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諾貝爾物理學獎揭曉 三位美國科學家榮獲該獎項

10月4日，諾貝爾獎官方消息，來自美國華盛頓、普林斯頓和布朗大學的三位科學家戴維 ·索利斯（David Thouless）, 鄧肯 ·霍爾丹（Duncan Haldane） 以及米歇爾·克里特里茲（ J.Michael Kosterlitz），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瑞典皇家科學院常務秘書戈蘭·漢森宣布：“將201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3位美國科學家，戴維 ·索利斯（ David J. Thouless）和鄧肯 ·霍爾丹（ F. Duncan M. Haldane )以及米歇爾·克里特里茲（ J.Michael Kosterlitz），以表彰他們發現拓撲相變的理論。

其中，大衛·索利斯（David J. Thouless）占一半獎金，鄧肯· 霍爾丹（F. Duncan M. Haldane）和邁克爾·科斯德里茨（J. Michael Kosterlitz）分享另一半。

據悉，拓撲學(topology)是研究幾何圖形或空間在連續改變形狀後還能保持不變的一些性質的學科。它只考慮物體間的位置關系而不考慮它們的形狀和大小。

此前，據湯森路透預測，物理學家 Ronald W.P.Drever、Kip S.Thorne 及 Rainer Weiss，是今年物理學獎的熱門人選。他們設立了激光幹涉引力波天文臺 (LIGO)，使檢測黑洞所產生之引力波成為可能。

三位科學家因“設計和合成分子機器”獲2016諾貝爾化學獎

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5日中午，2016年諾貝爾化學獎在瑞典皇家科學院揭曉，讓-皮埃爾•索維奇(Jean-Pierre Sauvage)，J•弗雷澤•斯托達特(J. Fraser Stoddart)和伯納德•L•費林加三位科學家因“設計和合成分子機器”獲得這一獎項。這些機器可謂是“最小機器”，只有人類頭發的千分之一大小。

讓 - 皮埃爾·索維奇，1944年出生於法國巴黎。1971年從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為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及法國國家科研中心名譽研究主任。

J.弗雷澤·斯托達特，1942年出生於英國愛丁堡。1966年從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為美國西北大學化學教授。

伯納德·L·費林加，1951年出生於荷蘭Barger-Compascuum。1978年從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目前為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有機化學教授。

距離1901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發已經過去115年，2016年是第108次揭曉諾貝爾化學獎獲獎名單。

化學獎是眾多諾貝爾獎中最重要的獎項之一。諾貝爾獎的發起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本人就是一名化學家。他的各項發明和推動工業進程的多項成就，都是以化學知識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諾獎科學家年齡為何越來越大?

本周已經公布的諾獎得主的平均年齡高達72歲，所有人的年齡均超過65歲。但在歷史上可不是這樣的。

物理學獎年齡“增長”最快

在已經公布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以及化學獎的名單中，他們的平均年齡超過70歲，而在20世紀的上半葉，諾貝爾獎獲獎者的平均年齡只有56歲。其中年齡“增長”最快的是物理學獎，本次獲得物理學獎的三位科學家年齡都接近70歲，但在上世紀上半葉，這一年齡僅為47歲。

事實上，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諾貝爾獎得主的年齡就有“增長”趨勢。但這是否意味著今天的信息和理論過多，以至於科學家要讀完一輩子的書才能獲得諾貝爾獎呢？

答案並不是這樣的。

諾貝爾博物館館長古斯塔夫·凱爾斯特蘭德(Gustav Kallstrand)表示，100年前全世界物理學家只有1000名，但是今天有100萬，是100年前的1000倍!

“這意味著等待的時間長了。並不是說今天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明天就能獲得諾貝爾獎。”凱爾斯特蘭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即便這些科學家在早年就獲得了重大的發現，但是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是如此，這就需要諾貝爾委員會以更高的標準去做驗證，到這些科學家獲獎可能需要好多年的時間。”

但是在文科領域的狀況有所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文學獎以及和平獎的年齡相較於100年前並沒有“增長”，反而變得年輕了。這個現象也很難解釋，因為經濟學家和作家的人數比100年前也有顯著增長。況且從另一方面來看，為什麽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年齡要比醫學獎的年齡“增長”得快呢?

在凱爾斯特蘭德看來，這要歸結於20世紀的科學革命——量子力學的迅速發展。“20世紀上半葉，量子力學的發展非常迅速，誕生了一大批年輕的物理學家，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做出了重要的發現。”凱爾斯特蘭德表示。

很顯然，諾貝爾委員會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這個領域是科學界非常感興趣的領域，同時也是很容易取得成果的領域。要知道193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量子力學的創始人沃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保羅·狄拉克當時年僅31歲。

這就好像只要發現了一個工具箱，就能夠馬上產生其它新的發現。或者就像引用一位科學家不太慷慨的話說：“最平庸的物理學家也能夠有最偉大的發現。”

而針對為何和平獎得主的年齡趨勢不同於物理學獎，凱爾斯特蘭德表示，這是因為和平獎的評判標準發生了變化：“諾貝爾委員會在評選和平獎的時候會盡量做到與時俱進，他們不會去等到和平的措施完全成功了才決定把諾貝爾獎授予某個人。”

男性主宰100年

而縱觀過去的100年間，唯一不變的趨勢是諾貝爾獎男性壓倒性的優勢從未改變，尤其是在科學領域，幾乎全部由男性獨霸。

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居里夫人。1903年，居里夫人和丈夫貝克勒爾共同獲得諾貝爾獎，成為歷史上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女性。然而最初在提名時，居里夫人並不在名單上，是丈夫貝克勒爾拒絕單獨領獎後，諾貝爾委員會才最終同意接受居里夫人的申請，並授予她諾貝爾獎。

盡管諾貝爾博物館聲稱歷史上並沒有記錄證明評審委員會故意忽略女性科學家的工作，但是居里夫人的例子還是反映了諾貝爾獎在男女平等性方面有所偏差。但是人們還是相信平等性和多元化最終還是會成為現實。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5年科學報告》顯示，女性在全球研究人員中所占比例僅為30%，真正彌合科研領域內的性別差距依然任重道遠。

為了激勵女性在科研領域的工作成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1998年起就開始聯合法國化妝品巨頭歐萊雅每年進行“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的評選，這一獎項素有“女性諾貝爾獎”之稱，從設立至今已有18年，參與評選的科學家主要是生命科學和材料科學領域。今年獲獎人員包括基因編輯技術的發明者珍妮弗·道德納(Jennifer Doudna)和埃瑪努埃勒·沙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以及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的陳化蘭。

200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伊麗莎白·布萊克本(Elizabeth H.Blackburn)教授今年也成為了該獎項有史以來的首位女性評審團主席。布萊克本表示：“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里，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地需要女科學家以及她們的科研發現。”

為什麽優秀的科學家都喜歡自虐式運動？丨黑馬薦文

深藍deeperblue 2016-10-14 12:36

推薦星級：★★★★

閱讀時長：全文2731字，閱讀時間預計 5 分鐘。

推薦理由：喜歡運動的人，往往具有堅毅，自律等品質，和挑戰自我的冒險家精神。而喜歡自虐式運動的人，或許...就不能這樣概括了。深藍DeeperBlue 今天聊聊這些熱衷極限運動的科學狂人。總有一些特定的品質，陪伴他們成為了優秀的科學家。本文由DeeperBlue（ID:deeperbluetech）授權i黑馬網轉載，深藍翻譯組翻譯，季星、鄒思聰編輯，房宮一柳制圖。

有一種魔鬼馬拉松叫做：巴克萊馬拉松（Barkley Marathon）。從 1986 年舉辦第一屆以來，只有 14 個人最終完成比賽——這比在月球上行走的人多了 2 個。

這種被公認為世界最難馬拉松的比賽，每年在美國田納西州 Wartburg 附近的 Frozen Head State Park 舉辦一次。雖然距離是 100 英里，但大部分選手們都認為至少有 130 英里，海拔跨度超過 60,000 英尺，相當於攀登了兩次珠穆朗瑪峰。

巴克萊馬拉松有嚴格的限制：只能在 60 小時之內完成（於是選手們往往連續兩天以上沒法睡覺），不準帶 GPRS 不準有人陪跑不準結伴同行（需要選手自己一個人孤獨地拿著一張不太清楚的地圖進行），比賽方不會發放補給包、只有兩個地方可以加水喝……

Barkley 比賽的地形非常具有挑戰性。圖為 2012 年比賽中，極限挑戰者 Jared Campbell 通過抱住樹幹來爬陡坡。

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巴克萊馬拉松里面，人數眾多的不是職業運動員，而是科學家或者科技從業者，物理學家、天文學家、數學家，等等。

這可能和巴克萊的理念相關：“Impossible”。主辦方設置的難度，目的就是讓 99% 的努力都遭遇失敗，讓難度超越人類極限而使得選手幾乎不能完成比賽。站上巴克萊的賽道上，就意味著無論你多麽強壯堅毅，無論你願意承受多少付出多少，都註定要被擊垮。

這大概是科學家們喜歡這項運動的原因。

科學與巴克萊馬拉松的迷人之處就在於，它永遠處於可能與不可能的邊緣，那 1% 的觸手可及讓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奮力一搏於絕望和希望中。即使註定失敗，也要奮力前行。

由此想到翻譯了這一篇文章給大家閱讀。作者采訪了 15 位做出貢獻並且同時擁有極限耐力運動員身份的科學家，討論他們的內心，與科研工作的另一面。

——————————

2012 年巴克利馬拉松賽場。

52 小時零 3 分鐘之後，布萊特·毛奈（Brett Maune）終於到達比賽的終點（同時也是原點）——州立公園的黃色大門。此時他的小腿肚子已被荊棘劃爛，他看起來衣衫襤褸、骯臟不堪。補水背包在他的肩頭搖搖欲墜，佳得樂的空瓶子卻緊攥在右手里，而眼鏡耷拉在鼻梁上。

布萊特·毛奈到達比賽終點。

整場比賽中，他只睡了 1 小時。不睡覺使得他得以打破了巴克利拉松 55 小時 42 分鐘的記錄。這個紀錄將人類最好的成績足足縮短了 3 小時。

他是首個兩次完成巴克利馬拉松的選手，而這份傳奇經歷後來變成了一部紀錄片——《 Barkley 馬拉松——用生命在賽跑》。

人們將 Barkley 稱為世界上最艱難的比賽。要完成比賽，參賽者必須在田納西山脈的深山老林里跑完 5 圈（有時順時針，有時逆時針），全程大約 20 英里，而比賽場中毫無道路標記。

就在毛奈揮汗如雨時，這場挑戰人類極限的比賽的設計者加利·康特爾（Gary Cantrell）正坐在樹蔭下，抽著大煙哼著小曲，翹腳等著這些要死要活的參賽者跑完全程。

此時，康特爾站在黃色大門前，他同時也是有幸完成巴克萊馬拉松的選手之一（註：巴克萊馬拉松，1986 年舉辦至今，只有 14 名完成者）。

老博士

破了紀錄之後，毛奈並沒有去參加別的極限運動比賽，而是回到他工作的 HRL 實驗室繼續研究量子電路，從此深藏功與名。

毛奈是一名科班出身的物理學家，在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學（就是 Sheldon 那個大學）獲得博士，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光學微諧振器的流體與高分子聚合官能化》。

畢業後，毛奈曾在華爾街工作數年隨便賺賺錢，也短暫地當過職業撲克選手，後來他還是選擇加入 HRL 實驗室，重新回到了物理學界。

HRL 實驗室全名為休斯研究實驗室（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成立於 1960 年代，曾是休斯飛機公司的研究中心，從事光學、電子學相關的研究。

和毛奈一樣，不少物理學家、天文學家，還有其他 STEM 專業（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的科學家，都熱衷於一些需要長途跋涉、挑戰體能極限的體育運動，他們喜歡自虐般地長跑、騎車、登山，並且樂在其中。

馬拉松、超級馬拉松、鐵人三項、自行車賽或是十項全能……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可怕而艱難的比賽，里面都有身份同時是科學家的選手。

走訪美國的各大高校，不少科研人員自己的都承認，科學家們確實經常參加自虐式的耐力比賽，尤其是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

小提醒是，千萬不要輕易和這些理科高材生們談論這個問題，他們會滔滔不絕用邏輯來分析這樣的現象，比如，因為科學家的圈子造成了回音室效應；或者告訴你 “相關性不等於因果律”；或者指出 “科學家喜歡極限運動” 這句話中諸多變量沒有孤立出來……

盡管如此，科學家們仍傾向於承認，之所以他們能夠成為科學家的人格特質，很可能同時正在影響並促進他們的身體鍛煉與運動選擇。

“讀博士要付出太多努力，經歷太多痛苦，” 毛奈說，“如果你連讀博這件事都成功搞定了，這就等於告訴自己：哥確實能夠長時間保持專註、堅持到底、排除萬難、直到勝利。”

意誌力

盡管物理學家與天文學家以探索宇宙奧妙為生，但實際上，大多數時候他們都在電腦前，不停編程、分析數據，長時間專註於一個又一個問題。

夜以繼日地追求真理無比枯燥，這是搞科研和跑越野的共同點。科學家對成功的追求促使他們成為優秀的跑者，無論在科研上，還是在跑步中，他們都需要在極限狀態下不停地向前再邁一步，再蹬一圈。

蘇西·希易（Suize Sheehy）是牛津大學的物理學家，同時也是長跑者。她認為，做科研和跑越野都需要一個共同的東西：意誌力。

“這兩件事是差不多的：無數次逼迫自己出門參加並不想去參加的訓練，無數次逼迫自己去反複計算、重新模擬和修改論文。” 希易說。

事實上，在一天工作之後，腦子上精疲力竭的多少都想要來一場身體上精疲力竭的運動。跑步、單車、遠足、登山、遊泳，這些事都可以緩解腦力上的疲憊。

霍普金斯大學的行星科學家莎拉·郝思特（Sarah Hörst）說，“當你做一些非常耗費體力的運動時，你的大腦就沒法做任何事了，一臉懵逼的它只能乖乖休息。” 她同時是一名長跑運動員和鐵人三項運動員。

更重要的是，在身體和心靈都放空之後，大腦又可以重新產生奇思妙想。經常地，百思不解的問題就蹦出了答案，離散的思維碎片拼成了思想體系，這對於科學家來說是多麽美妙的事情。

郝思特承認：“往往是在長跑過程中，我能夠產生一些奇妙的想法，大大地幫助我解決眼前遇到的科研難題。”

長時間重複一項體力勞動雖然不輕松，但至少比研究暗能量和數據信號傳輸要簡單得多。跑步過程中，科學家們也不用去思考“如何成為一個好科學家” 這種有的沒的的命題。

“跑得越多就跑得越好，” Rincon 研究中心的物理學家凱蒂·基丁（Katie Keating）說，“有時候咱們就喜歡這種簡單粗暴的事。”

征服欲

在科研與運動中，科學家不知道他們能否成功。而這種不知道未來的情況恰恰是科學家們覺得科學的迷人之處。

“天文學令我著迷的地方在於，我可能永遠都找不到答案。” Adele Plunkett 說，他是一名來自歐洲南部的天文專家，他同時也是一名鐵人三項運動員，“而我享受極限耐力運動的原因，也在於可以設定那些也許根本無法實現的目標。這兩者都能夠挖掘出我內心的渴望——挑戰極限、打破不可能。”

科學家們往往還具有一種深藏於心的品質：戰鬥到底。畢竟在如今的科研資助體系當中，泛泛之輩很難生存，想要被社會認可就必須脫穎而出。

Maura McLaughlin 是西弗吉尼亞大學的一名脈沖星天文學家，同時也是一名長跑運動員，他認為，“如果你不喜歡競爭激烈而且往往沒有回報的事情，那麽你是沒辦法在天文學研究和體育比賽中取得任何成就的。”

這是一個簡單的事實：不管運動員訓練得有多完美，在漫長的極限運動比賽過程中，每一次運動員都會都感到身體崩潰，到達極點。

“在體育比賽或者天文觀測中，我們得做好一切準備，以便到達一個目標。但我們都很清楚，各種亂七八糟的幺蛾子一定會出現，我們必須學會不斷隨機應變，佛擋殺佛。” Plunkett 說。

Plunkett 說她自己喜歡那種面對未知因素時腎上腺素飆升的感覺，這使得她有強烈的欲望去征服。

征服欲給 Plunkett 帶來了豐厚的回報，不僅幫助她完成了一個又一個漫長的戶外比賽，還幫助她挖掘到了許多不為人知的關於遙遠星系的原始數據。

有錢人

不久之後，毛奈再一次離開了物理學而選擇了金融，他加入了一家初創的對沖基金。

“只要是嘗試，一定有失敗的風險。” 巴克萊比賽設計師康特爾說，他之前的工作是一名會計師。 作為路線設計師，他每年都會改動比賽的路線。他認為，比賽一旦被選手完成，就意味著這條線路是可被征服的，所以必須再次升級比賽難度。

做了對沖基金經理的毛奈最近在挑戰目標時遭遇了滑鐵盧：他原本計劃連續征服科羅拉多州 58 座高於 14,000 英尺的高山。此前，他看到有一個叫安德魯·漢密爾頓的科羅拉多人，在 2015 年創下過一項紀錄，用了 9 天 21 小時 51 分鐘內征服了所有這些山。

毛奈在 2014-2015 年嘗試了三次，但均告失敗。從登山的第三天開始，毛奈變得喘氣艱難。由於過度運動導致的哮喘是非常危險的，人類的身體機能會因此快速衰退，非常致命。一般來講，普通人在 14,000 英尺高的情況下每走 15 步就需要停下來大口喘氣。 

毛奈無奈地承認，對沖基金的新工作讓他沒有時間去好好健身，現在的身體狀態已經無法適應高強度的運動要求。

在投資銀行工作，每周工作時間超過 90 個小時；而在對沖基金工作，每周工作時間約為 70 個小時。圖為一家對沖基金的交易大廳，交易員們正在工作。

自由時間，是這些科學家能夠參與耐力運動的重要前提。參加極限比賽，往往需要長達幾個月的訓練。雖然學術研究非常激烈與忙碌，但科學家們的工作時間卻可以很自由。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極限耐力運動看起來是有錢有閑的 “高等人” 做的事情。

47.3% 的越野跑者和 72.9% 的 Running USA 會員年收入超過 75,000 美元。UltraRunning 用戶，平均家庭收入是 122,000 美元；55% 的鐵人三項參賽者年收入超過 100,000 美元。90% 的鐵人三項參賽者具有本科以上學歷。耐力運動的確是是中產階級和土豪參加的運動。

就這樣，“清貧” 的科學家卻貼上了 “小資” 的標簽，這讓這些理科生高材生們不滿意。於是，和常規馬拉松需要 100 美元的報名費不同，科學家紮堆的巴克萊馬拉松的參賽費被任性得設成了 1 美元 60 美分，直到今天。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中國下月發射全球首顆脈沖星導航衛星 實現三大科學目標

據人民網報道，2016年11月，我國將發射全球首顆脈沖星導航試驗衛星（XPNAV-1），探索宇宙中那些最神秘的脈沖星，探索X射線脈沖星導航技術可行性。

利用X射線脈沖星實現航天器長時間高精度自主導航，是當前國際航天前沿技術研究熱點，由此，可能引發時空基準的重構。

茫茫宇宙中，存在一種星體，密度極大、直徑極小、自轉極快，並且以自轉周期為間隔，不停地向外發射脈沖式電磁波。

這就是所謂的脈沖星。脈沖星的存在，就好像無邊的宇宙中閃亮的燈塔，可以用來作為星際導航的“地標”。由於脈沖星每秒鐘旋轉可達上千次，而且自轉周期極其穩定，準確度比目前最穩定的氫原子鐘還要高1萬倍以上，被譽為“自然界最精準的天文時鐘”。

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五院脈沖星導航試驗衛星科學任務系統總設計師帥平表示，脈沖星可以發射各種類型的電磁波，通常把在X射線頻段上輻射信號的脈沖星叫做X射線脈沖星。由於X射線易於小型化設備探測與處理，因此X射線脈沖星非常適合用來導航。目前，人類已經發現了160多顆X射線脈沖星。

帥平指出，脈沖星導航，可以為導航衛星提供導航信息。帥平告訴記者，目前所有的航天器，包括導航衛星，都需要多個地面站對它們進行密切的跟蹤測量，以確定其位置。“如果導航星座能自主導航，將有效地減輕地面測控系統的工作負擔，減少測控站的布設數量，降低衛星導航系統的建設和長期運維費用。”

深空探測更是受制於目前的導航技術。“由於距離越遠信號越弱，探測器飛的越遠，地面測控的負擔會越來越大。”帥平說。脈沖星導航的出現，為宇宙航行提供了更廣闊的可能性。

另外，由於X射線很難穿透大氣層，因此脈沖星導航系統不能直接對地面進行導航，主要是為大氣層外的飛行器提供導航。

帥平介紹，這顆衛星上天後要實現三大科學目標：首先，實測兩種不同類型的探測器性能；第二，探測蟹狀星雲脈沖星(Crab)。這兩個目標實現後，再進一步探測其他脈沖星，建立試驗型數據庫，探索新型導航技術。

然而，這一切，僅僅是個開始，脈沖星導航的路還很長。後續，五院脈沖星導航團隊還計劃用5~10年的時間，持續探測26顆脈沖星，建立精確的脈沖星導航數據庫；在此基礎上，嘗試開展脈沖星導航的應用研究。

中國海外投資潛能巨大 專家建議科學預判投資成本與風險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持續升溫，中國資本成為重塑全球經濟格局的核心動能之一。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院長霍建國19日在“海外投資：全球視野與中國潛能”JIC投資沙龍上表示，關於海外投資，無論政府和企業目前都有巨大的潛能還有待於發揮，尤其是一帶一路潛能巨大。隨著中國的海外利益在上升，中國應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企業也應不斷把控風險，提高競爭能力。

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9個月我國對外投資規模持續放大，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342.2億美元，同比增長53.7%，較去年全年的1214.2億美元，增加128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全國吸引外資950.9億美元高出391.3億美元。

今年1-9月，中國企業共實施海外並購項目521個，實際交易金額674.4億美元，已超過了2015年全年總額，同時投資領域持續深化，包括產業轉型、創新驅動、消費升級，一帶一路等投資主題。

隨著中國的產業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中國的海外並購也在發生變化。5到10年前中國的海外並購交易基本超過50%集中在石油礦產等自然資源領域，而最近的兩三年，技術進步和消費升級，已經成為並購的主要目的，先進制造消費等產業的海外並購交易已經占到了2015年的50%以上。

建投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張欣韻表示，國內增長潛力已接近飽和，中國的龍頭企業自然地將眼光投向具有先進技術和品牌市場容量大，法制健全的發達國家中的同行業領先公司。他建議企業抓住目前中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組織結構調整積極以技術進步和消費升級為主線進行投資，專註於先進制造、消費服務、醫療、環保、文化傳媒等幾個領域，行業產業進行系統性的投資和布局，同時整合全球的資源和市場，力圖成為中國核心關鍵產業的資源整合者。

上個月，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了《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下稱《公報》)。《公報》數據顯示，中國首次成為了資本凈輸出國。中國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僅次於美國，躍居全球第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09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八，2015年末中國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4.37萬億美元。

中國建投集團常務副總裁顧建國表示，政府與市場的雙重推動下，中國資本頻頻出海，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產業的發展趨勢。但同時跨境投資中的複雜因素，也在考驗著每一個跨境並購的中國企業，機遇與風險並存。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在9月22日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在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數量規模迅速擴大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部分企業開展境外並購存在盲目性，少數企業境外並購面臨高債務的財務風險，還有些企業在海外並購時遇到國外安全審查的幹擾。

霍建國認為，海外投資當前遇到的主要問題是風險問題。外部風險主要是金融市場的風險，包括匯率風險、大宗商品市場風險包括及傳導出來的一些投資風險;內部風險最大的是用人風險。 目前中國企業適應國際投資環境、駕馭跨國企業的能力和水平仍然有待於提高。 提醒企業要深入去了解把握國際市場的行情，以及現在市場變化。

建投華科首席投資官、中建投資本董事長單學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並購中存在的眾多困難與不足主要表現在並購戰略不清、盡職調查專業能力不足、對並購規則不熟悉等方面。對海外企業管理經驗的缺乏和與並購標的所在國的文化差異也為並購後整合帶來了困難和障礙。

張欣韻表示，跨國公司的治理也充滿了挑戰，特別是對於普遍缺乏海外運營經驗的中國企業而言，許多中資企業一廂情願地認為保留管理層，就可以高枕無憂，就可以保持被收購標的運行的穩定，但蜜月期過後，文化差異、戰略執行、以及董事會和管理層之間的博弈，都會使公司治理充滿了挑戰。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投資者應做好預案，科學預判投資的成本與風險，全面了解投資環境，開辟多元化的信息渠道，深入了解當地的經濟環境、社會現狀、政策法規、行業規定等。

他建議，必須要熟悉當地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和法律方面具體的要求，比如有些國家對於環保、有些國家對於企業體制方面的要求都非常嚴格。必須要慎重考慮投資環境、投資政策，以及在簽訂協議之後，如何使協議真正落實到實處等。

9月30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商務部研究院共同發起的“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項目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了推介會，旨在提升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中國企業更好地與國際社會和諧共贏發展。

此項目的負責人、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處長張金城此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應倡導中國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回應國際社會，包括加入相關的國際倡議，讓企業標準和國際接軌，實現企業數據披露的更加透明化，從而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和國際接軌。

建上海張江科學城 籌劃試水園區PPP

作為上海科創中心建設的核心區域，張江科學城的建設正在調研探索PPP模式。

10月24日，張江高科總經理葛培健表示，張江高科將把握張江科學城建設的契機，深化張江高科轉型發展的戰略，嘗試調研以PPP模式，與多方共同建設產城融合的高品質的科學城，探索科學城城市化建設的模式創新。

張江高科(600895.SH)是張江科學城重要的市場化建設力量。值得關註的是，隨著PPP概念的火爆，越來越多的A股上市公司已經參與到PPP項目中來。

上海提出舉全市之力推進科創中心建設，這其中就包括要進一步聚焦張江核心區。張江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是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關鍵。在匯聚全球頂尖創新人才，集聚國家大科學設施、知名研究型大學和高能級研發機構的同時，張江也將借此實現由開發區向城區的轉變，規劃建設張江科學城。

這也就意味著，在繼續做實做強產業支撐以外，張江將更加註重完善城市功能，推進教育、醫療、文體藝術、生活休閑等綜合配套設施建設，促進科技、產業、人口與空間有機耦合。

由開發區向城區的轉變，將帶來大量的開發建設以及城市更新的任務。

比如，目前張江高科技園區核心地段北部地區多為建成區域，但土地使用效率偏低，未來發展受到土地資源約束。因此，城市更新將會是該區域建設的主要方式。

2016年5月，在張江科學城大框架下，張江西北片區的城市更新設計工作已正式啟動。

葛培健表示，如果土地容積率從目前的0.8提高到更高水平，就意味著將新增更多的建築面積。

不過，張江科學城雖然已經進入了規劃建設階段，但科學城如何探索PPP，依然處於調研階段。

葛培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園區開發類PPP項目，相對較為複雜，其中既有經營性項目，也有非經營性項目，所以如何支付、如何平衡收益，就需要更綜合的考慮。

根據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CPPPC)項目庫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底，入庫PPP項目合計8644個，項目金額10.41萬億元;其中片區開發類項目519個，投資金額合計9265.87億元，投資占比近9.37%;片區開發中園區開發類項目數量256個，投資金額約4368億元，在PPP項目庫中占據重要地位。

但是，全國各地園區開發的PPP水平參差不齊，尚未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模式和經驗，園區開發大多數還是依靠傳統的政府投資渠道，對引入社會資本的意義大多數停留在“融資”的概念上，沒有形成“融資+融人”的整合效應。社會各界對PPP的研究理論多，成功實踐者少。

此前濟邦咨詢總經理徐玉環就表示，目前園區開發PPP模式很受地方歡迎，僅在財政部第二批PPP示範項目中片區和園區相關PPP項目數量為10個，投資額約574億元。這些項目特征是涉及行業多，投資金額大，項目周期長，建設內容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涉及運營環節少。

因此，探索可複制、可推廣的園區開發PPP模式，並形成創新成果的有效轉化，成為園區開發者的重要研究方向。

如何在PPP運作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建設更多的一流科技園區，張江技術創新區的案例可能具有較好的借鑒意義。

早在1999年，張江高科就策劃實施了中國首個園區PPP案例。彼時上海全市地方財政收入僅為431.8億元，而當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需求超過1852億元，為了解決資金和運營的難題，總投資約6.295億元的張江高科技園區內1平方公里的張江技術創新區建設，就采用了“BOO(建設-擁有-運營)”的模式。

9月6日，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本市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提出要建立合理的投資回報機制，但同時也要求，在PPP項目合同中，要增加禁止性條款，如不得承諾固定回報及政府托底等。

《意見》稱，PPP模式主要適用於政府負有提供責任又適宜市場化運作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項目。上海會優先選擇部分收費定價機制透明、投資規模相對較大、價格調整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需求長期穩定、具備一定現金流的項目進行試點，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全面推廣。

與之前的實踐相比，葛培健表示，目前推進的PPP項目有三方面不同——項目本身要形成現金流；項目招投標需要市場化的談判；項目要有風險共擔，不能保證盈利。“我們希望借助探索PPP模式的機會，推進產業地產、園區發展的轉型、升級。”

精準醫療成本高 科學家計劃十年讓六成病人用得起

在美國提出抗癌“登月計劃”後，中國科學家也提出“10年內實現60%腫瘤消失，60%病人用得起”的目標。

近日在上海舉辦的“2016國際精準醫療學術及產業論壇”上，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以色列國家精準醫療計劃負責人阿龍·切哈諾沃表示，在個體化醫療新時代，患者的治療方案應該量身定制，“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藥物更加精準，把不確定的範圍縮小，掌握患者的發病機制，又將夠推動新藥研發。”

作為生物醫藥的發展趨勢，精準醫療已經吸引了各國在此大力布局。

2015年初美國提出“精準醫療計劃”。2015年3月，科技部召開國家首次精準醫學戰略專家會議，提出了中國精準醫療計劃。並提出2030年前，我國將在精準醫療領域投入600億元。

2016年3月8日，我國“精準醫學研究”重點專項2016年項目指南正式公布，實施周期為2016年—2020年。這被認為是精準醫療國家戰略部署揭曉。

攻克癌癥成為各國精準醫療計劃的中心，今年初美國提出抗癌“登月計劃”。

中國並不是全球患癌比例最高國家，但由於人口基數大，2015年有429.2萬例新發腫瘤病例和281.4萬例死亡病例，相當於平均每天有1.2萬人新患癌癥，有7500人死於癌癥。

基於新一代CAR-T在內的多項精準醫療技術，上海細胞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錢其軍提出抗癌“白澤計劃”——10年內實現60%腫瘤消失，60%病人用得起。

上海細胞治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是上海市目前唯一的市級細胞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目前已布局細胞治療、細胞凍存、基因檢測等業務，在腫瘤免疫治療等領域內的12項核心技術進入國家專利局保密審核程序。

“精準醫療時代，免疫治療已成為癌癥治療的顛覆性技術。”錢其軍說。

精準醫療正在全球範圍內吸引大量的資本和科研力量進入。

君聯資本董事總經理周宏斌說，2015年精準醫療全球市場規模約600億美元，複合年均增長率15%以上，是整體醫藥行業增速的3倍以上。“腫瘤診斷和個性化治療是中國精準醫療產業最大的市場部分。”

目前，精準醫療產業領域率先爆發的是基因測序，這也是精準醫療的基礎和入口。從早期的生育生殖檢測，到目前的腫瘤診斷，技術的不斷突破升級帶動市場規模增長。

在這個領域，除了華大基因以外，貝瑞和康、諾和致源、安諾優達，以及達安基因、迪安診斷等上市公司也參與其中，在基因測序領域的中下遊進行競爭。

而測序上遊的測序儀器和試劑，則幾乎被Illumina(NASDAQ:ILMN)、Life Technologies兩大國外巨頭壟斷。

目前，君聯資本在精準醫療領域累計投資了約2億美元(含人民幣)，前期項目主要聚焦在基因測序和診斷領域，近兩年開始布局個性化新藥研發、免疫治療技術領域，如2014年投資創新藥公司信達生物、2016年投資上海細胞治療集團。

周宏斌表示，2015年全球約50%的腫瘤臨床實驗和免疫治療相關，並且可以和化療、放療、靶向療法、基因技術等“搭檔”探索聯合治療。

近日，美國市場研究公司markets and markets發布報告稱，全球癌癥免疫治療市場的規模將從2016年的619億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1193.9億美元，複合年增長率達14.0%。癌癥的發病率增加以及醫療開支不斷上升推動市場的增長。

作為癌癥免疫療法中的主力軍，PD-L1/PD-1抗體已經展現了良好的市場前景。今年上半年，百時美施貴寶的PD-1抗體Opdivo銷售額達15.44億美元，增長853.09%。而在2015年，Opdivo全年銷售收入為9.42億美元。

巨大的市場也吸引了眾多國內藥企的積極參與，包括信達生物、百濟神州等研發藥企，以及恒瑞醫藥、複星醫藥等傳統藥企也在布局。

此前信達生物董事長俞德超曾表示，該公司研發的PD-1單抗已進入I期臨床試驗，主要用於治療晚期實體瘤，臨床前數據顯示有更顯著的療效，有望成為同類產品中的佼佼者。

在腫瘤免疫療法中，細胞治療也備受關註。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16日，全球正在進行的CAR-T臨床試驗有173項，中國開展的CAR-T臨床試驗數量位居全球第二，共計30項，涉及24個靶點，僅次於美國。

周宏斌認為，基因診斷、免疫技術的不斷進步，推動“基於細胞免疫治療的聯合療法”可能徹底改變癌癥治療，是具有重大投資價值的人類突破性技術。

不過，今年5月國家衛計委叫停“免疫細胞治療的臨床應用”，周宏斌認為，政策的不確定性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使得擁有技術領先性和臨床資源的公司更有機會構築壁壘。

但是，阿龍·切哈諾沃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精準醫療的成本很高，如何讓精準醫療覆蓋到需要的患者，需要科學界、企業界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

錢其軍介紹說，Opdivo(PD-1抗體)+Yervoy(CTLA-4抗體)組合使用的話，第一年花費大約25.6萬美元，第二年單獨使用Opdivo，花費大約15萬美元;如果使用默沙東的Tecentriq (PD-L1抗體)，每年花費大約15萬美元。

“多種抗體聯合應用將大幅度提高療效，但也將明顯提高價格及產生嚴重並發癥。”錢其軍說，國內細胞免疫治療患者能承受的價格應該在10萬元以內，價格過高就無法大規模推廣。

顯然，預期的市場藍海，依然取決於技術突破的進展。

突然間數據科學家成了香餑餑，什麽才是科學家打開商業界的正確方式？

峰瑞資本 2016-11-01 10:30

本文由峰瑞資本（ID：freesvc）授權i黑馬發布。

科學家越來越受到創業者追捧。醫療、人工智能這樣的深科技領域不必多說，向來都是博士們的聚集地。就連 Uber、Facebook 這樣的 ToC 類企業，對於數據科學家、心理學家的需求也在逐年攀升。

然而，並不是所有科研人員都能在商業社會中如魚得水。實驗室中追求精益求精，但創業公司追求效率至上。如果學術人才無法應對這樣的思維轉變，就很可能無法跟上其他人的步伐。

因此，Airbnb 工程師團隊寫了這篇文章，向那些有誌轉投商業的學術人才提供 4 點建議，並描述了以 Airbnb 為代表的初創公司在考察學術人員時看重的四點品質：初學心態、自我管理、有效溝通、效率至上。

如果你的企業希望吸引學界人才，這些來自 Airbnb 的經驗一定能幫到你。而如果你作為學界人才，希望深入了解商業世界。

給數據科學家們的一封信

撰文 /  Avneesh Saluja, Alok Gupta, Cuky Perez

翻譯 /  張耕、郭蕙、尹藝霏

來源 /  AirbnbEng@Medium

 學術機構是不是博士的唯一職業出路？

對於身處大學研究所的人而言，他們的職業選擇似乎非常有限。學生常常受到導師、學長的鼓勵，被希望追隨他們的學術腳步。教授則認為只有待在學術圈里，才能擴展知識、教書育人。因此，大部分研究生、博士生都認為外面的世界實在有些遙遠，自己除了象牙塔以外無處可去。

但留在學術圈里並不容易。美國大學每年的博士學位獲得者，在數量上已經超過學術機構提供的工作崗位。因此，一些博士會把目光投向矽谷（尤其是科技產業）。但從學術環境中縱身一躍到商業社會並非易事。Michael Li（數據科學家獵頭）在他最近的博客中描述了這種轉變。他認為學術研究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但這在商業社會行不通。如果想要在矽谷生存下來，學術人才必須學會加快速度，在最短時間內給出答案。

我們大致同意這種基本的權衡過程，但如果想在 Airbnb 工作，這種思維的轉變與差異將更為微妙。對於希望進入 Airbnb 的學術人才，本文首先討論我們看中哪些（軟件和硬件）技能，以及為他們的成功入職提供一些具體的建議。

/ 01 /

對於那些來自學界的數據科學家，我們看中以下四種品質

 Airbnb 用數據科學來提升用戶體驗。

在今天的科技領域中，“數據科學” 這個詞有些被用濫了。它的研究範圍包含數學統計、商業和 “黑客” ，承載了所有與數據相關的事物。數據科學家需要在數據中提取價值，來驅動企業成功。Airbnb 也需要通過數據來決定進行哪個實驗，開發什麽機器學習模型，以此提升用戶體驗。

因此，當我們從研究所招聘專業人才時，不僅會考慮他們的專業水平、價值觀，還會考慮以下 4 種品質：

初學心態                                

我們期望你在相應的學術領域名列前茅，對任何專業事務都能如數家珍。然而，學術上的成績和經驗並不一定能轉化為商業上的成功。我們期望候選人能夠以審慎的心態，意識到自己在商業領域的無知。但這種無知只會是暫時的，Airbnb 有很強的導師制度，我們的企業文化關註個人成長。加入 Airbnb 並不意味著停止學習，相反，你還需要學習更多。

我們尋找的是那些渴求學習更多，並且願意在自己專業領域之外拓展能力的人。

自我管理

我們期望應聘者是一位懂得自我管理的博士生。“自我管理” 也是每個人進入研究所時上的第一課：如何開展自我學習，並對目標進行優先級排序。一個資深研究者還應該懂得如何預見一個可能失敗的研究方向，並迅速把精力轉移到更有可能成功的地方。

商業機構非常看重學術人員自我管理的能力。

此外，在那些充斥著學術競爭的尖端領域，學術人員還需要挑戰同行、推翻假設。在 Airbnb 的數據科學部門，我們一樣追求這種質疑精神：不安於現狀，不斷追求假設的邊界，甚至是推翻假設。

有效溝通

我們有時會看到一些資深的研究人員不善於溝通。然而 Airbnb 是一個充滿協作的環境，數據科學家不只是待在組內埋頭研究，還需要與工程師、設計師、產品經理、和非技術人員進行合作。

Airbnb 不僅看中優秀的專業能力，更需要將所有觀點有效地傳遞給受眾，從組內其他的數據科學家，直至 CEO。否則觀點就無法產生應有的影響。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的溝通，觀點、方法和假設的表達都必須幹脆利落、同時又能讓聽眾心悅誠服。

短跑而非馬拉松

學術機構會允許研究人員花幾年時間發表一篇論文，但在商業社會，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效率至上” 是科學家在商業機構工作時需要擁有的思維。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同意犧牲研究質量，而是說在 Airbnb，我們更期待盡快看到第一手數據的產品，通過叠代來提升表現。在針對數據科學家的面試過程中，我們希望候選人擁有商業頭腦，以及在提交數據產品或分享觀點前，能盡快提供一個較為完美的解決方案。

/ 02 /

如果你希望從學界進入商業社會，這里有 4 條小建議

對於不同專業領域的人來說，走出象牙塔的經歷也會非常不一樣。學術界和商界之間在今天連接更加緊密（尤其是計算機科學和應用經濟學），一個新的想法從研發到應用於產品或許只有幾個月的時間。對於希望跨出那一步的人來說，強大的編程能力和科學計算之類的 “硬知識” 固然必不可少，但是真正難掌握的是那些職場中的 “軟知識”以及商業領域的思考邏輯。我們把這種邏輯分成了 4 個大的領域：

註意細節

我們的世界充滿了複雜的細節和謎團。學術研究的作用之一，就是將核心問題從這些線團中抽象出來。

在學術機構中，科學家用來做實驗的數據大多編排整齊、幹凈。作為基準的測試序列已經被他人測試過，整個實驗也有非常詳盡的記錄。為了保險起見，有些人可能會做一些額外的數據清洗工作，但不管怎麽清洗，至少實驗所需的大部分信息都來自於數據本身，尤其是訓練標簽（trainng label）通常是已知的。只有在少數情況下，我們需要從一個嚴格控制變量的領域或者實驗中收集數據，以確保數據沒有受到汙染。

比起學術機構，商業環境里的實驗環境總顯得 “泥濘不堪”。

如此優秀的實驗環境，在商業機構里幾乎是天方夜譚。首先，研究人員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設定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從數據中提取、收集的標簽（label），是否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輔助變量的設計是否有漏洞？我們甚至有沒有記錄需要的信息？數據科學家需要深入問題，並利用專業知識將問題、數據轉化為有意義的成果。和研究抽象的學術問題相比，在這種快節奏的環境里工作其實需要同等或者更多的創造力。

80% 規則

學術和商業探究問題的方法不盡相同。前者希望找到盡可能優秀的解決方案，通過不斷與之前的結果進行比較，提升實驗質量。但如果在商業機構中工作，你常常會被分配到這樣的工作：在一個先前沒有任何研究成果的領域應用模型，你根本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參照。這樣做往好了說是一個挑戰，往差了說，可能會對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只需要用 80% 的精力追求模型完美。如果過分精益求精，不僅會暴露你對目標缺乏優先級排序，更有可能根本就行不通：實驗內外部的評估指標或許一點關系都沒有。

知識-影響有效點

即便不在學術機構里，你也可以用知識影響別人。

Michael Li 在他的評論里提到：創造影響力比傳揚知識更重要。在 Airbnb，我們認為每個人的終極目標其實是平衡上述兩點。很多人最初進入學術界的動力是發掘和傳播知識。這一點在商業社會更加重要，用知識、經驗說話，可以避免其他人做重複的工作。

為了這個目的，Airbnb 建立了知識儲藏室，里面有我們內部同事互相審閱的出版物、論文，最近還把它開源了。我們也鼓勵數據科學家盡可能積極地參與進來。我們同時有每周一次的研討會，將數據科學家和其他各個領域的領導者聚在一起，來展示他們的工作，並指導後輩。

積極主動

一個成功的科研人員不僅知道如何解決疑難問題，更要知道如何問對問題。這需要一份積極的態度——發現機會，並且開拓相應的研究方向，而不是期待別人布置一個問題讓你解決。學術界經常鼓勵這種積極主動的探究精神，這也是為什麽 Airbnb 鼓勵很多頂尖院校的人加入我們的原因。

/ To Sum Up /

引用一句名言 ：“不要雇傭聰明的人，卻告訴他們要做什麽。而是讓他們告訴我們要做什麽。” 每個學術領域都會培養不同技能的人才，我們尊重這種多樣性，並從中招賢納士，以幫助我們解決 Airbnb 每天面臨真實而有趣的問題。

文章評論

匿名用戶

發布

全部評論：10

發布

中法科學家聯手攻堅艾滋病

一直以來，尋找艾滋病的“阿喀琉斯之踵”被視作是病毒研究中的難點。人類對艾滋病的致病機理和預防治療的研究35年來從未停止過。

“雖然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可以有效減低外周血中的病毒，但根治艾滋病仍是一個巨大的科學挑戰。”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王建華博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聯合攻堅

為了尋求根治艾滋病的新療法，中法兩國的科學家正在攜手努力。11月1日，中科院上海巴斯德首個致力於艾滋病和乙型肝炎等病毒研究的中-法國際聯合實驗室(Virhost)正式在上海成立。按照協議，未來四年，中法兩國的科研機構將以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為重心，集中力量向艾滋病和乙型肝炎發起攻堅。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所長唐宏博士表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都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攻堅對象，中法攜手將有利於提升兩國學界的科研水平，造福兩國百姓。”

正在中國訪問的法國外長讓·馬克·艾羅見證了合作協議的簽署。艾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標誌著中法兩國在科研領域合作的又一個里程碑，未來兩國將會在抗擊新發病毒等領域進行更加深度緊密的合作。”

巴斯德研究所在艾滋病的基礎研究方面有著雄厚的實力。因發現HIV病毒而獲得2008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弗朗索瓦絲·巴雷·塞努西(FrancoiseBarré-Sinoussi)女士就出自巴黎巴斯德研究所。

巴雷·塞努西曾在2014年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找到一種HIV根治新方法。我們需要投資開展研究，找到更有效、更劃算的治療策略，能在抗逆轉錄藥物治療中斷以後仍能非常有效並持續地控制HIV，從而長期減輕患者的痛苦。”

未來，這個致力於艾滋病毒研究的實驗室將由法國國家健康與醫學研究院Cochin研究所研究員SergeBenichou博士和王建華共同主導。此前，Benichou已經和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周保羅博士進行過緊密合作，為該實驗室未來的研究方向奠定基礎。周保羅告訴記者，此前Benichou研究出來的一個抗體在巴斯德的平臺上進行培育，現在已經步入臨床前試驗階段，這一研究成果剛剛發布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病毒學雜誌》上。

Benichou從事艾滋病毒研究超過20年，在宿主細胞調控病毒複制機制研究方面有著豐富經驗。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與法國實驗室相比，中國實驗室還有很多制度性和組織性的工作要做，這里的學生很聰明，但是研究的基礎設施和體制管理方面還需要理順，方便未來的工作。”Benichou還表示，近期將在實驗室招聘兩名中國學生共同參與該項目。

王建華從事艾滋病毒研究近20年，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實驗室將致力於研究宿主細胞調控艾滋病病毒複制機制，分析其潛伏建立和維持機制，尋找根治新策略。目前研究有初步進展。未來也會考慮艾滋病疫苗的研發。”

尋找新路徑

現行常見的艾滋病治療方式稱為“高效抗逆轉錄病毒療法”(HAART)，又稱雞尾酒療法，能通過逆轉錄酶或蛋白水解酶抑制劑等藥物的聯合使用最大限度地抑制HIV病毒的複制，可使外周血病毒載量達到檢測不到的水平，從而穩定艾滋病患者的病情。但這一方法不能清除在細胞內潛伏的病毒，對於處於休眠狀態細胞內的HIV病毒無效，只能讓HIV病毒不再大肆感染免疫細胞，卻不能將病毒從體內完全清除，因此患者需要每天服藥以防止病毒複發。

而近期國際上對艾滋病毒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這與越來越多的技術工具的發明有關，比如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就為基因治療艾滋病提供了可能性。在一項新的研究中，來自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等機構的研究人員利用CRISPR/Cas9系統發現了讓人免疫細胞抵抗HIV感染的基因突變。他們開始對T細胞進行基因編輯，將它們移植回病人體內，從而能夠快速安全高效地進行治療。這項研究成果被發表在10月25日的CellReports上。

同樣在10月，英國科學家利用一項名為“KickandKill”的治療方案，試圖完全去除體內的艾滋病毒。該療法分為兩步，第一步中特異性抗體首先幫助人體找到被HIV病毒感染的T細胞，第二步一種名為“伏立諾他”的藥物將喚醒處於休眠狀態的T細胞使其可以被免疫系統識別並最終清除。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學院及倫敦國王學院等五所大學聯合開展了名為RIVERS的臨床試驗項目。到目前為止，一名接受治療的44歲倫敦男子血液中已完全檢測不到HIV病毒。

王建華實驗室也正在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和發展KickandKill的策略。“基因編輯技術是當前一個較熱的技術，大家都在用。敲除HIV-1輔佐受體CCR532個堿基，讓科學家們看到了希望。”王建華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2008年，一位名為蒂莫西·雷·布朗(TimothyRayBrown)的患者在接受兩次骨髓移植後治愈了他身患的白血病和艾滋病。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一位被根治的艾滋病患者。布朗的骨髓捐獻者帶有罕見的CCR532個堿基缺失，然而由於移植手術價格貴、風險高，同時帶有CCR532個堿基缺失的人也相當少見，這一“治愈”了布朗的方法無法面向大眾推廣，但這一案例，為科學家們致力於艾滋病根治提供了重要思路。

盡管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數自2001年以來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但每年仍有200萬人患病，艾滋病人群也正越來越被邊緣化。“我發自內心和靈魂深處地知道，我不會是唯一的被治愈者。我們正在努力一勞永逸地打敗這種可怕的疾病。”布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