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股飆漲背後有隱憂 徐翔或依然搶購南航

航空股飆漲背後有隱憂 徐翔或依然搶購南航

第一財經日報 聞到 2015-03-18 06:00:00

南方航空的第五個漲停板終於引發了航空板塊的集體飆漲。這一次，低位航空股上行的邏輯是：低油價與需求增長的複合基本面。

【爆表】瘋狂融資後，在線教育行業的隱憂與錢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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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奶粉增長率或“腰斬” 乳企逆勢擴充產能存隱憂

嬰幼兒奶粉增長率或“腰斬” 乳企逆勢擴充產能存隱憂

一財網 何天驕 2015-05-15 15:41:00

陳煒向透露，在經歷了長達十多年的快速增長後，嬰幼兒奶粉市場的增長率會從此前年複合增長率16%下降到7%~8%之間。大量乳企這兩年忙於擴充產能，這些擴大產能的項目將於2016年開始投產，將會在每年新增約41萬噸的嬰幼兒奶粉的產能，相當於2013年中國市場總量的65%，新增的產能將大大加劇市場競爭，嬰幼兒乳企的盈利水平恐遭“劫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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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強勢反彈背後　兩大崩盤隱憂

重生課題》中藥鋪、南北貨要保留 不能只剩咖啡店 老街舊商圈再造仍有三大隱憂

2015-06-29  TWM

鳳梨王葉金塗古宅翻修，在歷史古厝疊上現代大樓，新與舊的對比組合，也正默默道出大稻埕所面臨的今昔轉折與處境，新經濟與舊產業如何共生相合，成為大稻埕面臨的首要挑戰與課題。

撰文•燕珍宜

台灣許多歷史老街被詬病「夜市化」、「商業化」，環境擁擠甚至髒亂，產品大同小異，都是便宜的中國貨，毫無地方特色。大稻埕作為台北唯一的老街， 是否也會同樣沉淪？

「未來假設中藥店一家一家收， 咖啡店一家一家開， 到時候如果整個氛圍被破壞掉了，我們就會離開，就會撤走。」ALL BLACK協理林文正語出驚人地說出他們的最大隱憂。

新勢力頻進駐，南北貨傳產亟待升級「我們只是配角，他們才是主角，傳統店家與新興店家最理想的平衡比例是七比三。如果屆時，中藥店、南北貨店都沒有了，全 部都變成服飾店或者是藝品店等的新興店家，那就跟其他的商圈沒有什麼差別了，只不過是另一個永康街或是中山區。」林文正補充解釋。

大稻埕如何在新勢力入侵之際，仍能保有原來的傳統店家和特色風貌？台北市產業發展局局長林崇傑表示，「我也擔心原有產業逐漸消失，所以政府一直積極鼓勵輔 導傳統產業的轉型與升級，例如中藥材部分，就會結合漢方科技業者，共同研發新產品。至於南北貨面臨的挑戰更大，商業處會輔導業者推公平貿易、藥材履歷等 等，以維持品質、做出差異化。」「這裡與華山文創園區或松菸文創園區不同，在這裡，連空氣裡都有著歷史的味道。」台灣通青木由香如此形容大稻埕。如何在繁 榮的同時，又是一塊淨土？如何讓大稻埕在發展的同時，不被人潮淹沒而破壞原有的深度與價值？則為第二大難題與挑戰。

「對的客人比人潮數量更加重要，不合適的客人，人潮再多也沒用。」印花樂設計總監沈奕妤認為。「一個地方要讓一萬個人來十次，而不是十萬個人來一次。」負責大稻埕老屋修繕業務的呂大吉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也是大稻埕旅遊資訊站創辦人呂大吉表示。

保存在地特色，須要居民自覺與團結對此，林崇傑說明，政府正在加緊研擬﹁商圈自治發展條例﹂的法規，這將是全台最早推動，有了法源依據後，就需要當地居民的自覺與團結，共同決定大稻埕未來發展的新面貌。

他以日本為例，位於長野縣的妻籠宿至今仍保有江戶時代的完整街廓，就是依靠當地居民形成共識、共同訂出「三不政策」：不賣房、不租給外來人、不破壞房子的 規約，才能讓古老的景觀長久保存下來，是日本傳統聚落保存的先驅。又或者，像日本竹富島為了保護當地最大的資產──像星星一樣的砂子， 也訂出遊客不能將星砂帶走的規定，如此地方特色才能在發展的同時，又能永續保存。

目前，大稻埕的店面詢問度居高不下，當地房東連出租的字條都還沒貼上，就已經一堆人敲門。巷子裡的店面，三年前還是以倉庫的價格出租，如今變成店面價，翻漲一倍。「我每個月都會接到一堆電話，要我幫忙找大稻埕的房子。」呂大吉表示。

租金水漲船高，文創小店憂排擠效應隨著各界的關注度逐漸加溫，仲介也開始介入，租金行情水漲船高，大稻埕是否會步入松菸文創園區，大店趕走小店的排擠效應，也讓現有文創小店與青年創業者憂心忡忡。

然而，錢並不是所有大稻埕房東的唯一考量，曾經是大稻埕最大米行葉晉發商號的第四代、也是葉晉發公司創辦人的葉宏圖，對於傳承與保存祖宅的歷史與文化，抱 持著很深的使命感：「這房子裡的一磚一瓦、每個角落都充滿太多的故事，古宅的生命要延續，必須透過熱情與理念，才能傳承世世代代。」隨著大稻埕傳統街屋再 造修繕過程告一段落，陸續將有愈來愈多的老屋逐漸釋出或再利用，百年老城大稻埕能否再展新風華，讓人熱切期待。

圖說：

大稻埕最有名的年貨大街，已經逐漸失去特色與競爭力，如何升級轉型成為挑戰。

葉金塗古宅翻修，在歷史古厝疊上現代大樓，是北市難得一見結合新舊建築結構的建物。

天津港事故之後，如何卸下“魔鬼面具”危化品“黑倉庫”隱憂

天津港“8·12”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的背後，中國危險化學品的倉儲環節存在諸多隱患。倉儲資源雖然不足，但卻有一些企業認為利用率低。正規倉儲企業遇冷，危化品被裝入了無照經營、設施簡陋的“黑倉庫”。

2015年8月12日深夜的兩次爆炸，危險化學品又像“魔鬼”一樣出現了。截至8月19日9時，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險品倉庫特別重大火災爆炸事故已奪命114人。

“魔鬼”就在身邊。汽油、無水酒精、油漆和電石、氰化鈉一樣，這些具有燃燒、爆炸、腐蝕毒害、放射性、汙染等性質的危化品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每一天，它們從東邊沿海地區，通過道路運往全國各地。由於危險品倉庫的不足，有業內人士認為存在危化品“黑倉庫”。

“魔鬼”並非不可控。細致、專業的管理下，危險品倉庫也可以保持零事故。

黑倉庫橫行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看到爆炸的天津瑞海危險品倉儲情況，上海日陸外聯發物流有限公司總經理江永銘感嘆。

日陸外聯發是日本陸運產業株式會社在中國的合資企業，江永銘常常以“危化品物流零事故”為題在行業內交流。

危險品倉庫的特點是面積小，故日陸外聯發的危險品倉庫都不超過250平方米。墻壁固若碉堡，但屋頂是輕巧的材料，這樣爆炸時會往天上沖，不會橫向影響，傷及百姓。

這不是江永銘第一次感到不可思議。2004年回國後，他見過全國許多的危險品倉庫，有的沒有消防設備甚至沒有燈。“他們不知道什麽是危化品，更不知道危險品倉庫怎麽造法。”

這也不僅是江的個人感覺。在對多家企業進行問卷和訪談後，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化品物流分會2014年底發布的《中國危化品物流行業發展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也點出：“危險品倉庫缺乏是一個突出問題。”可矛盾的是，倉儲資源雖然不足，卻有18%的企業認為倉庫的利用率低。

利用率低與布局不均有關。“化工集中地區的倉庫沒有那麽大的業務量。而一些運輸中轉的地區，反而沒有倉庫。”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化品物流分會秘書長劉宇航說。根據報告，目前我國東南沿海、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地區占我國危化品倉儲業的70%以上，且大多分布在大中城市和能源產地。

更重要原因可能是正規的危險品倉庫太遠、太貴。它們遠離居民區，儲存價格是普貨倉庫的2-3倍，碰到特殊的如高壓氣體、易燃液體、遇水燃燒的固體等，則要比普貨倉庫高出8-10倍。

“我們有的倉庫單位面積價格比辦公寫字樓還貴。劣幣驅除良幣，我們反而被邊緣化了。”江永銘抱怨。雖然生意還不錯，公司有時候也被迫降價，接一些三個月或是半年的短期業務。

中國已經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危化品生產和應用大國。據多名業內人士介紹，大量的危化品被有意或無奈地裝入了無照經營、設施簡陋的“黑倉庫”。

黑倉庫不只存在於欠發達地區。北京已沒有專業的危險品存儲倉庫，每年上百萬噸的危化品，刨去存放在有危險化學品生產經營許可的單位自有倉庫的，剩下的去了哪兒？

2014年，中國倉儲協會危險品分會秘書長柴保身接受新華網采訪時說：“有一種說辭是，北京的危化品大都儲存在天津和河北地區。但我認為這是一種搪塞，仔細一想便知，從天津和河北存儲和提取貨物，不但運輸途中的危險性加大，而且運費成本增加，供貨速度被影響，這並不現實。”

對於最新情況，2015年8月17日，柴保身以要準備下午的會議為由拒絕了南方周末的采訪，他正在瀏覽媒體的報道，為會議準備的材料標題則是“關於危險品倉儲的幾點看法”。

正規倉庫如此少，以至於政府部門也被迫接納“黑倉庫”。

“公安局每年沒收的很多煙花爆竹，應該放在防治一類爆炸品的危險品倉庫。但是當地沒有危險品的倉庫，只能矮子里挑大個，放在表面上過得去的倉庫里。”江永銘舉了個例子。

市場大，審批難

我國危化品的生產、運輸和使用年增長率達到10%以上，危化品生產流通業也隨之迅猛發展，但危險品倉庫建設卻遠遠趕不上。

老的危險品倉庫多在城區或近郊，由於城市的發展，不僅擴大和發展很難，有的甚至外遷或關閉，倉庫改作他用。

新建危險品倉庫則面臨著成本和審批的困難。一個防爆空調要30萬元，不會擦出火花的叉車也要比普通叉車貴出10倍。不同的貨物需要不同的探頭，無錫定華傳感網科技有限公司市場部負責人方女士介紹，兼顧溫度測量、視頻等配套設施，傳感器的均價在四五千塊。她認為傳感器監測也更加直觀、靈敏，可國內傳感器的普及率還很低，“大的油田、大的危險品倉庫，他們覺得隱患很大，需要安裝傳感器。而一些小型企業就算你上門去推薦，他們也不願意安裝。”

在天津港爆炸之後，江永銘在圈內吐了苦水。第一條就是“危險品庫過政府的審批關太難”：從庫存危險品的目錄一覽表、員工的危化品從業資格證到安防和技防設備生產許可證、環評報告甚至氣象局的避雷裝置和聯動測試等，江永銘列出了14項。在倉儲協會危險品分會的網站上，列出的建設程序就多達3500字。

其實，倉儲業的前景被市場看好，在國有倉庫日益萎縮時，民營企業正不斷發展。《報告》調研的60多家倉儲企業中，民營企業占到42%。

“我們會員企業很想進入，但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劉宇航說。比起投入成本，更難的是獲得政府的批準。倉儲協會危險品分會的調查報告也提到“新建危險品倉庫選址和用地審批非常困難，使建庫的積極性大打折扣。”

劉宇航表示協會只能做好調研，力推在運輸的關鍵節點上多建設危險品倉庫。

粗放式監管

多位專家表示，我國對於危化品的倉儲企業監管存在嚴進寬出的問題，在獲得倉儲資質之後，政府的監管就弱了下來。

根據2012年更新的《危險化學品登記管理辦法》，倉儲企業無需再向主管部門登記，但依然要取得危險化學品經營許可證，建立危險化學品的管理檔案，並制定危險化學品應急預案。

可是，政府並不實時掌握企業的檔案。“你問安監部門哪個企業有哪些化學品，他們往往只能掌握某一階段的信息，比如安評的設計數據或某一時期的檢查數據，而最重要的實際的動態更新，肯定不了解。”南京大學EHS（環境健康安全）中心副主任王仕說。

不只是存了什麽貨物不清楚，檢查人員在現場檢查時，不太關註現場情況，而是註重有沒有證件、預案等文字材料。在天津港爆炸之後，江永銘的公司在周末就迎來了好幾撥檢查，因為管材料的同事沒上班，檔案被鎖在保險櫃里，差點遭受一大筆罰款。

“政府檢查多是按照審核表，一個個鉤打過去，關註的都是大項目，小的項目不太註意。”一家化學品咨詢公司的咨詢師唐進（化名）說。相對應的，他們咨詢公司在給企業檢查時，問題往往能寫出好幾頁，尤其註重細節。“很多倉庫在進貨和儲存時沒有貼標簽，出貨時才貼標簽。這就導致發生意外時，甚至不知道是什麽東西。”

以《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為首，我國對於危化品的生產、經營、存儲、運輸和處置等，都有相關規定。但問題是，“不是我們國家規定的不夠嚴格，而是很難落地，可操作性不強。”唐進說。

這個問題在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危化品物流分會2015年8月5日剛剛發布的另一份《危化品物流行業政策調研報告》中則被直接點出：法律法規、條例、標準政出多門，管理的角度和要求不同，造成部分政策法規過於煩瑣、複雜，很難執行。

多位業內人士吐槽的一個例子就是小宗危險物品的運輸。“管理是有必要的，但不能亂管。危化品管理，關鍵是量。”江永銘說。

多數發達國家規定，小體積的危險品在規範操作下，可以由快遞運送。但我國仍要用專用的危險品運輸車輛運輸。南方周末記者曾見過一家外企的EHS部門將包裝後也只有鞋盒大的危險品放入了一輛大貨車的車廂。看著空蕩蕩的車廂，司機都忍不住笑了。

如此運輸成本太高，也造成了危險品運輸資源的浪費，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只好將危險品當做普通貨物運輸，2013年底發生圓通快遞危險品致死的悲劇正是如此。

實際上，關於小宗危化品，我國在2012年就頒布了關於《危險貨物有限數量及包裝要求》和《危險貨物例外數量及包裝要求》的兩項國家標準。但唐進發現，這兩個的國標形同虛設：“因為它們沒有被相應的條例引用，關於運輸的管理辦法都是2010年前頒發的，這兩個標準是2012年頒布的，怎麽可能引用？”

卸下危化品“魔鬼面具”

從政府監管到企業內部運營，危化品管理人才的缺乏是通病。

“能力不足是短板，安全生產涉及的行業太多了。”一位安監系統的人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了監管的難處。他註意到國外的安全檢查人員的年紀都比較大，四五十歲的居多，而即使在北京，一些大中專畢業的基層檢查員還不到20歲。

柴保身在2011年的一個會議中也提到，一線保管人員農民工占到三成，只能從事簡單的出入庫業務裝卸搬運作業。

多次事故讓人們談危化品色變。不過，根據國際經驗，培養出危化品人才也是卸下危化品“魔鬼面具”的途徑。在王仕看來，政府部門監管和企業自身管理是兩條線，即便政府管理中存在漏洞，企業管好自己，也能避免安全和環保的事故。

企業內部承擔這一職責的便是EHS部門。一些進駐中國的外企在EHS管理上相當嚴格，每一單進入公司的化學品都要登記數量和特征，複雜的表格中甚至要填上該化學品對於氣候變化和臭氧層的影響。臺賬被嚴格保管，甚至還要異地存儲或是存在雲平臺上，這樣就不會出現爆炸了卻找不到材料的情況。

EHS在我國最近十多年才興起。“人才的匱乏可想而知。送到我們這里來學習的，大多是知名外企的供應鏈企業，管理都是很薄弱。像外企那樣嚴格管理的國內企業幾乎沒有。”王仕說。

王仕能感到國內對於EHS管理的日益重視，2011年成立時，參加培訓只有四百多人，2014年則達到了四千多人。有的學員被公司送來培訓後，一年半的課程還未學完，就被別的公司挖走了。

其實，EHS的工作並不一定要求太高的學歷，如同醫生需要經驗，EHS的工廠經驗也很重要。“很多優秀的EHS工作人員都是從廠務、生產車間出來的。”王仕說。

而在江永銘的公司，已經沒有農民工的概念。他們進公司時可能是農民工，一年培訓後，考試過關得以轉正，工資比一般的倉儲企業員工高1/3甚至一半。“老員工我們都舍不得放。”所以，公司成立11年來，員工基本是只進不出。

如何讓員工理解紛繁複雜的危化品，江永銘透露公司的秘訣是將操作都畫成連環畫。“我們的培訓很細、很耐心。員工也就有好好工作的欲望了。”

對於業界詬病的應急預案可操作性低，王仕也表示，他們正在開發類似於遊戲的場景化培訓軟件，通過模擬演練，讓預案也變得更有現場感。

（南方周末實習生楊凱奇亦有貢獻）

2014年青年學生新發感染數增六成，以男性同性傳播為主艾滋病防控隱憂

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目前高校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

在大中城市，超過半數的新發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其占比甚至超過了70%。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體系失效。

在某疾控中心艾滋病篩查實驗室，工作人員登記了他的個人信息：男，20歲，第一次檢測……對華東某高校學生劉明（化名）來說，2013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藏在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被發現了。

如今，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像劉明這樣的“同誌”群體首當其沖。國家衛計委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共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249例。

“感染基數雖小，但增長速度特別顯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中疾控）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吳尊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2011年起，青年學生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幅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吳尊友透露，2015年上半年，增長速度依然有增無減。

自1985年中國首例艾滋病被發現到2005年，因靜脈吸毒或非法采供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攀升，此後這兩個群體的感染人數漸漸回落。如今，性傳播，尤其是男男同性傳播取而代之，已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

社會對同性性向的歧視，使多數仍生活在隱秘世界里的“同誌”因為壓抑而更加放縱。飆升的數字背後，凸顯的是對於這個特殊群體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戰。

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劉明最近註意到一則新聞。2015年8月10日，衛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對於高校來說，“狼”似乎真的來了。

在看似平淡的人際交往的掩映下，高校的“同誌”們各有自己隱秘的社交網絡。不過，缺少了異性戀的家庭和兒女情感維系，“同誌”間的感情保鮮期通常短暫。

基於男人之間不會意外懷孕的“常識”，劉明和同伴的親熱沒有“間隔”。他沒有想到，背後隱藏著艾滋病毒。

衛計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的報告，截至2014年，報告數超過100例的省份達到11個。

數字逐年增加，增長速度也明顯加快——在雲南，2014年報告數為81例，同比增加了37.3%；在廣東，21個地市均有學生艾滋病感染者，2014年報告數達到138例，同比上漲近60%。

“雖然學生群體的艾滋病流行仍處於低水平，學生病例占全部病例的比例也較低，但如果不盡早采取有力的預防幹預措施，流行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廣東省疾控中心在回複采訪時表示。

為了分析各年齡段人群的感染途徑，中疾控曾做過一次調查，將感染學生分為15歲以下和15-24歲兩個年齡段，得出的結果相當有辨識度。前者主要通過母嬰感染傳播，而後者，也就是青年學生，則以性傳播為主。

“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是青年學生群體艾滋病疫情的一大特點。”衛計委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函中表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高校學生處在青春期邁向成人社會的十字路口，他們剛剛脫離家長約束，在相對包容的“象牙塔”里，同性戀者逐漸建立了對性向的自我認知。

擁有自由，也意味著面臨風險。不過，對於劉明來說，沒人給他講過性知識，也沒人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他。性教育在中國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不論家庭，還是學校。

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匱乏一度給劉明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有一陣，他反複問自己：我是不是快死了？會不會哪天藥物治療就不管用了？同學會不會被我感染？這嚴重影響到了他的學習狀態。期末考試前兩周，他完全沒法集中精力複習，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至今，他依然沒有將感染的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幫不了我什麽，這只會讓他們徒增擔憂”。

而在學校，在學生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的科學性教育也嚴重缺課。

這些年，每到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後，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聞玉梅都特別忙碌，不少學校會邀請她為學生講授艾滋病知識。但她說，這不應該是艾滋病日才進行的一項教育。

在給南方周末的回函中，教育部表示，教育部門一直十分重視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但也承認，學校的艾滋病預防教育確實存在問題。比如一些學校認為艾滋病疫情還很遙遠，不積極主動開展工作；部分授課教師艾滋病綜合防治知識欠缺、教學能力和技巧不足。

雲南等省份的衛計委也反映，目前學校大多只有針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的教育，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而同性性傳播行為的增多，還給高校艾滋病教育帶來了另一個難題——該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對同性戀文化該如何正確教育和引導？這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問題。”雲南省衛計委在回函中直言。

男同控制不好，整個防治可能失控

“不光是青年學生中的男同，艾滋病感染率在整個男同群體中也在快速增長。”清華大學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憂心忡忡。

2006年起，張林琦和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尚紅等人通過各地醫院和疾控機構，隨訪了數千名男同，並追蹤觀察其從艾滋病陰性轉為陽性的比例。2012年，他們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Nature》上發表了題為《預防HIV病毒：把安全的性帶給中國》的文章，追述了我國艾滋病的流行趨勢。

文章指出，“HIV病毒在同性中的感染率已從2005年以前的0.3%上升到了2011年的13.7%”。張林琦透露，截至2014年，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25%。新發感染的數字同樣驚人——至少1/3以上的新發感染由男同的高危性行為造成。

這些數字與官方數據大致吻合。

“2014年報告的新發感染者中，同性感染的漲幅很大。”吳尊友介紹說，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大中城市里，超過半數的新發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占比甚至超過了70%。這樣的感染率遠遠高於孕產婦、性病病人等高危人群。

1985年，我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但那時對於許多中國老百姓來說，“艾滋病”還只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沒有人想到，它會如此快地敲開中國的國門。1989年，在雲南中緬邊境地區，146名吸毒者因共用註射器靜脈吸毒而被感染艾滋病。從此，艾滋病結束了它在中國的傳入期，開始進入擴散期。

20世紀90年代，一些“地下血站”打著脫貧致富的旗號，招徠了許多無知的賣血者。由於缺乏嚴格的檢測和消毒手段，艾滋病病毒在賣血者中迅速傳播。

從1985年到2005年的二十年間，國內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河南及其周邊省份的非法采供血者和雲南的靜脈吸毒者為主，性傳播只占10%多。

艾滋病有三大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母嬰傳播可以通過中斷妊娠、采取相應的母嬰阻斷措施、產後盡量避免母乳餵養等措施進行幹預；血液傳播中的非法采供血可以通過法律進行阻斷。

“從2005年起，因吸毒或賣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降低。目前，性傳播成為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吳尊友表示，中疾控每年對包括吸毒者、同性戀、暗娼、性病就診者、孕產婦在內的8類高危人群進行檢測，發現近年來男男同性戀呈快速上升趨勢。

就地域而言，雖然西南部分省份感染較多，但艾滋病的傳播已由早期集中在個別省份和地區擴散到全國96%的區縣都有感染者報告。

這也意味著，艾滋病感染群體更加多元、分散，並已由傳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而如果不加以嚴格防控，男同群體很可能扮演傳播“橋梁”的角色。

“雖然我國的艾滋病處於低流行水平，全人群感染率較低，但千萬不能被數字蒙蔽，”張林琦說，“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很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的失控。”

吳尊友也認同了這一觀點。中疾控曾收集了一百多個國家男同感染艾滋病的數據，發現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男同群體艾滋病感染率處於中等偏下水平，“一旦控制不好，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

薄弱防區

“男同的性傳播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點，卻也是疫情哨點監測的難點所在。”吳尊友坦言，同性戀並不等於艾滋病，但卻與艾滋病有著緊密聯系。這種密切相關體現為，同性戀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

男同主要的性行為之一是肛交。與異性性行為相比，直腸彈性不及陰道，而且直腸比較脆弱，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感染T細胞。

在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在張林琦看來，男同性行為發生頻率和伴侶更換頻率遠高於異性，但不少都是“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的荷爾蒙宣泄，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自然會提高。

“別說隨訪幹預了，上哪兒找他們去呢？”張林琦說，相較於母嬰阻斷、減少吸毒傳播，對於男男同性人群的各項防治措施很難有效落實。

不過，除去生理結構和缺乏保護措施等原因，受訪專家普遍認為，男同群體最容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根源在於社會和文化因素。

盡管“好基友”已成為流行詞匯，但無論是在對同性戀較為開放的西方還是較為保守的東方，同性戀都很難為社會所包容，不被社會認可的壓力讓公開坦陳身份的“同誌”極少，更何況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誌”。

同性戀的“地下狀態”不僅加重了病毒在男同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無法通過教育和幹預機構與他們正常聯系和交流，因此擴大了艾滋病的社會風險。

“國內有近20%-30%的同性戀會選擇與異性結婚，通過組建家庭的方式掩飾自己的同性傾向。”在研究中，張林琦發現，這些人並不會放棄同性的性行為，這使得家人不僅需要承受不幸婚姻的折磨，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潛在威脅。

盡管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但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對於男同感染艾滋病的防控都沒有“神奇的妙方”。

在美國，艾滋病首先於1981年6月在洛杉磯的5名男性同性戀者身上發現。此後，男同之間艾滋病傳染的幾率一直高於其他幾種傳播方式。目前，美國每年艾滋病新發感染約5萬人，其中60%-65%是男同。

在艾滋病防控較為領先的澳大利亞，吸毒傳播和異性傳播基本已被控制，男同占到每年新發感染的近90%。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從事男同人群大規模艾滋病幹預已有多年。二十多年來，他收到了一萬多封艾滋病患者寫來的紙質信件，電子郵件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信件的主人，大部分都是“同誌”。在信里，他們向張老傾訴對疾病的恐慌、心理困擾，更多的則是社會歧視帶來的重壓。

“一手硬，一手軟，一腿長，一腿短。”張北川常常感嘆，通過單純灌輸艾滋病防治知識這樣的幹預措施遠遠不夠。如何讓男同艾滋病感染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需要制度建設，“在當下，最重要的是消除性向歧視、艾滋歧視。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聯想的隱憂 林智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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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員們“上傳下不達”，農民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弱勢地位，也是村民們抱怨的主要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