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許多地方,藍藻已經成了水體汙染的代名詞。攝影/章軻
朱玫,江蘇省環保領域的政府官員。對外,她用“省級政府機構環保從業人員”的稱呼。她覺得,如果以官員的身份示人,容易讓人產生距離感。與太湖藍藻八年抗戰的故事,更多的是她個人的感受與領悟。
12月下旬的一天,江蘇南京一家書店里,作為《科學治太,鐵腕治汙——江蘇省太湖流域水汙染防治體制機制研究》(下稱《研究》)一書的作者,朱玫和數十位學者、基層環保工作人員和環保誌願者一同回味治汙歷程。
是天災更是人禍
“環境保護是中國政治社會改革的最好試驗田,在江蘇市場經濟較成熟、環境管理能力較齊備的太湖流域地區,可以先行先試。”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嶽在為《研究》一書所寫的序中說。
在朱玫看來,如果說霧霾是全球大氣環境危機的代表,那麽,藍藻則可以說是全球水環境危機的代表。
藍藻和細菌一樣,屬於“原核生物”,又叫藍細菌、藍綠菌或藍綠藻,是單細胞生物(0.1-10以上微米級的),肉眼無法看到,以細胞群形式出現時才容易看見。
藍藻的出現,在植物進化史上是一個巨大飛躍。因為藍藻是最早的光合放氧生物,對地球表面從無氧的大氣環境變為有氧環境發揮了巨大作用。人們生活的地球,百花盛開,萬木爭榮,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這些都是由藍藻等藻類,經過幾億、幾十億年的進化發展而來。
可是現在人們談藻色變,在全世界許多地方藍藻已經成了水體汙染的代名詞。海水的赤潮、河湖的水華,都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美國環保署將有毒藻類爆發視作全美的“主要環境問題”。
朱玫介紹,我國藍藻在上世紀90年代就在太湖、滇池、巢湖等多地頻發。太湖水危機更把藍藻推進了公眾視野。“大家會發現身邊很多河流、湖泊或多或少都被藍藻肆虐。2007年在無錫發生的那場水危機是因為大量死亡藍藻汙水團進入了無錫貢湖水廠的取水口,一般凈水工藝無法消除,臟水進入了千家萬戶百姓水龍頭,停水近一周,致使居民、工廠的生產和生活無法正常進行,造成了巨大損失。”
藍藻從地球生態系統的功臣怎麽就變成了罪人,成了人們厭惡乃至要消滅的對象?朱玫分析說,“這不是藍藻有錯,錯在我們自己。錯在人類對自然的過渡索取、過渡開發、過渡消費。正是由於大量的人類活動,才使得原來湖泊河流的生態系統環境在短時間內發生急劇改變。”
研究顯示,太湖流域是全國社會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人口密度是全國的9.8倍,創造的人均GDP是全國的2.5倍,同樣,單位面積排放的汙染物量也是全國的9倍。正是因為大量的汙染物進入太湖,造成適宜藍藻生長的富營養化環境,才引起藍藻暴發。
“這當然也和全球氣候變暖有關系,但是全球氣候變暖也正是人類的活動造成所致,所以藍藻肆虐是天災更是人禍。”朱玫說。
八年抗戰的故事
2007年,太湖水危機最後經過連續近一周沒日沒夜的攻關,終於解決,供水恢複正常。曾親身經歷了那場“大戰”的朱玫說,“那一周江蘇省和無錫市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全球100多家媒體聚集無錫,中央十幾個部委也派專員親臨現場,省委書記、幾位省長、副省長、廳長、市長和專家們一起夜以繼日地商量研究如何解決這場水危機。”
這場震驚中外的水危機讓江蘇省委省政府痛定思痛、痛下決心,正式向藍藻宣戰,其實就是打響了一場跟汙染的戰爭。江蘇省委書記在短短一個多月內7下太湖。在當年7月7日召開的一場太湖治理大會上,省委書記說,“沒有任何退路,唯有擔負起我們必須承擔的歷史責任,痛下決心,徹底治理太湖。”
從此,江蘇掀開了鐵腕治汙、科學治太的大幕。“從2007年到今天,太湖治理也經歷了八年抗戰。”朱玫介紹,江蘇省健全了組織體系,成立了太湖治理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及應急防控領導小組;出臺了當時全國最嚴的地方法規和地方排放標準;投入了上千億元資金,累計完成了大小1萬多個治理項目。
之後,太湖水質開始改善,衡量太湖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指標總磷和總氮都有明顯的下降,提前實現了國家要求的2015年水質目標。
朱玫介紹,這麽多年太湖治理工作也創造了很多第一:第一個開展排汙權有償使用和交易的國家試點流域;第一批國家綠色保險試點城市;第一個在地方法規里確立“環保優先”原則;第一個建立省市縣三級流域管理機構;第一個創建由省市政府領導負責河流水環境質量改善工作的“雙河長制”;第一個在流域交界斷面引入生態補償理念;第一個提高全流域汙水處理費,讓運營單位能有利可圖有積極性肯幹;第一個在全流域應用推廣 PPP模式;第一批建立企業環境信用評價體系;第一個嘗試公眾參與圓桌會議模式,等等。
朱玫說,這些首創工作在太湖治理實踐中發揮出巨大作用,也為全國流域治理積累了豐富經驗。
故事該如何延續
盡管太湖治理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實踐困境,比如,水環境狀況還是會出現反複,對水質改善的長期性和艱巨性還是要取得共識;比如企業違法排汙情況還時有發生。
“環保部門和企業的關系就像貓和老鼠的關系,有時貓贏了,但有時企業用他的小花招騙過了你,真正平等合作的關系並沒有最終形成。”朱玫說,
與此同時,政府作為並沒有得到社會和老百姓的廣泛認可,同樣,公眾參與也缺乏有效途徑。雖然現在NGO環保組織也發展得非常快,目前在江蘇就有100多個,但並沒有發揮出應有的重要作用。朱玫分析說,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等,環保組織缺乏一個暢通的渠道能準確地知道政府的想法和做法,同樣,政府也很難確切地知道這些組織的想法和做法,雙方很難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
環境汙染的治理和生態破壞的恢複是無法在短期內一蹴而就,需要有個長期的過程。環保僅靠政府一家不行,包括政府、企業、公眾三方,要形成合力。朱玫引述潘嶽的話說,“解決中國嚴峻環境問題的最終動力來自於公眾,環保公眾參與不能夠停留在種樹植草的層次上,而是應該充分行使憲法賦予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對各類環保公共事務進行深度參與。”
“環境保護中,政府、企業、公眾合作共治的潮流勢不可擋,這是由中國嚴峻的環境問題、是由風起雲湧成長壯大的社會各方力量決定的。”朱玫說,環保沒有局外人,大家都在同一艘夜行船上,能否共渡環境危機,取決於每位船員的思想和行為。如果說之前,太湖治理是政府主導的火車頭時代,今後應該是政府、企業、公眾等各方力量都成為動車組的高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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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希臘和歐元區歷史性的一天。
從當地時間8月21日起,希臘政府終於重獲資格自己籌集資金,以對國家債務進行再融資。用歐盟貨幣聯盟委員莫斯科維奇的話來說,就是“希臘將又能邁開自己的雙腿走路了”。而對當地的華商而言,為了熬過這八年,他們可是胼手胝足扛過來的。
在希臘生活超過16年的當地華人梁曼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2000年前後,不少華人都抱著“試試看”的心態來到這個南歐國家。當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來到希臘時,這個市場一下子就“火”起來了,華人商鋪紛紛開張,一時成為風潮。但是到了2009年底,希臘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的深淵,華商也備受沖擊。
自2010年引爆歐洲債務危機以來,希臘經歷了8年困難期:國內生產總值(GDP)從近3000億美元下跌至約2000億美元(2017年);公民可支配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失業率徘徊在20%,而青年失業率高達42%;另有超過30萬的希臘人為求生計,選擇了背井離鄉。
8月20日,歐洲“三駕馬車”——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央行對希臘政府的最後一次紓困援助畫上句號。希臘社會在這8年里發生了什麽樣的變化?而堅守在希臘的華商都經歷了些什麽呢?
改革步履維艱
當初希臘政府為了換取資金援助和債務減免,不得不通過了一攬子財政緊縮政策,並承諾對國內公共部門盛行的官僚主義之風、官員逃稅及養老金問題做出整改。此外為了刺激投資和經濟增長,希臘還放寬了勞動法、降低了新企業設立的門檻。
在“積重難返”的公共部門,改革可以說是“步履維艱”,事實證明要想在幾年時間內讓希臘效率低下的行政機構和陳舊的教育系統發生質變,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大多數希臘人還沒有意識到,結構性的變革需要長期、持續的努力。
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教授特薩克羅格魯(Panos Tsakloglou)說:“希臘人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明白,曾經最受歡迎的公務員崗位已經不是最穩定、收入最好的工作了,越來越多的高薪職位將會出現在私營企業中。”
希臘華僑華人總會會長鄒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他身邊的一位希臘好友是政府的高級公務員,在危機前月薪超過了3000歐元,但如今,薪水還不到原來的一半。
雖然公務員薪水和福利已經被大幅削減,但核心的問題似乎還未被真正觸及。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對媒體表示,希臘的改革被一種傳統的“庇護模式”所阻礙,公共部門人數多、牽涉廣,官員們為了自身利益,經常互相抱團,使得由上而下的改革困難重重。他說:“這可能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他補充道:“我們必須持續改革,並說服人們改變陳腐的觀念和行為。”
歐洲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即“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研究所”)副主任德梅爾茨斯 (Maria Demertzis)對此並不樂觀。她認為,希臘政府內部仍然未就改革的問題、原因和解決方案達成共識。她表示,隨著新一輪選舉的臨近,公共部門和養老金的改革將面臨更大的政治壓力。
華商轉型求生
有外媒稱,在私營企業方面,可以謹慎地認為希臘已經出現一些樂觀跡象,部分企業成功度過了危機,並再次實現了盈利。另外當地創新型的初創企業,也正逐漸獲得投資者的青睞。
雖然從總體上看,希臘對私營企業的改革有一定成效,但是代價卻是大量中小企業的倒閉、重組。
雅典小型企業商會主席拉瓦尼斯(Pavlos Ravanis)說:“在歐債危機前業績良好的公司中,目前大約有20%已經轉型成功,重新盈利;另外40%勉強能償還債務,但還沒賺錢;而剩下的40%都成了僵屍企業,沒有納稅也無法還清銀行貸款。” 他補充說:“即便有人願意出錢投資這些僵屍企業,能救活的也不會超過一半。”
危機導致了民眾消費能力普遍下降。為此,希臘經濟發展部副部長比齊奧拉斯(Stergios Pitsiorlas)呼籲,企業應該發揚創新精神,同時以出口為導向,他說:“希臘企業在這幾年的危機中意識到,只有發展對外出口,企業才能在危機中生存下來。”
雅典的華僑汪鵬曾經在希臘求學,現在也從事中希貿易。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與傳統以進口中國小商品到希臘的華商不同,他現在做的是反向進口,把希臘特色的橄欖油、蜂蜜、紅酒出口到中國。”
鄒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希臘的華僑華人最多時候達到了三萬多,多來自傳統的僑鄉浙江、福建省。以前在希臘開什麽店都能賺錢,但債務危機帶來了經濟大蕭條,不少華商都選擇了離開,目前人數不到兩萬。
留守的華商為了生存要麽選擇抱團把生意做大,要麽選擇了轉型,比如不少華商都轉向最近幾年比較火熱的房地產和旅遊業。
梁曼瑜表示,她身邊有一位華商朋友,11年前來到雅典經營一家服裝批發行,但從2016年起,他“搖身一變”成了一家日本餐廳的老板。隨著危機爆發導致希臘人消費能力大幅下降,傳統的服裝批發難以為繼。2015年時,當他看到希臘旅遊業正節節上升,最開始想要轉型經營華人旅館,然而沒有找到合適的旅館接手,於是就轉到了餐飲業。他認為隨著旅遊業的複蘇,亞洲飲食在雅典的發展空間很大,實際上開張後餐廳的生意也相當不錯。
人才流失嚴重
希臘服務業發達,但工業基礎薄弱,經濟缺乏核心的支柱產業,一旦遭遇經濟危機,很難短時間內恢複元氣。
德國媒體認為,希臘經濟可能需要數十年才能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從長遠看,人才流失是阻礙經濟複蘇的核心問題——在危機期間,超過30萬的希臘人選擇背井離鄉去其他歐盟國家或海灣國家謀生,其中大部分都是學者和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實際上,希臘在傳統上就是一個移民輸出國,數百萬希臘人僑居海外,主要生活在美國和歐洲。”汪鵬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他還表示,中產階級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消費能力大不如前,要恢複到危機前的水平十分困難。
希臘經濟學家拉紮蕾托(Sofia Lazaretou)對媒體表示:“除了貧困,移民是危機最嚴重的後果。”例如,為培養一名合格的醫生,希臘政府需要付出10萬歐元,而培養一名合格的工程師差不多要5萬歐元。當這些專業人才完成學業後移居國外,希臘政府可謂是血本無歸。專業醫生的外流現象最為嚴重,大多數醫生都選擇去德國發展,因為兩國的醫生收入相差甚遠。
希臘咨詢公司ICAP的一項研究表明,大部分選擇移居他國的希臘人,並非是因為債務危機。44%的受訪者表示,選擇移居是因為希臘國內的腐敗嚴重;27%的人認為國外的工作條件更好;15%的人則是因為更高的收入。
根據希臘統計局數據,2010年至2017年希臘人均收入下降了20%,全職員工目前月收入中位數為1152歐元(約合9080元人民幣)。
更糟的是,ICAP的民調顯示,大多數移居國外的希臘人短時間內都不太可能回國。
馬科泊羅斯(Markopoulos)是一名在希臘大學畢業後就去了德國漢堡工作的醫生,他說:“在德國生活並不容易,我必須努力學好德語。一旦希臘經濟好轉,我可能會回希臘,但這或許需要幾年的時間”。
房市投資良機?
對於希臘經濟未來的走勢,鄒勇表示了謹慎樂觀,他認為齊普拉斯有能力帶領希臘走出困境。汪鵬則更加樂觀,他說:“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現在是最佳的投資時機,尤其在建築業和地產業。”
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希臘在2013年推出了“黃金簽證”政策,只要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投資者在希臘境內購買超過25萬歐元的房產,即可獲贈希臘的永久居留權。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近兩年由於希臘投資移民門檻低,又沒有所謂的“移民監”,多家移民中介都推出了希臘買房移民項目,行情一度十分火爆。
據希臘投資促進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8年7月27日,希臘政府共對2968名來自全球的投資者發放了“黃金簽證”,其中來自中國的投資者數量為1395個,占47%;緊隨其後的是俄羅斯(429個)和土耳其(308個)。
鄒勇說,債務危機發生後,希臘房價最多時跌去了三分之二,約在2013年見底,之後因為“黃金簽證”的政策刺激,房市有所回暖。目前較底部回升了20%~30%。他認為,從長遠看,房價有可能會回到原來的水平。
如投資希臘房地產,鄒勇認為首都雅典和地中海小島聖托里尼應當是首選。雅典市中心房產投資總額相對較低,租金收益穩定,可以用來經營民宿;而聖托里尼則比較適合投資小型酒店,預期收益較高,但總投資額也高。
汪鵬也看好希臘的房市。目前,“中國買房者的絕對數量並不多,影響也不算大”。真正讓他看好的原因是國際開發商近兩年紛紛來抄底,比如雅典舊機場的改造項目,另外雅典市中心也有幾個大型商場正在興建中。“這一切與危機最初那幾年的情況截然不同。”
咨詢公司普華永道在《2018年歐洲房地產新趨勢》中給雅典的評價是:“一些機會主義投資者開始嗅到市場的底部。對於希臘債務違約和退出歐元的擔憂已經消退,旅遊業蓬勃發展,投資收益率頗具吸引力。”
不過,希臘“黃金簽證”光鮮亮麗的外表之下,也暗藏著諸多不足。第一財經記者研究發現,該簽證類型有效的前提是投資者必須一直持有在希臘價值25萬歐元(約合197萬元人民幣)以上的房產,一旦因各種原因變賣,簽證將立即失效。
此外,持“黃金簽證”的投資者雖然允許在希臘境內居留,卻不能工作,也無法單獨成立公司(可與希臘人合夥)。
梁曼瑜也表示:“25萬歐元起的投資額,對於中國人來說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這類投資移民的身份不能在希臘工作,因此很多有移民打算的人都會憂慮事業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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