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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青年學生新發感染數增六成，以男性同性傳播為主艾滋病防控隱憂

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經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目前高校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

在大中城市，超過半數的新發艾滋病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其占比甚至超過了70%。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體系失效。

在某疾控中心艾滋病篩查實驗室，工作人員登記了他的個人信息：男，20歲，第一次檢測……對華東某高校學生劉明（化名）來說，2013年是他人生的分水嶺。這一年，藏在他體內的艾滋病病毒被發現了。

如今，艾滋病正在威脅大學校園，像劉明這樣的“同誌”群體首當其沖。國家衛計委提供給南方周末記者的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底，我國共報告現存活15-24歲青年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7249例。

“感染基數雖小，但增長速度特別顯眼。”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中疾控）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主任吳尊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2011年起，青年學生艾滋病新發感染數以每年約30%的幅度增長，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吳尊友透露，2015年上半年，增長速度依然有增無減。

自1985年中國首例艾滋病被發現到2005年，因靜脈吸毒或非法采供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攀升，此後這兩個群體的感染人數漸漸回落。如今，性傳播，尤其是男男同性傳播取而代之，已成為最主要的傳播途徑。

社會對同性性向的歧視，使多數仍生活在隱秘世界里的“同誌”因為壓抑而更加放縱。飆升的數字背後，凸顯的是對於這個特殊群體艾滋病防控的困境和全新挑戰。

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劉明最近註意到一則新聞。2015年8月10日，衛計委和教育部聯合印發《關於建立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近年來，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一些地方學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較快，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通知》直言不諱。

對於高校來說，“狼”似乎真的來了。

在看似平淡的人際交往的掩映下，高校的“同誌”們各有自己隱秘的社交網絡。不過，缺少了異性戀的家庭和兒女情感維系，“同誌”間的感情保鮮期通常短暫。

基於男人之間不會意外懷孕的“常識”，劉明和同伴的親熱沒有“間隔”。他沒有想到，背後隱藏著艾滋病毒。

衛計委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全國各省份均有青年學生感染艾滋病的報告，截至2014年，報告數超過100例的省份達到11個。

數字逐年增加，增長速度也明顯加快——在雲南，2014年報告數為81例，同比增加了37.3%；在廣東，21個地市均有學生艾滋病感染者，2014年報告數達到138例，同比上漲近60%。

“雖然學生群體的艾滋病流行仍處於低水平，學生病例占全部病例的比例也較低，但如果不盡早采取有力的預防幹預措施，流行速度將會進一步加快。”廣東省疾控中心在回複采訪時表示。

為了分析各年齡段人群的感染途徑，中疾控曾做過一次調查，將感染學生分為15歲以下和15-24歲兩個年齡段，得出的結果相當有辨識度。前者主要通過母嬰感染傳播，而後者，也就是青年學生，則以性傳播為主。

“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為主是青年學生群體艾滋病疫情的一大特點。”衛計委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函中表示，從2008年到2014年，青年學生中新報艾滋病感染數從482例上升到2552例，其中傳播途徑以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58.5%飆升至81.6%。

高校學生處在青春期邁向成人社會的十字路口，他們剛剛脫離家長約束，在相對包容的“象牙塔”里，同性戀者逐漸建立了對性向的自我認知。

擁有自由，也意味著面臨風險。不過，對於劉明來說，沒人給他講過性知識，也沒人以正確的方式引導他。性教育在中國是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不論家庭，還是學校。

艾滋病相關知識的匱乏一度給劉明帶來了極大的心理壓力。有一陣，他反複問自己：我是不是快死了？會不會哪天藥物治療就不管用了？同學會不會被我感染？這嚴重影響到了他的學習狀態。期末考試前兩周，他完全沒法集中精力複習，吃不下飯，睡不著覺。

至今，他依然沒有將感染的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幫不了我什麽，這只會讓他們徒增擔憂”。

而在學校，在學生青春期到來之前就應該進行的科學性教育也嚴重缺課。

這些年，每到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後，病毒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聞玉梅都特別忙碌，不少學校會邀請她為學生講授艾滋病知識。但她說，這不應該是艾滋病日才進行的一項教育。

在給南方周末的回函中，教育部表示，教育部門一直十分重視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工作，但也承認，學校的艾滋病預防教育確實存在問題。比如一些學校認為艾滋病疫情還很遙遠，不積極主動開展工作；部分授課教師艾滋病綜合防治知識欠缺、教學能力和技巧不足。

雲南等省份的衛計委也反映，目前學校大多只有針對艾滋病基本知識的教育，對性的社會責任和危險性行為自我保護教育普遍缺乏。而同性性傳播行為的增多，還給高校艾滋病教育帶來了另一個難題——該如何把握性教育的“度”？

“對同性戀文化該如何正確教育和引導？這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問題。”雲南省衛計委在回函中直言。

男同控制不好，整個防治可能失控

“不光是青年學生中的男同，艾滋病感染率在整個男同群體中也在快速增長。”清華大學教授、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憂心忡忡。

2006年起，張林琦和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教授尚紅等人通過各地醫院和疾控機構，隨訪了數千名男同，並追蹤觀察其從艾滋病陰性轉為陽性的比例。2012年，他們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Nature》上發表了題為《預防HIV病毒：把安全的性帶給中國》的文章，追述了我國艾滋病的流行趨勢。

文章指出，“HIV病毒在同性中的感染率已從2005年以前的0.3%上升到了2011年的13.7%”。張林琦透露，截至2014年，這一比例已經超過了25%。新發感染的數字同樣驚人——至少1/3以上的新發感染由男同的高危性行為造成。

這些數字與官方數據大致吻合。

“2014年報告的新發感染者中，同性感染的漲幅很大。”吳尊友介紹說，在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大中城市里，超過半數的新發感染者都是男同。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東北的省會城市，占比甚至超過了70%。這樣的感染率遠遠高於孕產婦、性病病人等高危人群。

1985年，我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但那時對於許多中國老百姓來說，“艾滋病”還只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沒有人想到，它會如此快地敲開中國的國門。1989年，在雲南中緬邊境地區，146名吸毒者因共用註射器靜脈吸毒而被感染艾滋病。從此，艾滋病結束了它在中國的傳入期，開始進入擴散期。

20世紀90年代，一些“地下血站”打著脫貧致富的旗號，招徠了許多無知的賣血者。由於缺乏嚴格的檢測和消毒手段，艾滋病病毒在賣血者中迅速傳播。

從1985年到2005年的二十年間，國內艾滋病感染者主要以河南及其周邊省份的非法采供血者和雲南的靜脈吸毒者為主，性傳播只占10%多。

艾滋病有三大傳播途徑——性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母嬰傳播可以通過中斷妊娠、采取相應的母嬰阻斷措施、產後盡量避免母乳餵養等措施進行幹預；血液傳播中的非法采供血可以通過法律進行阻斷。

“從2005年起，因吸毒或賣血而感染的人群數量逐年降低。目前，性傳播成為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吳尊友表示，中疾控每年對包括吸毒者、同性戀、暗娼、性病就診者、孕產婦在內的8類高危人群進行檢測，發現近年來男男同性戀呈快速上升趨勢。

就地域而言，雖然西南部分省份感染較多，但艾滋病的傳播已由早期集中在個別省份和地區擴散到全國96%的區縣都有感染者報告。

這也意味著，艾滋病感染群體更加多元、分散，並已由傳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而如果不加以嚴格防控，男同群體很可能扮演傳播“橋梁”的角色。

“雖然我國的艾滋病處於低流行水平，全人群感染率較低，但千萬不能被數字蒙蔽，”張林琦說，“如果不能將男同這個特定人群控制好，很可能導致整個國家艾滋病防治的失控。”

吳尊友也認同了這一觀點。中疾控曾收集了一百多個國家男同感染艾滋病的數據，發現在全球範圍內，中國男同群體艾滋病感染率處於中等偏下水平，“一旦控制不好，還有很大的上漲空間”。

薄弱防區

“男同的性傳播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點，卻也是疫情哨點監測的難點所在。”吳尊友坦言，同性戀並不等於艾滋病，但卻與艾滋病有著緊密聯系。這種密切相關體現為，同性戀人群一直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

男同主要的性行為之一是肛交。與異性性行為相比，直腸彈性不及陰道，而且直腸比較脆弱，黏膜較薄，更容易破損。直腸破損時，精液里含有的大量HIV病毒很容易進入人體，感染T細胞。

在男男同性性行為人群中，流動人口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在張林琦看來，男同性行為發生頻率和伴侶更換頻率遠高於異性，但不少都是“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的荷爾蒙宣泄，感染艾滋病的風險自然會提高。

“別說隨訪幹預了，上哪兒找他們去呢？”張林琦說，相較於母嬰阻斷、減少吸毒傳播，對於男男同性人群的各項防治措施很難有效落實。

不過，除去生理結構和缺乏保護措施等原因，受訪專家普遍認為，男同群體最容易導致艾滋病傳播的根源在於社會和文化因素。

盡管“好基友”已成為流行詞匯，但無論是在對同性戀較為開放的西方還是較為保守的東方，同性戀都很難為社會所包容，不被社會認可的壓力讓公開坦陳身份的“同誌”極少，更何況是感染了艾滋病的“同誌”。

同性戀的“地下狀態”不僅加重了病毒在男同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無法通過教育和幹預機構與他們正常聯系和交流，因此擴大了艾滋病的社會風險。

“國內有近20%-30%的同性戀會選擇與異性結婚，通過組建家庭的方式掩飾自己的同性傾向。”在研究中，張林琦發現，這些人並不會放棄同性的性行為，這使得家人不僅需要承受不幸婚姻的折磨，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潛在威脅。

盡管是艾滋病的薄弱防區，但放眼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對於男同感染艾滋病的防控都沒有“神奇的妙方”。

在美國，艾滋病首先於1981年6月在洛杉磯的5名男性同性戀者身上發現。此後，男同之間艾滋病傳染的幾率一直高於其他幾種傳播方式。目前，美國每年艾滋病新發感染約5萬人，其中60%-65%是男同。

在艾滋病防控較為領先的澳大利亞，吸毒傳播和異性傳播基本已被控制，男同占到每年新發感染的近90%。

青島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北川從事男同人群大規模艾滋病幹預已有多年。二十多年來，他收到了一萬多封艾滋病患者寫來的紙質信件，電子郵件更是不計其數。這些信件的主人，大部分都是“同誌”。在信里，他們向張老傾訴對疾病的恐慌、心理困擾，更多的則是社會歧視帶來的重壓。

“一手硬，一手軟，一腿長，一腿短。”張北川常常感嘆，通過單純灌輸艾滋病防治知識這樣的幹預措施遠遠不夠。如何讓男同艾滋病感染者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這需要制度建設，“在當下，最重要的是消除性向歧視、艾滋歧視。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