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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主廚許振益「不是買最新的，就是買最舊的」 「養」老屋待改建長期抗戰挖黃金

徐礦集團上市「八年抗戰」 借殼傳聞一直尾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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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持有的悶股之三 亦是最冷門 $安全貨倉(00237)$ 長期抗戰 Ten-Bagger

似乎家族除主席不太健康，會不會轉手呢？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不扛槍的隊伍”“百團大戰”百萬民眾總動員

編者按

1940年，國際反法西斯力量“進入低谷期”。

那一年，日軍恢複了對中國的大進攻，接著對重慶進行大轟炸；那一年，德國以閃電戰戰術，僅用6周就打敗了法國。

那一年，中國保持著頑強的抵抗，但誰也沒指望中國有驚人之舉。因為“三年多的抗戰軍事，‘應戰’二字，可以盡之——敵軍不攻，我們待戰，敵軍此處攻，我們他處不戰，形勢幾乎完全是被動的”。

而在沈寂了三年的中國華北戰場，卻突然出現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戰局：1940年8月20日晚，在總計長達5600余里的華北主要交通線上，出現了數十萬大軍，其中主力兵團即達105個團。他們炸鐵路、毀橋梁、攻廠礦、拔據點，頃刻間，日本在華北的交通網、通訊網全面癱瘓。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里，共擊斃、打傷或俘虜4萬多名日偽軍，其中半數以上是日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團大戰。

與此同時，各大抗日根據地在戰火中日益牢固，後方社會面貌一新，民眾的抗日熱情也日漸高漲，持續不斷地為前線輸送兵員和物資。

“百團大戰背後，是千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

1940年的一個夏夜，山西武鄉縣磚壁村，左權端著半截蠟燭，站在地圖前思考良久。由於一直沒有好好休息，左權不知不覺中合上了眼睛，手中的蠟燭頭燒著了地圖的一角，燒痛了他的手。左權猛地驚醒，急忙脫下上衣，把火焰撲滅。

那段時間，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常常挑燈夜戰，討論的焦點，是一條日軍自吹自擂的“鋼鐵封鎖線”。它東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橫貫太行山，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敵人經常派裝甲車在鐵道上巡邏。在這條全長240余公里的鐵路線兩側10－15公里地區，還設有外圍據點。

“日軍企圖困死八路軍，必須打破這個‘囚籠’。”一場交通破襲戰在討論中蓄勢待發。

這就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百團大戰。

八路軍在1937年8月接受改編時，全軍只有十幾個團，其中約一半又分散在陜西、山東等地。六七個團在敵後堅持3年，不但不減，反而激增。這場破襲戰背後有著怎樣的奧秘？

不一樣的軍隊

從山西省武鄉縣城東行47公里，有一個叫磚壁村的村莊，這里僅有108戶人家，村子像一個半島，西、南、北三面皆百尺懸崖，溝深坡陡。從軍事角度看，此地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從1939年到1942年，八路軍總司令部曾先後三次進駐磚壁村。

1939年6月，獲悉八路軍要進駐磚壁村時，村民十分恐慌，“會不會和去年的三軍一樣？”

此前一年，國民黨第三軍軍長曾萬鐘率部來磚壁住了一夜。那一晚，國民黨士兵抓雞殺狗，毆打村民。多虧村中長者送錢送物，村子才免遭洗劫。從此，磚壁村民一見到兵，便如驚弓之鳥。

八路軍進駐農戶後，探訪家情，和顏悅色，還幫助村民推碾滾磨，親如一家。

當年的兒童團團長肖江河，如今已是87歲的老人。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事，仿如昨日。“八路軍一來，就為村里辦了件大事。”

太行山脈小松山腳下的磚壁村，地屬黃土高原，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幹磚壁，磚壁幹，正月吃完土窖水，二月擔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頭朝西起。”這首歌謠，道出了磚壁人吃水難。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長期與土地打交道，對外界知之甚少，對軍隊的認識停留在“兵匪一家”的印象中。但是眼前這支灰衣軍隊非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晝夜苦戰，不到半月就挖了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不久又挖了兩水井、七旱井，並掘池築壩。

挖水池時，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一組——朱、左擔土，彭裝筐。軍民聯動，三五天便將兩個旱池挖得擴大一倍。一場大雨過後，溝滿池平，人畜皆歡。

八路軍的作風，顛覆了生活在黃土溝壑中的農民對軍隊的認知。

“我看了許多古書，古今中外，兵鋒指處，洗劫一空。唯有八路軍助民為樂，愛民如子。他們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就是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也不能相比。”磚壁村村民李作模高興地給村民說。

“在八路軍總部進駐磚壁村前，村里就早有了共產黨員。”肖江河依然清楚地記得磚壁村最早的四位黨員——“馬象模、李來和、李佩璉、白祥榮”。他們開展的群眾工作，為磚壁村天翻地覆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戴山西帽，說山西話”

在共產黨力量進入前，武鄉縣是晉東南土地最為集中的地區，貧富分化劇烈，高利貸盛行，農民破產情形嚴重，村政則全由富人一手把持。《武鄉縣誌》中有記載，“閻錫山政府對於村長、村副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具體的財產標準，只有500元以上資產的居民才能擔任。”

但共產黨人卻借助犧盟會，發動群眾打開了局面。

李來和是山西犧盟會的一員，他在磚壁村最早一批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村里的農會主任。至今，肖江河仍記得他帶領村民驅逐舊村長的一幕：磚壁村村長魏明鏡平日里貪贓枉法，欺壓百姓。村民有意驅逐，卻苦於勢單力薄。1938年適逢磚壁唱戲，魏明鏡坐在前排太師椅上，喝著茶水，頤指氣使，周圍村民敢怒不敢言。這時，李來和依計帶頭高喊“打倒壞村長”。村民一擁而上，痛揍魏明鏡，歷數其罪狀，告到縣抗日政府那里，魏明鏡最終被撤換。

這一幕，也在整個武鄉縣84個村莊同樣上演。1938年夏季，武鄉縣開展反貪汙、反攤派鬥爭，召開群眾大會，罷舊選新，改造舊有基層政權。同屬武鄉縣的東溝村村長變成了共產黨員魏文德，有村民感嘆，“現在的村長不是犧盟會力量可不行。”

李來和所在的犧盟會，全稱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是閻錫山政權1936年“聯共抗日”的產物。王生甫等所著的《犧盟會史》中記載，在犧盟會的共產黨人開始“戴山西的帽子，說山西的話”，即將一些共產黨的策略，換成閻錫山的話講出去。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山西地方政權紛紛解體，犧盟會填補空缺，逐漸掌權。梁誌祥、張國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山西的成功實踐》中這樣描述，“（犧盟會）曾經一天派出40多個抗日縣長。到1939年，山西全省105個縣，其中62縣名義上是由犧盟會領導，實際上是由共產黨領導。通過犧盟會，共產黨在晉東南尤為強大。”

在犧盟會的引導下，抗日活動如火如荼。百姓紛紛走向街頭進行遊行，大街小巷的墻壁上隨處可見抗日標語。工人、青年、婦女、兒童、貧農等都成立了各自的抗日救亡團體。《武鄉縣誌》中記載，“無論在哪里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抗日救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在報道中寫道：“到1940年，華北鄉間的無數農民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受革命觀念的教導，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和經濟解放。他們現在為中國抗戰構成了一個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有伸縮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他們是中國動員起來抵抗法西斯惡性病侵略的健康的細胞。”

如今，陳賡大將之子、重慶警備區原副司令陳知建用“血肉關系”來評價軍民之情，這種關系在百團大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只要是抗屬，生活便有保障

日寇依靠據點到處搶掠，實行“三光”政策，中國華北敵後人民受到了嚴重摧殘。

史料記載，“1938年4月，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發動九路圍攻，武鄉縣1500多人被屠殺，縣城被日軍徹底燒毀，化為廢墟。石門村張受書一家11口人全被滅門；一位在當地很有勢力和影響的陳姓地主士紳，被日本士兵用刺刀逼迫，當眾強奸自己的女兒；一些缺乏民族觀念的地主，為了保護自己財產，歡迎日本人的到來，然而日軍給予他們的卻是刺刀……”

日軍的殘暴，教育著百姓起身反抗。

“當時武鄉縣僅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余人參加了八路軍。”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抗戰八年，整個武鄉縣全民上陣。

但當地也流傳一句民謠——“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力量的到來，這句民謠日漸失色。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政府為解決士兵的後顧之憂，作出了多重努力。

在磚壁村，為了讓抗戰家屬（簡稱“抗屬”）生活有保障，肖江河說，“村里有專門的代耕隊，他們長期給抗屬和烈屬代耕土地，挑水擔煤；有抗屬生了病，村里還要派人前去伺候。”

各地根據地註重營造出“參軍光榮”的氛圍。比如各區村在召開大會或看戲等重大活動時，首先向抗屬致敬，還專設抗屬席以示尊重。

經濟貧困的貧雇農長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是村里最沒地位的人，而共產黨通過優抗措施，“使其身份得到極大的認同，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精神得到極大的撫慰”。有抗屬在給前線打仗的家人寫信時說：“我們在家里處處受人尊敬和優待，你們在前線應當放心地勇敢地作戰……”

正如美國記者韓丁調查的那樣：“招收新兵的最大問題，不是要克服對敵人的子彈或戰爭艱苦的恐懼心理，而是要使這些人相信，他們的家庭將會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們的牲口和莊稼也會得到妥善照料。”

參軍時，抗日政府會對抗屬進行物質補償，逢節過節還會對抗屬分發禮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軍全在研究中說，在這種氛圍下，出現過一個招兵站一天招募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新兵的火熱場面，也出現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夫上戰場”的感人場面。

1945年抗戰勝利後，武鄉縣縣長武光清為磚壁村韓好存等22名抗屬掛起了“抗戰功臣”的金字大匾。上書：“諸君遠見，為國為民。子弟殺敵……第一光榮”。

打破“囚籠”

1940年，日軍在華北推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分開來，使八路軍“遊”不了，“擊”不成。

彭德懷、左權等人決定，打一場大仗——直接參加正太路破襲戰的兵力不少於22個團。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總部

所在地磚壁村上空烏雲密布，天氣悶熱的午後，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晚上8時整，八路軍各路突擊部隊撲向敵人控制的鐵路沿線的據點、車站、橋梁、碉堡。正太路、同蒲路、白晉路、平漢路、津浦路等華北各主要鐵路和公路幹線先後燃起了戰火。

在戰鬥部署前，彭德懷並沒有對出動兵力的數量作出具體要求。所以，在戰役打響後，聽到作戰科長王政柱匯報這次戰役共計105個團參戰，彭德懷一拍大腿，“幹脆就叫百團大戰好了”。

而那時，距3萬八路軍1937年初入山西，只有短短三年。1940年，共產黨部隊已經有了大發展，其中參戰兵力達20余萬，民兵27萬，另有民眾不計其數。

“八路軍抗戰意識十分旺盛。在中共地區內的居民，連婦女、小孩都用籮筐給八路軍搬運、傳送手榴彈等。民眾一致同八路軍合作，我方有的部隊，因無準備地冒進，而陷於被其急襲、包圍的困境。”戰敗而歸的日本華北方面軍第l軍參謀朝枝對如此廣泛的大眾戰、民兵戰驚悸不已。

“擔任戰爭的先鋒任務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撰文寫道，“農民戰鬥隊由已獲得武器的男人組成，雖然有時候，幾個人才有一支步槍。他們割斷電話線，進攻火車站,並且襲擊小股日軍，從他們手中奪取武器。他們從當地人民極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補充到正規部隊中去。他們是八路軍一支巨大的後備力量。”

“百團大戰背後，是百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1940：大破襲》的作者劉強倫談及此處不禁贊嘆。

“這種關系在軍事上意義很大，它意味著兵源補充、後勤補給、情報等資源。有了它，老百姓給你囤糧，老百姓給你做衣服，老百姓給你做鞋子。”陳知建說。

“為了給八路軍做最好的鞋，磚壁村的婦女們都拿出家里最好的布和麻繩，有的還托人從外邊捎點好洋布做鞋面。每次軍鞋做完後，許多婦女手上都勒出了深深的血印，有的還要脫幾層皮。”2015年初春，上午的陽光正照進屋子里。肖江河老人一邊在床頭拿彩紙糊燈籠，一邊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母親在燈下做軍鞋的場景。

磚壁村當年有120余戶居民，上交的軍鞋累計有360余雙。“方口、黑面，鞋口鞋幫鎖口包邊，底子厚實硬邦邦，給人的感覺很結實。”磚壁村民馬正英親眼見過抗日軍鞋。

八路軍打遊擊，作戰頻繁，四處轉移，又在山區，特別費鞋。陳知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地婦女一有空就納鞋底，不知道納了多少雙鞋，所有戰士的鞋子都是她們做的。”

如今，在磚壁村八路軍指揮部舊址，當年彭德懷親手栽下的榆樹，依然茁壯。根部之粗，非兩人不能合抱，四散的枝幹，正如紅色根據地建設中成長起來的磚壁村民。

“磚壁村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各個時期各個崗位的骨幹力量。”肖江河說。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活躍在戰場的“日本八路”

命運之手如此無常，連渡邊三郎自己都驚訝身份的轉變——紡織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戰鬥到了第三天，日軍中二十幾人棄陣而逃。其中就有渡邊三郎，他來華已有兩年零九個月，應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紡織工。

趁著夜色突圍，渡邊三郎還是沒能逃出八路軍的伏擊圈。負了腳傷的他，使盡力氣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之時，八路軍的手榴彈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邊三郎眼前一黑，一頭栽進深谷。醒來時，看到月光下寒光閃閃的刺刀，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態度友好的問訊，他有些意外。

他親眼見過日軍是怎麽折磨八路軍俘虜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寧死不當俘虜”“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

這樣想的不止渡邊三郎一人。

在抗日戰爭前期，八路軍很難抓到日本兵。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余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那時，日軍傷兵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抵抗到底。

後來，情況發生變化。八路軍俘虜的日軍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軍官。1940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隨著戰爭深入，這一數字越來越大。

對日本戰俘頗有研究的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分析，一方面，日軍長時間作戰，許多人開始出現厭戰心理；另一方面，八路軍的對日宣傳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軍對日宣傳大梁的，卻是這些日本戰俘以及戰俘組織，比如渡邊三郎後來加入的覺醒聯盟。覺醒聯盟成立於1939年，是日本在華的第一個反戰組織，後來與“反戰同盟”合並為“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同盟的成員一般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的武器多是喊話筒、宣傳單、電話筒和信件等。

戰鬥間隙，炮火喧天的戰場沈寂下來，此時變成了宣傳喊話、瓦解敵軍的良機。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面很快就打開了。

平日里，同盟成員會向碉堡里的日軍發動宣傳攻勢。他們現身說法，本身就是絕好的宣傳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隊戰友收到他的信時，部隊里便傳開了：“松田在八路軍里還活著呢！”這令發布陣亡公報的中隊長慌了手腳。反戰同盟還會印刷“不準打耳光！”的傳單，在日軍碉堡附近散發。日本櫻花節到來時，聯盟成員會給碉堡里的日軍打電話，給他們講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日軍生活中的矛盾、戰爭的性質等。第二天，還會按照約定想方設法給日軍送去日用品、甜食和傳單。

這些努力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徐焰說，雖然有時達不到勸降效果，但日軍的戰鬥意誌沒有那麽瘋狂了。有些日本兵後來殺人放火，也有顧慮，開始想辦法消極對抗。戰後有日本兵回憶，部隊一提出掃蕩，他就裝肚子疼。開始時個別人這樣，日本軍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當一半以上都泡病號，軍官也沒了辦法。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掃蕩減少的原因之一，反戰同盟的宣傳起了實效。

參加反戰同盟的這些日本戰俘，都很堅決。經過宣傳教育，日本戰俘多是誠心誠意反對戰爭，反對日本法西斯。因為他們已沒有後路。按照日本規定，戰場上一百個小時不歸隊，不管找不找得到屍體，他就被視為陣亡，他的家屬開始享受撫恤金待遇。這個士兵已經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日本戰俘回憶說，“舊的我已經死亡，我開始新的生命”。

八路軍相信“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系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並允許他們發揮更大作用。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日本人森健當選邊區參議員。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戰俘主動參加勞動，並有多人成了勞動模範。戰爭結束後，反戰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獻出生命。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駝峰航線”：烏雲背後的生死線

編者按：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戰，美國組建援華美國航空誌願隊。1941年8月1日，中國空軍美國誌願隊成立，陳納德任大隊長。同年12月20日，美國誌願隊首次與來犯雲南昆明的日機作戰，大獲全勝，從此雲南老百姓把這群駕駛畫有鯊魚嘴的美國戰機飛行員美稱為：“飛虎隊”。美國誌願隊下轄三個中隊，第一中隊“夏娃和亞當”，第二中隊“熊貓”，第三中隊“地獄天使”。

由於雲南驛機場獨特的地理位置，飛虎隊第三中隊進駐雲南驛機場，當日軍進攻緬甸之時，飛虎隊主要是保衛滇緬公路和空中支援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當日軍進攻到怒江惠通橋以西之時，駐守雲南驛機場的飛虎隊起到了阻擊日軍的關鍵性作用，第三中隊的隊員在日軍欲強渡怒江之時，每天往返幾次前往轟炸和掃射，摧毀了日軍渡江的設備和基地。

“二戰期間，在兩個友好國家間飛行，它的損失率竟然超過了歐洲戰場上的對敵轟炸，這就是‘駝峰航線’。”

在這架墜落的中航53號運輸機里面，有一位來自美國的機長吉姆·福克斯和兩位中國人，其中一位是副駕駛，另一位是報務員。他們一起飛行，也一起犧牲。它展現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兩個國家是怎樣成為戰友的。

1943年3月11日，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副駕駛吳子丹駕駛著“中航”48號C-53飛機從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

透過機窗，吳子丹看到，編隊的另一架C-53運輸機——“中航”53號在側伴飛。沒有濃黑的烏雲，沒有日本零式戰機。遇上好天氣，美國機長古蒂亞和吳子丹的心情也跟著明媚了起來。

“這美景太難得了！”古蒂亞讓吳子丹把桿，自己抄起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了53號飛翔的姿態。當時的古蒂亞不會知道，他拍下了53號最後的一張影像。

兩分鐘後，飛機飛越至高黎貢山脈的上空，吳子丹看到，53號兀然下墜。

“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

剛進入6月，位於中緬滇藏接合部的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已比其他州縣更為悶熱。只是在州府瀘水縣城隨意走走，汗水便可濕透衣衫。但駕車向瀘水縣片馬鎮行去，繞著高黎貢山的懸崖陡壁和密林行駛，不斷失去高度又重新攀爬的一路，溫度陡降。

在一處白杜鵑盛開之處，“風雪埡口”一下子出現在視野里。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卷起摻雜著雨水的風，裹著不知是山霧還是雲濤的灰白色，籠在不遠處還遺留的日軍碉堡之上。

18年前的此時，亦是吳子丹去世後的第七年，當年的美國飛行員漢克斯跟隨一隊人正是從這里行往一處山脊，找到了吳子丹牽掛半生的那一架53號。

53號是這條航線上所有失事的飛機中，少有的被親眼目睹並及時測定墜落方位的。據不完全統計，這條航線自開辟到結束的1300多個日夜里，像53號那樣墜落損毀的空運飛機超過600架，犧牲的機組人員和乘客超過1500人。

至今，還有不知數目的飛機殘骸和機組成員長眠於從印度汀江到雲南昆明的山谷、叢林，無數個家庭的丈夫、父親、兒子、兄弟，從一處出發就再沒有返航，這便是抗日戰爭中被稱為“死亡之路”的“駝峰航線”。

“在天氣晴朗時，我們完全可以沿著戰友墜機碎片的反光飛行，我們給這條灑滿戰友飛機殘骸的山谷取了個金屬般冰冷的名字——‘鋁谷’。”當年的飛行員們對“駝峰航線”如此描述。

“駝峰航線”並非一條線路，主要可以分為約800公里的南線與約1150公里的北線：南線過怒山、瀾滄江、橫斷山脈，到達大理，經雲南驛直達昆明；北線經緬甸葡萄、麗江程海，再到昆明。

日軍占領緬甸密支那之後，配備了大量“零式”殲擊機，當地的機場、通訊、導航和警報等飛行保障設施全部為日軍所用。東條英機曾指示日本駐緬防空部隊，最大任務就是切斷中印空運路線。

為了躲避日本戰機，夜間航行較遠的北線成為“駝峰航線”空運不得不做的選擇。然而，當時的飛機動力有限，沒辦法完全飛過山頂，經常要在海拔4500-5500米上下的“峰背”之間航行。更要命的是，“駝峰航線”位於歐亞大陸三大強氣流團的交匯點，“鬼天氣”是很多“駝峰”飛行員常見的噩夢——

“我們在黃色的濃霧中從印度起飛，季風雨灑在擋風玻璃上，成了數支急流。在12000英尺（約3658米）高空，雨變成了雪。我們看不見翅尖……我們開始緩慢下降，我們什麽都看不見，窗戶從里邊凍得嚴嚴實實。”

“我們在16000英尺（約4877米）高空遇到了強冷空氣前鋒。整個機身突然開始震動，螺旋槳上結冰了，我們除不掉冰……我們遇上了暖氣流，棍子似的螺旋槳松了，掉下了冰的大塊塊……飛機在昆明著陸，因為機身連同兩個螺旋槳壞了……我們運的貨物是炸藥，又是一個正常的日子。”

複雜的地形和惡劣的天氣使得從阿薩姆到昆明的飛行多數時間只能依靠儀表。飛行員桑德曼曾總結自己的“駝峰”經歷：“我在中緬印戰場飛了706小時5分鐘，75%的時間是儀表飛行或者夜航，或者兩者兼有。”

雖然天氣是“駝峰航線”的第一大“殺手”，但是美國空運指揮官哈丁上任頒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即便是被美軍租用的商用航空中國航空公司，因為天氣而停航的情況也被降到最低。

當時，每月空運的戰爭物資達44000噸，1945年7月最高為71000噸。駝峰空運的總飛行時間達510萬小時，雲南的昆明、陸良、呈貢、雲南驛、沾益和四川的宜賓、新津、彭山、廣漢、瀘州和重慶等機場在最繁忙的時候，每75秒就有一架飛機從機場起飛。

飛機墜毀了，便補充；人員犧牲了，就再聘。從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打通的約三年時間里，駝峰航線便是盟軍物資運入中國的唯一通道。這是中美兩國政府必須不惜代價確保的“一線生機”。

1945年1月6日至7日淩晨，從非洲和印度來的濃密的錮囚峰面一路攢積力量，在孟加拉灣遇上濕氣，在“駝峰”上空形成了每小時100-125英里（約161-201公里）的風，隨之而來的是湍流、結冰、積雲，還有高爾夫球大小的冰雹和漫天狂風。而在天氣預報到達之前，“駝峰”上的運輸機便已經出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像極了今天的災難片：

一架C-46運輸機的副駕駛嘴里沒點著的煙鬥掉出來，飛到了天花板上；飛行員唐尼記得，從看不見的飛機不斷傳來“呼救”和“再見”的聲音；報務員福特帶著降落傘，打開機艙門把大量貨物扔出機艙，身體有一半懸在空中……

那一夜之後，據傳損失多達50-60架飛機。事故研究者奎因的數字是：18架飛機和42名機組人員和乘客。

那一夜之後，開辟兩年半的載客夜航在駝峰航線取消了，管理官員在天氣最壞的時候終於有權取消航班。

彼時，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只有7個月了。

“來華助戰，美軍；軍民一體，救護”

“全——體——脫帽！”

“為在抗日戰爭中執行駝峰空運而遇難的中國航空公司53號機組成員默哀。”

1997年6月21日中午，在高黎貢山一處杜鵑和箭竹雜生處，53號機被最終找到，傷痕累累——機頭被緬甸邊民砍下，機身被鋸斧豁開，鋁皮翻翹如犬牙。

今天，墜機已被移到片馬的“駝峰航線”紀念館，經過修複，人們能在紀念館里重新看到打著補丁的53號機原貌。而在那個發現墜機的地方，卻有了一座新的小墓。

原來，為了防止將飛機運出山脊前再被破壞，當地政府曾安排兩個當地民工守護。然而，一次突如其來的大雪使其中一個怒族小夥不及躲避，在守護飛機遺骸的夜里凍死。巧合的是，小夥去世時與53號的機長福克斯墜機時同樣是24歲。

其實，即便在戰時，“駝峰航線”的故事也不僅發生在生死未蔔的天空，地面從來都是這場戰略空運的一部分。

在雲南滇西東大門的祥雲縣境內，踏上光亮的石板路，就意味著步入了滇西著名商埠驛站雲南驛的地界，“雲南”二字便源於此地。在雲南驛一處農場的附近，5個幾米高的馬蹄形大土堆一個個錯開，矗立在一大片空地上。當地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都是“美國人留下的‘雞窩’”。

1942年5月，美國援華飛行大隊——“飛虎隊”駐守國民黨的雲南驛機場，並在此建立了“紐約村”（現稱“水口村”）“美國紅醫院”，開了兩家“紐約餐廳”和“華美餐廳”洋味飲食店，並在周邊的村莊設有倉庫、飛機修理廠、油庫。空地上的“機窩”原有二十幾個，實際是躲避日軍空襲而設計的飛機掩體。

有了空軍基地的基礎，雲南驛機場便成為“駝峰航線”上重要的中轉站。為了擴大雲南驛機場，幾乎沒有壓路機的祥雲縣里出現了很多村民自制的石碾子。抗戰時期，雲南依靠人力新修築了40個機場。上百萬從未離開過家鄉的農民，將四五十米的牽引繩索緊緊套在身上並系上扣，5噸重的“自制壓路機”就這樣由100位勞工拉著平整土地。

美國大兵格里斯特曾在給愛人的信中寫道：“飛機跑道邊上，人們排隊用他們瘦弱但結實的肩膀挑著擔子走動時，兩個筐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晃蕩。天氣很幹燥，塵土隨著他們的腳步四處飛揚，他們的步伐聽起來很有節奏。女人和孩子蹲在地上把大塊石頭砸成小塊，填在粗糙的石縫中。一百多勞工拉著一個直徑10英尺的水泥滾筒在石頭鋪就的跑道上奮力前行。”

就是在這些石碾子的碾壓下，雲南驛機場擴修為占地面積1222.5畝、跑道3條、停機坪10個的大型機場。那些年月里，數百架飛機輪番在這個機場上起降，國軍、盟軍、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以及當地勞工等數萬人日夜奔忙著。一時間，雲南驛在縣內有了“小香港”“小紐約”之稱。

1942年，還不滿13歲的盧忠友到雲南驛機場咖啡廳當服務生煮咖啡。來來往往的美國飛行員們在空運和空戰的緊張之余，就找機會教服務員們講英語、喝咖啡、玩遊戲，放松心情。盧忠友從美國飛行員那兒學會了“How do you do”、喝咖啡和“美國式”的社交禮儀。感冒時，熟識的飛行員還會關心地問他：“How are you today？”

“打鈴之後，飛行員就會換上飛行服、皮衣，背上降落傘，然後坐上大jeep離開。”已經87歲的盧忠友現在還能學著美國空軍飛行員每次出發前的樣子，擡起手腕，對表，調準指針。他還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美軍飛行員的飛行衣背部都會縫上寫有“來華助戰，美軍；軍民一體，救護”的布塊，文字的底紋上，一半是青天白日旗，另一半是星條旗。

30歲出頭的朱澤耀就生長在祥雲縣的一個小村子，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小時候走在村路上，常常能看到缺胳膊少腿的老人，“那就是日本人轟炸雲南驛機場留下的痕跡”。

當時，由於雲南驛機場在空戰和空運上的中轉作用，吸引了日本戰機不少的火力。1943年3月26日，日軍54架飛機轟炸雲南驛機場，拉著石碾子的勞工有些還來不及解脫搭在身上的粗大麻繩，就倒下了。祥雲縣附近掩埋屍體的“萬人坑”瑪皇箐，就是當時修飛機場被炸死民工的見證。

只要一聽見警報聲，村民們就會攜老扶幼地逃到防空洞里躲起來。一次日機的轟炸中，只有十幾歲的盧忠友被美國飛行員拉著跑向機場邊的壕溝躲避。

“我年紀小，美國的飛行員就先跳到機場邊的很深的壕溝里，然後在下面接著我，用身體護著我。”盧忠友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感動的事情。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從地上來的，從地上打回去！

從海上來的，從海上打回去！

從天上來的，從天上打回去！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土地！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海洋！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這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詩人趙瑞蕻在昆明經歷一次日機空襲後寫下的詩句。從1939至1942年，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曾掀起一股報考空軍飛行員的熱潮。當時，日軍占盡空中優勢，中國飛行員犧牲甚重，當局決定在大學生中招考飛行員。

為了補充人員，承擔“駝峰航線”空運的中國航空公司也曾從西南聯大錄取11人。周炳就是其中之一，他畢業於西南聯大政治系，經過短期訓練後，像周炳這樣的年輕面孔便擔任副駕駛員沖上雲霄，穿梭來往於中印之間。

“當時有一架DC-3型飛機，在重慶飛成都途中被日軍擊傷了一個機翼。後來，就從香港搞了一只DC-2型的機翼，裝上後長短明顯不一樣，卻還可以飛。就是這個怪模怪樣的家夥兒，被我們叫做‘雜種飛機’，只要一看到它，大家就會情不自禁地大笑。”周炳在“駝峰航線”飛過100多個航班，飛行時間在1100小時以上，他曾說那段歲月里有死亡，也有歡笑。

盟軍飛越“駝峰”的單位則以美國陸軍航空隊為主，包括轉運部、空運部、第10航空隊、第14航空隊、部隊運輸部等。另外，英國皇家空軍、加拿大皇家空軍也在其中。美國陸軍航空隊空運部是“駝峰”空運的主力。而像周炳這樣先後參加中國航空公司“駝峰”空

運的飛行和地勤人員有千余人，其中美籍人員近200人。空勤人員原有約200人，華籍占2/3。

傾註大半生尋找53號的美國飛行員漢克斯便是在25歲時，來到中國成為中國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先後飛越駝峰347次。在親自找到53號機並見證一座專為“駝峰航線”而設的紀念館建起之後，他曾說：“現在，是我們治愈因沖突帶來傷害的時候了，我們要把讓所有人都感到自豪的這架陳列品當做一件珍寶。對於犧牲在駝峰航線上的1500名成員來說，它是一個真正的紀念館。在這架中航53號運輸機里面，有一位來自美國的機長吉姆·福克斯和兩位中國人，其中一位是副駕駛，另一位是報務員。他們一起飛行，也一起犧牲。它展現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兩個國家是怎樣成為戰友的。”

距離53號失事差不多11個月之後，致命的下墜發生在了吳子丹自己身上。

1944年2月的一個深夜，吳子丹駕駛C-53運輸機剛從印度汀江機場起飛。他正要按照機長口令收起起落架，突然，巨大的轟鳴聲靜止在濃黑的夜色里。飛機離地不過十米，吳子丹感到身子往上飄，緊接著便是“砰”的巨響。

從破碎的舷窗玻璃“飛”出來的吳子丹還能聞到滿地的潮濕里散出汽油味，那是死亡的味道。幸運的是，他們還沒飛出機場太遠，是趕來的汀江機場工作人員把他們擡上了車，最終獲救。三個月的休養後，他又重新飛越在“駝峰航線”上，受傷在“駝峰航線”上不是停飛的理由。

在3年多的飛行中，美軍先後投入飛機2100多架，中國航空公司飛行了8萬多架次，總共84000多人，共運送戰略物資85萬噸，戰鬥人員3萬多人次。中國航空公司損失將近50%的飛機，美軍的飛機損失率接近90%。

美國“駝峰”空運總指揮藤納曾如此總結這條“生死線”：“二戰期間，在兩個友好國家間飛行，它的損失率竟然超過了歐洲戰場上的對敵轟炸，這就是‘駝峰航線’。”

比吳子丹幸運的是，曾拍下53號最後一瞬的48號機機長古蒂亞在2007年又再次見到了那架53號運輸機。由於一直沒有找到當時機組人員的遺骸，直到今天，片馬的當地人還相信，為了正義目標的合作與戰鬥，可能真會發生奇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駝峰航線”關閉。終於，天空又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了。

【將校點兵】“還原真實的抗戰，是對戰爭最好的紀念”

抗戰勝利70周年臨近，屏幕之上，無處不在“打鬼子”。自電影《鬥牛》走上銀幕，日本演員冢越博隆就成了“鬼子專業戶”，備受中國觀眾“憎惡”。

許多抗日劇中的主人公都身懷絕技。手撕鬼子、氣功打鬼子、用手榴彈炸下天空中盤旋的飛機……直到2015年春天，《一起打鬼子》的女演員從褲襠中摸出了手雷。自此，抗日神劇徹底走向惡俗。

抗日戰爭是一段充滿血與火的歷史，娛樂化的方式來表現殘酷的戰爭，是對歷史的褻瀆。為什麽會出現情節誇張化、娛樂化的抗戰神劇？這種文化現象背後隱藏了怎樣的歷史？

消滅一個“鬼子”有多難

“抗戰中，中國軍隊受傷最多的部位是哪？”

多年前，一位黃埔老將軍告訴筆者，“是在腳後跟。”戰場上，中國士兵臥倒時倘若不小心把腳後跟“翹出來”，抓住這瞬間，日本士兵會趁機射傷中國軍人。

“打鬼子”，遠沒有神劇渲染的那麽容易，否則，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9月日本戰敗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何至於血戰14年？中國何至於付出3500萬人傷亡的代價，包括380余萬軍人？

抗戰初期，不少國民黨參戰部隊幾乎是清一色的德式裝備，這同日軍甲種師團比存在優勢，人數比是2∶1，火炮比大約是3∶1。按理說，3個師（一個軍的編制）也可以對付日軍1個師團。然而，打起來卻往往是10個國民黨德式裝備師，才能敵得過日軍1個甲種師。恰恰相反，日軍一個大隊往往可以對付國民黨軍一個師。

兩軍的差距，遠不是武器裝備造成，更多的是訓練水平、戰術水平、戰鬥精神等方面的因素。當前，這段真實的歷史，正被神劇中“手撕鬼子、氣功打鬼子、手榴彈炸飛機”等情節所掩蓋。

還原真實的抗戰，是對戰爭最好的紀念。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2個旅團22萬余人，中國軍隊投入最精銳的中央教導總隊及八十七師、八十八師、三十六師等部148個師和62個旅，總計70余萬人（據《中國軍事大百科全書》淞滬會戰詞條），其中不乏德式裝備部隊。

最終，上海淪陷，日軍宣布死傷4萬余，而國民黨統計說死傷30萬人。日軍以22萬人打敗了中國軍隊70萬人，以至於國民黨軍副總長“小諸葛”白崇禧感慨：我軍訓練遠不如敵，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遠遜於敵人，並對輕重武器因訓練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發揮較大之威力。（見《白崇禧回憶錄》）

這源於日軍優良的兵源與嚴苛的訓練。1907年，日本小學就學率已達97.83%。良好的兵源基礎之上，日軍的訓練也相當嚴格。昭和十五年（1940年）日軍頒發的《步兵操典》規定，步兵單兵及大隊以下步兵分隊訓練包括單兵教練、中隊教練和大隊教練；新兵入伍以後，每月用於實彈射擊訓練的子彈，步槍不得低於150發，機槍不得低於300發，每年用於訓練的步兵子彈則為1800發。

一些抗戰老兵回憶，許多日軍士兵在乘車行進時舉槍射擊，仍能較準確地打中百米內的人形目標，對重炮等技術兵器的操作、保養水平更是遠優於中國士兵。

敵後戰場決非“遊而不擊”

一部分盛行的抗戰神劇，不僅沒有反映出抗日戰爭的艱難，也沒有把“打鬼子”的精彩之處反映出來。當前，抗戰神劇和各種段子，正誤導著公眾的歷史觀。

“六十多年過去了，有幾個人知道，李向陽完全是虛構的；而在南京雨花臺，委員長衛隊的兩個營，獨自阻擊日軍一個甲種師團，平均每個士兵要堅守25米長的陣地、面對50名日軍精銳部隊的士兵，但勝利者依然是中國人。”這段來自網絡的流言，已無從考證源於哪部文學作品，顯然，這都不是真實的抗戰史。防守南京雨花臺的88師，前身確是蔣介石的警衛部隊，88師守衛南京也的確英勇頑強面對日軍飛機、大炮、坦克的瘋狂進攻，全師官兵前赴後繼，六千余人壯烈殉國。

彈盡援絕後，88師僅剩下兩千余人退入城中。雨花臺的失守導致南京城防缺口打開，南京保衛戰僅打了5天就土崩瓦解，僅少部突圍成功，但“委員長的衛隊”遠沒有吹噓那般神勇無敵。否則，哪還會有南京的陷落，以及隨之而來的南京大屠殺？

流言中提到的八路軍遊擊隊隊長“李向陽”，的確是文學作品中虛構的人物。然而，其原型卻是貨真價實的抗日英雄，是節振國、包森、李運昌等諸多英雄的集合：包森曾活捉天皇的表弟赤本大佐，在盤山戰鬥中，率部全殲日軍一個騎兵中隊。抗戰勝利後，曾克林出關，攻下山海關，率領五千多人作為先鋒挺進東北，曾克林帶的部隊就是包森打下的基礎。

遠不止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戰場，打了不少的大仗惡仗。除著名的平型關、百團大戰之外，還有不少大仗沒有得到宣傳。敵後戰場上，對日偽1萬至7萬的大規模反“掃蕩”作戰有59次，僅僅在長樂村戰鬥一仗中就消滅日軍2200人；1943年7－8月，以衛南戰役和林南戰役為起點，開始了一系列的進攻性戰役，殲滅日偽軍規模越來越大，動輒在三五千以上。1945年8月前，一場戰役消滅日偽軍一萬人以上。

“據日軍統計，整個八年抗戰，敵後戰場殲滅日軍才800多人。”網絡上流行的這段帖子，明顯站不住腳：八路軍、新四軍僅俘虜的日軍就有6200多人，其中的1000多人被改造成了“日本八路”“日本新四軍”。

這讓所謂“抗戰八年中共武裝消滅日軍不到1000人”的說法不攻自破。筆者對照日本防衛廳寫的戰史書發現，“據日軍統計，整個八年抗戰，敵後戰場殲滅日軍才800多人”，這一說法的所謂來源的累加似乎嚴謹，但對照日本防衛廳寫的這些戰史書，如《華北治安戰》《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大本營陸軍部》《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等，就不難發現這些數據根本就沒記載，數據是別有用心的人造的假。

正面戰場也不是“一觸即潰”

由於種種原因，國民黨正面抗戰的歷史被淡化遺忘。影視劇中對正面戰場的描述，往往是“一觸即潰、一潰千里”。

這也有失偏頗。國民黨正面戰場的二十多個會戰之中，勝仗也不少，至少是勝敗參半，遠不止是只有臺兒莊大戰。萬家嶺大捷、三次長沙會戰、上高大捷、昆侖關大捷、滇西攻勢、第二次赴緬作戰、湘西會戰等都是大勝仗。尤其是1945年春，湘西會戰消滅日軍2.6萬，被譽為抗戰的巔峰之作，日軍也被打得口服心服。這一仗後，正面戰場相繼轉入了反攻。

按照過去中國人書寫的抗戰史，殲敵超過1萬人的戰役，至少有二十多個。其中，有些戰役是難免國民黨為宣傳激發士氣的需要，或為邀功有虛報的成分。盡管如此，翻開日本防衛廳編寫的《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大本營陸軍部》等檔案材料可知，即便日本戰史的統計數字再縮水，也可窺見正面戰場的歷史功績。

據日方統計，在淞滬會戰中，日軍傷亡40672人，僅101師團就陣亡1萬多。這相當於一個半師團的兵力；武漢會戰，日軍承認傷亡3.5萬，萬家嶺戰役消滅日軍106師團等部。僅以《岡村寧次回憶錄》為證，第106師團“受到全軍覆滅的嚴重打擊”，補充新兵後，“成了日本第一的軟弱師團”；浙贛會戰中，日本戰史承認傷亡28955人；長衡會戰，日本戰史承認傷亡達6萬多人；湘西會戰，日本戰史承認傷亡總數為26516人。

對損失慘烈的戰役，日軍往往死硬地咬著牙不願意承認自己遭到了大失敗，對戰損統計大加掩飾，但仍然不得不承認遭到巨大的打擊。

如何全面認識國民黨正面抗戰？

2005年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同誌代表黨中央所作的講話，標誌著中國共產黨新的抗戰史觀的確立：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整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贊揚國民黨抗戰將士的愛國精神，一改過去對國民黨正面戰場只字不提的做法。習近平同誌在紀念抗戰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開辟的敵後戰場和國民黨指揮的正面戰場協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局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全民族抗戰的勝利，是全體中華兒女的榮光！”

新抗戰史觀的確立，卻沒有及時反映到影視題材中。南方周末記者初步統計，在2013年出產的超過200部電視劇中，戰爭題材和間諜題材的電視劇超過70部，涉及國民黨正面戰場的電視劇不超過3部。

早在2011年，國家廣電總局就下發《關於2011年5月全國拍攝制作電視劇備案公示的通知》，批評個別備案劇目“在表現抗戰和對敵鬥爭等內容時，沒有邊際地胡編亂造，將嚴肅的抗戰和對敵鬥爭娛樂化”。雖然以行政手段強力幹預，抗戰神劇依舊不經意地出現在熒屏上。

海外華僑：中國抗戰另一個大後方

抗戰地理：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大批海外華僑在抗日救國的旗幟下打破宗親、地域的界限，走向聯合，匯成一股抗日的洪流……

他們遊行示威、罷工罷運、踴躍捐款、抵制日貨。他們告別舒適溫暖的家庭，回到戰火紛飛的祖國。滇緬公路上有搶運物資的南僑機工在奔波，駝峰航線上有飛虎隊的戰士們飛越生死線。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客居海外依然義無反顧地擔起國難的華僑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默默無聞地奉獻著自己。

輸財助戰，是毛澤東對海外華僑支援抗戰的概括。抗戰期間，海外華僑貢獻巨大。

據《華僑革命史》一書統計，抗戰八年華僑捐款，總數達13億元國幣之巨。1942年，海外華僑購買國民政府向海內外發行的多種債券總數達11億元國幣。而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並未償還這些公債，實際上等同於捐款。

直到面前的日本軍官終於不再瞪著他，拿起一枚類似官印的四方形印章，在他背心上蓋了一個“檢”字，林嶽喜才稍微放下緊懸的心。走在回家的路上，“完全不知道路，那種恐怖只有身臨其境才能體會到。”

那一年，林嶽喜十七歲。如今已是九十高齡，面對南方周末記者，他仍清晰記得那災難性的一天——1942年2月18日。日軍剛剛占領新加坡，數十萬華僑以審查之名被集中起來，一場有針對性的肅清活動隨之展開，史稱“大檢證”。

“被集中後，日本士兵用長竹竿打人，呵斥紛亂的人群。每個人輪番上報自己的信息，包括姓名、職業、地址等，不匯報或是有被懷疑的人都會被帶走。起初以為這些人只是被抓去做苦工，但沒想到等待他們的是屠殺。”輪到林嶽喜匯報時，他不敢說自己是學生，謊稱自己是西藥房的雜工，由此逃過一劫。“我愛人一家人去了6個，只回來4個，她爸爸和姑父都被拉到海邊，被機槍掃射而死。”

“這是日軍的報複行動，報複華僑支援抗戰。”林嶽喜說，被集中的沒有馬來人，沒有印度人，只有中國人。自日軍入侵中國，海外華僑紛紛支援抗戰，其中以東南亞華僑數量最多。而在東南亞，以馬來亞（地域包括後來建國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僑最為活躍。在這場大災難中，日軍屠殺了數萬華僑，手段多樣且殘忍，包括槍殺、砍殺、活埋、溺亡等。

“抗戰期間，海外華僑輸財助戰，貢獻巨大。從地理層面來看，西南地區是中國抗日戰場的大後方；但從另一層面來看，海外華僑也是中國抗戰的大後方。”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張應龍介紹，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後，新加坡山東慘禍籌賑會是華僑成立的第一個抗戰救亡組織。1931年“七七事變”後，由海外華僑成立的救亡組織漸興，到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達到興盛。1939年廣州淪陷後，其力度進一步加大。

捐款

“有錢不出錢，有力不出力，是對祖國的大不忠！”

“先生，買朵花吧！這是自由之花！這是解放之花！買了花，救國家！”

曾梅清是林嶽喜的愛人，出生在新加坡，於1950年回國居住。1941年，還在上小學的曾梅清，不上課時，便會胸前掛一鐵皮盒，加入到賣花募捐的隊伍中。花是紅色的紙花，由各個華僑學校的師生手工制作，賣花掙來的錢悉數捐給國內，支援抗戰。

12歲的曾梅清個頭還小，賣花時會把花插進對方的口袋里。“絕大多數人都會捐款，從幾分幾角到幾十塊不等。當時每條街道上都有賣花人，買過花的人就會把花放在胸前，以供辨識，也是榮耀。”

華僑捐款的熱情很高，形成“富商巨賈，既不吝金錢，小販勞工，亦盡傾血汗”的局面。在新加坡時，曾梅清家的斜對面便是僑領陳嘉庚的家。抗戰爆發後，陳嘉庚就帶頭月捐2000元，並搶先購買救國公債10萬元。在南僑總會召開的首屆大會上，陳慷慨激昂地說：“有錢不出錢，有力不出力，是對祖國的大不忠！”（引自《陳嘉庚先生紀念冊》）

南僑總會全稱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於1938年10月在新加坡成立，陳嘉庚任主席。它是繼歐洲、美洲之後，華僑組建的又一跨國、跨地區的抗日救國總機關。《華僑與抗日戰爭》一書這樣評價它的成立，“形成了相對集中的三大華僑抗日救國組織網絡，奠定了華僑抗日陣線的基本格局”。

在救亡組織的領導和僑領的表率下，捐款活動如火如荼。除了賣花捐和月捐，華僑以各種名義進行捐款，包括節日籌賑、勞軍義捐、救急難民、航空救國捐等。

仰光女華僑葉秋蓮變賣家產，得3萬多元捐助政府抗戰，自己則入寺為尼。她說，“只要祖國戰勝，我自己餓死是不妨的。”泰國曼谷監獄200多難僑發起獄中獻金，節省500元捐給祖國。馬來亞華僑鄭潮炯義賣瓜子，走遍南洋，籌款18萬元。在吃頓飯只需兩角錢的年代，鄭不留一分將籌款悉數捐出。

五邑華博館副館長黃誌強將這種現象歸因為華僑“愛祖愛鄉”的情感。廣東僑鄉文化研究中心劉進說，華僑捐款大多出於自願。他在大量研究僑批過程中，發現幾乎沒有人對捐款有抱怨。據《華僑革命史》一書統計，抗戰八年華僑捐款，總數達13億元國幣之巨。

輸財助戰，是毛澤東對海外華僑支援抗戰形式的概括。其中，在“輸財”上，華僑還通過僑匯、購買公債等方式支持祖國。“八一三事變”後，國民政府陸續向海內外發行救國公債、國防公債、航空救國券等多種債券，總額達三十多億元。至1942年，海外華僑購債總數已達11億元國幣，占1/3強。而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並未償還這些公債，實際上等同於捐款。

張應龍在搜集史料過程中發現，現在北美的眾多僑社組織還能隨時拿出當年購買的抗日救國公債，“數量之大，可謂數不勝數”。

罷工

懲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

“循碼頭環行數圈，然後排成龐大的長形隊伍，來往車輛幾為之塞。僑校學生歌聲遠震，掌聲雷鳴，深得來往觀眾同情。等到日輪離岸，僑胞始收隊而歸。”

記錄在《華僑問題專號》上的這三句話，描述的是美國西雅圖七百多位華僑阻止日輪“海安丸”號裝運廢鐵回國的場景。

1939年2月，旅美華僑統一義捐救國總會（簡稱旅美救總）發起“禁運軍火運動”，抵制美國公司把可以改制成殺人武器的廢鐵和軍需品出售給日本。此後，美國華僑阻運廢鐵赴日的鬥爭在美此起彼伏。最終，美國宣布禁止軍火物資赴日。

張應龍教授總結，受客觀環境影響，美國的華僑運動比較直接，東南亞地區則比較隱蔽。美國的華僑救亡組織多把“抗日”二字放在組織名稱里，而東南亞的團體則會以“籌賑難民”等名義出現。即使在東南亞內部，由於政治關系等因素，華僑運動的尺度和活躍程度也不一。

在泰國，由於政權親日，華僑陳德欽感受到的抗日活動相對隱秘。1929年，陳德欽出生於廣東省汕頭一戶貧苦家庭；10歲那年，他去泰國投奔父親；1943年，參加泰國反日大同盟，組織工人罷工並破壞日軍軍工廠。

當時，日本國內物資缺乏，加上運輸線受同盟國潛艇襲擊，日本在被占領國開辦了如電機廠、皮革廠、縫衣廠、食品廠等軍用工廠，以滿足戰爭需求。陳德欽知道破壞軍工廠的風險，但他也懂得抗日報國的道理。

據陳德欽回憶，日本軍工廠的中國工人想了不少辦法搞破壞。有個碼頭工人在運送子彈時，故意將肩上的一箱子彈拋入水中，結果被日軍發現，最終被打死；給日軍做皮鞋的華僑工人，會故意將鹽縫入鞋底。鹽遇水即溶，一來不留痕跡，二來可以腐蝕，從而縮短鞋的使用壽命。

1944年1月，泰國曼谷七家皮革廠數千工人罷工。名義上要求提高工資，實際是為中斷其軍需品供應。在這場罷工中，陳德欽是糾察隊小隊長，負責阻止破壞罷工的工人。罷工對工人來講，意味著失去經濟來源。當時為使罷工奏效，罷工指揮部決定給不上班者發放生活費。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人想去工作。對付這類人，陳德欽所在的糾察隊自有辦法。

一般來講，先由一位躲在暗處的皮革廠工人指認依舊上班的同事，然後守在電車站附近的糾察隊便會上前阻攔。先是勸說，曉之以情、以理、以利；勸說不成，就動武。為避免暴露，懲戒的武器不是刀棍，而是甘蔗。陳德欽給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甘蔗的好處，“能打人，還能偽裝。萬一日本的憲兵隊或警察來，就裝作在啃甘蔗。”黑眼鏡也是糾察隊的標配之一，這是因為糾察隊不能明目張膽佩戴袖標，便用黑眼鏡作為標識。

這場罷工堅持了半個月，在工會認為達到目的後，宣布撤回各路糾察隊。1946年，陳德欽回國加入閩粵贛邊縱隊，參加解放戰爭。

服務生命線

最著名的要數南僑機工和飛虎隊，這兩支隊伍，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天上。

抗戰期間，海外華僑回國參戰者不在少數。據國民政府廣東僑務委員會1946年統計，歸國參戰參軍的粵籍僑胞有4萬余人。他們或直接參戰，或參與救護隊、機工團、記者團、歌劇團等形式多樣、大小不一的回國服務團體。廣東省華僑博物館館長王明惠介紹，其中最著名的要數南僑機工和飛虎隊。“這兩支隊伍，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天上，但都維系著中國抗戰的生命線。”

南僑機工全稱為“南洋華僑機工服務團”，由三千多名汽車司機和修理工構成。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封鎖沿海。廣州失守後，滯留在香港的兩萬多噸軍火，必須從新建的滇緬公路運入，但這條公路穿江越谷，地勢險要，唯有熟練駕駛員方能駕馭，國內奇缺此類人才。招募公告傳至海外，南僑總會積極響應。自1939年2月至7月，先後有15批華僑回國服務。

現年90歲的張偉民是廣東省唯一一位健在的南僑機工。他說，“那時我們對日本人的侵略都義憤填膺，大家都是冒著不怕犧牲的精神回國，回國前也沒有想過後果。”

當時，武漢合唱團到馬來亞演出，宣傳抗日救國。時年僅13歲的張偉民看完演出後，深受鼓舞，回家就激動地把剛學會的救國歌唱給家人聽，並決心回國服務。

“沒有國，哪有家？雖然遠在南洋，但當時很多年輕人一心想著回國抗日。”為了能順利報名參加“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身材矮小的他將年齡報大了一歲。在訓練班時，母親特地給他一個枕頭墊在屁股下，讓他夠得著方向盤。張偉民的女兒張曉秋說，在訓練班的考試中，他展露出駕駛天賦，所

有科目都是一次性通過。

和張偉民一起投身衛國洪流的南僑機工，來自南洋各地，從事各種職業。馬來亞女教師白雪嬌決心報國參加南僑機工隊伍。為瞞過父母和家庭，她特地化名施夏圭。在給父母的告別信中，她說：“家是我所戀的，雙親和弟妹是我所愛的，但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熱愛的。所以雖然幾次的猶疑躊躇，到底我是懷著悲傷的情緒，含著辛酸的眼淚踏上征途了。雖然我的力簡直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滇緬公路上行車艱難，需過三關：翻車、瘴氣和日軍轟炸。在一千多公里的公路上，沒有宿舍和休息站，機工們困了就睡在車上，病了就咬牙挺著，車半路拋錨或水箱沒水更是家常便飯。有一次，張偉民開著大卡車，從昆明運送物資前往下關。因為當時山谷里刮大風，黑燈瞎火的，他的車一不小心就撞到了一堆原木上，還把旁邊蹲著吃飯的人撞飛了，所幸只受了輕傷。

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三千南僑機工，約1/3死在滇緬公路上，1/3回到海外，1/3留在國內。在搶運戰需物資的這段時間里，他們平均每日輸入量達300噸以上，被譽為滇緬公路上的“神行太保”。

和滇緬公路同樣具有“輸血”作用的，還有“駝峰航線”。在開通的三年多時間里，駝峰航線向中國輸送了70萬噸急需物資和3萬多人，被譽為維持抗戰的空中“生命線”。

“飛虎隊”司令陳納德妻子陳香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有一千多名在美國應征入伍的華僑青年，被編入美國第14空勤大隊（即“飛虎隊”），來到中國戰場支援作戰。他們大多祖籍是廣東。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理事梅偉強說，在“飛虎隊”中，絕大部分地勤人員都是華僑。

2007年，一隊華僑從美國來到廣東省五邑華博館，當時由華博館業務部副主任蔡曉敏陪同。這些歷經風霜的老人，就是曾經往返於“死亡航線”上的飛虎隊隊員。參觀中，她發現一位老人突然跪倒在地。起初，她以為是老人體力不支，正要上前幫忙，卻看到令她難忘的一幕，那位老人神情莊重，跪地後，俯下身去，親吻地磚，用臺山話說，“我終於回來了”。

“從這一幕看得出華僑對祖國的深厚感情。”幾天後，蔡曉敏在華僑博物館里又一次看到了這群老人，原來他們想在離開前再來參觀一次。一位老人動情地說，“看一遍，不夠；離開前，再看一遍。”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高郵戰役：新四軍對日最後一戰

1945年12月26日淩晨，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四個多月後，高郵城東部的日軍司令部“洪部”在倉促中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受降儀式。大廳中，黃軍毯鋪就的長桌一邊是日軍大佐巖崎學，另一邊則是已整編成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的政治部主任韓念龍。

幾個小時前，這座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小城剛在細雨的深夜經歷了新四軍對日的最後一戰。隨著日本大佐將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呈交給韓念龍，自1939年起被日軍侵占的高郵城終於迎來了解放，也成為全國最後一座被收複的縣城。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人西脅久良雄沒有想到，自己此生能有機會再次登上高郵城的文遊臺。那是1982年3月30日的午後，距他上一次見到這座始建於北宋的廟臺，已過去了三十多年。

在那個中國社會還未大規模對外國人開放的年代，草長鶯飛的蘇中小城高郵在縣人民政府的“研究特許”下，迎來了這支來自日本岐阜縣的旅遊團。

岐阜縣地處日本本土西南部，與高郵市緯度相似。17名旅遊團團員中，除了旅遊中心的1名隨員和6名婦女之外，其余10人在日軍侵華時都曾駐紮過高郵。抗日戰爭結束後，被遣返的日本軍人在“與高郵隔海相望的那一頭”成立了社會團體“高郵會”，成員達到七八百人，西脅久良雄便是其中一員。

“你不會想到，高郵這座城市在日軍投降後，還經歷過那樣一場大仗。”一位當年曾陪同岐阜縣旅遊團遊訪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團內有一位名叫木村幸子的日本婦女在進入高郵城前特意下車，灑酒跪祭，返程時又忍不住哭了一路。

原來，她的丈夫就死在高郵城南的邵伯鎮，那已是1945年12月，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已過去4個多月了。

粟裕的三次“請戰令”

“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就在《停戰詔書》公布的同一天，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對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如此電令。

彼時，新四軍為了完成解放全蘇中的任務，於蘇中區編組了17個步兵團，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迅速占領運河沿線各城市”的指示，向日軍和偽軍不停發起進攻。

8月23日，解放寶應；9月1日，解放興化；至9月底，連克東臺、安豐、海安；11月10日，解放鹽城。至此，除南通、泰州、揚州、高郵和海門五城外，蘇中地區全部解放。

鹽城解放後，新四軍將戰役中投誠的原偽軍高級軍官放回高郵勸降。沒過幾日，這名軍官的頭顱竟被懸掛在高郵北城樓上。城內的日軍宣稱：“你們新四軍沒有資格受降！”

高郵，這個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古城是古運河道上的軍事重鎮。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新四軍必須即刻做出決定。

1945年12月，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政治委員鄧子恢、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集中華中野戰軍（註：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編，下轄六、七、八、九四個縱隊，每個縱隊轄4至5個團）第六、七、八縱隊，組織進行高（郵）邵（伯）戰役，殲滅該地區拒降之敵，以除後患。在建議獲準、部隊進入戰前準備階段時，第六、八、九縱隊被臨時要求北調，以配合山東野戰軍在津浦線上開展破擊戰。

然而，三支縱隊集結宿遷一帶待命後，情況不斷在變化。粟裕再次建議：“即暫停對津浦作戰，可趁我主力集結之機，進行高（郵）邵（伯）戰役”。他認為，高郵地區是解放區腹地，同時城內日軍拒不投降，新四軍攻城殲敵師出有名。這個建議又很快獲得批準，軍部仍留第六縱隊於淮海地區，將第七、八縱隊投入高郵進行戰前準備。

至12月15日，占據揚州的國民黨第25軍在日偽軍掩護下，有意進犯邵伯、占領高郵，而國民黨第49軍也有從江陰渡江北進之勢。

箭在弦上，高郵一戰已無路可退，粟裕只能第三次擬寫複電，以千字篇幅致電陳毅、張雲逸、饒漱石、黎玉並告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張愛萍，再次請戰。電文中，粟裕明確了目前的戰略態勢，稱高郵戰役有助於“解除頑軍自高郵沿運河向北分割華中之威脅”，“更可使蘇中區的經濟財政保證對華中之主要供給”。

這一次，新四軍軍部最終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同意集中第七、八縱隊先打高郵和邵伯。12月19日晚，被日軍和偽軍占領的泰山廟、真武廟、承天寺、放生寺、觀音庵、如意庵等大小十多個據點被逐個攻破。

機槍聲響至20日中午，邵伯被成功收複，並掃清了阻礙進攻高郵外圍之敵。

新四軍派出“土飛機”

“冬月十五亮月頭，新四軍來打高郵！”

今年82歲的趙方敖至今還能記得當年高郵戰役時大夥兒口口相傳的歌謠。

由於趙家位於高郵城郊，新四軍在收複邵伯之後，便在那里住進了一個排的戰士。寫傳單、綁竹篾、糊白紙，住在趙家的戰士們不喊打喊殺，反而紮起了風箏似的“土飛機”。

“約摸有兩公尺寬、四公尺長，就在我家的大院里紮‘飛機’。”趙方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家里人都疑惑，不知道新四軍“這是唱的哪一出”。後來，跟著戰士們來到離城一公里遠的地方，看著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拽著繩。那“土飛機”就乘著西北風，飄到高郵城上空。

趙方敖比劃著：“‘土飛機’上捆著一小包一小包的傳單，每包傳單旁邊點著一根線香，線香有長有短，先後燒斷傳單的繩子，傳單就像雪花一樣飄下去。”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你們為誰在流血？”

“你們的父母姐妹正等待著你們！”

“放下武器，保證你們生命安全！”

傳單里都是有關日本投降、新四軍優待俘虜的內容。當時，由於日軍內部對下嚴密封鎖消息，像西脅久良雄那樣駐紮在高郵的普通日本兵們仍不知道戰敗的消息。

新四軍除了放出“土飛機”，戰士們還連夜在高郵城北門外十幾公尺的密集民房、樹幹上全都寫上、掛著、拉好各式各樣醒目的勸降標語，並把印制的傳單用大弓箭射進城里，用迫擊炮把成捆的傳單打進去。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高郵市黨史辦主任劉春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新四軍一連6天在廣播里不斷播放著日本歌曲《思鄉曲》《支那之夜》。

“唷……經常的，經常的，為我的命運禱告的好母親，大概很健康吧，妹妹大概要出嫁了，我做哥哥的多麽想買些東西，做你的嫁妝。山啊，海啊，遙遠的隔離我們，怎麽能到達那里……”

熟悉的歌聲之外，來自“日本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等團體的反戰人士也組成日語喊話組，用“土喇叭”一遍遍播送天皇的停戰詔書。

開始時，城內的敵人對喊話根本聽不進去。話筒一響，日軍就打炮彈、掃機槍，還夾著謾罵聲。後來，槍聲漸漸少了，有的日本兵還抱著槍站著細心聽。

廣播兩天後，兩名日本士兵以出城修鐵絲網為名，偷偷向新四軍投誠。他們還帶來了一個消息：日軍內部十分混亂，士兵們和部分軍官認為再流血已無意義，但部分指揮官仍要執行上級命令，不向新四軍投降。

危急之下，粟裕決定，向高郵發起總攻。

“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天空，不住地下著雨；我們的任務，是要從高郵城西北角突上城墻。”

70年前，甄為民憑著“第壹號”的戰地記者證兼通行證，隨同主攻部隊主攻連攀雲梯登上子彈紛飛的高郵西北城墻，並在事後寫下這段《突破西城頭》的開頭。

2015年7月2日上午，江蘇鐘山幹部療養院內，90歲的他將一張珍藏了70年的戰地記者證遞到高郵抗日戰爭“最後一役”紀念館工作人員手中。

1945年12月25日夜，第八縱隊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和六十八團分別從城北、城東、城南三個方向，向高郵城發起猛烈攻擊。然而，層層緊固的工事和複雜的地形，成為攻城最大的障礙。

自1939年日軍侵占高郵之後，連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時，高郵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墻。在城墻上築有永久性機槍掩體14個，轉彎處和城墻上駐有兩層或三層大碉堡8個，城垛之間均築有射擊掩體。

城西北方向，擔任攻城突擊隊的“老虎團”第七團，用老百姓送來的被胎裹著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護，越過開闊地，強渡護城河、架雲梯，與日軍展開白刃戰。

不少戰士眼看就要爬到城頭，突然敵軍將許多鉤鐮槍伸出來，這種特制的城防武器能刺能推，還能鉤。爬在十來米高的雲梯上，搖搖擺擺，只要推一下就會摔下來。為了克敵，戰士們趁敵人的鉤鐮槍還未戳到雲梯，就先將手榴彈扔上城頭，趁著硝煙彌漫的剎那間，迅速躍上城頭。

隨著攻城戰、巷戰的展開，一時間，只聽得槍聲、格鬥聲、喊殺聲響徹雲霄。至12月26日淩晨，日軍城防司令部被攻破。

據當時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山本源兵團日軍1100余人（其中生俘巖崎學大佐以下892人），殲滅孫良誠部偽第5軍42師師長王和民、副師長任遒武以下偽軍約4000人（其中生俘3493人），繳獲大小炮種61門、擲彈筒約30個、輕重機槍145挺及步槍等4308支。

“戰事停止了，在搜索戰果時，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屍體。我們沖進碉堡去，幾個河北腔的汪偽和平軍走出來，陸續交出了全部武器，六班的同誌喊話：‘苦魯三大衣（仿日語‘放下武器’之意），優待俘虜’。九個鬼子都拱手求饒。”

戰爭勝利後，甄為民在《突破西城頭》最後署名“勞之”二字。他說，其中並沒有什麽深意，只因想用諧音（“勞之”與“老子”讀音相近）紀念那天夜里，戰士們齊聲歡呼“鬼子投降了，老子勝利了”的戰場豪情。

淩晨受降儀式

“我是大日本皇軍高郵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談判！”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軍，命令你立即下令無條件投降！”

“我們同意離開高郵，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彈藥給養和重武器，可以全部留交給你們。為了到南京去的路上安全，我們的輕武器將隨同帶走。”

“你們只能無條件投降，你們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們無條件投降，我們保證你們和你們家屬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們的人格，你們投降後的一切安排，我們自然會按我軍優待俘虜條例妥善處理。”

1945年12月26日淩晨，這番對話就發生在選擇投降的日軍大佐巖崎學和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部主任韓念龍之間。

日軍高郵司令部“洪部”位於高郵城東部草木茂密之處。而在那個夜里，這個幽靜的小樓則成了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個投降之所。

第八縱隊長官彭德清、張雲龍、謝雲暉、嚴振衡曾都撰文回憶這一次新四軍的受降儀式——

燈光昏暗的大廳中，一排長桌緊靠後墻，桌面上均鋪上了黃軍毯。長桌後邊正中是韓念龍主任，他的左右分別是助手和翻譯。這排長桌的左邊，站立新四軍的幹部戰士，右邊立著兩排日軍軍官，為首的是巖崎大佐。

在接過日本軍官遞呈的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之後，巖崎大佐向韓念龍行軍禮（其他日軍軍官行註目禮），雙手捧著冊呈交給韓念龍。

韓念龍接過花名冊，並宣布：（1）投降的日軍官兵，仍各回原住處待命，為了安全，活動限於院內，不得外出；（2）戰死的日軍官兵，可按日本國習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備帶回本土；（3）受傷的日軍官兵，將由我方醫務人員協同日軍醫務人員予以救治。

韓念龍宣布完畢，儀式即告結束。他沒有註意到此時正有一名穿著普通軍服、個子不高的人影慢慢離開大廳。那便是粟裕。

粟裕的做法事後被解讀為巧妙的政治考量。那天，要是韓念龍發現司令員粟裕在場，必定會從主座位上跑下來迎接，從而造成司令員受降日軍大佐的局面。

直到3天後，粟裕在高郵城接見日本軍官時，人們才知道此事。日本軍官們驚訝道：“不勝感激之至！不勝榮幸之至！”

始終居於日軍官佐中心位置的巖崎肅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閃閃的冷兵器，雙手高高地舉過頭，又雙肩近膝地深躬，說道：“謹將這柄遠祖相傳的紫雲刀，敬獻給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國將軍。”

在粟裕的回憶錄里，有關高郵戰役的文字不過寥寥幾句：“十二月發起高郵戰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郵城，收複了高郵以南至邵伯鎮的運河沿線地區。為保障華中解放區首府兩淮掃除了一個心腹之患，對加強蘇中與淮南的聯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隴海鐵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華中與山東兩大戰略區連成一片，並使華中解放區有了堅強的依托。”

見證了那段歷史的“洪部”禮堂曾被用作高郵市的羽毛球館，又在最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被翻修成紀念館。近些日子，禮堂周圍的居民們都得到了拆遷的消息，這個原本不為人所知的角落將被擴大到120畝，建成勝利廣場、烈士廣場和市民廣場。

時至今日，那封淩晨的受降書已無處可尋。高郵的古城墻也已在一次次的城市建設中被新的磚墻所取代。曾圍困日軍多日的凈土寺塔、街道巷口無法再看到炮彈攻打的痕跡。

就像1982年春天，曾在文遊臺站崗的日本老兵西脅久良雄，又一次俯瞰全城時的感嘆：“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南方周末記者劉炎迅對本文亦有貢獻）

抗戰第一勝仗－－台兒莊之戰

　　　　　這個究竟是真身，還是演員？　　　　　　　　　　演員名叫邵宏來。看久了，你會覺得他比李宗仁更像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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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軍戰士的無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