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稱,鼓勵和支持內外資企業研發、生產和銷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體現民族精神、內容健康向上的益智類、教育類、體感類、健身類遊戲遊藝設備。這也意味著中國遊戲機的生產銷售全面放開。
文化部網站21日發布關於允許內外資企業從事遊戲遊藝設備生產和銷售的通知,以及遊戲遊藝設備內容審核管理辦法。
根據《國務院關於推廣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複制改革試點經驗的通知》的要求,文化部負責將“允許內外資企業從事遊戲遊藝設備生產和銷售,經文化部門內容審核後面向國內市場銷售”的改革試點經驗,於2015年6月30日前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遊戲機的禁令,始自2000年6月的《關於開展電子遊戲經營場所專項治理的意見》。自該意見發布之日起,“面向國內的電子遊戲設備及其零、附件生產、銷售即行停止。任何企業、個人不得再從事面向國內的電子遊戲設備及其零、附件的生產、銷售活動”。
直到2013年上海自貿區推出擴大產業開放的23項措施,“允許外資企業從事遊戲遊藝設備的生產和銷售,通過文化主管部門內容審查的遊戲遊藝設備可面向國內市場銷售”。
遊戲機解禁的機會,首先被微軟抓住。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掛牌當天,微軟與百視通共同成立的合資公司——上海百家合信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成為首家入駐企業,微軟大中華區董事長賀樂賦獲頒“001號”備案企業證書。
XboxOne遊戲機在2014年9月29日開始銷售,這一天也正好是上海自貿區一周年。
此前業內人士曾表示,預計5年之內,中國主機遊戲市場的直接產值將達到過千億元的規模;未來10年,整個產業鏈上則有過萬億元的潛力。
根據通知要求,省級文化行政部門負責遊戲遊藝設備內容審核工作。從事遊戲遊藝機生產和銷售的企業應當向所在地省級文化行政部門提出內容審核申請。省級文化行政部門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20日內作出決定,審核通過的,出具 《遊戲遊藝設備內容審核批準單》。
已取得《遊戲遊藝設備內容審核批準單》的遊戲遊藝設備,就可以面向全國銷售,異地文化行政部門不再重複審核。
在自貿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生產的遊戲遊藝設備面向國內銷售的,內容審核如上執行。
如果遊戲遊藝設備出區面向國內銷售的,應當向商務部門提交《遊戲遊藝設備內容審核批準單》及其他相關材料,辦理《自動進口許可證》後,持《遊戲遊藝設備內容審核批準單》和《自動進口許可證》到海關辦理有關手續。
【行業動態】
1、文化部:允許內外資企業生產銷售遊戲機
7月24日消息,文化部日前公布了《關於允許內外資企業從事遊戲遊藝設備生產和銷售的通知》,通知表明,關於遊戲機生產銷售政策進一步松綁,政府明確了鼓勵方向,以及省級文化行政部門作為內容審核機構。
通知中規定,所稱遊戲遊藝設備,是指通過專用設備向消費者提供遊戲內容和遊戲過程的電子、機械類裝置,包括營業場所使用的電子遊戲機、與電視接收機設備配套使用的電子遊戲機及手持類電子遊戲機等,不包含用於出口銷售的遊戲遊藝設備。
2、諾基亞收購阿朗交易獲歐盟無條件批準
北京時間7月24日消息,據彭博社報道,諾基亞收購阿爾卡特-朗訊的交易在周五獲得了歐盟並購監管部門的無條件批準。歐盟委員會預計,在不斷發展的手機技術市場,歐洲公司與三星電子的競爭將不斷加劇。
3、華碩CFO張偉明因病辭世 享年50歲
7月24日消息,華碩今日宣布公司發言人暨財務長張偉明突然因病辭世,享年50歲。但華碩未透露張偉明離世的確切病因,同時華碩尚未確定接替人選,還待董事會決議。
華碩表示,公司營運尚無重大變動。
4、二季度全球風投總額320億美元
據國外媒體報道,畢馬威國際(KPMG International)和風投數據公司CB Insights聯合發布的季度風投報告顯示,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各地獲風投支持的公司共計完成1819筆融資,總規模超過320億美元;上半年的總規模達到驚人的598億美元,同比增長49%。
5、聯想收購摩托後銷量下跌33%
人民網北京7月24日電(楊波)據市場調研公司IDC最新發布的數據,中國國產手機廠商在全球市場上繼續高歌猛進,華為、小米、聯想的手機全球出貨量分列3-5位,僅次於三星和蘋果兩大國際巨頭,其中,華為、小米的增速均超過了25%,聯想在收購了摩托羅拉手機業務之後,卻不進反退,雖然守住了第五的位置,但全球出貨量相比去年下降了三成。
6、全球智能機出貨量增11.6% IDC:中國品牌助力多元化
7月24日,IDC公布全球Q2季度手機市場情況報告,全球3.372億部的智能手機出貨量,11.6%的同比增長率的確可圈可點,但以小米、華為為首的中國品牌卻依舊是風光無限。
數據顯示,華為、小米分列三星、蘋果之後位居第三、四,其Q2出貨量分別為2990萬部、1790萬部,市場份額分別占據8.9%、5.3%。相較於去年同期,華為出貨量同比增長了48.1%,市場份額同比增長2.2%,而這一數值在小米這里是29.4%和0.7%……這就是讓華爾街也不禁為之咋舌的增長。
7、黑莓推出系列安全產品 軟件業務轉型成果初現
北京時間7月24日消息,據路透社報道,黑莓當地時間周二展示了一系列安全產品,公司首席執行官程守宗承認公司轉型工作“尚未成功”。黑莓在嘗試轉型為一家以軟件為主的公司。程守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對迄今為止的複興計劃進度感到滿意。我制定了本財年軟件營收達到5億美元的目標,仍然對這一目標很滿意。”
但程守宗也指出,公司完全複興所需要的時間要長於最初的預期,目前進度比原定計劃落後約6個月。但他表示,未來12-18個月投資者將能獲得回報。
8、京東將於7月29日成為納斯達克100指數成分股
北京時間7月24日消息,納斯達克周四宣布,京東商城將於2015年7月29日(周三)股市開盤前成為納斯達克-100指數和納斯達克-100平均加權指數的成分股。
京東此次取代的是Catamaran Corporation公司,後者將在2015年7月24日(周五)正式被剔除出上述兩個指數。
【融資消息】
1、垂直招聘平臺職業夢獲貝塔斯曼亞洲投資基金/Betafund、IVP、樂視網、長安私人資本等數千萬元A輪投資
2、富春通信4000萬投資上海蘭渡文化
3、美發O2O星客多獲數百萬美元天使輪投資
4、校校獲賽富基金/賽富亞洲基金SAIF1000萬元天使輪投資
5、鄭州本地生鮮O2O平臺“菜籃網”完成財晟資本獨資數千萬元A輪融資
6、輕松家電完成千萬美元A輪融資,祥峰投資領投
7、智能測溫儀Baby Hero已完成1000萬Pre-A輪融資
8、Instagram廣告中介平臺“Popular Pays”獲200萬美元融資
9、寶寶健康智能測溫器初創平臺“雲豆科技”完成華睿投資1000萬Pre-A融資
10、汽車P2P金融平臺“豐投網”獲華映資本領投2000萬元A輪融資
11、快碼眾包獲得雲測信息數百萬元人民幣天使輪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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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在2015亞布力論壇夏季高峰會上再次炮轟中國“山寨”文化盛行,他認為這是阻礙中國企業創新發展的一個最大因素。
看來,聯想集團CEO楊元慶急了,很顯然,楊元慶對於“毛出在豬身上”、“山寨文化”很不喜歡。
山寨文化只能窩里橫出不去
對於聯想靠硬件來盈利的公司來說,“山寨文化”拉低了整體行業的利潤率。楊元慶稱,“不理性的競爭,我們是不贊成的,中國市場山寨之風是不可取的。我覺得中國一窩蜂做手機,可能有兩個想法。一個是手機是制高點,非做不可,這把手機說重了,在美國蘋果iPhone那麽成功,也沒有見到它把所有的應用都給壟斷,也與谷歌等應用公司進行合作;另外一種是把手機看得太簡單了,手機誰都能做,這與OEM、ODM(兩種代工)比較流行是分不開的,貼個牌就行,這不能成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楊元慶指出中國企業的“山寨”文化表現在於,看到好東西,不管是好的產品,還是好的模式,拿來照抄,樂於做山寨;消費者圖低價,圖實惠,忽視質量,忽視服務,願意買山寨,用山寨;政府立法不嚴,執法不力,等於在推山寨、助山寨。
楊元慶還指責很多中國企業不把信譽當回事。譬如少數快速躥紅的網紅掌握著驚人的影響力和話語權,粉絲們盲目跟風,都有無數擁躉,但絕無信譽可言。
他認為,通過這樣抄近路的方式,很多企業謀得一時的快速發展,卻只能是窩里橫,一到市場、法制環境更成熟的地方,就得認慫了,這也是中國企業不好走出去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過分依賴國內渠道
不過,聯想的手機業務目前並不算靚麗,收購來的摩托羅拉手機業務虧損嚴重。日前,楊元慶在聯想集團年報業績說明會上表示,過去一個財年,聯想手機面臨兩大挑戰:一是手機在巴西市場的虧損,在巴西市場,其經濟環境、匯率,以及並購Moto以後整合的問題;二是中國市場的問題,手機市場開始從運營商轉向開放市場和在線市場,中國的手機品牌之間競爭加劇。
聯想手機的問題是存在感太弱,比如華為、小米每次旗艦手機發布會都能成功吸引眼球,並成為業界新入者的對標企業,但聯想卻始終沒有做到這一點。
談到與蘋果的差距,楊元慶坦承,聯想的品牌不如它,蘋果品牌更有號召力,但是產品和工藝上,聯想的產品不輸給蘋果。
其實,聯想集團管理層應該也意識到這一點:科技領先的聯想給人的印象並不深刻。楊元慶也承諾繼續加大對研發創新的投入。
在品牌調性上進行重塑,聯想也在推動年輕化,爭取年輕人市場。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聯想被指在手機渠道戰略中仍然有近70%依賴於運營商渠道。相較中興、華為等競爭對手,聯想可以說是在開拓電商渠道中較慢的國產手機品牌。聯想移動業務也受累於運營商渠道的過分依賴。數據顯示,聯想移動業務的總銷售收入占集團整體收入約20%,但移動業務集團仍虧損3.7億美元。
楊元慶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過去集團重點靠營運商銷售渠道出貨。目前聯想移動要轉型至公開市場及網上銷售,將重新建立在線業務。
楊元慶曾向媒體表示,聯想移動業務被收購摩托羅拉所拖累,未來會進一步優化其成本結構、業務模式,以提升利潤,有信心在收購完成後的4-6個季度轉盈,相信未來移動業務有盈利貢獻。楊元慶期望新購業務未來盈利占比至少達4%-5%,3年至5年後市占率全球排名第三,否則會考慮停止投資。
研發自主技術才是命運所在
一流的公司做標準,二流的公司賣技術,三流的公司賣產品。中國企業基於歷史原因,大多選擇了“貿工技”,如聯想、海爾。當中國企業發展到今天,聯想都已經“三十而立”,已經開始向技術核心挺進。但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在互聯網深入傳統行業開始帶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之時,當創新、創客已經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之際,更多的傳統企業開始進行萬眾創新的當下,中國企業並不晚於世界其它國家,甚至因為中國的人口紅利,移動互聯的技術、應用開發方面,中國企業更有優勢,這時就需要企業在創新之時,把握新的標準機會,成為新一代的“一流企業”。
過去中國企業基礎相對薄弱,當年聯想也是不得己走上了貿工技之路,先讓企業生存下來是根本。但今天,中國企業經過了發展初期,需要在技術研發方面有更長遠的目標。中國公司只要能夠下定決心,哪怕在一個特別小的細分行業里執著發力,而不是以山寨、複制快速出擊市場,相信只要一步步縱深發展一定有收獲。
以下為演講實錄(有截取):
什麽是山寨文化?通俗點說:企業看到好東西,不管是好的產品,還是好的模式,拿來照抄,樂於做山寨。消費者圖低價,圖實惠,忽視質量,忽視服務,願意買山寨,用山寨。政府立法不嚴,執法不力,等於在推山寨、助山寨,這就是山寨文化。
現在國內的山寨技術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了。大家都知道的深圳的華強北,已經形成了山寨的產業鏈,幾分鐘就能裝出一個機器,加上機殼,打上logo,猛一看跟大品牌一模一樣,要什麽品牌給你什麽品牌。看看我們的身邊,山寨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人家有蘋果,我們就有一籮筐的橙子、梨子冒出來。人家米蘭家具展還沒結束,這邊已經傳回照片做出仿制品了。連明星走紅毯穿的裙子,電視里放的節目,都是克隆來的。
在來重慶的飛機上看到一篇報道,現在竟然連投行高盛也有山寨版。昨天理事會上一位理事談到,美國一年審批通過的新藥不過幾種,最多幾十種,因為人家都是原創,而我們的藥監局一年待批的藥有上萬種,大多是拷貝。這樣的情形,就算我們自主創新的藥品要通過審批,也要等漫長的幾年時間,大大阻礙了創新。
對於如此嚴重的山寨現象,我們的立法、監督、執法力度都遠遠不夠,沒有把盜版、侵權、假貨揪住不放,全民喊打。反觀發達國家,他們都嚴打山寨、鄙視抄襲和拷貝,鼓勵原創,保護自主知識產權,保護自主設計。很多老百姓都聽說過,要是帶著盜版光盤或假冒產品進美國海關,可能都會遇到麻煩。中國公開審理的專利侵權案件的平均判賠額只有8萬元人民幣,很多侵權案子判罰的金額,連訴訟成本都達不到,而美國的專利侵權判罰金額中位數超過500萬美元。
著名的蘋果訴三星侵犯專利案,判罰金額超過了10億美金。其實你說三星侵權嗎?那要純從侵權角度看,恐怕還算不得大不了的事,但人家就是這樣的規則,越大公司侵權你相應賠付的就越高。山寨行為在國內走得通,有市場,即使被起訴,付出的代價也不高,但一到國外,麻煩就來了。去年12月份,愛立信在印度狀告中國手機廠商侵犯專利。今年,Beats耳機向很多中國山寨耳機廠商發起訴訟,索賠額達到十億美元。在過去十年里,中國企業是遭遇美國專利侵權調查的主要對象,敗訴率高達60%,遠高於26%的世界平均值。
山寨有著低成本的假象,因為企業可以少投入,消費者不用花高價,政府能少費神,但它帶來的實質影響卻是高代價。因為質量不行,得頻繁維修或更換,使用壽命大大縮短,消費者對產品的擁有成本其實反而更高,甚至生命健康和安全都會受到威脅。這種山寨氛圍,不僅僅對跨國企業而言是不公平的競爭,也阻礙了本國企業的創新精神和可持續發展,進而影響國家經濟的升級和轉型。
因此我認為,光強調要自主創新顯然是不夠的,必須要旗幟鮮明地狠剎山寨之風。企業要更加自律,不抄襲,不侵權,不做假,要更專註於原創;消費者要能夠識別山寨,拒絕山寨。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政府應該向成熟市場國家學習,大力加強立法和執法力度,嚴懲山寨行為,痛打“李鬼”。我們應該在全社會弘揚創新的文化,對山寨行為人人喊打,讓山寨無處藏身,無法生存,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健康的創新氛圍。
所以這就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話題,今天的中國企業,要想走出國門,還必須紮紮實實地加強在產品、業務模式、信譽、文化,尤其是創新上的競爭力,才有可能成長為受人尊敬的全球品牌。這也是聯想10年國際化歷程的切身體會,正是因為堅守了這些,聯想今天才能穩紮穩打,成為國際化的企業,在160多個國家深入開展業務。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我們卻保持了穩健的增長,在財富全球500強的排名連續幾年以40位以上的跨度提升,就是因為我們在海外市場實現了非常好的增長,現在中國以外的營業額已經占到了集團整體的70%。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邸曉偉,文章為原創,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與匈牙利、希臘等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在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和化解危機方面的努力贏得了普遍的尊敬。目前德國政府將難民政策列為國家任務,采取多重措施應對危機,消除極右翼暴力事件的負面影響,德國社會也積極向身陷困境的難民提供人道救援。
而能否成功促使歐盟各成員國達成共同的解決方案,也是檢驗德國團結各國、承擔歐洲領導者角色的試金石。
一、難民危機及其社會後果
1. 難民潮席卷德國
出於對戰爭歷史的反思,德國在二戰之後將難民的政治避難權寫入憲法。1993年,德國收緊了避難政策,申請避難的人數從1992年的40萬明顯減少,2007年降至1.9萬的最低值,此後開始逐年緩步攀升,2013年首次超過了10萬人。
這一趨勢自2014年起發生了急劇變化。由於中東、非洲多國內戰或饑荒頻發,民族、種族沖突加劇蔓延,宗教恐怖勢力日益擴張,冒險偷渡歐洲的難民規模迅速膨脹,而德國成為許多難民的首選。
2014年,德國申請避難人數達到17.3萬,2015年的難民人數估計將達到80萬的歷史新高——德國本身人口在8000萬左右。難民的來源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90年代還是以波黑戰爭難民為主,而2015年難民最多來自中東地區,在2015年1~6月德國收到的16萬份避難申請中,1/5來自敘利亞,其他還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國,另一個比較集中的地區則是巴爾幹半島,包括科索沃、阿爾巴尼亞和塞爾維亞等國。
難民的迅猛增加給德國帶來了極大壓力,據勞工部長納勒斯估計,到2016年德國至少還需要33億歐元的難民安置成本。具體負責難民收容和安置的地方政府一時難以滿足實際需求,部分難民安置點人滿為患,居住環境惡劣,不同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混居,例如在哥廷根的弗里德蘭德,設計容納700人的難民收容中心安置了3000人。難民之間由於種族和宗教差異,相互之間也時有沖突,加大了治安隱患。
2. 難民潮給德國的社會治安帶來新挑戰
難民潮給德國社會治安帶來的更大挑戰則是極右翼暴力排外事件的激增。眼下,針對難民安置中心的縱火、攻擊事件出現了增長態勢。2015年全國至今共發生了20多起縱火案件,340多起攻擊難民的刑事案件,尤其是在東部各州。與20世紀90年代直接縱火的方式不同,今年的縱火案件往往都是針對指定為難民收容點、但尚未入住的建築,意在阻止難民的到來。對於難民的種族偏見、謾罵和譏諷不僅出現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延伸到了臉書等社交網絡上。
極右翼分子的行動不僅針對難民,甚至波及那些向難民施以援手的人們,以及負責難民安置的地方官員。薩安州特洛格利茨市市長就因多次受到人身威脅而被迫辭職,甚至連政界要人也不能幸免。8月21日夜,薩克森州的海德瑙難民安置點前發生導致數名警察受傷的暴力排外事件,默克爾總理在事發後訪問海德瑙之時,現場就受到數百名極右翼分子喝倒彩、扔雞蛋、被罵叛國的“禮遇”,而副總理加布里爾到訪海德瑙之後,他所在的社民黨柏林總部更是收到過炸彈威脅。
極右翼政黨在這一過程中制造恐慌氣氛,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在東部各州,德國國家民主黨等極右翼政黨在地方層面積累了長期經驗,有些甚至進入過本地的議會,建立起了完備的組織結構。它們印發反對在本社區建立難民安置點的材料,公布難民安置點分布圖,組織示威遊行,教普通人如何印刷傳單,在網上動員成立或支持反難民的倡議團體。8月21日,國家民主黨在海德瑙煽動數百人遊行鬧事,當晚事態就進一步升級。
二、德國采取多重措施應對難民危機
正如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拉默特表示,攻擊難民的行為對德國而言“是恥辱和尷尬的”,影響極其惡劣,而負責難民安置的地方政府不堪重負。難民危機的嚴重性促使總理默克爾打破了不輕易出牌的執政作風,8月31日正式提出將難民政策列為國家任務。
1. 明確避難權前提條件,簡化難民審批程序
由於避難申請激增,德國負責難民身份認定和遣返的聯邦移民與難民局面臨巨大的工作量,上半年審理的避難申請數量已超去年全年,預計在今後6個月內還將審理20萬份申請。為此,聯邦移民與難民局進一步明確區別難民來源地,縮短審理時間,尤其快速審理兩個群體的避難申請,即巴爾幹和敘利亞。
對於德國來說,巴爾幹國家早已不是波黑戰爭時期的沖突地區,馬其頓、波黑和塞爾維亞自2014年11月起被德國界定為安全的來源國,來自這些國家的避難申請幾乎全部被拒絕,並根據歐盟規定的“都柏林程序”加快遣返至首次入境歐洲並進行登記的國家;反之,敘利亞難民由於內戰原因無法保障人身安全,幾乎全部認定避難權。此外,德國明確拒絕給予“經濟難民”以避難權。
2. 修改法律資助難民安置
德國目前正在修改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例如修改建築法規以加速修建更多難民安置點,為難民提供更多實物援助。聯邦政府將2015年全年的難民安置經費翻番至10億歐元,並提前半年將5億歐元救助撥款給各州。9月24日,德國聯邦、各州、鎮將召開專門的難民峰會,討論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德國甚至考慮修改憲法,以便使聯邦可以直接撥款給具體實施難民收容安置工作的鎮政府。
3. 社會治安:以法治國家原則打擊極右翼犯罪行為
為了消除難民潮給社會安定帶來的影響,德國強化了法治國家對待犯罪行為的手段,逮捕肇事者和縱火嫌疑人,加強對於極右翼事件背後可能的犯罪團夥的調查,並加緊禁止極右翼國家民主黨活動的司法審理程序。針對部分極右翼分子利用網絡煽動仇視難民情緒的行為,司法部長馬斯在德國電視一臺發表給臉書的公開信,稱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要求後者刪除惡意攻擊謾罵難民的內容。
4. 加強融入教育及就業體系
作為繼美國之後全球大移民國,德國十分重視移民在語言、教育和就業等方面融入本國社會。雖然對於難民的安置有別於已經取得合法身份的移民,但這一主導思想仍舊延伸到難民的安置上。
根據德國目前的難民政策,尚未獲得避難權的難民生活補貼為350歐元左右,略低於失業金的標準。而一旦避難申請獲得批準,難民可獲得護照、就業權和家庭團聚權,並得到政府在教育、就業等各方面的社會融入促進,包括上語言課,進行職業資格培訓。目前德國有4萬多空余的培訓崗位和50多萬空余工作崗位,專業勞動力緊缺,難民的培訓和就業並沒有搶走本國人的工作,工業界也有意吸收更多通過了語言和職業資格關的難民就業。
在逃亡德國的難民當中有大量兒童,不少甚至是沒有成年人看護的兒童。根據德國法律,在德國居留時間超過3個月的6~16歲青少年有受教育的義務,包括難民兒童。在今年80萬避難申請中,估計有30%~40%都是學齡期兒童。目前德國已有大約一萬民難民兒童入學,盡管在避難申請結果下來之前,他們的避難身份和去留並不確定。各州和地方為此擴充師資,開設語言課等銜接課程。
5. 民眾向難民施以援手
在解決世紀難民危機的過程中,社會力量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面對洶湧而來的難民大軍,多數德國人沒有選擇排斥、戒備或者事不關己,而是寬容和人道。德國多個城市陸續舉行了支持難民、反對極右翼種族主義的遊行,海德瑙在排外事件後一周發起了對難民的“歡迎節”,消除難民繼續居住下去的顧慮。在社交網絡上,同樣有大量聲援難民的聲音。
德國民眾積極向難民捐錢捐物,擔任誌願者義務為難民提供幫助,在火車站歡迎初來乍到的難民,甚至騰出自家的空間來安置難民,對於難民的無私援助與極右翼暴力排外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空前的難民潮分化了社會,光明和黑暗的兩面同時展露無遺,而人道主義的歡迎文化無疑占據了德國社會的主流和基調。
三、難民危機考驗歐洲內部團結
在此,姑且不論難民問題形成的根源,以及誰應當對難民負責的問題。對於歐盟來說,難民大軍洶湧而至,如何化解危機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當務之急。個別歐洲國家對於難民事務的推諉使得慘劇一次又一次在歐洲上演:意大利蘭佩杜薩島附近水域喪命的兩千多難民,土耳其博德魯姆通往希臘科斯島海灘上溺水而亡的3歲敘利亞小男孩,奧地利維也納高速公路上窒息至死的71具屍體,穿越匈牙利邊境鐵絲網墻的人群……這些令人無法直視的照片傳遍了全球,也無時不刻在敲打著歐盟的普世價值,歐盟多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價值共同體”,如果不能在危機面前承擔起道義責任,妥善處理好難民問題,必將嚴重削弱其在全球的軟實力。
難民危機考驗著歐洲的內部團結和共同行動能力。事實上,以其5億人口和全球最大經濟體的強大實力,歐盟目前所面臨的難民潮遠遠沒有土耳其、黎巴嫩這些敘利亞周邊國家的規模大,單單是本國人口不到450萬的黎巴嫩,在2014年就接受了115萬敘利亞難民。只有幾個歐洲國家直接受到難民潮沖擊,它們在難民問題上各自為政,另外二十來個國家則完全置身事外,這導致共同的歐洲難民政策遲遲不能出臺。
目前,德國正聯合法國、西班牙等國,希望出臺歐盟統一的解決方案,包括在歐盟範圍內分攤難民壓力,規定有約束力的難民配額指標,規定統一的避難權條件和安全來源國清單,尋求在難民通往歐洲的門戶設立統一的登記和收容中心,攜手加大對於國際偷渡團夥的打擊力度等等。
(作者為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問題研究所教授)
2015年上半年,山西2.7%的GDP增速在中國位列倒數第二;2014年中國31省份的GDP成績單中,山西的增速位列倒數第一。
山西還要保持這樣的增速嗎?如何在轉型中尋找新的亮點?山西很著急,也蠻拼的。
短短一個月內,山西省就舉辦兩場文化產業相關的博覽會,一個是第二屆山西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一個就是將在本月25日舉辦的第二十五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千余家出版發行單位的精品圖書,200場活動,王蒙、劉慈欣、敬一丹等名家名人的齊聚無疑又將“全民閱讀”推向一個高潮。
“我們也是希望借助這些會議的舉辦能夠推動山西的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山西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局長齊峰10日在北京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事實上,山西的文化資源與其礦產資源同樣豐厚。山西有八大文化品牌:“華夏之根、黃河之魂、佛教聖地、晉商家園、邊塞風情、關聖故里、古建瑰寶、太行神韻”。山西的民間文化也豐富深厚,比如山西民間社火、跑旱船、山西民間剪紙等。
同時,山西也是我國古村落最多的省份,3500多個古村落里上千年歷史的占半數以上,本報記者了解到這些村落亟待商業開發。
雖然山西的文化產業所占GDP的比重並沒有一個公開的數據,但近年來,隨著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山西省文化產業增速在30%左右。
“山西的文化產業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增長潛力,亟須將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在經濟轉型升級中,山西已將文化旅遊產業列為七大非煤產業之首,使之成為經濟發展支柱性行業之一,為此,山西也出臺了許多相應的政策。” 齊峰表示。
其中,備受企業和資本關註的是山西省文化保稅區8日的開建。
9月8日,山西省文化廳與山西省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戰略合作項目——山西省文化保稅區正式開工建設,標誌著山西文化產業發展、特別是山西文化保稅服務及加工貿易進入新階段。
2014年4月,山西省文化廳與山西省投資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加快了文化強省的建設步伐,進一步促進了山西文化的對外交流與合作。雙方約定共同開發山西省文化保稅區,利用文化保稅區的科技集聚優勢、創新研發優勢和產業集聚優勢,深度挖掘山西文化產品的國際市場價值,培育山西對外文化貿易市場。
一年後的開建則標誌著山西文化產業發展、特別是山西文化保稅服務及加工貿易進入新階段。
山西省文化保稅區位於太原武宿綜合保稅區內,是全國為數不多的文化保稅區,也是中西部地區第一個文化保稅專區。園區總占地面積127畝,總建築面積約16萬平方米,總投資額約6億元人民幣,由山西省投資集團所屬山西省對外文化有限公司投資運營。
園區的主要功能是為發展對外文化貿易提供總部基地和產業協同服務平臺,由文化產品加工制造、文化商品保稅倉儲、國際文化貿易服務及研發、國際文化商品展示交流四大板塊組成,涵蓋藝術品加工、文化產品倉儲、產品分銷、藝術品展示、創意研發、國際文化貿易服務、國際新媒體開發、國際文化電子商務等項目。
企業入駐保稅區後,將享受國家關於綜合保稅區的稅收優惠、海關監管、檢驗檢疫、外匯管理、對外貿易、金融支持等一系列優惠政策。
“這些政策都為推動山西對外文化貿易的發展、創新和繁榮,帶動山西文化產業轉型升級,也歡迎投資者來山西,振興山西的文化產業。” 齊峰表示。
解決好基本問題,建立高鐵標誌性文化
近年來,中國高鐵的成功已經是舉世認同的事實。不僅本國的高鐵長度已經占全球百分之五十多,而且在國際上的高鐵建設工程中也表現出強勁的競爭力,最近繼印尼工程外,甚至將取得英國歷史上第二大高鐵項目的聯合建設權。
中國的高鐵技術及其應用,確實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它提升了中國的實力和形象,改變了國人的出行方式和生活方式,縮短了這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的時空距離。如果說這是一種偉大的革命,我想一點都不過分。
然而我們現在的成功,主要還是在硬件方面,也就是高鐵的制造和建設方面;而軟件方面,也就是高鐵的制度和服務管理方面,還處於初級階段。可以說,高鐵發展成功最高的標誌,是高鐵文化的建立和成熟。相對於高鐵發展已有相當歷史的西方,我們在這方面的距離還很遠很遠。
比如城市軌道與高鐵的對接問題,它如同飛機航班的轉機,本應是很簡單的事情,但目前我們高鐵的管理卻多數時候要乘客先出站再進站,兩次安檢。
高鐵上的管理,2014年以前還不錯,一切有板有眼,嚴謹細致。但近來卻松懈了許多,尤其是公共衛生狀況在明顯變壞;還出現違規賣站位票現象,一些人坐在過道,甚至跑進一等車廂在地上打地鋪也沒有人管;有高鐵職員讓買站票的熟人亂占座位……如此等等,不得不讓人心懷高鐵淪落之憂。
以上現象,所體現的都是低層面的文化問題。如果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解決不了,我們又怎能建立體現高鐵事業成功的標誌性文化呢?
這個標誌性文化,應該是以服務為核心的一種品質、一種品牌、一種形象。
中國的高鐵都叫“和諧號”,那麽中國的高鐵文化就是和諧文化。或許,等到我們真正建立“和而不同,人皆可言”的和諧文化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高鐵事業取得了真正的成功。
(作者為中山市政協主席)
“Generally, the familiar, precisely because it is familiar, is not known.” Hegel
SENSE隨筆151110
經濟單一文化(上)
執筆人:蟬
〈單一文化〉
當社會存在著一種文化模式,它慢慢地吞併和擊敗其餘模式,成為具支配性的存在,對人、社會和兩者的關係提供解釋,並將該解釋視為唯一和整全的真理,這種文化模式便成為 「單一文化monoculture」。
單一文化難以察覺,往往只有在事過境遷之後才能看得清楚。**** 身在境中之時,我們會無意識地將它提出的宏大敘事視為「真相reality」和必然的信念,並以之作為生活的指南。
當然這不是說所有活在單一文化的人擁有完全一樣的信念, 但確實所有人對某些核心信念和假設都深信不疑。
觀乎歷史,單一文化不斷更叠,使我們從中得知現實世界絕非如此單調。單一文化之所以會不斷更叠,可能是由於人類經驗遠比任何單一文化所描述的更深更廣。所以,只要知道此時此地的單一文化為何,便可嘗試將文化形塑的追求,和我們內心深處所追求的生活分離,進而把生活重新掌握在手中。
但是,正如電影《Matrix》中的紅色藥丸一樣,嘗試了解和分析身處的單一文化必將為人生帶來難以忍受的衝擊,*** 因為這等於將平素行事的基礎重新審視,意圖找出當中的 “非必然性”。 然而若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過著理想的生活,人生當中究有何種實質選擇,和無法達成理想的真正原因,我們便無可避免要去吞下這顆紅色藥丸。
單一文化隨時地而更易,舉例,17世紀歐洲盛行的單一文化由科學和工業革命所塑造,人們從中世紀認為 “神為自然的主宰”, 轉而相信 “自然是能夠被控制和改變的,而生活就是為了找到連串必可解答的問題的答案”。
至於當今之世,〈經濟為王〉.
顯而易見,我們正身處「經濟economic單一文化」。
從表面上看,這等於說我們生活在一個金錢掛帥的年代。 經濟單一文化似乎只是簡單地將生活圍繞著 如何賺錢、如何賺更多的錢、如何花錢、和如何積累及信守金錢。 然而它的影響遠比這些問題更細微和更深層。它定義了人、世界和它們之間的關係。***
在經濟單一文化中,人是一個獨立、分離的「個體independent」。即使無可避免地在某個家庭中出生,在不同的組織成長,它認定人只對自己負責。而人是理性的rational,意即在面臨選擇時,人應該清楚自己的目標、選擇,並能作出最有效地efficiently達到目標的選擇。 在該文化裡,最有效益的選擇便是最佳選擇。***
除此以外,人也是自利self-interested而正向的(但並不等於自私),會追求獲得更佳的生活環境,而且這種追求是無止境的unlimited。
有趣的是,經濟單一文化對於個人的喜好內容並無任何意見,它只對行為和目標是否一致提出指導。****
經濟單一文化認為世界是由「巿場markets」所組成,巿場上充斥著買家和賣家,他們都是為了從買賣中獲得利潤而前來的。 交易價格由供求所決定,買賣雙方均無法獨力決定價格,而工作所得的薪酬便是一種交易價格**。
正因為巿場是自我調節的,在交易中無法獲利的人最多只能埋怨巿場本身,而非交易對手。*** 經濟增長代表社會進步,GDP上升代表生活水平優化。
和個人選擇一樣,具有效益的巿場便是好巿場**,這只能透過「完全競爭」才能達致。在該文化中,人的選擇無可避免地受到限制,故此人作為一個買家,擁有的選擇越多便被視為越優秀。
由此得知,人與人的最基本關係便是「競爭對手」****,這種關係冷淡impersonal而具交易性transactional。
經濟單一文化帶來的影響相當深遠,可從工作、家庭、政府和創造力數方面加以說明。
〈工作〉
在50年代的美國,受聘一家公司除了代表每周要上班40小時,還意味著這僱員和僱主的關係是永久性的。 工作的內容清晰,而薪金和表現未必直接掛鈎,晉升往往按年資而非業績。 若發生大規模裁員,一般是“後來先退”。 僱傭關係是一種雙向的承諾,僱員要忠誠工作,而僱主也需要顧及僱員的發展,於是形成一種穩定的工作關係。
隨著該文化的獨大,「個人追求最有效回報」的信條反映在企業股東stockholders的行為上面。 由於持續追求最佳回報,企業面對不斷改善盈利的壓力。為了改善效率,企業追求將勞動力彈性化:在業務增長時增聘,並在衰退時裁減。以往高穩定性的僱傭關係遭到極大的改變,長期僱員被迫轉型成為自僱員工,在不同企業間遊走。這種改變除了令收入不穩定(且常下降)之外,還讓工作關係弱化,直接影響個人生活中的人際關係性質。
現代企業除了要滿足股東的要求,還要對各種關連方即所謂的持分者stakeholders負責。各種壓力團體,如環保、少數族裔群體等,都要求企業訂定盈利以外的作業,令企業盈利能力遭到削弱。
這種發展方向其中一個最大的矛盾可從以下研究看出。 一群高級行政人員先被要求列出設想中股東對他們的工作要求清單, 接著再列出個人對生活的追求清單,發現兩者相當矛盾***。他們在工作時必須以前者去打造和領導企業,下班後卻追求完全相反的目標。 負責該研究的心理學家指出,這些企業高層往往會入一種對個人和企業都有害的現代精神分裂癥。
這種無止境的壓力傳遞至基層員工,清楚反映在工作時間上面。 根據美國經濟研究部的數據,高薪員工需要長時間工作的普遍性比基層員工多兩倍。以律師為例,在按時薪收費的機制引入前,律師每年平均工作1200-1500小時。而現時一名剛入職的律師,每年平均需要工作2000小時,即一年工作50個星期,每星期工作6天,每天工作接近11小時。
經濟單一文化在工作方面帶來的影響,直接改變了家庭的關係和價值,將於下篇再行討論。
參考:
《Monoculture: How One Story is Changing Everything》 (2011) F.S. Michaels
本書為2011年George Orwell最佳圖書獎得主
SENSE隨筆151118
經濟單一文化(下)
執筆人:蟬
關於「單一文化Monoculture」的定義請參閱《SENSE隨筆151110經濟單一文化(上)》。 「經濟單一文化」帶來的影響相當深遠,可從工作、家庭、政府和創造力數方面加以說明。前文說過工作方面,本文討論其餘者。
〈家庭〉
親屬關係為人與人最基本的連結。 在原始的生活環境中,親屬是唯一可以互相倚賴去克服生活困難的人群。 作為家族的一份子,其身份是永久並且無條件的。個人必須負上作為家族成員的責任,而對個人的評價也是基於他對家族的付出而審定的。
1900年,美國約有94%的女性並沒有出外工作,當時西方社會奉行所謂的「養家人Breadwinner」模式。男性作為一家之主其責任便是出外工作,負責家庭所有的經濟開支;而女性則應留在家裡相夫教子,打理家務。這種模式在20世紀中開始改變,但在日本等國家今天仍然是主流模式。
20世紀中,隨著男女平權的發展,女性因接受教育機會增加而投入勞工巿場,進而令家庭內部平衡發生變化。2000年美國約有61%女性在外工作,由於夫婦都需要上班,家庭生活時間變得越來越少,新模式令以往某些免費的家庭服務如照顧孩子、準備晚餐等變成負擔。為了遷就愈加繁重的工作,這些家庭服務開始“外判”與女傭等非家庭成員:家庭服務的性質於是從群體的權利和義務轉化成商業服務。*** 往常家庭所提供的好處,今日可以金錢換取之。
近年在美國相當流行的「真人Show」正好反映社會內高度弱化的人際關係和經濟性質。如社會學家Z. Bauman所指出,真人Show像媒體為捨棄disposal別人而作出的預演:沒有人是不可缺少indispensable的***,別人無權取走你所爭取得來的成果,即使是你的隊友。任何社會組織,包括最核心的家庭,也不比個人利益重要。這正好是現代單一文化下人與人關係的寫照。
〈政府〉
美國總統 阿當斯(1776)曾經說過:政府是為大眾的善common good而存在的機構。它為大眾提供安全、繁榮、快樂,而非為個別人士的利潤、名譽和利益服務。
社會機構一般分為“公營機構Public Sector”和“私營經構Private Sector”,兩者承受著完全不同的約束和公眾期望。 公營機構受制於憲法和公共行政法;而私營機構則受限於公司法。***
大眾會預期公務員public servant遵從 “公務員操守”,他們必須正直、誠實和忠心地服務大眾,平等地服務不同階層的人民,正是這些操守令大眾對履行公務的人抱持一份尊重。
然而在七八十年代,美國和一些英聯邦國家流行一種名叫“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的理念。與舊有的公共行政不同,新理念認為公營機構無異於私人機構,應該以相同的管理方法去提高效率。*** 這種提倡正好道出當時大眾對公營機構的不滿:低效率和浪費資源,公務員不再是一種高尚的職業,和其他人一樣,只是為了個人利益才擔當責任。
新公共管理將公營機構打造成生意,而巿民因此成為了「客人clients」。** 成本控制與效率取代了社會發展和大眾的善的追求,外判成為了公營機構提升效率的主流手段。
經濟單一文化不止改造了公共行政的營運模式,而且提供了一套新的語言去表述公共服務。*** 機構以投放的資源是否能為客人“增值” 作為判準,而為了實現效率的改善,各種公營機構都發展出可量度的指標去證明自己的進步。
然而很多社會服務難以簡單的數據量度成效:圖書館和監獄便是很好的例子。今日在美國,大部分監獄管理外判與私營機構負責;而圖書館則出賣書架的命名權,更附設有咖啡店和精品店,個別圖書館甚至連選購圖書的工作也外判。這一切因經濟單一文化而導致的改變,令民主政府成為取悅客人的服務者,並從客人身上獲得酬勞。***
〈創造力〉
單一文化的存在就像大自然喪失物種多樣性一樣,標示著人類“文化生態”的失衡。價值多樣化代表生活的不同可能性,當社會價值趨同,人們終將失去了解生活不同面向的能力。
經濟單一改變了生活的語言。以香港人為例,到處可見到“成功人士”把唯利是圖的生活態度當作宗教般宣揚。 這不單令社會新生代難以發展賺錢以外的創意,抹殺一切對賺錢無效益的創造力,長期而言將令社會失去創造力。更可悲的是當單一文化出現轉向的時候,高度適應前文化的社會將面臨極大的衝擊。
參考:
《Monoculture: How One Story is Changing Everything》 (2011) F.S. Michaels
本書為2011年George Orwell最佳圖書獎得主.
“收購IBM之後,聯想在很長的時間都經歷著Culture Shock(文化沖擊)。”在11月21~22日三亞舉行的中國企業全球化論壇上,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喬健回顧道。
2014年以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市場,企業並購案例進一步增加,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到2015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總案例數為2018起,其中跨國並購案例數為1817宗,占總案例數90%。
這些案例帶動中國產業發展,87%的中國企業通過橫向並購形成規模經濟,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5%的企業通過縱向並購完善上下遊產業鏈,獲得品牌或技術並進入高端市場。8%的企業通過混合並購整合全球資源。
跨國並購已經成為企業實現快速發展的捷徑。然而並購之後團隊的文化融合是決定並購是否能最終成功的關鍵因素,需要企業付出耐心的漫長過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缺少複合型高管人才,是制約企業實現國際化的重要因素。“現在企業運用的大部分是一些留學生,說到底還是中國人,高管團隊應該聘請一些本土的人或者華裔,對市場了解更深入。”
理解主導合並“走出去”成功率
在跨國並購中,企業之間的文化融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Mark Duval表示:“從任何的夥伴關系角度來看,兩個不同的組織架構試圖互相理解、應對相互差別、進行更好的合並、進行計劃的實施,這些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如果一個是中國公司、一個是美國公司,就更複雜。”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往面臨文化和語言的障礙以及文化認同障礙,這些都能左右企業的兼並是否能夠最終成功。
普華永道戰略合夥人John Jullens認為中國公司要想在全球價值鏈中取得更好的地位、在價值鏈終端實現更好的成功,必須要從思想上轉變,要了解當前的情況、市場地位,適應海外環境。“文化的整合不成功會造成沖突”。
除此之外,企業本土化過程中也必須要適應當地法律法規。
企業必須要非常好地了解當地的勞工法律。中英商業委員會首席執行官Stephen Phillips認為這些因素加起來甚至比文化更加重要。“有些中國企業在英國投資犯了一些錯誤。企業不知道英國投資的複雜環境,與當地銀行以及法律機構進行接觸,最好找了解相關體系的機構提供咨詢。”
人才挑戰
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企業面臨的首要挑戰是人才的挑戰。史賓沙管理顧問咨詢公司大中華區董事張洋將人才挑戰分為兩個方面: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如何在企業內部選擇和識別最適合國際化的人才、大量聘用的本地化的人才、尤其是高管人才,如何讓他們在自有平臺上充分發揮才能,並且能夠有機融入這個企業的文化。
對於外派高管,張洋指出企業要有效管理他們的期望值,合理設計未來的職業發展規劃、通道。
由於中西方企業具有較大的文化差異,企業需要了解自身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選擇高管時要找共同點、文化結合點,才能使管理既符合個人領導風格、又有文化黏性。
聯想目前在印度以及俄羅斯沿用當地團隊,對於本地化團隊文化融入,喬健深有體會:“在印度出差的時候,發現雖然團隊不同,但是他們說出來的話翻譯過來給國內的團隊說出來是一樣的。”
用適合的人,是聯想對於人才的唯一標準。從並購IBM開始,聯想並購版圖不斷擴大,從NEC到摩托羅拉,從PC端逐漸走向移動端,運用“跳板”一步步走向國際化。
現在看來,聯想“國際化”模式是成功的,但一開始也走過不少彎路。
最初的聯想團隊20人高管對英語一竅不通,在最初收購IBM之後,與美國團隊談判中常常產生誤解。喬健笑言,兩個團隊當時只能通過同傳耳機交流,中國高管在會上常常不說話,而美國高管則是一直在說話。“美國人會覺得中國人一定有什麽事情是under the table(暗地操作),中國人會覺得美國人非常愛說,但是說話一點觀點都沒有就是為了說話而說話。”
交流不順暢引起了雙方的誤解:“最開始交流非常痛苦,美國人開會是‘會前會’,達成共識了才拿到會上討論,而他們會覺得中國人是‘會後會’,會上什麽都不說,同意不同意都是會後再去說。”
與IBM整合半年之後,聯想高層做出決定,將公司官方語言定為英文。
“成功的國際化的高管,其至關重要的能力是跨文化的靈活性,而這是不可量化的。”張洋說道。
具備這種能力的高管通常具備幾個特征:一是都有強烈的好奇心和開放的心態,喜歡迎接新事物,學習能力比較強;二是勇於挑戰新領域、挑戰自己,勇於走出自己的束縛;三是自我認知意識強,文化適應性強;四是對不同文化的知識的掌握會比較主動、深入和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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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IBM之後,聯想在很長的時間都經歷著Culture Shock(文化沖擊)。”在11月21~22日三亞舉行的中國企業全球化論壇上,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喬健回顧道。
2014年以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市場,企業並購案例進一步增加,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統計數據顯示,2002年到2015年上半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總案例數為2018起,其中跨國並購案例數為1817宗,占總案例數90%。
這些案例帶動中國產業發展,87%的中國企業通過橫向並購形成規模經濟,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5%的企業通過縱向並購完善上下遊產業鏈,獲得品牌或技術並進入高端市場。8%的企業通過混合並購整合全球資源。
跨國並購已經成為企業實現快速發展的捷徑。然而並購之後團隊的文化融合是決定並購是否能最終成功的關鍵因素,需要企業付出耐心的漫長過程。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缺少複合型高管人才,是制約企業實現國際化的重要因素。“現在企業運用的大部分是一些留學生,說到底還是中國人,高管團隊應該聘請一些本土的人或者華裔,對市場了解更深入。”
理解主導合並“走出去”成功率
在跨國並購中,企業之間的文化融合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Mark Duval表示:“從任何的夥伴關系角度來看,兩個不同的組織架構試圖互相理解、應對相互差別、進行更好的合並、進行計劃的實施,這些本身就是非常複雜的。如果一個是中國公司、一個是美國公司,就更複雜。”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往面臨文化和語言的障礙以及文化認同障礙,這些都能左右企業的兼並是否能夠最終成功。
普華永道戰略合夥人John Jullens認為中國公司要想在全球價值鏈中取得更好的地位、在價值鏈終端實現更好的成功,必須要從思想上轉變,要了解當前的情況、市場地位,適應海外環境。“文化的整合不成功會造成沖突”。
除此之外,企業本土化過程中也必須要適應當地法律法規。
企業必須要非常好地了解當地的勞工法律。中英商業委員會首席執行官Stephen Phillips認為這些因素加起來甚至比文化更加重要。“有些中國企業在英國投資犯了一些錯誤。企業不知道英國投資的複雜環境,與當地銀行以及法律機構進行接觸,最好找了解相關體系的機構提供咨詢。”
人才挑戰
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企業面臨的首要挑戰是人才的挑戰。史賓沙管理顧問咨詢公司大中華區董事張洋將人才挑戰分為兩個方面:企業走出去的時候,如何在企業內部選擇和識別最適合國際化的人才、大量聘用的本地化的人才、尤其是高管人才,如何讓他們在自有平臺上充分發揮才能,並且能夠有機融入這個企業的文化。
對於外派高管,張洋指出企業要有效管理他們的期望值,合理設計未來的職業發展規劃、通道。
由於中西方企業具有較大的文化差異,企業需要了解自身的企業文化和價值觀,選擇高管時要找共同點、文化結合點,才能使管理既符合個人領導風格、又有文化黏性。
聯想目前在印度以及俄羅斯沿用當地團隊,對於本地化團隊文化融入,喬健深有體會:“在印度出差的時候,發現雖然團隊不同,但是他們說出來的話翻譯過來給國內的團隊說出來是一樣的。”
用適合的人,是聯想對於人才的唯一標準。從並購IBM開始,聯想並購版圖不斷擴大,從NEC到摩托羅拉,從PC端逐漸走向移動端,運用“跳板”一步步走向國際化。
現在看來,聯想“國際化”模式是成功的,但一開始也走過不少彎路。
最初的聯想團隊20人高管對英語一竅不通,在最初收購IBM之後,與美國團隊談判中常常產生誤解。喬健笑言,兩個團隊當時只能通過同傳耳機交流,中國高管在會上常常不說話,而美國高管則是一直在說話。“美國人會覺得中國人一定有什麽事情是under the table(暗地操作),中國人會覺得美國人非常愛說,但是說話一點觀點都沒有就是為了說話而說話。”
交流不順暢引起了雙方的誤解:“最開始交流非常痛苦,美國人開會是‘會前會’,達成共識了才拿到會上討論,而他們會覺得中國人是‘會後會’,會上什麽都不說,同意不同意都是會後再去說。”
與IBM整合半年之後,聯想高層做出決定,將公司官方語言定為英文。
“成功的國際化的高管,其至關重要的能力是跨文化的靈活性,而這是不可量化的。”張洋說道。
具備這種能力的高管通常具備幾個特征:一是都有強烈的好奇心和開放的心態,喜歡迎接新事物,學習能力比較強;二是勇於挑戰新領域、挑戰自己,勇於走出自己的束縛;三是自我認知意識強,文化適應性強;四是對不同文化的知識的掌握會比較主動、深入和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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