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一本自己的賬 中美合拍片糾結中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328「好萊塢現在的態度，中國人投資讓他們拍電影，他們很開心，這是天上掉餡餅，是傻錢；如果中國人要和美國人一起拍電影，他們就要想一想了。」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教授斯坦利·羅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機會」、「中美合拍」，在2014年成為中國電影界和好萊塢對話時頻繁出現的關鍵詞。「合拍」從中國明星在好萊塢大片裡「打醬油」，開始向高規格、縱深化發展——2014年4月19日，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與派拉蒙影業宣佈，將合作拍攝3D奇幻動作大片《馬可·波羅》。片方宣傳，影片將由「好萊塢某一線著名導演執導，匯聚好萊塢、中國及韓國一線明星陣容」。
就在中美「牽手」的前一天，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舉辦的「中美合拍」專家論壇上，美國導演奧利弗·斯通卻當著台下廣電系統的官員發起牢騷：「現在是時候了。你得開始拍關於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電影。只有這樣做，你才能開放，你才能攪活死水，允許真正的創造力在這個國家出現。這才是真正實現合拍的基礎……我曾經三次試圖和這個國家合作拍片，都是不歡而散。」斯通的這番發言被《好萊塢報導》披露出來，廣為流傳。
中美電影「合拍」，機會和矛盾一直並存。在2013年底洛杉磯召開的第三屆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一個民間論壇，從2010年舉辦第一屆開始，每年討論的核心話題都一樣：中美電影合拍。論壇售票入場，第一屆只售20美元，如今漲到250美元一張。參加論壇的觀眾，大部分是希望到中國去淘金的西方電影人、投資者，還有少數來自國內。
好萊塢六大公司以前是論壇請來「看看」的客人，如今成了論壇的核心合作夥伴。論壇結束後的晚宴需要額外付500美元買門票——和六大公司老總共進晚餐，說不定就能在飯桌上談成一筆合作的生意。晚宴開場前，門票早已售罄。
「中美合拍是必做的一種商業模式，因為有這麼大的一個經濟需求。」美中電影高峰論壇主席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簡稱「合拍公司」）總經理張恂成為論壇的焦點人物。合拍公司受國家電影主管部門委託，負責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協調和服務；合拍片能不能立項，合拍公司說了算。在洛杉磯比特摩爾千禧酒店，張恂特意選在午餐時間，而非正式的論壇發言時間出現。「我就是來和大家聊聊天。」她站上餐廳中央的一個小舞台說。蕭培寰臨時充當她的翻譯。很快，台下許多嘉賓放下手中刀叉，圍過來聽她說話。
審讀劇本是合拍公司重要的工作之一，一個劇本到合拍公司，起碼有三個人來看，涉及色情、暴力、宗教問題，傷害第三國感情的——比如中美合拍，就把其他國家貶低得一無是處——這些情節一律會被刪改。「最重要的，我們不希望在劇本裡看到中國的形象不是販毒的，就是打架鬥毆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了，我們希望看到的中國是很陽光的。」張恂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除了劇本，還有一些硬指標：雙方共同投資，投資低的一方不能低於20%；共同創作，這個故事要跟中國「有機地相關」。只有很少一部分內容在中國拍攝是不夠的，需要中國演員在影片中擔任主要角色。
「中國演員一定要在主要的位置。」對外方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賣相。種種限制之下，許多當時號稱「合拍」的影片，最後都沒有拍成，或者失去合拍片身份，打回進口片原形，比如2012年上映的《敢死隊2》、《環形使者》。
張恂的發言讓台下的許多西方電影人感到沮喪，「這就是在設置障礙嘛！」一位來自澳大利亞的獨立製片人抱怨。
博納影業總裁於冬、樂視影業CEO張昭、索尼中國區業務負責人迪笛·尼克爾森、威秀娛樂集團亞洲總裁艾秋興等，都是這屆論壇的嘉賓。這些大公司的代表顯然更願意談「中國機會」，合拍過程中碰到什麼具體的困難，大家都不願多說。
薛曉路作為中國票房神話的代表被請到了台上。2013年，她執導的《北京遇上西雅圖》，以3000萬人民幣成本，收穫了超過5億的高票房。在薛曉路看來，《北京遇上西雅圖》其實是個老套的美國式浪漫喜劇，而中國年輕觀眾多年來接受美國電影「熏陶」，這樣的敘事讓他們舒服。年輕女性在社會中的曲折、同性愛情的合理性等問題，也是當下中國時時發生的。
「很多美國類型片在中國市場都是缺位的，所以我覺得未來，中國電影市場很有潛力。」薛曉路說。
查理·科克爾是一家電影投資策略諮詢公司的總經理，這家公司目前為吳宇森的《飛虎群英》和成龍的《絕地逃亡》處理美國融資事務。「中國人以為美國電影協會（MPAA）是政府機構，我們需要向他們解釋MPAA的責任在於阻擋政府干涉。」科克爾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美電影人合作中的摩擦，是從常識開始的。好萊塢在電子化賬款支付等方面十分成熟，而中國很多地方還依賴傳統支付方式；中方在合同條款、保險意識方面不夠強，製片方的財政系統和法律保障不成熟。在成龍的電影項目，科克爾要特別敦促中方坐下來，在律師陪同下和他們簽署一份45頁的合約。
從完全不可行到非做不可
蕭培寰是「中美合拍」第一批「吃螃蟹」的人。9歲時，他隨父親從台灣去往美國定居。1990年代，蕭培寰曾為加利福尼亞州議會娛樂產業特別委員會擔任政策顧問，參與這個行業公共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建立起一些政府資源。
1994年被稱為中國的「進口分賬片元年」，好萊塢大片正式以分賬模式進入中國市場，雖然當時只有10部。
中美兩國電影界其實都想知道對方在想什麼。「我覺得應該有人來協調這件事情。」蕭培寰說，1995年，他向美國白宮提交申請，希望能在中國舉辦一次電影產業會議，讓兩國電影界人士坐下來，聽聽對方的聲音。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白宮的支持。
「那時候第一部分賬大片已經開始了，白宮方面希望保護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同時也希望能夠擴大中國的市場；中國方面，也希望促進自己行業的學習。」蕭培寰說，在上海舉辦的第一次會議，美國叫「美中電影產業會議」，中方翻譯為「中美電影產業會議」，「大家都想當第一」。
蕭培寰帶領一百多位美國電影協會成員參會，包括好萊塢的電影導演、製片人，好萊塢六大公司都派了高層代表。會議地點特意選在了在上海的錦江小禮堂，當年尼克松訪華與周恩來總理共同發表《中美聯合公報》的地方。
中美雙方談了電影合拍和知識產權保護。「雖然看到了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更多是建立友誼、互相的好奇。」蕭培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他在那次會議上遇到了導演季爾廉（Jule Gilfillan），他們決定試一試合拍電影。
1997年，蕭培寰出品了第一部中美合拍電影《夏日情動》，講述美國姑娘麗亞和一個華裔美國男青年、一個中國圍棋手之間的感情故事。「中美合拍」是這樣體現的：導演季爾廉是美國人，製片人來自中國；主演中，美國演員是凱瑟琳、吳大維，中國演員是耿樂。電影場景95%以上在中國拍攝。
但那時合拍市場遠沒有成熟。「說穿了就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那時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這類故事，對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很感興趣。」蕭培寰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06年，蕭培寰聯合曾在哥倫比亞、華納兄弟等電影公司擔任高管的數名華人經理人，組建了一個電影私募基金，取名「鐵池」。蕭培寰再次把「合拍」概念提了出來，計劃五年內投資拍攝20到30部「有中國元素的電影」。
「《英雄》、《臥虎藏龍》的轟動之後，重新讓外國人覺得中國電影市場還是有前途的。」蕭培寰回憶。「鐵池」成立時，好萊塢向中國出口電影正面臨瓶頸：由於進口片在中國受到各方面政策限制，加上收益分成只有17%，美國電影公司在中國電影市場的收益基本已經觸到天花板。投資合拍片，則可以擺脫進口配額束縛。
但「鐵池」很快就在中國遭遇了水土不服。如果完全按照好萊塢投資電影的流程，每個環節都要經過眾多律師的反覆考量和論證，論證的結果是：投資中國電影已經完全不可行。因為中國缺了很多行業基礎設施，比如收賬公司。
跟中國合作夥伴也經歷了一番磨合，「一開始是選定中影作為合作方，但是中影突然有了一些領導班子的變動，我們基本上就又要重新適應。」蕭培寰說。
全球金融危機，「鐵池」背後的投資承諾，也在一夜之間完全消失。「鐵池」漸漸沒了聲音。
美中電影高峰論壇是蕭培寰的再出發。已經在他計劃裡的合拍片，包括與樂視合作、投資4000萬美元拍攝一個超人版的十八羅漢電影《十八傳奇》，請來美國舞蹈真人秀《舞魅天下》的編劇和導演，拍攝一部舞蹈與功夫相結合的青春電影。
在蕭培寰看來，好萊塢對中國的態度已經在改變，「一開始他們還有很多為什麼，你知識產權狀況怎麼樣，現在慢慢都覺得那些問題不是很重要，就已經下定決心了非做（合拍）不可。」
“多了358個賬戶，少了4億資金”到銀行查自己的賬有多難？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664
吳建平用他名下的這張號稱可以“透支200萬”的信用卡購買了一輛路虎車，但他卻無法從建設銀行得到這張卡的開戶資料。 （李根/圖）
吳建平發現他的公司和他個人在長沙市範圍內的多家銀行，至少開設了358個賬號，他“完全不知情”。
“你幾次去要查賬，銀行里很多人都怕你了，好幾個都得抑郁癥了。”
“過去5年，至少有4個億不見了，我的錢到底去哪兒了？”
1973年出生的吳建平，在長沙做了二十多年生意，如今管理著一家橫跨房地產開發、酒店管理等多個行業的大型民營企業，並因此而先後擔任長沙市第十三、十四屆人大代表。
但從2010年開始，他陷入了一場至今沒有盡頭的“資金迷局”——吳建平發現他的公司和他個人在長沙市範圍內的多家銀行，至少開設了358個賬號，其中建設銀行湖南分行長沙天心支行範圍內，最為集中，有一百多個，且存在頻繁的大額資金流動，對此，他“完全不知情”。
“我不知道在天心行到底消失了多少錢，但至少也有幾個億。”吳建平說，如果銀行能提供完整的資料和流水單，以及監控視頻，一切的謎底都將揭開。
錢去哪里了？
2010年12月底，吳建平公司的副總裁、財務總監陳奇英告訴他，公司賬面上沒錢了，“流動資金大約只有3000萬”。這讓吳建平大吃一驚，他說自己“完全不能相信”。
自從2005年起當上集團副總裁、財務總監，陳奇英就負責了公司的所有財務管理，吳建平說自己“平時很少過問”。現在，他不得不自己算算賬：2009年至2010年，公司的“生活藝術城”和“金房·萬樹丹堤”兩個樓盤的銷售額大約9.6億，公司還從中國建設銀行和長沙雨花農村合作銀行分別貸款9500萬和5000萬元。不僅如此，這一年，吳建平還以4000萬元的價格轉讓了手中的佳楠酒店。“別的零碎業績不算，僅這四項，賬目資金不少於12億元。”吳建平說，減去同期集團的總支出大約4.6億，公司賬面上至少得有7個億。“就算用最最保守的算法，減去各種誤差，也至少得有4個億流動資金。”
吳建平決定在公司內查查賬。這一查，猶如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最初的驚訝是，在長沙市範圍內的各家銀行，居然存在至少358個以他或者他公司名字開設的賬戶，其中僅建設銀行長沙天心支行(湖南省行下屬的一級支行，旗下又有10個二級支行）範圍內就有一百多個，並且，建行的這一百多個賬號，存在最頻繁的巨額資金流動，而其他各家銀行的賬號，至少到目前，他還沒有發現類似情況。
“對這些我完全不知情，那些簽了我名字的賬目，彼此間有大量資金流動，但我過去幾年里居然一無所知。”吳建平很費解。
2011年9月29日，吳建平將32份有他簽名的公司借支單送到湖南省鑒真司法鑒定中心，結果顯示，其中15份借支單上吳建平的簽名是模仿的，涉及金額共計760萬元。
這讓吳建平更有理由懷疑，那358個以他名字開戶的賬號的簽名，都是別人模仿的。他將最初的懷疑重點，放在陳奇英、公司財務經理蘇曉波、總出納黃宇等公司高管身上，於是報了案。但經過司法部門的調查和審理，最後僅陳奇英以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月。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長沙市雨花區人民法院（2012）雨刑初字第809號判決書顯示，陳奇英最終獲刑，主要是其在擔任集團財務總監期間，收受了一筆8萬元的現金。
吳建平很不滿意，這樣的判決結果和最初的報案案由幾乎就是風馬牛不相及，“我幾個億都消失了，陳奇英完全有侵吞嫌疑，卻沒有人來過問”。
如今，陳奇英也早已結束了牢獄生活，但不願與南方周末記者見面，而她的丈夫徐恒亮（原中國建設銀行長沙天心支行所屬赤崗支行行長），2012年1月卻在網上發帖，聲稱自己的妻子是冤枉的，吳建平公司的賬目黑洞，與他的妻子無關。
4月末的一天，在長沙市一家茶館，徐恒亮與南方周末記者見面，一再聲稱，他看到吳建平前幾天又在網上發帖實名舉報，其中再次指控陳奇英涉嫌勾結建行內部人違法套取巨額資金，而他被繼續懷疑從中提供交易便利。
“我已經不做行長了，但還在建行內工作，他們指控我，上面都來查過，沒查出問題。”徐恒亮一臉自信。
賬號演習？
徐恒亮的說辭，吳建平始終不會相信。
為了找回自己的錢，5年來，吳建平每天會花大量時間去搜集證據，研讀各種銀行的材料、流水單、開戶資料等等，這讓他在下屬看來，幾乎有些偏執。他特地改變了自己的簽名風格，與原來狂草的風格相比，現在的簽名更有棱角。
他陸陸續續搜集到的銀行資料，顯示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這讓他相信，自己遭遇的，不僅僅是陳奇英等公司高管的“貪腐”，更有銀行內控的失職和涉嫌經濟犯罪的可能性。
比如早在2006年1月25日，吳建平不知情的尾號1750賬號，轉賬170萬元到陳奇英名下尾號3442的賬號。長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刑偵支隊調取陳奇英的3442賬號流水中顯示，這筆錢先後劃轉進了劉金鳳、彭華英等人的賬戶，然後又從何麗萍的賬戶轉回吳建平的1750賬戶中。劉金鳳、彭華英和何麗萍三人，都是建設銀行天心支行的工作人員。
早在2013年，吳建平就找到媒體，期望幫助他找到答案，當時前來采訪的《中國青年報》駐湖南站記者洪克非曾找到中國建設銀行長沙市天心支行一位張姓副行長，得到的解釋是：“上述3名工作人員，在2011年時，有兩人因故離職，如今聯系不到。當時銀行正在開展網銀業務，劉金鳳等三人與吳建平公司財務主管商議，進行了一次‘操作演習’，主要是為了鍛煉業務。後來這些錢最終歸還到了吳建平尾數為1750的賬戶里。”
吳建平無法接受銀行這樣的解釋，他通過進一步核查相關單據發現，在170萬元轉了一圈回到他的賬戶後的第4個月，尾號為1750的“吳建平”賬戶又向尾號6306的“吳建平”賬戶轉賬180萬元，“這兩個賬戶都是以我名字開戶的，但直到我後來查賬，才發現它們的存在。”吳建平說，這180萬元，在自己不知情的前提下，在自己“名義下的”兩個賬戶兜轉後，於2006年6月23日，被人冒用他的簽名，分兩筆各75萬元，以現金方式提取共150萬元。
曾受托調查的律師舒暢說，他們在建行查詢吳建平名下個人賬戶信息時，尾數為1750、6306的兩賬戶都顯示不存在；直到中國人民銀行長沙市中心支行介入後，天心支行才提供兩賬戶的信息。“像這種大筆資金從一個賬戶轉到另一個賬戶交替出現的情況，在其他賬戶中都大量存在，我們認為，這可能是銀行工作人員參與‘洗錢’。”
但張姓副行長否認了律師的指控，他說，所謂客戶查詢到賬戶不存在的問題，是因為近年來隨著業務的發展，銀行系統不斷升級。有些資料在現有系統內可以找到，一部分時間已久的，則需要在備份系統內查找，這可能造成了誤會。
《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金融機構個人存取款業務管理的通知》規定，辦理個人存取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對一日一次性從儲蓄賬戶提取現金5萬元以上的，儲蓄機構櫃臺人員必須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證件，並經儲蓄機構負責人審核後予以支付；且必須向其省級分行備案，並由其省分行報當地人民銀行分支機構備案。
吳建平奇怪的是，銀行在這其中，怎麽沒有必要的監管？
內部疑雲
隨著資料的積累，吳建平後來又發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問題：早在2005年，居然就存在了一個以他名字開設的建設銀行內部證劵號：250080010647。
“我又不是銀行員工，怎麽會有這樣的內部號？”吳建平有些自嘲。進一步查閱對賬單時，可以發現，早在2005年11月9日，吳建平名義下的尾號5120賬號，轉出人民幣202410元，通過銀行內部證券號250080010647進行證券業務交易，“也就是炒股”。
到了2010年4月8日，這個內部證券號突然被掛失、更換密碼、變號為一個以吳建平名義開設的銀行卡號，尾號是1535。目前能查到的當天《個人開戶與電子銀行服務申請表》中，沒有賬號或者卡號顯示，只有客戶簡單信息，同時沒有當事人填寫的資料，吳建平堅持說，上面那個自己的簽名，也是偽造的。
就在變號當天，又發生了一次大額資金流動，一筆1500萬元從另一個以吳建平名義開設的尾號7040的賬號，轉入到尾號1535的卡中，並全部買了股票，8天後，這1500萬元又從尾數1535的賬戶轉回7040賬戶，收益3000多元。而這些操作，吳建平都是在事後查賬時才發現的。
諸如此類吳建平聲稱“並不知情”的往來賬目不勝枚舉。例如，2010年3月，建行香樟路支行行長歐陽山從吳建平賬戶尾數7040賬上轉賬48600元到歐陽山尾數51602的賬上，三個月後歐陽山又轉回客戶原賬戶。
“雖然只是幾萬元，但這個性質你不覺得惡劣嗎？在我毫不知情下，把我賬戶里的錢隨意轉走，今天轉幾萬，將來會不會轉幾十萬，幾百萬？這還只是我發現的，沒有發現的呢？”吳建平說。
這些發現加深了他此前對銀行內部失控的懷疑，他除了上網發帖實名舉報，開始四處上訪，也找到湖南省紀委，舉報建設銀行長沙天心支行涉嫌經濟犯罪。湖南省紀委隨後將一份題為《關於請求立案查處建設銀行天心支行單位犯罪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轉給湖南省公安廳。
據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湖南省公安廳回複省紀委的材料中顯示，最後，“經查，我廳認為：吳建平舉報的建設銀行長沙天心支行涉嫌經濟犯罪的證據不足，未達到立案條件。”
“要想得到充分證據，就需要銀行給我司更完整的材料，但至今沒能實現。”吳建平說，他曾多次找到建設銀行，但都被告知，有事找律師談。
查自己的賬有多難？
事實上，以近年銀行的內控要求和安全措施，建設銀行只需要提供吳建平這些賬戶的開戶資料和交易流水就可以回答吳建平的疑問；只需要調閱銀行櫃臺的交易監控，就可以確認究竟是誰開立了這些賬戶、進行了這些轉賬交易，但是5年來，建設銀行卻並沒有拿出這些“硬碰硬”的證據來。
2009年陳奇英給他一張號稱可以“透支200萬”的信用卡時，他並不相信，但不久後他在4S店購買路虎車，這張卡一下子刷了120多萬。從此，這張卡成為他的日常個人消費支出卡，但他也一直沒有想過，這張卡具體是怎麽辦下來的。
2015年4月27日，吳建平帶著助手，到中國建設銀行湖南省分行信用卡中心，試圖索取自己當初辦卡時的開戶資料。
“我去索取信用卡的開戶資料，是想看看當初這張卡開戶時，具體是誰幫我辦理的。”吳建平說，這只是5年多來，他為了找回數億資金的路上，尋找各種證據的嘗試之一，他堅信，這麽大透支額度的信用卡，當初辦理的時候，一定需要很多資料。
但吳建平沒想到的是，開戶資料沒有拿到，他這張天價信用卡，卻被銀行凍結，無法使用。這讓他更不解，再去問，得到的答複是，“去和我們律師談”。
吳建平質問：“作為建設銀行的大客戶，索取自己的開戶資料不是天經地義的事兒嗎？怎麽還要驚動律師？”
2015年4月，吳建平又一次在網上實名舉報，期望得到輿論的支持，他在舉報信里列舉的疑點包括：銀行工作人員蓄意隱瞞公司對公賬戶、私人賬戶、網銀業務；隱藏貸款資料；辦理對公賬戶及私人賬戶手續均違規違法辦理，賬戶賬號均沒按規定到中國人民銀行報備；公司更名後，新老名稱及賬戶賬號同時使用幾年……
“不知道這次，我能否找回自己消失的錢？”5年多下來，他有些疲憊，也顯得憂心忡忡。看起來有些效果，很快中國建設銀行湖南分行與他聯系，該行的法律顧問、來自長沙市天地人律師事務所的專職律師葉強勝，在4月27日下午，到吳建平的辦公室與之見面，期望能協調解決問題。
據吳建平說，按照葉強勝的解釋，對於舉報信里提到的問題，不排除銀行在過去幾年里，有些工作存在一些瑕疵，但孰是孰非，對於是否有數億資金消失，還需要雙方進一步溝通，比如可以雙方組成一個聯合查賬小組，但需要在銀行指定的房間里，並且所有資料不得複印。“如果真的將來查出有幾個億的問題，那就不是經濟案，而是刑事案了，有人將涉嫌犯罪。”
葉強勝還說，針對吳建平此前的諸多疑問，銀行內部也查過，但沒有發現問題。
“你幾次去要查賬，銀行里很多人都怕你了，好幾個都得抑郁癥了。”葉強勝笑著說。吳建平追問：“他們心里沒鬼，幹嘛要怕我查賬？”
用中醫上門出診服務搶奪8000億存量的市場，誰來買他的賬？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714/157418.shtml
用中醫上門出診服務搶奪8000億存量的市場，誰來買他的賬？
甄不多
移動互聯網+醫療是為了讓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但創業者不能過度迷信互聯網，線下服務才是王道。
與其他行業的互聯網創業相比，移動醫療項目因受國家政策限制發展得略顯緩慢。而自去年下半年資本市場不斷出現“互聯網資本寒冬”的聲音後，移動醫療的發展就顯得更加艱難。然而彼時，羅峰創辦的“看中醫”卻在“不太看好”的情況下獲得了5000萬元A輪融資。
看中醫成立於2015年6月，羅峰的初衷是通過提供中醫上門出診服務切入移動醫療市場，進而打造中醫領域的健康管理生態閉環，即線上主要做健康大數據管理，為用戶提供健康咨詢，並引導用戶購買產品和服務，線下則通過不斷擴張，讓診療環節回歸診所。
羅峰告訴i黑馬，移動互聯網+醫療是為了讓資源得到更好的配置，但創業者不能過度迷信互聯網，線下服務才是王道。
中醫的標準化
羅峰出身於中醫世家，多年來管理家族連鎖門診的經驗，讓他深知沒有標準化的傳統中醫市場存在巨大痛點。在他看來，傳統中醫開連鎖門診大多是為了節流，但如果門診與門診之間不能實現病人的共享、醫生資源的共享、病人病例的共享、信息的共享，這種連鎖就毫無意義，因為它無法令病人與醫生更有效率地實現對接。
鑒於此，去年6月份他著手組建團隊創辦了“看中醫”，其目標是用標準的理療手段去治療頭疼、失眠等“非標準的病”，讓傳統醫療資源在互聯網上達到最優化配置。
具體而言，看中醫主要瞄準預防市場，以亞健康狀態人群為目標用戶，以病癥作為標準化入口，在線上形成標準化訂單，在線下通過預約上門或到店就診兩種方式為用戶提供標準化服務，包括傳統的“望聞問切”診法、物理調理以及對癥開方。
目前看中醫平臺上擁有20多萬用戶，1700多位醫生。
“全民皆病已經是現在社會的常態，這是時代賦予中醫的機會。”羅峰說。
線上獲客線下服務
據統計，中醫存量市場巨大，有4000億的市場存量，而保健養生、休閑放松人群也有4000億的市場存量。但是如何撬動這些存量用戶，使之不斷轉化為平臺用戶，並進一步轉化為付費用戶是擺在看中醫面前的難題。
羅峰的做法是選擇退後一步，不再只做醫療輸出，而是做健康管理。通過用戶輸入、戴智能設備抓取等途徑，看中醫可以通過後臺算法形成用戶身體代謝、免疫力、睡眠質量、工作質量、體質等維度的健康數據，並為其提供詳細的解決方案。用戶可以根據自身需求和健康狀況篩選合適的中醫上門服務或預約線下門診。
“這種做法可以令許多觀望用戶轉化為付費用戶。”羅峰透露，在看中醫平臺，用戶從觀望狀態到付費購買醫療服務不會超過一個月。
此外，與其他移動醫療創業主要依靠第三方平臺提供服務不同，看中醫在北京擁有一家線下門診，不僅能提供賣藥、出診、掛號等全套資質，而且其本身也是個巨大的變現通道。“依靠醫療服務和醫藥售賣，看中醫創辦以來一直處於盈利狀態。”羅峰說。
目前，看中醫正在洽談B輪融資，下一步計劃在山東、四川、河北、浙江等城市拓展中醫線下服務輕連鎖，讓更多門診接入看中醫的SAAS系統。“這一輪融資中，我們會表現出更大的爆發力。”羅峰稱。
[本文作者甄不多，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公眾號（ID:iheima）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題圖來自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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