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不扛槍的隊伍”“百團大戰”百萬民眾總動員

編者按

1940年，國際反法西斯力量“進入低谷期”。

那一年，日軍恢複了對中國的大進攻，接著對重慶進行大轟炸；那一年，德國以閃電戰戰術，僅用6周就打敗了法國。

那一年，中國保持著頑強的抵抗，但誰也沒指望中國有驚人之舉。因為“三年多的抗戰軍事，‘應戰’二字，可以盡之——敵軍不攻，我們待戰，敵軍此處攻，我們他處不戰，形勢幾乎完全是被動的”。

而在沈寂了三年的中國華北戰場，卻突然出現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戰局：1940年8月20日晚，在總計長達5600余里的華北主要交通線上，出現了數十萬大軍，其中主力兵團即達105個團。他們炸鐵路、毀橋梁、攻廠礦、拔據點，頃刻間，日本在華北的交通網、通訊網全面癱瘓。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里，共擊斃、打傷或俘虜4萬多名日偽軍，其中半數以上是日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團大戰。

與此同時，各大抗日根據地在戰火中日益牢固，後方社會面貌一新，民眾的抗日熱情也日漸高漲，持續不斷地為前線輸送兵員和物資。

“百團大戰背後，是千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

1940年的一個夏夜，山西武鄉縣磚壁村，左權端著半截蠟燭，站在地圖前思考良久。由於一直沒有好好休息，左權不知不覺中合上了眼睛，手中的蠟燭頭燒著了地圖的一角，燒痛了他的手。左權猛地驚醒，急忙脫下上衣，把火焰撲滅。

那段時間，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常常挑燈夜戰，討論的焦點，是一條日軍自吹自擂的“鋼鐵封鎖線”。它東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橫貫太行山，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敵人經常派裝甲車在鐵道上巡邏。在這條全長240余公里的鐵路線兩側10－15公里地區，還設有外圍據點。

“日軍企圖困死八路軍，必須打破這個‘囚籠’。”一場交通破襲戰在討論中蓄勢待發。

這就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百團大戰。

八路軍在1937年8月接受改編時，全軍只有十幾個團，其中約一半又分散在陜西、山東等地。六七個團在敵後堅持3年，不但不減，反而激增。這場破襲戰背後有著怎樣的奧秘？

不一樣的軍隊

從山西省武鄉縣城東行47公里，有一個叫磚壁村的村莊，這里僅有108戶人家，村子像一個半島，西、南、北三面皆百尺懸崖，溝深坡陡。從軍事角度看，此地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從1939年到1942年，八路軍總司令部曾先後三次進駐磚壁村。

1939年6月，獲悉八路軍要進駐磚壁村時，村民十分恐慌，“會不會和去年的三軍一樣？”

此前一年，國民黨第三軍軍長曾萬鐘率部來磚壁住了一夜。那一晚，國民黨士兵抓雞殺狗，毆打村民。多虧村中長者送錢送物，村子才免遭洗劫。從此，磚壁村民一見到兵，便如驚弓之鳥。

八路軍進駐農戶後，探訪家情，和顏悅色，還幫助村民推碾滾磨，親如一家。

當年的兒童團團長肖江河，如今已是87歲的老人。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事，仿如昨日。“八路軍一來，就為村里辦了件大事。”

太行山脈小松山腳下的磚壁村，地屬黃土高原，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幹磚壁，磚壁幹，正月吃完土窖水，二月擔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頭朝西起。”這首歌謠，道出了磚壁人吃水難。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長期與土地打交道，對外界知之甚少，對軍隊的認識停留在“兵匪一家”的印象中。但是眼前這支灰衣軍隊非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晝夜苦戰，不到半月就挖了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不久又挖了兩水井、七旱井，並掘池築壩。

挖水池時，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一組——朱、左擔土，彭裝筐。軍民聯動，三五天便將兩個旱池挖得擴大一倍。一場大雨過後，溝滿池平，人畜皆歡。

八路軍的作風，顛覆了生活在黃土溝壑中的農民對軍隊的認知。

“我看了許多古書，古今中外，兵鋒指處，洗劫一空。唯有八路軍助民為樂，愛民如子。他們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就是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也不能相比。”磚壁村村民李作模高興地給村民說。

“在八路軍總部進駐磚壁村前，村里就早有了共產黨員。”肖江河依然清楚地記得磚壁村最早的四位黨員——“馬象模、李來和、李佩璉、白祥榮”。他們開展的群眾工作，為磚壁村天翻地覆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戴山西帽，說山西話”

在共產黨力量進入前，武鄉縣是晉東南土地最為集中的地區，貧富分化劇烈，高利貸盛行，農民破產情形嚴重，村政則全由富人一手把持。《武鄉縣誌》中有記載，“閻錫山政府對於村長、村副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具體的財產標準，只有500元以上資產的居民才能擔任。”

但共產黨人卻借助犧盟會，發動群眾打開了局面。

李來和是山西犧盟會的一員，他在磚壁村最早一批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村里的農會主任。至今，肖江河仍記得他帶領村民驅逐舊村長的一幕：磚壁村村長魏明鏡平日里貪贓枉法，欺壓百姓。村民有意驅逐，卻苦於勢單力薄。1938年適逢磚壁唱戲，魏明鏡坐在前排太師椅上，喝著茶水，頤指氣使，周圍村民敢怒不敢言。這時，李來和依計帶頭高喊“打倒壞村長”。村民一擁而上，痛揍魏明鏡，歷數其罪狀，告到縣抗日政府那里，魏明鏡最終被撤換。

這一幕，也在整個武鄉縣84個村莊同樣上演。1938年夏季，武鄉縣開展反貪汙、反攤派鬥爭，召開群眾大會，罷舊選新，改造舊有基層政權。同屬武鄉縣的東溝村村長變成了共產黨員魏文德，有村民感嘆，“現在的村長不是犧盟會力量可不行。”

李來和所在的犧盟會，全稱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是閻錫山政權1936年“聯共抗日”的產物。王生甫等所著的《犧盟會史》中記載，在犧盟會的共產黨人開始“戴山西的帽子，說山西的話”，即將一些共產黨的策略，換成閻錫山的話講出去。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山西地方政權紛紛解體，犧盟會填補空缺，逐漸掌權。梁誌祥、張國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山西的成功實踐》中這樣描述，“（犧盟會）曾經一天派出40多個抗日縣長。到1939年，山西全省105個縣，其中62縣名義上是由犧盟會領導，實際上是由共產黨領導。通過犧盟會，共產黨在晉東南尤為強大。”

在犧盟會的引導下，抗日活動如火如荼。百姓紛紛走向街頭進行遊行，大街小巷的墻壁上隨處可見抗日標語。工人、青年、婦女、兒童、貧農等都成立了各自的抗日救亡團體。《武鄉縣誌》中記載，“無論在哪里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抗日救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在報道中寫道：“到1940年，華北鄉間的無數農民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受革命觀念的教導，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和經濟解放。他們現在為中國抗戰構成了一個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有伸縮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他們是中國動員起來抵抗法西斯惡性病侵略的健康的細胞。”

如今，陳賡大將之子、重慶警備區原副司令陳知建用“血肉關系”來評價軍民之情，這種關系在百團大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只要是抗屬，生活便有保障

日寇依靠據點到處搶掠，實行“三光”政策，中國華北敵後人民受到了嚴重摧殘。

史料記載，“1938年4月，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發動九路圍攻，武鄉縣1500多人被屠殺，縣城被日軍徹底燒毀，化為廢墟。石門村張受書一家11口人全被滅門；一位在當地很有勢力和影響的陳姓地主士紳，被日本士兵用刺刀逼迫，當眾強奸自己的女兒；一些缺乏民族觀念的地主，為了保護自己財產，歡迎日本人的到來，然而日軍給予他們的卻是刺刀……”

日軍的殘暴，教育著百姓起身反抗。

“當時武鄉縣僅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余人參加了八路軍。”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抗戰八年，整個武鄉縣全民上陣。

但當地也流傳一句民謠——“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力量的到來，這句民謠日漸失色。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政府為解決士兵的後顧之憂，作出了多重努力。

在磚壁村，為了讓抗戰家屬（簡稱“抗屬”）生活有保障，肖江河說，“村里有專門的代耕隊，他們長期給抗屬和烈屬代耕土地，挑水擔煤；有抗屬生了病，村里還要派人前去伺候。”

各地根據地註重營造出“參軍光榮”的氛圍。比如各區村在召開大會或看戲等重大活動時，首先向抗屬致敬，還專設抗屬席以示尊重。

經濟貧困的貧雇農長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是村里最沒地位的人，而共產黨通過優抗措施，“使其身份得到極大的認同，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精神得到極大的撫慰”。有抗屬在給前線打仗的家人寫信時說：“我們在家里處處受人尊敬和優待，你們在前線應當放心地勇敢地作戰……”

正如美國記者韓丁調查的那樣：“招收新兵的最大問題，不是要克服對敵人的子彈或戰爭艱苦的恐懼心理，而是要使這些人相信，他們的家庭將會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們的牲口和莊稼也會得到妥善照料。”

參軍時，抗日政府會對抗屬進行物質補償，逢節過節還會對抗屬分發禮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軍全在研究中說，在這種氛圍下，出現過一個招兵站一天招募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新兵的火熱場面，也出現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夫上戰場”的感人場面。

1945年抗戰勝利後，武鄉縣縣長武光清為磚壁村韓好存等22名抗屬掛起了“抗戰功臣”的金字大匾。上書：“諸君遠見，為國為民。子弟殺敵……第一光榮”。

打破“囚籠”

1940年，日軍在華北推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分開來，使八路軍“遊”不了，“擊”不成。

彭德懷、左權等人決定，打一場大仗——直接參加正太路破襲戰的兵力不少於22個團。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總部

所在地磚壁村上空烏雲密布，天氣悶熱的午後，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晚上8時整，八路軍各路突擊部隊撲向敵人控制的鐵路沿線的據點、車站、橋梁、碉堡。正太路、同蒲路、白晉路、平漢路、津浦路等華北各主要鐵路和公路幹線先後燃起了戰火。

在戰鬥部署前，彭德懷並沒有對出動兵力的數量作出具體要求。所以，在戰役打響後，聽到作戰科長王政柱匯報這次戰役共計105個團參戰，彭德懷一拍大腿，“幹脆就叫百團大戰好了”。

而那時，距3萬八路軍1937年初入山西，只有短短三年。1940年，共產黨部隊已經有了大發展，其中參戰兵力達20余萬，民兵27萬，另有民眾不計其數。

“八路軍抗戰意識十分旺盛。在中共地區內的居民，連婦女、小孩都用籮筐給八路軍搬運、傳送手榴彈等。民眾一致同八路軍合作，我方有的部隊，因無準備地冒進，而陷於被其急襲、包圍的困境。”戰敗而歸的日本華北方面軍第l軍參謀朝枝對如此廣泛的大眾戰、民兵戰驚悸不已。

“擔任戰爭的先鋒任務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撰文寫道，“農民戰鬥隊由已獲得武器的男人組成，雖然有時候，幾個人才有一支步槍。他們割斷電話線，進攻火車站,並且襲擊小股日軍，從他們手中奪取武器。他們從當地人民極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補充到正規部隊中去。他們是八路軍一支巨大的後備力量。”

“百團大戰背後，是百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1940：大破襲》的作者劉強倫談及此處不禁贊嘆。

“這種關系在軍事上意義很大，它意味著兵源補充、後勤補給、情報等資源。有了它，老百姓給你囤糧，老百姓給你做衣服，老百姓給你做鞋子。”陳知建說。

“為了給八路軍做最好的鞋，磚壁村的婦女們都拿出家里最好的布和麻繩，有的還托人從外邊捎點好洋布做鞋面。每次軍鞋做完後，許多婦女手上都勒出了深深的血印，有的還要脫幾層皮。”2015年初春，上午的陽光正照進屋子里。肖江河老人一邊在床頭拿彩紙糊燈籠，一邊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母親在燈下做軍鞋的場景。

磚壁村當年有120余戶居民，上交的軍鞋累計有360余雙。“方口、黑面，鞋口鞋幫鎖口包邊，底子厚實硬邦邦，給人的感覺很結實。”磚壁村民馬正英親眼見過抗日軍鞋。

八路軍打遊擊，作戰頻繁，四處轉移，又在山區，特別費鞋。陳知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地婦女一有空就納鞋底，不知道納了多少雙鞋，所有戰士的鞋子都是她們做的。”

如今，在磚壁村八路軍指揮部舊址，當年彭德懷親手栽下的榆樹，依然茁壯。根部之粗，非兩人不能合抱，四散的枝幹，正如紅色根據地建設中成長起來的磚壁村民。

“磚壁村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各個時期各個崗位的骨幹力量。”肖江河說。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活躍在戰場的“日本八路”

命運之手如此無常，連渡邊三郎自己都驚訝身份的轉變——紡織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戰鬥到了第三天，日軍中二十幾人棄陣而逃。其中就有渡邊三郎，他來華已有兩年零九個月，應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紡織工。

趁著夜色突圍，渡邊三郎還是沒能逃出八路軍的伏擊圈。負了腳傷的他，使盡力氣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之時，八路軍的手榴彈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邊三郎眼前一黑，一頭栽進深谷。醒來時，看到月光下寒光閃閃的刺刀，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態度友好的問訊，他有些意外。

他親眼見過日軍是怎麽折磨八路軍俘虜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寧死不當俘虜”“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

這樣想的不止渡邊三郎一人。

在抗日戰爭前期，八路軍很難抓到日本兵。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余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那時，日軍傷兵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抵抗到底。

後來，情況發生變化。八路軍俘虜的日軍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軍官。1940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隨著戰爭深入，這一數字越來越大。

對日本戰俘頗有研究的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分析，一方面，日軍長時間作戰，許多人開始出現厭戰心理；另一方面，八路軍的對日宣傳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軍對日宣傳大梁的，卻是這些日本戰俘以及戰俘組織，比如渡邊三郎後來加入的覺醒聯盟。覺醒聯盟成立於1939年，是日本在華的第一個反戰組織，後來與“反戰同盟”合並為“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同盟的成員一般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的武器多是喊話筒、宣傳單、電話筒和信件等。

戰鬥間隙，炮火喧天的戰場沈寂下來，此時變成了宣傳喊話、瓦解敵軍的良機。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面很快就打開了。

平日里，同盟成員會向碉堡里的日軍發動宣傳攻勢。他們現身說法，本身就是絕好的宣傳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隊戰友收到他的信時，部隊里便傳開了：“松田在八路軍里還活著呢！”這令發布陣亡公報的中隊長慌了手腳。反戰同盟還會印刷“不準打耳光！”的傳單，在日軍碉堡附近散發。日本櫻花節到來時，聯盟成員會給碉堡里的日軍打電話，給他們講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日軍生活中的矛盾、戰爭的性質等。第二天，還會按照約定想方設法給日軍送去日用品、甜食和傳單。

這些努力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徐焰說，雖然有時達不到勸降效果，但日軍的戰鬥意誌沒有那麽瘋狂了。有些日本兵後來殺人放火，也有顧慮，開始想辦法消極對抗。戰後有日本兵回憶，部隊一提出掃蕩，他就裝肚子疼。開始時個別人這樣，日本軍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當一半以上都泡病號，軍官也沒了辦法。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掃蕩減少的原因之一，反戰同盟的宣傳起了實效。

參加反戰同盟的這些日本戰俘，都很堅決。經過宣傳教育，日本戰俘多是誠心誠意反對戰爭，反對日本法西斯。因為他們已沒有後路。按照日本規定，戰場上一百個小時不歸隊，不管找不找得到屍體，他就被視為陣亡，他的家屬開始享受撫恤金待遇。這個士兵已經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日本戰俘回憶說，“舊的我已經死亡，我開始新的生命”。

八路軍相信“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系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並允許他們發揮更大作用。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日本人森健當選邊區參議員。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戰俘主動參加勞動，並有多人成了勞動模範。戰爭結束後，反戰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獻出生命。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駝峰航線”：烏雲背後的生死線

編者按：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戰，美國組建援華美國航空誌願隊。1941年8月1日，中國空軍美國誌願隊成立，陳納德任大隊長。同年12月20日，美國誌願隊首次與來犯雲南昆明的日機作戰，大獲全勝，從此雲南老百姓把這群駕駛畫有鯊魚嘴的美國戰機飛行員美稱為：“飛虎隊”。美國誌願隊下轄三個中隊，第一中隊“夏娃和亞當”，第二中隊“熊貓”，第三中隊“地獄天使”。

由於雲南驛機場獨特的地理位置，飛虎隊第三中隊進駐雲南驛機場，當日軍進攻緬甸之時，飛虎隊主要是保衛滇緬公路和空中支援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當日軍進攻到怒江惠通橋以西之時，駐守雲南驛機場的飛虎隊起到了阻擊日軍的關鍵性作用，第三中隊的隊員在日軍欲強渡怒江之時，每天往返幾次前往轟炸和掃射，摧毀了日軍渡江的設備和基地。

“二戰期間，在兩個友好國家間飛行，它的損失率竟然超過了歐洲戰場上的對敵轟炸，這就是‘駝峰航線’。”

在這架墜落的中航53號運輸機里面，有一位來自美國的機長吉姆·福克斯和兩位中國人，其中一位是副駕駛，另一位是報務員。他們一起飛行，也一起犧牲。它展現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兩個國家是怎樣成為戰友的。

1943年3月11日，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副駕駛吳子丹駕駛著“中航”48號C-53飛機從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

透過機窗，吳子丹看到，編隊的另一架C-53運輸機——“中航”53號在側伴飛。沒有濃黑的烏雲，沒有日本零式戰機。遇上好天氣，美國機長古蒂亞和吳子丹的心情也跟著明媚了起來。

“這美景太難得了！”古蒂亞讓吳子丹把桿，自己抄起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了53號飛翔的姿態。當時的古蒂亞不會知道，他拍下了53號最後的一張影像。

兩分鐘後，飛機飛越至高黎貢山脈的上空，吳子丹看到，53號兀然下墜。

“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

剛進入6月，位於中緬滇藏接合部的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已比其他州縣更為悶熱。只是在州府瀘水縣城隨意走走，汗水便可濕透衣衫。但駕車向瀘水縣片馬鎮行去，繞著高黎貢山的懸崖陡壁和密林行駛，不斷失去高度又重新攀爬的一路，溫度陡降。

在一處白杜鵑盛開之處，“風雪埡口”一下子出現在視野里。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卷起摻雜著雨水的風，裹著不知是山霧還是雲濤的灰白色，籠在不遠處還遺留的日軍碉堡之上。

18年前的此時，亦是吳子丹去世後的第七年，當年的美國飛行員漢克斯跟隨一隊人正是從這里行往一處山脊，找到了吳子丹牽掛半生的那一架53號。

53號是這條航線上所有失事的飛機中，少有的被親眼目睹並及時測定墜落方位的。據不完全統計，這條航線自開辟到結束的1300多個日夜里，像53號那樣墜落損毀的空運飛機超過600架，犧牲的機組人員和乘客超過1500人。

至今，還有不知數目的飛機殘骸和機組成員長眠於從印度汀江到雲南昆明的山谷、叢林，無數個家庭的丈夫、父親、兒子、兄弟，從一處出發就再沒有返航，這便是抗日戰爭中被稱為“死亡之路”的“駝峰航線”。

“在天氣晴朗時，我們完全可以沿著戰友墜機碎片的反光飛行，我們給這條灑滿戰友飛機殘骸的山谷取了個金屬般冰冷的名字——‘鋁谷’。”當年的飛行員們對“駝峰航線”如此描述。

“駝峰航線”並非一條線路，主要可以分為約800公里的南線與約1150公里的北線：南線過怒山、瀾滄江、橫斷山脈，到達大理，經雲南驛直達昆明；北線經緬甸葡萄、麗江程海，再到昆明。

日軍占領緬甸密支那之後，配備了大量“零式”殲擊機，當地的機場、通訊、導航和警報等飛行保障設施全部為日軍所用。東條英機曾指示日本駐緬防空部隊，最大任務就是切斷中印空運路線。

為了躲避日本戰機，夜間航行較遠的北線成為“駝峰航線”空運不得不做的選擇。然而，當時的飛機動力有限，沒辦法完全飛過山頂，經常要在海拔4500-5500米上下的“峰背”之間航行。更要命的是，“駝峰航線”位於歐亞大陸三大強氣流團的交匯點，“鬼天氣”是很多“駝峰”飛行員常見的噩夢——

“我們在黃色的濃霧中從印度起飛，季風雨灑在擋風玻璃上，成了數支急流。在12000英尺（約3658米）高空，雨變成了雪。我們看不見翅尖……我們開始緩慢下降，我們什麽都看不見，窗戶從里邊凍得嚴嚴實實。”

“我們在16000英尺（約4877米）高空遇到了強冷空氣前鋒。整個機身突然開始震動，螺旋槳上結冰了，我們除不掉冰……我們遇上了暖氣流，棍子似的螺旋槳松了，掉下了冰的大塊塊……飛機在昆明著陸，因為機身連同兩個螺旋槳壞了……我們運的貨物是炸藥，又是一個正常的日子。”

複雜的地形和惡劣的天氣使得從阿薩姆到昆明的飛行多數時間只能依靠儀表。飛行員桑德曼曾總結自己的“駝峰”經歷：“我在中緬印戰場飛了706小時5分鐘，75%的時間是儀表飛行或者夜航，或者兩者兼有。”

雖然天氣是“駝峰航線”的第一大“殺手”，但是美國空運指揮官哈丁上任頒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即便是被美軍租用的商用航空中國航空公司，因為天氣而停航的情況也被降到最低。

當時，每月空運的戰爭物資達44000噸，1945年7月最高為71000噸。駝峰空運的總飛行時間達510萬小時，雲南的昆明、陸良、呈貢、雲南驛、沾益和四川的宜賓、新津、彭山、廣漢、瀘州和重慶等機場在最繁忙的時候，每75秒就有一架飛機從機場起飛。

飛機墜毀了，便補充；人員犧牲了，就再聘。從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打通的約三年時間里，駝峰航線便是盟軍物資運入中國的唯一通道。這是中美兩國政府必須不惜代價確保的“一線生機”。

1945年1月6日至7日淩晨，從非洲和印度來的濃密的錮囚峰面一路攢積力量，在孟加拉灣遇上濕氣，在“駝峰”上空形成了每小時100-125英里（約161-201公里）的風，隨之而來的是湍流、結冰、積雲，還有高爾夫球大小的冰雹和漫天狂風。而在天氣預報到達之前，“駝峰”上的運輸機便已經出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像極了今天的災難片：

一架C-46運輸機的副駕駛嘴里沒點著的煙鬥掉出來，飛到了天花板上；飛行員唐尼記得，從看不見的飛機不斷傳來“呼救”和“再見”的聲音；報務員福特帶著降落傘，打開機艙門把大量貨物扔出機艙，身體有一半懸在空中……

那一夜之後，據傳損失多達50-60架飛機。事故研究者奎因的數字是：18架飛機和42名機組人員和乘客。

那一夜之後，開辟兩年半的載客夜航在駝峰航線取消了，管理官員在天氣最壞的時候終於有權取消航班。

彼時，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只有7個月了。

“來華助戰，美軍；軍民一體，救護”

“全——體——脫帽！”

“為在抗日戰爭中執行駝峰空運而遇難的中國航空公司53號機組成員默哀。”

1997年6月21日中午，在高黎貢山一處杜鵑和箭竹雜生處，53號機被最終找到，傷痕累累——機頭被緬甸邊民砍下，機身被鋸斧豁開，鋁皮翻翹如犬牙。

今天，墜機已被移到片馬的“駝峰航線”紀念館，經過修複，人們能在紀念館里重新看到打著補丁的53號機原貌。而在那個發現墜機的地方，卻有了一座新的小墓。

原來，為了防止將飛機運出山脊前再被破壞，當地政府曾安排兩個當地民工守護。然而，一次突如其來的大雪使其中一個怒族小夥不及躲避，在守護飛機遺骸的夜里凍死。巧合的是，小夥去世時與53號的機長福克斯墜機時同樣是24歲。

其實，即便在戰時，“駝峰航線”的故事也不僅發生在生死未蔔的天空，地面從來都是這場戰略空運的一部分。

在雲南滇西東大門的祥雲縣境內，踏上光亮的石板路，就意味著步入了滇西著名商埠驛站雲南驛的地界，“雲南”二字便源於此地。在雲南驛一處農場的附近，5個幾米高的馬蹄形大土堆一個個錯開，矗立在一大片空地上。當地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都是“美國人留下的‘雞窩’”。

1942年5月，美國援華飛行大隊——“飛虎隊”駐守國民黨的雲南驛機場，並在此建立了“紐約村”（現稱“水口村”）“美國紅醫院”，開了兩家“紐約餐廳”和“華美餐廳”洋味飲食店，並在周邊的村莊設有倉庫、飛機修理廠、油庫。空地上的“機窩”原有二十幾個，實際是躲避日軍空襲而設計的飛機掩體。

有了空軍基地的基礎，雲南驛機場便成為“駝峰航線”上重要的中轉站。為了擴大雲南驛機場，幾乎沒有壓路機的祥雲縣里出現了很多村民自制的石碾子。抗戰時期，雲南依靠人力新修築了40個機場。上百萬從未離開過家鄉的農民，將四五十米的牽引繩索緊緊套在身上並系上扣，5噸重的“自制壓路機”就這樣由100位勞工拉著平整土地。

美國大兵格里斯特曾在給愛人的信中寫道：“飛機跑道邊上，人們排隊用他們瘦弱但結實的肩膀挑著擔子走動時，兩個筐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晃蕩。天氣很幹燥，塵土隨著他們的腳步四處飛揚，他們的步伐聽起來很有節奏。女人和孩子蹲在地上把大塊石頭砸成小塊，填在粗糙的石縫中。一百多勞工拉著一個直徑10英尺的水泥滾筒在石頭鋪就的跑道上奮力前行。”

就是在這些石碾子的碾壓下，雲南驛機場擴修為占地面積1222.5畝、跑道3條、停機坪10個的大型機場。那些年月里，數百架飛機輪番在這個機場上起降，國軍、盟軍、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以及當地勞工等數萬人日夜奔忙著。一時間，雲南驛在縣內有了“小香港”“小紐約”之稱。

1942年，還不滿13歲的盧忠友到雲南驛機場咖啡廳當服務生煮咖啡。來來往往的美國飛行員們在空運和空戰的緊張之余，就找機會教服務員們講英語、喝咖啡、玩遊戲，放松心情。盧忠友從美國飛行員那兒學會了“How do you do”、喝咖啡和“美國式”的社交禮儀。感冒時，熟識的飛行員還會關心地問他：“How are you today？”

“打鈴之後，飛行員就會換上飛行服、皮衣，背上降落傘，然後坐上大jeep離開。”已經87歲的盧忠友現在還能學著美國空軍飛行員每次出發前的樣子，擡起手腕，對表，調準指針。他還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美軍飛行員的飛行衣背部都會縫上寫有“來華助戰，美軍；軍民一體，救護”的布塊，文字的底紋上，一半是青天白日旗，另一半是星條旗。

30歲出頭的朱澤耀就生長在祥雲縣的一個小村子，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小時候走在村路上，常常能看到缺胳膊少腿的老人，“那就是日本人轟炸雲南驛機場留下的痕跡”。

當時，由於雲南驛機場在空戰和空運上的中轉作用，吸引了日本戰機不少的火力。1943年3月26日，日軍54架飛機轟炸雲南驛機場，拉著石碾子的勞工有些還來不及解脫搭在身上的粗大麻繩，就倒下了。祥雲縣附近掩埋屍體的“萬人坑”瑪皇箐，就是當時修飛機場被炸死民工的見證。

只要一聽見警報聲，村民們就會攜老扶幼地逃到防空洞里躲起來。一次日機的轟炸中，只有十幾歲的盧忠友被美國飛行員拉著跑向機場邊的壕溝躲避。

“我年紀小，美國的飛行員就先跳到機場邊的很深的壕溝里，然後在下面接著我，用身體護著我。”盧忠友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感動的事情。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從地上來的，從地上打回去！

從海上來的，從海上打回去！

從天上來的，從天上打回去！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土地！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海洋！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這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詩人趙瑞蕻在昆明經歷一次日機空襲後寫下的詩句。從1939至1942年，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曾掀起一股報考空軍飛行員的熱潮。當時，日軍占盡空中優勢，中國飛行員犧牲甚重，當局決定在大學生中招考飛行員。

為了補充人員，承擔“駝峰航線”空運的中國航空公司也曾從西南聯大錄取11人。周炳就是其中之一，他畢業於西南聯大政治系，經過短期訓練後，像周炳這樣的年輕面孔便擔任副駕駛員沖上雲霄，穿梭來往於中印之間。

“當時有一架DC-3型飛機，在重慶飛成都途中被日軍擊傷了一個機翼。後來，就從香港搞了一只DC-2型的機翼，裝上後長短明顯不一樣，卻還可以飛。就是這個怪模怪樣的家夥兒，被我們叫做‘雜種飛機’，只要一看到它，大家就會情不自禁地大笑。”周炳在“駝峰航線”飛過100多個航班，飛行時間在1100小時以上，他曾說那段歲月里有死亡，也有歡笑。

盟軍飛越“駝峰”的單位則以美國陸軍航空隊為主，包括轉運部、空運部、第10航空隊、第14航空隊、部隊運輸部等。另外，英國皇家空軍、加拿大皇家空軍也在其中。美國陸軍航空隊空運部是“駝峰”空運的主力。而像周炳這樣先後參加中國航空公司“駝峰”空

運的飛行和地勤人員有千余人，其中美籍人員近200人。空勤人員原有約200人，華籍占2/3。

傾註大半生尋找53號的美國飛行員漢克斯便是在25歲時，來到中國成為中國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先後飛越駝峰347次。在親自找到53號機並見證一座專為“駝峰航線”而設的紀念館建起之後，他曾說：“現在，是我們治愈因沖突帶來傷害的時候了，我們要把讓所有人都感到自豪的這架陳列品當做一件珍寶。對於犧牲在駝峰航線上的1500名成員來說，它是一個真正的紀念館。在這架中航53號運輸機里面，有一位來自美國的機長吉姆·福克斯和兩位中國人，其中一位是副駕駛，另一位是報務員。他們一起飛行，也一起犧牲。它展現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兩個國家是怎樣成為戰友的。”

距離53號失事差不多11個月之後，致命的下墜發生在了吳子丹自己身上。

1944年2月的一個深夜，吳子丹駕駛C-53運輸機剛從印度汀江機場起飛。他正要按照機長口令收起起落架，突然，巨大的轟鳴聲靜止在濃黑的夜色里。飛機離地不過十米，吳子丹感到身子往上飄，緊接著便是“砰”的巨響。

從破碎的舷窗玻璃“飛”出來的吳子丹還能聞到滿地的潮濕里散出汽油味，那是死亡的味道。幸運的是，他們還沒飛出機場太遠，是趕來的汀江機場工作人員把他們擡上了車，最終獲救。三個月的休養後，他又重新飛越在“駝峰航線”上，受傷在“駝峰航線”上不是停飛的理由。

在3年多的飛行中，美軍先後投入飛機2100多架，中國航空公司飛行了8萬多架次，總共84000多人，共運送戰略物資85萬噸，戰鬥人員3萬多人次。中國航空公司損失將近50%的飛機，美軍的飛機損失率接近90%。

美國“駝峰”空運總指揮藤納曾如此總結這條“生死線”：“二戰期間，在兩個友好國家間飛行，它的損失率竟然超過了歐洲戰場上的對敵轟炸，這就是‘駝峰航線’。”

比吳子丹幸運的是，曾拍下53號最後一瞬的48號機機長古蒂亞在2007年又再次見到了那架53號運輸機。由於一直沒有找到當時機組人員的遺骸，直到今天，片馬的當地人還相信，為了正義目標的合作與戰鬥，可能真會發生奇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駝峰航線”關閉。終於，天空又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了。

專題報道：不動產證券化天快亮了 誰來保護投資者利益？

專題報道：不動產證券化天快亮了 誰來保護投資者利益？

《中國房地產金融》 趙軼鳴 王聞 叢霄 2015-07-13 20:41:00

讓普通民眾分享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紅利的時刻，究竟還有多遠?尚處“繈褓”中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面對來勢洶洶的互聯網金融，該當如何應對?

系列報道1：不動產證券化，天快亮了

讓普通民眾分享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紅利的時刻，究竟還有多遠?

如果評選過去十年間中國最成功與最失敗的產業的話，那麽房地產業一定是當之無愧的雙料冠軍，沒有之一。

說它成功，是因為中國房地產業在過去的十年間，不僅讓無數國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通過相對市場化的手段，擺脫了蝸居的窘境，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夢想，同時，這個產業更是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和在經濟大發展中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當年房改撬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誕生，或許，今天的中國經濟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新常態”所能詮釋。

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國房地產業和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興旺，這個行業的造富能力也讓世界為之註目。

從2005年開始，無論是福布斯、胡潤，還是國內外各種形形色色的富豪榜單上，房地產開發商所占據的比重與日俱增，如果將中國開發商所擁有的財富集中在一起，不僅足以讓石崇、王凱之輩汗顏，恐怕就連當年號稱匯通天下、富可敵國的晉商也難望其項背。

然而，中國房地產業巨大成功的背後，也埋下了最大失敗的伏筆。

盡管，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百姓安居夢的實現，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有意思的是，在過去的十年間，無論是政府的表態，還是民間的輿論，卻鮮有對這個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肯定亦或是贊揚的言論。

更多的時候，在民眾眼中，開發商是奸商，是暴利的制造者和獲得者，房地產市場則被視為是官商勾結的基礎，是滋生政治腐敗的溫床，甚至有人將開發商直接作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而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政府也將房地產開發商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之一，一場持續了十年的所謂宏觀調控，最終將所有矛頭都指向了房地產業。

對此，有評論認為，房地產開發企業之所以在創造了巨額經濟效益的同時，卻沒有獲得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效益，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特殊的土地政策，在過去一些開發商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確存在著諸如腐敗、權錢交易等問題。

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因素在於，隨著中國各大城市房價的不斷上漲，尚未購房的民眾越來越難實現安居夢想，而已購房者中則多數背負上沈重的房貸壓力，成為了一代房奴。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過去十年中，普通民眾和開發商之間沒有合理分享樓市發展的紅利，或者說，在這個新興市場發展的背後，社會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普通民眾和開發商由於財富分配的不對等，形成了新的階層對立，由此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

事實上，這絕非中國特有的問題，在歐美發達國家的房地產發展史上，也同樣曾經面臨著這些問題，只是由於在西方國家民眾居住理念上的差異，以及相對發達的租賃市場，使得這些問題不像中國如此突出而已。另外，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啟動了不動產證券化之後，這些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然而，時至今日，在經歷了宏觀調控和市場逐漸飽和後，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正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金短缺的考驗，同過去相比，不動產證券化不僅僅只是一些研究機構或是有識之士關註的對象，包括萬達、萬科、平安、中信等地產巨頭和金融大鱷，都將不動產證券化提上了議事日程，並開始真正付諸實施。

但是，盡管如此，擺在中國不動產證券化發展道路上依然是困難重重，在本期的主題調研中，《中國房地產金融》的調研團隊，通過對平安、中信、萬達、萬科等不動產證券化實踐的調研，試圖去解讀一下“讓普通民眾分享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紅利的時刻，究竟還有多遠?”的命題。

在中國市場，早在2003年就有人開始呼籲和研究關於不動產證券化的問題，但當時的市場環境，由於開發商和購房者都能從銀行相對輕松地獲得低息貸款，再加上中國資本市場的不發達，不動產證券化的進程始終舉步維艱。

系列報道3：房地產證券化，在萌芽

現在我們正處於市場教育的階段，而CMBS、REITs和MBS這些產品都只是教育市場認知金融市場的漫漫長路上的一級級臺階。

上海南京東路353號，曾經的東海商都，這棟五層老建築依然散發著優雅的光芒，二樓沿街的商鋪曾是南京路上唯一一家新華書店，這棟知名的“爛尾樓”一度被視為商場“百慕大”。幾經易手，經營卻始終不盡如人意。

這棟連帶地下室的五層建築有著獨特的“歷史遺留”問題，在40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中幾乎整棟樓都是出讓土地，然而僅僅新華書店所在的一塊仍屬於劃撥土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二十二條對劃撥土地使用權的規定，要取得劃撥土地使用權需獲得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批準。

2003年，麥格理集團曾試圖買下這棟物業，在2002至2003年間，麥格理曾經多次與新華書店背後的國有企業協商，試圖整棟買下該物業，新華書店或者支付市場租金繼續留在東海商都，或者搬遷，當然最後這一嘗試未果。當時對於麥格理，這個發源於澳大利亞的外資企業來說，買下一棟物業，卻有一塊無法轉讓所有權的地塊橫亙其中，是一件根本無法理解更不用說接受的事情。

證券化在萌芽

其實證券化已經在悄悄發生了，只是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像“東海商都”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中國國有建設土地使用權的獲得方式中主要包括出讓和劃撥，1990年前後，中國在劃撥土地的基礎上產生了出讓的形式，根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規定，住宅用地使用權年限為70年，工業用地50年，商業用地40年或50年。在出讓土地的框架下，國家享有土地所有權但是出讓了使用權。

這樣的時代政策背景，催生了中國版的房地產證券化。

房地產證券化實質上是不同投資者獲得房地產投資收益的一種權利分配，其具體形式可以是股票、債券，也可以是信托基金與收益憑證等。從某種角度來說，房地產證券化就好似發行企業債券，不同的是附加了房地產或者說房地產投資組合。

通俗來說，房地產證券化當中，投資者僅獲得房地產投資收益，並不涉及物業產權的轉移。而在中國的土地所有制背景下，投資者向國有企業支付租金，承諾翻修維護，然後再出租，這其實就是接近於證券化的一種形式，可以說是“中國版證券化”。

所謂中國版證券化，用Richard David的話說，就是中國目前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證券化。

Richard David現任普文投資執行總裁、邦恩德資本執行合夥人，曾先後任職於麥格理集團和富達來地產信托。

2010年，瑞安建業與平安財險達成協議,以7.18億元的價格出售其位於成都的中匯廣場二期項目與平安財險。根據協議,除了7.18億元的出售代價以外,在交易後3年,如有關物業的450個車位總租金收入達到最低保證的1500萬元,瑞安可收取額外900萬元,即該項目交易額最高可達7.27億元人民幣。而任何的虧損將從上述金額中應付金額中扣減。

在David看來，這是在中國市場中最接近房地產證券化的操作方式，但實際上並不是房地產證券化，因為產權發生了實質性的轉移。“另一種可行的操作方法是，做一個正式的證券化項目，平安可以直接對瑞安進行投資，並獲取收益。而實際發生的則是平安購下了房產，而後享有該寫字樓的收益，當然收益會根據現實情況浮動，甚至很可能低於預期，五年之後，瑞安根據承諾再購回房產，並補上現實收益和預期收益之間的差價。”

“我要買下這棟樓”

David告訴《中國房地產金融》，這種操作方式在中國很常見。“有一種更簡便的方法，但是中國市場仍未有操作實例，就是房地產證券化。我們可以把整棟樓打包，就像債券一樣，給投資者承諾一定的回報，而整棟樓的產權並不發生轉移，自然也沒有任何回購承諾，這種交易就相對簡單得多。”

目前為止房地產證券化還難以大規模真正意義上存在，並且在一定時間內也不可能發生，David指出，其原因正在於所有權這一概念在中國太重要了，或者說中國投資者對於產權有著無法拋棄的“執念”。

經過十幾年的中國經驗，David發現，中國投資者並不滿足於只獲得固定收益，一定要同時“擁有”物業，盡管產權轉移後得到的收益其實是一樣的甚至不排除浮動的可能性，而且由於物業的買賣還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例如征稅等，而在企業債券市場交易則簡單得多。但是目前這種心態依然統治著機構市場，並影響著他們的決策行為，“我要買下這棟樓”是David最常從投資者那里聽到的一句話。

當然，不僅僅是根深蒂固的所有權概念，僅在幾年之前，保險公司和機構剛獲批可以購買非自用的物業，比如十年之前，保險公司購買或者自建的物業必須自用，但是隨著新的政策出臺，他們也可以作為被動投資人，擁有物業但不自用，完全進行租賃。

“對於機構來說，這樣的轉變也處於起步階段，”David指出，“所以市場仍然需要一個教育過程，還有在文化上認同不持有物業但仍獲得收益的概念。因為在債券市場或者證券化市場發生的是，交易的便捷和靈活，但是中國市場還沒有準備好。”

國內的機構可以直接購買物業本身，在David看來，他們似乎沒有動機進行證券化的嘗試。“在比較成熟的市場里，機構並不願自找麻煩擁有物業，物業的維修翻新，房價下跌等持有物業的風險，所以機構更傾向於直接獲取收益，而不對物業本身承擔任何責任。”

David告訴《中國房地產金融》，“中國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投資者會直接到海外購置房產，並且長期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然而一個投資海外房產的投資平臺對於他們來說，三年期的基金甚至都太長了。現行的心態是：持有物業是唯一取得收益的途徑。但事實情況並非如此。”

解決特定需求

從某種角度來說，關於REITs的討論也是一樣的，剝去層層概念和術語的包裝，REITs是什麽?就是一群投資者持有某家公司的股份，而該公司持有一系列物業組合，投資者通過物業的收益獲取投資回報，未來如果物業一經出售，還可以參與利潤的分配。

站在更加宏觀的角度，David解釋，REITs是一款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設計的特定產品。而要解決的問題，是隨著投資者年齡的增長，他們傾向於投資有穩定收益的產品。

“所以REITs是不允許地產開發的，或者說只有很小比例的開發。REITs的概念是集合一系列商業物業，可以是商場、寫字樓、倉儲，有穩定的租戶，多為知名企業，而REITs非常關鍵的地方在於，在企業層面上REITs是免稅的。”

David指出，成熟REITs產品最為關鍵的幾個要素就是長期穩定的租賃合同、優質租戶，以及穩定且逐年上漲的租金收益。

“我十分贊許並欣賞中國市場上現行的這種全新的，基於房地產以及租金收益的產品，但這不是REITs。你可以說它是中國大陸REITs，但絕對不是我們熟知的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美國(世界五大REITs市場)通行的 REITs，”David如是說。

盈石中國商業投資控股集團和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共同發布的報告《探索中國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機遇與挑戰》，梳理了REITs在中國的發展路線圖。根據盈石集團研究中心的數據，從2003至2015年中國推出的6只“類REITs”產品里，2003年法國歐尚天津第一店算是打響了第一炮，然而私募的籌集方式、非流通的運行方式以及單個物業的投資標的都讓它無緣真正意義上的REITs。

2014年的中信啟航可謂第一只股權類REITs產品，也在深交所綜合協議交易平臺掛牌，然而依然逃脫不了私募的命運。今年剛推出不久的鵬華前海萬科REITs則打破堅冰，以第一只公募REITs掛牌。據RICS中國商業地產委員會主席、盈石集團研究中心總經理張平介紹，從目前得到的信息來看本次鵬華萬科前海封閉式REITs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對象為萬科前海企業公館的租賃收入，而不是前海企業公館項目本身。國外成熟市場REITs產品標的物一般為房地產項目本身，解決了項目自身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並且給廣大中小型投資者帶來介入大型房地產項目或者資產包的機會，最終的收益不單來自於物業的租金，還包括了物業項目長期的資產升值過程。所以從核心理念上而言此次鵬華萬科的REITs基本還是屬於類REITs產品，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REITs。

據David介紹，REITs最早始於老齡化人口對於穩定收益的需求，但現在也開始延伸，無論是什麽年齡階段的投資者，都要擁有平衡的投資組合。“對於中國市場來說，REITs要發展起來，需要的並不是人口的老齡化，而是投資者的教育以及日漸理解金融市場的運作”。

“我們正來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十字路口，過去十年中，外資企業以及西方媒體都在鼓吹中國需要在文化、政治、人權領域取得進步，但是在國內環境下，多數人卻在大力推動金融改革。在我的經驗里，中國行動的速度往往高於你的預期。但事實情況是，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不可能出現一枝獨秀，一定是和當下環境互動共生的一種變化。”David這樣說。

在他看來，現在我們正處於市場教育的階段，而CMBS, REITs, MBS這些產品都只是教育市場認知金融市場的漫漫長路上的一級級臺階，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巨大變革的背景下擁抱資本市場，拾級而上。

系列報道5：存量資產，房地產市場最後一塊蛋糕

鵬華前海萬科REITs封閉式混合型發起式證券投資基金獲批，成為國內首只獲批的公募REITs基金。該基金的獲批，是一項將商業地產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實踐。

德晟資本資產證券化部總經理施年對《中國房地產金融》表示，鵬華前海萬科推出的公募REITs，是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有益嘗試。基金資產不超過50%的部分通過增資入股，獲得萬科前海企業公館50%的股權，該部分股權對價12.7億元。基金的獲利方式，是在股權持有期內，獲得股權對應的前海企業公館項目100%的實際或應當取得的，除物業管理費收入之外的營業收入。另外，不低於50%的基金資產將投資於固定收益類資產、權益類資產等。

首募期間，認購金額最低是10萬元，追加認購單筆最低金額1000元。計劃募集規模30億元，基金封閉運作十年並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封閉運作期屆滿後，會轉為上市開放式債券型基金。

施年指出，這不僅為中小投資者提供一個投資於房地產市場的通道，降低房地產投資進入門檻，同時也改變了房地產企業長期以來重資產經營模式。預計，未來將有一大批房地產企業將旗下優質物業打包成REITs進行上市。

事實上，早在鵬華、萬科之前，對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探索就曾有過多種途徑。

據施年介紹，在已經成功操作的案例當中，中信建投設立的海印股份信托受益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以其旗下運營管理的商業物業的經營收益作為主要還款來源，通過信托及券商資管專項計劃雙層隔離的方式，進行證券化運作，這是房地產領域商業物業運營商對資產證券化的一次探索，也是業內比較關註的典型案例。

另外在中信華夏蘇寧雲創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中，項目結構設計時，企業把11家自有優質門店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作價43.42億元轉讓給中信華夏蘇寧雲創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轉讓完成後，蘇寧雲商將以穩定的租賃價格和長期租約照常經營原有門店。項目運作將給蘇寧帶來19億元的稅後凈收益。通過結構化設計產品已非常類似於REITs的結構，是對REITs項目操作的一次嘗試。目前已經發出來的項目中，另一款類REITs產品中信啟航是從結構安排上較為接近REITs的，項目具有非常優質的基礎資產，產品劣後級由中信金石基金持有，以REITs方式計劃退出。

“以上市公司海印股份為例，主體評級是AA-，如果這樣獨立發債是很難融資的，何況是民營企業，所以把現金流打包，形成資產包之後用大業信托做SPV(特定目的機構)，然後進行現金流覆蓋，把評級測算到AA，再經過層層增信，比如現金流歸集方式、現金流覆蓋倍數等，然後再讓AA-的主體給SPV進行擔保。”施年進一步表示，海印的獨特之處就是從AA-變成AA，再變成AA+，這樣就和傳統的融資發債區別開來，債項評級也高於了主體，實現了證券化對優質資產更看重的初衷。

施年認為，房地產企業在進行資產運作時可通過資產證券化和REITs的方式操作，通過資產證券化是將未來的、穩定的租金現金流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證券化處理。REITs則是一種以發行收益憑證的方式募集特定投資者資金，由專門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經營管理，並將投資綜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給投資者的一種信托基金制度，收益主要來自於地產增值收益及租金收益。

“近期，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市場非常活躍，這不僅刺激到房地產商們的神經，對監管層來說也有更大的促進作用。”施年指出，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融資渠道收窄，市場上發行的地產金融產品也越來越少，從側面也反映出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不像過去那樣快速。“房地產資產證券化是房地產市場的最後一塊蛋糕，如果推出的話，將會盤活更多存量資產，房地產企業也可以走上輕資產運營之路。”

他進一步表示，在房地產市場發展逐漸變緩的大背景下，對於房地產商和投資人來說，都非常迫切地需要看到能夠幫助把存量資產盤活的產品出現，同時投資人也能享受到地產升值帶來的回報。

系列報道7：誰來保護投資者利益？

自去年“央四條”提出開展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REITs)試點後，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春天腳步”似乎一下臨近了。

6月8日，由萬科聯手鵬華基金發起的國內首只公募REITs獲批。無獨有偶，此前一天，萬達金融聯手快錢公司也公布了一款類REITs的眾籌理財產品“穩賺1號”。

作為目前國內住宅和商業地產的開發商代表，萬科和萬達幾乎同時把目光投向了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領域，這讓人不禁產生聯想：難道沈寂多年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領域終於到了“開閘”邊緣?

對此，建銀精瑞資本管理集團董事長李曉東在接受《中國房地產金融》采訪時表示，從十年前到今天，無論是對房企還是投資人，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需求一直都存在，並且，隨著市場從增量時代向存量時代轉變，需求還在逐年遞增。

但他同時也指出，考慮到當前的法律法規、稅收政策等還不完善，市場上缺乏足夠的合格參與主體，投資人對於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接受度等因素，建銀精瑞現在反而不會像幾年前那樣急於去推出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

十萬億大蛋糕

作為國內第一批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頂級參與者，李曉東沈浸該領域多年，深諳其中的變化之道。

在他看來，國際上成熟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其實可以拆分成房地產、資產、證券化三部分理解。而目前國內很多的類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多是以資產的收益權、抵押權或是持有部分股權為主，同真正意義上以信托方式直接持有資產比較還相去甚遠。

此外，證券化是相對私募類的產品來說，要有200人以上的投資額和標準化的投資工具。“國內同時具備這三個特征，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還沒有。”李曉東指出，“一些類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項目，三個條件可能符合兩個，另外一個也擦點邊的現在越來越多了。”

據相關部門統計，截至2014年底，全國逾70萬億元信貸余額中商業性房地產貸款余額為15萬億元，按照上市銀行60%抵押質押類貸款的比重估算，全面啟動資產證券化業務將對接一個總量約為10萬億元的巨大市場。

李曉東認為，在房地產類資產證券化產品當中，MBS(按揭資產證券化)是國外比較常見的公共金融政策產品，它不僅有利於盤活房地產融資市場，甚至還可能改變未來中國住房市場的生態。

按照解釋，MBS是指銀行選定部分個人住房按揭貸款設立資產包，將資產包中的每一筆貸款及其附屬擔保權益轉讓給受托機構，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發行受益證券。

資料顯示，過去數年，國內商業銀行僅發行了3筆MBS，第一筆是由2005年建設銀行發起、中信信托受托發行了國內首筆MBS——建元2005-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總規模達到30億元。此後，建行又發起了總額40億的建元2007-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2014年7月，郵政儲蓄銀行發起的“郵元2014年第一期個人住房貸款支持證券化產品(RMBS)”在銀行間市場成功招標，總規模達68.14億元。

缺乏“中間環節”

與MBS有同等重要市場地位的另一種證券化產品是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

REITs在國外是一個成熟的產品，大概產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以低風險、現金流穩定為特征。全球的REITs產品目前有700多只，總市值是1.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是全球最大的REITs產品國，市值達1萬億美元。

相比國外成熟專業且體量龐大的REITs市場，國內市場由於起步晚、法律稅收等原因，尚處於探索階段。此前在公募基金領域，主要投資QDII產品，通過海外資本市場運作;而在私募領域，去年中信啟航和蘇寧雲創這兩只私募REITs已經掛牌交易。

“目前國內的REITs在大規模發展之前，仍面臨著雙重征稅的問題。”李曉東指出，要發展REITs，就要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避免REITs交易結構所需的底層資產轉讓過程中的雙重征稅，否則就很難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李曉東進一步表示，REITs要能被市場接受，必須要有足夠的競爭力，必須要遵循稅收的中性原則，不應該增加投資者投資REITs的稅收負擔。“美國之所以在60年代的時候能夠把REITs發展起來，跟當時美國出臺針對稅收的優惠政策有非常直接的關系。”

除了政策上面臨的問題，李曉東多年來一直對外宣講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市場缺乏有足夠公信力的中介服務和資產管理機構。

“對於投資者而言，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最終交易對手往往是一個大型的地產開發商，具有很強的議價能力，當投資者處於一個弱勢的交易地位時，必須要找到一個有很強資產管理能力的中介服務機構，有專業的判斷能力，收購價格是不是合適，收購時機是不是正確，另外買下來之後能不能有效地管理和提升租金水平。”

李曉東進一步指出，現在國內很多的類REITs項目，要麽是開發商自己搞，要麽是金融機構來弄，中間缺少了一個監督主體。而這個監督主體應該是長期聚焦在這個市場的成熟機構，既有地產基因，又能夠獨立於開發商的專業房地產資產管理機構，是比較合格的市場參與主體。

市場需求迫切

在談及“鵬華前海萬科封閉式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下稱“前海REITs”)時，李曉東表示，前海REITs距離真正意義上的REITs產品只差“臨門一腳”，如果用上文提及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三部分理解，前海REITs已經走完了2.5步，剩下的半步就是在資產這塊還有些瑕疵。

他進一步解釋道，前海REITs沿用了之前的封閉式公募基金的法律依據，此前封閉式公募基金規定是投向上市流通的股票、國債等可交易標的，而前海REITs則把投資方向換成了房地產基礎資產。

“但它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REITs產品，因為前海REITs還並未直接持有資產，其實還是一個收益權的概念，萬科是把這棟樓的租金收益權跟鵬華做了一個交易。”李曉東表示，目前REITs的稅收優惠，交易過戶的稅收減免都還沒有出臺，現在用這樣一種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只不過這種形式如果大面積推廣還是存在一定風險。“像萬科這樣的企業信用、安全性還好一些，如果換作其他房企，風險就不好說了，畢竟資產沒有過戶到投資者名下。”

當然，在目前國內400億平方米的存量房壓力下，商業地產的存量按照20%計算，也有80億平方米的存量，如何把這80億平方米的商業地產資金盤活釋放，用於再投資，成為各方機構關心和研究的課題。

李曉東表示，萬科也好，萬達也好，積極投身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試驗當中，一方面說明房地產開發企業有真實需求，另一方面，從投資者的角度而言，長期來看也是有需求的。

“相對於股票、證券，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在國際上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品種，它既可以抗通脹，又不像股票的波動那麽大，特別是在現在量化寬松，市場化利率都很低的情況下，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是有市場需求存在的，10年前有，到現在仍然有。”李曉東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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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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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工作坊

鄒至莊 學者	社論 專欄作家	夏心愉 專欄作家
禪宗七祖 專欄作家	錢克錦 媒體人	田享華 專欄作家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高郵戰役：新四軍對日最後一戰

1945年12月26日淩晨，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四個多月後，高郵城東部的日軍司令部“洪部”在倉促中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受降儀式。大廳中，黃軍毯鋪就的長桌一邊是日軍大佐巖崎學，另一邊則是已整編成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的政治部主任韓念龍。

幾個小時前，這座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小城剛在細雨的深夜經歷了新四軍對日的最後一戰。隨著日本大佐將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呈交給韓念龍，自1939年起被日軍侵占的高郵城終於迎來了解放，也成為全國最後一座被收複的縣城。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人西脅久良雄沒有想到，自己此生能有機會再次登上高郵城的文遊臺。那是1982年3月30日的午後，距他上一次見到這座始建於北宋的廟臺，已過去了三十多年。

在那個中國社會還未大規模對外國人開放的年代，草長鶯飛的蘇中小城高郵在縣人民政府的“研究特許”下，迎來了這支來自日本岐阜縣的旅遊團。

岐阜縣地處日本本土西南部，與高郵市緯度相似。17名旅遊團團員中，除了旅遊中心的1名隨員和6名婦女之外，其余10人在日軍侵華時都曾駐紮過高郵。抗日戰爭結束後，被遣返的日本軍人在“與高郵隔海相望的那一頭”成立了社會團體“高郵會”，成員達到七八百人，西脅久良雄便是其中一員。

“你不會想到，高郵這座城市在日軍投降後，還經歷過那樣一場大仗。”一位當年曾陪同岐阜縣旅遊團遊訪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團內有一位名叫木村幸子的日本婦女在進入高郵城前特意下車，灑酒跪祭，返程時又忍不住哭了一路。

原來，她的丈夫就死在高郵城南的邵伯鎮，那已是1945年12月，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已過去4個多月了。

粟裕的三次“請戰令”

“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就在《停戰詔書》公布的同一天，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對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如此電令。

彼時，新四軍為了完成解放全蘇中的任務，於蘇中區編組了17個步兵團，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迅速占領運河沿線各城市”的指示，向日軍和偽軍不停發起進攻。

8月23日，解放寶應；9月1日，解放興化；至9月底，連克東臺、安豐、海安；11月10日，解放鹽城。至此，除南通、泰州、揚州、高郵和海門五城外，蘇中地區全部解放。

鹽城解放後，新四軍將戰役中投誠的原偽軍高級軍官放回高郵勸降。沒過幾日，這名軍官的頭顱竟被懸掛在高郵北城樓上。城內的日軍宣稱：“你們新四軍沒有資格受降！”

高郵，這個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古城是古運河道上的軍事重鎮。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新四軍必須即刻做出決定。

1945年12月，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政治委員鄧子恢、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集中華中野戰軍（註：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編，下轄六、七、八、九四個縱隊，每個縱隊轄4至5個團）第六、七、八縱隊，組織進行高（郵）邵（伯）戰役，殲滅該地區拒降之敵，以除後患。在建議獲準、部隊進入戰前準備階段時，第六、八、九縱隊被臨時要求北調，以配合山東野戰軍在津浦線上開展破擊戰。

然而，三支縱隊集結宿遷一帶待命後，情況不斷在變化。粟裕再次建議：“即暫停對津浦作戰，可趁我主力集結之機，進行高（郵）邵（伯）戰役”。他認為，高郵地區是解放區腹地，同時城內日軍拒不投降，新四軍攻城殲敵師出有名。這個建議又很快獲得批準，軍部仍留第六縱隊於淮海地區，將第七、八縱隊投入高郵進行戰前準備。

至12月15日，占據揚州的國民黨第25軍在日偽軍掩護下，有意進犯邵伯、占領高郵，而國民黨第49軍也有從江陰渡江北進之勢。

箭在弦上，高郵一戰已無路可退，粟裕只能第三次擬寫複電，以千字篇幅致電陳毅、張雲逸、饒漱石、黎玉並告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張愛萍，再次請戰。電文中，粟裕明確了目前的戰略態勢，稱高郵戰役有助於“解除頑軍自高郵沿運河向北分割華中之威脅”，“更可使蘇中區的經濟財政保證對華中之主要供給”。

這一次，新四軍軍部最終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同意集中第七、八縱隊先打高郵和邵伯。12月19日晚，被日軍和偽軍占領的泰山廟、真武廟、承天寺、放生寺、觀音庵、如意庵等大小十多個據點被逐個攻破。

機槍聲響至20日中午，邵伯被成功收複，並掃清了阻礙進攻高郵外圍之敵。

新四軍派出“土飛機”

“冬月十五亮月頭，新四軍來打高郵！”

今年82歲的趙方敖至今還能記得當年高郵戰役時大夥兒口口相傳的歌謠。

由於趙家位於高郵城郊，新四軍在收複邵伯之後，便在那里住進了一個排的戰士。寫傳單、綁竹篾、糊白紙，住在趙家的戰士們不喊打喊殺，反而紮起了風箏似的“土飛機”。

“約摸有兩公尺寬、四公尺長，就在我家的大院里紮‘飛機’。”趙方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家里人都疑惑，不知道新四軍“這是唱的哪一出”。後來，跟著戰士們來到離城一公里遠的地方，看著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拽著繩。那“土飛機”就乘著西北風，飄到高郵城上空。

趙方敖比劃著：“‘土飛機’上捆著一小包一小包的傳單，每包傳單旁邊點著一根線香，線香有長有短，先後燒斷傳單的繩子，傳單就像雪花一樣飄下去。”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你們為誰在流血？”

“你們的父母姐妹正等待著你們！”

“放下武器，保證你們生命安全！”

傳單里都是有關日本投降、新四軍優待俘虜的內容。當時，由於日軍內部對下嚴密封鎖消息，像西脅久良雄那樣駐紮在高郵的普通日本兵們仍不知道戰敗的消息。

新四軍除了放出“土飛機”，戰士們還連夜在高郵城北門外十幾公尺的密集民房、樹幹上全都寫上、掛著、拉好各式各樣醒目的勸降標語，並把印制的傳單用大弓箭射進城里，用迫擊炮把成捆的傳單打進去。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高郵市黨史辦主任劉春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新四軍一連6天在廣播里不斷播放著日本歌曲《思鄉曲》《支那之夜》。

“唷……經常的，經常的，為我的命運禱告的好母親，大概很健康吧，妹妹大概要出嫁了，我做哥哥的多麽想買些東西，做你的嫁妝。山啊，海啊，遙遠的隔離我們，怎麽能到達那里……”

熟悉的歌聲之外，來自“日本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等團體的反戰人士也組成日語喊話組，用“土喇叭”一遍遍播送天皇的停戰詔書。

開始時，城內的敵人對喊話根本聽不進去。話筒一響，日軍就打炮彈、掃機槍，還夾著謾罵聲。後來，槍聲漸漸少了，有的日本兵還抱著槍站著細心聽。

廣播兩天後，兩名日本士兵以出城修鐵絲網為名，偷偷向新四軍投誠。他們還帶來了一個消息：日軍內部十分混亂，士兵們和部分軍官認為再流血已無意義，但部分指揮官仍要執行上級命令，不向新四軍投降。

危急之下，粟裕決定，向高郵發起總攻。

“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天空，不住地下著雨；我們的任務，是要從高郵城西北角突上城墻。”

70年前，甄為民憑著“第壹號”的戰地記者證兼通行證，隨同主攻部隊主攻連攀雲梯登上子彈紛飛的高郵西北城墻，並在事後寫下這段《突破西城頭》的開頭。

2015年7月2日上午，江蘇鐘山幹部療養院內，90歲的他將一張珍藏了70年的戰地記者證遞到高郵抗日戰爭“最後一役”紀念館工作人員手中。

1945年12月25日夜，第八縱隊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和六十八團分別從城北、城東、城南三個方向，向高郵城發起猛烈攻擊。然而，層層緊固的工事和複雜的地形，成為攻城最大的障礙。

自1939年日軍侵占高郵之後，連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時，高郵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墻。在城墻上築有永久性機槍掩體14個，轉彎處和城墻上駐有兩層或三層大碉堡8個，城垛之間均築有射擊掩體。

城西北方向，擔任攻城突擊隊的“老虎團”第七團，用老百姓送來的被胎裹著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護，越過開闊地，強渡護城河、架雲梯，與日軍展開白刃戰。

不少戰士眼看就要爬到城頭，突然敵軍將許多鉤鐮槍伸出來，這種特制的城防武器能刺能推，還能鉤。爬在十來米高的雲梯上，搖搖擺擺，只要推一下就會摔下來。為了克敵，戰士們趁敵人的鉤鐮槍還未戳到雲梯，就先將手榴彈扔上城頭，趁著硝煙彌漫的剎那間，迅速躍上城頭。

隨著攻城戰、巷戰的展開，一時間，只聽得槍聲、格鬥聲、喊殺聲響徹雲霄。至12月26日淩晨，日軍城防司令部被攻破。

據當時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山本源兵團日軍1100余人（其中生俘巖崎學大佐以下892人），殲滅孫良誠部偽第5軍42師師長王和民、副師長任遒武以下偽軍約4000人（其中生俘3493人），繳獲大小炮種61門、擲彈筒約30個、輕重機槍145挺及步槍等4308支。

“戰事停止了，在搜索戰果時，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屍體。我們沖進碉堡去，幾個河北腔的汪偽和平軍走出來，陸續交出了全部武器，六班的同誌喊話：‘苦魯三大衣（仿日語‘放下武器’之意），優待俘虜’。九個鬼子都拱手求饒。”

戰爭勝利後，甄為民在《突破西城頭》最後署名“勞之”二字。他說，其中並沒有什麽深意，只因想用諧音（“勞之”與“老子”讀音相近）紀念那天夜里，戰士們齊聲歡呼“鬼子投降了，老子勝利了”的戰場豪情。

淩晨受降儀式

“我是大日本皇軍高郵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談判！”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軍，命令你立即下令無條件投降！”

“我們同意離開高郵，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彈藥給養和重武器，可以全部留交給你們。為了到南京去的路上安全，我們的輕武器將隨同帶走。”

“你們只能無條件投降，你們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們無條件投降，我們保證你們和你們家屬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們的人格，你們投降後的一切安排，我們自然會按我軍優待俘虜條例妥善處理。”

1945年12月26日淩晨，這番對話就發生在選擇投降的日軍大佐巖崎學和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部主任韓念龍之間。

日軍高郵司令部“洪部”位於高郵城東部草木茂密之處。而在那個夜里，這個幽靜的小樓則成了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個投降之所。

第八縱隊長官彭德清、張雲龍、謝雲暉、嚴振衡曾都撰文回憶這一次新四軍的受降儀式——

燈光昏暗的大廳中，一排長桌緊靠後墻，桌面上均鋪上了黃軍毯。長桌後邊正中是韓念龍主任，他的左右分別是助手和翻譯。這排長桌的左邊，站立新四軍的幹部戰士，右邊立著兩排日軍軍官，為首的是巖崎大佐。

在接過日本軍官遞呈的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之後，巖崎大佐向韓念龍行軍禮（其他日軍軍官行註目禮），雙手捧著冊呈交給韓念龍。

韓念龍接過花名冊，並宣布：（1）投降的日軍官兵，仍各回原住處待命，為了安全，活動限於院內，不得外出；（2）戰死的日軍官兵，可按日本國習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備帶回本土；（3）受傷的日軍官兵，將由我方醫務人員協同日軍醫務人員予以救治。

韓念龍宣布完畢，儀式即告結束。他沒有註意到此時正有一名穿著普通軍服、個子不高的人影慢慢離開大廳。那便是粟裕。

粟裕的做法事後被解讀為巧妙的政治考量。那天，要是韓念龍發現司令員粟裕在場，必定會從主座位上跑下來迎接，從而造成司令員受降日軍大佐的局面。

直到3天後，粟裕在高郵城接見日本軍官時，人們才知道此事。日本軍官們驚訝道：“不勝感激之至！不勝榮幸之至！”

始終居於日軍官佐中心位置的巖崎肅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閃閃的冷兵器，雙手高高地舉過頭，又雙肩近膝地深躬，說道：“謹將這柄遠祖相傳的紫雲刀，敬獻給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國將軍。”

在粟裕的回憶錄里，有關高郵戰役的文字不過寥寥幾句：“十二月發起高郵戰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郵城，收複了高郵以南至邵伯鎮的運河沿線地區。為保障華中解放區首府兩淮掃除了一個心腹之患，對加強蘇中與淮南的聯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隴海鐵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華中與山東兩大戰略區連成一片，並使華中解放區有了堅強的依托。”

見證了那段歷史的“洪部”禮堂曾被用作高郵市的羽毛球館，又在最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被翻修成紀念館。近些日子，禮堂周圍的居民們都得到了拆遷的消息，這個原本不為人所知的角落將被擴大到120畝，建成勝利廣場、烈士廣場和市民廣場。

時至今日，那封淩晨的受降書已無處可尋。高郵的古城墻也已在一次次的城市建設中被新的磚墻所取代。曾圍困日軍多日的凈土寺塔、街道巷口無法再看到炮彈攻打的痕跡。

就像1982年春天，曾在文遊臺站崗的日本老兵西脅久良雄，又一次俯瞰全城時的感嘆：“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南方周末記者劉炎迅對本文亦有貢獻）

【私立產子醫院專題之一】10萬產子值不值

【私立產子醫院專題之一】10萬產子值不值

一財網 王悅 2015-09-24 22:04:00

“貴婦”服務被揭開神秘面紗的背後是一個正在被資本青睞並且血腥競爭的市場：外資醫院、莆田系、傳統公立醫院、上市公司、投資機構接二連三“攪局”，幾年內將投資門檻提高50%，為搶占份額不惜成本跑馬圈地、招募頂級醫生甚至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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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隨著《爸爸去哪兒》、《爸爸回來了》等一大波親子節目的明星家庭一起走紅的，還有明星生子。李小璐、姚晨、孫儷等明星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私立醫院產子，花費多在10萬到20萬元之間。在北上廣，私立醫院產子不再是明星 們的專屬，越來越多的白領、金領人士開始加入“私立醫院產子”的大潮，甚至，這已經成為了準媽媽圈最為流行的話題。圖為姚晨孕肚照，姚晨產子花費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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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十多萬元產子或許是天價，但如今，對於不少高收入的中產階級家庭來說，十多萬元的產子代價並非不可承受，實際上，隨著近幾年私立產子醫院數量的增多，這個價格正在逐漸降低。圖為2015年6月3日，李娜發微博公布喜訊， 順利產下小寶寶。據悉，李娜是在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VIP病房生產的，三晚四天的費用為82000元，而該醫院一般標準間的費用也要近五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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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順產的套餐價格是五萬六，剖腹產是八萬八，這已經是一降再降的價格了，在此之前，我們的產子價格曾經十多年未變。”曾接受過李曉璐、孫儷等明星產子服務的北京和睦家醫院院長盤仲瑩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 訪時表示。圖為2013年9月19日，霍思燕在北京和睦家醫院剖腹生下一名男嬰。霍思燕和杜江夫婦的好友李晨第一時間帶著禮物前往醫院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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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的高端私立產子醫院多是提供套餐價，從三萬到十萬不等，包含生產、住院的一切費用。但除此之外的掛號、單獨看病價格多是公立醫院的幾十、甚至上百倍。實際上，現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產婦，明知私立醫院產費及周邊花 費昂貴卻還決定繞道“公立醫院生子”的不在少數。圖為2012年5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瑪利亞婦產醫院，四川藝人馮家妹產下7斤9兩重女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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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目前市場上，不能進入醫保範圍的高端產子方式主要分為三種：其一，公立醫院的VIP產子服務，也就是傳統病種的“特需”治療方式。醫生都是公立醫院的名醫，孕產婦可以單獨一間生產，生產條件媲美 私立醫院，產子花費多在兩到三萬，單住住院一晚的價格在2000到4000不等，除了產子的手術、藥物費用外，其余不得進醫保。圖為上海紅房子婦產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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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想住上這種VIP病房並不容易，以上海黃浦區的紅房子婦產醫院為例，盡管每天前來就診的孕婦上千人，但該院提供的VIP產房只有16間，醫院的護士告訴記者，除非運氣特別好，否則一般不太會遇到空置的病房。圖為2015年9月8日， 上海紅房子婦產科醫院VIP產子區，等待就診人依舊很多，但病房區環境已有所改善，這樣的產房一個晚上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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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外資的私立醫院，目前國內比較出名的包括和睦家、美中宜和等，他們的套餐價格多在5到10萬元不等，除了醫院的環境會明顯好於公立醫院外，這些外資醫院由於品牌源自新加坡、美國等地，醫生的生源上也多會選擇有過在國外 婦產科工作過經歷的醫生，生產方式推崇西方化，這也是眾多中產階級選擇外資醫院生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圖為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2014年第一個“馬寶寶”順產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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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一大類是國內民營的私立醫院，這其中，90%屬於莆田系。與曾經“遊醫”出生的莆田系傳統的民營醫院不同，包括安琪兒、瑪利亞等在內的新一代莆田系掌門人通過到國外註冊總部、甚至上市等手段嘗試洗清刻板印象，並將目光 聚焦在了高端的婦產醫院上。他們的收費標準比外資要便宜，多在3萬到6萬之間，布局上更看重成都、昆明這樣的“新一線”城市。圖為北京美中宜和婦兒醫院產婦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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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2008年11月22日，成都安琪兒婦產醫院，形象代言人翁虹對著“安琪兒媽媽”肚里的小寶寶親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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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二胎政策的放開加大了孕產婦的數量外，在中國產婦年齡也正在增加，三四十歲的孕產婦開始增多，而這些人往往比初產媽媽更註重環境和服務。”盤仲瑩告知記者，在最近幾年北京和睦家的營業額每年都可以增長百分十十幾、 二十，而服務人群也從過去的“純老外”變為了國人、外籍人士一半一半的局面。圖為美國網球名將伊斯內爾赴上海和睦家醫院出席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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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單獨二胎’政策後，每年新增人口將達到2000萬，較之前增加了兩三百萬人。而在城市選擇生育二胎的家庭，消費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我們面向的正是這樣的中高端家庭，他們為了獲得更好的服務，願意為生孩子花費幾萬元 甚至十幾萬元。”歸屬於莆田系的安琪兒婦產醫院創始人卓朝陽如此解釋自己進軍中高端婦產醫院的野心。圖為潘陽與朱媛媛出席由北京和美婦兒醫院主辦的“和美聖釋百人順產計劃”啟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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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馨提示：更多關於私立產子醫院詳細報道請掃圖片上的二維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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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上廣，私立醫院產子不再成為李小璐、孫儷、楊冪、姚晨這些明星的專屬，越來越多的白領、金領人士開始加入“私立醫院產子”的大潮，甚至，這已經成為了準媽媽圈最為流行的話題。

“貴婦”服務被揭開神秘面紗的背後是一個正在被資本青睞並且血腥競爭的市場：外資醫院、莆田系、傳統公立醫院、上市公司、投資機構接二連三“攪 局”，政策春風帶來了資本，卻也在短短幾年內將投資門檻提高了50%，而與之對應的是高端市場為了搶占份額，不惜成本地跑馬圈地、招募頂級醫生甚至降價。

產子價格開始出現松動

伴隨著《爸爸去哪兒》、《爸爸回來了》等一大波親子節目的明星家庭一起走紅的，還有明星生子。包括李小璐、姚晨、孫儷等明星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私立醫院產子，而他們的花費多在10萬到20萬元之間。

在過去，十多萬元產子或許是天價，但如今，對於不少高收入的中產階層家庭來說，十多萬元的產子代價並非不可承受，實際上，隨著近幾年私立產子醫院數量的增多，這個價格正在逐漸降低。

“現在我們順產的套餐價格是5.6萬，剖腹產是8.8萬，這已經是一降再降的價格了，在此之前，我們的產子價格曾經十多年未變。”曾經接待過李曉璐、孫儷等明星產子服務的北京和睦家醫院院長盤仲瑩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王小姐今年26歲，銀行工作人員，今年，她在一家外資的婦產醫院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寶寶。

“其實和我想的不一樣，現在在私立醫院也要等，但因為是提前預約的，所以不像公立醫院那樣需要你等很久，好在等待室環境不錯，一般等半個鐘頭左右，也不會覺得特別的長。”王小姐告知記者。

在這家滬上知名的私立產子醫院，王小姐此次的順產費用一共花去了接近7萬，“一人一間，有冰箱、電視、單獨洗手間，生產就在你自己的房間里，環境是 真的挺好的，助產師也不錯，一直跟著你。”王小姐熱心的向記者介紹起了細節，“貴是有點貴的，除了套餐之外你單獨掛號一次都要1000多元，懷孕期間我得了腎炎，也在這里住院治療的，前後多花了3萬，如果在普通的公立醫院應該也就是幾千塊吧。”

據了解，目前國內的高端私立產子醫院多是提供套餐價，從3萬到10萬不等，包含生產、住院的一切費用。但除此之外的掛號、單獨看病價格多是公立醫院的幾十、甚至上百倍。

“因為腎炎的治療並不包括在順產的套餐費用內，當時單住院價格一晚是6800元，尿檢也是幾百塊，而如果在公立醫院普通尿檢應該是只有十幾元。”王小姐告知記者。

“無論在公立醫院還是私立醫院，產子業務的標配就是技術+服務。在技術上，大多數人都是正常的過程，在哪里生都是一樣，孕婦對服務的需求是大於對技術的需求。而公立醫院哪怕是特需服務多少還是會有些甲方心態，服務不會做的很好，但是非公立醫院的市場意識強，他們的服務就會很好，那麽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會有了市場的存在空間。” 上海同濟大學附屬第一婦嬰保健院院長段濤對記者表示，在目前，由於孕產婦在產前會需要多次檢查，通常情況下，在私立醫院發現有問題的產婦會早早的轉到更有實力和經驗的大型公立醫院待產，某種程度上降低了私立醫院產子的風險概率。

激烈競爭的私立婦產格局

實際上，像王小姐一樣，明知私立醫院產費及周邊花費昂貴卻還決定繞道“公立醫院生子”的不在少數，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目前市場上，不能進入醫保範圍的高端產子方式主要分為三種：

其一，公立醫院的VIP產子服務，也就是傳統病種的“特需”治療方式。醫生都是公立醫院的名醫，孕產婦可以單獨一間生產，生產條件媲美私立醫院，產子花費多在2萬~3萬，單住院一晚的價格在2000元到4000元不等，除了產子的手術、藥物費用外，其余不得進醫保。但要想住上這種VIP病房並不容易。以上海黃浦區的紅房子婦產醫院為例，盡管每天前來就診的孕婦上千人，但該院提供的VIP產房只有16間，醫院的護士告訴記者，除非運氣特別好，否則一般不太會遇到空置的病房。

其二，外資的私立醫院，目前國內比較出名的包括和睦家、美中宜和等，他們的套餐價格多在5到10萬元不等，除了醫院的環境會明顯好於公立醫院外，這些外資醫院由於品牌源自新加坡、美國等地，醫生的來源上也多會選擇有在國外婦產科工作經歷的醫生，生產方式推崇西方化，這也是眾多中產階層選擇外資醫院生子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後的一大類是國內民營的私立醫院，這其中，90%屬於莆田系。與曾經“遊醫”出生的莆田系傳統的民營醫院不同，包括安琪兒、瑪利亞等在內的新一代 莆田系掌門人通過到國外註冊總部、甚至上市等手段嘗試洗清、淡化“莆田系”的印記，並將目光聚焦在了高端的婦產醫院上。他們的收費標準比外資要便宜，多在3萬到6萬之 間，布局上更看重成都、昆明這樣的“新一線”城市。

“在不同的城市，私立產子醫院的比例會不同。純高端的產子業務(總費用10萬以上)在整個市場體量中大約只占了1%-3%的比例，但是中高端(3萬~8萬)的比例就會高，在不同的城市占據10%-20%不等的份額。事實上，這個份額還在不斷增加，簡單來說它是隨著中產階層人群的變化而變動的。”段濤院長對記者表示。

“除了二孩政策的放開加大了孕產婦的數量外，在中國產婦年齡也正在增加，三四十歲的孕產婦開始增多，而這些人往往比初產媽媽更註重環境和服務。”盤仲瑩告知記者，在最近幾年北京和睦家的營業額每年都可以增長百分之十幾、二十，而服務人群也從過去的“純老外”變為了國人、外籍人士一半一半的局面。

中高端的消費群體從來都是商家不願放過的重要戰場，母嬰更是如此。以上海為例，目前上海共有17個區縣，按照衛生局的區域衛生規劃，民營資本、社會資 本可以開產科的，一個區里面新增的牌照數量為兩個，而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這些牌照都已經差不多悉數派發完畢，這也意味著，在未來的1-2年 里，上海社會資本開的產科醫院將會有20-30家，競爭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後，每年新增人口將達到2000萬，較之前增加了兩三百萬人。而在城市選擇生育二胎的家庭，消費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我們面向的正是這樣的中高端家庭，他們為了獲得更好的服務，願意為生孩子花費幾萬元甚至十幾萬元。”歸屬於莆田系的安琪兒婦產醫院創始人卓朝陽如此解釋自己進軍中高端婦產醫院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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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複星醫藥看中的是和睦家對於集團縱向產業鏈的導流拓展，那麽莆田系則把重點放在了橫向的服務拓展上：月子會所、康複中心、美容機構，這些成本不高但高利潤率的相關項目都被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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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的一家公立醫院上班，其實上班環境還可以，工資待遇也不低，作為中級職稱的醫生我每年的工資加獎金可以到30萬，事實上，私立醫院給我開出的薪酬也與這差不多。”

一張圖看懂誰在掘金私立產子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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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特寫】一位政府平臺公司“財務管家”的融資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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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張菲菲 2015-11-17 18:17:00

財務是核心命脈，是企業的血液。“其實多數公司不是死在利率上，而是死在現金流的斷裂上，哪個財務公司總監將現金流控制好了，這個公司就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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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公投專題】英國如果脫歐了 倫敦房產還能買嗎

6月23日的脫歐公投近在眼前，無論是去是留，都將對英國的經濟、與主要貿易夥伴及世界各國間的關系造成重大的影響，而英國作為中國買家的海外購房熱門國家，其房地產也引起了國內買家的關註。

仲量聯行數據顯示，英國房地產市場已經在過去幾個月經歷了不穩定的波動，其投資規模在第一季度有回落，整個英國相較2015年第一季度降低了31%，倫敦地區降低了11%。

在房地產投資減少的同時，個人投資者也開始觀望英國樓市，由於從去年開始英國房價的下跌，國內買家投資英國熱情開始下滑。多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指出，如果英國脫歐，倫敦乃至英國房價還將出現下跌，如果英國沒有脫歐，倫敦房價可能會出現穩定上漲，並進一步釋放成交量。

目前國人投資英國主要有三個目的，投資、移民、留學。

居外網的英國負責人Bernie Morris表示，由於很多中國人在英國買房是因為孩子留學，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對長期投資不敏感，如果英國經濟受到影響，盡管學生人數不會因此減少，中國家長購房熱情肯定會有所下調。

但是不可否認，無論是機構投資者還是個人賣家，持觀望態度的人群的增多。

據居外網的調查顯示，411名受訪的中國房地產專業人士和投資者中，51%的人表示英國6月23日的公投使他們暫停了交易。

另據英國央行的數據，今年第一季商業地產交易量減少40%，許多買家和賣家在觀望公投結果，以防公投決定退歐損及地產價格。

“我本來考慮過海外配置，英國也曾是考慮的國家，但由於英國的脫歐事件還在發酵，我後來就把資產配置考慮到了新加坡。”一位國內投資者張文(化名)告訴記者。

事實上，中國投資者是購買英國房地產的最大外國群體之一，尤其是在倫敦和曼徹斯。

Bernie Morris表示，沒有人知道英國退歐的真實影響，這讓中國買家只能觀望或者選擇別的地方。

戴德梁行對全球企業不動產持股6500億美元以上並且在英國乃至歐洲都非常活躍的歐洲境外投資者進行了調查，超過半數的調查對象表示，“英國退歐”使其暫停在英國的投資。另有20%的調查對象表示由於來自其它某些更大市場的影響，他們也暫停了在英國的投資活動。而好消息是，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調查對象仍然準備購入資產。

如果英國退出歐盟，超出三分之二的投資者表示他們會減少其在英國的投資，而將近三分之一(31%)的投資者認為，他們會加大在英國的投資。倉促退出英國市場是不理智的。僅有12%的投資者表示如果英國退出歐盟，他們將於今年或者明年拋售掉所有資產。另外四分之一的投資者表示可能會觀察一段時間之後再拋售。超的投資。雖然這對歐洲市場短期發展來看並不是好消息，不過房地產市場仍然是一大亮點。

記者采訪獲悉，英國退歐將會導致投資市場低迷，但是市場低迷的背後仍有許多支撐因素。一些投資者尋求增持資產，同時英鎊可能進一步貶值，這些都可能會增加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投機資本的流動。

英國當地業內人士範慧勇告訴記者：“如果脫離歐洲，英國房價可能會出現5%-15%的跌幅，同時英鎊可能會出現5%-20%的跌幅，那麽對於持有人民幣的中國買家而言，房價相當於有10%-35%的跌幅。而很多機構也估計英鎊的疲軟可能要持續半年，而房價的疲軟最快也要到明年4月才能恢複，因此這里面不乏有抄底的好時機。”

範慧勇進一步指出，由於倫敦市場的供應依舊是供不應求的局面，目前每年倫敦的新增房源大概在3萬套，而市場需求至少是5萬套。目前倫敦的常住人口不到800萬，而每年新增人口在20萬-30萬，這些新增人口都是中高收入的青壯年。而短期內，我們並未看到平衡的供求關系，因此倫敦房價基本面是非常良好的。

戴德梁行大中華區海外投資部主管範桂娟告訴記者：“相比於商業地產市場，退歐對英國住宅市場的負面影響將更為有限。目前英國住宅市場規模是其商業地產市場的近6倍，而其中機構投資者持有份額僅為0.4%左右，其余均為家庭自住、個人投資者購買出租、以及政府持有的廉租住房。這使得英國住宅對金融市場的波動敏感度更低，資產價值更為穩健。”

事實上，由於英國房價極大可能出現下跌，因此很多市場人士也認為今年不乏是一個投資的風口，抄底英國樓市也是不錯的選擇。

【脫歐公投專題】80億歐元損失實在傷不起 跨國車企Say No！

新華社消息，日產汽車公司表示，將起訴英國“脫歐”陣營，原因是其未經許可在“脫歐”宣傳單上使用日產公司的標誌。該宣傳單上寫到，“大公司都表示，不管公投結果如何，他們都將留在英國。”日產英國公司發言人戴維·傑克遜說：“‘脫歐’陣營在宣傳材料中使用日產公司名稱和標誌嚴重歪曲了我們2016年2月23日公開發表和廣泛傳播的立場。”事實上，包括日產在內的汽車制造商都支持英國留在歐盟。

在全球20家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中，有18家已經在英國有生產和投資，80%左右英國產的汽車都用於出口，其中近60%出口至歐盟國家，一旦英國脫歐，上述制造商或將面臨10%的高關稅，而英國的汽車業也將遭遇創傷。

汽車業盈利損失或達80億歐元

汽車制造商們支持英國留在歐盟最關鍵的原因，是不知道一旦退歐，英國和歐盟之間能夠達成怎樣的貿易協定，以及這是否會影響關稅。包括豐田、勞斯萊斯、賓利、捷豹路虎以及福特等車企在此之前都公開發聲，表示不希望英國退出歐盟。

寶馬集團CEO克魯格早在3月的日內瓦車展就上表示，“英國退歐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現在還無法估量，然而寶馬在英國擁有MINI和勞斯萊斯品牌，並建立了發動機工廠。英國與歐盟之間能否達成貿易協定以及達成怎樣的協定對寶馬集團來說至關重要。” 日產汽車CEO卡洛斯·戈恩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從企業層面來講，我們當然傾向於英國繼續留在歐盟，這對於促進就業、增加貿易往來以及企業削減成本而言都是最合理的選擇。對我們來講，穩定要遠比未知的風險要好得多。” 日產在英國東北部擁有一座大型工廠，用於制造日產和英菲尼迪品牌汽車。

而在給員工的一封公開信中，豐田英國公司的總經理寺本茂(音)甚至發出警告說，離開歐盟將使汽車增加10%的關稅，迫使公司削減成本或提高售價，影響銷量。豐田在英國設有兩條生產線，雇用超過3400人。豐田在英國產汽車有90%用於出口，其中75%左右出口至歐盟客戶。

在英國本土制造的跨國車企們不願意英國脫離歐盟，英國汽車制造商和貿易商協會(SMMT)CEO邁克·霍斯也公開表示：“歐盟市場準入、商品及勞動力自由流動、歐洲的貿易政策和行業規定，這些從根本上來說對英國汽車業是至關重要的。”簡而言之，如果脫離歐盟引起貿易規定的變化，也將對英國汽車業帶來不利影響。

英國是歐洲第二大汽車銷售市場以及第三大汽車制造國。近年來，英國汽車業複蘇勢頭強勁，出口占總產量的80%左右，近60%都是出口到歐洲市場。一旦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協定由零關稅變成10%的關稅，英國汽車出口必將受挫。甚至會進一步影響就業和GDP水平。來自SMMT的數據顯示，僅汽車工業為英國提供的工作崗位就有70萬個，創造的產值占到英國GDP的3%。ISI Evercore駐倫敦分析師師阿恩特·埃林霍斯特(Arndt Ellinghorst)認為，脫歐或將使英國汽車產業為此蒙受超過80億歐元的盈利損失。

明年新車註冊量或下降近15%

雖然車企對英國脫歐大多持“反對”意見，但源於本土的公司以及已有投資計劃的公司幾乎都不打算變更現有的投資計劃，部分企業表示未來的發展策略需要等待該國與歐盟其他國家達成的包括貿易在內的協議。

賓利全球營銷及銷售負責人羅凱文(KevinRose)指出，“不管結果如何(指英國脫歐)，我們將按照既定計劃去執行，並繼續實施之前公布的投資項目。”歐寶CEO倪凱銘(Karl-ThomasNeumann)此前在接收媒體采訪稱，該公司去年已經關閉了德國波鴻(Bochum)工廠，但並沒有關閉英國工廠或撤離英國市場的打算。“如果英國退出歐盟，我們的業務依然會保留，投資也會繼續。” 在此之前，日產也宣投資3700萬英鎊(約合5,880萬美元)在其英國桑德蘭(Sunderland)工廠新增一條沖壓生產線，為投產下一代Juke SUV做準備。

英國是捷豹路虎的“老家”。捷豹路虎CEO施韋德(RalphSpeth)此前稱，“現在談英國脫歐為時尚早，我們不清楚政府今後會做出何種決定，目前只能靜觀其變，但我們依然會選擇留在英國。”不過，也有數據顯示，2015財年內，捷豹路虎集團在英國本土的索利赫爾、利物浦、伯明翰工廠制造了超過50萬臺新車，大部分用於全球出口。如果按照10%的出口稅率，對於捷豹路虎來說，這將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中國車企方面，目前長安、上汽以及吉利都在英國本土投資有研發中心或工廠，而上汽集團旗下上汽大通也在宣布已正式登陸英國市場。不過，相較於跨國車企，脫歐事件對上述中國本土車企來說影響不大。上汽大通公關總監楊洪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上汽大通在英國的總代理商是愛爾蘭的一家經銷商，加之上汽大通的出口車型本身都是本土生產、整車出口，已經產生有關稅，所以脫歐對其業務發展幾乎沒什麽影響。

英國脫歐的公投即將開始，雖然目前並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這種不確定性已經給英國本土的汽車產業帶來一些波動。阿恩特·埃林霍斯特預計，明年英國新車註冊量將下降14.4%，西歐地區的汽車產量則將下降2.5%。

【脫歐公投專題】脫歐沖擊航空業：還能買到便宜的機票嗎？

隨著英國脫歐公投日期的臨近，脫還是不脫對航空業的影響，也吸引了全球航空公司和相關制造商的目光。

鑒於倫敦是國際旅客進入歐洲的最大門戶，如果英國退出歐盟，其引發的風暴也將是全方位的。

航權談判的變數

如果英國脫歐，首先擔憂的當屬主運營基地在英國的航空公司了。

根據“單一歐洲天空”立法，位於歐盟境內的任何航空公司都有權在歐洲內部自由運營航班服務，而如果英國脫歐公投獲得通過，包括英國航空（主運營基地位於倫敦）、易捷航空（主運營基地位於盧頓）、維珍航空等都將不得不與歐盟重新進行雙邊協定談判，以便繼續運營飛歐洲航班。

據歐盟委員會估計，歐盟單一航空市場讓飛機票價降低了40%。去年有超過1200萬英國人在西班牙度假，其中大多數選擇了廉價航空。

上個月，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倫敦北部盧頓的易捷航空公司總部發表講話時就預計，如果公投中選擇脫離歐盟，英國家庭去歐洲其他國家的旅行花費平均水平將會上升。

維珍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理查德•布蘭森也表示，英國脫歐很可能迫使包括維珍在內的多家以倫敦的機場為基地的航空公司開啟B計劃，以便將基地轉移到歐洲其他城市。

不過，也有國內的航空公司管理層對記者指出，目前，中國到英國的航權分配已經用盡。近幾年，中英、中法、中德之間的雙邊協議隨著歐盟一體化的進程有捆綁談判航權的傾向，而如果英國脫歐，可能還有利於中英航權的增加。

經營壓力增加？

更多的擔心則來自英國脫歐後在英投資的減少帶來的客流削減，以及英鎊貶值帶來的成本增加。

“如果英國退出歐盟，維珍航空的客運需求量將大幅削弱，因為國際企業將會拋棄倫敦，並遷往歐盟其它國家的主要城市。”維珍航空美籍CEO Craig Kreeger就指出，“如果英國脫歐，美國公司會傾向於巴黎和法蘭克福等城市，維珍航空的跨大西洋航班機票預訂量可能會減少；這些航班占到了公司總運力的70%。”

Kreeger認為，目前，對於大多數出差密集型企業來說，比如咨詢、銀行與技術公司，它們可以將倫敦視為整個歐洲的中心。”如果說英國退出歐盟有一個易於理解的風險，那就是這個中心可能會向東轉移到更大的歐洲開放市場中。“

如果英國脫歐，還將導致英鎊進一步貶值，從而增加英國航企的燃油成本，因為這些航空公司主要用美元支付燃油，而燃油成本占到它們總支出的40%。

而對於普通的常旅客來說，英國一旦脫歐，他們在倫敦希思羅機場的安檢體驗可能會比以前複雜的多。

目前在倫敦希思羅機場，歐盟公民可以通過單獨的安檢通道入境，不受任何限制，而如果英國脫歐公投獲得通過，這些旅客可能需要像美國及其它國際旅客一樣在非英國公民安檢通道排隊接受安檢了。

國際制造商的顧慮

坐不住的還有主制造基地位於英國的國際制造商們。

英國的航空發動機制造商羅羅近日就致函全體員工，呼籲支持英國繼續留在歐盟。羅羅公司CEO沃倫·伊斯特表示，如果英國執意在6月23日投票離開歐盟，公司的一項6500萬歐元航空發動機測試廠房投資計劃可能就岌岌可危。

他對英國當地媒體表示：“如果英國仍然是歐洲的一部分，那對我們的員工，我們的客戶和供應商更好，這是因為我們的運營已經與歐洲大陸密不可分。如果英國離開歐盟真的發生，那將使得我們不可避免地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時期，一個我們可能無法應付的不確定未來，尤其是對投資決策來說。”

與羅羅有同樣顧慮的還包括空客公司，其在致旗下1.5萬英國員工的一封信中也表示，英國在自由貿易和員工雇傭方面具有強大優勢，繼續留在歐盟能發揮良好的經濟效益。而如果英國成功脫歐，將導致其投資吸引力下降。

目前，空客公司在法國、德國、西班牙以及英國均有大量生產制造項目。而羅羅公司在世界各地有50000多名員工，其中在歐洲大陸的勞動力占了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