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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高郵戰役:新四軍對日最後一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543

高郵戰役日軍指揮官從城堡上下來投降。 (國防供圖/圖)

1945年12月26日淩晨,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四個多月後,高郵城東部的日軍司令部“洪部”在倉促中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受降儀式。大廳中,黃軍毯鋪就的長桌一邊是日軍大佐巖崎學,另一邊則是已整編成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的政治部主任韓念龍。

幾個小時前,這座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小城剛在細雨的深夜經歷了新四軍對日的最後一戰。隨著日本大佐將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呈交給韓念龍,自1939年起被日軍侵占的高郵城終於迎來了解放,也成為全國最後一座被收複的縣城。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人西脅久良雄沒有想到,自己此生能有機會再次登上高郵城的文遊臺。那是1982年3月30日的午後,距他上一次見到這座始建於北宋的廟臺,已過去了三十多年。

在那個中國社會還未大規模對外國人開放的年代,草長鶯飛的蘇中小城高郵在縣人民政府的“研究特許”下,迎來了這支來自日本岐阜縣的旅遊團。

岐阜縣地處日本本土西南部,與高郵市緯度相似。17名旅遊團團員中,除了旅遊中心的1名隨員和6名婦女之外,其余10人在日軍侵華時都曾駐紮過高郵。抗日戰爭結束後,被遣返的日本軍人在“與高郵隔海相望的那一頭”成立了社會團體“高郵會”,成員達到七八百人,西脅久良雄便是其中一員。

“你不會想到,高郵這座城市在日軍投降後,還經歷過那樣一場大仗。”一位當年曾陪同岐阜縣旅遊團遊訪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團內有一位名叫木村幸子的日本婦女在進入高郵城前特意下車,灑酒跪祭,返程時又忍不住哭了一路。

原來,她的丈夫就死在高郵城南的邵伯鎮,那已是1945年12月,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已過去4個多月了。

粟裕的三次“請戰令”

“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就在《停戰詔書》公布的同一天,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對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如此電令。

彼時,新四軍為了完成解放全蘇中的任務,於蘇中區編組了17個步兵團,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迅速占領運河沿線各城市”的指示,向日軍和偽軍不停發起進攻。

8月23日,解放寶應;9月1日,解放興化;至9月底,連克東臺、安豐、海安;11月10日,解放鹽城。至此,除南通、泰州、揚州、高郵和海門五城外,蘇中地區全部解放。

鹽城解放後,新四軍將戰役中投誠的原偽軍高級軍官放回高郵勸降。沒過幾日,這名軍官的頭顱竟被懸掛在高郵北城樓上。城內的日軍宣稱:“你們新四軍沒有資格受降!”

高郵,這個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古城是古運河道上的軍事重鎮。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新四軍必須即刻做出決定。

1945年12月,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政治委員鄧子恢、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集中華中野戰軍(註: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編,下轄六、七、八、九四個縱隊,每個縱隊轄4至5個團)第六、七、八縱隊,組織進行高(郵)邵(伯)戰役,殲滅該地區拒降之敵,以除後患。在建議獲準、部隊進入戰前準備階段時,第六、八、九縱隊被臨時要求北調,以配合山東野戰軍在津浦線上開展破擊戰。

然而,三支縱隊集結宿遷一帶待命後,情況不斷在變化。粟裕再次建議:“即暫停對津浦作戰,可趁我主力集結之機,進行高(郵)邵(伯)戰役”。他認為,高郵地區是解放區腹地,同時城內日軍拒不投降,新四軍攻城殲敵師出有名。這個建議又很快獲得批準,軍部仍留第六縱隊於淮海地區,將第七、八縱隊投入高郵進行戰前準備。

至12月15日,占據揚州的國民黨第25軍在日偽軍掩護下,有意進犯邵伯、占領高郵,而國民黨第49軍也有從江陰渡江北進之勢。

箭在弦上,高郵一戰已無路可退,粟裕只能第三次擬寫複電,以千字篇幅致電陳毅、張雲逸、饒漱石、黎玉並告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張愛萍,再次請戰。電文中,粟裕明確了目前的戰略態勢,稱高郵戰役有助於“解除頑軍自高郵沿運河向北分割華中之威脅”,“更可使蘇中區的經濟財政保證對華中之主要供給”。

這一次,新四軍軍部最終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同意集中第七、八縱隊先打高郵和邵伯。12月19日晚,被日軍和偽軍占領的泰山廟、真武廟、承天寺、放生寺、觀音庵、如意庵等大小十多個據點被逐個攻破。

機槍聲響至20日中午,邵伯被成功收複,並掃清了阻礙進攻高郵外圍之敵。

在受降儀式原址上複原的受降儀式場景。 (陳之琰/圖)

新四軍派出“土飛機”

“冬月十五亮月頭,新四軍來打高郵!”

今年82歲的趙方敖至今還能記得當年高郵戰役時大夥兒口口相傳的歌謠。

由於趙家位於高郵城郊,新四軍在收複邵伯之後,便在那里住進了一個排的戰士。寫傳單、綁竹篾、糊白紙,住在趙家的戰士們不喊打喊殺,反而紮起了風箏似的“土飛機”。

“約摸有兩公尺寬、四公尺長,就在我家的大院里紮‘飛機’。”趙方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家里人都疑惑,不知道新四軍“這是唱的哪一出”。後來,跟著戰士們來到離城一公里遠的地方,看著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拽著繩。那“土飛機”就乘著西北風,飄到高郵城上空。

趙方敖比劃著:“‘土飛機’上捆著一小包一小包的傳單,每包傳單旁邊點著一根線香,線香有長有短,先後燒斷傳單的繩子,傳單就像雪花一樣飄下去。”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你們為誰在流血?”

“你們的父母姐妹正等待著你們!”

“放下武器,保證你們生命安全!”

傳單里都是有關日本投降、新四軍優待俘虜的內容。當時,由於日軍內部對下嚴密封鎖消息,像西脅久良雄那樣駐紮在高郵的普通日本兵們仍不知道戰敗的消息。

新四軍除了放出“土飛機”,戰士們還連夜在高郵城北門外十幾公尺的密集民房、樹幹上全都寫上、掛著、拉好各式各樣醒目的勸降標語,並把印制的傳單用大弓箭射進城里,用迫擊炮把成捆的傳單打進去。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高郵市黨史辦主任劉春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新四軍一連6天在廣播里不斷播放著日本歌曲《思鄉曲》《支那之夜》。

“唷……經常的,經常的,為我的命運禱告的好母親,大概很健康吧,妹妹大概要出嫁了,我做哥哥的多麽想買些東西,做你的嫁妝。山啊,海啊,遙遠的隔離我們,怎麽能到達那里……”

熟悉的歌聲之外,來自“日本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等團體的反戰人士也組成日語喊話組,用“土喇叭”一遍遍播送天皇的停戰詔書。

開始時,城內的敵人對喊話根本聽不進去。話筒一響,日軍就打炮彈、掃機槍,還夾著謾罵聲。後來,槍聲漸漸少了,有的日本兵還抱著槍站著細心聽。

廣播兩天後,兩名日本士兵以出城修鐵絲網為名,偷偷向新四軍投誠。他們還帶來了一個消息:日軍內部十分混亂,士兵們和部分軍官認為再流血已無意義,但部分指揮官仍要執行上級命令,不向新四軍投降。

危急之下,粟裕決定,向高郵發起總攻。

“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天空,不住地下著雨;我們的任務,是要從高郵城西北角突上城墻。”

70年前,甄為民憑著“第壹號”的戰地記者證兼通行證,隨同主攻部隊主攻連攀雲梯登上子彈紛飛的高郵西北城墻,並在事後寫下這段《突破西城頭》的開頭。

2015年7月2日上午,江蘇鐘山幹部療養院內,90歲的他將一張珍藏了70年的戰地記者證遞到高郵抗日戰爭“最後一役”紀念館工作人員手中。

1945年12月25日夜,第八縱隊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和六十八團分別從城北、城東、城南三個方向,向高郵城發起猛烈攻擊。然而,層層緊固的工事和複雜的地形,成為攻城最大的障礙。

自1939年日軍侵占高郵之後,連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時,高郵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墻。在城墻上築有永久性機槍掩體14個,轉彎處和城墻上駐有兩層或三層大碉堡8個,城垛之間均築有射擊掩體。

城西北方向,擔任攻城突擊隊的“老虎團”第七團,用老百姓送來的被胎裹著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護,越過開闊地,強渡護城河、架雲梯,與日軍展開白刃戰。

不少戰士眼看就要爬到城頭,突然敵軍將許多鉤鐮槍伸出來,這種特制的城防武器能刺能推,還能鉤。爬在十來米高的雲梯上,搖搖擺擺,只要推一下就會摔下來。為了克敵,戰士們趁敵人的鉤鐮槍還未戳到雲梯,就先將手榴彈扔上城頭,趁著硝煙彌漫的剎那間,迅速躍上城頭。

隨著攻城戰、巷戰的展開,一時間,只聽得槍聲、格鬥聲、喊殺聲響徹雲霄。至12月26日淩晨,日軍城防司令部被攻破。

據當時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山本源兵團日軍1100余人(其中生俘巖崎學大佐以下892人),殲滅孫良誠部偽第5軍42師師長王和民、副師長任遒武以下偽軍約4000人(其中生俘3493人),繳獲大小炮種61門、擲彈筒約30個、輕重機槍145挺及步槍等4308支。

“戰事停止了,在搜索戰果時,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屍體。我們沖進碉堡去,幾個河北腔的汪偽和平軍走出來,陸續交出了全部武器,六班的同誌喊話:‘苦魯三大衣(仿日語‘放下武器’之意),優待俘虜’。九個鬼子都拱手求饒。”

戰爭勝利後,甄為民在《突破西城頭》最後署名“勞之”二字。他說,其中並沒有什麽深意,只因想用諧音(“勞之”與“老子”讀音相近)紀念那天夜里,戰士們齊聲歡呼“鬼子投降了,老子勝利了”的戰場豪情。

高郵城城內的凈土寺塔現在已被修繕一新,在高郵戰役時,新四軍曾圍困駐紮於此的日軍,迫其投降。 (陳之琰/圖)

淩晨受降儀式

“我是大日本皇軍高郵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談判!”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軍,命令你立即下令無條件投降!”

“我們同意離開高郵,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彈藥給養和重武器,可以全部留交給你們。為了到南京去的路上安全,我們的輕武器將隨同帶走。”

“你們只能無條件投降,你們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們無條件投降,我們保證你們和你們家屬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們的人格,你們投降後的一切安排,我們自然會按我軍優待俘虜條例妥善處理。”

1945年12月26日淩晨,這番對話就發生在選擇投降的日軍大佐巖崎學和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部主任韓念龍之間。

日軍高郵司令部“洪部”位於高郵城東部草木茂密之處。而在那個夜里,這個幽靜的小樓則成了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個投降之所。

第八縱隊長官彭德清、張雲龍、謝雲暉、嚴振衡曾都撰文回憶這一次新四軍的受降儀式——

燈光昏暗的大廳中,一排長桌緊靠後墻,桌面上均鋪上了黃軍毯。長桌後邊正中是韓念龍主任,他的左右分別是助手和翻譯。這排長桌的左邊,站立新四軍的幹部戰士,右邊立著兩排日軍軍官,為首的是巖崎大佐。

在接過日本軍官遞呈的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之後,巖崎大佐向韓念龍行軍禮(其他日軍軍官行註目禮),雙手捧著冊呈交給韓念龍。

韓念龍接過花名冊,並宣布:(1)投降的日軍官兵,仍各回原住處待命,為了安全,活動限於院內,不得外出;(2)戰死的日軍官兵,可按日本國習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備帶回本土;(3)受傷的日軍官兵,將由我方醫務人員協同日軍醫務人員予以救治。

韓念龍宣布完畢,儀式即告結束。他沒有註意到此時正有一名穿著普通軍服、個子不高的人影慢慢離開大廳。那便是粟裕。

粟裕的做法事後被解讀為巧妙的政治考量。那天,要是韓念龍發現司令員粟裕在場,必定會從主座位上跑下來迎接,從而造成司令員受降日軍大佐的局面。

直到3天後,粟裕在高郵城接見日本軍官時,人們才知道此事。日本軍官們驚訝道:“不勝感激之至!不勝榮幸之至!”

始終居於日軍官佐中心位置的巖崎肅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閃閃的冷兵器,雙手高高地舉過頭,又雙肩近膝地深躬,說道:“謹將這柄遠祖相傳的紫雲刀,敬獻給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國將軍。”

在粟裕的回憶錄里,有關高郵戰役的文字不過寥寥幾句:“十二月發起高郵戰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郵城,收複了高郵以南至邵伯鎮的運河沿線地區。為保障華中解放區首府兩淮掃除了一個心腹之患,對加強蘇中與淮南的聯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隴海鐵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華中與山東兩大戰略區連成一片,並使華中解放區有了堅強的依托。”

見證了那段歷史的“洪部”禮堂曾被用作高郵市的羽毛球館,又在最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被翻修成紀念館。近些日子,禮堂周圍的居民們都得到了拆遷的消息,這個原本不為人所知的角落將被擴大到120畝,建成勝利廣場、烈士廣場和市民廣場。

時至今日,那封淩晨的受降書已無處可尋。高郵的古城墻也已在一次次的城市建設中被新的磚墻所取代。曾圍困日軍多日的凈土寺塔、街道巷口無法再看到炮彈攻打的痕跡。

就像1982年春天,曾在文遊臺站崗的日本老兵西脅久良雄,又一次俯瞰全城時的感嘆:“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南方周末記者劉炎迅對本文亦有貢獻)

紀念 抗戰 勝利 70 周年 專題 高郵 戰役 新四軍 對日 最後 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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