是一位電監會官員對於自己所在機構處境的評價。

2003年3月掛牌,2013年3月確定不再保留,這是電監會尷尬的十年。為監 管電力市場所設的電監會,一直沒能等到真正電力市場的到來,職能主要集中在安全監管、價格檢查以及供電質量等方面,在推動進一步電力改革方面鮮有作為。

在人事任命、財務等“關鍵”領域缺少職能,也讓電監會在面對強勢的壟斷電網企業時,顯得十分弱勢。辦公地點就位於監管對象——國家電網公司——總部大樓內,在一個側面凸顯了電監會的獨立性窘境。

此番電監會與能源局重組,悲觀者視為電改的失敗與倒退,樂觀者則認為 政監合一的結構有助于電監部門增強話語權。原電監會副主席邵秉仁向財新記者指出,新機構不應再把爭權作為重點,應真正轉變職能,把推進改革作為首要任務,否則還會重陷尷尬。

“電監會不管叫什麼,監管要公開獨立和專業化,樹立立法行政的典範,明確邊界。 ”一位熟悉電力監管的專家向財新記者表示,監管內容包括安全、公平接入監管,輸電合理成本,配售電以及普遍服務質量的監管等。對於限制收入的電網企業,為了避免投資不足的問題出現,則可以採用政府的激勵手段加以解決。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于洋向財新記者強調了對監管市場勢力的重要性,包括監管發電側可能存在的壟斷、合謀等市場勢力和監管輸配電價格以及監視輸配電服務提供者是否通過操控輸配電量來抬高輸配電價格。

在發電側開放競爭以後,保障競爭的最關鍵政策就是電網的公平開放原則。只要符合電網管理的相關安全性、穩定性和經濟性的要求,所有發電企業都有權接入電網。這需要加強對調度的監管。調度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電力市場各個參與者的利益。去年6月,國家能源局發展規劃司副司長何勇健曾撰文指出, “電網企業可以利用調度手段,通過發電計劃和利用小時安排,以及對用戶拉閘限電和收取容量費等方式,直接影響發電企業和用戶等的權益,同時可利用調度專業性強的特點,規避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 ”電力調度具有公共服務性質, “但隸屬於電網的調度機構,自覺或不自覺成為電網企業‘謀利’的工具,使其扮演的角色與其公共職能的本質屬性之間出現了偏差。 ”調度獨立在目前的電力市場化改革中呼聲較高,但即便機構上不獨立(國外亦有這樣的案例) ,但其公平公正公開原則需要得到保證。美國部分地區、加拿大、阿根廷等實行了調度獨立與建立電網准許收入制度相結合的一攬子改革,改革成效明顯。從英美各國的改革經驗看,從組織結構等方面進行市場化改革耗時不長,但電力市場的建立往往需要耗費十餘年時間,其中亦走過彎路。

英國在電力改革的第一階段建立了競爭性、市場化的“電力庫”體系,幾乎所有的電力交易都強制通過電力庫進 行,後來出現了操縱價格、缺乏用戶和需求方參與、競價和定價過程複雜等問題。英國不得不從2000年起進行第二次電力改革。

國內亦有教訓。2004年東北區域電力市場開始仿照英國模式模擬運行,2005年開始試運行,2006年進行年度競價後被電監會和發改委叫停。當時總體框架是在東北電網覆蓋區域建立一個區域電力調度交易中心,各省設電力結算中心,實行統一市場規則、交易平台和電力調度。容量電價由價格主管部門制定,電量電價由市場競價形成。但因競爭主體有限,煤價上漲,且當時電力市場供不應求,競價產生的價格高于市場啓動前的平均價格,差額資金虧空巨大。一位熟悉當時情況的能源局官員則 表示: “東北電力市場沒搞成,就是沒有給電網整體定價,該幹的事沒幹。大企業直供也是,東北當時要按線路一條條定。 ”電力市場的建立絕非易事,在交易形式和價格形成方面有很多細節需要考慮,這方面歐美過去數十年的經驗能為中國提供參考。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範必此前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建議,在對電網規定準許利潤的基礎上確立了合理的輸配電價後,在電力市場建立初期可對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15%的居民生活和農業生產用電仍實行政府直接定價,對工業和商業用戶,按電壓等級從高到低,逐級、限期實行與發電企業直接交易,自行商定交易電量和電價。待電力競爭充分後,再考慮逐步放鬆對居民生活和農業用電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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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與計生改革:一個也不能少

2013-03-25  NCW
 
 

 

無論醫改還是計生改革,經濟學專業出身的李斌都要面對一個核心問題:如何厘清政府職能邊界◎ 本刊記者 昝馨 文3月17日,西直門外南路1號,衛生部的牌子被摘下,換上了“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

分分合合逾半個世紀,衛生行政管理再次與計劃生育併入同一機構,接過這一棒的,是59歲的李斌。在當選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前,她是全國省長中惟一的女性。

就這一新職位而言,李斌的履歷堪稱相當完整。她歷任吉林省副省長、國家計生委主任、安徽省副省長、省長等職,在吉林任副省長的六年中,即分管醫療衛生工作,此後又在2007年至2011 年間供職國家計生委。此次受命接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高層頗有令其兼容並包、實現衛生部門與計生部門平穩合併的期望。

與過去陳竺等醫學專家出身的衛生部長不同,李斌系吉林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2004年獲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博士。此前經歷亦頗為豐富,除對衛生、計生工作分別有涉足,曾先後供職吉林省計劃委員會、體改委、省政府體改辦等經濟社會領域核心職能部門,負責多項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在其攻讀博士期間,研究方向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或將使其管理思路與過去的歷任衛生部長有所不同。

此次李斌履新,面臨的局面較五年前陳竺接任衛生部長,或李斌個人調任計生委副主任時更為複雜。彼時新醫改尚未擧動, 如今醫改已經進入“深水區” ;計劃生育政策經此次機構調整,更是激起民間對未來政策調整的種種猜測。

無論是醫改,還是計劃生育工作,這位經濟學專業出身的官員都要面對一個核心問題 :究竟如何厘清政府的職能邊界。就醫改而言,下一步的改革方向究竟是改由市場為主導,還是堅持過去政府主導的老路; 就計劃生育工作而言,未來公民生育權何去何從,繼續交給國家,還是逐步留交個人自由選擇。

醫改再尋路

李斌的履歷顯示,她親身經歷兩輪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對醫改究竟改什麼、如何解決看病難、看病貴,並不陌生。

在2000年擧動的上一輪醫改中,她在吉林省副省長任上主管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工作。彼時由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嵐清牽頭,提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醫療機構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三醫聯動”的改革路線,具體改革措施包括政事分開、醫藥分家、管辦分離,加大基層醫療機構建設等。其背後自財政養醫轉向醫保養醫的思路,直到2009 年新醫改方案醞釀出台期間,都時時為 人稱道。

搭建醫保體系,是李斌在吉林任期內重要工作之一,包括完善城鎮職工醫保制度、推動鐵路、電力等行業及事業單位人員參保、建立以家庭為單位參保的城鎮居民住院保險,採取“低進低出”方法解決低收入人群醫療保障問題等。

她在經濟體制改革中較為市場化的思路,在吉林任期內已有所顯現。2003 年,時任吉林省副省長的李斌在吉林省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會上指出,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要由醫療、醫保、藥品流通體制改革“三改”並舉,形成合力。

她特別強調,要引入競爭機制、打破行業壟斷,建立藥品流通的“市場運行機制” ,解決藥品流通秩序混亂、虛高定價等問題。

2005年,李斌出版專著《關注民生——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及運行》 ,結合國際經驗,對中國社會保障包括醫療保障在內,如何在公平與效率間尋求平衡,一一細論。在書中,她還提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目標模式應該有幾個特徵,包括獨立于企業事業單位之外的社會化特徵、資金來源多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等,這都與後來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醫改“政事分開、管辦分開”精神相合。

囿于多方面複雜因素,上一輪醫改被視為未能成功。 2009年新醫改擧動後,李斌也再次參與其中。2011年12月,她自國家計生委主任調任安徽省副省長、代省長,兩個月後,任安徽省省長。

在最新一輪醫改中,安徽享有頗為 特殊的地位。省內的蕪湖和馬鞍山都是公立醫院改革國家聯繫試點城市,在基層進行的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 “收支兩條線”等改革,以“安徽模式”聞名,卻也在2009年擧動後飽受爭議。

2011年9月,即李斌履新安徽三個月前,安徽即已開始對此前政策逐步調整及完善,包括增補基本藥物目錄解決基層用藥不足、調整績效考核方式避免“收支兩條線”下人員積極性不足等。

政府為主導、財政養醫的改革路線,其面臨的種種尷尬,安徽不缺乏經驗。

此次履新後,李斌要在全國層面上對新醫改的諸多政策調整與完善,特別是過去四年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如何打破社會資本辦醫的“玻璃門”以形成競爭性醫療服務市場,如何推動公立醫院改革提高醫療服務的效率與質量,等等。隨著醫療保障水平不斷提高,醫療需求不斷釋放,醫療服務供給的增長受限,使得醫療費用連年攀升,醫患間衝突也不斷銳化,前述問題在李斌任上,已無法一拖再拖。

政事、管辦能否真正分開,公立醫院究竟要還原其獨立法人地位、按照市場機制運行,還是如此前四年新醫改反複強調的“公益性” ,將負擔加諸公共財政,長期制約社會資本進入醫療服務市場的區域衛生規劃制度如何調整,醫生能否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都將很大程度取決于這位新主任的改革決心。

此次機構調整後,此前“安徽模式的力推者、國務院醫改辦主任孫志剛也調任“衛生計生委”任副主任,主管醫改工作。官方此前對於“安徽模式”的高度肯定,對醫改下一步的路徑選擇有何影響,如今還是未知數。

計生轉型難題待解

與醫改相比,更大的挑戰還將來自于計劃生育工作。圍繞計劃生育政策如何調整,從官方到民間已爭議多年。基層暴力執法屢屢發生,機構功能疊合、維繫成本過巨,中國出生率連年走低,無論是官方內部還是民間學界,呼籲政策調整的聲音都不絕於耳。

此次機構改革,在不少人看來是政策下一步調整所釋放的信號。官方對該 政策的詮釋已經轉變。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的目標。和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對生育政策的闡釋相比,政策調整的信號更為清晰。而即便是十八大報告之中,也一改過去“穩定低生育率”的官方口徑,在多年不變的“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提法之後,新增“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全新後綴。

亟待解決的問題只是,究竟在怎樣的時機,進行怎樣的改革。

2011年,時任國家計生委主任的李斌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經濟體制改革之初曾經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現象,而人口再生產比物質資 料再生產更為複雜, “不是一放了之那麼簡單” 。但她也在這次採訪中提出,要搭建一個“以人作為出發點的宏觀決策系統” ,包括用更加科學的依據來決策,對於勞動力結構變化,要思及提高人口素質、適應產業結構變化等因素。

盡管她對計劃生育政策轉型頗為審 慎,但其思路中,對勞動力結構、城鎮化等問題都有慮及。財新記者獲悉,2010年,即李斌執掌計生委期間,曾內部擬定一個分批放開“單獨” (夫妻一方是獨生子女)生二胎的意見,準備從2011年開始,以黑龍江、吉林、遼寧、江蘇、浙江五省首批先行,總計分三批,逐步在全國開放。隨後,在計生委自己起草的部門“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到了放開“單獨” 。

囿于更高層決策者的顧慮,這一方案最終並未成行,但在計生系統內部至今仍有不少支持者。此次機構調整後,官方堅持將“計劃生育”置於新名稱內,對此項工作的重視也可見一斑,但考慮到“二胎生育”仍不改計劃生育本質,未來政策如何調整,民間尚有期待空間。

不過,官方內部分類、分省逐步試點放開二胎的思路,被不少學者認為有計生行政部門擴權意圖,最終阻滯人口政策改革。民間目前還流傳著多套改革方案,包括分城鄉地區兩年內放開二胎、全面放開二胎乃至全面放開生育等,皆指向更為徹底的改革,則必然要求計生行政部門簡政。種種路徑,李斌的選擇 尚未可知。不過,隨著計生委分拆,計劃生育工作不再是單獨設立的機構,過去數年中常被詬病的“改革阻力”或將有所消減。

此外,即便是計生系統內部人士,多年來也早已經有共識,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已是“早晚的事” 。不過,即便政策轉型,逐步放開二胎乃至放開自由生育,也不代表中國生育政策同步消弭。

此次機構調整將原國家計生委的人口管理職能併入國家發改委,但提高人口質量、減少出生缺陷等問題仍將由李斌主政。在農村,亟待進一步完善的是如何保證財政重金投入的公共衛生項目高效有加、落于實處;在城市,環境汙染、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後高齡產婦增多等客觀因素,亦是需長期規劃予以緩解的問題。

眼前更為關鍵的一步,是如何將衛 生工作與計生工作儘快統合。機構調整後,不乏基層衛生官員表示困惑,計劃生育帶有強制執行的性質,而衛生工作主要對公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二者存在衝突。盡管在中央部級一層,兩部委之間僅有婦幼保健工作需重新協調安排,但在各地特別是基層,如何統籌管理兩個系統,還待一系列具體安排出台。

3月18日,李斌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領導碰頭會上指出,下一步仍要加強計劃生育服務管理,落實計劃生育 “一票否決” 制度。多位學者已提出,計劃生育政策無論眼前做怎樣的調整,未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改革完善,生育政策也將由目前行政強制執行,轉向未來經濟、社會政策有目標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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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改革者出掌國資委

2013-03-25  NCW
 
 

 

操刀過中國最大央企市場化改革,蔣潔敏能否扭轉國資委日漸成為央企利益代言人的方向?

◎ 本刊記者 何春梅 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下稱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接替王勇成為新一屆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石油工業在國資體系中向來地位特殊,中石油和中石化集團董事長和總經理素有出任部委“一把手” “二把手”的傳統。國資委的第一任黨委書記李毅中,之前擔任的就是中石化集團黨組書 記兼總經理。現任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出身石油系統,曾先後出任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和中石化集團總經理。關於蔣潔敏,近年亦不斷有外放傳聞。

在很多接觸過蔣潔敏的觀察人士看來,58歲的蔣潔敏敢做敢為,執行力強,擅決斷。一口濃厚的山東口音,也讓人難忘。據採訪過他的記者描述,他樂於當“講解員” , 常能見到他或對著規劃圖、或拿著圖紙對公司的各種規劃項目、油田分佈、面積儲量等侃侃而談;各種數據和名稱信手拈來,神情投入。在蔣潔敏的任內,中石油海外油氣權益產量飆升至5242萬噸。

此番蔣潔敏出掌目前改革呼聲最大的國資委,業內頗有期待。

近年來,國企特別是央企四處擴張,一方面憑借優勢地位佔有大量資源,引發“國進民退”的擔憂 ;另一方面一些企業虧損嚴重,依靠國家巨額補貼生存,但國企管理人員和職工仍享受高薪高福利,令各界不滿。國企改革已經成為輿 論焦點。

此前, 《經濟參考報》曾援引國資委權威人士的說法稱,國資委正著手制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 ,就下一步國企改革方向和路徑進行相關調研,擬對國企重新定位和分類,分為公益型國企和競爭型國企,並相應制定不同的改革和監管方向。這一動作始于前任王勇,蔣潔敏會怎麼做?

關鍵先生

蔣潔敏幾乎半輩子都在和石油打交道。

他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石油系統,曾任勝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長、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長、中石油總經理助理、中油““股份副總裁、青海省副省長、中油股份副董事長兼總裁等職。2006年11月,蔣潔敏出任中石油集團公司總經理。

1999年是蔣潔敏職業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之一。

1999年2月,時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的馬富才,將蔣潔敏從青海石油管理局調任集團總經理助理。

蔣潔敏以上市籌備組組長的身份,參與並籌備了中石油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IPO上市。

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的中石油連符合上市要求的賬本都沒有,沒有資本回報率的概念,只關注生產了多少油,不關心成本和利潤,上市重組幾乎是這個超大型國企的一次再造重生。

1999年11月5日,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組建完成,蔣潔敏出任董事兼副總裁。2000年4月7日,中石油股票在香港證交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躋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強行列。

中石油重組,蔣潔敏協調有功,但也因重組裁員得罪了不少人。

中石油上市兩個月之後,蔣潔敏被調任青海省副省長,直到2004年才重返中石油,出任集團副總經理。在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看來,這一安排在當時有回護之意。

蔣潔敏將其國企改製的經驗帶到了青海。赴青海任職後,蔣潔敏主抓國資改革,推動當地國資改製,著力提高國企的生產經營效率。

2003年12月23日,造成243人死亡的重慶開縣井噴事故發生後,馬富才引咎辭職。

2004年4月,已近退休之齡的陳耕執掌中石油,與其同時上任的,還有集團副總經理和黨組副書記蔣潔敏。2006 年年底,蔣潔敏全面接手中石油集團。

蔣潔敏執掌中石油後,加快了“走出去”步伐並推進“氣化中國”戰略。

2009年開始的一系列伊拉克油氣服務合同大招標,中石油以低價連續中標,一躍成為在伊拉克運營的最大外國石油公司。蔣潔敏在幾次招標中都擔任了最後拍板的“關鍵先生” 。目前中石油集團產能的40%來自海外。

國資委與國企改革

曾經的國企改製先鋒,如今將把國企改革帶向何方?

一種聲音認為,蔣潔敏做過青海省的官員,而且在帶領中石油改製、上市、國際化的過程中,敢想敢幹,不怕得罪人,勇於承擔責任,未來將帶領國資委加速改革;另一種聲音認為,國資委近年已經逐漸變為大型央企的利益代言人,出身中國最大央企的蔣潔敏不會脫離管好國企的基本思路,未來央企可能會更加生猛。

當前,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共有115家。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告訴財新記者,蔣潔敏上任以後,首先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繼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央企的母公司要實現股份制改革。現在絕大多數的央企還是國有獨資企業,或者即使是股份制,但是都是國有性質的股份,一定要有民營和外資資本進來。二是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尤其是競爭性領域的國企。三是要將一些虧損的、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通過市場方式退出,不能再用過去財政變相補貼的辦法來救這些企業。

國資委自身也需要革命。今年年初,國資委原主任王勇在講話中稱,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自身存在不少問題,如政企不分、政資不分、一些地方對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干預有增加、經營性國有資產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政出多門、監管規則不一致、資源配置分散,等等。

國資委在成立之初,即有未來定位為“管還是賣”的爭論。

從後來的實踐來看, “管”的思路占據了絕對上風。由於退出機制的缺乏,導致近年來國企挾種種政策與金融資源分配的優勢日漸壯大,而在上市及國資委的一系列管控措施之下,雖然效率也有所提升,但是仍然存在資本回報率低等種種問題,公泷和專家更是質疑“國進民退”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

此前《經濟參考報》的消息稱,國企改革方案即將出台,相關撰寫及相關工作由王勇主導,但現在王勇即將離任,這份國企改革方案如何出、怎麼出又成了懸念。接下來,蔣潔敏的抉擇將影響國企改革的方向。

對於央企,蔣潔敏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央企應該既滿足國家利益,又滿足股東利益,既要為股東通過資本創造更大的利益,國家作為最大的股東,也需要國有資本來增加它的價值。

也有專家告訴財新記者,若國資委定位不改,國企沒有真正市場化,沒有取消其行政級別和身份,國企改革很難推進 ; “需要更高層面下決心,提出方案的主體不應該是國資委,而應該是國務院。國資委和國企就像運動場上的一個球隊,它們存在的第一目的,肯定是拿金牌,做大做強。現在讓國資委提國企改革的方案,邏輯上就有問題。 ”本刊記者于寧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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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登記改革廣東樣本

2013-04-01  NCW
 
 

 

“凡是許可部門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都應

放權給企業和市場”

◎ 本刊記者 王婧 文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已于2013年3月1日起正式在深圳和珠海兩地實施商事登記改革試點。

2012年3月,國家工商總局下發《關於支持廣東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意見》中明確提出: “支持廣東省在深圳經濟特區和珠海經濟特區橫琴新區開展統一商事登記制度改革試點。 ”一年後, 《深圳經濟特區商事登記若干規定》 、 《珠海經濟特區商事登記條例》出台並逐步完善,而試點範圍亦擴大至深圳市、珠海市、東莞市和佛山市順德區四地。

3月22日,廣東省工商局開會研究,“下一步將加強商事登記理論研究,在總結評估的基礎上推廣成熟的經驗做法,爭取把廣東省改革的成果納入國家商事登記立法” 。

改了什麼

深圳、珠海兩地商事登記改革,最直觀的是啓用了新版營業執照,不再記載經營範圍、註冊資本、實收資本等事項。

在營業執照左下角,用“重點提示”注明有關商事主體經營範圍、出資情況、營業期限和許可審批項目、年報及監管等信息的查詢方法。

新版營業執照種類亦大幅精簡。此前廣東省使用的各類營業執照(登記證)達18種,改革後,除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營業執照、企業集團登記證、外國(地區)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登記證暫不調整,其餘15種營業執照精簡為4類,分別是《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 《非法人企業營業執照》 、 《分支機構營業執照》和 《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

這背後,是商事登記制度從“審批許可”向 “核准登記”的轉變。深圳市一家專業財務代理公司在接受財新記者咨詢時稱, “先在網上對公司名稱進行核名,然後帶著股東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證、公司章程去工商部門就可以登記,一般三天之內就能辦下來。 ”深圳市市場監管局副局長王淑傑告訴財新記者, “從流程上,我們可以實現一支筆業務。即材料交到窗口後,審核人員審核完後就可以發執照了,改變了以往多級審查的程序。同時審批材料也大幅度減少,驗資報告、經營範圍需要審批的事項等均不需要提交。 ”商事主體的經營範圍不再作為登記事項,改為備案事項,由章程、協議、申請書等確定。此外,根據深圳和珠海的特區立法,有限責任公司實行註冊資 本認繳登記制。登記部門只登記全體股東認繳的註冊資本總額,無需登記實收資本,申請人也無需提交驗資證明。

廣東省工商局有關人士介紹,本次改革的大方向是“對企業准入減少限制” 。與之對應的是,對企業的監管方式亦有所改變。改革之後,商事登記部門只對申請人提交的材料進行形式審查,材料內容的真實性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商事主體須向登記機關提交年度報告,無需進行年度檢驗。年報包括商事主體的登記事項、備案事項、註冊資本實繳情況、年度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

若不按時提交年度報告,或通過登記的住所或經營場所無法取得聯繫的,由登記機關將其從商事登記簿中移出,載入經營異常名錄,納入信用監管體系。

此外,深圳和珠海橫琴均通過特區立法,進一步明確了商事登記機關和行政許可審批部門之間的監管責任,按照“誰審批誰監管”的原則,劃分監管責任,以切實解決此前 “重准入輕監管”而產生的各部門間職責不清、監管錯位缺位等問題。試點的各市政府建立統一的商事主體登記及許可審批信用信息公示平台(簡稱信息平台) ,用于發佈商事登記、許可審批事項及其監管信息,實現信息互通。

為什麼改

與香港毗鄰的深圳特區,對商事登記制度的國際慣例相對熟悉,與國際接軌的需求也更為強烈。深圳率先從2010年啓動調研,並確定商事登記改革的重點是將市場主體資格與經營資格相分離。

這亦是國際慣例。比如香港和澳門,除對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實行必要的管制,一般行業只需滿足條件即可成立,准入和監管部門分離,責任明晰。

3月1日,在新的商事登記制度啓用當日,深圳市市場監管局局長徐友軍在新聞發佈會上稱, “深圳發展30多年,商事登記制度即企業登記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 ”此前的工商登記制度,要求“先證後照” ,即先到主管部門取得行政許可證,再到工商部門申辦營業執照。據統計,與營業執照掛鈎的前置審批項目共134個。

早在2003年,在中國工商管理學會主辦的 “企業登記制度創新管理會” 上,時任北京市工商管理局註冊處副處長的況旭介紹, “我們把十幾部法規、幾十部規章和上千個文件整合在一起,搞了一個字典。僅登記表格就有100多種。 ”在本次商事登記制度改革前,自行整理一本“字典” ,依然是各地工商部門的“經驗” 。有商事登記部門人士抱怨,在改革之前, “核准人應該具備律師、會計師的能力,得通曉土地管理、衛生管理、煙草管理等各種管理的相關法規,但實際上不可能達到這個程度” 。

截至2013年2月底,深圳市共有市場主體近100萬戶。若採用傳統的“人盯人、地毯式、保姆式”監管模式, “一年最多能監管18萬戶,傳統的監管方式已經到了山窮水盡、黔驢技窮的地步。 ”徐友軍說。

“凡是許可部門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都應放權給企業和市場。 ”一年前,廣東省工商局宣佈開始試點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時表示。這與廣東省近年來主張的 “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一致。廣東省政府甚至號召各地、各部門學習工商系統這種創造性的做法, “要勇於打破與市場機制不相適應的部門權力利益格局” 。

影響幾何

這項改革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企業。

在深圳,若按此前的商事登記制度,註冊企業首先需要各項行政許可。

申請人若自行辦理,費時費力。若找中介機構代辦,根據企業經營範圍不同,費用至少在3000元到5000元不等。而現在,多家中介機構表示,若客戶將企業此後的財務工作交由他們,工商註冊可免費代辦。

廣東省工商局提供的資料顯示,此前的企業註冊資本制度設計, “存在一些與市場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地方” ,比如:驗資手續繁瑣,期限過長;雖允許股東用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股權、債權等出資,但因公司尚未成立,設立之初無法完成過戶轉讓手續,公司首期出資實際僅限于貨幣出資,限制了這些社會資源的有效利用;貨幣出資比例等限制不符合公司經營的實際等。

這些“不相適應”最終導致一些驗資機構出于逐利目的,與投資人串通,以墊資的方式驗資,或出具虛假驗資報 告等,滋生大量 “兩虛一逃” (虛報註冊資本、虛假出資和抽逃出資)違法行為,是 “影響社會信用和市場經濟秩序的制度性問題” 。改革後實施的註冊資 本登記認繳制,有助于積極破解註冊資 本存在的“玻璃門”難題,疏導“兩虛一逃”等違法違規行為。

也有人認為,改革措施讓商事登記幾乎變得零門檻,可能會導致“皮包公司”增加,甚至會助長不法分子以開公司的名義詐騙。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很多人用註冊資金多少來判斷企業能做多大的事,這其實是個誤區。一個公司的創新能力、今後的發展規模,跟當初有多少註冊資金毫無關係。 “比如穀歌、蘋果都是在倉庫、車庫做起來的。在成立之初沒多少註冊資金,但這毫不妨礙他們五年十年後成為行業翹楚” 。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鄭方輝稱,廣東的商事登記改革讓企業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增加了股東與企業“自決”的權利, “而自由的企業制度,是一個國家發揮創造力的基礎” 。

廣東省工商局亦表示,改革之後,“讓市場的歸市場” ,實際上對企業誠信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亦會引導公衆在相關信息披露平台上去查詢公司信息,這有利於引導商事主體自主經營、誠信經營,營造誠實守信的經商環境。

本刊記者符燕豔、實習記者鄒子健對此

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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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充分市場化」與「有限全球化」

http://www.infzm.com/content/89589

國內金融改革,要「充分市場化」;涉及匯率、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涉外問題,要「有限全球化」。

金融改革內容千頭萬緒,但先要確立大方向、大原則,要有基本秩序。

作為大原則、大方向,涉及國內金融改革的內容,要「充分市場化」,而且越快越好。涉及像匯率、資本賬戶開放、人民幣國際化等涉外金融問題,要「有限全球化」。即在中國資本賬戶未徹底開放前的過渡期內,要講有限全球化。

我相信,中國的未來肯定會走向浮動匯率,這一點大家不用擔心。我也相信,中國資本賬戶肯定也會全部開放,西方社會也不用擔心。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國際金融市場上主流的東西我們都會參與。但是,不是在「今天」,是在「明天」;不是「現在」,是「未來」。

今天是要想辦法先讓國內金融充分市場化。韓國危機前的問題在中國現在還不存在。外部短期資金長期用,在我們這裡是基本控制住的。外債的發行管理也很嚴。就是目前鼓勵人民幣走出去,到外面發人民幣債也是控制的,因為我們內部還在實行信貸規模控制。我認為,我們中央銀行在這方面,腦子是清醒的,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我們是關注的。

「切入點」怎麼找?應是「問題導向」,而不是「對岸導向」。「對岸」就是美國金融市場、英國金融市場。不是瞄準先進幹什麼,而是應抓住眼前問題,抓住中國經濟走不下去的問題在哪裡,從這個角度入手,就是我們的切入點。不是對岸怎麼怎麼好,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我們怎麼怎麼落後了,就大搞直接融資,這是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中國過去也不是按照這個路數走的。中國前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是在不停地解決出現問題的過程中前進的。1997年外面說我們四大銀行破產了,我們明白,也沒有爭論,就悄悄干。改革就是要始終能敏感地去抓新問題、新矛盾。

在改革策略上,我認為要考慮當速度下來後風險暴露中再改革的壓力問題。要當心速度下來後改革會遇到不應有的罪名。因此改革者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選擇好改革時機,做好利弊分析,這有個策略問題。

在速度問題上,我認為,應該有三到五年,或者是五到八年的時間表。這個時間表可以是粗線條的,有個時間表可有個約束。但是,絕不要搞詳盡內容的每年、每季度的時間表,不搞形式主義的「趕任務」,時間任務太細了,反而會被動。具體改革進程還是要動態把握。總的原則是要有個大概的時間表。

關於具體「切入點」的選擇,應該有「突破一點,攻其其餘」的影響作用,我認為應根據「充分的市場化,有限的全球化」戰略,在國內,從資金價格和市場准入入手。

為什麼選利率市場化作為切入點?理由是:

第一,如果利率市場化了(當然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銀行競爭加劇了,不搞存款保險,那個時候大家就懂了,會出事的。中國1990年代初利率大戰是有教訓的。這次如果真正放開利率了,存款保險不干就過不去了。

第二,利率放開,銀行利差縮小,銀行不轉型過不去了。一部分肯定資金「脫媒」於銀行體系,這有利於銀行改革,也有利於資本市場的發展。

第三,資金價格理順了,市場透明了,靈敏了,不用靠我們去設計改革秩序,靠放,資源配置會慢慢健全。以後,中央銀行調控就不再搞信貸規模控制,也不用搞社會融資總量控制,慢慢就能轉到用市場機制去實現有效的調控。

第四,利率價格理順之後,資金的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即匯率,又可以加快速度改革,可以進一步增加匯率彈性,從而對資本賬戶開放,對人民幣國際化又是一個很大的推動。

另外一個切入點是從市場准入入手。我認為中國這麼大,在其他體制還沒有改到位,金融改革還沒有到位的背景之下,政府首先要對銀行體系有一個大的佈局。大銀行、中銀行、小銀行,商業銀行與政策性銀行,內資銀行與外資銀行控股比例等等,國家要有想法。有的人喜歡「言必稱美國」,美國的社區銀行是不能到華爾街設分行的。例如工商銀行收購東亞銀行一個紐約分行,資本金僅區區幾億美金,美聯儲還遲遲不敢批。當然在中美戰略對話環境下後來批了。在這樣的思考下,中國首先必須有大的金融佈局。

從市場准入入手,第一應放開各種機構准入限制。這不僅僅是同意增資擴股,民營資本進來,而是包括如果新設一個銀行可不可以。現在是不可以。如果10個企業家,每個人拿10個億,100億再成立一個大商業銀行行不行?銀監會落實「新非公36條」細則出台後,很多媒體沒有從這個角度去評論。從小銀行說,村鎮銀行是否一定要15%入股的牽頭大銀行?沒有大銀行股東牽頭,按銀監會監管規定嚴格監管,就一定會出風險?這些都可以去研究。

從市場准入放開,跨行業投資下金融控股公司運行中的監管矛盾會越來越尖銳,這必然推動上層建築要改,監管再不改就要出事。還有,充分競爭加劇以後,特別是隨著資金價格放開後,產品創新的壓力會越來越大,這當然有利於改善資金資源的有效配置。另外,市場准入放開後,現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一系列矛盾將充分暴露,暴露後如果再不推進「一行三會」協調上的改革是真的過不去了。

涉外金融的改革從哪裡入手?「有限全球化」我講的是到資本項下完全開放之前的一個過渡階段。切入點以人民幣國際化利益為核心訴求,並行推動資本管理與匯率的改革,三者交錯推進,互相配合。資本或者匯率改革中的某一項改革先行,必然會互相推動。看看最近人民銀行資本賬戶開放適度加快了,為什麼?因為匯率升值了,開始浮動了,上行壓力不大了,匯率彈性大了,資本項下開放就可以加快。同時,這又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人民幣國際化加快了,進出時用人民幣多了,用美元相對少了,自然對再推動匯率、資本賬戶開放,壓力也會少一些。所以這三者是互相推動的。一定要界限非常清楚地先說清誰先誰後,並進行一個嚴格的數量界定,這是不可能的。

另外,這三者的交錯改革,既能倒逼國內各項市場化改革,又能在開放的國際資本流動下和國際資金價格的影響下,倒逼央行貨幣調控改變工具、手段,有助於推動中國的結構轉型。因為如果金融大開放下,人民幣資金自由來回流動,利率、匯率更加接近世界市場的供求,用官方話說,對發展方式的轉變,對結構的轉型也好,會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所以,整個金融改革,應該把國內、國際因素結合好,找準切入點,交叉推進,不斷觀察,不斷反省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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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從李經緯獲刑看健力寶產權改革敗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326590101dhfi.html?tj=1

茨威格在《人類的群星閃耀時》一書中曾寫到約翰·薩特的故事。

約翰·薩特,這個美國西進運動中的英雄,曾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卻因為黃金的發現而被貪婪的人們褫奪了全部財富,最後窮困潦倒,孤寂落寞而死。他臨死前,一度在美國聯邦法院門前申訴,要求歸還屬於他的公平和正義,卻無人理睬。

當聽到健力寶前董事長李經緯最新的消息時,我不禁想起了約翰·薩特。我很想知道,這樣的故事是不是要在中國重演?

根據廣東省佛山法院的一審判決,李經緯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沒收私人資產15萬元。對於已72歲的李經緯,這樣的判決近於致命。這個「15年」放置於此,也可謂莫大諷刺,因為從李經緯1984年創辦健力寶,之後15年健力寶都是「民族飲料第一品牌」。

健力寶和李經緯的故事,我曾經在《大敗局2》中做過專門的記述,健力寶的崛起非常傳奇,而它的隕落也很令人痛惜。而作為創辦人的李經緯,在與政府博弈的過程中雖有處事不當之處,但罪不至此,落到今天的地步,讓人為之不平。

2002年,李經緯因涉嫌貪污而被「限制居住」在醫院中。2006年我到廣州採訪時,李經緯已躺在醫院不見任何外人,我向一位健力寶案的直接當事人詢問李經緯的結局,他說,上中下三策,要麼走掉,要麼死掉,要麼受刑,言辭惻然。其後十年來,李經緯對外界幾乎沒有講過一句話,已是憑一己之身扛下了所有的「欲加之罪」,此種姿態,按其個性,殊為不易。我一度認為該案就此不了了之應是上上之結局。

沒想到,時隔多年,舊案重提,竟是如此判決,實在讓人無語問蒼天。從本質上看,李經緯案件是中國在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政商破裂的結果,這並非個案,如華晨的仰融、紅塔山的褚時健,都因為此種原因黯然離場。他們的悲劇都是時代的悲劇,最終卻要個人承擔沉重的責任。

1998年正式開始的「國退民進」運動,旨在通過國有企業產權的重組與清晰化,來增強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競爭力,國有資本從競爭性領域逐漸退出,經營者被允許以各種方式購買企業的資產。當時與健力寶一時的知名企業,如聯想、海爾、春蘭、科龍、TCL等都試圖進行產權改革,李經緯所為也是建立在這個大背景下。畢竟作為企業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效率,增加收益,並給管理層和員工以回報是其分內之責,他尋求可行的路徑,當屬無可厚非。

在這個過程中,李經緯沒有處理好與當地政府的利益分配,是他最大的失誤。從當地政府的角度來看,他們對李經緯產權改革的方案有異議也可理解,畢竟健力寶的發展壯大有賴於當地政府的支持,而且健力寶是當地最大的稅收來源,一旦產權改革後,健力寶轉變為私人企業,政府的收益將大打折扣。而之後李經緯操之過急,意氣用事,導致雙方相持不下,最終毀掉了健力寶這家企業。

但是作通盤考量的話,我們會發現這場產權改革最大的問題在於,作為國有企業最重大的戰略調整,「國退民進」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使得整個過程充滿了隨機性和偶然性,一些國有企業被很輕易地出賣給了個人,另一些產權改革行為卻要承擔「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

整個過程泥沙俱下,異常混亂,各種方案也相距甚遠,判若雲泥,最終淪為一場冰火兩重天的紛紜戲劇:有的人彈冠相慶,有的人扼腕嘆息,許多創業者慘被清算出局,許多局外人坐收漁人之利——也因此喪失了借產權改革激發企業活力的初衷。這個結果南轅而北撤,令人徒呼奈何。

中國改革雖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過程,不能希冀一開始就有一幅未來的藍圖,但是對於眾多身先士卒的改革者來說,這其中卻是要冒頗大的風險。他們有功於國家,有利於時代,實不該落此下場。

 
  我希望那些強大的行政性力量在毀掉一個企業後,能夠對企業家網開一面。畢竟,對一位70多歲的功勛企業家,用莫名其妙的罪名宣判,有違法理,有悖人情,只能令企業界心灰意冷。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時代的問題請讓時代去判定,對於個人,對於李經緯,請留給他一個應得的、有尊嚴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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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老店改革 該用內力或外力?

2013-04-29  TCW
 
 

 

組織改革該靠內部自己來,還是引進外力刺激比較好,前者的好處是,內部人員了解企業文化,可以量身打造適合進度,但是缺點則是人情包袱重。此外,若非遭遇重大挑戰,組織內部很難凝聚改革共識。藉由外力雖然客觀,但是外人不了解企業運作與文化,引起內部的反抗更大,這就是擁有一百一十八年歷史的台大醫院,在引入管理制度改革時,面對的重大挑戰。

一九八年代後,政府對公立醫院的補助降低,對於所有公立醫院而言是一記警鐘,台大醫院也不自外於此趨勢。

為了兼顧社會責任、醫療品質和財務自足,一九九九年,現任院長陳明豐,著手引入平衡計分卡等管理制度,至今是台灣實施平衡計分卡最久的醫院,還延伸轄下五家分院,是國內管最多分院的公立醫院。另一方面,台大醫院對於政府的教學研究補助經費依賴度也逐年降低。

台大醫院初期以內部力量發動改革,到二一年,陳明豐力推參加全球最權威國際醫療品質評鑑認證 JCI(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由外人來評鑑台大醫院,成為公立醫院率先參與JCI評鑑者。陳明豐主張,唯有透過外人的眼光,才能再次刺激改革力度。

擁有二十六個醫療單位,專任員工六千四百人,台大醫院組織龐大不下於企業。

我們邀請陳明豐院長與台灣大學會計系教授劉順仁對談,組織改革,該用外力?或者該用內力?

台大會計系教授劉順仁(以下簡稱劉):不像企業多靠營收、獲利衡量經營績效,很多非營利事業改革難以成功,是因為沒有立即明顯的危機,等到最後看到危機,已經動不了了,你怎麼說服內部啟動改革?

台大醫院院長陳明豐(以下簡稱陳):早期醫院經營,醫生對醫院的風險是熱忱、執著還有理想,每天早上七點鐘就來,晚上十一點才回去,我把他稱為浪漫式醫療,因為只有個人付出努力。

這樣,熱情、執著、努力和理想性非常好,但是社會在改變,現在非營利組織也要考慮的是,如何讓你的組織效率好一點,品質改善,就得有管理的作為。

例如,現在規定進醫院一定要佩帶名牌,以前沒有嚴格規定,就會發生有人拿了醫師袍騙病人。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對於病人很重要。

醫生多認為自己的工作是照顧病人,但是我希望給大家一個觀念,醫生是領導者,訓練一批人照顧病人,比我一個人的力量更大,就像我一直講,院長的任務不是去看更多病人,而是創造更好的環境。

劉:台大醫院都是頂尖的人才,獨立思考性強,這與管工廠製造業不同,如何讓這些以熱情驅動的醫生,接受得改變的想法?

陳:醫生的自主性都很高,理想性都很大,你要激進的改變不是那麼容易。

台大改革首部曲漸進計畫,塑造改革氣氛

我們沒有一開始就馬上全面實施平衡計分卡。我們先組成讀書會,每個禮拜就平衡計分卡的內容和價值做模擬了解,慢慢在醫院裡面做推廣說明會,塑造改革氣氛。到了二二年才開始先在行政部門推,二五年才推廣到醫院醫療單位,台大醫院沒有辦法很快速去做改革,一定要潛移默化。

在我上任副院長後,發生一件事也影響了我改革的想法,台大醫院的開刀房大火(編按:台大醫院在二八年發生開刀房起火意外),對我們來說有暮鼓晨鐘效果,去思考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這麼老的醫院,你可以很簡單當成電線走火的意外,但是我認為,一個事情發生,絕對不是只有一個原因而已。當時我在想怎麼將開刀房火災事件當成很重要的指標,利用這次事件,除了讓醫院的安全全面性的改進,也把醫院的管理再往前推。現在,除了硬體管理,下至清潔的阿姨、傳送人員,上至醫生還有外包人員,都要受防火的訓練。

我們還參加了JCI的評鑑(編按:台大醫院在二一年決定參加國際評鑑 JCI)。

台大改革二部曲用國際標準,內化新習慣

劉:變革管理裡面第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就是讓組織感覺到危機感,非變不可,如果沒有共識,再多的力量也很難喚起大家改變。但是平衡計分卡是漸進式的改革,JCI是靠外力推動改革,有時間的壓力,不一定會過關,一旦失敗,丟了台大醫院的臉,同仁的信心也會被打擊,您當時為何要參加JCI?

陳:我們當時都喊說:「成功不必是我,失敗不要是我(笑)。」其實,內部會議討論時,當然有人反對。但,最重要是JCI目的不是看你過不過,而是努力準備的過程,內化成組織做事的習慣。

我不靠JCI做國際醫療,因為我根本不需要,但是做JCI,可以讓組織文化與國際接軌,這是最重要的內涵。

台大醫院找國內評鑑考核,我們某些不好的地方他們不太敢講,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國際組織來看我們到底缺失在哪裡,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什麼是國際的標準。

舉個例子,又如醫院過去講感染防制,重點放在醫療作業和人員準備過程對安全環境軟硬體全面改造。參加JCI才知道,為了防範感染,他們就連醫院的基本清潔與流程都很重視,不僅要區分清潔與非清潔區,還會請清掃工按照SOP(標準作業流程)做清潔,看是否真的符合標準。

我希望藉著這個方式,讓我們的同仁知道我們確實有進步,但是不要太自我感覺良好,再好的組織,沒有危機感一定會被超越。

台大改革三部曲用跨部門溝通,加強合作

劉:透過JCI來改變組織立意良好,但是怎麼讓基層的人也知道你的用意,否則大家只是覺得你加重他們工作,到最後就是流於形式。況且,醫護人員宣誓進來是要照顧病人,現在要他們擬定SOP、行政工作。如果他心不甘情不願,根本無法達到你想改善品質的目的?

陳:這只能靠溝通,讓同仁漸漸知道環境在變。溝通還有一個作用,由於JCI是自己訂標準作業流程,然後請對方來評鑑,所以要做什麼樣的SOP,跨部門的人員大家都要坐下來談,找出可以執行、符合評鑑標準的方法,避免設立太不切實際的流程,所以我們不是全盤西化,而是順應自己狀況調整。

這帶來另一個好處,醫生也加入團隊運作,醫生專業知識強,但是溝通連結能力弱。如果要讓整個組織進步,太多專才容易變成困擾,大家只知道自己,卻不知道別人,所以這個方式也讓跨部門合作成為可能。

劉:以您的經驗來說,何時應引用內力改革,何時應引用外力較好?

陳:內部人員來推動改革,優點是內部人員比較了解組織的文化及制度現行的問題;缺點則是內部人員可能因太習慣於現狀,而且常常會有人情的包袱,大家都不想當壞人。

如由外力來推動改革:在制度建立期間,他們可能不了解機構的組織文化,光是摸索組織架構跟作業流程,就要花費很多時間;但外力沒有人情包袱,推動改革時是一個好的觀察者與評估者。

我的經驗是,在建立制度初期,內力改革是OK的,但是若是要落實稽核,就會比較困難,這時就要適度的藉助外力進行客觀的評估。外力與內力要相輔相成,改革才容易成功。

遇到改革危機強化查核機制,加強警覺性

劉:另外一個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台大「愛滋病患事件」(編按:二一一年八月,台大因為內部疏失導致五名病患接受愛滋病人器官捐贈),當時有負面的聲音是說,即便過去做管理改善,還是照樣會出這種事情,當組織在改革中遇到挫折,您該怎麼處理,讓同仁不至於覺得過去的努力都是白費?

陳:我們一直覺得很遺憾,做JCI等那麼多努力,還是發生這種事情。組織遇到危機,我會先分析,發生問題是因為國家的制度、醫院管理,或者個人執行層面的問題。

後來我們調查是個人在執行面上溝通的問題,在通報是否為愛滋病陰性或陽性的溝通上出了錯。其實,標準流程,醫院的管理制度都有,只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沒做好。

我們得到很大的教訓,從這個事情,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加強醫者的熱忱和警覺性。

我常和同仁說,醫院是學習型的組織,學習要容許犯錯,但是對學員來說,他的心態是必須跟錯誤「說不」的心態做事情,你才會有警覺心,因為醫院裡面一點小小的錯,關係到病人的生命。

【延伸閱讀】台灣名師觀點︾用內力累積小勝,外力考驗成效

組織改革,靠外力或是內力?通常靠外力已經是該組織無力改革,但不變則危及存亡,企業需要激烈式改革時通常會借用外力,但是假設不是遭遇這樣的危機,一般都會採用內部改革,藉著不斷的小勝,累積凝聚內部改革的信心。但內力用久了,到一定程度得用外力讓改革力度再加強,並檢驗成果。靠外力改革的另一個好處是,讓領導者與同仁站在同一陣線,降低上下階層改革的衝突。

台大醫院推動改革,至今做了十四年,也許會覺得漫長,這是以熱情而非物質報酬為號召的非營利組織,在推動內部改革時,必須取得內部共識所致。

至於何時可以找外部壓力?我建議是當組織內第一級戰將準備好,第二級戰將堪用,就可以透過外部壓力檢驗改革成效,否則等大家都覺得準備好了可以作戰,就已經太遲了。

無論引入外力或內力改革,導入管理制度時,領導者必須時時記住其目的,否則很容易流於形式,為了做而做。

另外,導入管理制度都會加重同仁的工作負擔,因此領導者必須重視溝通的深度,讓第一線同仁了解引入外力的理由,彼此有共識,才可降低對外的反彈心態,不至於演變成上下交相賊。 (口述●劉順仁 文●曾如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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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期權改革 RaymondJook祝振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f6402970101ecwn.html
iMoney原文(簡體版),09-05-2013。

港交所改革期權市場
最近有一宗投資者及媒體鮮有留意的消息:由5月2日起,港交所(00388)開始改革股票期權市場,措施包括降低交易成本(26個即40%類別的交易費下調50%至83%不等),增加第四個連續合約到期月份,豁免一年的股票期權報價收費(只限於攝取報價)。還有推出主要莊家計劃,現階段只包括5只籃籌股,包括友邦保險(01299),中國移動(00941),中國人壽(02628),中國海洋石油(00883)及匯豐銀行(00005)。到第四季通過提升交易系統後,將縮窄部分期權類別的最低買賣差價。去年衍生產品市場(包括期指及期權)只佔港交所總收入的16.4%,遠低於現貨的39.2%。

香港市場落後於美國
記憶中,港交所於1993年開始推出指數期權,但經過多年發展,股票期權成交仍然稀疏,現時提供的類別總數,亦只不過75只證券,主要為恆指成份股,大型國企股及5只指數基金。恆指和國企期權雖然成交量稍大,但仍然遠遠落後於期指。因為缺乏流通深度,一般中大型基金根本無法透過指數期權作對沖。

筆者曾經效力的對沖基金,每次購入以百萬美元以上等值的指數認沽期權作組合對沖時,就必須通過外資經紀作場外交易。相對於美國,香港更沒法可比,因為就算市值少於幾億美元的小型股都可提供期權交易。所以如果看淡某些中小型股,就算借不到股票拋空,都可以購入認沽期權(PutOption)。假若捕捉到一些管治有問題或造假帳的中小型股,期權獲利隨時可以達數十倍。

策略性的運用期權,其實對投資組合極有附加值,除了作對衝風險和方向性的賭注外,有效的使用沽空(Write)及不同策略,更可以賺取期權金,增加組合回報。香港期權市場搞不起來,筆者認為主因是投行沒有誘引參與成為莊家(MarketMaker)。

投行缺乏誘因參與
一直以來,投行其中一門最賺錢的生意是發行窩輪(Warrant)和掛鉤結構產品。窩輪其實就是期權,唯一的分別是交易所的期權主要是美式(American-Style),即持有者可隨時於到期日前行使,而窩輪則是歐式(European-Style),持有者只可於到期日行使。散戶和一般投資者只能購入窩輪,不能沽空,因為投行只作發行者,並不容許對家沽空對賭。

發行者的利潤豐厚,一來因為結構產品佣金收費較高,更重要是透過黑箱運作,可以賺取市場價格誤差,沽出高於其內涵價值(沽出高波幅,即所謂SellVolatility)的窩輪予買家。波幅是計算期權價最重要的其中一元素,波幅愈高則期權價愈高。筆者曾經效力的法興,最賺錢的部門就是窩輪,後來因為二級股票市場業務虧損過多,結果乾脆把硏究部,經紀和企業融資等投行業務一併關閉。

現時500多家的交易所參與者當中,只有87家提供期權業務,而莊家只有34個。要開發期權市場,首要的是港交所須吸引更多的投行及經紀,作莊家為更多種類的股票期權開價,增加成交深度及減少買賣差價,這才能吸引更多的基金及散戶參與。建立具規模的期權市場,有助提高本地證券行的收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因需求更多的風險管理,交易及產品人才)及提升港交所在金融市場的國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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