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記者觀察：超生與教育、就業捆綁制度亟需全面清理

浙江省7歲男孩小明（化名）昨天終於背上書包，成為一年級的一名新生。由於受超生的影響，小明入學一波三折，最終家里買了新房，在房地產商的通融下上了學。

據小明的姨媽介紹，小明有一個超生的弟弟，其父母在安徽老家按規定交了社會撫養費。根據浙江當地的規定，外來人員如果在本地交養老保險滿一年，其子女就可以在當地入學，於是小明的母親繳納了養老保險。本以為孩子上學的事會很順利，沒想到準備報名時被拒絕了，理由是小明的父母有違規超生的行為。

無奈，最後小明的家人在別人指點下緊急購買了一套新房，房地產商承諾一定會讓孩子上學。但中間又幾經波折，直到昨天早上，一年級開學的當天，小明報上了名，家長的心才放了下來。

像小明這樣的經歷並非個案。據第一財經記者調查，計生與教育捆綁的做法雖經國家多年明令禁止，但在不少地區依然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在孩子辦理入學註冊時要求家長提供與計劃生育相關的證明。

據深圳市張女士介紹，目前深圳市一些區外來常住兒童的入學資格仍然是與計生掛鉤的。比如，孩子父母必須出具計生證明或者已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證明才能有資格給孩子在公立學校辦理入學註冊。

張女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在深圳工作十幾年了，社保也上了十幾年，但是因為生了二胎，直接影響到大孩子的上學。

“私立學校比公立學校學費貴很多，我本來養兩個孩子壓力就很大，真盼望政府能趕緊把這些捆綁制度取消，讓我的孩子可以堂堂正正地上公立學校。”張女士說。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四條，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人口學者黃文政認為，將學生家庭的計劃生育狀況與孩子入學註冊掛鉤的做法，明顯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規定，侵犯了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合法權利，應該盡快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清理。

事實上，除了教育，就業也存在跟計生捆綁的現象。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一位教師向第一財經記者反映，她參加了某事業單位的公開招聘，筆試已經過關。在最後一關的面試中，用人單位要求她必須出具由衛計部門開具的“無違規生育行為”證明。因為她去年生育了第二胎，無法獲得這個證明，最後只得無奈放棄這次就業機會。

調查顯示，不光是就業，甚至連創業也要受到生育行為的影響。除了對計劃外生育人員進行從業限制外，一些地區甚至還規定辦理工商營業執照也要提交計劃生育證明。據2013年3月8日《南方都市報》報道，江門市政府曾下發《關於進一步明確部門責任加強人口計生綜合治理意見》，強調申領《工商營業執照》需提供鎮(街道)人口計生辦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文件還要求“對個體營業主政策外懷孕、未落實補救措施的，依法采取扣繳營業執照”。

黃文政認為，辦理工商營業執照還需要提交計劃生育證明意味著，只因為不按提倡的數量生育孩子，這些育齡夫婦連自謀職業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這是很不合理，也不利於經濟社會和諧發展的做法。

中國自今年初全面實施二孩政策，鼓勵人們按政策生育。在老齡化日益嚴重、少子化日益嚴重，生育政策已經發生歷史性轉變的背景下，當年在嚴格控制人口的思路下所制定的計生與教育、就業、創業等捆綁的政策早已不合時宜，應該盡快全面徹底地清理。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一】治水：從嚴防死守到綜合管理

【編者按】

長江中下遊的防汛工作，並沒有隨著梅雨季節的結束而松弛。8月25日，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主持召開會商會。陳雷表示，當前全國仍處於主汛期。全國仍有44條河流發生超警戒以上水位洪水。2016年，長江中下遊部分區域遭遇了總量、強度和範圍等均高於1998年的降水過程，很多數據突破歷史極值紀錄。洪水危情再現。

1998年，是中國防洪思想變革的分際線。之前，限於條件，防洪基本圍繞“嚴防死守”四個字開展；之後，政府不僅投入巨額資金用於大江大河治理，國務院還具體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在進入新世紀之後，治水思路逐漸由“控制洪水”變為“洪水管理”。

18載之後的2016年，肆虐的洪水因為多項數據改寫了歷史紀錄而備受公眾矚目。18年間，政府采取的治水措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防汛抗洪依然面臨很多新課題。隨著流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治水戰略地位也變得更加重要。2016年的洪水是對這些年江河治理成果的檢驗，只有清晰看到不足，才能在治水理念、方法上適應新的形勢和變化，最終造福於民。第一財經在2016年汛期即將結束之際，制作治水專題，以備殷鑒。

（都江堰）

治水，可以說貫穿了中國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人類與洪水的抗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文明時期，其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大禹治水。從大禹的“改堵為疏”，到孫叔敖的“引水灌溉”和西門豹的無壩取水樞紐及“低溢流堰”，再到李冰的都江堰、王景的“河汴分流”、範仲淹的“浚河、修圩、置閘”、郭守敬的“四海測”、潘季馴的“束水攻沙”……這些古代治理洪水的方法，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江、黃河、淮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遭遇了多次洪災侵襲，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抗擊洪水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也有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就治水的理念和思路來看，在1998年特大洪水之前，治水思維基本圍繞“人定勝天”和“嚴防死守”開展；1998年之後，中國在多個層面進行了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探索；本世紀初又提出了向“洪水管理”的戰略性思路轉變。可以說，1998年成為推動中國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的分水嶺。

在資金投入上，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斥巨資集中建設水利基礎設施。在1998年到2002年5年里，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總額達到1786億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資總額的2.36倍。在“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更是達到2萬多億元。

伴隨城鎮化迅速推進，流域經濟迅猛發展，新時期的治水又面臨著諸多新問題。僅以長江治水為例，“經過多年治理，現在情況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一是目前長江幹堤加固完成，標準提高；二是農村青壯勞力進城，搶險力量減弱。所以，如今應該更多強調的是人水和諧，給洪水出路，還空間於洪水；同時在受淹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增強承受能力、適應能力、快速響應能力與恢複重建力。”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防洪領域專家程曉陶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

從“控制”到“管理”

1998年夏季，長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同年8月2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當前全國抗洪搶險情況的報告》稱：“全國共有29個省(區、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受災人口2.23億人，死亡3004人（長江流域1320人）”，並表示要“繼續嚴防死守，確保大江大河幹堤安全”。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向1℃記者回憶：“1998年，長江流域可用於調節大洪水的措施和工具不多，只能嚴防死守。”

在程曉陶看來，1998年長江抗洪最突出的特點是“嚴防死守、死保死守”。除了對少數有礙行洪的江洲民垸主動放棄之外，萬里長堤，寸堤必爭，不惜一切代價固堤護堤、加築子堤、查險排險、搶險堵口，搶築一、二、三道防線。

“嚴防死守，實質上就是在我國堤防標準與可靠性尚不夠高的條件下，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和多年積累的搶險經驗，采取臨時加高、加固、除險措施，保衛堤防安全，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河道、湖泊的行洪與槽蓄能力，盡可能減少淹沒範圍，減輕水災損失。”程曉陶表示。

這一場特大洪災的發生，促進了政府在治水思路的轉變和發展戰略的轉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提出的水利建設方針是“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並從1950年起對長、黃、海、淮等七大江河進行持續治理；在1998年洪災後，政府對水利的投入空前增長，在水利的諸多領域開始了“災後大治”的步伐。與此同時，社會各界開始反思應如何與洪水共處。

（2016年7月14日，湖北第二大湖泊梁子湖與牛山湖之間的隔堤被炸開，梁子湖永久性退垸還湖）

1998年長江洪災後，國務院提出“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等32字政策措施。是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在1999年召開的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溫家寶表示：“堅持把興修水利擺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要堅持蓄泄兼籌，以泄為主，提高綜合防洪能力，必須通過堤防建設、分洪攔蓄水庫調節、河道整治等綜合措施，提高江河的防洪水平。”

2001年的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時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講話稱：“‘九五’期間，特別是1998年大水以來，水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表現在於“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進行了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探索，正在逐步形成適應新時期要求的新的治水思路”。

2003年初，水利部與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明確提出，我國的“防洪要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轉變”。這一轉變，是中國治水方略變化的重要標誌。

對此，王浩表示：“對於洪水管理，摒棄了傳統的圍、堵、截等控制和防禦洪水的思路，倡導‘有意識地適應洪水管理’或‘洪水的自然管理’理念。”

從“控制洪水”到“洪水管理”，一詞之差、順序之別，卻意味著治水理念、管理體制與運作機制的調整與完善。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綜合管理”的現代治水理念，是指要充分利用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將洪水災害降低到最低。

國內外的防洪實踐證明，完全消除洪水災害是不可能的。在防洪措施方面，根據洪水等級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對於中小洪水，通過一定的輔助幹預措施，可以把洪水資源化，不僅可降低洪水的危害性，還能將洪水變成寶貴的淡水資源。比如，海綿城市就是新的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既降低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又可以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而對於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比如長江流域今年的洪水，則要采取“蓄泄兼顧、以泄為主”的措施，必要時給洪水以出路，允許洪水淹沒土地，人員撤出蓄滯洪區，盡量降低洪災損失，力求做到人不與水爭地。

“98洪水”成資金投入轉折點

治水思想的變化以及推動洪澇災後的大治，需要大量資金來撬動。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之後，國家水利財政支出及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比在大幅度減少。《中國水利之路：回顧與展望(1949-2050)》中的數據顯示：計劃經濟時期,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GDP的0.8%左右;“六五”時期，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僅占0.29%，“七五”時期更下降為0.11%。水庫與堤防建設速度顯著放緩，供水能力增加和新建工程增加量明顯減少。

1978年之後的20年，水利防災減災方面的供給增長緩慢，與安全性需求之間的差距持續拉大。1℃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折算，“六五”期間用於水利基本建設投資約為94.85億元；“七五”時期則減少至81.16億元。

不過，從1998年開始，中央在水利方面的投入逐漸大幅增加。1998、1999、2000年三年的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總規模近千億元，年度投資額是過去一般年份的3~4倍。全國水利建設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高潮。

如果把這一時間拉長到五年來看，即1998年~2002年，來自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的總額達到了1786億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資的2.36倍。這一時間段內，國家共發行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於水利建設1258億元，約占五分之一。

“十二五”水利投入達2萬多億

根據“水利部長在歷年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1℃記者對“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的水利總投入情況進行梳理發現，這三個“五年計劃”對水利建設的投入，總量遞增驚人，占GDP比重相對穩定。

“十五”期間，中國水利建設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625億元，相當於1949年至2000年的總量，約占當期GDP總量的0.5%，其中中央水利建設投資1695億元；“十一五”期間水利總投入約7000億元，是“十五”期間的1.93倍，約占該期間GDP總量的0.45%，其中中央水利投資達到2934億元；“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達到2萬多億元，是“十一五”的近3倍，水利總投資占“十二五”期間GDP的比重超過了0.68%。

資金的持續投入推動了水利“大治”。其中防洪建設的投資巨大，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4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資達2411億元，其中用於防洪建設的投資1607億元，占同期中央水利基建總投資的67%。

王浩說：“目前，長江已基本形成了以堤防為基礎、三峽水庫為骨幹，其他幹支流水庫、蓄滯洪區、河道整治工程及防洪非工程措施相配套的綜合防洪體系。”

具體來看，以三峽水庫為骨幹的一批有較大防洪作用的幹支流水庫得以修建，目前長江流域總防洪庫容約700億立方米；興建了以荊江、杜家臺為重點的一批蓄滯洪區；整治了長江中下遊部分幹流河道以及洞庭湖區、鄱陽湖區尾閭洪道，長江中下遊幹流3900公里堤防達到了設計要求等。

在全國10個省(直轄市)208個縣(市、區)實施了以“長治”工程為主體的國家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工程。與2000年相比，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減少了14.6萬平方公里，全流域已實現水土流失面積由增到減的歷史性轉變。

盛來運：8月份經濟有十大亮點 對形勢要繼續冷靜觀察

9月13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盛來運介紹2016年8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

盛來運表示，8月份經濟有十大亮點，同時他也提醒，對於經濟形勢還是要繼續冷靜觀察，因為當前的國際環境還是複雜嚴峻，世界經濟總體上複蘇還是比較疲弱，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還比較多，包括美國的加息沒有落地，對整個市場帶來不利的影響。從國內來看，中國的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正處在關鍵階段，結構調整的陣痛還在釋放，實體經濟盡管有所改善，但企業經營困難還是比較多，地區分化還比較大，所以經濟下行壓力還不小。

第一大亮點是工業企穩回升。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是6.3%，比上個月回升了0.3個百分點，而且與工業發展相關的一些指標表現都還可以，發電量、用電量、鐵路貨運量指標都有所回升。8月份，發電量增速比上個月加快0.6個百分點，鐵路貨運量增速由負轉正，8月份鐵路貨運量增長1%，上個月下降5.8%，1日發布的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是50.4%，重新回到擴張區間。工業增長速度連續6個月在6%以上，呈現出明顯的企穩回升態勢。

第二大亮點是投資增速呈現企穩跡象。1-8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1%，與1-7月份持平，而且8月份當月增長8.2%，比7月份加快4.3個百分點，加快更趨明顯。其中大家關註的民間投資指標1—8月份增長2.1%，也是與1-7月份持平的，從當月的情況來看，8月份的民間投資增長速度是2.3%，上個月是下降1.2%。從這些指標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確實呈現趨穩的態勢。

第三大亮點是消費和出口出現回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月份增長10.6%，扣除物價實際增長10.2%，無論是名義的還是實際的都比上月份加快0.4個百分點。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回升中主要是汽車增長加快，限額以上零售企業汽車銷售增加13.1%，拉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加快0.5個百分點左右。進出口這個月表現不錯，無論是進口和出口都出現了回升，出口加快了4.2個百分點，進口這個月表現非常強勁，進口增長10.8%，上個月進口還是負的5.7%，進口由負轉正，這說明國內市場需求確實出現了回升。

第四大亮點是就業總體穩定。根據人社部數據，8月份城鎮新增就業113萬人，1-8月份累計達到948萬人，占全年目標的將近95%，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盡管略有回升，但是基本穩定在5.1%左右，總體上就業還是比較穩定。

第五大亮點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降幅大幅收窄。8月份PPI下降0.8%，降幅比上個月收窄0.9個百分點。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降幅收窄意味著國內市場供求關系有所改善，因為價格最終是供求關系的客觀表現。

第六大亮點是工業企業利潤有所回升。正是因為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的改善，加之政府非常重視降成本，包括營改增以後企業的經營成本有所下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1-7月份增長6.9%，7月份當月增長11%，比6月份加快5.6個百分點。

第七大亮點是“三去一降一補”繼續取得新成效。“三去一降一補”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任務，從8月份的情況來看相關數據表現還是可以的。從去產能情況來看，1-8月份原煤產量同比下降10.2%，庫存下降12.2%;1-8月份粗鋼產量下降0.1%。從去杠桿看，7月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56.4%，比去年同期回落0.6個百分點。從去庫存看，房地產庫存繼續下降，商品房待售面積連續6個月減少，8月末比7月末減少512萬平方米，1-8月份累計減少超過3000萬平方米，成績是不小的。從降成本看，1-7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83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25元。最後從補短板看，農田水利、生態環境等相關行業的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第八大亮點是新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培養新經濟、新動能是這兩年政府結構改革中尤為重視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是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新產品、新技術、新主體、新服務層出不窮。從新主體看，1-8月份全國新登記企業增長28.9%，日均新登記企業1.46萬家，有明顯的增長。從新產業看，規模以上工業高技術產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8月份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1.8%。從新業態看，1-8月份網上零售額雖比1-7月份有所回落，還是保持25%以上的高增長。從新服務看，包括在線醫療、在線教育、在線約車在內的新業態如雨後春筍，繼續延續今年以來的較快增長態勢。

第九大亮點是產業結構調整繼續深入推進，取得新的進展。從服務業和工業的關系看，8月份服務業生產指數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還是高了1個百分點以上，這就意味著一二三產的結構關系繼續向協調化方向發展。工業繼續向中高端邁進，規模以上高技術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占整個工業比重繼續提高，1-8月份其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為12.2%，比去年同期提升0.8個百分點;同時裝備制造業的比重提升1.3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工業結構向好的方向發展。

第十大亮點是需求結構有明顯改善。在投資、消費以及凈出口三大需求的結構中，消費繼續保持相對比較穩健的作用，而且投資和消費的內部結構也在優化。從投資來看，高技術產業投資、服務業投資在加快，高耗能投資在下降;1-8月份高技術產業投資與去年同期比，占全部投資的比重提升0.4個百分點，服務業投資占比提升了1.6個百分點，另外高耗能投資占比下降了0.5個百分點。從消費來看，內部結構也是在改善的，尤其跟居民消費升級相關的產品，像住房、汽車、教育、文化等服務，增長較快，這就意味著消費結構的升級也是在加快的。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四：“海綿城市”崛起：500億元能否解決城市 “看海”難題

8月20日，臺風“電母”登陸海南三亞，給這里帶來了一天兩夜的連續強降雨。在當地一家海鮮市場多年工作的喬占輝憑多年的經驗判斷，他上班必經的迎賓路附近積水有可能沒過膝蓋。

雨停後，他用密封塑料袋包好手機和錢包，準備趟水過去。讓他驚訝的是，往年經常積水的路面，並未出現類似情況。第一財經1℃記者詢問他是否知道“海綿城市”的概念時，他還以為是在開玩笑。

實際上， “海綿城市”的建設從概念提出到正式實施不過短短幾年時間。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提升城市排水系統時要優先考慮把有限的雨水留下來，優先考慮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設自然存積、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海綿城市”。隨後有關部委開展了“海綿城市”建設試點。

從2014年開始，中央財政加大了對地方建設海綿城市的補貼，2015和2016年兩年的預期投入將近400億元。有關地方財政也將提供不低於100億元的配套投入，就此計算，僅政府投入就將達到500億元。如果再加上金融機構設立的相關建設基金和社會資本的海量資金，“海綿城市”建設總盤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海綿城市建設的興起

根據住建部2010年對32個省的351個城市的內澇情況調研顯示，自2008年，有213個城市發生過不同程度的積水內澇，占調查城市的62%;內澇災害一年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就有137個，甚至擴大到幹旱少雨的西安、沈陽等西部和北部城市。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領域專家程曉陶曾根據2006年-2014年的《中國水旱災害公報》統計，這幾年內，我國大陸每年遭受洪澇的城市都在百座以上。其中,2010、2012、2013 年受淹城市分別高達258、184和 243 座,相應洪災直接經濟損失3745億、2674億和 3168億元。汛期“城市看海”幾乎成為常態。

解決城市內澇，建設海綿城市不失為當前較為理想的模式。

海綿城市是指通過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充分發揮建築、道路和綠地、水系等生態系統對雨水的吸納、蓄滲和緩釋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徑流，實現自然積存、自然滲透、自然凈化的城市發展方式。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海綿城市”建設，是新一代城市雨洪管理概念，通過采用滲、滯、蓄、凈、用、排等措施，將部分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既降低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又提高了洪水資源利用率。“洪水”利用得好，尤其是中小洪水，是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

2014年11月，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出臺了《海綿城市建設技術指南》。當年12月，住建部、財政部、水利部三部委聯合啟動了全國首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申報工作。

國務院辦公廳於2015年10月發布了《關於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該意見明確要求：通過海綿城市建設，最大限度地減少城市開發建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將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到2020年，城市建成區2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區80%以上的面積達到目標要求。

2015年，首批遷安、白城、鎮江、嘉興、池州、廈門、萍鄉、濟南、鶴壁、武漢、常德、南寧、重慶、遂寧、貴安新區和西鹹新區等16個不同類型的城市納入了海綿城市的試點，3年為期，需在試點區域完成70%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目標。

2016年，北京、天津、大連、三亞等14個城市進入第二批試點名單。

建設海綿城市，錢從哪來

建設海綿城市，資金是需要突破的障礙之一。建設項目體量大，需要較強的資金運作能力。

根據《關於開展中央財政支持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給予專項資金補助，一定三年，具體補助數額按城市規模分檔確定，直轄市每年6億元，省會城市每年5億元，其他城市每年4億元。

根據補貼規定，2015年和2016年試點城市名單中，4個直轄市全部在列，另外還有5個省會城市和21個其他城市。根據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給予專項資金補助規定，未來中央財政將就此投入399億元資金。如果各城市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將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意即最高還有39.9億元的補助。

如果再加上2015年和2016年公布的25個試點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的261億元中央財政補貼，為解決“城市看海”問題，僅中央財政在試點海綿城市和城市地下管廊的總投入將達到660億元以上規模。

但中央的錢並不是好拿的。不管是海綿城市還是綜合管廊建設都規定，有關部委將定期組織績效評價，並根據績效評價結果進行獎罰。評價結果好的，按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基數10%給予獎勵;評價結果差的，扣回中央財政補助資金。

在當前地方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PPP運作模式也被中央政府所鼓勵，“對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的，按上述補助基數獎勵10%。”

據了解，金融機構也參與到這了個領域。中冶集團與郵儲銀行共同設立了總規模1000億的城市綜合管廊產業基金，該基金今年計劃在近20個地市實施投資，拉動項目總投資超700億元。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同中國交建也共同發起成立了規模150億元的“中交建壹期基金”來投向包括海綿城市在內的基礎建設的PPP項目。

陳年欠賬和統一規劃難題待解

武漢也是國家2015年確定的首批16個海綿城市試點之一，按照中央財政對海綿城市建設試點的專項資金補助，武漢三年內每年將獲得5億元補助。

此外，武漢市財政每年至少安排資金4億元，示範區所在地政府各自安排資金每年不少於1億元，專項用於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市、區財政以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償還平臺公司的貸款本金與利息。同時，武漢市城建、園林和林業部門在安排城建計劃時，向示範區傾斜，支持其道路、園林綠地海綿性改造工作。

在被確立為海綿城市試點後，武漢市水務局發布了《武漢市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根據該方案，武漢在青山和四新兩個示範區開展試點工作，計劃三年投資162.9億元，實施項目455個。計劃到2017年，兩大示範區內澇防治標準提高到20年一遇。

按照這一方案的要求，至2017年末，武漢爭取實現城市雨水管理達到國內先進水平。青山示範區年徑流總量控制率不低於70%，四新示範區年徑流總量控制率不低於80%;年徑流汙染控制率不低於50%。

甚至在更早之前的2013年，武漢就宣布啟動《武漢市中心城區排水設施建設三年攻堅行動計劃》，擬投資129.85億元改造、完善市內排水系統。

這一劃的目標是到2015年，武漢要達到日降雨200毫米(即“十年一遇”)以內，小時降雨量50毫米以內，中心城區城市功能基本不受漬水影響的目標。

既然已經投入巨大，為何今夏，武漢市民依然無奈“看海”?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海綿城市建設，為何遭遇了尷尬?

今夏武漢城市的內澇，除了降雨過於集中等客觀原因，城市排水系統本身建設標準偏低是造成此次內澇的原因之一。

有受訪學者向記者分析：武漢市的城市排澇標準只有10-20年一遇，部分地區僅為2~5年一遇，即使這樣，還有許多排澇工程尚未達標建設，加上許多管道年久老化失修、垃圾阻塞導致排水不暢等，導致排水系統的效率和能力大大下降。

武漢市水務局在回複公民信息公開時表示， “到目前為止，武漢防澇的這130余億元投資計劃，只完成了40余億元。”

此外，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接受1℃記者采訪時則強調，武漢發生內澇有其特殊性，不可與其他城市一概而論。武漢本身地勢較低，水系豐富，地下水位高，其發生內澇的原因更多的是流域上下的協調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長江委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表示，城市化的過程中，之前能夠對雨水徑流起到調節作用的河湖、坑塘、濕地、溝渠、低窪地已經變成了城市建設用地，對雨水徑流的調節、蓄滯作用喪失，自身也從不怕淹的區域變成了怕淹的區域。很多城市排水設施建設欠賬比較多，排水能力不足，導致城市內澇頻發。

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1℃記者說，新開發城區規劃科學性不夠、標準不高，排澇工程項目進展滯後，應對罕見大暴雨的準備不足、應急處置能力不足;老城區舊城改造地上地下不配套等方面都是重要原因。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彭智敏說，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記者註意到，中國在今年出臺的《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在談及“突出矛盾”時就指出，粗放式、無節制的過度開發，新城新區、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占地過大，導致基本農田和綠色生態空間減少過快過多，嚴重影響到區域國土空間的整體結構和利用效率;濕地破壞嚴重，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環境質量趨於惡化等。

海綿城市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由此可見，海綿城市的理念無疑是先進的，符合當前時代的潮流。但海綿城市的建設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僅涉及補齊之前的短板，更需要統籌規劃合理安排。

李迅認為：“首先，海綿城市建設本身只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城市內澇，不能期待這項工程能徹底解決城市內澇。其次，海綿城市建設目前仍然處在一個探索學習的過程中：在國內普遍缺乏建設經驗的前提下，建設理念還需要轉變與完善;同時，技術層面的學習與掌握也需要時間，不能期望‘一陣風’、‘運動式’解決問題。對政府和民眾而言，都不應低估這項工作的艱巨性與持久性。但是萬事開頭難，相信伴隨試點經驗的逐步積累和普及，未來建設的速度可以加快。”

值得註意的是，海綿城市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具體工作千頭萬緒，實現“規劃一張圖、建設一盤棋、管理一張網”尤為重要。

王浩建議：“要做好城市規劃，盡可能避免在蓄滯洪區和地質災害易發區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堅決杜絕填湖造地，維護湖泊蓄滯洪區調洪蓄洪功能;要全市一盤棋的做好城市防洪排澇規劃，通過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逐步提高防洪排澇標準。”

同時，對於已建設的城市，要因地制宜的實施海綿型城市建設，在城市周邊建設森林公園，在小區等地方大規模實施綠地建設，在公園等地勢相對較低的地方建設蓄水池，增強雨水的收集和下滲，降低洪峰流量。

這次給市民帶來驚喜的三亞海綿城市建設成果也可以為今後的城市建設帶來借鑒和啟發。三亞是第一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2015年該市啟動了‘海綿城市’建設，采用透水混凝土、透水磚和積水模塊等海綿化材料對鳳凰路、迎賓路、榆亞路三條主幹道升級改造，在地下埋設了蓄水模塊。在蓄水模塊建成後，雨水通過地磚滲透和植草溝引流到地下蓄水池。蓄水模塊埋在地底下，長度是26米，設計蓄水噸位是167噸，主要是用來收集雨水，用來綠化灌溉。

除此之外，三亞還建成了該市最大的“海綿公園”——東岸濕地公園。在8月20日的強降水過程中，該公園發揮了濕地特有的蓄水調解功能，蓄水近一萬立方米。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三：基建、圍墾成為“防洪海綿”濕地減少兩大主因

今年入汛以來，長江流域經歷多輪強降雨，多地發生嚴重洪澇災害。

造成洪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長江中下遊濕地的大幅減少和弱化，成為一個不得不引起重視的問題。濕地被稱為“天然海綿”，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上意義重大。

但“相較於上世紀50年代，長江中遊70％的濕地已經消失。”國家濕地科學技術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雷光春曾直言。

《第一財經日報》曾報道，長江幹流濕地共5類20型，總面積561.69萬公頃，濕地率9.99%。由於長江流域養育著全國33.7%的人口，因此，圍墾、汙染、過牧、基建和城市化占用的威脅影響處於高發態勢，濕地受威脅影響大。

此次洪災嚴重的湖北省，100公頃以上的自然濕地面積減少了10.94萬公頃。濕地減少原因主要是圍墾和基建。圍墾主要發生在大江大河的兩側以及湖泊的周邊地區；基建占用主要發生在城市濕地。

“地球之腎”在衰竭

目前，世界上對濕地的定義超過50種。其中，《國際濕地公約》對濕地對定義是，天然的、人工的、永久的或暫時的沼澤地、泥炭地和水泥地帶，帶有靜止的或流動的淡水、半鹹水及鹹水水體包括水深不超過6米的海域。

國內有專家對濕地的定義做了延伸：濕地是位於陸生生態系統和水生生態系統之間的過渡性地帶，是地球上水陸相互作用形成的獨特生態系統。其功能是，在蓄水禦洪、調節徑流、補充地下水、改善氣候、控制汙染、美化環境和維護區域生態平衡等方面有著其他系統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濕地如此重要，以致人類對其冠以“淡水之源”、“地球之腎”、“氣候調節器”、“生物基因庫”、“物產寶”、“地球的碳庫”等諸多美稱。但濕地卻是目前受到人類威脅最大的生態系統。在人口爆炸和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下，20世紀中後期大量濕地被改造成農田，加上過度的資源開發和汙染，濕地面積大幅度縮小，水旱災害頻繁。

通過動用兩萬余人在全國各地進行了為時5年的調查後，2014年1月13日，國家林業局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下稱“濕地調查結果”）果顯示：全國濕地總面積5360.26萬公頃，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率為5.58%。與第一次調查同口徑比較，濕地面積減少了339.63萬公頃。這相當於減少了兩個北京市的國土面積。

“造成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主要原因，除了氣候變化等一些自然因素外，人類活動占用和改變濕地用途是其主要原因。”在調查結果公布當天，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張永利表示，這一次調查結果顯示，圍墾和基建占用是導致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的兩個最關鍵因素，而且受影響的濕地範圍仍然占有較大比重。兩次調查結果的數字對比顯示，近十年來受基建占用威脅的濕地面積增長了近10倍。他提醒，這“必須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長江經濟帶濕地在中國乃至全球生態保護中處於極其重要的地位。資料顯示，長江流域由金沙江等11大水系構成，西自發源地青海，東至上海，流經1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長江濕地面積約2500多萬公頃，其中自然濕地850萬公頃。

在上述長江濕地保護網絡年會上，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歐陽誌雲說，過去十年間，長江流域生態退化嚴重，水土流失面積占長江全流域的32.3％。長江流域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自然資源利用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之間沖突最為激烈的地區之一。

中國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別出臺的《長江中遊城市群發展規劃》和《長三角城市群發展規劃》顯示，到2030年，長江中遊城市群要發展成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則發展成為“全球一流品質的世界級城市群”。但這兩項規劃文件也分別提出警示：要“加強濕地生態修複”，“實施濕地修複工程和完善濕地生態功能”。

保護條例難產

1998長江洪災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其中“退田還湖”雖與濕地保護相關，但字面意思上並未直接表達出加強濕地保護的內容。業內人士建議，濕地保護應該提升到國家防洪的大政方針高度。

中國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比例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面臨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的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

“我國濕地生態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如果將濕地生態狀況按照好、中、差三個檔次進行簡單分類的話，我國的濕地生態狀況總體上處於中等水平。”張永利在濕地資源調查結果發布會上介紹，此次調查結果反映出，中國濕地保護還面臨著濕地面積減少、功能有所減退、受威脅壓力持續增大、保護空缺較多等問題。

從法律監管角度來看，張永利說，國家還未出臺《濕地保護條例》，濕地保護的長效機制尚未建立，科技支撐十分薄弱，全社會濕地保護意識有待提高。

在調查結果發布會上，有記者提問道：多年來，一直被業寄予眾望的《濕地保護條例》為何遲遲沒有出臺？

“濕地是多要素組成的綜合體，濕地保護管理是林業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協作共同管理濕地的一種制度。換句話說，濕地里面，比如水、植物、魚、動物，包括水里的動物和空中飛行的鳥類，都是不同部門在進行管理。”國家林業局濕地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回答說，“實際上，我們覺得這個路走下來也很難。”他表示，國家林業局正在和有關部門就有關的條款進行磋商，可能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才能形成共識。

多年來，在每一年的全國“兩會”期間，總有代表呼籲加快國家層面的濕地立法。比如，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傅克誠指出，地方立法的管理規定各不相同，濕地保護所涉及的多個部門權責不清，職責交叉，互相推諉嚴重，為此建議國家盡快出臺國家濕地保護條例，對全國濕地的保護、管理、合理利用以及法律責任等作出明確規定。       

最近十年，中國更加重視濕地保護工作，國務院批準了2002—2030年的全國濕地保護工程規劃，專門下發了加強濕地保護管理的通知。連續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都對濕地保護提出了具體要求。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擴大森林、湖泊、濕地面積。

1月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家林業局報送的《關於第二次全國濕地資源調查結果有關情況的報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濕地是重要的生態資源，此次調查摸清了“家底”。有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完善濕地保護制度體系，依靠科技多措並舉，遏制濕地減少、退化勢頭。

具有天然蓄水防洪功能的濕地、湖泊與人力措施共舉，洪災的防範才能有更顯著效果。

第一財經記者曾報道，由國家林業局近期出版的中國濕地資源系列圖書《湖北卷》稱，湖北省濕地保護中存在的四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濕地資源過度利用。

有關調查發現，湖北省對濕地資源的利用逐漸透支或過支。湖北四湖地區原有的三湖和白露湖現已全部圍墾成糧田，僅存長湖和洪湖。省會城市武漢市，曾因一些商家追逐短期的經濟效益，而政府有關部門又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度出現過度圍墾、填湖造陸現象，致使一些湖泊萎縮甚至消失，即便是城中最大的湖泊——武漢東湖，也曾有被圍填的經歷。“省會城市尚且如此，地級市、縣級市情況更是不容樂觀。”

《湖北卷》建議湖北省“樹立科學發展觀，統籌經濟發展與濕地保護的關系”“積極推進濕地地方立法”“完善濕地保護網絡體系建設，加大濕地保護力度”。

書面建議的力度顯然無法比擬立法的強制性。濕地保護只有上升到法律層面並嚴格實施，同時納入到地方政府績效考核之中，方可能有效遏制濕地大量減少對的局面。

2016洪水觀察系列之二：圩垸治理十八載，仍是防洪軟肋

沿江、濱湖低地居民多修堤攔水，圍湖造田，統稱“圩垸”。一旦洪水來臨，圩垸首當其沖，往往成為抗洪的薄弱環節。

1998年洪水過後，政府在治水策略和思想上發生了很大改變，其中實施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工程，將湘、鄂、皖、贛4省的圩垸按照單退(退人不退田)和雙退(退人退田)分類實施平垸行洪。盡管如此，在2016年長江流域洪災中，安徽、湖北、湖南多地圩垸失守，仍是防洪的“軟肋”。

圩垸、中小河流等防汛薄弱

根據2015年發布的《長江防禦洪水方案》數據顯示，經圩垸平退和聯圩並圩後，長江中下遊幹流河道內仍有洲攤民垸406個，洲上人口約130萬人，總面積約2500平方千米;洞庭湖區及其鄱陽湖區還有萬畝以下圩垸133個，人口59.77萬人。

今年入汛以來，華南區域出現幾十次區域性暴雨過程，為歷史同期最多。入汛早、暴雨多等情況加劇了大面積的洪澇災害。

安徽官方數據顯示，今年6月18日到7月7日，安徽累計發生千畝以上圩口破圩106處，其中萬畝以上圩口5個。湖北省的數據顯示，截至7月22日，全省已累計有195個湖泊內垸實施破垸分洪，其中主動破垸69個水位，126個內垸被動潰口。

為何破圩數量如此之多?

安徽省防指新聞發言人蔡正中在公開回應時表示：“今年破圩數量比較多的原因，首先是安徽省部分地區遭遇了罕見暴雨。降雨強度大，高度集中;長江一些支流水位超警戒、超保證、超歷史。”與此同時，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防汛標準仍然不達標也是原因之一。“中小河流和農村堤防的防洪標準總體較低。局地出現的大暴雨，大大超過一些支流和農村地區的防禦能力。一些潰破的圩口，多數是漫坡，這些圩口多是小圩口，很多基本沒有經過治理。”

水利部部長陳雷在7月部署防汛抗洪工作時也曾表示：“兩湖眾多圩垸、長江連江支堤防洪標準低、隱患多。”

據了解，我國大江大河的整治，歷來以中央財政為投入主體，特別是從1998年之後，投資力度很大。但是對圩堤而言，根據《河道管理條例》規定，受益範圍明確的堤防、護岸、水閘、圩垸等工程設施，河道主管機關可以向受益的工商企業等單位和農戶收取河道工程修建維護管理費，其標準應當根據工程修建和維護管理費用確定。收費的具體標準和計收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

按照過去的傳統，主要是靠地方政府和受益群眾承擔建設加固任務。

部分受訪學者向1℃記者表示，伴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防洪人力明顯不足，2003年開始在農村實施的“一事一議”政策也難以正常組織，導致維護管理費用難以收集和投入不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建議，增加小型水利工程的投入勢在必行。“應當拓展資金渠道，多途徑融集資金，如納入各級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建立中長期水利投資機制，建立專門基金，建立生態補償或財政轉移支付機制等，加大對水利工程的投資，在重視重大水利工程建設的同時，應完善水利工程的配套，疏浚農村河流，實現河流安瀾和長治久安。”

湖之進退

圩垸歷史成因複雜，其中人地之爭是原因之一。

圩垸工程可溯源於先秦，唐中葉以來發展很快，北宋以後沿長江向其中遊湖泊地區推廣。這一帶因而成為全國農業中心之一。

圩垸無計劃地過度發展，水利問題隨之顯現：隨著湖區面積的縮小，湖泊對洪水的調節作用下降，水道被逐步堵塞。

南宋以來，太湖下遊泄水不暢加劇了圩區的洪澇災害。明清時曾多次禁築新圩及廢毀不合理的圩岸，但圩田仍是有增無減。洞庭湖區情況相似，明代有圩垸一二百處，到民國時期已增加到一千多處。

解放後，由於受“以糧為綱”思想的影響，圍湖造田一度四處開花。圍墾湖泊，占用河道、洲灘，加之泥沙淤積，打破了江湖原有的平衡，違背自然規律的結果是最終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根據《中國水利報》記載，1996年至1999年，長江中下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4省62萬多戶約242萬人因潰垸受災。江西省僅在1998年大水中潰決的千畝以上圩堤就有240座之多，108.3萬畝耕地受淹，近100萬人受災。

1998年洪水之後，國務院提出了“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的政策措施。

1998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長江水利委員會防汛抗旱辦公室副主任沈華中接受《新京報》采訪時介紹：“1998年後，國家出資幾十個億對長江中下遊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在1998年洪水中潰決和嚴重礙洪的洲灘民垸實施了‘平垸行洪、移民建鎮’。對影響行洪的洲灘民垸采用既退人又退耕的‘雙退’方式，徹底平毀;對其他民垸采用退人不退耕的‘單退’方式，即平時處於空垸待蓄狀態，一般洪水年份仍可進行農業生產，遇較大洪水年份，則蓄滯洪水。這樣將大大降低運用的損失。1998年來，共平退圩垸1461個，動遷人口241.64萬人，恢複調蓄容積約130億立方米。”

這一變化，被視為“實現了千百年來從圍湖造田到退田還湖的歷史性轉變”。

周宏春向1℃記者表示，總體上看，我國對洪水災害防治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策略也是逐步完善的。在對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個案調研中了解到，地方不僅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出現了退田還湖的一些成功例子，實現了“平垸行洪與行蓄洪區合理開發利用”的協調。但與此同時也，一些地方的湖泊還在被圍墾、被開發。例如，有著“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現在的湖泊數量與解放初相比已經大幅度減少。

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2016年的洪災讓地方政府有了進一步的清醒認識。

7月14日，湖北省第二大湖泊梁子湖破垸分洪。洪水危情暫時緩解，永久性退垸還湖正式啟動，1600多名群眾妥善安置，永久遷出湖區。梁子湖面積就此將增加100余平方公里(1萬余公頃)，達到370平方公里。

不僅如此，湖北省政府辦公廳日前了印發《湖北省災後恢複重建總體方案》，其中明確提出要“重點實施白鷺湖等12處退垸(漁、田)還湖建設，對今年汛期分洪調蓄的部分湖泊圩垸實施永久退垸還湖。”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1℃記者說，“只有給水出路，人才有活路。”

湖北退湖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據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誌》記載，20世紀50年代，湖北有百畝以上的天然湖泊1332個;半個多世紀過去，截至2014年僅存728個，減少45%。其中，武漢市水務局編撰的《武漢湖泊誌》統計，目前武漢城區有湖泊40個，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127個，減少了68%。

湖北省湖泊局綜合監管處處長張笑天曾表示，當代湖北湖泊變遷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新中國成立後到上世紀80年代，主要表現為大量圍墾養殖，圍垸防水;二是上世紀末至今，城市建設速度加快，填湖造城現象大量出現。

秦尊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向記者表示，特別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房地產的大開發潮流中，包括武漢在內的很多城市附近的河道、濕地、湖泊被占用了。“包括洞庭湖也縮小了不少，(原本一體的洞庭湖)現在變成東洞庭湖和西洞庭湖了。”

“我這里有一張圖，這是洞庭湖。”2010年，國家林業局濕地保護管理中心主任馬廣仁做客人民網環保論壇時說，“1825年的時候，洞庭湖的面積是6270平方公里，到了1835年變成了4700平方公里，到了1949年還有4250平方公里，但是到了2002年，洞庭湖就變成了2650平方公里，比建國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流域經濟最大的特色是‘水’，治水是流域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湖北省人民政府參事、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說，“從歷史上看，沒有荊江大堤，就沒有富饒的江漢平原。”

“當然，經濟發展和治水兩者之間當前也存在一些矛盾，如城市沿江、沿湖地區的土地對房地產開發極具吸引力，農民希望把湖泊濕地開發利用，讓生態資源變成‘經濟收益’。”彭智敏分析認為，城區的迅速擴張侵占了大量的湖泊，導致城市蓄水能力下降和洪水下泄通道減少。建在這些低窪處的城市社區往往成為城市內澇的最大受害者。

7月11日，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通報稱，入汛以來，該省分洪內垸總數達到107個，其中主動分洪37個，被動分洪70個。分洪內垸總面積500180畝，按蓄洪深度2.5-3米計算，共計調蓄洪水8.34億-10億立方米，相當於8-10個東湖的正常蓄水量。

這些分洪調蓄內垸所屬湖泊主要有梁子湖、鴨兒湖、保安湖、大冶湖、三山湖、童家湖、龍感湖、赤東湖等;單個內垸面積大多在5000畝以下，5000畝以上的僅21處;主要涉及武漢、黃石、黃岡、鄂州、孝感、鹹寧、荊州等7市州，垸內人口210676人。這些民垸，原本是湖區，大多圍墾於1950年代至1980年代。

湖北正在反思。在7月27日召開的湖北上半年經濟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強調，要針對洪澇災害暴露出來的水利工程建設、生態保護、城市建設等方面的問題，認真深刻反思，著眼長遠科學謀劃，加強江河湖庫堤防整險加固、湖泊水系綜合治理和生態修複、城市地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交通基礎設施恢複重建，全面提升防災減災能力。

周宏春表示，行蓄洪區的規劃建設，需要在應急系統、法律程序、損失評估、利益補償等方面做出保證。實行嚴格的人口政策，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完善行蓄洪區的安全設施;在地勢較高的地基上規劃建設小城鎮，部署完善的通訊、報警系統，緊急撤離時應充分利用現有設施，使分洪的命令能迅速下達，最大限度地減少洪水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

記者觀察：“IPO扶貧之爭”的本質是對審批制的不信任

證監會這一輪的資本市場扶貧政策，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受關註。就在剛剛過去的中秋假期，還上演了一波火藥味濃厚的“IPO扶貧之爭”。

9月9日，證監會發布《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扶貧意見》)，其中提到為貧困地區企業上市開辟“綠色通道”。此政一出，爭議四起。

貧困地區該扶，這是毋庸置疑的。爭議點在於，以IPO特殊政策去扶是否公平合理。筆者梳理發現，對《扶貧意見》的質疑主要有三點。

第一，這是降低上市門檻，讓劣質公司先上市，違反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第二，這是“加塞”，占據審核時間，影響排隊審核速度，對發達地區擬上市公司不公平;第三，企業上市“圈錢”並不能幫助當地脫貧，只有幫助企業創新、培育自力更生的能力、培育造血功能，才是真的“扶貧”。

其中最核心的爭議是第一條，即認為所謂IPO綠色通道，就是讓貧困地區的“爛公司”可以優先上市，這是讓億萬股民買單，是證監會對股民的不負責任。

不過，從《扶貧意見》的具體內容來看，這一質疑存在較大誤解。根據規定，有兩類企業適用於綠色通道，一是註冊地和主要生產經營地均在貧困地區且開展生產經營滿三年、繳納所得稅滿三年的企業;二是註冊地在貧困地區、最近一年在貧困地區繳納所得稅不低於2000萬元且承諾上市後三年內不變更註冊地的企業。之所以稱為“綠色通道”，是指上述兩類企業申請IPO時，將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發”政策。

只要滿足上述兩個條件就能上市，這不是降低了上市門檻嗎?這不是允許劣質公司優先上市嗎?筆者註意到有分析人士提出這樣的疑問，原因在於對“上市門檻”的錯誤理解。

IPO上市的基本條件，《證券法》是有明文規定的。第五十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股票上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股票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準已公開發行;(二)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三千萬元;(三)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百分之十以上;(四)公司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

另外，《證券法》規定，證券交易所可以規定高於前款規定的上市條件，並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

以滬市為例，《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對上市門檻做出了較高規定，其中第5.1.1規定，發行人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後申請其股票在本所上市，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股票經中國證監會核準已公開發行;(二)公司股本總額不少於人民幣五千萬元;(三)公開發行的股份達到公司股份總數的25%以上;公司股本總額超過人民幣四億元的，公開發行股份的比例為10%以上;(四)公司最近三年無重大違法行為，財務會計報告無虛假記載;(五)本所要求的其他條件。

至此可以看到，全國各地企業IPO的門檻都是一致的，即由《證券法》及上市規則做出統一規定。差別的部分在於，相比於發達地區，貧困地區企業滿足《扶貧意見》的兩個條件，就可以不用參與排隊、不用排在800多家企業身後，直接進入“綠色通道”上報到證監會進行審核，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至於審不審的過，就看企業是否符合《證券法》和上市規則的條件了，而不會因為“出身”貧困地區就能輕易過會。

9月14日，克拉瑪依新科澳石油天然氣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油股份”)IPO被否，這被許多人看作是證監會對質疑的反擊。在筆者看來，這種懷疑的背後隱含著一種不信任，一套面對所有擬上市企業設置的發行審核制度，竟然被懷疑是證監會用作特殊目的的工具。

新油股份註冊地為新疆克拉瑪依市，主要經營範圍集中在新疆北部地區,主要客戶集中於中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下屬各生產單位和新疆石油管理局物資供應總公司等。公司2014年6月9日向證監會遞交招股說明書，開始預先披露。今年9月14日，證監會主板發審委召開2016年第137次會議，對新油股份的上市申請進行審核。

在審核過程中，發審委對新油股份的核心經營能力提出質疑。一方面，針對公司對中石油是否存在重大業務依賴、持續盈利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問題提出疑問;另一方面，針對公司是否存在產品或服務的品種結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情形，是否已經或可能存在暫停的風險以及無法實現收益的情形，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提出疑問。所以，從發審委的提問來看，新油股份IPO最終被否似乎並不是所屬地的問題。

貧困地區企業IPO走“綠色通道”審核，並不等於上市有捷徑。但是，在國家扶貧大政策下，證監會還能否在上市審核環節保持公正、公平，這是許多人都表示質疑的。資本市場本是資金的需求方和供給方進行對接的市場，證監會對上市入口的把控，讓股市成了“證監會讓你上你才能上”的市場。這與A股當前實行審核制有直接關系。

A股市場的發行監管體制先後經歷過指標管理、政府推薦、審批制，再到目前實行的核準制。因現行核準制的“審批”意味濃厚，本質上與之前的審批制差別不大。

所以，就算《證券法》明確規定上市條件、《扶貧意見》明確規定“綠色通道”門檻，只要企業上市的生殺大權掌握在證監會手里，就會有人對上市順序和上市節奏提出質疑。簡而言之，“IPO扶貧之爭”本質上就是對審批制的不信任。說到底，唯有市場化的上市制度、通暢的上市入口，才能打消各方的疑慮，才能建立起市場主體之間最基本的信任。

觀察｜連續三年虧損 住百家能否從戰略投入轉為落地盈利？

目前市場上打著“共享經濟”大旗的公司似乎大多還未能擺脫虧損的命運。

彭博社消息稱，Uber在2016上半年的虧損金額高達12.7億美元。國外短租平臺Airbnb最近一次籌資8.5億美元，估值已達300億美元，可是也是連年虧損。

今年初剛登陸新三板的非標住宿品牌住百家在業務不斷擴展的同時，也已出現連續三年的虧損。難道“共享經濟”這個投資客眼中的香餑餑只是一個華麗無比的巨大泡沫嗎?

三方共贏是共享經濟盈利的出路

共享經濟的發展基於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爆發式發展和消費觀念的轉變。以住百家為例，其目前尚處於投入期，業務的發展尚待消費者行為習慣和接受度的培養。虧損的原因除了市場建設投入，還有內部產品升級，以及將服務業務推廣到更多的市場。相較於虧損，其更關心要采取何種措施讓共享經濟模式落地盈利。

摸索出有效的商業營銷模式是共享經濟擺脫困境，實現盈利的關鍵因素。正如“一百個人心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對於共享經濟不同的理解也催生出不同的營銷模式，而無論是哪種營銷模式，實現三方共贏才是共享經濟長久盈利的出路。

三方指的是客戶、合作夥伴和平臺商。任何一方的價值和滿意度沒有得到實現，這種模式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盈利模式。

讓房東的價值最大化、麻煩最小化

移動互聯技術的普及讓人們開始重新規劃自己的生活，對於個體的存在感和伴隨而來的個性意識也越來越強。每一次旅行，都想度過一個獨一無二的旅程。這種內在價值觀的改變雖然為住百家等業者提供了持續動力源泉，但不能樂觀地認為，短租平臺就立刻能迎來盈利的春天，建立消費者的信任依然需要一段很長的路程。

相比於拼美圖，找專業攝影師，通過精修的圖片展示房源來提高轉化率的做法不同，短租平臺更應該與客戶建立信任的核心，更側重於對房源信息的真實呈現。

此外，短租平臺的最大難點就是房源，房東自願轉移或出讓自己房屋的使用權給平臺，平臺幫房東實現價值，讓房東非常滿意，才能讓這種共享模式持續的進行下去。

說得直白一些，房東出租自己房屋最重要的目的是盈利，其次是結交朋友。房東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就是房屋出租後的糾紛和溝通上的各種問題。因此短租平臺必須要保障房東的價值最大化，而麻煩最小化。部分短租平臺正嘗試“C2B2C+自營”的模式，讓租戶和平臺簽約，減少房東和租戶之間發生矛盾的可能，保證房東的經濟利益。

頗有意思的是，不少共享經濟型企業都通過砸錢營銷來做大市場規模，比如約車平臺在中國市場不斷砸錢搶占市場，一方面給顧客高額的補貼，另一方面給司機也是高額補貼。客戶和司機都享受到了高的回報，滿意度自然很高，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但是這種增長是建立在平臺自己巨額虧損的基礎上，並不是一種可持續的、能夠轉化為盈利的增長模式。

經過了連續三年的困損，住百家或是同業者們應該要轉型去深耕用戶體驗，減少一味地砸錢，更多去挖掘客戶的價值，實現多方共贏。

尼爾森發布的全球性調研結果顯示，歐洲和美國50%左右的年輕人接受共享經濟模式，而在中國，這一比例高達90%。趨勢經濟學家傑里米·里夫金指出：“這代表了一種趨勢，中國將在共享經濟的路上走得最快。”

據國家旅遊局統計，2015年中國的出境遊人次達1.2億，出境遊消費達2150億美元。一切有利因素都將中國的在線短租行業推上了共享經濟的下一個爆發點，而對於短租平臺運營者而言，能否抓住這個爆發點實現長久盈利，我們拭目以待。

換屆之年省級人事觀察 黨委一把手更重地方經驗

自2014年8月王儒林調任山西省委書記開始，中央新任命的19名省委書記，多是從地方產生。圖為2016年1月24日，時任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在雲南兩會上。8月，李紀恒調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東方IC/圖）

十八大之後的幹部任用中，工作經驗豐富的“老將”頻頻擔當重任。

《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領導班子年齡結構方面，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

經過幾輪調整以後，各省黨政正職已基本配齊。但在副省級崗位中，仍有多個空缺有待補位，空缺時間長的將近1年。

5年一度的省級黨委換屆即將啟幕。2016年8月31日，西藏自治區黨委八屆九次會議宣布，將在今年11月召開自治區第九次黨代會，進行換屆。

至此，已有江蘇、山西、安徽、內蒙古、西藏等14個省份宣布即將召開全省黨代會。除了內蒙古的召開時間尚不明確，另13個省份已明確定在今年第四季度召開，其中河南、山西、安徽、新疆將於10月份召開。

在上一輪換屆中，這14個省份都在2011年下半年，其他省份則到2012年上半年，本輪換屆是否維持同樣的安排尚難料定。

根據地方黨委換屆的總體部署，換屆自下而上進行，目前省以下的市、縣、鄉黨委換屆已近尾聲。省級換屆雖然尚未開始，但常委的調整已經進行，今年已有14個省級黨委書記被調整，最新走馬上任的是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

工作經驗豐富的“老將”受重視

以往的慣例是，書記和即將提名為下一屆行政首長人選的副書記，一般都會在換屆之前調整到位，換屆時這兩個黨政主官人選很少再變動。

以省級為例，省委書記和省長人選一般換屆之前就會調整到位，換屆時只對專職副書記和其他常委人選進行調整，最近幾次換屆大抵如此。不過也有例外，上一輪換屆時，北京市就是在換屆期間實現新老市委書記交替的，原書記劉淇退任，原市長郭金龍接任。

按照這樣的慣例，今年以來調整過的省級黨政主要領導，近期再調整的可能性將會較小。今年中央對14個省份黨委書記進行調整時，還對部分省長進行了調整，一批工作經驗豐富的省部級領導擔當重任。最新一例是工信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許達哲“空降”至湖南任代省長，許達哲生於1956年，今年60歲，已接近副部級幹部的退休臨界點。

達到或臨近60歲當上省長的還有林鐸、劉奇。林鐸也是生於1956年，今年3月從遼寧省紀委書記崗位上被交流到甘肅任代省長。生於1957年的劉奇此前任江西省委專職副書記，今年7月任江西省代省長。於偉國生於1955年10月，去年11月以超過60歲的年齡，從福建省委專職副書記任上轉任代省長，今年1月升至正部。

與省長一樣，新任省委書記中，也不乏一批工作經驗豐富的官員。8月底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吳英傑，生於1956年，此前任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十八大以來，受到類似擢升的幹部還包括：今年從遼寧省紀委書記升任甘肅省省長的林鐸，以及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統戰部長升任自治區政府主席的布小林等。

目前，中辦發出的關於做好換屆工作的通知全文尚未公開，但2014年制定的《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已經明確提出，領導班子年齡結構方面，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

2014年12月，58歲的浙江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政研室主任舒國增，進京出任中央財辦副主任。2015年9月，時任江西省常務副省長莫建成升任江西省委副書記。莫此時離60周歲只剩不到半年時間，3個月之後，2015年12月，莫建成調任中紀委駐財政部紀檢組長。

今年以來，先後有60歲的河南省常務副省長李克升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59歲的北京市委常委茍仲文升任市委副書記，59歲的黑龍江省紀委書記黃建盛升任省委副書記。今年6月，61歲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車俊調任浙江省代省長。車俊此前已經是正部級，這次調任在級別上屬平級調動，但從西部地區的副書記，到了東部發達地區浙江當政府“一把手”。

省委書記多從地方產生

今年以來，書記被調整的14個省份分別是河南、陜西、青海、江西、山西、江蘇、新疆、內蒙古、安徽、雲南、西藏、湖南、湖北、天津。

至目前，僅有湖北省委書記尚空缺，另13個新任省委書記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1人是直接從中央“空降”的。連續13名省委書記都從地方幹部中產生，這在過去少見。

13名新任省委書記中，只有西藏的吳英傑沒有當過省長，由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升任，另12人都當過省長。河南的謝伏瞻、陜西的婁勤儉、江西的鹿心社、雲南的陳豪、湖南的杜家毫、安徽的李錦斌，都由本省省長任上升任書記。青海省省委書記王國生、江蘇省省委書記李強，此前分別擔任湖北、浙江的省長。

山西的駱惠寧、新疆的陳全國、內蒙古的李紀恒、天津的李鴻忠等此前在其他省份任省委書記，此次屬於平級調動。他們4人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首次當書記之前也是省長。駱惠寧曾擔任青海省省長，後任青海省委書記。陳全國曾從河北省長崗位上升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李紀恒此前任雲南省委書記，再往前的職務則是雲南省省長。

實際上自2013年全國兩會結束那一輪地方人事調整後，就鮮有中央部委領導直接“空降”到地方擔任省委書記。

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一批地方省委書記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的領導人。補位時，中央從地方提拔了一批，也從中央部委“空降”了一批，如時任國家行政學院黨委書記李建華出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

隨著本次兩會結束，此後再任命的省委書記中就難見從中央部委直接空降的官員了。

2014年8月，時任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調離山西，“救火隊長”王儒林赴任。之後新任命的省委書記中，吉林的巴音朝魯、貴州的陳敏爾、河北的趙克誌、遼寧的李希、安徽的王學軍等人，都從地方產生。這6人加上今年新任命的13名省委書記，共19人。

這樣的任用思路，體現了在考察黨委“一把手”時，更註重地方工作經驗。

省長也多數還是從省委副書記中提拔，今年已有四川、陜西、江蘇、福建、山西、江西、安徽、湖北、天津等地的副書記出任（代）省（市）長。

人選考察越來越慎重

經過幾輪調整以後，各省黨政正職已基本配齊，除了湖北省委書記雲南省長沒有到位。但在副省級崗位中，仍有多個空缺有待補位。

造成崗位空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反腐，今年4月，濟南市長楊魯豫落馬後，留下的空缺至今未補，空缺時間已經超過5個月。

同時，因為人事調整留下了空檔期，目前已有多個省委專職副書記崗位長期空缺。今年4月，陜西省委副書記胡和平升任省長後，省委專職副書記至今沒有補上。在胡和平之前，江蘇省委副書記石泰峰、福建省委副書記於偉國都在去年11月出任代省長，後相繼轉正，但兩省的省委副書記繼任人選至今沒有明確，空缺時間已經長達10個月。今年2月，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調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委後，湖南省委副書記的接替人選也無公開消息。

最近，隨著江西省委副書記劉奇、安徽省委副書記李國英、湖北省委副書記王曉東、天津市委副書記王東峰轉任代省（市）長，這4地的副書記也留下了空缺。

省委副書記以下，各省委常委也存在類似情況。今年6月，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楊嶽調任江蘇省常務副省長，今年7月，福建省委秘書長鄭曉松調任中聯部副部長，留下兩個省委常委的空缺。

在地方上，一些雖非省會，但經濟實力強或政治地位重要的地級市市委書記也由省委常委兼任，如湖北襄陽、浙江溫州、江蘇蘇州、河南洛陽、陜西延安等。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多個標配為省委常委兼任的職務，“新官”上任後也沒有立即進入常委。上一任溫州市委書記陳一新於2013年6月到任，直到2014年12月才升任浙江省委常委。原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2015年7月調任昆明市委書記，今年3月才躋身雲南省委常委行列。與程連元同事的李小三，2015年12月擔任雲南省委組織部長，也是過了5個月，到今年5月才晉升為省委常委。

專家指出，多個副省級崗位長時間缺員，以及一些“標配”為省委常委兼任的職位，新任領導沒能立即成為省委常委，顯示出對省部級幹部人選的考察正越來越慎重。

換屆之後，調整還會繼續

按慣例，地方省委換屆之前，中央會派出幹部考察組，根據常委會的空缺名額，對符合條件的人選進行考察。根據中共中央今年1月印發地方黨委工作條例，省級常委會委員名額為11至13人。

上一輪換屆結束時，除了新疆、西藏，各省常委會都保持在13人，但到現在隨著人事調整以及部分常委因年齡原因退居二線或者退休，不少省委常委會已出現缺額，如北京市委常委兼教工委書記茍仲文今年4月升任市委副書記，北京市委常委、統戰部長戴均良今年6月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後，北京市委常委會還有2名缺額沒有補充。

但根據《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配備黨政領導班子時不僅要考慮年齡結構，還要優化知識專業結構，重視充實熟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新型城鎮化、生態文明建設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工作的幹部。

連續三任國家航天局局長出任地方要職就是一個例證，今年8月，工信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兼國家航天局局長許達哲被任命為湖南省代省長，其前任馬興瑞目前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市委書記，而當年交棒給馬興瑞的陳求發，目前任遼寧省省長。

本輪換屆安排是，安徽、新疆、山西、河南於10月召開下一次黨代會，湖南、西藏、江西、河北、福建下一次的黨代會將在11月召開，遼寧在12月召開，江蘇、雲南、廣西則定在今年第四季度召開。內蒙古自治區今年8月4日召開的自治區黨委全委會，已經審議通過召開下一次黨代會的決議，意味著換屆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但具體日期尚未公布。

這些安排中都沒有確定黨代會召開的具體日期，這與換屆流程有關。按照流程，召開黨代會之前，還要召開上一屆黨委會的最後一次全會，在這次全會上確定通過黨代會的具體召開日期。

如5年前內蒙古自治區第九次黨代會（選舉產生了本屆黨委）是2011年11月召開的，11月8日，在呼和浩特召開了第八屆委員會第二十次全體會議。會議主要任務是討論通過八屆黨委向第九次黨代會的報告，並確定第九次黨代會於11月10日召開。

其實，換屆完成之後，調整還會繼續。如2011年10月30日，安徽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常委會，時任省長王三運當選省委常委，但兩個月不到，王三運就被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省委常委再作調整。

“自下而上”的換屆原因是，黨代表需要從下而上逐級選舉，但是，下級換屆已經完成後，上級換屆時還要從下級提拔幹部，造成下級常委會出現空缺，不得不在屆中調整常委會組成人員。

2014年7月，在本屆各省常委會履職時間過半時，南方周末曾對404名省委常委的職務變動情況進行過統計，發現已有103人不再擔任本省省委常委，占比高達25%。

多地追捧會展經濟 實際效果待觀察

國內“會展熱”持續發酵，但看似風光的會展業，實則存在諸多隱憂。

日前，在廣州市商務委的推動下，廣州國企越秀集團與法國智奧會展公司簽署合資經營企業合同，共同開發運營廣州越秀國際會議中心項目。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該項目市場定位以“會”帶“展”的會展類綜合場館，可舉辦活動類型主要有：會議及活動、小型展覽、宴會等，場館面積約五萬平方米，預計2019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此外，這個項目還承擔著另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借助全球第一大會議公司的優勢積極開拓全球會展市場，將廣州打造成為輻射亞洲的“會議目的地”城市。

根據商務部公布的《中國展覽數據統計報告(2015年)》城市展覽業發展綜合指數排名，廣州位列全國第二(189.21)，領先於北京(184.40)、深圳(69.87)等城市，僅次於上海(335.65)。但根據2015年國際大會及會議協會(ICCA)發布的全球會議城市排名，廣州在上海、北京、杭州之後，位列全國第四。

因此今年以來，廣州市在舉辦高端會議方面頻頻發力。比如，已經承辦了G20峰會第二次協調人會議、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自貿區第七輪談判會議、亞歐互聯互通媒體對話會、第二屆對非投資論壇等國際性會議，又讓2017年財富全球論壇、2018年世界航線發展大會落戶廣州。

廣州市副市長蔡朝林曾坦言，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廣州國際交往城市的地位有所削弱，因而希望在會展方面發力以重塑國際交往中心城市的形象。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秘書長萬慶濤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廣州需要根據自己的優勢，創造新的會展增長點，才有可能保住和提高會展地位。“廣州在會展方面有豐富的經驗，廣交會也一度獨占鰲頭，但隨著中國全面對外開放，沿邊、沿海甚至中部地區都可以直接對外貿易，不必經由廣交會進行，廣交會的地位已經遠遠不如從前了，連廣交會成交額都不敢提及，就是例證。”

在廣州市商務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建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國際展、會、獎目的地城市的目標。該市商務委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直言，目前廣州會展業發展面臨著諸多挑戰。

“會展設施及服務配套尚未滿足高層次發展需求;天津等城市新建的國家會展中心發展勢頭迅猛，對廣州會展業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熟悉國際會展運作模式和規則的會展高級項目人才、會展策劃師、會展設計師相對缺乏等等，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該負責人說。

據透露，廣州將加大培育、引進一批國際一流品牌展會、會展企業和會展人才，同時有計劃分步驟吸引國內外知名會展集團來穗設立區域總部、辦展機構。

許多城市都在瞄準會展業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會展”概念逐漸在國內普及，會展經濟也被認為是高收入、高贏利的行業而逐步發展成為新的增長點。

會展經濟不僅本身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而且還可以帶動交通、旅遊、餐飲、住宿、通信、廣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據專家測算，國際上展覽業的產業帶動系數大約為1：9，即展覽場館的收入如果是1，相關的產業收入則為9。

也正因如此，除了北上廣，國內許多城市都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會展經濟，並將其寫進當地的“十三五”規劃。

比如，海口已將會展作為“十三五”期間的重點產業進行培育和扶持;今年召開G20峰會的杭州提出，要以加快旅遊會展業發展為重點，大力發展峰會經濟;青島要加快高端會展項目的發展，並於2014年下半年出臺國內首個以高端會展為重點指導和扶持的意見文本;濰坊提出要打造會展名城的要求;成都也在奮力打造國際會展名城，助推國際化大都市建設。

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並非易事。從前述商務部和ICCA的評分就可以看出，目前國內的會展業上海遙遙領先。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區域與企業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道，上海的優勢體現在城市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優越的金融環境有利於引進世界知名國際性展會、吸引外資展覽企業投資發展，“就是歐美國家比較喜歡到上海去”。

據上海市商務委統計，2015年上海展覽總面積展覽總面積1513萬平方米，其中，國際性展覽292個，展覽總面積1124萬平方米，占到上海展覽總規模的四分之三。

而在會議方面，北京的優勢明顯。作為我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一直是中國接待符合國際大會與會議協會標準的國際會議數量最多的城市。更為重要的是，近十年來，通過一系列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會展賽事活動的舉辦，北京市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重大會展服務保障模式。

專家建議發展會展經濟要結合當地特色

“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搞會展經濟，也不是什麽地方都能搞得好會展經濟，要看這個地方有沒有這個傳統，有沒有這個可能，有沒有這個實力。一哄而上的結果從來沒有好的，一定是一哄而散”，萬慶濤說。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發布的《中國展覽經濟發展報告2015》顯示，許多地方政府盲目跟隨熱點，大力建設展館，但實際效果是，展館利用率低，存在較為嚴重的過剩現象。2015年仍有多達約一半的展覽館全年展覽會總面積在 20 萬平方米以下，44%的展覽館租館率低10%。

展館的大量建設，不僅利用率低，且經營虧損。商務部《2015中國會展行業發展報告》指出，被調查場館費用支出增長幅度高於經營收入增長，企業經營虧損幅度提升。

配套設施跟不上也是硬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國內城市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建設展館時缺乏科學統一的規劃，周邊配套交通、餐飲、住宿等基礎設施也不夠完善，難以承接高質量國際展會。

“而且，現在一般是多個部門分頭管理、各自為政，缺乏一個能統一協調的機構，使得會展公司在開展工作時十分受限。打個最簡單的比方，一個世界500強的企業把會議地點放在你這里，希望機場在他們到達時打出歡迎的橫幅，這在國外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在中國就十分艱難。對於政府來說可能是一句話的事情，但對於會展公司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該人士說。

此外，政府的過度介入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萬慶濤認為，會展不僅僅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更需要發揮市場對會展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引進來固然重要，創造條件讓本土的會展企業做大做強才是根本”。

中國貿促會副會長王錦珍認為，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會展業相對成熟，政府部門應更多放手讓市場發揮作用，形成適度競爭共同發展的良性局面，而中西部地區會展業相對發育程度不足、基礎比較薄弱，政府部門可對展覽業保持關註，在吸引人才等方面出臺一定扶持政策是必要的。

萬慶濤建議，各地要根據自己的區位優勢、會展傳統、產業實力，有重點的發展會展經濟。“要充分利用會展經濟對於當地經濟優勢的推動作用，發展有當地特色的會展經濟，要專而精，不要大而全。只有這樣才能發揮會展業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會展業才有可能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