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2014年年报资产质量简读 斯坦福桥皇帝

http://xueqiu.com/8220406949/42685383
大家五一假期好，这几天整理了些数据与大家分享。这次不想过多的说银行股的好话，每个人的投资理念不同，在国内这种不成熟的市场，特别在牛市中，基本面也许并不是最主要的。但同时也希望能够提醒大家，唯一真正的知识是知道自己的无知，世界是由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在暴风雨来临之前，望大家都能全身而退。

表一：
信贷质量情况表

备注：民生银行拨备不足，平安银行信贷风险未来2年可能会集中暴发。

表二：
担保方式分布表

备注：1、平安银行贴现贷款占比1.21%未分保证方式。招商银行贴现贷款占比2.98%未分保证方式。兴业银行贴现贷款占比1.73%未分保证方式。
2、按担保方式不同，一般情况下坏账比率按保证、抵押、信用、质押递减。

表三：
按产品类型划分的贷款结构及贷款质量

备注：1、平安银行信用卡坏账率达2.77%，零售贷款实际为0.95%，综合个人贷款不良率为1.44%。
2、北京银行、宁波银行未统计。

表四：
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情况

备注：1、平安、兴业本年核销及转出均归为本年核销统计。
2、对于损失准备计提不是太清楚的朋友可参考下@那一水的鱼 的文章，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表五：
信贷资产黄金表：

个人认为这张表是最关键的一张，后文将做简单分析。

表六：
银行累计涨幅统计


好了，表格差不多就列到这里，简单解释下表五中的各项数据。
1、不良贷款/逾期贷款：北京、工行、浦发、招行做的比较好，均大于0.5，上次文章中已说过，该比率越接近1，越能体现不良贷款的真实性。而该指标平安仅为0.24。
2、贷款拨备/不良+关注：北京银行非常华丽，达到了1.41；平安银行严重不足，仅为0.44。
3、贷款核销及转出/不良贷款：民生与平安是2014年核销及出售不良资产比例最高的两家银行。

总体来看，除了平安其他银行信贷资产都还算稳健。
我真的不知道邵平行长和他的高层团队去年都做了些什么，营业收入增长40%，净利润增长30%的背后却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我并非危言耸听，也许背靠大平安集团，目前的坏账与潜在风险不算什么。但在其他银行减缓增速，勒紧裤腰带过冬的背景下，平安毫无质量的增速又有何持续性呢？
相反北京银行与宁波银行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代表，让人眼前一亮，同时也在股价上得到了体现。
对于银行有两点与大家分享，仅代表个人观点。
第一，很多人认为随着新三板市场及注册制的实施，企业融资渠道得到拓宽，传统银行信贷业务将受到挤压。其实是狗屁，新三板上市的绝大部分企业如无抵押资产，根本就在银行贷不到钱。
第二，很多人认为银行要创新，比如互联网金融等等。其实也是扯淡。可口可乐公司你让他去卖豆浆，茅台你让他去卖啤酒，会好吗？商业银行这个行业根本上讲就是靠存贷利差赚钱，此外提高非利息收入占比。这个是长期的基调，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黑天鹅事件的不确定因素。

港股中資行季報總結：凈息差收窄與資產質量惡化影響利潤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429

湖北崇陽教育城十年實驗 撤了學校，提了質量，苦了孩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769

崇陽力推當地“最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城，十年來，教育質量明顯提升。

在義務教育法及修訂案中屢次被強調的就近入學原則，在崇陽縣成了一句口號。

十年前，劉文華在鄉下教書；王清平上初三；饒方複在縣城最好的初中當黨支部書記。

十年後，劉文華從鄉鎮進城當老師；王清平因撤校沒有去70公里外的縣城讀書，輟學一年後去江蘇打工；饒方複的書記不好當，天天為招不到學生而發愁。

這一切，都源於湖北崇陽縣的“教育城實驗”。

這項斥資5.2億的教育實驗，自2005年起步，於2009年達到頂峰。全縣初中學校由21所減至14所，完小由115所調至98所。而該實驗從一開始，就在爭議中推進。

在主政者的眼中，撤並合校有利於教育均衡化發展，也促進了當地教育大發展——崇陽縣教育質量過去排不上名次，現在能進鹹寧（下轄一市一區四縣，含崇陽）前三，還帶動了周邊房地產市場繁榮；談及教育城下一步發展，主政者直言提高教學質量是當下最迫切的任務。在山區家長的眼中，最長70公里的上學路，讓孩子和自己想來就害怕。上學、放學，路上不安全；到縣城住宿學習，因開銷大漲而增加了負擔。

爭議中，兩所當年被撤的中學通過家長多年呼籲，最終，“失而複得”。

這是全國很多縣城義務教育發展的縮影。在“就近入學”的教育規律之下，崇陽教育城所帶來的集中化辦學模式究竟有沒有問題？能否複制？

“城市里的農村中學”

教育城占地1200畝，相當於兩個天安門廣場那麽大。十年前，教育城所在的大集村還多是荒山、野草；現在，這里是當地人眼中“最漂亮”的建築群，四條馬路全部命名為“××大道”。

如此龐大的教育城，分三期完成。第一期開始於2005年，建成了一所職業技術高中。這所職高的前身是一當地人與一浙江商人合辦的高中，後來辦不下去了，由縣政府接盤。

第二期開始於2008年，這是教育城發展的高潮。2008年5月，崇陽縣委縣政府以9880萬元將老城關中學拍賣。耗時四個半月、投資1億元，在職高旁邊建起了占地600畝的大集中學。2009年，將桂花、桂口、鹿門、金塘、高梘、華阪、蔡墩、銅鐘、大源等鄉鎮中學及原城關中學撤校，十校合一，組建新的大集中學。入學者全部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生。

2009年教育城三期開工，1.9億建成崇陽新一中。此外，教育城還新辦了一所小學——第二實驗小學。

據公開資料顯示，到2009年9月，全縣初中學校由21所減至14所。完小由115所調整至98所。至此，一所以小學、初中為主的教育城在崇陽縣城里完成布局。

翻閱《崇陽縣教育新區工程建設指揮部工作日誌》，不難發現當時縣委、縣政府領導對教育城的重視。相關領導隔三差五開會部署，強調“大風小事、統一口徑”，“不要相互猜忌，有事跟我講”；為了趕工，“我們‘十一’不放假”。“辛苦要政績，要團結一心”。

全國少見的教育模式，為何全縣總動員？當初又是怎樣謀劃教育這盤棋的？崇陽縣教育局副局長龐雄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上一屆政府的決定。作為貧困縣，崇陽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理所當然。這也是當地“最大的民生工程”。

但當地老百姓並不買賬。坊間流傳的眾多版本中，有說法是政府為了發展房地產。當地最早引進的房地產商是來自江西的凱鴻房地產，據“中國崇陽網”報道，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凱鴻所投資的2.8個億。凱鴻房地產別姓銷售經理證實，當初是崇陽縣政府以稅收優惠等條件吸納他們來的，而所拿地塊就在教育城邊上。目前，教育城周圍在建樓盤達12個。

龐雄軍不同意老百姓的說法。在他看來，教育城帶動周圍房地產發展，是城鎮化發展的自然規律。崇陽縣過去的教育質量排不上名次，因為有了教育城現在已進鹹寧（含崇陽，共有一市一區四縣）前三名。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難以證實。但有一個事實無法回避，當初力推教育城的原崇陽縣委書記程群林“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被調查”。

崇陽縣被譽為“湖北省首批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綜合改革試驗縣”。讓農村孩子大規模進城住宿上學，這在全國也並不多見。目前，這項教育實驗最大的爭議，在義務教育法及後來的修訂案中屢次被強調的“就近入學”義務教育辦學原則，在崇陽縣失去了效力。

“孩子一上車心就橫在那里”

2009年秋季開學，被撤的9所鄉鎮初中搬進了大集中學。加上春季先搬來的原城關中學學生，大集中學在校生近5000人，遠超教育部2010年規定的初中不超2000人。

為了符合國家規定，大集中學將初一、初二、初三分成了三所分校。每一分校有自己的一棟教學樓、宿舍樓和食堂。實際上都在一個大院內。

大集中學剛成立那半年，來自不同鄉鎮和縣城的孩子矛盾不斷，家長們也常聽說學校里有人打群架。金塘鎮陳大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一天他的鄰居接到電話後就急著往縣城趕，原來鄰居的兒子在學校被人捅傷，送到武漢花了19萬醫藥費。

比學生矛盾更難處理的，是十校合一後老師間的相處問題。在大集中學常務副校長羅火林的記憶中，剛合校的頭半年，老師們有些不習慣，也不配合。每次開大會，縣城的老師和原來鄉鎮的老師自動坐成兩個陣營，中間隔著一大塊空地。

比起在學校的不安全，家長們更擔心的是孩子上學、回家路上的不安全。教育城並未配套校車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崇陽公交公司的社會車輛。每到周五下午放學，大集中學操場上停滿了開往各鄉鎮的小型公共汽車。

2015年5月8日下午放學時間，南方周末記者在操場上粗數進校接學生回家的班車，共15輛，是清一色的“縣內班車”小型巴士。面對魚貫而出的各分校學生，各車司機早早下車大聲吆喝，恍如身處縣城車站。

初二學生陳微說，像他這樣距家半小時車程的學生，能在學校坐車實屬幸運。而家住華陂的黃鵬，需要先去距離學校4公里的三角洲轉車。

此時的大集中學門口，還停有不少被學生稱為“黑車”的8人座的面包車，其收費比公車貴，但跑得快。在小商販的吆喝聲中，南方周末記者身旁的一輛“黑車”猛踩油門，呼哧沖上了路。

即使從校內開出的有核載標識的班車，也並不在乎搭乘人數的多少。在開往大源等線路中，後上車的學生沒了座位，全部站在車廂過道上，彼此沒有走動空隙。

崇陽地處鄂南山區，縣內多山路。離縣城最遠的高梘鄉，70公里的路程需要開兩個半小時。其中金塘到高梘路段全是約3米寬的土路，路途隨處可見“彎多路陡”“此處塌方”的安全提示牌。全程時速不超過20公里，最陡的路段，U形的急轉彎連續四五個。

看到電視上播其他地方的校車事故，高梘鄉王大哥捏了一把汗。“孩子一上車，心就橫在那里”。這幾年崇陽雖然沒發生過校車事故，但並不意味著絕對安全。前幾年的“6.23特大交通事故”，一班車翻入20米深的山溝中，死了12人，傷8人。

王大哥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有些班車司機不負責任，把孩子（指的是初中生）放在半路上就返回縣城拉客，第二趟才一起把孩子送回來。如果不撤並學校，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入學而無需乘車，更不用花這筆額外的交通費了。

負擔重了，老師甜，家長疼

劉文華已經習慣了朝六晚九。以前在鄉鎮中學，120個老師管四五百學生；現在教育城，78個老師管1500個學生。即使這樣，劉文華也願意進城。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到的大多數教育城老師都和劉的想法一樣：負擔重了，但心里甜。

落在家長身上的負擔，就不那麽好受。高梘鄉賣菜的廖大姐一直羨慕隔壁開雜貨鋪的王大姐。王的兄弟在縣城安家，孩子有什麽事都有舅舅照應，放心得多。

廖大姐心里總是牽掛剛上初中的孩子。原本每個月只是孩子往返四趟，因為不放心，她每月額外再去縣城看看孩子，但又不能去得太多，因為還要賣菜賺錢。

心理負擔之外，經濟上的負擔更重。

2009年大集中學秋季開學時，崇陽縣教育局局長龍誌凡曾公開向家長承諾：“讀書全免費、生活有補助、交通有補貼、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以解除家長後顧之憂。

該校副校長羅火林兩次向南方周末記者稱學生坐車無需花錢，但據了解，只有少數家住偏遠山區的學生曾有少數時間段坐車不花錢。

“生活有補貼”也並不是人人都有。常年做班主任的李老師見證了補貼比例的逐漸縮減。2009年剛開始的時候補貼最多，現在相比原來的大幅減少，而獲得補貼的人數占總人數不到30%。

大集中學初二學生陳微拿到了這份補貼。“這是用來給我們吃飯的”。學校的食堂里，一頓飯有5塊、有6塊的。在陳微眼里，“6塊的飯菜好很多，尤其肉多了很多”。剔除寒暑假和雙休日等假期，即使吃飯均按“肉少”的5塊算，陳微一年吃飯大約需要2500元，而他獲得的生活補貼不到一半。

查閱《崇陽縣誌》，教育城伊始的2005年，崇陽12個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496元到2999元，均未超過3000元。

撤了，複了，“死而複生”

為了讓孩子們就近入學，減輕負擔，崇陽縣不少鄉村家長開始呼籲，恢複中小學。

2012年，也就是教育城實驗推進七年後，金塘中學“死而複生”。

兩年後，同樣的一幕發生在高梘鄉。到目前為止，當年被撤並入教育城的9所鄉鎮中學，已恢複2所。

一年後，50歲的劉文華被派往金塘中學任教，為期一年。劉文華本來並不在需要重回山區的老師名單里。他之所以選擇去是代替年僅27歲、孩子尚在繈褓的女同事。

劉文華被派去的第一天，他看到院子里幾個學生家長在孩子報完名後並未離開。後來得知，他們是當地家長協會成員，是在觀察新來的老師們。

也就是這家長協會，打通了山區中學失而複得的自救之路。

家長協會會長陳義良介紹，當初金塘鎮、高梘鄉僅有的三所初中悉數被撤。家長們對此意見很大。縣里派出幾十輛班車去挨個接學生進城。只有大源中學暫時被保住了，靠的是家長集體阻攔，甚至鉆到車子下面，那一天，還驚動了縣里的警察。

但這種保住，僅維持了一年。第二年，大源中學“垮了”。

在縣教育局副局長龐雄軍的口中，是因為大源的家長用了一年的時間看到了教育城的好，“沒有采取什麽措施，沒有做什麽工作，家長們就自願把孩子送到了教育城”。

“他們是釜底抽薪啊。”陳義良對此尤為氣憤，大源中學暫時保住的那一年，該校所有老師被調走，只留一些新來實習的大學生，久而久之，學校就這麽被拖垮了。

最偏遠的高梘鄉距縣城70公里。1976年前這里不通公路，生產生活物資全靠肩挑背馱，外運靠汛期紮排沿高梘河、青山河順流至縣城。現在，這里還只有土路。

自從學校被撤走，金塘鎮、高梘鄉義務教育階段的失學率越來越高。學校搬走的那一天，高梘鄉初二的學生王清平就放棄了踏上接他們進教育城的公共汽車。一年後，遠赴江蘇打工。在王的記憶里，他們當時班上不到四十人，有十分之一的同學和她一樣放棄了讀書。

據陳義良了解，因撤並學校，上學路途遠，該鎮義務教育階段失學率最高時達30%。家長付德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所在的組1995年出生了7個孩子，就我女兒讀完了初中，其余6個孩子中學撤並後陸續輟學”。

陳義良們要把學校奪回來的腳步就沒停止過。他們跑去縣里、市里、省里，跑到北京，一級級爭取。

2012年，希望來了！

這一年7月，國家教育部下達了《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每個鄉鎮保留一所以上初中學校，保證學生就近入學。陳義良們拿著國家政策跑得更勤了，也更有底氣了。

迫於壓力，崇陽縣教育局同意恢複金塘中學。原本應有68名初一學生入學的年級，迎來了73名學生。有5名是從教育城大集中學轉來的。原本該讀初三的陳武廣，在金塘中學恢複第一年選擇讀初二，那時還沒有初三年級。

兩年後，高梘中學成功恢複。

曾經在金塘、高梘流傳一首改編自《紅樓夢》的順口溜：“學生悲，離鄉求學幾時歸。家長愁，孩子讀書前途憂。教師喜，工作一步進城里。領導樂，政績輝煌少投入”。

新一輪教育失衡？

教育城的矛盾蔓延，縣城里的學校也同樣慘烈。

桃溪中學黨支部書記饒方複幹了十五年，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要為招不到學生發愁。他的老搭檔校長黃青松已經退休，離開崇陽。黃謝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電話采訪，“離開了那里，對那里的事情不想再說什麽了”。

但黃青松在2010年開學帶著老師做的那件事，在當地仍有回響。

9月初一新生報到，黃青松拿著大喇叭站在了大集中學的校門外：要學生！本該來桃溪中學報到的420名學生中，183人去了大集中學。這件事最終驚動了教育局，教育局讓大集中學副校長羅火林把這183名學生交給黃青松。這些學生是被黃帶回來了，但後來又都回到了大集中學。“學生家長不願意，說義務教育階段，想上哪讀就去哪讀”。

羅火林也很苦惱。每年開學季，他雷打不動地被各學校校長投訴，因為學生都來了大集中學。

擇校引發的教育生態失衡已愈發明顯。在原來的崇陽縣城，城關中學、桃溪中學和天城中學如三駕馬車，在校生均有2000多人，並駕齊驅。現在桃溪中學在校生僅為1200人，天城中學為1800人，近5000人的大集中學成了當地無人抗衡的“航空母艦”。

“我們是不行了，已經開始為招生發愁。”桃溪中學一負責人透露。

天城中學日子也不好過。現在該校被教育局“調整”到了城鄉接合部，招生也成了難題。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曾被另一實行教育城模式的政府“拉去考察”。他清楚地記得一個數字：40%，這是當地可以進教育城讀書的孩子比例。

儲朝暉一直擔心，這是否已經造成新一輪的教育失衡？

在崇陽縣教育局局長龍誌凡看來，教育城頗有優勢，一來整體提升了學校硬件水平，二來可以讓更多的農村孩子進城讀書，享受“優質教學資源”。“想進教育城讀書的學生、家長太多了！”這是該局副局長龐雄軍眼中教育城唯一的劣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此認為，教育城模式是“行政權力對教育的一次綁架”。義務教育要均衡，應該剝離政府的幹預，而不是鞏固加強。“為了證明教育城是對的，政府可能會有很多政策傾斜”，如此發展下去，將會面臨新的教育失衡和生態破壞。

在一輛“高梘—崇陽”的班車旁，一年輕媽媽正在哄繈褓中僅數月大的嬰兒，被問及將來會不會把孩子送到70公里外的教育城上學時，她的頭搖得像撥浪鼓。

新版藥典快來了，中藥質量會變好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2502

假冒偽劣、摻雜使假、非法加工、農藥殘留、重金屬超標，這是中藥行業被曝光質量問題時出現的高頻詞匯。不過，情況或許將得到改觀了。

2015年12月1日，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以下簡稱新版藥典）將正式實施，對於中藥材質量監管將會更加嚴格。10月21日，在上海舉辦的第八屆中醫藥與天然藥物國際大會上，國家藥典委員會中藥處處長石上梅對新版藥典的標準和變化進行了解讀。

石上梅表示，與以往相比，新版藥典在品種收載、檢驗方法完善、檢測限度設定以及質量、安全控制水平上都有了較大提升。她重點介紹了新版藥典在安全性控制方面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針對中藥飲片和藥材在種植、流通、儲藏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因素，加強了對二氧化硫殘留、農藥殘留、重金屬的檢測。特別是在2010年版基礎上，對30個品種的標準中分別增加了二氧化硫殘留、重金屬殘留、農藥殘留、黃曲黴毒素等檢測。

二是檢測指標的設定向國際看齊。在中藥材、中藥飲片重金屬限度控制方面，參考大多數國家藥典中對於鉛、鉻、汞、砷等重金屬殘留標準，新版藥典在重金屬及有害元素的檢測水平上已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三是檢測手段的提高。新版藥典采用了更科學可靠的氣相色譜串聯質譜法和液相串聯質譜法，具有更好的特異性和靈敏度，可以檢測出229種農藥殘留。

“如何保證中藥的質量不輸在源頭上？長期以來，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企業。”中智藥業集團董事局主席賴智填表示，由於生長年限、采摘時間、用藥部位、貯存條件的不同，中藥材的質量相當不穩定。他“吐槽”說，公司曾抽檢過一批來自同一藥材地的57份樣品，只有3份農藥殘留和重金屬達標。

在現行的2010版《中國藥典》中，對農藥殘留並無太多國家標準。藥典只對DDT、六六六和五氯硝基苯三種農藥和黃芪、甘草兩種藥材的農藥殘留設有限制標準。

“如何降低中草藥的潛在風險也是我們非常關心的問題。”歐洲藥典會中藥專家組主席Gerhard Franz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隨著回歸自然理念的興起和健康觀念的變化，中草藥在海外日益受到熱捧，但時常出現的不良反應報道，讓其安全性受到懷疑。

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含馬兜鈴酸的中草藥引起的腎功能損害事件在國內外頻發，多名患者因服用含有關木通的龍膽瀉肝丸導致嚴重腎衰竭。在歐洲，一些服用含有廣防己制劑的患者出現腎損傷，不少國家因此采取了限制中草藥使用的嚴厲措施。

“說不清道不明”的使用劑量和不良反應，讓國產中藥在海外遭到冷遇。迄今為止，國產傳統中藥無一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認證；在歐洲，地奧心血康膠囊是國內唯一一個以藥物身份進入歐盟的植物藥。這意味著，大多數傳統中藥只能作為食品或膳食補充劑進入美國或歐盟市場。

藥典是藥品行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2015版藥典是我國繼1953年第一版藥典頒布以來的第十版藥典。

百度遭36家組織聯名舉報 小米空凈器質量問題嚴重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0115/153793.shtml

政協委員董恒宇：25%土地出讓金用於耕地質量建設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3/4761054.html

政協委員董恒宇：25%土地出讓金用於耕地質量建設

一財網 章軻 2016-03-13 15:55:00

空氣質量優等生的“煩惱”深圳：達標以後做什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167

（CFP/圖）

“首先，祝賀深圳能達標，這也是我們沒敢想的事。北京大概超國家標準一倍多，沒敢想什麽時候達到標準，有人說30年，有人說10年。”3月23日，在深圳人居委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北京市環保局機動車排放管理處處長李昆生“酸溜溜”地向深圳表示祝賀。

所謂“達標”，即PM2.5年平均濃度達到2012年頒布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的二級濃度限值——35微克/立方米。這一標準采納了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準則最寬松的第一階段目標值，與國際標準“低軌”相接。

根據綠色和平發布的排名，2015年，全國366座城市中，293座（占80.1%）未達標。北京的PM2.5年均濃度為80微克/立方米，距離達標有點遠。

當眾多城市還在為空氣質量達標“頭疼”時，已經達標的“優等生”們要做什麽？近日，連續兩年達標的深圳喊響了主動提標的口號，擬定了充滿雄心的方案，並請來各路專家論證一個命題：到2020年，深圳的PM2.5年均濃度能否降到25微克/立方米，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

深圳打算怎麽做？

2014年，深圳第一次達標，PM2.5年均濃度為34微克/立方米，2015年為29.8微克/立方米。

深圳市大氣汙染在2004年左右達到高峰，當時全市一年中有187個灰霾天。經過10年多的治理，2015年灰霾天數為35天，基本回到1990年代初期水平。為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深圳市人居委提出在8大領域開展治汙新措施，包括機動車、港口船舶、非道路移動機械、揮發性有機物源、揚塵源、工業源、餐飲源頭，以及區域聯防聯控。

排在第一位的是機動車汙染防治措施，以柴油車汙染控制為重點，實施柴油車總量控制、對高排放車輛限行、發展清潔能源汽車等。目前，深圳PM2.5的首要汙染源是機動車尾氣，占比為41%，其次為工業VOC轉化、揚塵、遠洋輪船、燃煤電廠等。

“全國這麽大的國土面積，如果統一用一個標準來衡量，有的地區可能用比較長的時間才能達標。但有的地區從2013年就達標了，如果還用原來的標準，推動作用就變弱了。深圳率先提出達標以後還要持續改進，往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的目標走，這體現了引領的精神。”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為深圳的覺悟點贊。

2015年，全國已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的城市有21個，多分布在人口壓力相對較小的西南地區和氣象條件較好的海南省。

專家論證：能行嗎？

研討會上，多位專家稱贊深圳的方案“非常全面”“非常有雄心”。但是，這些措施能落地嗎？五年內達到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是否樂觀？

李昆生認為，方案中與機動車相關的部分“非常強硬”。但作為“過來人”，他比照北京，對一些具體措施提出了異議。例如深圳計劃逐步推動柴油車安裝DPF（柴油顆粒過濾器），“2008年奧運會我們強制8000多輛重型貨車裝DPF，最後有人把我們告到法庭上，投訴的特別多，有車輛著火。因為中國再用車車況非常不好，改造的風險非常大。”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張遠航建議，要深化珠三角、粵港澳的區域聯防聯控。深圳目前的方案以本地控制為主，但從深圳市PM2.5來源解析來看，汙染物50%-60%來自區域貢獻。

“廣東省環保廳的同誌今天也在……光深圳孤軍往前走很難，區域聯防聯控越到清潔階段越重要，這件事，是不是珠三角地區可以再強化一下？” 郝吉明也借機呼籲。

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提醒，空氣質量除了減排，還取決於氣象條件。“這幾年，珠三角總體處於對大氣汙染擴散比較有利的氣象條件。如果遇到比較不利的氣象條件，怎麽應對，這可能是未來五年要特別關註的問題。”

前加州空氣資源局執行局長Catherine Witherspoon介紹了控制柴油車的加州經驗：加州每年花費5億美元在改造柴油車的補貼上。“有了補貼措施，（柴油車）擁有者會自己決定最經濟的方式是什麽。”美國睿博能源智庫首席專家Christopher James註意到深圳方案聚焦於末端治理，“如果看源頭，還可以采取更快、更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

環保部表態：支持！

深圳市人居委大氣辦主任盧旭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與世衛組織第二階段目標對標，是深圳主動提出來的，為了自我加壓，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

研討會現場，環保部大氣司副司長汪鍵表態：肯定支持深圳的更高要求，也會積極配合珠三角的區域協作機制。

事實上，面對當前全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多地方在治霾時會考慮到對經濟的影響。而深圳是首個實現PM2.5空氣質量達標的千萬級人口的特大城市，2006-2014年PM2.5年均濃度以平均3微克/立方米的速度下降，同時保持了高於全國的GDP增速。環保部門意欲將深圳打造成既抓得好經濟、又治得好空氣的“模範生”。

3月24日，在環保部宣教中心和清潔空氣創新中心聯合主辦的“創藍”清潔空氣媒體研討會上，《藍天、低碳和經濟的多贏：深圳經驗》報告發布。報告稱，深圳經驗表明，實現多贏需要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配合積極的大氣汙染防治措施，綜合管控固定源和移動源；通過不斷強化的政策措施，空氣質量可以在十年左右得到明顯改善。

雖然積極支持深圳提出新目標，但汪鍵認為，目標實現的難度非常大。“措施從環保角度提得非常多，但大氣汙染的改善和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產業布局有關，包括後續監管，涉及到很多部門。大氣十條是發改、財政、工信、交通、環保這些部門全程在一起協作編制的。（深圳）這樣一個高難度的目標，僅僅環保一家是不夠的。”

聯合國環境大會：北京改善空氣質量經驗值得分享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165.html

正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召開的第二屆聯合國環境大會24日發布《北京空氣汙染治理歷程：1998-2013年》評估報告，認為北京大氣汙染治理措施效果顯著。

據北京市環境保護宣傳中心微信公號“京環之聲”介紹，這是第二屆全球環境大會(UNEA2)的首次重要發布會，也是UNEP首次發布城市層面的汙染治理報告。

“在巨大的挑戰面前，北京在保持高速增長的情形下成功地實現了空氣質量的改善，北京的經驗絕對值得與其它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城市分享。”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納說。

報告說，1998-2013年，北京持續采取的大氣汙染治理措施對改善北京市的空氣質量發揮了積極作用。監測數據顯示，15年間，北京常住人口增長了70%，機動車保有量增長了303%，能源消費總量增長了77%，同時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的年均濃度分別下降了78%、24%和43%，初步形成了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的局面，為全球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創造了值得借鑒的經驗。

《北京空氣汙染治理歷程：1998-2013年》評估項目由UNEP主導，聘請國際和國內專家團隊歷時兩年多完成。報告介紹，1998年以來，北京針對逐漸形成的“煤煙-機動車”混合型複合汙染問題實施的燃煤和機動車汙染治理措施，對北京的空氣質量改善發揮了積極作用。

報告說，北京市一氧化碳(CO)和二氧化硫(SO2)的年均濃度已經能夠穩定達到現行中國國家標準(NAAQS)規定的濃度限值4mg/m³和60µg/m³，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顆粒物(PM10)的年均濃度也已接近中國國家標準(NAAQS)規定的濃度限值40µg/m3和70µg/m³。

但報告同時表示，“然而，可吸入顆粒物(PM10)和細顆粒物(PM2.5)要達到中國國家標準限值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導值，獲得更大的健康效益，還需要更多努力。”

參與此次評估的中方主要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教授在發布會上介紹，從1998年以來的各種汙染物的監測數據和科研數據來看，北京的空氣質量確實得到了持續的改善，這說明北京治理大氣汙染的各項政策、科技、經濟、法律等綜合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

報告介紹，自1998年以來，北京市將優化能源結構作為治理城市空氣汙染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實施更加嚴格的燃煤鍋爐汙染物排放標準、為燃煤設施的置換和改造提供財政補貼、強制推廣低硫煤、加快發展天然氣及電力等清潔能源等措施，實現了能源結構質的飛躍。15年間，北京燃煤使用總量極其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燃煤占全市能源消費的比重由1998年的54%下降到2012年的25%;天然氣、電力等優質能源的比重則由19%提高到了44%。

在燃煤源汙染治理方面，報告介紹，2013年與1998年相比，通過對燃煤電廠實施嚴格的末端治理，減少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別為1.45萬噸、2.37萬噸、4.50萬噸和3.09萬噸;通過對采暖和工業用燃煤鍋爐實施三個階段的綜合治理，減少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別為1.43萬噸、2.4萬噸、13.6萬噸和4.87萬噸;通過對核心區老舊平房采暖實施兩個階段的“煤改電”工程，減少細顆粒物(PM2.5)、可吸入顆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排放量分別為630噸、870噸、2070噸和790噸。

1998年以來，針對機動車汙染排放問題，北京市一直采取綜合性的治理措施，逐漸形成了全國領先的“車-油-路”一體化的城市機動車排放綜合防治體系，包括新車排放管理、在用車監管、油品質量改善、推廣清潔能源與新能源車、交通管控與經濟措施，包括鼓勵老舊車淘汰的經濟激勵措施等方式，取得了極大的減排效益。

監測數據顯示，與1998年相比，2013年機動車排放的一氧化碳(CO)、總碳氫化合物(THC)、氮氧化物(NOx)和細顆粒物(PM2.5)分別消減了95.0萬噸、10.3萬噸、4.31萬噸和0.49萬噸，減排率分別為76%、72%、40%和70%。

與1998年相比，2013年北京輕型汽油車一氧化碳(CO)、總碳氫化合物(THC)和氮氧化物(NOx)車隊平均排放因子下降了93%-94%，年均減排率超過15%。鑒於當前北京輕型汽油車的汙染物排放水平已與歐美國家基本接近，可以說北京在控制輕型汽油車汙染排放、改善汙染物排放因子上成功借鑒國外經驗，並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對於重型柴油車，2013年重型公交車和重型貨車的細顆粒物(PM2.5)車隊平均排放因子比1998年下降了85%-90%，年均減排率也接近14%;但在重型柴油車氮氧化物(NOx)的道路排放控制方面仍然存在較大的壓力。

參與此次評估的美國汽車尾氣控制專家邁克沃什(Michael Walsh)表示，北京為解決機動車汙染問題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改善油品、提高車輛排放標準、加快老舊機動車淘汰等，這些措施產生了很好的減排效益，促進了空氣質量的改善，也在中國其他城市得到推廣和借鑒，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比較領先的。

報告介紹，從北京經驗來看，制定綜合的戰略措施是減少大氣汙染物排放的關鍵。這些綜合的措施包括立法、行政管理、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手段，重點針對能源消費、機動車排放、工業汙染、施工揚塵等汙染源，並通過系統的監測和信息報告對工作進展及成就加以監測和發布。同時，減排措施實現的汙染物減排量對於降低城市環境空氣中的汙染物濃度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保持高速增長的情形下成功地實現了空氣質量的改善。攝影/章軻

 

 

國家海洋局：實現海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5556.html

國家海洋局局長王宏在世界海洋日(6月8日)到來之際表示，必須妥善處理好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實現海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王宏說，健康的海洋是確保海洋事業科學發展的基礎，也是建設海洋強國的應有之義。

我國是海洋大國，岸線漫長，港灣、島嶼眾多，資源豐富，管轄海域遼闊。海洋所蘊藏的巨大潛在資源和能力，是我國實現發展崛起的重要物質條件，是解決當前資源環境問題的主要出路，也是實現未來更大發展的戰略新空間。

國家海洋局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海洋事業發展迅速，海洋開發對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據《2015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2015年全國海洋生產總值64669億元，比上年增長7.0%，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6%。

但海洋事業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經濟規模偏小、資源開發利用程度不高、發展方式比較粗放、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等矛盾和問題。

特別是一些地方過度、盲目、無序的海洋開發，以及對海洋資源的掠奪式占有，造成近海漁業資源枯竭、海洋環境汙染、物種銳減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制約了海洋經濟的健康發展，影響了海域的綜合開發效益，已成為沿海地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瓶頸。

據《2015年中國海洋環境狀況公報》，我國近岸局部海域汙染依然嚴重。河流排海汙染物總量居高不下，枯水期、豐水期和平水期，77條河流入海監測斷面水質劣於第V類地表水水質標準的比例分別為58%、56%和45%。陸源入海排汙口達標率為50%。監測的河口、海灣、珊瑚礁等生態系統86%處於亞健康和不健康狀態。綠潮災害影響面積較上年有所增加。渤海、黃海和東海局部濱海地區海水入侵和土壤鹽漬化加重，砂質海岸和粉砂淤泥質海岸侵蝕嚴重。

“建設海洋強國，當前突出的瓶頸制約是資源環境，突出的短板也是資源環境。”王宏說，必須妥善處理好沿海經濟社會發展和海洋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做好生態環境保護的頂層設計，加強對海洋資源開發利用的宏觀把握，實現海洋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

王宏表示，“十三五”將建立和完善基於生態系統的規劃、制度、監督評價、試點示範等海洋綜合管理體系，統籌海洋開發與保護，實現人海和諧。強化體制機制創新，構建有利於推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的長效機制，推進集約節約用海，建立健全海洋生態紅線等制度規範。強化技術創新，大力發展海洋環保新技術，積極培育綠色、循環、低碳的海洋新興產業。

同時，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明確不同海洋區域的主體功能定位，破解海洋產業結構不合理、區域布局同質化、部分產業產能過剩的難題。將“生態﹢”思想貫穿海洋管理各方面，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加強與相關國家和地區在海洋生態修複、海洋垃圾治理、海洋防災減災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王宏表示，“十三五”將加強海洋生態環境保護的基本公共服務，興建海洋公園、治理海洋垃圾、打造親水岸線，讓人民群眾享受到海洋的美麗。充分調動公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教育和科普活動，使愛海護海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動。

海洋所蘊藏的巨大潛在資源和能力，是我國實現發展崛起的重要物質條件。攝影/章軻

2015環境公報：近八成地級以上城市空氣質量超標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2203.html

《2015中國環境狀況公報》2日上午由環境保護部發布。公報顯示，2015年全國城市空氣質量總體趨好，首批實施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比2014年下降14.1%。

在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73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達標，占21.6%;265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超標，占78.4%。480個城市(區、縣)開展了降水監測，酸雨城市比例為22.5%，酸雨頻率平均為14.0%，酸雨類型總體仍為硫酸型，酸雨汙染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雲貴高原以東地區。

公報顯示，2015年，全國423條主要河流、62座重點湖泊(水庫)的967個國控地表水監測斷面(點位)開展了水質監測，Ⅰ～Ⅲ類、Ⅳ～Ⅴ類、劣Ⅴ類水質斷面分別占64.5%、26.7%、8.8%。

以地下水含水系統為單元，潛水為主的淺層地下水和以承壓水為主的中深層地下水為監測對象的5118個地下水水質監測點中，水質為優良級的監測點比例為9.1%，良好級的監測點比例為25.0%，較好級的監測點比例為4.6%，較差級的監測點比例為42.5%，極差級的監測點比例為18.8%。

338個地級以上城市開展了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水質監測，取水總量為355.43億噸，達標取水量為345.06億噸，占97.1%。

公報顯示，2015年，冬季、春季、夏季和秋季，劣四類海水海域面積分別占中國管轄海域面積的2.2%、1.7%、1.3%和2.1%。汙染海域主要分布在遼東灣、渤海灣、萊州灣、江蘇沿岸、長江口、杭州灣、浙江沿岸、珠江口等近岸海域。

全國308個開展功能區聲環境監測的地級以上城市晝間監測點次達標率平均為92.4%，比2014年上升1.1個百分點;夜間監測點次達標率平均為74.3%，比2014年上升2.5個百分點。各類城市功能區聲環境質量晝間達標率均高於夜間。

全國環境電離輻射水平處於本底漲落範圍內，環境電磁輻射水平低於國家規定的相應限值。

公報顯示，2015年，截至2015年底，全國共建立各種類型、不同級別的自然保護區2740個，總面積約14703萬公頃。其中陸地面積約14247萬公頃，占全國陸地面積的14.8%。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28個，面積9649萬公頃。

目前，全國現有森林面積2.08億公頃，森林覆蓋率21.63%，活立木總蓄積164.33億立方米。草原面積近4億公頃，約占國土面積的41.7%。

公報顯示，2015年，全國有30個省(區、市)遭受洪澇災害，與常年相比，因災死亡人口減少76%，為歷史最低;受災人口、受災面積、倒塌房屋分別減少46%、45%、85%。全國旱情總體偏輕，全年耕地受旱面積、人畜飲水困難數量均較常年同期明顯偏少;與常年相比，作物受災面積、因旱糧食損失、因旱飲水困難人數分別減少52%、51%、65%。

受厄爾尼諾的影響，2015年入春以來，森林火險等級持續居高不下;進入夏季，北方重點林區雷擊火一度急劇高發;入秋，南方地區降水持續偏多;入冬，北方氣溫偏高，冷空氣活動頻次少、強度弱。預計，本次超強厄爾尼諾將繼續衰減，但對氣候的影響仍將持續。

《2015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由環境保護部會同國土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統計局、國家林業局、中國地震局、中國氣象局、國家能源局和國家海洋局等主管部門共同編制完成，是反映中國2015年環境狀況的公開年度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