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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盛松成:2020年前6.7%的年均增速即可實現目標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789

對於8月中國經濟加速放緩,央行認為,這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正常體現,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自主調整的結果,部分指標波動不改經濟發展大勢。2014年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7%,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稱,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在所難免。”

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要素成本提高,過去30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潛在經濟增速將下行至7%左右,但這比日本、韓國當年次高速增長時期的增速仍高2至3個百分點左右。

至於8月工業、投資、貨幣供應等部分經濟金融指標的回落,他認為,這里面既有外需增長放緩的影響,也有去庫存壓力的影響。8月M2增速盡管低於13%的年度目標,但仍屬正常,與宏觀經濟指標基本相適應。

這些指標的回落並不會影響我國翻一番的戰略大局。盛松成分析:

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要使2020年GDP規模比2010年實際翻一番,需要2011年至2020年均實際增長7.2%。由於2011年至2013年分別增長9.3%、7.7%和7.7%,則2014年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7%,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仍處於年初預定的增長目標區間。

以下是他的文章全文

目前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總體平穩。部分指標出現了短暫的回調,這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正常體現。整體看,經濟金融變量仍處在合理的區間。目前我國經濟增長、就業、物價形勢總體穩定,結構調整取得新的進展,經濟主體對未來的預期向好,經濟發展潛力仍然較大。要保持定力,同時有所作為,堅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繼續堅持結構調整政策。

  一、部分指標短暫回落是經濟運行的正常現象

  8月份數據顯示,工業、投資、貨幣供應等部分經濟金融指標出現一時回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9%,增速比上月低2.1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名義同比增長13.8%,增速比上月低1.9個百分點。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2.8%,增速比上月末低0.7個百分點。

  部分指標有所回落反映了經濟新常態的複雜性。我國目前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過程,面臨有效需求不足、投資效率下降、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債務和私人部門杠桿率過高等種種困難,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在所難免。經濟新常態本質上是增長動力的轉換,是原有競爭優勢削弱、新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過程。所以,應更註重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而不僅是增長的速度。隨著劉易斯拐點到來、要素成本提高,過去30年年均近10%的高增長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潛在經濟增速將下行至7%左右,但這比日本、韓國當年次高速增長時期的增速仍高2至3個百分點左右。

  部分經濟指標的短暫回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世界經濟複蘇不及預期,外需增長放緩。7月份,IMF將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下調了0.3個百分點,降至3.4%;將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增長預測下調了0.3個百分點,降至4.0%。二季度,日本經濟環比折年率為-7.1%,創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歐元區GDP環比零增長,德國、意大利GDP環比均下降0.2%;新興經濟體困難增加,其中巴西經濟出現“滯脹”態勢,二季度GDP同比下降0.9%。二是前期我國企業庫存增長較快,去庫存壓力較大。7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成品庫存同比增長14.6%,增速高於去年同期8.5個百分點,產成品庫存增量是去年同期的2.5倍。此外,今年夏季氣溫偏低和去年基數較高也拉低今年部分指標同比增速。

  經濟增長指標有所回落不影響我國翻一番的戰略大局。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要使2020年GDP規模比2010年實際翻一番,需要2011年至2020年均實際增長7.2%。由於2011年至2013年分別增長9.3%、7.7%和7.7%,則2014年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7%,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今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仍處於年初預定的增長目標區間。

  貨幣信貸指標有所回落,但仍處於合理水平。2013年末,我國M2/GDP達1.95,在國際上處於較高水平。我國中央銀行牢牢把握流動性總閘門,適度調節市場流動性水平,促進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信貸合理增長。8月M2增速盡管有所回落,但仍在正常範圍內,與宏觀經濟指標基本相適應。根據理論和經驗分析,M2增速應高於GDP與CPI增速之和2個百分點左右。8月份CPI同比上漲2.0%,上半年GDP增長7.4%,M2增速高於二者之和約3.4個百分點。

  二、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結構調整取得新的進展

  我國經濟金融運行基本平穩,不少方面表現突出。一是我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增長。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7.4%,增速比2013年世界平均水平高4.2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分別高6.1個和2.7個百分點。二是工業企業利潤增長較快。前7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35萬億元,同比增長11.7%,增速分別比去年同期和今年上半年高0.6個和0.3個百分點。三是近兩個月貿易順差連創新高。7月份,出口同比增長14.5%,增速創2013年5月以來新高,貿易順差473.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擴大了1.7倍。8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4%,貿易順差498.4億美元,創月度歷史新高。四是股市回暖跡象明顯。7月以來,股價明顯上漲,至9月25日,上證綜指收盤價為2345.10點,比6月末上漲14.5%。

  就業形勢穩定。二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8%,與一季度持平。前8個月,31個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970多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0多萬人,接近完成全年就業目標。

  二季度,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00個城市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市場供求信息進行的統計分析顯示,勞動力市場供求總體平衡,需求略大於供給,求人倍率為1.11,與上季度持平,比去年同期上升0.04。三季度,人民銀行企業家問卷調查顯示,招工難仍然是企業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之一,42.4%的企業反映“勞動力成本高、招工難”,占比比上季度高0.4個百分點。

  物價基本平穩。前8個月,CPI同比上漲2.2%,比去年同期低0.3個百分點。其中8月份CPI同比上漲2.0%,比上月低0.3個百分點。物價水平基本延續今年以來的平穩態勢。

  經濟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一是產業結構繼續優化。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46.6%,比去年同期高1.3個百分點,比第二產業高0.6個百分點。

  二是工業結構中,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發展勢頭好於傳統產業。上半年,高技術產業總產值達6.1萬億元,同比增長11.2%,對應增加值增長12.4%,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高3.6個百分點。8月份,高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0.1%、9.3%,比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分別高3.2個和2.4個百分點。

  三是內需結構進一步改善。上半年,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為52.4%,比去年同期高0.2個百分點。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1.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6%,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

  四是投資結構優化。服務業投資增速快於制造業,民間投資占比繼續提高。前8個月,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長18.2%,比第二產業投資增速快4.5個百分點;民間投資同比增長19.0%,比全部投資增速快2.5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4.9%,占比比去年同期提高1.3個百分點。

  五是節能減排成效顯著。上半年,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2%,碳排放強度下降5%左右,是多年來降幅最大的。

  六是自主創新能力提升。2013年,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發明申請82.5萬件,同比增長26.3%,連續3年位居世界首位。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和占全球比重均創新紀錄。中國已超越德國,在《專利合作條約》體系中排名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

  信貸結構持續優化。一是中長期貸款增長較快,結構優化。8月末,全部產業部門中長期本外幣貸款同比增長11.4%,增速比去年同期高2.8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增長13.8%和15.2%,增速分別比去年同期高10.2個和4.7個百分點。產能過剩行業中長期貸款同比增長4.9%,增速比去年同期低1.8個百分點,其中鋼鐵、建材行業同比分別下降9.1%和7.1%。

  二是涉農貸款、小微企業貸款增速持續高於各項貸款平均增速。8月末,本外幣涉農貸款余額22.7萬億元,同比增長14.8%,比各項貸款平均增速高1.6個百分點。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4.3萬億元,同比增長13.9%,比各項貸款增速高0.7個百分點,比同期大型和中型企業分別高4.6個和1.9個百分點。

  三是西部地區貸款增速高於東部和中部地區。8月末,西部地區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6.1%,增速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高4.7個和1個百分點。

  四是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快速增長。8月末,保障性住房開發貸款余額為1.02萬億元,同比增長49.7%,增速比去年同期高15.8個百分點,比同期房地產開發貸款增速高29.9個百分點。

  三、經濟預期向好,增長潛力仍然較大

  我國經濟中長期發展潛力較大。國際經驗表明,趕超型國家人均GDP接近前沿國家的70%時,追趕動力才有所減弱。2013年我國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 12.8%,日本的17.7%,因此我國增長潛力仍然較大。

  一是城鎮化仍有較大發展空間。2013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3.7%,不僅低於高收入國家水平(80%以上),也低於與中國發展階段相近的發展中國家水平(60%左右)。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美國、日本、法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分別為1.6%(2010年)、3.0%(2012年)、2.9%(2012年)。按2012年勞動力總量計算,如果我國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降至美國水平,可以釋放勞動力2.4億人;降至日本、法國水平,可以釋放勞動力2.3億人。城鎮化進程可以有效緩解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下降對經濟的沖擊,延長人口紅利。

  二是服務業發展前景廣闊。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數據,在人均GDP低於我國的59個樣本國家和高於我國的70個樣本國家中,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平均為50.36%和65.72%,均高於我國同期的43.2%。服務業的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對就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每提高1%,將拉動服務業就業增長0.306%。

  三是國內區域差異較大,成為持續增長的潛力之一。中國經濟呈現明顯的東中西部階梯發展特征。2013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排名前三位的是天津、北京和上海,分別達到99607元、93213元和90092元,而後三位是貴州、甘肅和雲南,分別為22922元、24296元和25083元,排名第一的天津是最後一位貴州的4.35倍。落後地區相對發達地區具有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後發優勢,他們在追趕發達地區的過程中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活力。目前,落後地區追趕發達地區的勢頭已經顯現,農村居民收入增速也快於城鎮居民。2014年上半年,東中西部地區GDP平均增速分別為8.0%、8.0%、9.3%,其中貴州增長10.8%,增速比上海和北京分別高3.7個和3.6個百分點。2014年上半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實際同比增長9.8%,增速比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2.7個百分點,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為2.77,比去年同期縮小0.06。

  各項結構改革有序推進,制度紅利逐漸釋放。一段時期以來,各級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發揮市場作用,優化資源配置,進一步消除制度障礙,釋放增長潛力。新一屆政府成立後,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實現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全覆蓋,推進利率市場化,推進投融資、稅收、流通等體制改革。目前改革效應開始顯現,未來潛力還將進一步釋放。例如,2014年前8個月,全國新登記註冊工商企業813萬戶,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後3月至8月新登記註冊企業同比增長61%,社會投資和創業熱情迸發。再如,簡政放權加上“定向減稅”、“定向降準”等財稅金融措施,有力地支持了服務業、“三農”、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新興業態的發展。3月至8月,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業新登記企業數量同比增長124.6%,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同比增長101.5%,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94.4%。

  景氣指數回升,經濟預期向好。中國人民銀行2014年三季度企業家、銀行家和城鎮儲戶問卷調查表明,企業家和銀行家宏觀經濟熱度指數雖然仍處於低位,但預期向好。對下季度,企業家和銀行家宏觀經濟熱度預期指數分別為35.6%和33.5%,較對本季的判斷分別提高3.4個和4.3個百分點,說明市場主體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增強。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指數為50.6%,較上季度上升0.6個百分點,顯示企業固定資產投資意願回升。居民收入和就業感受指數也有所回升。居民當期收入感受指數為49.2%,較上季度提高0.9個百分點。對下季度,城鎮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指數為52.5%,較上季度提高0.9個百分點。居民就業感受指數為39.2%,較上季度提高0.5個百分點。

  四、全面準確看待經濟形勢,繼續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

  在經濟運行新常態中,部分指標出現波動是正常現象,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場自主調整的結果。我們不能一味追求高增長,而要追求創造就業、增加收入、提高效益、沒有水分、節能環保、持續發展的合適增長速度。

  要繼續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保持定力,有所作為,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增強調控的預見性、針對性和有效性,繼續為經濟平穩增長、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營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促進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

  要不斷完善和創新貨幣政策調控思路和方式,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和結構性調控,加大對農業、小微企業、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的資金支持力度,改善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

  要把貨幣政策調控與深化金融改革結合起來,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推進民營銀行試點工作,清理規範金融業準入限制,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

  要采取綜合措施維護金融穩定,努力控制和降低企業的杠桿率,防範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央行 盛松 松成 2020 年前 6.7% 年均 增速 即可 實現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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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持續放松成催化劑 中資地產股2015年估值將修複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1254

政策持續放松成催化劑 中資地產股2015年迎估值修複機會
作者:Kris Li



投資要點
2014年全國住宅新屋銷售額同比下滑7.8%(07-13年同比增速分別為49%,-19%,87%,15%,11%,11%,27%),銷售面積同比下滑9%,成交均價微漲1.4%(07-13年同比增速分別為17%,-0.3%,21%,7%,6%,9%,8%)。70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顯示一、二手房房價均自5月份開始由升轉跌後至今連續7個月呈現環比逐月下滑態勢,但跌幅自四季度開始有所收窄,而同比則從9月才開始由升轉跌,目前仍在進一步慣性下滑中,12月一、二手房房價分別較去年同期下滑4.5%和3.9%。2014年全國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速放緩至歷史新低10%(07-13年同比增速分別為30%,21%,16%,33%,28%,16%,20%),12月單月同比增速從年初的接近20%逐級下滑至-1.9%,自2010年以來首次出現環比負增長,而之前歷史最低在2009年1-4月,同比增速低於8%。其中,土地購置面積下滑14%(購置金額同比基本持平),新開工面積下滑11%,總在建面積增速從年初的16%逐級下滑至年末的歷史新低位置9%附近。


行業政策自二季度即開始轉向,A股率先重啟了房地產公司股權再融資,國開行下發1萬億支持棚改,銀行間市場允許房企開始發債,緊接著5月初央行召開商業銀行座談會要求其優先支持首套房按揭貸款。三季度政策放松進一步深化,7月開始除四大一線城市以及旅遊城市三亞外,其余逾40個城市自11年開始執行的限購政策全部陸續取消,緊隨其後央行又於9月底將首套房貸的認定標準進一步放寬並再次要求商業銀行支持房貸。在此情形下買房者信心逐步恢複,一二手房交易自10月份開始明顯回暖,而緊跟11月下旬的降息序幕拉開,複蘇勢頭進一步延續至12月創出銷售新高。首套房貸定價從前三季度的至少基準至上浮10%回落到平均大概有5%的折價,緊隨降息後我們預測平均按揭貸款利率從三季度末的年內高位7%回落到目前的6%附近。20個重點跟蹤的一二線城市新屋銷量跌幅自上半年的兩成左右收窄到全年不到10%,同比增速從11月首次轉正後在12月進一步擴大到接近三成。截至12月底,基於三個月和六個月平均銷量計算的10大城市去庫存周期分別從今年3季度末的14.7個月和15.2個月下降至9.4個月和11.4個月。政策層面2015年料將維持暖意。年初已見國家公積金管理中心下發文件將首次購買90平米以下公積金可貸額度由80萬升至120萬,而調研亦顯示在房價下行風險顯著降低的大背景下商業銀行對於按揭貸款的支持力度將有增無減。行業政策動向上主要關註營改增、房產稅推進步伐以及一線城市限購是否最終取消三個主要方面,前者預計時間點可能在下半年,11%的稅率相對行業整體已落到30%以下的毛利率而言會帶來稅負減少,而後兩者我們認為在15年將難有突破。貨幣政策上進一步寬松是大概率事件,降息降準都還有空間,按揭貸款成本和開發商的借貸成本都將持續下行。


我們推算2015年新增供應與14年相比幾無增長,考慮到積壓的存貨,全年可售與14年相比呈現個位數增長,全年分布前高後低,上半年雙位數增長,而下半年將呈現負增長。我們推測的全國新屋銷售去化率水平從2013年的六成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五成,基於2015年去化率水平恢複到13-14平均水平的假設,我們推算2015年全國新屋銷量將較2014年同比增長10%,絕對值回到13年的歷史高位。考慮到供應的分布,房價在上半年仍承受一定壓力,下半年開始全面築底回升。核心城市的房價14年四季度已先行企穩,地價更是反彈先鋒,15年因此存在進一步的上行壓力。三四線城市供應過剩而核心城市供地不足的矛盾導致房地產投資整體仍不會全面回暖,全年投資增速料將在10-15%區間內。


中資地產股2014年整體位於非常狹窄的區間內(凈資產折價45-55%)波動,以平均漲幅而言略微跑輸市場。但個股之間分化持續,融創以8成漲幅居首,雅居樂以四成跌幅墊底。我們跟蹤的前25大開發商的平均合約銷售增長預計在17%左右,但是有15家公司沒有完成年初定下的目標(平均增長兩成)。多數公司尚未給出15年銷售目標指引,我們的溝通顯示已有初步目標的公司增長都不超過一成。資產負債表較年中略有修複(負債率平均90%),但較13年底仍然惡化(預計14年底在75%左右,13年底為70%),入帳毛利率平均將從13年的30%掉到14年的28%。政策持續放松下的銷售複蘇仍將是2015年板塊的最大催化劑,但複蘇的程度(銷量增速、房價企穩速度)仍取決於貨幣政策的放松力度。目前板塊平均估值大概是40%凈資產折價,0.8倍15年PB,5.8倍15年PE,相當於過去三年估值均值位置,但相對估值較過去三年均值低兩成左右。我們因此認為板塊在2015年有估值修複機會,國企中我們推薦中海和遠洋,民企中我們推薦龍湖和融創。落後標的中,我們認為碧桂園質素最高。


(源自申萬研究)

政策 持續 放松 松成 催化劑 催化 中資 地產股 地產 2015 估值 將修 修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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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網絡借貸統計監測重點在資金運用端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5-21/1006672.html

5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和中國互聯網金融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網絡借貸統計監測的重點應該是資金運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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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周程程

5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中國電子商務協會和中國互聯網金融研究院主辦的第三屆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高峰論壇上表示,網絡借貸統計監測的重點應該是資金運用端。

盛松成分析說,網貸行業資金來源端信息透明,風險較小,其風險絕大部分來自於資金運用端。目前,運用端創新很豐富,信息也不透明,投資人往往並不知曉自己的錢去了哪里,風險怎麽樣;平臺也缺乏手段有效判別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和資金使用狀況。

盛松成認為,要有效監測網貸行業風險,應重點監測平臺風險和借款人及借款項目風險。只有采集所有網貸平臺財務信息和逐筆貸款的明細交易信息,才能全面監控平臺企業和借款人的風險,及時發現違法違規經營和經營不善的平臺,以及不良借款人和不良借款項目。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雖然網貸統計、運用端統計非常重要和急迫,但當前開展網貸行業統計監測工作存在較大難度。

盛松成表示,由於網貸行業涉及的企業絕大多數是沒有金融牌照的普通企業,他們所從事的事實上是金融業務,但普遍缺乏監管、業務不規範、風險控制薄弱、業務邊界不清晰、資金運用端信息不透明,要開展運用端的統計短期內基礎很差,存在較大困難。另外,那些違規經營的網貸平臺公司,主觀上不願意將自身財務信息、貸款明細信息和資金運用情況提供給管理機構。

“因此,如何從資金運用端采集數據,需要深入研究和合理設計。例如,如何準確界定網貸平臺和其開展的業務?如何要求普通企業向金融監管部門報送數據?企業如何才能按照統一要求報送資金運用端的明細數據?網貸平臺開展的理財業務和資管計劃如何界定和統計等等。另外,我們的基於明細數據的統計計算機系統建設也需要加大投入,盡快建成。”盛松成說。

據盛松成透露,人民銀行已與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一同建立了主要基於來源端的總量統計,個別信息涉及到運用端,包括統計網絡借貸金額、筆數、人數、利率、期限等情況,以及網貸平臺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信息。

“我們打算分期分批先從協會會員單位開始統計,直至全部會員,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擴展到全部網絡借貸平臺。協會開展總量統計的計算機系統已初步建成,5月上旬已開始采集部分會員數據。”他說。

為保障統計標準統一、科學,盛松成表示,我們加強了統計標準研究,初步確定了資金運用端針對交易明細的統計體系,待修訂後將逐步發布和推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受人民銀行委托,將具體承擔數據采集等方面的工作。

值得註意的是,盛松成表示,近期將著手開展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首先,從依法統計來看,將盡快與國家統計局聯合發文,取得對所有互聯網企業采集數據的合法權利。其次,聯合相關部門,確定互聯網金融企業名錄和各企業業務開展情況,明確統計主體和業務。

第三,加快研究和出臺統計標準,立足於資金運用端統計,制定切實可行的按交易對象的統計制度,並盡快推廣落實數據采集。第四,制定嚴格的信息保密管理制度,保護市場主體的隱私。第五,繼續完善互聯網金融風險監測預警體系,豐富風險識別模型,利用現代化手段監控和預警網貸行業風險。

 

以下為演講原文:

網絡借貸統計監測的重點是資金運用端

盛松成

(2016年5月21日)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

在目前互聯網金融行業迅猛發展而又風險叠起之時,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提出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的工作要求。其中,及時、全面的互聯網金融統計信息就成了專項整治的基礎。在《指導意見》明確的七個業態中,互聯網支付、互聯網保險、互聯網基金銷售、互聯網信托和互聯網消費金融實行牌照管理,監管規則和業務要求比較清晰,風險基本可控;股權眾籌融資是私募股權的互聯網化,投資者自我保護意識和風險承受能力較強,總體風險不大。縱觀互聯網金融行業各業態中,監管缺失、問題頻發、風險較大、影響面廣的,首推網絡借貸行業。

網絡借貸風險主要來自於網貸平臺和借款人兩個方面。平臺方面,由於監管缺失,野蠻生長,風險較大。除欺詐風險外,其經營風險也很突出,主要來自於不少平臺變相非法集資、開展資金池業務、進行自融和擔保等,還有些平臺將融資項目期限錯配或將資產打包,利用資金池直接或變相開展信貸和理財等金融業務,這些都容易造成平臺風險不斷積聚,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而借款人風險主要體現在欺詐風險和信用風險。有些借款人蓄意騙貸,同一借款項目通過多個平臺融資。也有不少借款人經營或資金使用不善,無法及時歸還借款。這些都是造成最近一年多來網貸平臺大量停業跑路的主要原因。由於網貸行業存在種種亂象,風險頻發,嚴重影響了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我們首先要重點防範網貸行業風險,做好統計和風險監測預警工作。

網貸行業風險監測的重點應該是資金運用端。網貸行業資金來源端信息透明,風險較小,其風險絕大部分來自於資金運用端。目前,運用端創新很豐富,信息也不透明,投資人往往並不知曉自己的錢去了哪里,風險怎麽樣;平臺也缺乏手段有效判別借款人的信用狀況和資金使用狀況。要有效監測網貸行業風險,應重點監測平臺風險和借款人及借款項目風險。我們只有采集所有網貸平臺財務信息和逐筆貸款的明細交易信息,才能全面監控平臺企業和借款人的風險,及時發現違法違規經營和經營不善的平臺,以及不良借款人和不良借款項目。

  • 每日經濟新聞
  • 張喜威
  • 每經記者 周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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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 松成 網絡 借貸 統計 監測 重點 資金 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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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專訪盛松成:網貸監管將設立“白名單”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695.html

作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最快、爭議最大的一個細分領域,P2P網貸行業的監管一直被視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破局點”。尤其進入2016年以來,頻頻爆發的風險事件更讓網貸行業的整治與監管成為外界關註的焦點。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央行已經開始著手對網貸行業的資金來源情況進行統計,數據采集和監測的範圍將從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部分會員單位開始,然後逐步擴展。資金運用端的統計工作也正在準備和局部開展過程中。

他還表示,統計不僅是信息和數據的收集,它本身還涵蓋監測、分析和監管,甚至是正向激勵等功能。待時機成熟後,網貸平臺統計也會引入“白名單”機制,把好的平臺公示出來。

盡管網貸數據統計與監測工作迫在眉睫,盛松成表示這項工作其實面臨諸多挑戰,例如,如何界定網貸平臺及其業務,如何要求普通企業向金融監管部門報送數據,企業如何按照統一要求報送資金運用端的明細數據等問題都正在解決當中。

重點監測資金運用端

第一財經:網貸信息數據統計的流程大概是怎樣的,有哪些環節?

盛松成: P2P網貸業務主要涉及三個方面,資金的來源端、平臺本身和資金的運用端。網絡借貸是通過網上進行貸款,所以資金的來源端在網上是比較清晰的,只要用一定的技術力量、花一定的精力都能夠把它抓出來。當然,它的精確度不能很好保證。

目前,我們已經整理出一整套從資金來源端統計的指標體系,從5月份開始,已逐步采集數據,我們的收數對象首先從會員單位開始,因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已經有第一批會員單位,以後會員單位會逐漸擴展。

第一財經:剛才提到網貸平臺的資金運用端是統計和監測的重點,怎麽監測,是平臺自己報送還是自動抓取?

盛松成:雖然網貸統計、運用端統計非常重要和急迫,但當前開展網貸行業統計監測工作存在較大難度。現在是要求會員報送,比如說期限、利率、項目等等,當然報送內容不一定全面,我們只能一步一步來。

由於網貸行業涉及的企業絕大多數是沒有金融牌照的企業,他們所從事的業務事實上是金融業務,但普遍缺乏監管、業務不規範、風險控制薄弱、業務邊界不清晰、資金運用端信息不透明,要開展運用端的統計短期內基礎很差,存在較大困難。

另外,那些違規經營的網貸平臺公司,主觀上不願意將自身財務信息、貸款明細信息和資金運用情況提供給管理機構。因此,如何從資金運用端采集數據,需要深入研究和合理設計。

第一財經:網貸風險涉及哪些方面,央行在統計和監測數據時如何做到有的放矢?

盛松成:網絡借貸風險主要來自於網貸平臺和借款人兩個方面。平臺方面,由於監管缺失,野蠻生長,風險較大。除欺詐風險外,其經營風險也很突出,主要來自不少平臺變相非法集資、開展資金池業務、進行自融和擔保等。

借款人風險主要體現在欺詐風險和信用風險。有些借款人蓄意騙貸,同一借款項目通過多個平臺融資。也有不少借款人經營或資金使用不善,無法及時歸還借款。這些都是造成最近一年多來網貸平臺大量停業跑路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有效監測網貸行業風險,應重點監測平臺風險和借款人及借款項目風險。其中,網貸行業資金來源端信息透明,風險較小,而資金運用端創新很豐富,信息也不透明,這一部分是網貸行業風險監測的重點。

具體來看,網貸資金運用端統計重點應統計貸款人基本信息,平臺貸款的交易金額、余額、利率、期限、違約和不良、貸款集中度、貸款投向、貸款還本付息情況等;對於網貸平臺還應采集其資產負債、損益信息和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信息。其中,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信息是風險監測的重中之重,可以考慮同時從存管銀行采集數據,加強數據核對。除此之外,運用端統計還要考慮與來源端統計相匹配的問題,弄清借款人和投資者之間的借貸關系及成本、收益等情況。

網貸監管的“白名單”

第一財經:按照目前的規劃,網貸平臺的數據統計以平臺報送為主,並輔以系統自動抓取,但如何能保證報送數據的真實性,以及平臺參與統計的動力?

盛松成:統計不僅是信息和數據匯總,它還肩負著監測、分析和監管,甚至正向激勵的作用。比如,現在數千家P2P平臺,優質的寥寥可數,經過我們一整套數據統計和監測系統的檢驗後,那些符合條件的平臺名單,時機成熟後,將在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的網站上進行發布。

當然,我們公布的信息力求真實,而且還要跟公眾講清楚,這只是信息的公布,並不等同於背書。但這實質上是一種正向激勵,會倒逼那些網貸平臺加強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意識。

另外,未來如果網貸平臺報送的信息不準確或蓄意造假,監管部門將有權檢查,這個檢查權就來自於我們和國家統計局的聯合發文,來自於國家統計法。如果沒有統計檢查,只有報送,采集到的信息是不可靠的。

第一財經:中國式P2P平臺模式各異,尤其現在網貸平臺的轉型也在提速,它們的業務已經越來越複雜。在網貸平臺本身身份不清晰的前提下,央行要如何選擇監測對象?在統計、監測數據時如何剝離表象,直抵風險本身?

盛松成:我反複強調網貸平臺的要害不在資金來源,而是在平臺本身和資金運用端。這要回歸到金融的本質是資金融通,金融機構在其中起著中介橋梁的作用。這個中介,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信息中介,二是信用中介。

典型意義上的P2P利用其大數據和網絡平臺,讓資金供需雙方直接交易,可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效率,由此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這是信息中介。但中國大部分P2P平臺已經偏離了這個方向,承擔了信用中介的職能。

很多平臺承諾保證投資的本金和利息,這就意味著平臺承擔了投資的職能。還有一些平臺對融資項目進行擔保,利用資金池直接或變相地開展信貸和理財等金融業務,也已經不是單單的信息中介。而這些都很容易造成風險不斷積累,最終導致資金的斷裂。

當然,目前的統計不可能一下子深入到網貸平臺的所有業務,我們只能一步步來。例如,我們可以統計監測它的產品的貸款投向、期限結構、資金價格等,這些正好是我們監測分析風險的一些基礎信息來源。

第一財經:你曾表示並不贊同“99%的平臺都會死掉”這種說法,那怎麽看網貸行業的未來格局?

盛松成:目前大部分承擔信用中介職能的平臺將會被淘汰,僅有一小部分承擔一定的信用中介職能和大量的信息中介職能的優勢平臺能夠生存下來。這類優勢平臺將在產品設計、風險控制手段上創新,能夠不斷地獲取優質的客戶,而且能夠獲得穩定的、成本較低的資金來源。

數量上很難準確預測,我認為網貸行業規範後,既不會容納成千上萬家企業,也不至於倒掉99%的企業。我並不贊同這樣一種觀點,即小平臺才會做小生意、才會把錢投向小企業。大企業同樣可以做小生意,恰恰只有這些有資本實力、有風控能力的大企業才能更好地去做相對高風險的“小生意”。

未來的P2P平臺的發展方向應該是這樣,一些優質平臺單家的規模將逐步做大,運營將逐步規範,平臺的聲譽將不斷提高。隨著這些優質平臺聲譽的提高,它的價值也會提高,這些平臺愈加愛護自己,愈加重視合規經營管理和風險控制,保持平臺業務長期健康穩定增長。

一財 專訪 盛松 松成 網貸 監管 設立 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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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盛松成:英國“脫歐”公投以來,央行向市場少量外匯流動性

“為穩定市場預期,減輕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對我國外匯市場的短暫沖擊,人民銀行向市場提供了少量外匯流動性,由此引起央行外匯占款相應減少。”7月15日,在2016年上半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媒體吹風會上,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解釋了外匯占款與外匯儲備變化方向不一致的原因。

剛剛公布的6月份央行外匯占款減少了977.27億元,而同期外匯儲備增加134.26億美元。這一變化方向不一致立刻引起了市場的關註。

對此,盛松成表示,央行外匯占款減少主要與英國”脫歐“導致的金融市場波動有關。受英國”脫歐“影響,6月下旬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出現較大波動,全球避險情緒上漲。為穩定市場預期,減輕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對我國外匯市場的短暫沖擊,人民銀行向市場提供了少量外匯流動性,由此引起央行外匯占款相應減少。但總體上,人民幣匯率仍然按照以市場供求外基礎、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機會有序運行。

“6月份,外匯儲備與央行外匯占款變化不一致與一系列因素有關,如部分外匯儲備投資的資產價格上漲,還比如,一些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升值導致我國部分外匯儲備資本的幣值重估,等等。”盛松成補充表示。

6月份,央行連續通過微博和有關負責人聲明的方式,向外傳遞“堅定不移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匯率將繼續按照既有的形成機制有序運行”的信息。針對近期英國“脫歐”以來,人民幣匯率呈貶值趨勢,中國貨幣網特約評論員發表文章《6月份人民幣匯率指數小幅貶值》。而人民銀行7月6日轉發了這篇文章。

央行重申,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中國無意通過人民幣匯率貶值提升貿易競爭力,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決定了人民幣不存在長期貶值的基礎。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人民幣匯率將繼續按照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形成機制有序運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央行 盛松 松成 英國 脫歐 公投 以來 市場 少量 外匯 流動性 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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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中國企業已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7-16/1022628.html

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今日舉辦的“2016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表示,從M1和M2的貨幣剪刀差趨勢看,中國企業已經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中國證券網訊(記者 孫忠)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今日舉辦的“2016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表示,從M1和M2的貨幣剪刀差趨勢看,中國企業已經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在今年的貨幣信貸數據方面,有一個現象早就引起了我的關註,這就是M2和M1的差距不斷擴大。今年6月末,M2同比增長11.8%,很巧,5月末M2也是同比增長11.8%,去年6月也是11.8%。我當調統司司長好幾年以來,很少遇到這樣的情況,這說明目前M2總體上是比較平穩的。但是M1從去年10月份開始高速增長,一直增長到現在的24.6%,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7月16日上午,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主辦的“2016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如此表示。

盛松成指出,我國貨幣供應量分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貨幣,M1是M0+單位活期存款,其中主要是企業的活期存款。目前,M1已超過44萬億,其中只有6萬多億元為M0。

歷史上M1的高速增長往往都是伴隨著經濟上行,而目前的情況恰恰相反。這是我國20年來第一次出現的,引起了他的重視。盛松成稱,我國從去年10月份開始一直到現在,M1和M2的增速差距不斷擴大。

盛松成認為,這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企業持幣待投資。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於是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今年1-6月份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3%,是十幾年來的最低點;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長2.8%,比上年同期低8.6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1個百分點,為2012年1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第二,企業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降低。隨著定期與活期存款利差不斷收窄,企業更傾向於持有活期存款,因為持有定期存款面臨的約束較多,而持有活期存款的機會成本降低。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可能對M1形成擾動。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以後,從理論上講,應該同時歸還銀行貸款,但是實際上有時間差,所以會有一個過程,會放在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賬戶上,因此,單位活期存款也較高,導致M1增速不斷上升。恰恰和歷史情況相反,近期M1快速增長,反映了經濟下行壓力是比較大的。

盛松成認為,現在貨幣政策有一點陷入流動性陷阱的現象,也就是說,貨幣供給再增加,也會被貨幣需求所吸收,投資也很難再增加,這可以叫做“企業的流動性陷阱”,我國現在就陷入了這種流動性陷阱。

盛松成指出,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需要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第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要減輕企業稅賦,營改增也是這個目標。第二,適當增加政府債務發行,提高財政赤字率。經過測算,我國的財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4%-5%。應該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才能積極地拉動經濟,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 中國證券網
  • 李語涵
  • 孫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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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調統 統司 司長 盛松 松成 中國 企業 出現 流動性 流動 陷阱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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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盛松成:中國企業已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在16日舉辦的“2016年中國資產管理年會”上表示,從M1和M2的貨幣剪刀差趨勢看,中國企業已經出現“流動性陷阱”現象。

盛松成表示,“在今年的貨幣信貸數據方面,有一個現象早就引起了我的關註,這就是M2和M1的差距不斷擴大。今年6月末,M2同比增長11.8%,很巧,5月末M2也是同比增長11.8%,去年6月也是11.8%。我當調統司司長好幾年以來,很少遇到這樣的情況,這說明目前M2總體上是比較平穩的。但是M1從去年10月份開始高速增長,一直增長到現在的24.6%,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

盛松成指出,我國貨幣供應量分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貨幣,M1是M0+單位活期存款,其中主要是企業的活期存款。目前,M1已超過44萬億,其中只有6萬多億元為M0。

歷史上M1的高速增長往往都是伴隨著經濟上行,而目前的情況恰恰相反。這是我國20年來第一次出現的,引起了他的重視。盛松成稱,我國從去年10月份開始一直到現在,M1和M2的增速差距不斷擴大。

以下為7月16日盛松成演講實錄:

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M1高增長及當前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選擇”。我為什麽選擇這個題目?因為大家知道昨天上午,也就是這個時候人民銀行剛剛發布了今年上半年的貨幣金融數據,我們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在今年的貨幣信貸數據方面,有一個現象早就引起了我的關註,好幾個月以前,這就是我們的M2和M1差距不斷擴大。我們的M2這次是11.8(6月份),很巧,5月份也是11.8的同比增速,去年的這時候也是11.8。我當調統司長幾年以來,這幾個數據幾乎同樣的,這說明我們的M2總體講是比較平穩的。但是M1不同,我們的M1從去年10月份開始高速增長,一直增長到今年的24.6,所以引起了我的很多思考。為什麽我們會相差這麽多?

我們國家貨幣供應量分為三部分:M0、M1、M2。M0指流通中的貨幣。M1是M0+單位活期存款。我現在集中精力講M1,大家看看M1主要是企業的活期存款。狹義M1已經達到了44萬億,其中只有6.3萬億左右為流通中的現金M0。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麽會引起我這麽高的重視?

說明我們的下行壓力是大的。歷史上M1的高速增長往往都是伴隨著經濟上行,為什麽?因為當經濟下滑的時候,企業需要用資金,它需要支付、結算、購買、投資,所以它會把大量的貨幣放在國際存款上。我剛才已經講了M1的主要部分就是企業活期存款,這時候是恰恰是企業向好,企業活期存款增多。而當前的形勢是恰恰相反,這是我們20年來第一次出現,引起了我的重視。

請大家看,我們從去年的10月份開始一直到現在,M1和M2的增速差距很大,M1的增速是24.6%,而M2是11.8%,兩個差越來越大,從去年10月份開始這兩個差值越來越大。為什麽會這樣?我覺得主要有幾個原因:第一,企業持幣待投資。我們後面的大量貨幣增加流給企業,但是企業並沒有找到合適的投資方向,他找不到。怎麽辦?他就把大量的錢留在活期存款賬戶上,所以同步的正好是我們實體經濟的制造業和民間固定資本投資最低的時候,今年1到6月份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3%,是十幾年來的最低點。民間投資數據以前是不發布的,是從2012年開始發布的,從2012年發布以後,是2012年發布以來的首次最低值。1-6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8%,比上年同期低8.6個百分點,

較上月下降1個百分點,為2012年1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這就是企業找不到投資方向,找不到合適的投資內容。

第二個原因,近期M1高速增長的原因。我們近期的活期存款利率是0.35%,沒有必要把大量的錢放到定期存款,我們理財產品最高的時候曾經拿到過5、6,所以這種情況下企業把大量的活期存款放在里面,形成了M1的高增長。

第三,地方債務置換可能對M1形成擾動。它置換了債務以後,應該要同時歸還。但實際上有一個時間差,並不是說地方政府拿到了錢以後,不一定馬上歸還銀行的錢,不一定馬上歸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所以它會有一個過程,它會放在企業或者事業單位的賬戶上。這麽一來,我們剛才講的企業的活期存款也比較高,所以整個M1的增速不停的上升。恰恰和歷史上相反,說明什麽?說明我們經濟的下行壓力是很大的。

我有一個觀點,我們現在貨幣政策有一點陷入流動性陷井的現象。也就是說,大量的貨幣發行出來以後並沒有能夠迅速的拉動經濟,這就叫做流動性。流動性陷阱是什麽意思?它是從凱恩斯里出來的,就是說你的貨幣量再增加也沒有用,利率也不會再下降,投資也不會再增加,這時候陷入了流動性陷阱。我給它改造了一下,叫做“企業的流動性陷井”,凱恩斯說的是整個社會的流動性陷井,而我們現在陷入了企業的流動性陷阱。剛才已經說了,我們存到了M1,那麽個人某種意義上也有一種流動性陷阱,什麽意思?大家都去買房子了。所以現在發行出來的貨幣,第一,成了企業的活期存款,形成了企業的流動性陷阱。第二,大量的個人的錢投到了房地產,形成了個人某種意義上的打比喻的流動性陷阱。

我的觀點是貨幣政策需要財政積極的響應。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指出財政部出來要配合貨幣,財政部主要是什麽?第一,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你們看看中國的企業賦稅在2013年達到67.8%,比如說美國是43.9%,其他國家相對都比較低。所以我的觀點是我們要減輕我們企業賦稅,所以營改增也是這麽一個目標。第二,適當增加政府債務發行,提高財政赤字率。我們的赤字率在行業上也是比較低的,我們2014年的實際赤字率是2.1%,2015年我們是3.5%。經過精確的測算,我國的赤字率達到3%到5%一點問題都沒有。為什麽?因為時間關系,沒有辦法一一展開。第一,我國的債務大量的都是內債,而我們的外債占43%,外債一多就比較危險,就必須要用外匯儲備去購買。所以我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才能積極地拉動經濟,維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央行 盛松 松成 中國 企業 出現 流動性 流動 陷阱 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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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7月信貸數據“驚嚇”到了? 盛松成詳解波動成因

市場還未從創歷史新高的6月M1、M2“剪刀差”中回過神來,7月的信貸數據又著實叫人“驚嚇”了一把——社會融資規模增加4879億元,預期增加1萬億元;M2同比增速為10.2%,預期11.0%;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究竟是什麽特殊因素導致M2下降、“剪刀差”屢創新高?如何有效化解企業的“流動性陷阱”?

對此,在2016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CFV)啟動公開課,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金融市場與宏觀政策研討會期間,中國央行調統司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

四大原因導致“剪刀差”擴大

中國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 M0、M1、M2 。M0 = 流通中的貨幣,M1 = M0+單位活期存款,M2 = M1+準貨幣(單位定期存款+個人存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存款 )。

歷史上,M1出現較快增長時往往伴隨經濟上行。當經濟上行,企業的支付結算和投資需求增加,從而增加了其活期資金持有。然而,眼下經濟仍存在下行壓力,7月M2增速又再度創下新低,M1、M2“剪刀差”的進一步擴大引發了市場擔憂。

不過,盛松成認為,7月M2增速低迷主要有四大原因,其中也不乏特殊因素。

首先,去年7月股市波動劇烈,有較多資金註入了股市,這就推高了 M2 基數。“經大致測算,如果去掉這一特殊因素(相當於 9000多億元),今年7月M2增速應該是11%,而不是10.2%。”

第二,今年7月人民幣貸款確實相對較少,“一般同比增速都在13-14%,今年7月僅為12.9%。7月人民幣貸款同比增加4636億元,比去年同期少了10000多億元,比6月少了9000多億元。這也導致M2較低,因為貸款同時會創造存款。”盛松成指出。

第三,金融機構表外融資大幅下降,尤其是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下降了5000多億元,表外業務也會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創造,“比如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如果增速加快,商業銀行會要求企業提供保證金存款,這也計入M2。現在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下降,這也會導致保證金存款下降。”盛松成認為,這一變化主要因為表外融資監管力度加強,以及企業投資意願下降。

第四,近期財政存款變動較大。6月財政存款減少了3000多億元,但是7月增加了4000多億元。由於財政存款流動性不是很強,因此統計上不將其納入M2。那麽當財政存款增加後,企業存款必定會減少,這也導致了M2下降。

盛松成預計,8月以後,M2同比增速會逐漸上升至11%甚至12%的水平,不能單從M2的變化來判斷整個社會的流動性情況。

關註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比起M2,盛松成強調,當前要關註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宏觀調控指標——社會融資規模。

“不能單從M2來理解經濟體系的流動性,因為M2短期波動較大,而且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不是非常密切了。相反,社會融資規模變化則比較平穩。”盛松成表示,7月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增速只比6月低了0.2個百分點,而M2則低了1個百分點。

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也中指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13%左右。” 這是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社會融資規模余額的增長目標。由此,歷時五年多時間的發展,社會融資規模正式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

(來源:央行調統司)

中國央行從1996年開始將M2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於當時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系統為主,銀行信貸在社會融資中占據絕對地位,因此央行通過調控M2能夠較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創新的推進,直接融資(股票和債券等)占比不斷升高、非銀行金融機構(證券和保險等)作用不斷加強、銀行表外業務(承兌匯票、委托和信托貸款等)持續增加,M2的有效性下降,其中較為突出的表現是M2與最終目標的相關性明顯減弱。例如,金融危機之後尤其是新常態以來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但是M2/GDP卻從2008年的150%持續升高到2015年的206%。

盛松成表示,社會融資規模不僅是一個總量指標,且能反應出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社會融資規模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進展。以去產能為例,社會融資規模中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增長持續低迷,反映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情況。截至2016年6月末,產能過剩行業的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0.5%,自今年3月以來連續4個月負增長,這也表明信貸供給領域資源配置得到了進一步優化,順應並推動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進程。鋼鐵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6.7%,建材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下降8.6%。

以去庫存為例,房地產貸款的結構變化反映了房地產去庫存趨勢。截至2016年6月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0.1%,增速比上月末低2.3個百分點;自去年6月份以來總體趨於回落,反映房地產潛在供給下降;購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30.6%,增速比上月末高1.4個百分點,比各項貸款增速高16.3個百分點,反映購房需求正在回升。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一升一降,表明房地產去庫存化進一步加速。

減稅更有助化解企業“流動性陷阱”

盡管有諸多特殊因素導致“剪刀差”擴大,但企業投資意願低迷是不爭的事實。

盛松成指出,比起降息,當前減稅更有助於刺激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意願。“眼下全球‘降息潮’盛行,但當利率低到一定程度,對於企業生產率的刺激效果並不一定很好,實行負利率的日本便是一個實例。對中國而言,以營改增等模式來降低企業稅負刻不容緩。”

不過盛松成也強調,他近期所提出的某種意義上的企業“流動性陷阱”並不等同於凱恩斯的傳統定義。傳統的“流動性陷阱”是指,當利率水平極低時,人們對貨幣需求趨於無限大,即使貨幣當局增加貨幣供給,也不能降低利率、刺激投資需求,就像跌入了巨大的陷阱。然而,中國當前利率仍較歐美國家高出不少,且存款準備金率也處於全球最高水平,貨幣政策空間較大。

但即便如此,盛松成仍指出,“中國貨幣政策有效而有限,這時就需要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除了降稅,還包括擴大財政赤字率。”

就中國的財政空間而言,經盛松成的測算,“即使中國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5%的水平(2015年是3.5%),也不會存在很大問題。”

其中有三大原因。首先,中國2015年末國債余額限額11.19萬億元,而2015年全年GDP為67.67萬億;第二,中國的債務大多數是內債,而不是外債(不到1%),這是防風險的關鍵。相比之下,美國40%的國債都是國外持有;第三,中國短期國債較少,因此短期還債壓力較小。可見,述原因都決定了,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財政赤字可以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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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管濤諫言G20: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唯一出路

今年9月,中國將擔任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主席國,而結構性改革則是全球面臨的核心議題。量化寬松(QE)、低利率雖能將各國從危機的水深火熱中救出,但卻再也無法真正刺激經濟增長、提高生產率,而最終長期滯漲的後果是可怕的。

在8月16日舉行的“2016世紀中國論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上,中國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等業內專家匯集一堂,強調了中國采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而這也是今年G20的最大看點。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是一場綿綿用力、久久為功的持久戰。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要樹立信心,堅定戰勝困難的決心,避免用‘大水漫灌’的擴張辦法給經濟打強心針,造成短期興奮過後經濟越來越糟。”管濤稱。

盛松成:貨幣政策不可獨行

盛松成表示,本輪經濟下行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結構失衡兩大問題的疊加,應更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

事實上,與全球各國相似,中國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應正在遞減。去年以來,中國通過降準、MLF(中期借貸便利)等措施釋放的流動性不小,但企業的投資意願扔持續低迷。7月M1、M2的“剪刀差”繼續擴大到15.4%,再創歷史新高;7月人民幣貸款增加4636億元,其中住戶部分中長期貸款(按揭)增加4773億元,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減少26億元,顯示企業持幣觀望情緒強烈。

這一現狀的成因不乏特殊因素。盛松成稱,例如,去年救市因素擡高對比基數。去年7月,因股市大幅波動,註入大量維穩救市資金,證券業金融機構在商業銀行的存放資金新增9645億元,擡高了貨幣信貸對比基數。扣除這一因素影響,初步測算,今年7月份M2同比增長11%,比上月回落0.8個百分點。

此外,7月實體經濟表外融資合計減少3137億元。其中,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減少5122億元,為2002年以來月度最大降幅,這與監管趨嚴,以及企業間業務往來有所萎縮有關。

(表外融資走低,導致M2增速大幅下降。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盡管特殊因素客觀存在,但“剪刀差”不斷擴大的實質性原因仍是企業投資意願低迷。

盛松成稱,隨著貨幣供應量增加,大量貨幣流向企業,但企業活期資金增加並非因為經營擴張,而是企業持幣觀望、謹慎投資。實體經濟制造業投資和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低迷。2016年1-7月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長3.0%,較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創2004年以來的歷史最低值;1-7月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僅增2.1%,比上年同期低9.2個百分點,較上月下降0.7個百分點,為2012年一季度首次發布以來的歷史最低值。

(企業持幣待投資。資料來源:央行調統司)

 

近期,更有眾多分析師指出,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礦商和重型制造商)的委托貸款快速增長,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可能加劇中國的壞賬問題。

“這些非金融(國有企業)不具備必要的專長,無法像銀行那樣經營,評價借款人的資信;隨著經濟進一步放緩,這些貸款很可能變成不良貸款。”惠譽(Fitch)旗下研究機構BMI Research的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當中國企業面對類似“流動性陷阱”時,盛松成認為,中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優勢。

他表示,相較於西方國家,中國政府無論在財政政策方面,還是貨幣政策方面,都有較大的決定權,可從中選擇更優的組合。尤其是,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整體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截至2014年底,全國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余額為249655億元,與當年GDP的比為39.2%。

此外,盛松成認為,降稅將比降息更有助於刺激企業投資。“我國企業稅負較重,降稅能迅速增加企業利潤,有效推動企業生產積極性。2013年,我國企業的總稅率為67.8%。”

(中國企業的總稅率較高。數據來源:央行調統司)

值得註意的是,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具有絕對的優勢,這為財政刺激和結構性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空間。“經測算,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實際財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為3.5%,首次超過3%),由此可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盛松成表示。

這主要由兩大原因決定。首先,中國政府債務結構較合理。一是政府債務絕大部分為內債,外債占比很低(2014年我國外債僅占1%,美國43%);二是我國短期債務占較低(2014年底我國中央政府債務中的短期債務占比為10.1%,而同期美國短期國債和機構債占比達到 31.3%)。

第二,中國經濟和政府收入增長較快。一是較高的經濟增長帶動財政收入較快增加,提高了我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二是我國國有企業資產雄厚,盈利能力較強;三是我國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較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管濤:長痛不如短痛

其實,縱觀全球,不難發現,不僅僅是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美國、歐洲、日本的貨幣政策都已經走到了極限。似乎自2008年的大危機以來,全球除了從危機的魔爪中稍事複蘇,但很難再繼續增長,生產率也持續下挫,如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潛在經濟增速放緩等長期風險也在不斷醞釀。

管濤稱,上世紀90年代亞洲經融危機的應對措施以及2008年危機的應對方式截然不同,但後果也南轅北轍,值得各界深思。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由於東南亞各國當時尚無充足的外匯儲備,泰國、印尼和韓國等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了數百億美元的緊急救助貸款。

然而,IMF對危機國家(韓國、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除外)開展救助的同時,其嚴苛的附帶條件至今仍為東南亞各國指責:財政緊縮、貨幣緊縮、金融整治、對外開放。

管濤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盡管眾多學者都認為IMF當時做錯了,且IMF本身也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正是因為當時的“短痛”,“一兩年後危機國家經濟負增長後轉正,2001-2005年期間危機國家美元計值GDP超過危機前的水平。”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抗風險能力增強)

(泰國國際清償能力總體改善)

然而,轉視2008年的這場危機及應對,發達國家普遍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包括私人部門降杠桿、政府部門加杠桿;歐美日等國家央行實行非常規貨幣政策:從低利率、零利率、量化寬松(QE)走到負利率。例如,日本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QQE(量化和質化寬松)、積極財政政策順利出招,但第三支結構調整之箭遲遲未到,導致如今日本經濟似乎再現泥潭。

危機過去整整八年,如今世界經濟又怎麽樣呢?管濤稱,當前全球金融風險在上升、在轉移:從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移。

此外,全球負收益國債已達上10萬億美元;歐洲銀行體系受長期低利率、強監管及經濟波動影響,正搖搖欲墜;受溢出-回溢效應影響,美聯儲還在糾結加不加息;IMF已連續三次調低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值。

管濤表示,亞洲危機國家付出了短暫的代價後,因為財政收支、對外平衡更加健康,匯率更加靈活、儲備更加充裕,才能更好應對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而發達國家的危機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刺激,迄今未能走出危機,反而形成了對刺激政策進一步依賴。

眼下,若要扭轉局勢,管濤建議,政府不能“閑不住”,應該尊重市場、發揮市場出清的作用;中國作為主席國主持的G20峰會,將結構調整作為重要內容,提出了9個優先領域、48條指導原則、12項細化指標。

此外,供給側是主要矛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加強、必須作為主攻方向。需求側起著為解決主要矛盾營造環境的作用,投資擴張只能適度,不能過度。”管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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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盛松成:急需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 加息尚待觀察

2016年年初至今,人民幣兌美元累計貶值超過6%。更加嚴峻的是,家庭、企業部門對於人民幣單邊貶值的預期不斷強化,從而造成了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同時,隨著中國經濟數據企穩,市場上對於用加息來防通脹、穩匯率的議論也不斷加強。究竟要如何看待穩匯率和人民幣自由浮動之間的“矛盾”?中國是否可能加息?經濟企穩又是否可持續?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的觀點十分明確——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打破單邊貶值趨勢是當務之急。“2016年8月以來,我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好轉,但市場預期並不全都是理性的,短期內也並非都向基本面回歸,而單邊預期往往使市場超調,假設本來會貶值5%,如果家庭、企業集中換匯,貶值幅度可能大大提高。”12月12日,人民幣中間價再度跌破6.9,較前日下調114個基點。

盛松成強調,管理預期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中國特殊且可能不利的對外負債結構。“中國私人部門對外凈負債。2015年末,我國短期外債9206億美元,而由於預期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管理行為,匯率單邊貶值的預期可能促使私人部門提前購匯償還短期外債,匯率貶值的預期也因此被強化了。相反,例如日本的私人部門則都是對外凈資產。”

至於加息,盛松成在12月初曾提及“如果一定時候,如果條件適合,我們也可以考慮加息。”但此次他也明確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了這句話的具體語境。“經濟剛剛企穩,又臨近年末流動性緊張的關頭,目前中國不必也不太可能加息。12月15日美聯儲很可能率先加息,我們仍需觀測明年其加息的進程和影響,以及中國通脹、經濟運行等數據的變化,才能判斷加息條件是否成熟。”

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是當務之急

隨著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貶值,各界對於“雙錨制”得失的爭論在11月時達到頂峰,強勢美元似乎加劇了問題的暴露。

所謂“雙錨制”,即2016年初央行公布了一個透明的人民幣中間價制定規則,中間價變化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上日收盤價;二是維持一籃子匯率穩定要求的人民幣/美元匯率變化。

有學界觀點認為,一方面,當前外匯市場供不應求,為了讓價格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央行允許人民幣貶值;另一方面,美元的強弱變化帶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下起伏。兩股力量加在一起,是人民幣漸進貶值的趨勢線。

對於這一較為市場化的匯率機制,盛松成認為,在特定時期也不必過度拘泥於這一機制,“人民幣自由浮動”的確是各界學者所呼籲的,也是中國的長期目標,但實際考量則更為複雜,在中國經濟基本面未變,但外部沖擊持續使人民幣貶值、單邊貶值預期強烈的時候,必須“該出手時就出手”,打破人民幣單邊貶值預期、增強市場信心是當務之急。

盛松成分析稱:“之所以要重視預期,一個重要的原因還與我國對外凈負債結構和短期外債集中於私人部門有關。首先,我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錯配嚴重,除中央銀行外,政府、銀行業和其他部門均為對外凈負債部門。人民幣單邊貶值的狀況除了造成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流失,更讓其它部門背負更加沈重的債務。”

其次,我國短期外債幾乎全部集中於私人部門。2015年末,我國短期外債9206億美元。其中,廣義政府和中央銀行短期外債僅162億美元,銀行短期外債5020億美元,企業和住戶部門短期外債合計約3041億美元。由於預期會影響企業的財務管理行為,匯率單邊貶值的預期可能促使私人部門提前購匯償還短期外債,匯率貶值的預期也因此被強化了。

“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就與中國不同,其私人部門幾乎都是凈資產,而且日元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會使得單邊貶值或升值預期加強,也就是投機行為,這也是今年年初導致日元暴漲的主因。但如果中國市場超調,除了投機之外,還有真實的外匯需求(換匯、還外債等),這就會進一步加強我們的貶值預期。”盛松成告訴記者。

此外,盛松成也提及,“明年1月起,居民將可以動用新一年的購匯額度(人均5萬美元),這在人民幣貶值預期的情況下,大眾出於資產配置和保值的考慮,可能在年初集中購匯,使人民幣貶值壓力進一步加強。”

說到幹預,各界往往容易聯想到中國自去年至今大幅下降的外匯儲備。由於居民和企業的全球資產配置、匯率波動以及央行幹預外匯市場以穩定匯率,中國外匯儲備從2014年6月的最高點3.99萬億美元持續減少,今年11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0516億美元,較10月末下降691億美元,刷新今年1月以來最大降幅。

各界難免質疑,如果進一步幹預匯市,這可能進一步消耗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就是應該在必要的時候使用的,”盛松成告訴記者,由於中國特殊的負債結構,放任匯率貶值,會加劇匯率超調,對出口的促進和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十分有限,並且不利於進口,而一旦傷害了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穩定的信心,經濟社會將會遭受重創,外匯儲備也難以保住。相反,打破甚至扭轉人民幣的單邊貶值預期,資本也可能回流,因此,“不能簡單地把問題歸結為匯率和外匯儲備之間的取舍”。

綜合上述因素,同時考慮到穩定預期需要一定的時間,盛松成認為,目前是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的最佳時機。

經濟企穩 但目前不太可能加息

同時,也正因為人民幣貶值,且恰恰中國近期通脹開始擡頭,因此各界也開始議論加息的可能性,並認為加息似乎也是一種維穩人民幣的手段,同時也能夠達到防通脹、抑制資產泡沫的目的。

在12月初,盛松成在某峰會上首次提及中國加息的話題,但被誤解的在於,他所說的是“可以考慮加息”,並非近期加息。反觀遠在大洋彼岸的美聯儲,從去年12月首次加息後,便開始對外界表示,2016年仍預計將加息4次,然而至今連1次都未兌現,因此美聯儲也被稱“用嘴加息”(英語縮寫為“OE”,即Oral Easing,形似QE)。

盛松成告訴記者:“個人觀點是,目前加息條件尚不完全成熟,我所說的‘可以考慮加息’,是說各類因素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加息了。”

為何目前不必加息?他分析稱:“首先,中國經濟剛剛企穩,盡管今年全年GDP 6.7%基本可以實現,但明年複蘇勢頭尚不明晰,現在加息會傳出緊縮信號。經濟的穩定、實現可持續的複蘇非常重要,我不認為應該馬上加息。”

第二,他也提到,就外圍因素來看,“美聯儲說了一年都沒有加息,其實‘用嘴加息’的過程就是不斷釋放掉最終加息影響的過程,利大於弊。中國又為何不能‘用嘴加息’?更重要的是,在美聯儲尚未行動、其明年加息進程尚不明確的情況下,中國無需搶先行動。”

第三,盛松成也強調了中美加息效果的不同。“提到中國加息,加的實則是存貸款基準利率;而美國加息,加的則是聯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 rate),即銀行向美聯儲拆借時的利率(美國存貸款利率已市場化)。其實中國貨幣市場已經開始收緊,十年期國債利率持續上行,為何目前我們還要通過加息來釋放出一個如此強烈的貨幣政策緊縮信號呢?”

未來加息條件可能成熟

當然,盛松成也肯定了近期經濟複蘇的勢頭,因此他認為,未來中國加息的條件也可能會成熟。

首先,經濟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他告訴記者,“最新11月CPI同比2.3%, PPI同比3.3%。如果繼續發展,的確可以考慮加息,例如現在一年期存款利率1.5%,加息25個基點,就是1.75%。年底CPI突破2.5%、明年PPI突破5也有可能的。因此加息是有前提的——如果經濟好轉,通脹壓力加大,加息是可能的。”

其次,盛松成也認為,適度加息有助於中國穩定匯價和房價。同時,盡管經濟仍有些許脆弱,但經歷了連續7個月的下滑後,全國民間投資增速出現回升。

國家統計局1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1-10月,全國民間投資增速2.9%,較1-9月份提高0.4個百分點。從單月增速來看,8月民間投資增速開始由負轉正,當月同比增速為2.3%,到10月份民間投資同比增速進一步回升至5.9%。

此外,由於房地產是2016年的經濟主線,各界也對2017年的房產投資表示擔憂。但盛松成認為,無需對2017年房地產業的增長過於悲觀。

“2016年房地產投資增速處於較低水平,較2013-2015年平均投資增速低4個百分點以上,兩者差距最大時達到14.5個百分點。考慮到開發商的補庫存需求和由此引發的投資積極性,以及2016年投資增速較低,同時地方政府為了調控房地產也可能增加土地供應,因此不必過度擔憂明年房地產投資增速。”

歸根到底,加不加息在歐美國家的衡量標準簡單明了——就業和通脹。對美聯儲而言,一旦確保可以實現2%的通脹目標、6%以下的失業率(早已實現),那麽加息時機就已經成熟。但對於中國而言,其制度改革太快、金融創新太快,“無法簡單地根據歷史經驗來決定,我們一定會綜合考慮國內外因素、經濟金融的因素、現在和未來的因素,以及CPI、PPI、投資、消費、進出口等等各類因素,來綜合衡量加息窗口是否到來。”盛松成稱。

專訪 盛松 松成 急需 維穩 人民幣 人民 匯率 預期 加息 尚待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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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建房地產長效機制建議首先改進土地拍賣制度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12月18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表示,長效機制需要聚焦土地供應、土地拍賣制度等。這些調控更加側重於中長期,有助於穩定公眾預期。

控需求也要控供給

盛松成表示,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增長,土地供應緊張、人口遷移等各方面因素,我國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地方出現一定時期內快速上漲,與之前的調控多集中在需求端的短期調控有關。

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系列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舉措,盛松成表示,已經體現了供給和需求相結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同時,要在宏觀上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嚴格限制信貸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

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要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目前,我國的房地產調控主要的策略包括限購、差別化信貸政策等。在今年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調控政策作用下,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15個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迅速降溫,房價走勢明顯趨穩。

盛松成表示,這些舉措往往會立竿見影,但仍需形成長效機制,否則難以有效穩定公眾預期。

土地有效供給仍需有機制配合

對於作為房價基礎的土地價格,盛松成稱,高地價與目前地方政府面臨的GDP考核指標有直接的聯系。因為工業每年都可以有GDP產出,所以地方政府更傾向於把土地用來發展工業而非住宅。

他表述,如果從全球城市對比來看就可以更明顯地發現,我國一線城市用於工業用地的面積要遠遠大於一些國際城市。

盛松成引用數據稱,以居住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來看,紐約是44%,東京是73%,遠高於北京(28%)、廣州(29%)、深圳(26%);而工業用地占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比重這一指標,則呈現一個相反的格局。北京(22%)、廣州(32%)、深圳(36%)的比重,遠高於紐約(3.9%)、東京(5.1%)。與此同時,一線城市住宅用地價格的同比、環比增速都顯著高於其他用途地價。2016年三季度,我國一線城市住宅地價同比增長19.02%,環比增長4.70%,高於綜合、商業、和工業用地價格。

盛松成認為,不同用途的地價以及一線城市土地用途的構成,可以看出GDP考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一線城市的高地價。

而此前房價上漲過快的16個熱點城市,盛松成認為,其住宅用地和新建住宅供應是不足的。

他表示,16個熱點城市中有8個城市住宅用地供應量少於去年同期。其中廈門減少50.2%,上海減少47.5%,廣州減少41.9%,北京減少30.8%。同時,16個熱點城市中有6個城市商品房住宅批準預售面積同比下降。其中北京下降32%,無錫下降27.2%,廈門下降23.6%,深圳下降21.4%。

構建長效機制首先要改革土地拍賣制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如何構建長效機制?盛松成建議說,首先要改進我國目前的土地拍賣制度。

“我國的土地拍賣是價高者得,建議參考上海車牌拍賣的方法,可以去掉最高價,去掉最低價,取中間價格。”盛松成說。

二是他也建議,改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住宅用地供給。

盛松成說,在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土地財政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中土地出讓金所占比重都接近50%, 有的城市甚至占到了60%以上。在房價構成中,政府所得占房價的六成左右。

盛松成向第一財經提供了一個數據,據初步測算,2016年三季度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8%左右,已接近2007年8.1%的高點,為歷史次高水平。

不過,城市發展的增量空間往往有限。盛松成建議,要盤活存量土地。比如城鄉建設用地範圍內的閑置未利用土地和利用不充分、不合理的土地,具有開發利用潛力的土地,應該被充分挖掘利用。

如果以上海為例,據中信建投此前測算,上海中心城區成片工業用地轉型空間為9000萬平方米,舊住區改造產生的住宅體量約為6000萬平方米。全上海市範圍內住宅的建面空間可達1.6億平方米。如果按照2015年全年上海市住宅銷售面積約2000萬平方米來計算,相當於可供應8年的成交量。

盛松成還建議,我國優質教育、醫療衛生資源較為集中,政府也需要發揮作用,改善資源配置。

“總的來說,就是供給調控與需求調控相結合、長期調控與短期調控相結合,處理好房地產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對於明年的房地產投資,盛松成表示謹慎樂觀。

他認為,由於今年去庫存效果明顯,所以會催生房地產企業補庫存需求。而樓市調控並未大幅扭轉購房者的買入預期,也因此,明年房地產供給增加的可能性較大,房地產企業資金狀況趨好。

在經過了一系列調控後,我國房地產的去庫存效果明顯。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增速大幅下降。

數據顯示,2016年10月我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同比僅增1.3%,較去年同期低16.5個百分點;其中住宅待售面積自2016年8月以來負增長。

但這其中也存在不同狀況。盛松成說,一線城市庫存去化程度大,短期內供應難以有效緩解;二線城市房地產銷售火爆引起庫存下降,部分城市新開工面積增速回升,後期庫存緊張態勢有望緩和;三線城市前期庫存較高,目前銷售平穩,去庫存效果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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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盛松成:2017年貨幣政策總體較緊 不主張一次性把匯率放開

5月12日據中新網報道,央行5月12日重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引發市場無數遐想。中國人民銀行參事盛松成在接受專訪時指出,此舉屬於央行正常操作範疇,市場沒有必要過度解讀,金融市場利率短期大幅上升的空間已不大。在談及匯率問題時,盛松成認為未來人民幣可能會升值。

央行重啟MLF屬正常操作

11日,央行通過逆回購實施了過去五日的首次公開市場操作(OMO)凈投放,雖然規模僅200億元,卻被市場視為重要信號。12日,央行開展了MLF操作4590億元,進一步激發了市場對央行維穩的猜想。

市場分析指出,央行此舉意在緩和前期金融監管政策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甚至有聲音指出貨幣政策有可能小幅轉向。

對此,盛松成指出,此次操作屬於央行正常操作。“在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從反方向操作緩和一下,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適當的,沒有必要過多解讀。”

在本次專訪中,盛松成用“try and error(試錯法)”來描述貨幣政策的摸索與實踐:“貨幣政策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如果太緊了,總要放一放。”

2017年貨幣政策總體較緊

盛松成進一步指出,2017年貨幣政策總體來說是會比較緊的。

此前盛松成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2017年貨幣政策也不具備放松的條件。“因為貨幣政策不僅要考慮穩增長,也需要考慮匯率變動、通貨膨脹、股市、樓市等方面。另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到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這需要控制貨幣供應量。”盛松成分析稱。

目前一行三會監管趨嚴成為大勢,資金價格也一度出現大幅攀升的局面。盛松成強調:“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不會過於緊張,今天央行的操作就是一個例子。”

去年12月初,盛松成曾拋出未來可以考慮加息的觀點,引發市場熱議。而從年初以來,作為央行貨幣政策錨的DR007已經持續大幅走高近90BP,貨幣市場已然“實質性加息”。

“銀行間市場利率上行,存貸款基準利率沒有變動,這樣對實體經濟影響比較小,但是又可以擠掉金融泡沫。當然,我並不認為銀行間市場利率會升得特別高,會把貨幣市場的流動性收得特別緊,利率短期大幅上升的空間已不大,但總體來說,目前貨幣政策是朝緊的方向發展,這也是擠泡沫防風險的需要,防止資金空轉、脫實向虛。”

在近期的署名文章中,盛松成還指出,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新增貸款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因其涵蓋了更廣泛的融資渠道。但由於金融市場尚未全面形成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因此,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可視為M2的有益對照和補充。

人民幣匯率或有升值可能

去年市場有聲音指出,2016年底人民幣匯率會破7,2017年上半年會破7.2,2017年底可能到7.5,在盛松成看來這都是缺乏根據的。他指出,盡管監管趨嚴利率上行,但是人民幣匯率近期走勢平穩。

“我不認為匯率會大幅貶值,我反而認為可能會升值。因為目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比較好,而且供給側改革也有成績。”

從去年11月開始,盛松成便提出要加強人民幣匯率預期管理。“我不主張一次性把匯率放開、匯率完全由市場決定,因為市場可能出現超調,這會傷害經濟,我認為應該加強預期管理,保持匯率基本穩定。”

中國需要在“保匯率”或者“保外儲”二者中選擇?盛松成認為兩者並不相沖突。“實際上,目前我們是以比較小的成本維持匯率穩定。任何東西都是有成本的,外匯儲備一點都不降(來維持匯率穩定),這也是做不到的。如果只想著保儲備,而任由匯率下降,很可能儲備與匯率都保不住。實踐已初步證明,最近一兩年來,我國匯率調控的總體思路和政策措施是成功的,既維持了匯率的基本穩定,也未使外匯儲備過度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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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參事盛松成:縮表不等於緊縮 擴表不意味著寬松

據國際金融報5月17日報道,央行參事、央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發表“央行縮表與貨幣供給”的主旨演講,他表示央行縮表不意味著緊縮,當前中國依舊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盛松成從貨幣理論角度對當前央行的貨幣政策進行了分析。他指出,貨幣理論主要有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兩種理論。“貨幣需求理論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供給理論形成才幾十年,最有名的是上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施瓦茨和卡甘等人提出的理論,用公式表示就是‘M=mB’,其中,M是貨幣供應量,B是基礎貨幣,m是貨幣乘數。”

“首先,基礎貨幣B,又叫做高能貨幣、貨幣基數,它有四個特征:(1)它是貨幣當局的主動負債,(2)它能為貨幣當局所直接控制,(3)它的運用能創造出多倍於其自身量的存款貨幣,(4)它是商業銀行及其他存款機構的負債產生的基礎和貨幣供給的制約力量。”盛松成講到。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盛松成表示,通貨和存款準備金,這兩項加起來就是基礎貨幣,中央銀行的負債並不都是基礎貨幣,央行縮表不等於基礎貨幣減少,央行擴表也不等於基礎貨幣增加,而對整個社會流動性有影響的是基礎貨幣。

對於基礎貨幣的影響因素,盛松成講到,中央銀行傳統的三大政策中,只有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貸款、再貼現政策影響基礎貨幣,存款準備金政策不影響基礎貨幣,而只影響貨幣乘數,但貨幣乘數還受其他因素影響,不完全由央行控制。“比如說降準就是寬松政策,降準以後,如果是影響基礎貨幣,那一定是基礎貨幣減少,如果降準減少了基礎貨幣,那就說明是緊縮政策了,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事實也不是這樣。”盛松成表示,降準並不影響基礎貨幣,基礎貨幣的變化是由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里面資產端和負債端的有關項目變化引起的,降準只是影響貨幣乘數,因為降準使一部分法定準備金變成了超額準備金,就有可能促進商業銀行的貸款,從而提高貨幣乘數,進而增加貨幣供應量。此外,盛松成指出,貨幣乘數不僅僅是中央銀行決定的,還與公眾和銀行行為有關。

盛松成提到,2014年以來,外匯占款增長速度顯著放緩,為保持貨幣供應的平穩增加,人民銀行一方面通過降低準備金比率提高貨幣乘數,另一方面通過公開市場操作、PSL、MLF、SLF、SLO等貨幣政策工具提供基礎貨幣。其中,2015年人民銀行資產規模縮減最為明顯,全年縮減2.04萬億元,同期基礎貨幣縮減1.77萬億元。期間,由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四次降低,貨幣乘數提高,廣義貨幣供應量同比增長13.3%。

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放松。“比如說二、三月份我們資產規模分別縮減了2798億和811億元,但是貨幣乘數上升到5.29倍,M2增長10.5%。”盛松成表示,這其中還有春節因素的影響,存在季節性的變化。“一月份由於春節影響,所以春節前往往是大量的貨幣投放,而二、三月份會貨幣回籠。”盛松成表示,央行資產負債表里還有政府存款,這並非全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行為,而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的主動負債,所以縮表不等於緊縮。

盛松成講到,2017年4月份是擴表,但是擴表不等於貨幣擴張。“因為我們央行總資產增加了3943億,其中,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增加了3850億,這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實現的,從負債端看,政府存款增加了,因為四月份是交稅的高峰期,但是儲備貨幣是減少的,基礎貨幣減少了近三千億。”盛松成指出,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也不意味著貨幣放松。

對比美聯儲縮表問題,盛松成指出,在美國情況不同,美國是主動縮表,中國不存在主動縮表的問題,中國以前也有過縮表,但都不是主動的。盛松成表示,從2008年至今,中國央行9年當中擴表1.7倍,實際上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速度還沒有經濟擴張快。而同期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大了5倍,美國的GDP平均2%,所以要縮表,“不能美國一縮表就覺得我們也要縮表,完全兩回事。”盛松成指出,目前美國經濟已恢複,所以要縮表,同時美聯儲主席還提出兩個縮表理由,一方面是想減少美聯儲對整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美聯儲現在縮表,也能在未來經濟下行的過程當中有機會擴表。

盛松成最後總結稱,中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和美國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有很大的區別,縮表不等於緊縮,擴表不等於寬松。我國央行如果縮表也不是主動的,而且不存在大量縮表的問題,當前我國還是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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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盛松成:貨幣政策需不斷探索,社融將成宏觀調控核心指標

今年以來,在金融去杠桿進程下,貨幣政策整體中性偏緊的方向已經確立。如何解讀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時放時收?在由表內向表外騰挪的“大資管時代”,什麽樣的統計指標才有助於實現真正的“穿透式監管”?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兼職教授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的專訪。“在偏緊的大方向下,中國央行調控也不會一下子過頭,而是需要不斷探索(trial and error),美聯儲也是如此。例如,在一段時間的凈回籠後,5月11日,中國央行以利率招標方式開展了800億元逆回購操作;在12日又重啟中期借貸便利(MLF)操作,投放規模4590億元,一度引發市場遐想。但在下一個周一,央行再次暫停了公開市場操作。”盛松成表示,這其實就是松緊結合、不斷探索、實踐而不過度,這也不代表貨幣政策轉向。

此外,盛松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指標對於精準宏觀調控、穿透式監管的重要性日漸凸顯。“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理論上而言應該是相輔相成,但如今表外融資等規模越來越大,其對M2(廣義貨幣)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因此M2似乎已經有所失真。”他舉例稱,今年3、4月的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比分別為12.5%和12.8%,而M2則僅為10.6%和10.5%,“如果M2不失真的話,說明貨幣政策已經比較緊了,那為什麽還要強調中性趨緊呢?”

盛松成的上述觀點,之前就體現在《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12期)刊載的他的論文《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政策傳導——基於信用渠道的中介目標選擇》(與謝潔玉合作)里,這是中國頂級社會科學期刊首次刊發有關社會融資規模的學術論文。

貨幣政策需要不斷探索

5月22日,中國央行進行40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其中300億元是14天期,100億元是7天期。當日有100億元逆回購到期,換言之實現凈投放300億元。央行公開市場本周有4100億元逆回購到期。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去杠桿、中性趨緊的政策基調下,央行會實行合理的調控。“把貨幣市場利率提高後,擠掉的是金融泡沫,而如果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則會直接影響實體經濟,因此前者仍是調控重點。”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5月12日央行開展的MLF操作(4590億元),市場分析指出,央行此舉意在緩和前期金融監管政策對金融市場造成的沖擊,甚至有聲音指出貨幣政策有可能小幅轉向。

對此,盛松成此前也表示,這一操作屬於央行正常操作。“在流動性偏緊的情況下,央行從反方向操作緩和一下,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適當的,沒有必要過多解讀。”

他表示,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去杠桿攻堅戰下,中國的貨幣政策也在不斷摸索與實踐。“貨幣政策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如果太緊了,總要放一放。”

其實,在美國也何嘗不是如此,量化寬松(QE)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如今的加息進程和未來的縮表進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trial and error,在國外也理解為“試錯”)。

今年4月以來,由於監管清理“三套利”的雷霆行動,中國銀行業的同業、投資業務,在數年來的高歌猛進之後,正在一步步走向終結,一手做大同業負債、一手做大同業資產的模式難以為繼。各界對於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監管指標的預期也異常高漲。

盡管同業存單是一種良好的流動性管理工具,在外匯占款下降、降準不至的情況下,成了中小銀行“補水”的便利工具,“但用過度了就必須要進行合理監管。”盛松成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未來降準概率仍然較小,如果超額儲備金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才可能降準。盡管如今超儲率低於往年平均,但他仍認為:“降準有兩大顧慮,一是會給市場很強的寬松暗示,這與當前監管總基調不符;第二,降準後不可能再緊,因此央行仍然更樂於用公開市場操作來調節流動性。”

社融將成宏觀調控關鍵指標

近一年多來,盛松成也在諸多場合上強調,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比新增貸款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因其涵蓋了更廣泛的融資渠道。但由於金融市場尚未全面形成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因此,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可視為M2的有益對照和補充。

其實,理論上而言,社會融資規模與貨幣供應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貨幣供應量從存款性金融機構負債方統計,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提供的流動性和購買力;社會融資規模則是從金融機構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發行方統計,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因此,從資產負債角度看,社會融資規模和貨幣供應量能夠相互補充和相互印證,二者並不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但是,隨著銀行表外業務規模不斷擴張,直接融資快速發展,企業並不完全依賴於銀行貸款,信貸規模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會減弱。”盛松成表示,尤其是近兩個月的M2和社會融資規模數據已經開始分化,M2存在失真或失靈的跡象。

他也提及,國內外文獻均指出,隨著直接融資的快速發展,企業並不完全依賴於銀行貸款,信貸規模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會減弱。由於非信貸融資對實體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若宏觀調控只控制信貸規模,其他方式的融資就可能快速增長,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從而可能貽誤調控時機,影響調控效果。監測指標只有兼顧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才能反映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追根溯源,2010年11月,在周小川行長領導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開始研究、編制社會融資規模指標。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2016年3月5日)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今年廣義貨幣M2預期增長13%左右,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增長13%左右。”這是首次在國家層面提出社會融資規模余額的增長目標。

由此,歷時近六年實踐的發展,社會融資規模正式作為貨幣政策的調控指標。

盛松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如今地方政府和市場人士(資管行業)都更加偏好社會融資指標。因為從機構看,這一指標包括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從地域看,是實體經濟從境內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

更值得註意的是,近期有經濟學家的測算顯示,從2009年至今,社會融資規模和GDP的相關性高達0.97,呈高度相關性,且社會融資領先GDP指標一個季度。

人民幣或穩中有升

除了金融去杠桿,匯率問題在過去很長時間成了牽制貨幣政策因素之一,不過這一擔憂已經有所減弱。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單向貶值已經出現轉機並逐漸趨於穩定。在美元升值勢頭減弱、海外政治風波擡頭的背景下,人民幣近期更是升值勢頭強勁。美元/人民幣一度從去年12月6.97的最低點升值至如今的6.8874;美元指數從103.8的最高點不斷跌至如今的97.26。

其實,早在去年12月,盛松成就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強調,維穩人民幣匯率預期、打破單邊貶值趨勢是當務之急。“2016年8月以來,我國經濟就已經出現了好轉,但市場預期並不全都是理性的,短期內也並非都向基本面回歸,而單邊預期往往使市場超調,假設本來會貶值5%,如果家庭、企業集中換匯,貶值幅度可能大大提高。”因此,盛松成強調,預期管理特別重要。

他近期表示:“我不認為人民幣匯率會大幅貶值,反而認為可能會升值。因為目前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比較好,而且供給側改革也有成績。”

盛松成認為,在匯率調控中,我國貨幣當局一方面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和宏觀審慎管理。例如,要求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匯出資金中,本外幣比例應保持與匯入時基本一致,上下波動不超過10%;大型海外並購交易的外匯審查、個人外匯申報的真實性核查都有所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並沒有修訂資本管制的相關條款,個人年度購匯便利化額度也未改變,但加強監測顯然有助於控制資本外流。當長期的資本賬戶開放與短期的資本外流相矛盾的時候,自然首先需要考慮當前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但是我國資本賬戶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並沒有改變。”他稱。

另一方面,通過增加外匯供給來穩定匯率也至關重要。比如開放債券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擴大銀行持有的結售匯頭寸下限,允許中資非金融企業借用的外債資金按現行外商投資企業外債管理規定結匯使用等多項措施,都有利於擴大資金流入,增加外匯供給。又比如適時運用外匯儲備,維護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防止市場“超調”,有效抑制了市場的恐慌情緒,避免了外匯儲備不保、匯率失守的雙輸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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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參事盛松成:若只應用在虛擬貨幣,區塊鏈就沒有前途

區塊鏈的話題熱度隨著比特幣價格這兩年火箭般的走勢居高不下,在博鰲亞洲論壇現場,分論壇“再談區塊鏈”現場座無虛席。

央行參事盛松成在分論壇上直言:“如果區塊鏈主要放在虛擬貨幣方面,我覺得區塊鏈是不會有前途的。”

盛松成分析,區塊鏈是一門技術,比特幣是虛擬貨幣,只是區塊鏈的一種應用, 因為虛擬貨幣本身不是貨幣。經濟調控主要靠財政貨幣和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靠國家控制貨幣的發行權,這就是法定貨幣。如果虛擬貨幣泛濫是法定貨幣,貨幣政策是無法執行的。所以區塊鏈不要用到貨幣方面,這是沒有前途的。

除此之外,盛松成還建議,區塊鏈不要用在金融方面,因為現在實際上傳統的金融的支付系統,已經基本上能滿足日常支付的需要,區塊鏈技術用到金融支付上效率反而低;而反洗錢、反偷稅漏稅的功能銀行卡之類都已經實現了。

對於區塊鏈的發展,盛松成認為,要真正為實體經濟服務,要把區塊鏈應用到實際場景中,而不是從貨幣去談區塊鏈。如果在這一方面可以做成,法律、制度、技術都將不是障礙。

央行 參事 盛松 松成 若只 應用 虛擬 貨幣 區塊 鏈就 沒有 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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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比特幣是烏托邦,數字法幣發行有待商榷

眼下,比特幣作為虛擬貨幣中影響最深廣的類別,已經當之無愧成了與區塊鏈並列火爆的詞匯之一。私人數字貨幣崛起與區塊鏈熱蔓延全球的同時,一些主權國家的各國央行發行“數字法幣”,也箭在弦上。

去年秋,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宣布推出石油幣,這是一種由該國石油儲備支持的加密貨幣。今年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範一飛在《第一財經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關於央行數字貨幣的幾點考慮》,文中提到了央行數字貨幣的一些重要設計理念,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

6 月2 日,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查統計司原司長盛松成在“中國金融創新論壇”上表示,央行研究甚至試圖發行數字法定貨幣是被“逼出來的”,既然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那麽,有沒有必要發行所謂的數字法幣需要考慮。

比特幣是烏托邦

盛松成認為,虛擬貨幣與電子貨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比特幣本身就是想實現貨幣非國家化,我認為這是一個烏托邦。”盛松成說。

他解釋稱,目前實際上電子貨幣已經十分普遍,比如說,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第三方支付等,由於在客戶的體驗上,電子貨幣和數字貨幣很接近,所以很多人往往會誤解,認為電子貨幣就是數字貨幣。

然而電子貨幣本質上和數字貨幣是完全不同的。電子貨幣實際上是國家信用貨幣的實現形式,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電子貨幣並不是一次革命性的變化,它作為貨幣的本質是不變的,和紙幣一樣,也是國家信用支撐的流通手段和價值儲藏手段。

盛松成認為,首先,從技術上看,比特幣由於其有限性,難以分拆,價值的波動也阻礙比特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其次,本質上講,貨幣政策是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主要的經濟政策之一,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離得開貨幣調節,貨幣應用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由此國家才能夠調節匯率、物價、就業以及經濟增長等。

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這一觀點此前已經多被專家和學者點出。“比特幣是去中心化的,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一定不是這樣的貨幣,它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另一場論壇上指出。

根據國家互聯網金融安全技術專家委員會發布的區塊鏈行業動態月報,5 月份,比特幣價格呈下行走勢,市值由月初的1573 億美元跌至月末的1274 億美元,跌幅19%。

“比特幣的價格如果不斷地出現暴漲暴跌的情形,倒是可以促使人們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具有如此價格波動性的東西究竟能不能作為貨幣。”此前中國銀監會特邀顧問、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指出。

“在可預見的將來,國家都不會放棄貨幣政策,而只會加強貨幣政策,所以即使發行數字貨幣,也只能由央行來發行。”盛松成說。

需考慮發行數字法幣的必要性

對於目前各國推出數字法幣是否真的“迫在眉睫”,盛松成提出了不同觀點。

他認為,既然目前大家都已經認識到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更取代不了貨幣,而且現在主要國家都已經從貨幣性上根本否定了虛擬貨幣。所以中央銀行有沒有必要發行所謂的數字法幣需要考慮。

具體而言,盛松成指出,首先,現有的支付系統已經很安全、便捷且可以支持較大規模交易。而區塊鏈技術如果運用到貨幣上,可能並不能促進貨幣流通的順利,甚至會使得速度反而減慢。

對於數字貨幣可追溯性在反洗錢、反偷稅漏稅、反貪汙腐敗方面的特殊功用,盛松成認為,數字法幣雖然可以跟蹤資金走向,但是實際上現在的電子貨幣已經能夠完全實現這一點,並不需要通過所謂的數字法幣來跟蹤。

其次,目前發行和流通數字法幣的框架尚未確定,包括如何發行數字法幣,數字法幣的幣制如何確定,以數字法幣為基礎的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如何實施,利率匯率如何決定,貨幣政策如何影響就業、物價、經濟增長等,這些問題不是單單從技術層面上所能夠解決的。

最後他認為,如果要在全社會推廣數字法幣,先要實現無現金社會,這是非常複雜也非常難以跨越和實現的。“發行數字法幣的隱性和顯性成本相當大,有些問題不單是金融的範疇,而涉及整個社會的範疇。盛松成說。

盛松 松成 比特 幣是 烏托邦 數字 法幣 發行 有待 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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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金融去杠桿傳導至社融增量大降,料今年M2增速高於去年

6月12日,央行公布了5月金融數據。5月M2達到174.31萬億元,同比增速持平於8.3%,然而社會融資規模(社融)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且5月社融增量(7608億元)環比下降較多(4月社融增量為1.56萬億元),同比少增3023億元,引發了市場關註。

各界關註的是,究竟是什麽引發了社融增量的大降?M2的下降進一步向社融傳導後,這又將如何影響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央行的貨幣政策未來將如何相機抉擇?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參事、原調統司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表示,“社融增量大幅下降是金融去杠桿的進一步表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這三項‘影子銀行主力軍’的萎縮是主要原因。”根據其最新測算,上述三項指標在2017年1-5月對社會融資規模的拉動率分別是0.8%、1.4%和0.8%,而2018年1-5月則分別降至-0.9%,0.0%和0.1%。最新社會融資規模數據發布後,盡管企業債券融資凈減少,但與去年同期相比少減2504億元,企業債券融資對社會融資規模的拉動率反而上升。2017年1-5月,企業債券將社會融資規模增速拉低了0.3個百分點,而今年1-5月則拉動社會融資規模增速1.1個百分點。關於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的趨向,盛松成對記者表示,“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但是,貨幣政策不應就此放松,否則金融去杠桿就會前功盡棄。當然,去杠桿的邊際力度應逐步趨緩,預計今年M2同比增速很可能會高於去年。”

社融增量下降是金融去杠桿的進一步表現

盡管社融增量下降,但盛松成認為,大家說的‘社融環比腰斬’可能太過片面,“一來觀測同比增速更加客觀,二來社融增量環比下降也源於季節性因素。一般來說,銀行抱著‘先放款先受益’的心態,一季度社融增量一般都較多,到了4、5月環比增量就會顯得有所放緩。”

當然,他也認為,金融去杠桿仍然是造成社融增量下降的主因,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速的大降是關鍵因素。

最新數據顯示,非標融資持續收縮,委托貸款減少1570億元,同比多減1292億元;信托貸款減少904億元,同比多減2716億元;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減少1741億元,同比多減496億元,5月份,這三項合計減少4215億,同比多減4504億元。

另一方面,近期信用違約事件頻發,不少機構出現評級“潔癖”,對於一級信用債融資產生較大壓力。數據顯示, 5月信用債融資總額3681億元,環比減少4489億元。不過就今年1-5月的總量來看,債券融資的情況仍好於去年同期。

去年以來,M2增速大降至個位數始終是市場關註的焦點,相比之下,社融增速的放緩並不劇烈。“M2從金融機構的負債方統計,社融從金融機構的資產方和金融市場的發行方統計,兩者是一個硬幣的兩個面。未來隨著金融去杠桿逐步到位,預計社會融資規模和M2增速的差距將逐步縮小。”盛松成表示。

M2與經濟的相關性將提高

早前各界對社融與M2走勢差異議論較多,認為M2無法真實體現整體流動性情況。今年1-5月,社融與M2增速差距仍然較大,盛松成認為這主要是金融監管加強、金融去杠桿的結果率先體現在了M2之上。而到了5月,社融增量下降也是金融去杠桿效果的進一步顯現。他認為,隨著金融去杠桿的推進,預計社融與M2增速差距將逐步縮小, M2與經濟的相關性會提高。

今年1-4月,M2各來源結構中對其他金融部門債權的下降,導致M2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3.0個百分點。盛松成分析稱,社融與M2走勢從2016年10月開始出現差異,並且差距逐漸擴大。2017年8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速高於M2增速4.2個百分點,差距達到最大,比2016年10月擴大3個百分點;截至今年5月這一差距略有縮小,但依然有2.0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略有收窄(2017年5月,社融與M2增速相差3.3個百分點)。

M2早前率先大降的原因之一則在於,金融去杠桿導致銀行體系投向非銀金融機構的資金減少。具體而言,銀行購買非銀機構發行的資管等金融產品,將派生M2,但這是否增加社融,則要看非銀機構有沒有將這筆資金投入實體經濟。如果非銀機構從銀行體系拿到錢後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而是在金融體系內部空轉,就會表現為M2與社融增速不一致;只有非銀機構將通過資管等產品融來的資金投入到實體經濟,才能增加社融。

不過,盛松成也表示,從歷史上看,社會融資規模與M2增速走勢基本一致,兩者相關系數達到了0.88。個別月份兩者的增速甚至完全一致,如2016年一季度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增速和廣義貨幣M2增速都是13.4%。

貨幣政策應穩健中性

針對未來的貨幣政策,盛松成認為,金融去杠桿的進程不會逆轉,但相較於此前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央行將更可能相機抉擇,使貨幣政策更趨穩健中性,運用定向降準、MLF等量價工具進行調節。

“金融去杠桿的結果就是金融體系內部周轉減少,這並不可怕,但後果是金融體系內部資金緊張、金融市場利率上升,這也體現在此前大量債券棄發一事上。”他稱,央行在金融去杠桿方面的邊際力度不應繼續趨緊,其實這在前期央行降準、擴大MLF擔保品範圍的行動上已經有所體現。

央行6月1日公布將適當擴大MLF擔保品範圍,新納入的包括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和AA級公司類信用債券,以及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此舉是為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和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結合近期民企信用事件的增多,更多的是在去杠桿過程中的結構性調整。

盡管近期MLF的質押範圍擴大,一定程度上使得短期內再次大幅降準的預期有所降溫,但盛松成也認為,降準的必要性仍然存在,未來央行將運用量價結合的工具。

此前,IMF亞太部門助理主任詹姆斯·丹尼爾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當前中國16%的存款準備金率仍然是國際最高水平,而且中國貨幣增長模式已然發生改變,2013年以前央行外匯占款是儲備貨幣(或基礎貨幣)增長的主要來源,但目前這種情況已經逆轉,因此存準率應該進一步下降。當然中國也已經從數量型調控向美聯儲式的價格調控過渡,降準的同時完全可以伴隨公開市場利率提升,因此降準並不一定是寬松。

也正是基於上述一系列判斷(金融去杠桿邊際力度不會繼續趨緊),盛松成預計今年M2同比增速將高於去年。

盛松 松成 金融 傳導 至社 社融 增量 大降 今年 M2 增速 高於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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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盛松成:防風險要與支持實體動態平衡,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2017年中國宏觀杠桿率增速明顯放緩、企業杠桿率首降、影子銀行資產端增速幾乎停滯。在去杠桿已取得顯著成效、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外部環境發生明顯變化的背景下,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愈發重要。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參事、調統司原司長盛松成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他稱:“過去資金空轉、利率高企,把風險都留給了企業,這是不健康的;但是,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早在6月前,盛松成就提出貨幣政策不應繼續邊際趨緊。

對於“影子銀行”,盛松成認為其是一個中性詞匯,且不應將其“趕盡殺絕”,但要引導其良性發展,因為銀行貸款並不能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他對記者表示,未來應該積極創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進一步有效防控金融風險,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更好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結構性去杠桿取得明顯成效

7月3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要求,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更好結合起來,堅定做好去杠桿工作,把握好力度和節奏,協調好各項政策出臺時機;近期,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重點研究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問題。在流動性總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條件下,面對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必須更加重視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水平。

盛松成認為,之所以從“去杠桿”向“穩杠桿”過渡,首先,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2017年全年上升2.7個百分點至 250.3%;企業和政府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2017年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9%,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是2011年以來首次下降,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8.3個百分點;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6.2%,比上年下降0.5個百分點,2012年至2016年年均則增長1.1個百分點。此外,盡管居民部門杠桿率在2017年有所提高,從2016年的51.1%提高4個百分點至55.1%,但增幅已經開始放緩,比2012年至2016年年均增幅略低0.1個百分點。

其次,金融去杠桿成效顯著、影子銀行風險得到初步治理。根據穆迪發布的《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2017年我國影子銀行資產增長近乎停滯,年底時的總規模為人民幣65.6萬億元,而2016年底為人民幣64.5萬億元。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全年名義GDP增速自2012年以來首次超過影子銀行資產增速,影子銀行資產在GDP中的比例從2016年86.7%的峰值降至79.3%。

他也對記者表示:“未來我國宏觀杠桿率有望進一步趨穩。未來隨著地方政府舉債的更加規範、透明,房地產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將得到有效抑制,這將進一步降低政府部門和企業的杠桿率。而繼續嚴格調控房地產市場也有助於我國住戶部門杠桿率趨於穩定。”

理性看待實體去杠桿

愈發引起各界關註的是,金融去杠桿導致融資環境趨緊,原來還只是在金融市場上,但現在開始傳導到實體經濟,標誌就是社融增量大降。

例如早前央行公布的5月金融數據顯示,社會融資規模存量182.14萬億元,增速降至10.3%。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影子銀行)增量大降是關鍵因素。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信用事件頻發、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意願大幅下降。

盛松成對記者表示,“在實體去杠桿過程中,信用事件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在他看來,信用事件頻發,既有企業的內部因素,也會受到融資環境變化的影響,甚至還有突發事件帶來的不可控因素。由於企業自身經營不善導致的違約,是市場出清的正常過程。

但同時他也強調,應盡可能避免由於融資環境趨緊和銀行風險偏好下降觸發違約的風險。既要從嚴對待房地產加杠桿、區別對待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又要對企業正常的融資需求給予更多支持。

“盡管我國信貸供應向銀行表內的回流幫助彌補了影子信貸供應的減少,但銀行信貸承接影子信貸收縮的規模是有限的。因為銀行面臨自身資本和流動性的限制,同時銀行貸款審批流程更為嚴格。很多信用狀況較弱、對影子信貸依賴性較高的邊際借款人在趨緊的信貸環境下,面臨較大的再融資風險。”他稱。

引導影子銀行良性發展

盛松成也始終認為,不應該將影子銀行“趕盡殺絕”,而應積極引導其向好的方向發展。

他分析稱,從防範風險的角度看,銀行貸款並不適合用於滿足企業所有的融資需求。而近期人民銀行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的96.3%。這意味著在所有融資渠道中,實體經濟僅能依靠人民幣貸款融資,其他融資工具、融資渠道幾乎沒有得到有效利用。即便在本世紀初,上述占比也還不到92%。

盡管人民銀行通過定向降準等方式支持小微企業融資和市場化債轉股,“然而受信用事件多發影響,目前銀行的風險偏好已經大大降低。這恐怕也是近期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寬松難以緩解實體經濟資金緊張的一個原因。”他告訴記者。

因而,盛松成認為,當務之急在於要正確理解表外融資與表內融資的關系,在符合監管要求和風險防控的前提下適當保留表外融資,增加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渠道。“當前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大幅萎縮,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實際上就是銀行為企業融資提供的擔保,往往反映了企業的正常融資需求,尤其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

在他看來,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中性的。它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實存在、現實反映,實際上不僅在中國有,在其他國家也都有。就我國而言,影子銀行既是市場主動突破金融壓抑的嘗試,在滿足實體經濟的投融資需求、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又反映出我國金融發展面臨的諸多困惑,因為伴隨著影子銀行業務發展產生的監管套利、業務運作不夠規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到位、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問題,道德風險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加劇了。

“我們既要看到它的實際作用,也要看到它的風險所在,要積極引導影子銀行向好的方向發展。”他稱。

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動態平衡

下一步,盛松成認為重點在於——金融防風險應與服務實體經濟有機統一、動態平衡。

“去杠桿既需要控制債務增量,也需要企業、財政和居民收入的增長,而後者要求金融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如果金融不能服務好實體經濟,最終自身的風險也無法避免。美國當年次貸危機的教訓仍歷歷在目。”

他稱,我國最近一輪房價上漲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房價增速與經濟增長出現背離——GDP增速從2014年12月的7.2%下降至2016年3月的6.7%,而同期房價同比增速反而從5.6%上升至18.3%。高房價使居民的購房負擔加重,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房地產業的高回報率使資金向房地產業集中,實體企業融資困難,對實體企業產生擠出效應。

不過,目前我國宏觀政策正朝著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相統一的方向發展。

首先,日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下決心解決好房地產市場問題”,“堅決遏制房價上漲”。盛松成認為,中央對房地產調控的堅決態度,有助於資金配置脫虛向實。

其次,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對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出了具體工作要求,重點是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風險的關系,為實體經濟創造新的動力和方向,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

再者,近期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意見》,明確要增加小微企業貸款戶數,擴大小微企業貸款投放,適度降低小微企業貸款成本,建成為小微企業貸款的商業可持續長效機制。為此,央行安排增加支小、支農再貸款和再貼現限額各500億元,合計1500億元,同時將商業銀行單戶授信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貸款納入中期借貸便利的合格抵押品範圍,支持盤活信貸資金1000億元以上,將小微企業貸款資產支持證券基礎資產由單戶授信100萬元以下放寬至500萬元以下。

此外,盛松成也對記者表示,近日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證監會共同研究制定了《關於進一步明確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指導意見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公募產品在滿足期限匹配、限額管理、信息披露的監管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適當投資非標資產,且過渡期內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為企業融資需求。此外,《通知》在支持非標回表方面也做出了相應安排,一是MPA考核時將合理調整有關參數,二是支持商業銀行通過發行二級資本債補充資本解決占用資本問題。

“下一步,金融機構應認真落實相應的政策措施,監管部門應密切關註、跟進評估政策實施效果,努力實現金融防風險與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機統一和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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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蘇蔓薏

專訪 盛松 松成 防風 險要 支持 實體 動態 平衡 引導 影子 銀行 良性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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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圈自媒體亂象叢生遭強監管,盛松成:未來中國對ICO監管將更嚴

虛擬貨幣又迎一波強監管。

21日,部分微信公眾號涉嫌發布ICO(首次代幣發行)和虛擬貨幣交易炒作信息,違反《即時通訊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被責令屏蔽所有內容,並被永久封停賬號。

22日,北京朝陽區金融社會風險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通知,要求各商場、酒店、賓館、寫字樓等地不得承辦任何形式的虛擬貨幣推介宣講等活動。

23日,江蘇省金融辦向13個設區市政府分別發函,將互金整治拓展到虛擬貨幣及ICO等領域。自2017年9月4日七部委《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發布以來,針對虛擬貨幣領域的嚴監管已持續了近一年。

截至目前,在對ICO平臺、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的清理整頓方面,已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與此同時,防範ICO、虛擬貨幣亂象仍然任重道遠,風險仍在蔓延。

“風險更隱蔽,治理更困難、管理更複雜、傳染更快速。”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認為,這是當前互聯網金融、金融科技等新型金融業態或模式的通病。“平臺通過境外註冊,境外交易,通過互聯網金融的手段,資金在無法監控的情況下,繼續進入虛擬貨幣市場,之前的監管效果很難體現。”

針對ICO亂象,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盛松成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一直以來主張虛擬貨幣本質上不是貨幣,並預計未來中國對ICO監管會更加嚴格。

幣圈自媒體亂象叢生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北京市朝陽區金融社會風險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已於8月22日下發《關於禁止承辦虛擬幣推介活動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各商場、酒店,賓館、寫字樓等地不得承辦任何形式的虛擬貨幣推介宣講等活動。

“鼓勵區塊鏈,但反對虛擬貨幣,有些虛擬貨幣的推介活動就是打著區塊鏈的名目在做。”有接近北京其他區域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尚未對所管轄區域下發相關文件。但他表示,此項工作其實自去年來就已開展,禁止管轄區域所屬場所承辦虛擬貨幣推介活動。

對於虛擬貨幣的線下推介活動,一位接近上海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對於各個區域均有要求,如果了解到相關違規情況,監管也會介入,叫停相關宣傳推介。”

根據《通知》,為保護社會公眾的財產權益,保障人民幣的法定貨幣地位,防範洗錢風險,維護金融系統安全穩定,根據全國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於進一步開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清理整治的通知》規定,要求各商場、酒店,賓館、寫字樓等地不得承辦任何形式的虛擬貨幣推介宣講等活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研究員李虹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舉在金融消費者教育方面,首先有效的保護了金融消費者的投資權益,讓投資者不至於被虛假信息再次誤導。同時在投資者引導方面,免除了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可能會遭遇的市場操縱、洗錢等風險。

此前,ICO非法集資等風險備受關註。隨著虛擬貨幣交易所的清理整頓,一些國內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相繼宣布停止人民幣交易業務,但與此同時,部分平臺將註冊地和服務器搬遷至境外後,仍向炒幣者推薦註冊在境外的交易平臺。

8月21日晚間,多個涉及區塊鏈和虛擬幣領域的微信公號被停止使用。例如,一些微信公眾號頁面顯示“由用戶舉報並經平臺審核,違反《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已被責令屏蔽所有內容。”

“幣圈投資者的投訴是主要原因,微信公眾賬號有投訴處理機制,大量投資者通過微信公眾號投訴這些微信公眾號大號,所以被封。”李虹含表示,有幣圈微信大號存在虛假宣傳、誤導投資者投資虛擬貨幣的問題。

“部分區塊鏈媒體甚至和虛擬貨幣的發幣方項目方聯合起來,利用股市操作手法,在某些虛擬貨幣上坐莊,對虛擬貨幣采取暴漲暴跌的操作,俗稱‘割韭菜’,導致部分虛擬貨幣投資者損失慘重。”李虹含稱。

“錯誤的投資理念,扭曲的理財價值,甚至錯誤的人生價值觀,只是第一個方面。”尹振濤稱,公眾號問題也是之前監管效果不及預期的一個重要原因,自媒體宣傳誤導投資人繼續投資和參與虛擬貨幣,亂象叢生。

他表示,更複雜的方式還有自媒體通過廣告、軟文拿黑心錢;自媒體直接拿虛擬貨幣公司的投資;有自媒體在推銷ICO項目之前,要求免費獲得一定數量的代幣,通過炒高後提前退出;還有自媒體通過寫軟文等操控價格。

還有部分區塊鏈媒體聯合發幣方,對虛擬貨幣進行暴漲暴跌的操作;虛假宣傳、誤導投資者投資虛擬貨幣等問題已經觸碰到了法律紅線。

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認為,為參與傳銷幣項進行宣傳的媒體和提供技術支持的軟件外包公司主觀上明知或應當知道是犯罪活動,仍為其提供幫助,或者特定技術開發只能用於犯罪行為的,將構成幫助犯。

“應定的具體罪名與刑罰當依據傳銷幣發行、運作的本質邏輯,侵害的法益重大性等,依正犯的罪名及刑罰從輕處理或者以單獨的罪名進行刑事處罰。”肖颯稱。

排查風險,地方監管再發力

23日,根據人民日報報道,江蘇省金融辦全面梳理省內各類金融風險,向13個設區市政府分別發函,提示包括特定風險點在內的風險,督促逐一建檔、逐項處置。持續開展互金專項整治,並將整治領域拓展到虛擬貨幣、ICO、校園貸、現金貸等,對摸底排查階段確定的重點對象進行現場檢查和處置。

一位接近上海金融辦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針對虛擬貨幣、ICO的風險排查工作上海自去年就已經開展。“上海基本上虛擬貨幣、ICO平臺已經沒有了,原有的或關停,或跑路國外。目前,如果經監測或投資者舉報,發現一家查處一家。”

也有某省金融辦人士表示,針對虛擬貨幣、ICO等風險排查,其所在省市最近確實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時開展很多工作”。

實際上,監管對ICO的態度一直非常嚴厲。去年9月4日,央行等七部委發布的《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明確指出,代幣發行融資本質上是一種未經批準的非法公開融資的行為,定性為非法集資,隨後開始清理整頓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和ICO活動。

“經過穩妥有序的組織推進,各地搜排出的國內88家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和85家ICO交易平臺基本實現無風險退出;以人民幣交易的比特幣從之前全球占比90%以上,下降至不足1%。”中鈔區塊鏈技術研究院院長張一鋒表示。

盛松成指出,ICO的迅速發展引起監管層的關註是很正常的。用傳統法律看,ICO具有眾籌、募集資本的功能,放任發展不予以監管有較大的潛在風險。大量的沒有前途的項目甚至本身就是欺騙,不僅讓投資者承擔巨大風險,也讓真正區塊鏈創業的團隊頗多抱怨,實際上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後果。

他認為,政府部門的大力監管對區塊鏈行業是好事,通過治理ICO,驅逐數字劣幣,可以讓區塊鏈發展得更加穩健。他預計,未來中國對ICO的項目監管還會更嚴。

虛擬貨幣應進行更嚴厲監管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國際對虛擬貨幣的監管分為幾種模式,一種是完全禁止,禁止金融機構參與數字貨幣交易、禁止ICO;一種是采取差異監管的模式。

例如,2017年7月,美國推出虛擬貨幣監管方案——監管沙箱制度:35000美元交易額以上需要牌照,35000美元以下需臨時牌照,5000美元以下豁免。

盛松成認為,比特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因其缺乏國家信用支撐,難以作為本位幣履行商品交換媒介職能。

“比特幣不僅自身沒有實用價值,也沒有國家信用支撐,沒有全社會商品生產和交易作為保證,因而不具有貨幣的價值基礎。如果一國宣布比特幣非合法貨幣,比特幣在該國範圍內就無法流通,也無法承擔交換媒介職能,甚至可能一文不值,連價值貯藏功能都難以發揮。”盛松成對記者表示。

由於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能夠實現點對點匿名轉賬,對於中國資本項目管理和洗錢監管是一大挑戰。盛松成建議,監管層應該根據有關的法律規定,針對利用虛擬貨幣從事違法行為的人進行更加嚴厲的監管。

尹振濤認為,可參考之前網絡遊戲或互聯網公司代幣的管理經驗,將虛擬貨幣定性為虛擬(數字)資產,杜絕其獲得通用性一般貨幣職能,確定其特定使用場景與範圍。

另外,他還建議應盡快研討出臺針對虛擬貨幣市場投資的監管政策,加強信息披露、行業準入及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要求,並圍繞虛擬貨幣等領域開展的宣傳推廣行為,規範自媒體及其他信息發布平臺。

“雖然媒體管理與金融監管分屬不同部門,但金融投資極易受到宣傳和輿論的引導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針對圍繞虛擬貨幣領域的廣告、宣傳、活動及其他方式的負面影響,應該引起金融監管部門的關註。”尹振濤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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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林潔琛

幣圈 圈自 媒體 亂象 叢生 遭強 監管 盛松 松成 未來 中國 ICO 將更 更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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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松成:P2P不會消亡,將合規健康發展

P2P行業“爆雷”不斷,僅最近三個月,超過250家平臺出現不同程度問題,其中甚至包括一度正常運營、累計成交額超百億的平臺。盡管P2P行業在快速擴張的同時,平臺存續率一直不高,但短時間內出現如此嚴重的情況,在P2P行業近10年來的發展中仍屬罕見,引起各界高度關註,也引發了一些社會問題。

近期出現的爆雷潮,使輿論從過去對P2P一窩蜂似的熱捧,迅速轉變為一邊倒地責難和否定,最極端的評論甚至認為99%的P2P平臺都將在這波爆雷潮中消亡。可以說,目前是P2P自該行業誕生以來最艱難的時刻。

不過,從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監管並非“一刀切”,而是趨於成熟、合理。如今監管已先行,公眾和市場正確看待P2P,以及P2P企業自身的合規經營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P2P落地中國的初衷

P2P是基於互聯網平臺,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前沿技術發展的低成本新型借貸模式。作為舶來品,P2P隨著拍拍貸於2007年成立正式走入中國,並在2012年至2015年呈現爆發式增長。P2P支持了經濟中的薄弱環節,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短板, 促進了普惠金融的發展,也有利於我國金融體系完善。這是當時我國支持並鼓勵P2P行業發展的初衷。

由於我國征信體系不發達等原因,小微企業的經營性貸款和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貸款往往難以達到傳統金融的要求。而P2P顯著降低了借貸雙方的信息搜集成本,超越了傳統社會的熟人借貸模式,突破了傳統金融機構不利於小微借貸的局限,部分滿足了個人消費和小微企業貸款需求,同時也拓寬了大眾理財的渠道。截至今年6月末,P2P貸款余額已接近1.32萬億元的規模。

P2P行業所推動的普惠金融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一是滿足實體經濟,尤其是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根據零壹財經的統計,P2P網貸從2007年誕生到2018年7月,累計滿足了約2500萬借款人、7.2萬億元左右的資金需求(不包含線下理財平臺);扣除凈值標、可確認的假標和自融標,累計借款金額在5萬億-6萬億元。同時,P2P網貸累計為4000多萬投資人(按各家平臺投資人累計,數據包含重複計算的投資人)賺取投資收益4000多億元(不包括待收利息、活動獎勵、返利所得)。

值得一提的是,P2P行業為小微企業提供了大量的短期融資。企業從P2P平臺獲得的短期貸款在過去幾年呈現指數式增長,從2012年、2013年約63.8億元、456.0億元,到2014年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達1233.2億元。隨後,2015年爆發式增長到4000億元,2016年更是翻倍達到8000億元。

二是推動我國消費金融市場發展,促進了內需。消費金融貸款在P2P貸款中的占比從2013年的1.03%上升到2016年的5.07%,規模從11億元大幅提高到991億元,增長了90倍。受現金貸監管影響,大量P2P平臺轉型到消費信貸領域。據估計,2017年P2P平臺的消費金融貸款規模在4000億元左右,是2016年的4倍多,滿足700多萬人的消費需求。

二、P2P的優勢在於信息中介

金融的本質是資金融通,金融機構在其中起中介橋梁作用。這個中介作用可劃分為兩類:一是信息中介,二是信用中介。信息中介就是為資金供需雙方提供信息,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對金融的信息中介作用比較容易理解,大家都能看到,也沒有多少爭議,而對金融的信用中介作用就未必都有深刻的認識,很多人甚至都沒有充分意識到,而這恰恰是現代金融的核心所在。所謂信用中介就是金融中介機構在資金融通過程中,以自身信用作擔保,保證出資人的本金和利息安全,承擔起控制貸款風險的職責。

事實上,P2P誕生之初便是依靠著科技賦能,扮演起信息中介的角色。早在2016年6月,筆者就曾撰文提出P2P應主要定位於發揮“信息中介”職能,因為這恰恰是P2P網貸平臺的優勢。利用大數據和網絡平臺,P2P有助於資金供需雙方直接對接,減少中間環節,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由此彌補傳統金融的不足。傳統金融與互聯網金融並不相互排斥,而是傳承與創新的關系。

但是,我國金融市場“剛性兌付”成風, P2P平臺為了吸引資金,往往也不得不剛兌,實質上成了信用中介。而在信用中介職能方面,P2P目前還遠遠不如傳統金融。一是風險信息不完備。大數據僅涵蓋線上數據,線下數據的獲取主要還得靠傳統手段,而P2P所面對的貸款人一般都是小微企業或個人,針對這部分群體的征信體系還遠未完善,經營狀況、信用風險等關鍵信息難以獲取。二是風險控制手段不如傳統金融。目前大部分P2P風險控制所依靠的房產抵押、風險調查等手段與傳統金融所采用的手段大同小異,而風險控制程度遠不如傳統金融。有些平臺甚至將風險調查外包。此外,P2P平臺的風險補償能力也很不足。

傳統金融不僅從一開始就同時具備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這兩個職能,而且其信用中介職能更為重要。所以現代銀行發展了一系列風險管理能力,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估定價、風險控制和風險補償等具體措施,還要求借款人滿足一定的抵押、擔保等貸款條件;放貸後還有貸後監控措施;在貸款出現壞賬時,還有撥備、資本彌補等風險補償手段。可以說,現代銀行的著力點就在於其信用中介職能的發揮上,銀行經營的成果也主要反映在信用中介上。

混淆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使P2P平臺成了金融風險管理的薄弱環節。但隨著資管新規落地,P2P行業或將迎來其回歸信息中介的發展契機。因為打破剛性兌付逐漸使投資者習慣於無剛兌的投資,也促使投資者的收益與風險承受能力相匹配。重“匹配”而輕“保底”,將凸顯信息中介職能的重要性,引導P2P回歸信息中介的本源。

三、理性看待、冷靜應對P2P“爆雷潮”

根據第三方網貸數據平臺網貸天眼的統計,2018年以來,1月和7月連續兩次出現P2P平臺兌付危機,相繼有241家和252家平臺停業或出現其它兌付問題。如何正確看待這一現象呢?

當前P2P平臺問題確實很多,但不應將其“妖魔化”。除了行業本身存在的問題,P2P頻頻“爆雷”也有市場的客觀原因。我們知道,風險往往在最薄弱的環節爆發。近期市場資金緊張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壓在P2P行業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恐慌情緒引發的擠兌,甚至借款企業惡意逃債,加劇了風險傳染和擴散。根據網貸之家統計,7月份P2P行業成交量為1447.54億元,環比下降17.6%,同比下跌42.9%。更有730.88億元資金流出,而去年同期有447.43億元資金流入。實際上,任何一種金融業態都經不起大規模擠兌和逃債。

面對P2P行業的信任危機,應嚴格區分問題平臺是屬於具有真實但存在不規範業務的違規平臺,還是沒有真實業務或從事非法集資的違法平臺。一方面,部分問題平臺仍有活期理財業務,繼續進行期限錯配、資金池運作,從事信用中介服務,這些都屬於違規性質,是資管新規出臺前處於灰色地帶的業務,也是行業中的普遍現象,但已經不適合當前的金融監管環境。對於此類具有真實業務平臺的違規操作行為要加強引導,使其合理有序退出或轉型。另一方面,部分問題平臺涉及虛構借款標的、自融等行為,屬於電信詐騙和非法集資性質,嚴重危及群眾財產安全。對於這類虛假或涉嫌詐騙平臺的違法行為則應大力打擊,堅決關停並追繳相關資產。

從目前已發布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出,監管部門對於P2P的態度已較為明朗,即對P2P行業實行“良性引導”,而非“一刀切關停”。8月4日,全國互聯網金融整治辦、P2P專項整治工作小組辦提出“允許合規機構繼續經營”、“條件成熟的機構可按要求申請備案”等九項明確要求;8月8日,全國互聯網金融整治辦下發了《關於報送P2P平臺借款人逃廢債信息的通知》,要求各P2P平臺盡快報送老賴信息;8月12日,監管部門提出十項舉措緩釋網絡借貸風險;8月13日《網貸合規問題檢查清單》108條發布,這意味著全國範圍內的P2P合規檢查正式拉開帷幕。

近期防範化解風險的舉措也表明監管部門對市場穩定的重視。8月16日,中國銀保監會召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開會,要求協助化解P2P爆雷風險。8月22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啟動P2P網絡借貸會員機構的自律檢查工作,防範風險傳染和擴散已成當務之急。

同時,恢複市場信心十分重要。P2P平臺遲遲不能完成備案,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眾對行業的信心。因此,一方面,可以根據《網貸合規問題檢查清單》中的108條規定,加快檢查P2P平臺,允許合規平臺予以備案。另一方面,通過行業協會與平臺間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行業自律機制,支持合規經營的龍頭企業繼續發展,實現行業存量盤整過程中平臺的合理整合、重組和淘汰。

在外部監管完善的同時,P2P平臺自身也應加強自律和內部監管。爆雷潮加速了P2P市場出清過程,預計未來平臺數量仍將進一步減少,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但P2P行業不會消亡,那些合規經營、以信息中介為主的P2P平臺,在行業整合的過程中做實、做強、做大,有望成為行業的中流砥柱。P2P平臺也應向傳統金融機構學習,增強自身的風險管理能力,在利用好大數據等科技金融手段的同時,保證充足的資本金,並實行有效的風險補償措施。

總之,不應以偏概全、全盤否定P2P行業,而應有效發揮其信息中介職能的比較優勢,處理好防風險與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關系、處理好傳統金融與新興業態的關系,使P2P與傳統金融互為補充,繼續發揮P2P在構建我國多元化金融體系中的積極作用。

(作者系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本文轉載自華爾街見聞,僅代表作者觀點)

責編:林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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