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兩大方案將出爐 國資委職能將生變

國企改革兩大方案將出爐 國資委職能將生變

經濟觀察報 馮慶艷 劉暢 2015-05-09 09:52: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透露，目前有關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的國企改革方案，已幾乎征得了各方意見，應該很快就會出臺了，央企分類方案也快出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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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要求央企三年內虧損減少50%

7月8日，據《經濟參考報》消息，為貫徹穩增長和促改革要求，國資委繼前期部署中央企業開展增收節支工作後，近日印發《關於中央企業開展虧損企業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央企力爭用3年左右時間使虧損企業虧損額減少50%，虧損面顯著下降。

國家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5月，中央企業實現營業總收入為106631.1億元，同比下降7.4%，實現利潤6831.6億元，同比下降5%。

據悉，央企半數資產集中在能源、基礎原材料領域，效益下滑幅度較大，雖然經濟效益降幅持續收窄，但實現上半年目標仍存在較大缺口。

投融資情況不樂觀和宏觀數據不景氣也為央企經營困難蒙上陰影。今年前5個月央企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4.3%，降幅比去年擴大0.6個百分點；融資成本快速增長，1-5月累計利息支出2474億元，同比增長9.6%。多家研究機構預計，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將會繼續回落。

據悉，央企經營困難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薪酬。6月2日，國資委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中央企業增收節支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其中規定：嚴格落實工資總額和效益掛鉤機制，企業工資總額增幅不得超過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業工資總額必須下降。

據南方周末網早前報道，針對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改革方案於1月正式實施，改革後央企負責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任期激勵收入三部分構成，其薪酬水平將不超過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7到8倍，最高降幅可達百萬。

對此，中石化稱對管理層進行降薪，但不觸及一線員工。而神華集團則承認，今年按工資總額10%下調員工收入，以渡經營難關。此前也傳出建行已開始實施全體員工5321降薪計劃，即：高管降薪50%，中層幹部降薪30%，處長降薪20%，員工降薪10%。

對此，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對中國新聞網表示，對央企而言，這次央企降薪直接原因是經營上暫時的困難，過去，央企人的收入與業績關聯性差，甚至無關聯，這種情況在今後會越來越少。薪酬多少，必須看業績好壞：不能“旱澇保收”，更不能“窮廟富方丈”。

重塑國資委

中國龐大的國有資產該如何管理，長久以來存在著針鋒相對的兩條路線圖。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的正式出臺，讓這一問題重新成為萬眾焦點。國資委何去何從，則是其中核心所在。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正式出臺。

這份文件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重啟國企改革之後，關於國企改革“1+N”頂層設計中的“1”——一份統領性的國企改革路線圖。其配套的“N”——關於國資管理體制、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央企分類和重組等文件，還將陸續出臺。

長達8章、30節、1萬多字的指導意見中，最引人關註的焦點之一是，以國資委為核心的國資管理體制將何去何從。

“婆婆”與“老板”之變

指導意見專辟一章述及如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國資委雙重職能的調整與弱化，備受關註。

中國的國有資產有兩套管理體制，其中金融與文化類企業國有資產由財政部履行出資人職責，實業類國有資產則由2003年成立的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

指導意見將改革範圍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的“國有資本”，縮小到了“國有企業”，暗指改革暫不會波及金融與文化類國資，而限於國資委系統。“因為國資的牽涉面太廣了，不好提，不同意見和觀點比較多。”一位接近國資委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兩套國資管理體制大相徑庭。財政部主要通過匯金公司來管理金融國資，其體制接近於新加坡淡馬錫模式；而國資委則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方式直接監管國企，如中央級國資委直接監管112家央企，地方國企則由地方國資委監管。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資改革做出“管資本”和“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部署後，不少人解讀是實業類國資將複制匯金模式，而國資委淡出。不過，國資委似乎並不這樣認為。

各界對國資委系統的主要質疑，集中在其既當國企的“老板”（出資人）又當“婆婆”（監管者）的角色沖突，和其行政化的管理風格。

本次指導意見專辟一章（1400余字）述及如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國資委雙重職能的調整與弱化，備受關註。

指導意見以“管資本為主”為基調，做了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等四項改革部署。

其中對於國資委的“婆婆”（監管者）職能，指導意見要求，“將依法應由企業自主經營決策的事項歸位於企業”，“將配合承擔的公共管理職能歸位於相關政府部門和單位”，“改變行政化管理方式”。

換句話說，國資委不再對國企用行政化方式過多監管。其他部委的公共管理職能也不再通過國資委這個“統一出口”行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對文件的解讀是，國資委將回歸真正的出資人身份，其監管職能將分配給紀檢、反貪、食品安全等部門。

在“老板”（出資人職責）角色上，指導意見明確，將由獲得國資委授權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對國有資本履行出資人職責，對所出資企業行使股東職責。同時，“開展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

也就是說，在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加入一級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出資人代表，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今後國資委不再直接對所監管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

由於指導意見只是一份綱要性文件，還有諸多細節需等待後續文件的出臺才能見分曉，比如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究竟如何設立，其與國資委和財政部等部委之間的關系如何安排，上述“直接授權”的試點範圍劃定等，目前均未可知。

兩條路線圖

財政部方案將法定的國資委三項出資人職責一一分解轉移，監管者職能也大大弱化。

指導意見出臺後，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公開撰文指出，“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總體上不是淡馬錫模式，也不是三層框架。“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淡馬錫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改建或組建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並不是新增一個中間管理層級，而只是一個國有資本運作平臺企業，這些公司依然是由國資監管機構（國資委）直接監管，所以還是兩層架構。

他還認為，出資人代表職能與監管職能內在統一、不可分割，“出資人代表天然擁有監管職能”。為了切實保護股東的正當權益，股東絕對不能僅僅是收益分配權，必須同時有監管權，特別是重大投資決策、經營決策、產權變動等的監管。

而對於指導意見中的“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他認為這是針對目前由財政部作為出資人的“文化領域”等，“把這些領域的企業從黨政部門脫離出來，有利於實現政企分開，同時又納入了統一的國資監管體系。”

彭建國的觀點實際上不無所指，其背景是關於國資改革的兩條路線之爭。

與他的觀點針鋒相對，另一路線圖可以表述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應該走淡馬錫模式，實行政府（出資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企業三層管理框架；出資人代表職能與監管職能也就是“老板”與“婆婆”職能必須分開；出資人職責直接授權的試點，針對的是國資委管理的實業國資。

這兩條路線之爭存在已久，從未平息，也讓國資改革一度膠著不前，多年來難有大突破。

變化發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新一輪國企改革由此啟幕，並對國資管理體制提出“管資本”和“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前任主任蔣潔敏被查，國資委並沒有深度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因此造成上述關於國資改革的內容“對國資委很不利”。

此後，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等分別牽頭國資改革具體方案設計。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剛結束，財政部企業司司長率團考察了新加坡淡馬錫、以色列財政部國有企業局，事後形成的報告認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必須加快轉變職能，由現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多重身份轉變為專業監管者”。

報告的改革方案中，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主要人事權歸屬中組部；國資預算權由財政部負責；政策及發展戰略由發改委和工信部制定；財政部、發改委等公共管理部門研究制定各投資運營公司的經營目標、考核辦法等。國有資本存量管理、動態調整規劃、收益收繳和支出管理、財務管理及防範內部人控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規，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

而國資委的職能，僅是按照“一企一策”原則對國有投資運營公司進行監督。

換句話說，上述方案將法定的國資委三項出資人職責——“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出資人權利”一一分解轉移，監管者職能也大大弱化。

不僅財政部這麽想，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擔綱撰寫的“383改革方案”中也提出，國資改革要參照淡馬錫資產管理公司模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制度。

在中國，最接近淡馬錫模式的是金融國資的“匯金模式”。

與國資委同一年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國家行使對重點金融企業的出資人權責，掌控了金融資產的半壁江山。匯金模式采用“財政部（出資人）-匯金-國有金融企業”三層架構，是“管資本”的典範。

曾任匯金公司董事長的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2013年對“匯金模式”的歸納是，根據國家授權，遵循市場化方式，積極履行國家註資改制平臺和國有金融資產出資人代表兩大職責，“只做股東，不做婆婆，沒有任何行政審批色彩”。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市場一度盛傳匯金模式為藍本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會大行其道。

國資委將何去何從，外界也猜測四起。2014年6月，《財經》雜誌刊發題為“遲暮國資委”的封面報道，指出“時至今日，國資委的存在，恰恰是下一個十年國資改革的天然障礙”。

國資委的反擊

在國資委方面看來，若財政部又管財政又管企業，是政企不分。而財政部方面則認為，國資委式管理是政企不分。

成立11年，擁有近30個司局、300多個處室的國資委顯然不願成為歷史。2014年下半年，相對沈默的國資委展開了反擊。

2014年7月，國資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其所監管的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管資本”的涵義，國資委部署以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國投”）、中糧集團為平臺，開展改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

國投與中糧是兩種不同的投資運營模式。

成立於1995年的國投是國資委旗下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下設1個投資部、11個全資子公司和12個控股子公司；擁有三級以上全資和控股投資企業184家，其中7家控股上市公司。類似的投資控股平臺公司還有1999年成立的誠通集團。

而中糧是國資委旗下的一級控股集團公司，致力於打造農產品、食品行業的“全產業鏈”巨頭。

“國資委實際上是在給決策層提供參考選項。它的意思是，要搞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已有現成的模板。”一位國資改革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如果想搞淡馬錫那樣的跨行業產權投資平臺，也有國投和誠通模式。如果不想大改，中糧這樣的一級控股集團公司就是現成的模板。”

但這兩種模式中，國資委都還是出資人代表和主要監管者。

在此之前，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2014年4月17日在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召開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發言時指出，不宜否定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的原則，“匯金的職能非常有限，如果認為匯金是體制樣板的話，就意味著要回到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態”。

而對於本次國資管理改革的“兩層”變“三層”架構，邵寧指出，其在1980年代末的“國資局時代”早已出現過，但效果不佳。

邵寧介紹，當時在上海、深圳、武漢等地都設置了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機構，對下面的國企行使出資人權利，對上面的市國資委負責。但這一架構在實際運行中很不順利，矛盾和摩擦不斷，企業意見非常大，最後不得已又變回了兩層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當年的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機構是類行政機構，而非市場化企業。

有意思的是，在國資委方面看來，若財政部又管財政又管企業，是政企不分。國資委作為特設機構行使出資人職責，在橫向上完成了政企分開。而財政部方面則認為，國資委式管理是政企不分，只有通過財政部門授權匯金公司這樣的出資人代表，才能實現縱向的政企分開。

以新加坡為師

“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是想學淡馬錫，後來發現完全的淡馬錫模式套不住各類企業情況，管不過來。”

雖然如今國資委極力反對新加坡淡馬錫模式，但在歷史的長鏡頭中，國資委體制本身就是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結果。

經過20世紀中後期的私有化浪潮，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國有企業都已變成大陸法系中的“公法人”。和作為“私法人”的私人商業企業對應，它具有經營範圍受限制、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壟斷性地位等特點。

但在少數國家還存在兩類以私法人形式運作的國企，一類是英聯邦國家的“黃金股”模式，即國家在上市企業中持有股權，但不行使投票權，也不參與分紅；另一類即是新加坡、俄羅斯和一些海灣國家，國企由國有資本出資建立，聘請職業經理人管理，進入競爭性領域從事營利性活動，向全民分紅。

中國的國企存在於“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從概念上似乎提供的是公共產品，但又以普通商業公司（私法人）方式註冊，進入競爭性領域從事營利性活動。

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國企改革的設計者們選擇了最具接近性的新加坡模式。

1980年代後期，承包制因為內部人控制問題已難以為繼，1993年吳敬璉等所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書提出全新的視角，將當時按部門和級別來劃分的國企按壟斷行業、大型企業集團、機構投資者和全能銀行四個序列進行資產重組，成立頂層控股公司，相互交叉持股。頂層控股公司之下是直接從事經營的國企，之上是行使出資人職責的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後者對人大負責。

與此同時，建立股權可以公開轉讓的公共資本市場。

這個方案把當時的“市場派”和“產權派”的分歧巧妙地結合起來，想一舉解決兩個難題：一是承包制下無法測量的代理人績效，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上的股價得以公允體現；二是通過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搭建一個隔離層，解決政企不分、政府幹預企業微觀經營的問題。

由於國情和政體原因，上述設計方案在落實時，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變成了國務院下設的“特設機構”國資委——其前身是財政部下設負責產權登記和確認的國資管理局。

早在1999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的李榮融參觀了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在後來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李榮融回憶，淡馬錫集團負責人的一句“國有企業無一虧損”讓他始終無法釋懷。

4年後成立的國資委與淡馬錫相比，身份明顯不同。前者是政府特設機構，而後者是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原副局長賈小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是想學淡馬錫，後來發現“完全的淡馬錫模式套不住各類企業情況，管不過來”。

尷尬國資委

回望過往十多年的國資管理體制，當年的頂層設計方案的兩大理想目標，事實上均打了折扣。

按照2003年4月25日國務院印發的“三定（即定機構、定編制、定職能）”方案，國資委集中監管中央所屬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的資產，行使出資人職責，不得直接幹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錯位、不缺位、不越位”，是國資委成立時給自己的定位。

但這個定位，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通過梳理國資委頒布的數百個法規，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峰認為，“這些年國資委對市場和企業的控制和幹預，是非常全面、系統和任性的，大大超出了出資人職責。”

國資委通過一系列法規，對產權轉讓和資產重組的交易程序、合同對價、資產評估等都加以嚴格控制；對國企對外投資、債券發行、申請股票發行、子企業境外註冊並上市等都須經國資委批準。

李曙光在某大型國企當獨董時曾發現，在一個資產規模過千億的公司里，價值30萬的公司要撤銷、解散，都必須經過國資委審批，“作為出資人，國資委有時管得太細，下一步必須建立權力清單”。

而對企業內部事務，國資委的幹預甚至細致到職工教育培訓經費、女職工工作、企業財務信息化等。這些幹預有時會影響國企的公司治理，比如國資委曾未經股東會同意就強令央企退出非主業投資，直接限制其經營範圍，劃撥相關資產，而這些公司很多都是上市企業。

按企業國有資產法，國資委肩負兩重使命，一是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二是防止國資流失，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但實踐中，這兩大目標很多時候是矛盾的。鄧峰認為，此時作為一個機構，國資委天然地會傾向於“可以控制的、容易證明的”目標，即防止國資流失，因此它會無視“不得幹預企業經營活動”的明文法規。

事實上，國資委一度非常想引入淡馬錫政企分開的制度。寶鋼等7家央企也試行了外部董事制度以及決策權（董事會）和經營權（總經理）的分離。但在實踐中，央企董事會的獨立性，至今仍是頂層設計的難點。

回望過往十多年的國資管理體制，當年的頂層設計方案的兩大理想目標，事實上均打了折扣。

其一是寄望於資本市場解決代理人績效難題，但股市後來直接和間接公有股的比例占到60%-70%，結構扭曲規則失效。

“我們本來設想在一個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公有之魚’將學會遊泳，實際上卻變成了一頭鯨魚在一個淺水的池塘里，反而它左右著市場。”鄧峰說。

其二是希望這套體制能解決“政企不分”的痼疾，但這正是國資委至今一直受到的質疑。

國資委：中遠集團與中海集團進行合並重組

國資委：中遠集團與中海集團進行合並重組

國資委網站 2015-12-11 17:17:00

經報國務院批準，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與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實施重組。

國資委新主任肖亞慶首次亮相 曾操盤收購力拓的“拂曉突襲”

國資委新主任肖亞慶首次亮相 曾操盤收購力拓的“拂曉突襲”

一財網 重華 2016-02-03 19:53:00

與其說是履新，不如說是回歸。因為在國務院任職前，肖亞慶的職業生涯和國資國企系統密不可分。作為曾經的中國鋁業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兼中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肖亞慶一手執掌了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甚至在國務院工作期間，也曾輔助處理過大量國資國企領域的協調問題。

國資委稱央企債券風險總體可控 將中國鐵物交誠通托管處置資產

在央企之一的中國鐵物因經營困難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特別風險提示，並按有關方面要求暫停了168億元債券交易後，國資委近期已組織對106家中央企業發行的各類債券進行全面摸底，對即將到期的債券逐筆進行風險排查所監管央企債券進行了全面排查。

調查統計發現，國資委表示，截至2016年3月末，共有82家中央企業發行債券余額4.05萬億，其中：中期票據占37.4%；超短期融資券占20%；企業債占14.2%；公司債占12.2%；短期融資券占5.7%。

從排查情況看，2014年以來，有1家中央企業（中鋼集團）及3戶中央企業所屬子企業（兵器裝備集團所屬天威集團、國機集團所屬中國二重、中煤集團所屬山西華昱）先後發生債券違約，涉及債券金額84億元，占中央企業整體發行債券規模的0.2%。國資委認真督導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強化管理、資源整合、減員增效、債務重組等措施，化解風險，走出困境，逐步實現健康發展，目前違約風險均已得到較好處置或正在妥善解決。

經風險排查，國資委稱，目前，中國鐵物及2戶中央企業所屬子企業尚存在債務風險問題。對此，國資委高度重視，決定中國鐵物交由資產管理平臺公司（誠通集團）實施托管，企業正在積極加快資產處置，盤活優質資源，盡全力化解債券風險。此外，相關中央企業多渠道多方式籌措資金，涉及2戶子企業的到期債券已經兌付。

從排查結果看，國資委稱，中央企業雖然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等不利因素，但目前整體生產經營穩中向好，各項改革調整和提質增效工作正在穩步推進，財務和資金狀況良好，主要運行指標持續改進，企業整體財務結構穩健，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國資委表示，將進一步完善中央企業債務風險動態監測和預警機制，指導各中央企業健全內控體系，合理安排長短期債券比重，統籌平衡資金余額和融資規模，優化融資結構，加強債券管理和債務風險管控，加快資金周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存在債務風險問題的企業，國資委將進行定向指導，督促企業主動應對，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采取多種措施積極化解風險，確保企業健康發展。

國資委提瘦身硬任務：四萬多家法人單位要減少20%左右

在20日的國務院政策吹風會上，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目前央企管理層級最多的有九級，央企這次瘦身健體，要把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為一個重要措施。

長久以來，央企存在主業不強、冗員多、效率低，尤其是管理和法人層級多、子企業數量龐大等突出問題。

5月1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今明兩年壓減央企10%左右鋼鐵和煤炭現有產能，積極穩妥引入各類社會資本參與和支持央企結構調整與重組，力爭在3年內使多數央企管理層級由目前的5—9層減至3—4層以下、法人單位減少20%左右，強化成本管控，減少應收賬款，縮減庫存規模和虧損面，降低債務水平，今明兩年力爭實現降本增效1000億元以上。

在20日的吹風會上，張喜武也表示，央企深化改革瘦身健體，要力爭在三年之內使央企布局結構明顯的優化，主業核心競爭力明顯增強，運行效率顯著提升，多數的企業管理層級由目前的5-9層壓縮到3-4層以下，法人單位減少20%左右，鋼鐵、煤炭、有色金屬及重型裝備制造等虧損企業減虧為盈。

張喜武說，在推進深化改革瘦身健體中，最起碼要瘦四個方面的身，才能健好四個方面的體。一是瘦臃腫之身，就是通過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層級和法人單位，剝離輔業、突出主業，是解決計劃經濟留存的辦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產業鏈條過長、分布布局過廣的問題。

二是要瘦低效之身，瞄準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率和企業經營效率這個目標，我們要加快處置非企業主業的低效、無效的資產力度。

三是瘦累贅之身，減少企業虧損點，根治企業出血源，開展困難企業和虧損企業的專項治理，加快“僵屍企業”的重組整合和市場出清。

四是瘦超負之身，把不符合企業核心主業、企業職能的包袱和困難盡快卸下來，盡快加快剝離企業辦社會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減少企業的負擔，使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一樣公平、公正的參與市場競爭。

張喜武說，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層級和法人單位，有三個概念。管理層級目前中央企業最多的有九級;法人層級個別企業達到了兩位數。法人單位目前是41000多家。究竟怎麽造成的?有主觀的、客觀的，有昨天的，也有今天的，從歷史沿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大而全、小而全，過去一個企業就是一個社會。現在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還沒有完全到位。央企這次瘦身健體，也把企業剝離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作為一個重要措施。

瘦完“身”之後需要健什麽樣的“體”？

張喜武回答：第一健的是有效的治理之體，要遵循市場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特別要尊重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真正把企業打造成市場的主體，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加大三項制度改革力度，加快轉換企業經營機制。

第二健的是科學管理之體，管理是企業的永恒主題，當前重點放在壓縮管理層級上，深入推進降本增效，持續推進管理提升。

第三健的是創新發展之體。創新發展是時代的最強音，也是企業的主旋律，在創新發展上要盡快搭建“雙創”平臺，加快科技創新力度，大力推進技術改造，以創新促健體。

第四健的是主業強優之體，聚焦主業、突出主業、堅守主業，做強做優主業，切實增強主業的市場競爭力和行業領導力，更好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

重大決策研究“先黨委後董事會” 國資委為國企改革黨建“劃重點”

國資委黨委近日在《求是》雜誌發文談國企改革中的黨建工作。文章稱：企業重大決策必須先由黨委(黨組)研究提出意見建議，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後，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作出決定。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堅持把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產生、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相結合，不斷創新有效實現形式，保證和落實國有企業黨組織在企業選人用人中的主導作用。

眾所周知，在中國，涉及國企從來就不是單純簡單的經濟問題，中國目前擁有規模超過117萬億的經營性國有資產，且一直保持著不低比例在增長，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這也決定了國企議題往往是具有格局意義的重大議題，其間伴隨著曠日持久的爭論和反複進退的政策博弈。

政策博弈的焦點，除了民間一直討論“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問題,更多的爭論集中在國企自身身份的界定。

在《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將總經理與黨委分別設立，規避了一把手雙肩挑以及黨委形同虛設的弊端。在這種管理模式下，理想的狀態是黨委代表國家利益，將從國家總體安全、社會穩定以及經濟全局等維度把握國有企業發展方向，重在發揮非日常的監督和引領作用;而總經理則是商業利益代表，將站在企業經營發展的角度統籌資源配置，重在發揮經營功能和管理功能，如此形成“黨盯住國家利益，職業經理層盯住商業利益”的利益協同、相互制衡機制。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國企自身決策架構權責的模糊在面臨利益取舍上往往會出現問題。比如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國企更多應該站在商業利益角度來決策，但是國企也要站在國家的角度上更多地服從國家長遠利益。如果一味強調市場化改革，就很可能會吞噬國企本應承擔的責任。

在利益出現分歧的情況下，看似相互制衡的機制反而會產生決策“僵局”。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原主任，智石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衛祥雲在其專著中表示，國企改革的目標價值多元化，常常以政府、國企、行業和股份制企業多種面孔出現，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改革的結果難免出現“南橘北枳”之現象。

正是由於國企在自身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這種問題，在2015年7月20日，中紀委網站“學思踐悟”欄目刊發名為《加強黨的領導是頭等大事》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巡視央企發現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黨的領導弱化造成的。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企業黨組織自身。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開始改變之前董事會說了算，而黨的領導被弱化和邊緣化的局面，轉而變為黨委監督、書記制衡的新模式。黨委會與董事會、股東大會共同構成國企內部決策圈，進而形成新的權力架構。

在具體實踐中，黨委在把握國企發展方向上勢必會牽涉企業具體運營。而黨委書記存在的意義將不僅僅是管管黨風廉政建設，也不是一般意義上貫徹黨的方針、政策，而是對國有企業政治方向，即關鍵是企業的運行要體現和落實國家經濟戰略。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認為，按照黨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標準和要求，由董事會自主的在經理人才市場選擇、聘任合格的經理人才，保證了國有企業的經營發展不違背黨的路線與政策，以及國家、政府的法律法規，把國有企業經營發展好，這就是黨管幹部在企業最好的實現形式。上級黨組織和產權單位要加強董事會的建設，要選好董事長，確定經理人選選拔的標準和選聘的程序，並加強對董事會用人選人過程中的監督。而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也曾在2015年撰文稱，只要加強黨的領導，混改出不了大亂子。其認為，前幾輪混改之所以名聲不佳，包括整個國企改革明明成績顯著但社會整體評價不高，根本原因是變相乃至直接放棄了黨對國企和整個國有經濟的強有力領導與監控。

從這個角度來看，糾結於權力的收或放，正如學界持續熱議的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問題一樣本身都屬於偽命題，因為它們作為一種經濟社會現象將會長期存在於中國改革進程當中，並以各種手段和形式出現。

最後，換個角度來思考，加強黨對國企的領導雖然會落人以收權之口實，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權力的上收其實也給國企的無邊界擴張劃定了紅線。因為在經濟大環境充滿變數的當下，國企由於制度優勢往往表現的頗為強勢：據公開資料顯示，拿下上海顧村地塊，其是財政部直屬信達資產的子公司。而新晉深圳總價地王的奪得者電建聯合體同樣也屬央企聯合體，其中中國電建直屬國資委，方榮地產則是中國金茂子公司，中國金茂的第一大股東是中化集團，也是國資委直管企業。

地方國資統一監管再下一城 上海金融國資收歸市國資委

地方推進國資統一監管的改革再下一城。日前，上海改變了此前對市屬金融企業的委托監管，將企業國有資產監管關系從上海市金融辦，調整到了上海市國資委。

來自上海市國資委網站的消息稱，6月2日上午，上海市屬金融企業統一監管工作會議召開。會議明確，對上海市屬金融企業終止委托監管，黨組織關系、領導班子管理方式相應劃轉或調整。由此，上海對市屬金融企業正式實施統一監管。

對於此次終止委托監管，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屠光紹在此次會議上表示，是加快上海市屬經營性國有資本統一監管、加快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發展、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共同需要。

黨中央、國務院在日前印發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要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以管資本為主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以管資本為主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以管資本為主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

在上海之前，重慶、湖北早已實現了將金融國資納入地方國資委的統一監管中，其中湖北省更是將文化類國資一並納入到地方國資委，實現了對地方國有資產一體化管理。

除此之外，江西、內蒙、山東等地都已經召開了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的會議，並在2016年大力推進該項工作。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上海市金融辦官網的信息顯示，上海市屬金融企業共13家，分布在銀行、證券、保險、綜合金融服務等行業。其中商業銀行3家(浦發銀行、上海銀行、上海農商行)、證券公司3家(海通證券、國泰君安、東方證券)、基金管理公司2家(華安基金、富國基金)、保險公司3家(太保、安信農保、長江養老)、綜合類企業2家(上海國際集團、愛建股份)。

官方數據顯示，上海市屬金融企業2014年底總資產為7.5萬億元，比上年末同比增長19%;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960億元,同比增長26%。

據了解，上海市屬金融企業的委托監管，始自2010年1月。此前的2009年4月《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中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金融機構為主體、各類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的金融機構體系”。隨後，上海隨後於2009年8月出臺了《關於進一步推進上海金融國資和市屬金融企業改革發展的若幹意見》，稱充分考慮金融行業“高門檻、高杠桿、高風險”的特殊性，以及上海市國有金融股權出資主體比較分散的特點，提出由上海市國資委委托上海市金融辦對國家出資的市屬金融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

其中上海市金融辦根據相關法規和委托監管職責，負責研究制定金融國資監管的具體辦法，實施對金融國資的具體監管，同時從戰略管理、風險控制、法人治理結構、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加強對市屬金融企業的協調管理。

在這之後，開放性重組等一系列金融國資改革啟動。2015年，上海上市金融國有企業由4家增至6家，市屬金融國資證券化率提升至71%。

而此次調整，除了強調上海市屬經營性國有資本的統一監管，屠光紹還提及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發展。張江高科總經理葛培健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舉有利於深化國企改革，調整資產結構，優化國資布局。

屠光紹表示，此次調整要堅持黨政同步，整體移交;有序銜接，平穩過渡。在提高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提高服務金融市場能力水平和提高企業活力和核心競爭力方面下功夫。

上海市副市長周波說，上海市管金融企業資產管理關系調整後，上海市國資委要主動作為。學習掌握專業知識，進一步了解市管金融企業在金融中心、科創中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熟悉金融企業領導幹部情況。

同時要主動服務。深入金融企業調查研究，全面熟悉掌握情況，傾聽企業呼聲和要求。三要分類監管。要認識把握金融行業的特殊性、重要性。

調整完成後，上海市國資委方面表示，將履行好出資人職責，完善國資監管方式，努力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

同時堅持尊重企業主體地位，主動服務金融企業改革發展，充分發揮統一監管產融結合優勢，通過“實體經濟(產業)+虛擬經濟(金融)+技術經濟(互聯網)”的多層次融合，打造一批核心主業突出、創新能力持久、服務和效益良好，在國際國內有影響力競爭力的現代金融企業。

國資委《求是》發聲：防止在“混合”聲浪中把黨組織抽空

國務院國資委日前在《求是》雜誌上發表文章稱，企業涉及國家宏觀調控、國家戰略、國家安全等重大經營管理事項，必須經黨委(黨組)研究討論後，再由董事會、經理班子作出決定。

在深化國企國資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央印發了《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和《關於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的若幹意見》(下稱《若幹意見》)。這兩份重要文件是新時期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的指導性文件。

國資委這篇題為《在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加強黨的建設工作》的文章稱，當前國企國資改革正處於攻堅期和深水區，黨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貫徹落實好《若幹意見》，對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尤為重要而緊迫。

為促使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重視和支持黨建工作，文章提出，要建立中央企業黨委(黨組)向國資委黨委報告黨建工作制度，對黨建責任不落實，抓黨建不力的，要嚴肅問責，進行組織調整。堅持管資本必須管黨建，國資監管部門對國有企業工作的考核，既要考核經濟效益，也要考核黨建工作，用考核傳導壓力、激發動力，推動國有企業黨委履行黨建職責。

文章總結了國有企業黨建工作經驗做法，研究分析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絕不能讓黨的領導遊離於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之外、絕不能把黨的領導虛置化、絕不能把黨在國有企業的政治基礎和組織基礎抽空。要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努力做到充分發揮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有機統一，保證和落實企業黨組織對企業改革發展的引導權、重大決策的參與權、重要經營管理幹部選用的主導權、黨員幹部從業行為的監督權、職工群眾合法權益的維護權、思想政治工作和企業文化的領導權。

為保證和落實國有企業黨組織在企業選人用人中的主導作用，文章指出須堅持和完善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的領導體制，堅持把黨管幹部原則與董事會依法產生、董事會依法選擇經營管理者以及經營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權相結合，不斷創新有效實現形式。

文章強調，按照《若幹意見》要求，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必須保證黨的工作機構健全、黨務工作者隊伍穩定、黨組織和黨員作用有效發揮。根據不同類型混合所有制企業特點，明確黨組織設置方式、職責定位和管理模式，防止在“混合”聲浪中把黨的組織抽空。企業黨組織工作機構和人員要納入企業管理機構和人員編制，保證黨務工作人員與經營管理人員同級同酬。把黨組織工作經費納入企業預算，從管理費中列支，使黨務工作經費有制度化的開支渠道，確保黨建工作有人幹事、有錢辦事、有為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