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之手如此無常，連渡邊三郎自己都驚訝身份的轉變——紡織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戰鬥到了第三天，日軍中二十幾人棄陣而逃。其中就有渡邊三郎，他來華已有兩年零九個月，應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紡織工。
趁著夜色突圍，渡邊三郎還是沒能逃出八路軍的伏擊圈。負了腳傷的他，使盡力氣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之時，八路軍的手榴彈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邊三郎眼前一黑，一頭栽進深谷。醒來時，看到月光下寒光閃閃的刺刀，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態度友好的問訊，他有些意外。
他親眼見過日軍是怎麽折磨八路軍俘虜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寧死不當俘虜”“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
這樣想的不止渡邊三郎一人。
在抗日戰爭前期，八路軍很難抓到日本兵。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余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那時，日軍傷兵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抵抗到底。
後來，情況發生變化。八路軍俘虜的日軍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軍官。1940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隨著戰爭深入，這一數字越來越大。
對日本戰俘頗有研究的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分析，一方面，日軍長時間作戰，許多人開始出現厭戰心理；另一方面，八路軍的對日宣傳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軍對日宣傳大梁的，卻是這些日本戰俘以及戰俘組織，比如渡邊三郎後來加入的覺醒聯盟。覺醒聯盟成立於1939年，是日本在華的第一個反戰組織，後來與“反戰同盟”合並為“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同盟的成員一般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的武器多是喊話筒、宣傳單、電話筒和信件等。
戰鬥間隙，炮火喧天的戰場沈寂下來，此時變成了宣傳喊話、瓦解敵軍的良機。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面很快就打開了。
平日里，同盟成員會向碉堡里的日軍發動宣傳攻勢。他們現身說法，本身就是絕好的宣傳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隊戰友收到他的信時，部隊里便傳開了：“松田在八路軍里還活著呢！”這令發布陣亡公報的中隊長慌了手腳。反戰同盟還會印刷“不準打耳光！”的傳單，在日軍碉堡附近散發。日本櫻花節到來時，聯盟成員會給碉堡里的日軍打電話，給他們講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日軍生活中的矛盾、戰爭的性質等。第二天，還會按照約定想方設法給日軍送去日用品、甜食和傳單。
這些努力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徐焰說，雖然有時達不到勸降效果，但日軍的戰鬥意誌沒有那麽瘋狂了。有些日本兵後來殺人放火，也有顧慮，開始想辦法消極對抗。戰後有日本兵回憶，部隊一提出掃蕩，他就裝肚子疼。開始時個別人這樣，日本軍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當一半以上都泡病號，軍官也沒了辦法。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掃蕩減少的原因之一，反戰同盟的宣傳起了實效。
參加反戰同盟的這些日本戰俘，都很堅決。經過宣傳教育，日本戰俘多是誠心誠意反對戰爭，反對日本法西斯。因為他們已沒有後路。按照日本規定，戰場上一百個小時不歸隊，不管找不找得到屍體，他就被視為陣亡，他的家屬開始享受撫恤金待遇。這個士兵已經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日本戰俘回憶說，“舊的我已經死亡，我開始新的生命”。
八路軍相信“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系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並允許他們發揮更大作用。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日本人森健當選邊區參議員。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戰俘主動參加勞動，並有多人成了勞動模範。戰爭結束後，反戰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獻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