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至今美元伴隨美債收益率雙雙下跌,全球股市受到提振,因市場對此多解讀為美聯儲主席耶倫的國會證詞偏向鴿派,但布朗兄弟哈里曼(Brown Brothers Harriman)外匯策略全球主管Marc Chandler卻認為市場對此反應過度。
Chandler認為從耶倫的講話反映出美聯儲貨幣政策及前瞻指引依然維持之前的路徑,投資者應準備好迎接最終的升息。
Chandler認為耶倫下面這段講話特別值得註意:
如果經濟條件與委員會(FOMC)預計的一樣持續改善,委員會將在某個時點開始考慮隨著每次會議的進行開始在目標範圍內升息。在此之前,委員會將改變前瞻指引的內容...改變的內容(改變美聯儲將對升息保持耐心的承諾)之時也是委員會判斷經濟改善已到達閥值之時,隨後美聯儲可能在任何一次會議上作出加息決定。
“耶倫用這段話告訴了我們美聯儲接下來的行動,”Chandler表示,前瞻指引已從“相當長一段時間”改成了“耐心”,接下來的政策決定將隨著每次會議的進行而展開,耶倫試圖將投資者和國會的思路引向“數據決定政策”而不是“時間決定政策”。
在本次耶倫證詞之後,Chandler及其團隊預計美聯儲有80%的可能性在6月份升息,15%的可能性在9月升息,9月以後不升息的概率僅為5%。
Chandler也表示這樣的預測的確與市場反應背道而馳,因其中有兩點被投資者忽視:
1.認為年中不會升息的人考慮到的是通脹較低,但耶倫的講話暗示通脹不是什麽大障礙,耶倫註意到了能源價格下跌對通脹的影響,並預計通脹中期內依然會向著2%的目標前進。
2.耶倫提到的利率“目標”被很多投資者忽視,後金融危機時代里,美聯儲並未提到過利率的目標,而只是一個0~0.25%範圍,首次升息可能將這個範圍提升至0.25%~0.5%,很多人參與聯邦基金利率期貨交易的人似乎沒將這點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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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優格 於 2015-5-28 13:50 編輯 人民日報發文警惕金融業過度發展風險:常會導致危機 作者:張明 上海陸家嘴金融區。專家指出,如果金融機構的規模在經濟體中比重過大,其引發經濟與金融波動的成本將超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5月28日,人民日報刊發署名張鳴的文章《警惕金融業過度發展》。文章指出,金融業過度發展帶來的主要風險包括: 首先會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積累,最終使得市場估值上升至實體經濟無法支撐的水平,而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通常會導致曠日持久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 其次,由於金融監管很難跟上金融業的發展水平,導致金融脆弱性累積,最終可能釀成危機。 第三,如果金融業的發展明顯脫離實體經濟,其融資功能將被削弱,將導致大量流動性在金融系統內空轉,而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卻居高不下,有時甚至出現大量企業“在流動性的海洋中被渴死”的結局。 文章強調,世界經濟依然處於本輪金融周期的下行階段,去杠桿的壓力猶在。如果世界經濟依舊增長乏力,那麽,過去幾年在充沛流動性與強烈的風險偏好下快速上漲的全球股票等資本市場,就可能面臨重要調整,甚至釀成新的危機。讓金融業由過度發展轉變為平衡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全文如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指出,如果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的規模在經濟體中比重過大,金融業引發經濟與金融波動的成本將超過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目前,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金融部門的發展已露出過度的跡象。 金融歸根結底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從長期看,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市場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很難真正創造價值。從歷史來看,金融業過度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信貸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過高或以房價為代表的資產價格過高。事實上,信貸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和房地產價格,正是目前用來衡量金融周期的主要指標。金融周期的時間一般長達10余年甚至更長,顯然一個完整的金融周期的長度大大超過經濟周期。在金融周期的波峰階段,通常會出現金融業過度發展的狀況。 金融業過度發展帶來的主要風險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它會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積累,最終使得市場估值上升至實體經濟無法支撐的水平,而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通常會導致曠日持久的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泡沫經濟與本世紀美國次貸危機都是典型的案例。 其次,由於金融監管很難跟上金融業的發展水平,因此,大量的監管不足或監管真空導致金融脆弱性累積,最終可能釀成危機。例如,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證券化產品發展過快,導致對相關風險難以進行準確評估,加上監管又非常寬松,以至於成為危機傳染的渠道,甚至是危機的放大器。 第三,如果金融業的發展明顯脫離實體經濟,其融資功能將被明顯削弱,這將導致大量流動性在金融系統內空轉,而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卻居高不下,有時甚至出現大量企業“在流動性的海洋中被渴死”的結局。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與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密切相關,但金融業的規模或重要性並未因此有明顯下降。相反,隨著發達國家集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金融業繼續,甚至進一步以超過實體經濟的步伐擴張,這很可能會埋下新一輪金融危機的種子。目前距危機爆發已有7年,但發達經濟體甚至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依然顯著低於危機前,長期停滯成為困擾各國的現實問題。相比之下,全球資產價格在過去7年卻快速上漲。其原因是,量化寬松釋放的流動性並未真正進入實體經濟,而是進入了股票等金融資本市場,從而形成一種正反饋機制。 展望未來,世界經濟依然處於本輪金融周期的下行階段,去杠桿的壓力猶在。如果世界經濟依舊增長乏力,那麽,過去幾年在充沛流動性與強烈的風險偏好下快速上漲的全球股票等資本市場,就可能面臨重要調整,甚至釀成新的危機。讓金融業由過度發展轉變為平衡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來自人民日報;原文標題為《警惕金融業過度發展》) 格隆匯聲明: 本文為格隆匯轉載文章,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16億中國人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公司股票。 |
夢想
暢捷通是用友的一個子公司,做了五年,去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以前是事業部,現在是子公司,這麽多年以來,我們也有仿徨,也有成功,也有盲目,也有膨脹,我把這個過程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你在以後企業的運營和企業經營時,少走一些彎路。
暢捷通是面向小微企業的管理軟件和雲服務,來提供產品。我們今天談談暢捷通的人和管理。
一個企業怎麽叫做能堅持下去,能活五年、十年、二十年呢?暢捷通、用友要有一個夢,現在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小微企業雲服務第一品牌。
移動互聯網來了,講的是體驗,你要想做第一品牌,要讓客戶體驗好,你的產品就要給力。你在推廣的時候,就要盡量從客戶角度來推廣你的產品,所以所有行動關聯都要跟這個品牌關聯,包括內部的管理、時長、衛生,包括我們自己做的文化墻以及文化行動、拓展的一些行為,都要很這個目標關聯。
同時要關註市場和競品。我們由第三方合作機構幫助我們找到競爭對手在不同階段的各項活動,各種產品內容,和我們自己的產品、活動、營銷動作做比對,以拿出一個對我們下階段有指導意義的建設性方案,別看這件事情很枯燥,但是做起來對我們事半功倍。
一定要把夢想貫徹到底。夢想不是喊口號,不是貼在墻上我們要怎麽樣,要貫徹到底,得用案例、故事解釋清楚。一個企業得有夢想,夢想要做三件事,把目標定清楚,把你的行動和目標關聯起來,關註市場和競爭對手,要全員貫徹到底,哪怕貫徹到客戶那里。
秘密
企業得有一個秘密。在《從0到1》這本書里談到了“秘密”,就是尋找與眾不同,是成功的要素。過去有沒有秘密呢?差異化就是秘密。
你想壟斷嗎?你想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嗎?要從這幾個方面考慮:品牌、規模、網絡效應和科技的組合,它太重要了,但是太虛了。我們往下細分一下,第一步是占領小規模市場。小米手機就先占領了小市場,讓發燒友成為骨灰級的粉絲。暢捷通占領的是財務軟件的市場和街邊店進銷存的市場。占領小市場後,企業總有一天會長大,長大之後你再推薦ERP軟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再擴大規模,把市場的規模、產品擴大上去。
暢捷通自己定義了在什麽情況下才能有秘密,我們發現不管是用友還是金蝶等這些做低端的小微企業財務軟件市場,大部分在做直銷,直銷意味著給自己建團隊,意味著很多夥伴不可能加盟進來和你一起去打天下,我們發現分銷可能是我們的一個秘密武器。因此我們從2005年定義了,我們要用分銷把市場占住。
用友是做直銷的,你要想清楚,你分銷了,分公司和夥伴代理商怎麽平衡?你要顛覆掉自己原來的做法。我們把產品徹底切斷,對小微企業的產品不許分公司去銷售,一套都不允許,當然有一個界限,我們緩沖了三個月。如果他銷售了,對不起,沒有考核,沒有獎金,客戶也不是你的。當時用友損失了一千九百萬,收回了一千九百萬,意思是三千八百萬的收入不要了,劃給夥伴,所以你得顛覆掉自己。
全國一片掌聲,當時用友有七千多人的隊伍,現在是一萬多了,但是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戰略,所以我們破壞性的把直銷、分銷分出來,用產品區隔,正因為這樣才有暢捷通的上市。我們每年有17萬個產品賣給客戶,有不少於3.5億的夥伴回款收入。
煩惱
運營企業一定有煩惱,毋庸置疑,暢捷通也有的煩惱。階段成功不等於成功,07年的時候我們做到了全國第一,所以就膨脹了。我們要擴大規模,想多元化,企業成長到一定程度要多元化,你都是中國市場的老大了,要多元化,所以我們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就有陷阱,那個陷阱很慘痛。
第一,在國外開分公司。這件事讓我記憶猶新,在東南亞開了分公司,發現那邊客戶的經營習慣和產品使用習慣都不對,幸虧投入不大,投入了三個月就撤回來了;第二,擴充產品線,暢捷通做財務進銷存和簡單ERP、簡單生產,我們突然發現這些企業也希望做CRM,希望能要HR,我們一個一個領域地進入,每開發一個產品都要投入大把人,從研發到營銷、渠道教育。一年後我們發現,產品出來了,但渠道能力跟不上的時候,產品賣不出去,成本居高不下,不賺錢。那時候還沒有反省,還認為我們只要把能力建起來就可以,所以還在擴張,當然那幾個產品帶來了收益,毛利率20%左右,還可以。
後來又開始幹服裝分銷和餐飲,之後發現戰線拉得更長。每條產品線平均下來以,原來毛利率在50%以上,一下變成了十幾,就這樣幹了三年。2005年我們是80個人,2010年是1200人,膨脹得太快。
以前我們發現一擡頭大家都是老朋友,你就是做財務進銷存,做了HR,發現所有的財務成了敵人,做了餐飲,所有餐飲軟件當敵人,全是競爭對手,我們的夥伴也全是競爭對手。
這時候我們開始反思,我們必須做減法,壯士斷腕,砍掉了餐飲、服裝分銷、CRM、HR,從1200人砍到了800人。暢捷通的代價很慘痛。把能用的、有能力的員工輸送到合作夥伴當中,包括曾經的競爭對手。
內部溝通也是很煩惱的。內成長和公開透明,你得創造一個氛圍:人人平等的氛圍。舉個例子,可能創業公司會這樣,老板和員工、各級經理都會在一個地方按工位坐,但是公司大了以後會有獨立的辦公室。暢捷通也是這樣,有7個副總裁,每人一間辦公室。副總裁關上門以後就不知道在幹什麽,員工也不敢敲門隨意進去聊天,這樣就阻斷了溝通。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做了一個決定,把圍墻拆掉,現在除了老板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所有的人都是工位,不管是副總裁還是董事,就只有一個工位。這樣的做法使得員工覺得是平等的,使得我們的文化積極向上,辦公公開透明。
最後是轉型和聚焦。2012年向互聯網轉型,做傳統業務的向互聯網轉型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傳統業務的BD是戰略合作,互聯網時期的BD就是內容運營,線上的運營會使得你的故事更精彩,粉絲更多,再加上意念推廣。
互聯網來了,你會不會有新的秘密呢?你跟別人有沒有什麽不同?我認為秘密一定是建立在自己既往成功的道路上去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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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策略、新的優勢,怎麽把它體現出來告訴給客戶?我們自己有一個方法論,我們認為你得有內容,比如應用、知識、商店、ISV、加盟,這些內容分發到不同地方去,分發到web端,展現出來的是一個官網,分發到公眾微信號,服務號、訂閱號,通過二維碼把它可見、方便,能讓大眾找到你,當然有能力就幹個APP。我們希望通過內容,把產品通過BD、通過PR、通過內容運營、通過地推,把它推給四千多萬的小微企業,這就是新的優勢,新的策略。版權聲明:本文分享者孫國平,由i黑馬編輯,文章僅代表分享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i黑馬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一財網 邵海鵬 2015-07-31 10:13:00
在中國當前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十一連增”後,中國的糧食安全程度不升反降,而且是不斷下降,越來越低。因為生產的越多,進口的越多。
針對這一現象,7月30日,在“2015中國農村發展高層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稱,當前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糧食供給最充分的階段。之所以出現賬面上的下降,在於對糧食口徑的統計,以及中國的糧食儲備制度。
糧食超儲所導致的自給率下降假象
馬曉河認為,對凈進口貢獻最大的是大豆,正因為把大豆混淆在糧食里才導致糧食自給率下降。如果將大豆剔除,那麽糧食自給率將保持在95%以上。再扣掉薯類會更高。
為什麽剔除大豆呢?他認為,嚴格意義上大豆不是糧食,世界上也很少有國家把大豆算為糧食的。正因為中國這樣做(把大豆納入糧食範疇),糧食自給率才超速下降,從2000年的100%,下降到2014年的89.4%。如果繼續這樣做,那麽中國的糧食自給率還要下降。
數據顯示,在整體糧食進口量中,大豆占比重超過70%。稻谷、小麥、玉米等三種主要糧食產品自給率相當高。馬曉河說,如果完全按照谷物自給率算,扣掉大豆、薯類,那麽2013年的糧食自給率是97.6%。
至於糧食超儲,馬曉河認為,“我們的儲備糧非常豐富,遠遠超過國際安全儲備線。我算過一個賬,當前的糧食儲備可以供城鄉居民吃十年也吃不完,不過沒等吃十年就爛掉了。”
他說,如果糧食儲備不超儲,讓大量的谷物從儲備退出到市場上,那麽自給率也要高。有意通過儲備把糧食收到倉庫里造成市場短缺,刺激生產,刺激進口,也造成了自給率下降。實際這是一種假象,如果從目前70%的儲備率降低到30%,那麽自給率完全超過100%。
不過,對於目前庫存多的說法,在論壇上,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提醒到,最擔心的就是盲目樂觀,因此減少農業投入,減少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減少對農業其他方面的投入。一旦減少,發現危機再來就晚了。農業的生產能力跟工業建設不一樣,不可能很快。
政績導向下的過度生產
本屆政府對糧食安全格外重視。在經濟新常態下,農業也面臨新常態。
馬曉河說,社會對糧食的需求將會出現結構性變化,口糧會繼續減少,間接需求持續上升,對糧食的需求走向中高端化。還有,國家會繼續加大糧食生產將是新常態。“鋼鐵可以不搞,糧食生產是不能不搞的。”此外,吃糧的人越來越多,種糧的人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老齡化,這也是新常態。
此外,過度生產與超額儲備,耗費了大量公共資源。這使得糧食安全面臨新的不安全。
為什麽會過度生產呢?因為追求政績。馬曉河說,“誰在任當部長都不願意在自己任期內讓糧食減產。”要是減產,一是臉上不好看,二是沒法跟領導交代。所以最終結果是年年豐收。
他說,糧食豐收本來是波動的,市場有波動,自然環境也有波動。非得通過行政幹預讓產量只增不減,會永遠增產嗎?都知道這樣不行,但是誰也不願意讓它慢下來。
那麽,這樣一來,過度生產就必然導致浪費資源。這包括,土地、水源、公共財力。馬曉河反問,為什麽今天還要保持糧食多了不怕,爛在庫里也比沒有強的觀念呢?難道儲備產能在地里不更好嗎?
除此以外,土地、水等稀缺資源的減少,質量在變差,同樣威脅糧食安全。馬曉河說,耕地不斷減少,質量下降,是地方政府的一個最大錯誤。用好地蓋樓房,少報多占、未批多占、占好補差,這些都加速了耕地變少變差。還有就是為保障糧食增產,不斷打深井,何時才到頭呢?而且生產的糧食,市場又不需要,還要臨時儲備起來。
未來糧食安全如何設計?
在中國的糧食市場是扭曲的。一方面,通過大量的財政投入補貼而不斷提高政府收購價刺激生產,使糧食年年增產,打破了波動曲線,成了一種直線式上升。另一方面,在年年糧食豐收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農民利益,又以高於市場價收購糧食,收的糧食又超出市場需求,於是將糧食儲存起來。結果造成國家儲備越來越多。
為了應對這種超額儲備,不但國家要投資大量建設糧倉,還要向國有企業投放越來越多的糧食補貼費用,造成財政補貼增加。同時,為了保持庫存糧食不過期,每年又不得不進行大量的糧食輪換,最終扭曲了糧食市場。
那麽如何設計未來的糧食安全呢?馬曉河說,今後一定要調整糧食安全目標,一定要改革現在的糧食統計口徑,跟國際接軌,就搞谷物標準,把糧食安全轉化成谷物安全,將谷物安全的目標定在95%,食品自給率定在80%。
他建議,取消臨時收儲政策,制定國家的目標儲備政策和目標價格政策。政府收購,保持儲備率(儲備量占到消費量)達到30%,每年在庫存中輪換。然後按照高於市場相應比例收購,將指標分配給農戶。
另外,今後糧食安全要向高標準農田轉換,向中低產田改造轉換,向優質良種、現代農機裝備、病蟲害防空、測土配方施肥、土地汙染治理等項目轉換。當前要適度壓縮種糧面積,鼓勵支持農民調整種植結構,發展高附加值產品,以增加農民收入。
有人擔憂要是下一季度減產了怎麽辦?馬曉河說,高標準農田就是針對糧食生產能力建的,在法律上可以規定,必須生產糧食,現在不需要可以種別的,但是一旦需要必須轉產。
7月31日晚,央行於7月31日晚間發布《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意見稿中第二十八條解讀為,第三方支付賬戶最高支付額度僅為5000元,引起廣泛爭議。若依據該規定執行,支付寶單日最高消費只有5000元,只有一個密碼驗證方式的微信更是僅有1000元。
導致坊間一片嘩然,罵聲一片,無數媒體以及學者都認為這是巨大的改革倒退,甚至有人解讀,如果該規定實施的話,無數剁手黨買個蘋果6都要分期支付,更有激進者認為這樣的管理辦法會讓消費者的消費受到巨大的壓制。
其實在筆者看來,這是一種誤讀。首先第三方支付的征求意見稿,去年就已經有了一個版本,可以說,今天這個版本比去年的那個版本還有了一定寬松,有些創新性的支付都沒有納入監管,比如二維碼支付,人臉識別支付,生物信息支付之類的。可以說,留有很大的空間。
這個征求意見稿的核心到底是什麽?筆者認為首先限制的是余額支付,其次限制的是沒有得到高級別安全管理的余額支付。
也就是說,只有你在使用第三方支付賬戶中的余額去消費的時候,才會收到5000元的限制,而且如果你的這個第三方支付賬戶使用了包括數字證書和電子簽名的級別安全認證,其實你的支付都是不受到限制的。請各位讀者看看自己的支付寶賬戶,沒事兒的情況下,你在里面會存很多錢嗎?
再向下想一步,央行實際上的想法是不希望第三方支付公司變成銀行類可以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而且需要限制在第三方支付公司在賬戶體系內進行隨意的轉賬。
在消費者的大額消費的情況下,只要用戶通過綁定銀行卡的方式就可以正常的進項大額消費,沒有什麽實質上的影響。
再深入的解讀一下,這個征求意見稿,實質上要限制的是客戶利用支付機構賬戶的余額進行交易支付,直接的目的是避免在支付機構的備用金賬戶積累了來自用戶的大量沈澱資金,也就避免了支付機構的吸收存款的功能,這實際上是在降低整個行業的風險。大家腦補一下,實際上我們將銀行的存款劃撥到第三方支付的備用金賬戶中,實際上我們的存款已經脫離了銀行的監管,來到了第三方支付的賬戶中,第三方賬戶在做任何的操作,我們實際上是不得而知的。這樣的管理辦法一旦實施,這種情況將會被有效的納入銀監會的監管,降低了各種其他不必要的風險,實際上央媽做了一件好事兒,但是被民間給誤讀了。
為什麽不允許第三方賬戶的體系內轉賬?
實際上央行的真實目的是還是為了加強監管,一旦資金進入到了第三方支付賬戶,而且可以在第三方支付賬戶體系內進行隨意的轉賬,理論上來說,大量的洗錢行為,就無法進行有效的監管。而且由於第三方支付賬戶的轉賬是一種弱實名制的,結果很有可能是上千萬甚至上億的轉賬都將無法監管。避免第三方支付成為洗錢工具或者變相的清算工具,也是這個管理辦法的主要監管目標。
最後,關於這個管理辦法對P2P的影響。
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支付機構不得為金融機構,以及從事信貸,融資,理財,擔保,貨幣兌換等金融業務的其他金融機構開設支付賬戶”,這是為了避免金融或者類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難以監控形成依托支付賬戶的封閉循環體系。
但是,由於之前的“互聯網金融管理辦法”的出臺,很多大的P2P平臺也都迅速的和銀行形成了合作關系,逐漸擺脫了對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依賴,在筆者看來,這個規定除非迅速的實施,否則,應該對整個P2P行業的影響不會像想象的那麽大。
總結性來說,這個征求意見稿的核心監管目的首先是限制資金在第三方支付公司或者第三方支付的賬戶中的沈澱,也就是說避免第三方支付公司成為能夠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第二個就是要避免第三方支付形成封閉循環的內部轉賬體系,而成為類銀聯的新的清算機構,而這個清算機構所清算的資金的走向又不受到央行的監管。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清科創投投資總監丁康,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非i黑馬觀點及立場。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獲取授權。
“功夫熊”終究不是北極熊,在資本寒潮下凍得瑟瑟發抖。
9月21日,有媒體曝出,上門按摩O2O平臺“功夫熊”因B輪融資失敗,或面臨倒閉危機。剛陷入討債風波的功夫熊又陷入倒閉傳聞。
當日,功夫熊官方就“即將倒閉”一事正式作出回應,稱“功夫熊目前處於正常的營運中。”並主要強調三點:
1、各城市平臺推拿師正常接單服務中,歡迎預約;
2、功夫熊所有項目預約和會員卡一切正常,用戶權益將一如既往得到保障;
3、服務過程中我們會一如既往贈送服務雙方保險,保障雙方權益。
功夫熊A輪投資人、祥峰投資總監趙楠也在第一時間接受了i黑馬記者采訪,他指責爆料文章為對手的“明顯黑稿”。
突變的功夫熊
早前幾月,功夫熊的情況還是朝著積極的方向發展,5到7月份之間四次收購了五家上門O2O平臺,並借此將服務範圍覆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西安和成都等城市。8月底又有消息流出,功夫熊即將拿到數千萬美元的B輪融資,不過官方融資消息遲遲未出。9月初,形勢大變,部分技師拉橫幅,討要“血汗錢”,上門模式受到質疑。而功夫熊CEO王潤覺得很委屈,他當時在微信朋友圈回應稱,“吃虧的明明是我們。”據王潤介紹,討薪技師均是被功夫熊平臺品控系統查出問題被下線的技師,功夫熊方面並未扣發問題技師的實際所得,僅取消了其在平臺上的補貼獎勵。
據媒體報道,上門按摩服務的技師通常按客單價提成獲得收益,此前為技師拿80%,平臺抽取20%傭金,而後按50%收取。按照以往的補貼政策,“功夫熊”既要補貼消費者,也要補貼技師。“功夫熊”此前每月發放給技師的工資高達270萬元。
不過,據i黑馬記者了解,功夫熊目前對技師的補貼已經取消,只針對用戶部分存在補貼,補貼最高金額為40元,而之前最高達到90元。
這種政策的調整已經對功夫熊平臺中的技師產生了影響,半個月前的技師拉橫幅討薪也被認為是補貼政策的調整而催生。據功夫熊內部人士,其技師目前在380人左右,“前段時間品控問題走了一批”。
“今年所有O2O都很難融資 但是這個消息很扯淡就是說功夫熊倒閉了。談了幾個VC,還沒close就被對手說倒閉了,這麽明顯的黑稿。”功夫熊A輪融資方祥峰投資趙楠對i黑馬記者表示。從趙楠的回應中不難發現,盡管功夫熊在當前還處於正常運營,但資本寒冬已經實實在在的影響到了功夫熊的生存和發展。
補貼超乎想象
上門O2O項目因為燒錢一度不被業內看好,為了吸引新用戶,O2O平臺往往需要對用戶和技師進行高額補貼,如果資金未能及時到位,很容易陷入危機。
過度補貼被認為是造成危機出現的根本原因。“滴滴和快的對於資本和創業者起了一個很負面的壞作用。”複星昆仲資本投資副總監盧山表示,出行市場的瘋狂燒錢和補貼讓人們誤以為快速地增長和燒錢是正確路徑,用資本構建壁壘被當成是有效的做法。這種做法在創投圈蔓延,埋下很多風險隱患。在經濟上行時尚能維系,一旦遇到經濟下行,資金收緊,很容易陷入困境。
這種困境的產生把很多投資時假設的基礎完全顛覆,把一個健康的模式變得很扭曲,大手筆的補貼像毒品一般,刺激著創業者的同時,也使其陷入其中難以自拔。事實上,諸如滴滴之類的土豪,也已經開始在減少補貼力度。
補貼通常被認為是O2O初創項目吸引流量和用戶的有效手段。事實證明,這種方法對於低單價、高頻次的服務而言,導流相當明顯。隨著競爭加劇,補貼開始變異,創業者把成本更高的服務拿過來做補貼,這種做法對其他創業者產生兩難選擇:不跟,用戶數和訂單數被拉開差距;跟進,比拼誰手握更多的資金籌碼。
“這是一個模式發展的問題,並不代表O2O本身有問題。”盧山並不打算因為當前O2O的困局而否認其價值存在。他認為判斷O2O有沒有問題的好辦法是,在補貼取消之後,項目是否依然能夠賺錢。“本身能賺錢的模式不應該會在資本的下行中死掉。”
O2O如何過冬?
O2O最大的優勢在於打破了服務和地域的邊界,線上與線下的有效結合能夠帶來流量的增長轉化。只是它的軟肋異常明顯,無法找到有效的盈利模式,多數依賴燒錢維續發展。在如今資本寒冬下,脆弱的O2O企業該如何生存?
盧山認為,中小型O2O創業者們在當前的形勢下,應該去思考用戶是否願意為服務買單。如果用戶願意使用,企業在這個寒冬里面要做的不是擴張,而是修煉內功。苦練內功實際上是為了在新的春天到來時能夠厚積薄發。這被認為是一個能源儲備的階段。沒有融到錢的企業,在賬面資金足夠支撐的情況下,也應該去控制自己燒錢的速度和成本開支,讓收入手段去平衡運營和補貼成本。
“在經濟情況不好的前提下,裁人和收縮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盧山認為,如果勝者為王是一個普適性的真理,在洶湧的創業浪潮值下,“剩者為王”同樣適用。
盡管投資趨於冷靜,盧山認為,只要項目本身具備很好的盈利能力,估值又不太離譜的情況下,投資人依然還會出手。只是投資人的關註點放在了更加直接的商業模式上,而不是之前美好而絢爛的想象空間,“這個市場里面需要一個慢慢成長的肌肉男,不需要一個虛胖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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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醫學科學院醫生在進行甲狀腺癌細胞切除手術。 (CFP/圖)
1999年,韓國政府發起全國性體檢計劃,結果甲癌發病率提高了15倍,但甲癌的死亡率卻沒有任何變化。在沒有挽救性命的情況下,早期篩查還應該繼續進行嗎?
對於大部分微小癌患者來說,觀察和檢測才是最合適的處理手段。但對於另一小部分患者,手術必不可少。問題是很難將中、高危病人從普通患者中篩查出來。國外提倡甲癌精準治療,目前國內連規範治療都做不到。
從早上8點開始,甲狀腺癌手術一臺接一臺。對於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天津市腫瘤醫院副院長高明來說,這又是忙碌的一天。
在這家國內甲狀腺癌(以下簡稱甲癌)手術量最大的醫院里,僅2014年,甲癌手術就達到4773臺。據估算,今年的手術量將突破5400臺。
“患病率在躥升,住院病人在增加,惡性腫瘤患者數量及權重也在遞增。”高明感慨,上世紀90年代末,甲癌與其他惡性腫瘤相比,發病率連前十都排不上,如今在一、二線城市的女性群體中,甲癌發病率基本位列三甲,有的甚至已躍居榜首。
甲狀腺,這個外形酷似蝴蝶的腺體,分泌著對人體至關重要的激素。吞咽時,它可隨喉部上下移動,好似蝴蝶翩翩起舞。然而這些年來,這只“蝴蝶”頻頻扇動翅膀,引發醫學界的廣泛爭議。
2010年,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對北京、成都、廣州、貴陽、濟南、南京、上海、沈陽、武漢、西安這10個城市居民的甲狀腺疾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甲狀腺結節的患病率高達18.6%,其中有5%-15%為惡性,即甲狀腺癌。
這一現象跟碘鹽政策以及碘攝入量增加有關嗎?這是對甲狀腺過度檢查的結果嗎?目前國內甲癌是否存在過度治療?南方周末記者奔赴各地,邀請國內該領域最權威的專家予以解答。
“檢查頻度的增加和檢查手段敏感性的提升,這是甲癌患病率攀升的最主要原因。”在遼寧省政協副主席、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主任委員滕衛平看來,與其說是患病率升高,不如說檢出率提高更為準確。
甲狀腺在人體頸部前方、氣管兩側。以往檢查大多采取觸診,受結節在甲狀腺內的位置、大小,患者頸部粗短、肥胖以及檢查者的經驗等因素影響,發現甲狀腺病變的幾率並不高。事實上,在上世紀80年代的常規屍檢中,甲癌的比例就已達到6%-23%,但因為腫瘤和緩,患者至死也未表現出明顯的臨床癥狀。而隨著甲狀腺高頻超聲技術的出現,直徑1.5-2毫米的微小結節也能輕而易舉被發現。
不過,患病率並不等同於實際發病率。學術界普遍認為,甲癌的實際發病率沒有增加,但乳頭狀甲癌的比例從70%增加至現在的約90%。滕衛平指出,雖然沒有做進一步的腫瘤流行病學調查,但國際主流觀點是,這跟碘攝入量增加可能有關。
2009年,“食鹽加碘”政策陷入爭議漩渦。此後,國家有關部門修改了全民食鹽加碘法規,頒布了新的食鹽加碘國家標準。新標準降低了食鹽碘含量,同時摒棄了全國“一刀切”的碘鹽標準,授權各省根據本地的碘資源情況,在國家標準基礎上浮動±30%。
“碘過量與甲狀腺結節和甲癌之間的關系,盡管有一些流行病學的報告,但缺乏有說服力的循證醫學證據。”滕衛平指出,目前已獲確切證據的是,碘過量會導致甲狀腺自身免疫和甲狀腺功能減退癥顯著增加。
2012年12月底,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的3位婦產科醫生同時被確診罹患甲狀腺癌。由於該病與個人射線接觸史相關,這3位在相同手術室工作了6年的副教授,最終把患病原因歸咎於樓上兩間骨科手術室放射防護措施不當。
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專業委員會常委、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核醫學科主任陸漢魁表示,每個人的患癌幾率不同,個人體質和對射線的敏感度也不同,確定兩者間的必然聯系很難。環境汙染、壓力過大、激素水平、肥胖和糖尿病等,都可能成為甲癌發病的誘因。
檢查手段的進步,使得甲癌的早期發現成為可能。但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一篇論文,卻引發了一場關於“過度診斷”的爭論和思考。
1999年,韓國政府為減少癌癥和常見病,啟動了一項全國性的體檢計劃。體檢項目並不包含甲癌篩查,但因為只需頸部超聲檢查這一簡單步驟,醫生鼓勵患者參加,患者也樂於接受。
篩查帶來了意外的結果:20年間,甲癌發病率提高了15倍,這種原本罕見的癌癥一舉成為韓國最常見的癌癥。然而,甲癌的死亡率卻沒有任何變化。
並發癥倒是隨之而來。甲癌手術後,約10%的患者出現鈣質代謝問題,2%的患者發生了聲帶麻痹。
“過度診斷轉移了醫療資源、驚嚇了患者。最大的問題是,它催生了過度治療。”文章作者之一、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教授希爾伯特·韋爾奇(Hilbert Welch)質疑,“在沒有挽救性命的情況下,早期篩查還應該繼續進行嗎?”
在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常委、江蘇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副院長劉超看來,早期篩查和診斷可以讓公眾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總體來說利大於弊,“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檢查,而在於要盡可能避免非必要的檢查。”
超聲檢查是確診甲狀腺結節的必要檢查,也是美國甲狀腺協會和歐洲甲狀腺協會推薦的甲狀腺結節診斷首選方法。在國內的《甲狀腺結節和分化型甲狀腺癌診療指南》(以下簡稱《指南》)中,“所有甲狀腺結節患者均應行頸部超聲檢查”被列為A級,代表“強烈推薦”。
但劉超發現,明明用超聲檢查就能診斷出的結節,一些醫院非得用CT造影檢查。有的造影劑中用了過量的碘,患者的甲狀腺功能原本正常,結果卻被這不必要的檢查誘導出了甲狀腺功能減退。
在劉超接診的患者中,這樣的病例並不少見。過度診斷不僅發生在二三線城市的地方醫院,同樣也不乏三甲醫院的身影。
“大家身處同一個圈子,有些事情我不好意思向患者明說。”劉超表示,但每次接到這樣的病例,他都覺得“特別痛心”。
一邊是過度診斷,另一邊卻是必要的診斷方法開展有限。
細針穿刺檢查是明確甲狀腺結節良惡性的“金標準”,是敏感度和特異度最高的診斷方法,因創傷小、快速、準確,在國外已成為甲狀腺結節的常規檢查。但在國內,受醫生細胞病理學診斷水平的限制,細針穿刺尚未普及,導致很多患者在尚未明確結節性質的情況下就做了手術。
過度診斷往往會催生過度治療。
對30歲的孟桐(化名)來說,過度治療讓她從一個光鮮艷麗、事業有成的女強人,變成了一個郁郁寡歡的病號。
2014年8月,她因頸部淋巴腫痛到上海某三甲醫院就診,超聲檢查顯示:甲狀腺結節。在未盡詳細檢查及良惡性鑒別診斷的情況下,她被告知:高度懷疑是惡性腫瘤,需要手術。
手術中,她的雙側甲狀腺被切除,這成了噩夢的開始。術後,呆滯、無力、嗜睡、胸悶、呼吸困難、心律不齊、內分泌紊亂等後遺癥接踵而至。
父親帶她來到上海另一家三甲醫院,內分泌科醫生明確表示:手術根本就是多余的。鑒於手術加重了甲狀腺功能低下,醫生判斷,除了需要終生服藥,“這輩子可能沒法再生孩子了”。受此打擊,孟桐逐漸出現抑郁癥狀,不得不接受精神治療。
“過度治療關鍵在於對手術適應癥的掌握。”滕衛平表示,不過他也隱晦地指出了問題的複雜性,“涉及醫院、醫生的經濟利益和醫患糾紛”。
據廣東某三甲醫院一位甲狀腺外科醫生透露,在區、縣一級的醫院,甲狀腺專科為維持科室患者的數量,對手術指征的把握非常寬松。對無手術指征的患者實施手術,導致非必要的甲狀腺結節手術率顯著升高。事實上,部分甲狀腺結節是多中心的,良性結節即便被切除,以後仍然會複發。在促甲狀腺激素的影響下,隱匿的結節也會生長,手術幹預完全沒有必要。此外,如果操作不當,手術還會損傷喉返神經和甲狀旁腺等部位,給患者帶來不必要的損傷。
“腔鏡治療甲狀腺疾病幾乎成了中國的招牌。”該醫生感嘆,無論是從清掃範圍還是性價比,這一技術都不如開放手術,歐美國家很少開展。但打著“微創美容”的旗號,加之手術所需耗材多,腔鏡手術在國內“都快做瘋了”。
陸漢魁也承認,從他接手的病例來看,過度治療在個別醫院和醫生那里確實存在,但在他看來,用“過於積極”一詞似乎更為合適,受數字化績效考核機制以及醫學技術本身的局限性,“過於積極”有時是現行醫療管理體制下醫生的無奈之舉。
上述匿名的廣東醫生也反映,在國內,只有很少一部分特別德高望重的醫生敢拍著胸脯對病人說,“不需要手術。”畢竟,在醫患關系緊張的局面下,沒有醫生願意因為可能的漏診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煩。
偏向積極的治療還出於患者的過度焦慮。
手術前,陸漢魁的每位病人都會收到一張“病人告知書”,告知書的開頭不是晦澀難懂的醫學原理,也沒有教科書式的註意事項,只有簡單的兩句話:“首先希望你不要緊張,也希望你不要害怕射線。”
陸漢魁能感受到患者的緊張和恐懼。幾乎每天早晨,他都會遇到哭泣的病人,已經出院的患者不停地給他打電話。甲狀腺切除手術後需終生服藥,有人一拿起藥片就覺得渾身不舒服。
他有時會給患者發科普小手冊,對方不接,“陸醫生,你說啥我就做啥,但我不想看到手冊上的‘癌’字。”
恐癌並非“中國特色”。2014年,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發起甲癌“觀望項目”(Wait-and-See Program)。被診斷出甲狀腺微小癌的患者可以選擇暫時不做切除,而是定期檢查。
不過,患者對項目並不“買賬”。項目負責人邁克爾·圖特爾(Michael Tuttle)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參與者寥寥,醫生也擔心因錯過最佳治療時間而遭患者起訴。
作為中國健康教育中心的特聘專家,陸漢魁認為,公眾要增強對於甲狀腺疾病的整體認識,避免甲癌恐慌;醫生也要與病人進行準確有效的溝通,而不只是簡單地診斷和治療。更重要的是,建立值得信賴的甲狀腺病診療數據庫,為甲狀腺疾病的篩查規範、診療路徑和對醫療行為的個體化績效評估打下堅實基礎。
目前,對於甲狀腺良性結節的治療,國內外專家已達成一致:大部分可暫不處理,保持6-12個月的隨訪間隔。過度治療的爭議集中在如何處理直徑小於1厘米的惡性癌,即微小癌。
“甲狀腺微小癌就像聖女果,長不成西紅柿。”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某專家曾表示,微小癌是惡性度很低的一類腫瘤,幾乎不會導致死亡,10年生存率高達98%。
這個形象的類比也引起了高明的思考:微小癌等同於低危癌嗎?等同於早期癌嗎?他曾親眼目睹過不少“小原發竈大轉移”的病例,也曾見過很多微小癌和喉返神經、氣管粘連侵犯而影響患者預後的病例。他相信,對於大部分微小癌患者來說,早期診斷自然是合理的處理手段;但對於部分微小癌患者,手術必不可少。
“問題不在於過度治療,而是我們無法將中、高危病人從普通患者中篩查出來。”高明表示,在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的牽頭下,《中國甲狀腺微小乳頭狀癌診療專家共識》正在制定中,預計將在年底頒布,“嚴格按照指南科學操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微小癌的過度治療。”
2014年,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精準醫學”,這也成為眼下國內醫學界熱議的時新概念。
“現在還談不到精準治療,因為我們連規範診療的水平都沒達到。”滕衛平直言。
2014年,在第三屆中國甲狀腺外科高峰論壇上,“精準治療”被列為甲狀腺疾病臨床基礎研究六大發展方向之一。但高明同樣強調了規範的重要性,“規範是精準的基礎”。
不久前,他接診了一名甲狀腺血腫患者。患者稱在中國“治療甲狀腺最好的醫院”被診斷出甲狀腺結節。醫生並未明確結節的良惡性,只是在三個結節處各紮了根針,聲稱“針灸療法”創傷小、效果好、不留疤痕。三根銀針價格不菲,需要近3萬元治療費用。不料,甲狀腺血液豐富,醫生紮針不慎,反倒弄出了大血腫。
好奇心驅使下,高明在網上搜索“中國最好的甲癌治療醫院”。他信心滿滿:天津市腫瘤醫院國內領先,進個前三不成問題吧?搜索結果卻讓他傻了眼,“怎麽到了五六名,還沒有我們?”
換個關鍵詞“天津甲狀腺醫院”繼續搜,依然不見蹤影。高明註意到,榜單前列清一色都是不知名的醫院。
“缺少規範化治療,這不得亂套嗎?”高明有些著急,“我可以把規範化的診療經驗傳授給這些醫生,但網絡我管不了啊!”
目前,從三甲醫院到縣鄉一級的基層醫院,甲狀腺手術已普遍展開。但對於數量龐大的醫生隊伍,國家並沒有任何資質方面的準入限制。
甲狀腺疾病的診療涉及外科、內分泌、核醫學、影像、病理等多個科室,是典型的跨學科專業。不同科室的醫生學術背景和臨床經驗參差不齊,對甲狀腺疾病的發生發展仍然存在認識不足,治療欠規範的現象並不少見。
在理想狀態下,各醫院成立由外科、內分泌、核醫學等科室共同組成的甲狀腺專科可以解決規範化問題,但由於涉及複雜的行政審批手續,國內除了少數幾家醫院,大部分醫院的各學科仍處於分散狀態。
“當務之急是各醫院建立本醫院的甲狀腺癌治療協調機制,接受《指南》系統培訓,讓患者享受規範治療。”滕衛平呼籲。
2015年7月,為普及甲狀腺癌規範化治療及多學科診療理念,中國抗癌協會甲狀腺癌專業委員會啟動“中國行”巡講。巡講中,高明的一張幻燈展示引起了與會醫生的註意。
“這幾年甲癌的高發,讓我們幹這行的醫生‘顏值’越來越高,”他指了指幻燈上的自由女神像,女神高舉的右手下面是他特意打的八個字,“冷靜、科學、規範、精準”。
11月14日,在中國金融學會2015學術年會暨2015中國金融論壇上,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亊長、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針對中國金融業未來改革和發展的主題發言,李揚分析了我國股票市場問題的五個方面:市場迄今為止沒有完善的頂層設計;市場被賦予太多政策理念;市場過度負債,不堪重負;市場重交易、輕資本形成;分業監管模式導致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
在下一步設計未來的中國股票市場發展時,李揚認為不要賦予股市太多的政治責任,要建立一個有利於資本形成的市場,開放、有發展的市場,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市場,並且是一個有效監管和法制嚴密的市場。
以下為李揚現場發言:
我們的主題是“十三五”,我想講最近講過的一個議題就是中國需要怎樣的股票市場?股票市場國內外垢病審度,國外很多的機構針對根據我們股票市場最近的波動以及我們政府應對的狀況,得出中國政府掌控不了局面的悲觀結論。當然,確實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領導人也反反複複說這個市場平穩了,使功能恢複了,但是客觀還是存在著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在“十三五”開始的時候必須考慮。
我國股票市場問題的五個方面
我想講這個問題講兩個例子,一是大致上概括我們這個市場有什麽樣的問題,二是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下一步怎麽發展。
問題可以概括為五方面。第一,這個市場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完善的頂層設計。我們在一開始設置這個市場的時候並不是非常清晰,我們比較盲目的認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國家都有一個資本市場,所以我們也應該有一個資本市場。
迄今為止,有些比較權威官方的說法,小平同誌說股票市場可以開,不好就關掉。作為資本市場的頂層設計,我們心里很害怕,說明了頂層設計,只是說我們沒有一個非常完善的,每年都要定規劃,那規劃細枝末節,都是大的概念,在市場經濟中,在國民體系中是什麽樣的,並沒有很好的描畫。沒有這東西,但是事實上我們在發展過程中,腦子里潛在的有一個版本,這個版本大概就是美國,美國的資本市場非常發達。我們沒有考慮美國這樣一個發達的資本市場在中國可不可以複制。如果說學習的話,發達國家有這樣的資本市場,榜樣也不止一個,美國是一個,日本、德國,其它也都是可以。對這些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的回答,這樣使得我們這樣一個市場發展的有很多偏頗。
比如關於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問題,這是很陳舊的概念,我們還是把它反反複複的說,在中國所謂傳統意義上的直接融資,在中國是間接融資,你發債券,機構買,買了之後放在資產負債表里,變成間接融資。對這樣一些關乎市場發展的根本前景和它架構的一些東西沒有很好的回答,致使我們出現問題就搖擺。
第二個問題,市場是個政治體,我們給它賦予了太多了政策的理念。
從一開始為國企改革服務,甚至有一段時間是為國企解困服務,資本市場是提高效率的一個機制,為國企解困服務,這樣寫應當說不堪重負。這樣一種政策設計在這一輪的市場波動中體現的非常清楚,現在大家在打擊做空,首先要打擊惡意做空的人,做空是去泡沫,相比而言吹泡沫更可惡,有關當局又是文章又是什麽,普通百姓認為上面是那樣一個媒體、載體來說,4000點剛起步,誰跟著這話去做呢?所以這些賦予太多政策的功能,而迷失了它提高配置資源的根本效率根本目的,這市場可以說對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方面並沒有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它是一個資金所,也就是個拼錢的地方。還是回歸這個市場本質,資本市場是資本形成、資本交易的地方,什麽時候在我們這變成了一個資金池。
首先想到有沒有錢進去,市場出了問題首先想到的是停止IPO,停止了,又怕吸收錢,其實IPO這市場還有功能,更重要的是這一輪市場波動的時候,我們看到在或明或暗的,或者監管當局已經開始默許大量的信貸資金入市,什麽場外配置,那些管道就是把銀行資金入市。
大家知道這個事是資本市場發展的大忌,防止信貸資金入市是世界各國的通則,但是在我們或明或暗這是在支持,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我們一定要知道金融所有問題可以歸結為,在80、90年前(英)的一句話:問題不在於過度的投資,也不在於過度的投機,在於過度的負債,這市場現在就是過度負債,那麽市場就是不堪重負,而且不敢動。
第四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市場重交易、輕資本形成。
資本市場首先是資本形成的市場,促進資本形成的市場,但是在我們這里是先從資本交易做起。這是中國特殊改革的路徑造成的,我們還沒有股份公司就搞了個市場,交易了什麽,最早的一批人,股票就是債券一樣,股票出了問題要找人還。這樣使得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能夠正常運行的一些一級市場的基礎還不具備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把二級市場做的比較活躍。而且在我們設計方案的時候還有這樣的思路,用二級市場促一級市場,典型的是國家期貨,當時國債國家一級市場很不發達的時候,我們想促進國家一級市場,想讓百姓購買國債,於是就搞了一個國債二級市場交易,甚至期貨,到現在不知道是驢不走還是磨不轉,我們國債期貨一個簡單的產品很難在我們這市場中引進。這樣一個產品拿到政治局會上去討論,這與我們特有的我們整個的金融市場發展路徑有關,使得我們這個市場重資本交易,輕資產形成。重資本交易會導致很多惡果,大家只看股價,當局就調控股價,之後就出現很多奇談怪論,賣牛論,只要牛走起來肯定是瘋牛了。一定要怎麽用什麽步調漲呢?我們看到全世界的股票都是漲漲跌跌,在一個大趨勢上和經濟發展趨勢一致,你把它具體化為哪日的監控指標,這是有點受不了,這是思路上有問題。
第五就是監管,既有過度監管,也有監管真空,顯然與我們目前的這種分業監管模式密切相關。
資本市場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原來簡單賣掉股票,我們現在是產品,提供到市面上的產品,大多數的產品已經是混業的產品,它可能是資本市場的,也可能是信貸的,或者兼有這種特點。如果按照誰家孩子誰抱的監管思路,一定是有的孩子沒人抱,有的孩子搶著抱,這次股票市場的波動我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些場外配資監管最灰的地方出了問題,這是我認為這是它的主要問題。
下一步中國需要怎樣的股票市場?
第一,我們在設計未來的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包括中國資本市場,包括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的時候,要突出它是媒介、資源有效配置的載體,不要賦予它太多的政治責任,它只是一個載體,只是一個市場。
我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說的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金融市場、股票市場、資本市場、貨幣市場實現的,它就是一個載體。你把這個載體做得有效一些,有助於實現我們資源有效配置的目標就可以了,不要再賦予各種各樣的政治任務。我們現在從審批制變成備案制就是其中應有之一,我們需要它強迫上市公司現金分紅,就是它這制度必須有這條件。因為沒有現金分紅,這市場就沒有底線,如果它不能通過持有那份股份,從那個公司分到它的紅利,這條路如果不通暢的話,唯一只能通過股票價格搞上去而獲利,這個市場就變成一個賭場,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清楚,與這市場相關基礎的設施我們必須要建立起來,這是第一。
第二是有利於資本形成的市場。中國現在不缺錢,但中國缺資本,尤其是缺權益資本。
按這個目標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就是一個集中應有之一,大家很清楚所謂多層次主要指草根層次,不是上面主板的狀況。因為現在中國就是草根需要資本,甚至是草根需要資金,我們現在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缺的就是那第一筆資金,缺的就是使得他們能夠成為企業的資本。
所以成為企業,首先要有人投資,而不是需要貸款,我們現在科技金融、雙創都想的是銀行貸款,他何以承載這個貸款?他沒有股本怎麽承載?用什麽東西對他負責。
在這意義上,我們支持各新三板、四板,各地方的交易,甚至那樣一些最原初的,有點像籌集資金的那樣一些做法,這塊我覺得我們做得不是特別多。以前在人民銀行討論過,不能一動錢就是歸你管,資本形成的時候恐怕就不歸你管,我們現在資本形成的時候,現在這塊比較缺,而且缺監管,這部分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第三,我們這個市場應該是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市場。習主席在說到中國資本市場是三個毛病:第一是小投資者為主,第二是制度不健全,第三是有些大機構投機三個問題。我做研究的就說,這個事情是問題,但是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客觀事實,而且短時間是改變不的了。中小投資的為主是中國資本市場的一個特點,你說它好壞這又是一個判斷,它是事實,你必須基於這個事實,必須滿足廣大中小投資者的需求,必須保護中小投資者。股市爆漲爆跌,實際上是中小投資者含著淚承受了它的負擔,這到哪些地方去說,所以我們制度設計上要保護他們。所以有各種各樣透明度的要求,對內幕交易的打擊,出了事情要給他嚴肅的處置這樣一些制度,這都是應該健全的。否則這樣中國以中小投資者為主的資本市場很難健康發展。
第四,它應該是一個開放的市場,五中全會有五個原則,有開放發展。股票市場開放不僅說它本身的開放,它更深的是說我們資本項目開放,與我們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中國要向世界提供公共品。公共品在國內是政府提供,在國際上你要想發揮作用,你要想獲益,你必須要付出,付出要有公共品,這個公共品是在各個領域形成的,在金融領域,包括它資本市場中的一些規則,資本市場中的產品是很重要的公共品。在這里面,我們在這個方面要提高到這樣一種高度,不僅是滬港通等等,我們要符合國際標準,讓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進入,這樣才能和我們大國的地位相稱。
最後應該是一個有效監管和法制嚴密的一個市場。我們資本市場的法律,在座好多人都是參與這過程的,到現在為止,咱們還是比較粗糙,比較滯後。很多事情發生了之後,我們沒有依法有據,它只好聽之任之,靠協調,不一定能協調的好。所以加快法律制度的健全的完善應該是其中應有之義。與它大致上相並列的問題是監管,本輪市場波動再次暴露出我們市場分業監管的問題,五中全會在起草的時候與最後公布出來是有些變化的,但是原則沒變,習主席在解釋九個問題的時候講到了要監管協調。監管協調用什麽機制,組織上有什麽安排,這需要討論。我個人認為英國的模式可能比較適合中國,也就是中央銀行發揮主導作用,原因有三:一,中央銀行在信息上是最有優勢的;第二,中央銀行有處置的手段,因為它有貸款人;第三,中央銀行在組織上和人事上最成熟。可能由於這樣一些原則,這樣一個協調的責任落在中央銀行為好。
總之,我們現在面對這個新形勢,過去所有的改革制度,我們還需要重新回顧,資本市場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希望我們中國金融學會繼續做出貢獻。
對內,數位浪潮衝擊下,國內金融從業人員面臨分行裁撤、工作內容轉型等壓力;對外,各家金控前進東南亞、打亞洲盃,台籍幹部外派的機會越來越多。東南亞,將是年輕一代金融從業人員未來的新戰場。 數位浪潮衝擊下,國內八十萬名金融從業人員的出路何在?答案可能就在東南亞! 在網路金融、無人銀行、行動支付、物聯網等發展趨勢下,實體通路正快速消失。事實上,國內銀行今年總分行家數首見減少,而且是繳回執照,不再保留。這意味 著,包括銀行、證券、保險在內的金融從業人員逾三十萬人,加上業務員等兼職人員,更是高達八十萬人,都將面對工作內容轉型的考驗。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早已提出示警,要求所有金融機構在今年底前,提出金融從業人員如何因應轉型的具體計畫。 此外,面對金融業在國內發展的困境,金管會近年來主導的政策就是「打亞洲盃」,鼓勵業者前進海外市場,以解決「overbanking」(銀行過度競爭)的問題。 「今年底東協十國成立,未來區域貿易和投資金額將提高二至三倍。」國泰世華銀行柬埔寨董事長梁敬思指出,前進東協,是台灣銀行業可吃得到的最後一塊海外布局大餅。
摸透各種潛規則
成功主辦大型聯貸案 其中,越南是台資銀行在東協布局的重鎮,原因是,越南既是少數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第一輪談判成員,又是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成 員,對於台商吸引力大。截至今年九月底的最新統計,台灣銀行業者在東南亞布局以越南為大宗,共有五十五家據點,其次是柬埔寨和菲律賓。 當金融業大打亞洲盃之際,也意味著,國內金融從業人員未來的職場將挪移到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事實上,今年各家金控的徵才取向,就很明顯以「具國際視野、外語能力佳、並且有意願到國外歷練的人才」為優先考量。 四年前派駐越南,三十五歲的國泰世華銀行越南茱萊分行副理史安,就是打亞洲盃的先遣部隊。 「一開始,我就下定決心要外派。」曾在其他銀行工作的史安,二○○九年轉職、成為國泰世華銀行第五屆儲備幹部,也就是該行專為培育海外人才而設的計畫。 相較之下,史安的主管、國泰世華銀行越南茱萊分行協理阮豐利,十三年前派駐到越南,他回想起來:「當年外派到越南是很掙扎的。沒人要出來 ,多半都是被逼的,或者只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現在卻不一樣了!阮豐利發現,台灣年輕的金融從業人員不再抗拒外派到越南,反而躍躍欲試、積極爭取,而且 心態上,不止是想來走馬看花,而是想學習駐外的經驗,並體驗金融業如何在新興國家發展和成長。 「外派是很難得的學習經驗。」史安指出,台灣一個分行至少有十五人以上,分工較細;但在越南,從聯絡總行、跑業務等,他都得一手包辦。 問起最有成就感的事,史安說:「先前越南的聯貸案都由歐美外商銀行主導,但我們做到了。」過去,台資銀行在海外主要做台商生意,或者參與聯貸案,但國泰世華銀行另闢蹊徑,主攻越南國營事業的大型聯貸案,而且是擔任主辦行。 擔任聯貸案的主辦行,必須和當地企業及政府官員打交道,不僅要了解越南文化和做事方式,更要懂得各種潛規則。「就算到簽約日,也可能臨時變卦,心臟要很大 顆。」經過多年磨練,史安已逐漸掌握訣竅。目前該行已促成的案子,包括越南航空、越南石油天然氣集團、越南工商銀行和越南投資發展銀行等,募集資金總共超 過十億美元,占該行在越南放款金額的八成,堪稱打亞洲盃的模範生。 事實上,打亞洲盃的,不止是金融從業人員,就連會計師,也開始往東南亞發展! 台商很早就到越南投資,在當地創造了超過一四○萬個工作機會,並讓台灣成為越南第五大經貿夥伴、第四大外資來源國。近年來,很多越南台商有意回台上市,需要懂中文的會計師協助,也造就了國內會計師前往越南上班的契機。 「金融業就是跟著產業走。」任職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的黃紳瑋,看到了國內產業發展的困境,以及越南經濟高速成長的榮景,去年五月就主動爭取到越南工作。 三十八歲的黃紳瑋,毅然選擇另闢戰場,在越南從零開始,不僅薪水是原本的兩倍,更重要的是,升遷機會比待在台灣來得高。他指出,「台灣的餅很小,如果要升遷,業務量的貢獻是重要考績。」隨著越南台商的審計需求增加,他到越南拚業績,可望為自己的履歷加分。
熟悉法規稅制
每年業務可望成長一○% 同樣在胡志明市打拚、六十五年次的吳俊源,來自台中的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去年底升任合夥人之後,也選擇到越南歷練,汲取國外工作經驗。吳俊源形容,越 南的國際化程度不會輸給台灣,他現在的同事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捷克、印度、澳洲、泰國等,像個小聯合國。 台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中,安侯建業是唯一在越南擁有常駐台籍幹部者,同時也積極在亞太區拓展海外業務,服務當地台商,預計每年的審計業務可成長一○%。除了越南之外,安侯建業在中國、柬埔寨、泰國等,均有派駐台灣幹部。 「到海外上班,必須重新熟悉當地會計準則和稅制。」吳俊源指出,越南的法令規定往往先推出一個粗法,沒有細則;稅法也有此通病。對此,他輕嘆一口氣說: 「也許當局有政治或管理上的目的,想要保留較大的解釋權。」舉例來說,越南政府可能在十一月推出某個法令規定,但生效日卻回溯到七月一日,等於是溯及既 往;又或者,朝令夕改,例如一月提出銷售某個物品要開發票,結果九月又取消,常常讓許多台商手足無措,卻也因此更加仰賴台籍會計師的協助。 「法則是越南文,我們必須先和當地同事反覆確認,英文翻譯是否符合原意,再用中文向台商講解。」對法規的精準詮釋,讓吳俊源成了台商掌握訊息的橋樑。 有別於台灣的分工較細,黃紳瑋形容,在越南工作就像「校長兼撞鐘」,大小事都必須一手包辦,充滿挑戰,包括從零開始,去建立為台商服務的模式。例如,越南 事務所每月發行的稅務更新,以前沒有中文,他們來越南上班之後,把它翻譯成中文。「但,也讓我學習到更多。」當下,打亞洲盃已成為金融業最重要的戰略布 局,可預見的是,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金融從業人員前進東南亞。因此,提升外語能力,並調整心態,是未來投身金融業必備的能力和履歷。 金融業打亞洲盃,就業機會大增! —— 台灣銀行業者在東南亞據點 國 家 家數
越 南 55
柬埔寨 34
菲律賓 31
印 尼 13
新加坡 10
泰 國 9
馬來西亞 4
緬 甸 4
寮 國 2 註:家數包含分行、代表人辦事處、其他分支機構資料來源:金管會,截至2015年9月底東協經濟高速成長、消費力大增,不僅是台灣金融業的新商機,更是新生代金融人才磨練身手的地方。 史安(左)派駐越南四年,為爭取當地國營企業的聯貸案,經常全國跑透透。 任職會計師的吳俊源(右)、黃紳瑋(左),在越南爭取台商回台上市業績,也為自己的履歷加分。
撰文 / 鄧麗萍 |
周小川:危機後全球對貨幣政策過度依賴
2月19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表示,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相互配合的。
在周小川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來源和本次全球經濟危機有一定關系。
周小川稱,(全球為了)克服危機,在這過程中過度依賴財政和貨幣政策。這種政策經過一段時期之後,大家就會思考應該更加註重供給側的政策。
周小川:資本投資對匯率形成越來越重要
2月19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表示,結構改革也是價格改革和價格調整。
他稱,由於我們國家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過度到市場經濟。思維角度傾向於較多看到市場失效的環節,在失效環節政府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
談到匯率時,周小川稱,匯率利率也有一些供求關系。
周小川表示,從國際貿易的角度,匯率更多的是一個貿易加權的供求關系。後來隨著經濟發展,資本投資變得越來越重要。
周小川認為,外匯的價格也更加像一種要素的價格。
以下是周小川發言全實錄:
周小川:首先非常高興參加這次50人論壇2016年年會,從我自己個人的角度感謝各界對50人論壇的大力支持和關心,感謝樊綱同誌對50人論壇2015年工作的貢獻,以及剛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報告。
首先,這次會議的主題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提升發展質量。從我的角度來講,跟我的領域關聯不是特別大,因此,這里我作為經濟研究者的角度發言。
從結構性改革的實踐來講,我說說自己的體會。先說一下結構性改革,我個人最早進入經濟學研究是從搞數學模型出發的,從我接觸的各類數學模型來說,最終結構性的問題和價格問題是一個問題。結構問題,特別是實物供給和需求產生的結構性問題反映的就是價格問題,所以結構性問題就是價格問題,當然必須有一個有效市場假設。
結構改革或者說結構調整也是價格改革和價格調整。這里要有一個例外,市場有一些環節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說在市場失效的環節,還有一些,由行政主導的結構性問題和結構性調整。應該說由於我們國家是從傳統的中央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因此從思維的角度比較傾向於較多看到市場無效或者市場失效的環節。在市場失效的環節政府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或者發揮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關的討論,哪些環節市場更加有效,哪些市場環節市場會無效。
從結構性問題來講,大家一般先看產品的結構問題,在產品市場,應該說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市場是有效的。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價格變動也決定供求關系。結構的調整也需要價格信號提供激勵,沒有激勵的結構調整也是很困難的。
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東西,產品價格里面,有的時候市場調節不了,特別是有一些重要的產品。但是從實踐來看,我們最後發現也不見得政府主導的定價做的更好。
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成品油,這麽重要的產品可能政府考慮更周到一些,但是經過幾輪演變,比如說現在我們國家的成品油的定價,最後不過就是在國際市場價格上加一個緩沖期,就是延遲20天左右,過濾掉價格高頻波動的成分,然後再跟隨國際市場價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總之也很難說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產品,是不是就是說市場決定的價格就是不行的。
更複雜的問題是要素價格,傳統意義上,大家理解的要素價格是人力資源、資本、土地。我認為原則上來講,價格實物供求關系也是成立的,只不過情況更加複雜一些,這些複雜的因素應該有一些額外的考慮。這也包括大家所關心的像利率、匯率這些問題,也是供求關系和價格之間的關系。
如果單純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匯率更多的是一個貿易加權的供求關系。但是如果說後來隨著國際經濟發展,資本投資和資本流動變得越來越重要,外匯的價格也更加像要素價格。
下面我想說的,之所以說市場有一小部分情況下市場是無效的,過去傳統的經濟主要是存在外部效應,讓市場決定的價格可能存在誤導。有廣義的外部效應和狹義的外部效應。
一般來說,像制造環境汙染,損害環境之類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應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觀的因素考慮到外部效應里面,這是分類問題。總之來說,外部效應是一個重要的效應研究領域。
最近國際上做的越來越多的是外部效應內在化。典型的就是像汙染問題,或者再具體一下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排放問題的內在化,它的外部效應事先包含在使用能源或者制造汙染排放的成分里面。因此也就是說你要排放二氧化碳,先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錢先拿出來做減排的工作。這樣就是二氧化碳外部效應的內部化。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看到有不少國家,對於任何產品的出廠銷售,必須事先把它未來形成的垃圾處理費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費用打到里面去的時候,外部效應實際上也內在化了。處理垃圾的時候,就不外額外出錢了。
比較典型的例子,比如說汽車的鉛蓄電池。即便市場有無效的情況,特別是外部效應的情況下,仍然有很多辦法能夠使價格機制發揮更好的作用。同時說明不見得其他的結構性政策能夠比價格政策更好。
我只是從這一個角度說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的內容,我也是聽劉鶴主任反複講過消化價格扭曲,我們當前存在很多價格扭曲,把這些價格扭曲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結構性改革了。
另外一個強調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很多國家財政政策空間比較小,過去債務比例高,所以有一些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因此近兩年在國際很多場合在討論,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依賴問題。
另外可能過度依賴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搞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會過頭,大家就會討論這個事。從這個角度來講,大家會思考,實際上應該更加側重於對供給側的政策考慮。從這個角度來講,供給側和需求側也是相匹配的,是相互配合的。
最後,我想講的是,結構性政策在當前全球化經濟情況下,和對外經濟關系重大。在對外經濟的題目中,重要的議題就是比較優勢轉移。隨著價格機制的變動,特別是要素價格的變動,比較優勢就會發生轉移,比較優勢發生轉移,就會引起價格體系的變化,特別是相對的變化。有一些比較優勢轉移,包括某些勞動力密集型的生產必然會轉移出去。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究竟轉移還是不轉移取決於結構性政策,取決於當前的戰略。
我感覺從古典經濟學角度來講,比較優勢究竟跟我們現在所說的產能過剩或者產能轉移是什麽關系。中國跟周邊國家打交道的時候,經常說我們兩國經濟互補性強,我生產的你沒有,你生產的沒有,正好是互補的,咱們正好可以加強合作。
但是古典經濟學討論這個問題不是這麽說的,即便沒有資源稟賦也會通過分工,使得一個國家可能生產一個產品會有更高的產能,因此有更高的產出,那個國家生產另一種產品有更高的產能和產出,表明生產技能和生產設備各種匯聚。鄰近兩個國家資源稟賦差不多,可能一個國家多生產帽子,一個國家多生產鞋。
從本國市場容量角度來講,其實都是產能過剩,你生產的帽子,你這個國家的人沒有那麽多。但是從供求關系來看是否產能過剩可能還是有一些問題。
如果說,能夠足夠開辟國際市場,而且貿易政策不存在過度扭曲的話,產能過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慮。
對中國來講,我覺得中間可能有外部效應的因素。如果我們把生產留給自己,汙染也留給自己,可能是外部效應。我特別強調,在兩高一資(高耗能、高汙染和資源性產品)環境的產能過剩。這個也導致處理產能過剩和國際貿易和貿易政策,也就是結構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相互連接。
產能轉移的時候,我們考慮的可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就是運輸成本相當高的成本,運輸成本和定價相比,相當高的這類產品不太適合通過貿易交換獲得,如果有產能的話,可以把產能輸送出去。但是換一種情況也不一定,比較優勢轉移和產能轉移,更多的和就業,和創造就業以及保持就業相聯系。
這些都是我腦子里想的比較典型的結構性問題,我也希望能夠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討論提供一點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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