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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營運長如何走出喪夫之痛

調研發現深圳企業走出去“狼性十足” 11%的企業已全球化

22日，深圳市政府部門和民間咨詢機構聯合發起的一項針對當地企業全球化程度的調查顯示， 66家上榜企業正處在“一腳門里，一腳門外”的關鍵階段。

這些優秀的企業不僅包括華為和中興等發展非常成熟的企業，也包括一批靜悄悄湧現出的、以高科技為主導的新銳公司。

上述民間咨詢機構華也國際的副總裁喬遷介紹，在調研的企業中，50%的企業還位於出口階段，39%的企業進入了區域型的跨國企業階段，只有11%的企業真正達到了全球性企業的程度。

深圳高新技術企業雲集，被譽為“創新之都”。這項調查對於了解全國企業的全球化來說，或許具有代表意義。

深圳研發投入和經濟表現搶眼

調查項目名稱為“2016年全球化·深圳100”，由深圳市福田區經濟促進局、南山區經濟促進局和華也國際聯合發起。

華也國際CEO葉雪泥介紹，一開始他們想要做100個樣本，但困難重重。“其中一個困難是數據不全，政府給的大部分數據是進出口和納稅狀況，參考性並不強。采集數據的過程非常艱巨，最後只能做了60多個樣本。”

上述調查報告不是按照企業的固定資產總和或年收入對深圳企業進行排名，而是通過對企業的全球化成熟度進行排名，包括管理及人才、合作模式、研發等九個要素。

調查主要聚焦於深圳的四大核心行業，分別為：高技術、健康醫療、新能源和新型材料、個人消費品及服務。

為什麽深圳會成為一家國際咨詢公司選取樣本之地?深圳的特殊性在哪里?

這和深圳目前的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深圳副市長艾學峰在當天的論壇上表示，2015年深圳對外投資規模居全國大中城市前三，對外承包工程規模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

深圳市政府也在努力實現“到2020年培育形成一批新的本土跨國企業、本土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達到8至10家”的目標。

葉雪泥則認為，深圳研發投入大，發展後勁足。此外，經濟增長快，GDP總額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

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2015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4.05%，PCT國際專利申請1.33萬件，占全國46.9%，連續十二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2015年，深圳GDP總值也達到1.75萬億余元，和新加坡的GDP總量非常接近，差不多是一個交叉點。

但是，深圳的GDP增幅遠遠高於新加坡。2015年，深圳GDP增幅為8.9%，而新加坡的GDP增幅為2.0%。

在深圳GDP引人註目的背後，是深圳高新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對當地GDP的大力拉動。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

大批新銳企業成為深圳沖刺全球化的生力軍

造就這些亮眼的數字的，除了華為和中信等發展成熟的企業之外，還有一大批新銳企業。

報告發現，深圳的全球化新銳型公司，數量眾多，素質良好。這些公司全球化戰略目標清晰而堅定，行動敏捷，不畏艱險，在技術、產品進軍世界市場中，淩厲而兇猛，猶如“雪豹”。

這些企業多以初創型為主，以高技術為導向，自企業在本土成立之初就具備國際化的特征和全球化視野，其產品和服務也是針對國際市場，定位於全球。

報告稱，這一大批全球化新銳公司幾乎是靜悄悄的湧現，形成了深圳沖刺全球化戰略目標的生力軍。

為什麽這些企業會集中地出現在深圳?

深圳一位研究區域經濟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珠三角的企業，尤其是深圳的企業，大多是民營企業，這些年在摸爬滾打中，充分地經歷了市場的洗禮，狼性十足，對市場的風向非常敏感，企業活力很強，這也創造了深圳這種適合初創企業打拼的氛圍，吸引了眾多後來者。

而在葉雪泥看來，深圳這座從小漁村發展而來的城市非常年輕，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九歲，“這個城市也有著非常完整的供應鏈和創新的氣候。”

新銳企業代表人物之一黃源浩對這句話感受頗深。他是一位3D傳感器生廠商，3年多以前從美國回來創業。

對他來說，完善的硬件產業鏈是他最終決定將企業設在深圳的主要原因。他告訴本報記者：“深圳的創新創業環境是最好的，因為周邊的代工廠多，原材料供應商也多，硬件產業鏈完善。這對於做智能硬件來說，無疑是最好的地方。”

另一家新銳企業光峰光電早在13年前就在美國創辦了，但是10年前搬到了深圳。企業創始人李屹回憶起當時的決定說：“那時候覺得深圳是一座沈得下心的城市，我們願意在這里待下來，一步一步地走。”

他補充道：“當時影響我來深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華為。華為這個公司能夠沈得下心來，我覺得在它身上能看到深圳的影子。”

央企老總談電力有序走出去：不掙錢、掙吆喝的項目絕不能幹

第一財經記者從國家電投在6月27日在廣東珠海召開的國際化發展工作會上獲悉，國家電投首任董事長王炳華在談及公司“走出去”的問題時提醒：在談判工程項目簽約階段，底線是保收益、控風險，一時談不下來，可以慢慢談，但是不掙錢、掙吆喝的項目絕不能幹。

電力行業的兩大特點是：一是投資額大，大型的火電、核電項目動輒百億;二是項目周期長，電力項目的周期一般需要幾十年。

6月15日，中國電力國際產能合作企業聯盟大會暨國際產能合作研討會在京舉行。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程建林在出席會議的致辭中表示，去年以來，作為國務院確定的國際產能合作重點行業，電力國際產能合作成效顯著，一批重大項目取得積極進展。

但他同時指出，中國電力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產能合作的步伐仍需加快，潛力仍需釋放，水平和能力仍需提升，秩序仍需規範。

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2015年，中國電力行業不斷優化升級，核電、火電、風電、水電、光伏發電出口步伐不斷加快，直面新的挑戰和機遇。

以火電為例，國家電投、華能集團、大唐、國電等五大發電集團在2015年繼續進軍海外。數據顯示，2015年6月，中國火力發電出口交貨值303686.00千元，同比增長150.92%;2015年1-6月中國火力發電出口交貨值1771916.00千元，同比增長651.24%。以60萬千瓦機組為主力的火電出口機型，遍及印度、印尼、土耳其等新興國家邁開了中國火電設備技術“走出去”的步伐。

中國現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電力裝備制造大國。2014年，電力裝備制造業實現的工業總產值超過5萬億，主營業務收入5.33萬億元，實現利潤3112億元，進出口總額1649億美元。

隨著“一帶一路”規劃的實施，中國將通過合作投資推動周邊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能源方面的合作將立足於能源項目、工程建設、裝備制造等領域，電力裝備可能以整套設備甚至工程總承包、項目運營的形式出口，未來電力設備海外市場空間廣闊。

2015年1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走訪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時提到要消化國內過剩產能，實現電力設備走出去的目標。而火力發電是中國目前國內產能相對過剩的產業，並且國際煤價穩定，“走出去”將大幅度推動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國內火電裝備出口，帶來強勁增長點。

國家電投在日本大阪南港的光伏項目

經過多年發展，電力裝備制造業已形成相對完整的產業鏈，加工制造能力強，價格優勢明顯。中國已經在大型發電機組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發電、輸變電設備的技術水平與國際水平相差無幾，部分產品已經達到或超過國際領先水平。

中國電企在“走出去”的另外一個主要是優勢是資金。“不管是電力行業、采礦行業，一般來說，有能力承建大項目的都是國企。國企本身具有很多競爭優勢，它能享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尤其是一些政策性的銀行會給出一些比較低的政府貼息貸款，這就為國企提供了強有力的資金保證。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研究所研究員賀文萍在去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中國企業“走出去”和國際化的成功例子不少，但是失敗的例子同樣也不少。最近幾年的經驗證明，由於個別企業國際化戰線拉得太長，急於求成，偏離了企業的戰略規劃，超出了企業的實際能力，脫離了企業的風險管控，最終把自身陷入了泥潭。

王炳華在會上舉例， 過去的教訓證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不了解當地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基本規則，不了解民族文化、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基本形態，盲目進入，這是“走出去”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王炳華看來，要成功“走出去”，就要融入到目標國的社會和市場當中去，適應當地“遊戲規則”，尊重當地民俗文化，企業在海外要“入鄉隨俗”。

此外，王炳華還認為，企業還面臨著技術風險、管理風險、財務風險、文化融合風險等內部風險，這些風險集中於項目實施的全過程。“一個芬蘭EPR核電項目拖期，就可以把跨國核能企業阿海琺拖垮，不得不變賣資產來自救。”

第一財經記者在國家電投上述工作會上了解到，作為中國電力五大發電集團之一，國家電投在國際化發展上的總基調是，“堅持穩中求進、持續發展，成熟一個、推進一個，不做則已、做就做好。該工作會的主題是落實集團“十三五”國際化發展規劃，抓好境外項目的實施。

圖為國家電投在土耳其的阿特拉斯項目

2015年7月15日，國家電投正式在京舉行揭牌宣布成立。國家電投由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和國家核電技術公司重組而成。國家電投資產總額7223億元，員工總數近14萬人，是全國唯一同時擁有水電、火電、核電、新能源資產的綜合能源企業集團。

整合後的國家電投境外業務範圍覆蓋日本、澳大利亞、馬耳他、土耳其、巴西、南非、緬甸等35個國家和地區，涉及電力項目投資、技術合作、工程承包建設等。國家電投旗下擁有7家上市公司，其中包括2家香港紅籌股公司和5家內地A股公司。

記者在會上獲悉，一年來，國家電投對外投資並購取得重要進展，太平洋水電公司和特拉格風電公司完成收購，CAP1400自主核電技術“走出去”深入推進，海外電力工程承包不斷擴大，海外公司和13個駐外辦事處已建立並部署到位。“總的來看，集團國際化發展實現了良好開局。”

600歲故宮邂逅網絡 超級IP走出深閨高閣

600歲的超級IP又要發力了!

故宮博物院資料信息部副主任蘇怡近半年來忙得不可開交，但她很開心，因為在與包括騰訊公司在內的合作團隊、設計師的溝通中，總有許多創意的火花在古老文明與互聯網思維模式的碰撞中產生：《韓熙載夜宴圖》中的女子走下了屏幕;久居深宮的嬪妃娘娘戴上了VR(虛擬現實)眼鏡;小宮女們認真地玩著手機遊戲……

相信很多人的微信表情中都有辣小丫宮廷版表情，這便是故宮這個大IP的衍生品之一。當然，到2020年就將600歲的故宮不只會“賣萌”。

“與騰訊的合作可能是故宮萌萌噠、可愛的一面，這也是與90後、00後最好的溝通方式;而6月底與阿里巴巴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在天貓和阿里旅行平臺開設的故宮官方旗艦店，包含出版、文創、票務三個部分，則全面反映了故宮服務以及文創的綜合風貌。”負責故宮博物院官方旗艦店運營的北京故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總經理、故宮出版社副總編輯劉輝說。

一直關註文創企業發展的新暉資本創始合夥人徐慧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博物館是帶有中國文明標識的重要IP，故宮與阿里、騰訊的合作只是博物館成為超級IP的開始。”

故宮“萌萌噠”

談起與騰訊的合作，參與談判的蘇怡表示，因為公益性質更濃，雙方可謂一拍即合，“故宮有深厚的一面，但也應該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故宮，故宮很想與90後、00後溝通對話，不僅僅是以參觀展覽的方式。”

毫無疑問，互聯網是與年輕人溝通的最好方式，故宮這兩年一直都以開放的心態在發展，希望通過社交平臺傳遞出一個有溫度的紫禁城。比如，開通故宮官方微信，並與官方微博、其他社交媒體一起作為“微故宮”來運營。

從某種角度來看，作為享譽世界的知名皇家宮殿，故宮官方必須是一個“大V”，但有些遺憾的是，即便故宮團隊如何帶有情感地運營，粉絲數比三年前漲幅達到了70%，且在博物館圈遙遙領先，但粉絲總數仍只有200多萬。這個數字只是一些影視明星粉絲量的幾十分之一。

故宮博物院官方微博首頁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故宮官方微博曾創下單條轉發量超18萬的紀錄，但次數極少，且多數轉發量高的內容都與熱播影視劇有些關系，比如《甄嬛傳》。

這讓工作人員很矛盾，故宮有著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質結構古建築，有超過180萬件藏品，在全國保存一級文物的1330個收藏單位中，故宮博物院以8273件(套)高居榜首，包括很多絕無僅有的珍貴國寶。

人們對瑰麗豐厚的故宮博物院沒有興趣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光是故宮的參觀量都是以每年100萬人次的速度在攀升，以至於為了保護這座珍貴的文化遺產，去年6月開始采取了每天限流8萬人的措施。

既然如此，故宮究竟又該以什麽樣的方式，才能與當前市場消費主體的80、90、00後實現最佳溝通?

有觀點認為，故宮博物院用不著因為影視劇的熱播才受到一定關註而煩惱，至少，甄嬛會引起年輕人對故宮的興趣，至於引起興趣後，該以怎樣的方式讓年輕人了解真實的紫禁城及延伸出來的知識和內涵，這是博物館更應該思考的。

“讓年輕人能夠對故宮感興趣是傳統文化能夠傳承並有創新的重要前提，所以我們也想做一些嘗試，這次就開放了一系列經典IP，與騰訊創新大賽的兩項賽事‘表情設計’和‘遊戲創意’開展合作。”蘇怡表示。

IP中包括觀眾熟悉的雍正十二美人、《韓熙載夜宴圖》，還有畫風奇特的《海錯圖》等。除了以故宮為元素的表情包和手遊設計大賽將陸續展開外，騰訊還同步推出了旗下經典手遊《天天愛消除》的故宮特別版。

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馮乃恩透露，故宮隨後還將和騰訊遊戲密切合作，推出基於故宮文化的大型遊戲。從明年下半年開始，雙方合作的NEXT IDEA大賽將可能延展到動漫和文學領域，可能也包括微電影的創作。

“騰訊將從社交、泛娛樂和技術三個層面與故宮展開合作。”騰訊董事局主席、故宮博物保護基金會創始理事馬化騰表示。

文創產品年銷售超10億

就在故宮與騰訊強強結合前一周，故宮與阿里也達成戰略合作。“與阿里合作的故宮博物院官方旗艦店，更多體現了故宮文創的另一面。區別於故宮淘寶‘萌萌噠’的定位，比如‘故宮文創旗艦店’倡導‘紫禁城生活美學’，著力打造文化禮品、創意生活用品、設計產品等，讓故宮的文化、藝術、歷史，通過創意設計的手法，與當代產業技術結合，讓傳統美學獲得新的表現形式。”劉輝表示。

第一財經記者在旗艦店看到，故宮文創分為國禮之選、創意生活、天子童年、紫禁陳設等幾部分，還有諸多故宮出版社的圖書，其內容架構與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有相似之處，價格從幾百到幾萬元不等。

“近幾年來，國務院、外交部、文化部等機構，對外禮品多從故宮選購，因為體現了中國文化特色，又有當代創意設計，價格也合理。”劉輝說。故宮博物院官方旗艦店的產品，多來自於故宮東長房域的故宮文創館，這是一片展示銷售故宮精品文創的區域。

這與故宮淘寶的文創產品有明顯差異。

淘寶上的朝珠成了耳機、頂戴花翎做成了防曬傘、“朕就是這樣的漢子”折扇、“格格釣金龜婿”書簽、“雍正禦批”膠帶等一系列屬於“萌系”文創類產品，更多針對年輕人和遊客。去年8月，“萌系”產品一上市就成為年輕人喜歡的“爆款”，故宮淘寶在網上促銷第一個小時，1500個手機座全部售罄，當時一天內成交1.6萬單。

頂戴花翎官帽防曬傘

“朕就是這樣漢子”折扇

旗艦店也表現不俗。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旗艦店開業已有20天，目前文創、票務、圖書的銷售額，大約每天有3萬元。

“剛剛上線，現在主要任務是補充調整產品、修改頁面細節，繼續圍繞故宮知名IP設計制作一系列主題產品，大概8月份開始，會陸陸續續做一些推廣宣傳。我對未來的銷售還是很期待的，客戶基數不會像淘寶那麽大，但顧客單價會有較為明顯的提升，因為商品定位不同。”劉輝表示。

故宮試圖在合作開發的層面上，通過授權的方式與眾多企業合作開發產品。比如，現在已經開發授權的有8000多種，包括服飾、陶器、瓷器、書畫等系列，產品涉及首飾、鑰匙扣、雨傘、箱包、領帶等。故宮去年的文創產品營業額超過了10億元。

蘇怡表示，故宮整體結構像一座金字塔，有著不同層面的需求。“塔尖”一定是傳統文化研究部分，金字塔底端是盡可能吸引更多人來關註，“但塔尖的研究是金字塔的精髓與核心，沒有文化研究部分，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文創產品的提煉、融合與創新，更談不上博物館‘明得失、開民智’的責任。”

博物館IP爭奪元年

不單是故宮，中國國家博物館(下稱“國博”)在今年上半年同樣有諸多動作。

今年 1月，國博天貓旗艦店正式上線;3月，國博與阿里巴巴達成戰略合作，共同打造文創中國線上平臺;6月13日，“文創中國”線下運營中心正式落戶上海自貿區，一支275人的經營團隊隨之成立，國博率先在“文創中國”平臺上線400個文物IP。

“但大部分博物館還在如何走出深閨高閣的過程中。”徐慧表示。

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有4500余座博物館，但平均每位公民大約兩年才進一次博物館，除了故宮等少數博物館成為旅遊熱點外，大部分鮮有人問津。

一些投資者認為，博物館的文化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是一種浪費，在這點上，中國博物館與國外的一些博物館的差距不小。

比如，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商店不只設在博物館內，已變成一個獨立的產業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美國境內有6家，澳大利亞有3家，墨西哥5家，泰國2家，16家商店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商品的基礎上融入了具有區域特色的元素，使這些商品更具有地域性與吸引力。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當然，博物館商店中的商品本身是質量上乘、做工精細的藝術品。

實際上，受西方博物館運營規模的影響，百度與谷歌曾試圖將中國的博物館藏品文化資源打開，分別實施了百度數字博物館和谷歌藝術計劃項目，或是時機不成熟或是政策等方面的原因，最終沒能引起國內博物館的廣泛參與。

徐慧表示，如今的整體環境已經大大改善，“可謂天時地利人和的最佳時期”。

一方面，博物館希望借助互聯網和新技術的平臺，將其所擁有的優秀文化資源與公眾分享，把傳統文化的內涵用富有創意的方式普及並傳遞下去，從而培養更多愛傳統文化的年輕人;另一方面，互聯網公司希望能有更多IP資源，提升整體內容的文化品位，同時還可以借助故宮博物院和國博的強大品牌影響力和流量，提高競爭門檻。

與此同時，文化危機、文化內涵的空洞化也將傳統文化推到了文化自信所需的重要資源領域，無論是宏觀政策還是市場需求，故宮、國博的探索不僅僅是互聯網、高科技平臺，其背後還有資本和另一種文創玩法和邏輯。

“故宮現在還只是開始，通過產品盈利並不是目的，我們還是希望通過互聯網來搭建一個平臺，最終是讓更多更廣的人群能夠通過不同層面認識、理解、欣賞傳統文化。”蘇怡說。

徐慧表示，像故宮等大的博物館可以打造現象級別的超級IP，小的博物館也可以打造精致IP,“未來幾年，博物館館藏文化資源必定成為熱門IP，互聯網平臺公司和內容生產對傳統文化IP資源的爭奪也會越來越激烈。”

建投研究院：全球最有可能先走出通縮的是美國和中國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投資研究院(簡稱“建投研究院”)8月4日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認為，全球最有可能先走出通縮的國家是美國，其次可能是中國，但是否引發新一輪通脹，還需要時間觀察。

題為《全球經濟環境與投資展望(2016-2020)》的報告由該院秘書長萬建發編寫。報告稱，目前世界經濟增長複蘇緩慢，不確定性加大。

“整體看，世界經濟還在迎接一個新拐點的到來，究竟是向上還是向下，目前看都具有不確定性。”萬建發分析說，綜合各方研究，世界經濟整體收縮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嚴峻，勞動力參與下降和社會福利支出上升疊加共振，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壓力;

生產率上升的整體通道打不開，技術進步尚未形成革命性變化，很難找到新的增長點，同時技術市場過度資本化引發投機和泡沫，導致真實的技術創新受阻;

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造成全球性的金融資產膨脹、經濟脫實向虛，實體投資回報下降，難以形成真實的增長能力;

收入不平等加大，資本和技術的全球自由流動與勞動力結構調整的能力不足這對矛盾日益加深，造成許多國家失業問題突出、貧富分化加劇，引發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加大了各國政治選擇上的不確定性，從而對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有效性產生影響。

萬建發說，從全球經濟運行情況來看，複雜分化，不平衡性突出。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日等各國央行紛紛采取低利率、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並沒有帶來明顯的物價上升壓力，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CPI不漲資產價格漲的現象。各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偏低，部分經濟體甚至面臨通縮。

報告介紹，目前各國所面臨的情況不盡相同。日本已經在通縮心理下生活了二十多年。歐洲CPI在0值附近徘徊，心理上早已進入通縮狀態。美國的核心通脹不高，但是工資上升有提速跡象，隨時可能觸發服務業成本的上揚。中國的通脹前景最糾結，制造業通縮和服務業通脹並存。新興經濟體通脹較高。盡管通脹前景不盡一致，各國央行將註意力由抗通脹轉為抗通縮是不爭的事實。

耐人尋味的是，IMF則分別上調了今明兩年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通脹預期0.1-0.2個百分點，顯示對全球通脹前景的判斷存在分歧。

報告認為，中長期前景看，全球存在通縮風險的擔憂，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與地產周期見頂，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中長期通縮的主因;美元升值效應將通過“進口-購進價格-PPI-CPI”的渠道影響價格總水平，從而可能會加劇未來一段時間的通縮壓力;經濟結構性調整周期較長，且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市場出清的過程伴隨供需雙向收縮，導致資產負債表衰退，形成債務型通縮。

另外，貨幣窖藏現象突出，反映在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傳導機制失效，流動性陷阱成為全球性問題。一方面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基礎貨幣投放並未進入信用創造過程，另一方面超額準備金滯留在銀行體系內的部分非常大，這種情況在美、歐、日、中都比較突出。

“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各國的長期實際利率持續走低，這個趨勢短期不會改變。”萬建發說。

研究還顯示，結構性問題已成為制約全球回歸強勁增長的主要問題。萬建發說，全球結構性矛盾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國際產業分工失衡、金融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而金融周期缺失、生產率增速放緩，以及經濟制度的創新不足，被認為是全球結構性矛盾深化的主要原因。從趨勢上看，全球結構性矛盾將導致投資需求趨勢性下降，過剩產能全球蔓延，並面臨越陷越深的債務黑洞。

報告介紹，在國際貿易方面，目前全球貿易環境嚴峻，國際貿易增長進入了一個十分低迷的時期。世貿組織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報告》預計，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將降至2.8%，連續第五年低於3%，遠遠低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也低於全球GDP增速。

萬建發分析說，目前全球治理環境複雜多變，競合博弈程度加深。從近代歷史來看，全球化經歷了三波浪潮，分別是全球化1.0時代，也即大航海時代、英國和英鎊主導的全球化2.0時代、美國和美元主導的全球化3.0時代。目前，全球進入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推動的全球化4.0時代，全球貿易投資、貨幣、信息、技術等要素正在重新組合，建立全球治理新體系和國際經濟新秩序，已經成為全球共識。

萬建發認為，未來五年，全球化投資要重點關註三個新趨勢：

中國是未來全球最大的跨境投資經濟體，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四條路徑基本清晰，即國民財富全球化資產配置、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躍升、整合全球資源對接中國消費升級、產能走出去與國際合作;

技術創新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經濟轉型矛盾積累到一定階段往往孕育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突破，未來要關註全球技術創新趨勢，以及創造性資源的發展，把握新產業周期出現時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全球人口老齡化勢不可擋，也是二十一世紀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全球生產方式、消費行為和價值觀上的演變，這一過程中的商業創新，會催生一些新興產業成長和發展。

報告建議關註生物醫療健康、綠色能源環保、先進制造、信息與分享經濟、新興消費服務五大行業的投資機會。

“未來五年，全球化投資要審慎應對日益增加的五種新風險，包括高債務低增長下的投資回報率下降、資產泡沫化引起的金融風險、技術創新叠代周期縮短、逆全球化思潮引起的投資保護主義、國際變局引起的地緣政治風險。”萬建發說。

走出“特斯拉陰影” Uber與沃爾沃聯合發力無人駕駛

Uber對於無人駕駛技術的投入根本停不下來。昨天，Uber宣布正在匹茲堡測試無人駕駛汽車，並宣稱今年年底前用戶有望Uber打到無人駕駛專車。與此同時，Uber還與沃爾沃共同宣布了一項造車計劃，雙方將共同投資3億美元投入自動駕駛研發技術。沃爾沃今年年底前將向Uber出售100輛包括XC90 SUV在內的汽車。成為百度和寶馬之後的又一項傳統汽車制造商和互聯網公司聯手打造無人駕駛汽車的案例。

沃爾沃全球總裁兼CEO漢肯-塞謬爾森表示：“沃爾沃在自動駕駛技術領域技術全球領先，與Uber的合作標誌著沃爾沃已經登上自動駕駛技術變革的中心舞臺。”

沃爾沃公關部對第一財經表示：“兩家公司將會共同開發新的基礎車型，這一車型將不僅涵蓋最新的自動駕駛技術，並且支持升級，包括開發無人駕駛汽車。該基礎車型將由沃爾沃公司生產，而後由Uber采購。”

另據沃爾沃方面，這款基礎車型講用於兩家公司下一階段的研發：Uber將會把自主開發的無人駕駛技術加載到這款進去;沃爾沃則會在該車型上搭載全自動駕駛技術。全新基礎車型將在沃爾沃汽車SPA架構上進行開發，這是全球最先進的模塊化架構之一，目前用於沃爾沃90系產品的生產研發。新基礎車型將有兩家公司的工程師通力完成，將進一步強化SPA架構的可擴展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此前，Uber已經開始使用沃爾沃XC90和福特Fusion作為其自動駕駛汽車開發的試驗車輛，並且已經在匹茲堡上路。這也引起了公眾對於技術尚未成熟的無人駕駛車汽車上路所引發的安全問題的擔憂。特斯拉的半自動汽車今年5月第一起致命車禍被曝光之後，引起了業內關於自動駕駛技術的激烈辯論。

選擇與沃爾沃合作，Uber或許也是希望在安全方面打消公眾的疑慮，走出“特斯拉的陰影”。高風咨詢董事總經理、資深汽車分析師羅威(Bill Russo)表示：“沃爾沃95%以上的車禍都是由人為造成的，安全性比它的競爭對手要高很多。這符合Uber對無人駕駛車的期望：降低成本並提高道路安全性。”

Uber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發表聲明稱：“每年有超過百萬人在交通事故中喪生，這是我們研發無人駕駛技術的初衷，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完成這一宏大的任務，所以選擇一家偉大的公司合作尤其重要。”

沃爾沃去年推出的DriveMe自動駕駛技術將於明年起在瑞典、美國、英國和中國進行路測。但這一技術將不會被Uber使用。在最新的這項合作中，沃爾沃將負責保證基礎設施和道路的保障，Uber則將進行無人駕駛技術的研發以確保其安全性和功能性。

這項合作也意味著未來打車平臺的競爭將變得更加激烈，“無人駕駛”專車車隊也將在未來變得更加普遍。福特前兩天宣布到2021年將建立起一支無人駕駛車隊;通用汽車也在和打車平臺Lyft合作開發無人駕駛技術。

中國研發走出山寨

1993年的一天，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走在北京中關村的大街上，有同行者問他：你怎麽評價方正?他說，“有技術，無管理。”那時候，方正的電子排版系統正在快速終結傳統的漢字印刷技術。“怎麽評價聯想?”任正非說，“有管理，無技術。”對方進而問道：“華為呢?”任正非脫口答道：“既無技術，又無管理。”

這是《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中的一段描述，但卻清晰地道出了那個年代中國IT企業的基本現實。彼時的信息技術行業正在進入以美國為首引領下的“信息高速公路”年代，IBM、貝爾實驗室、惠普公司成為那個年代的傳奇，但大多數中國企業仍然在技術創新的道路上摸索著前進。

這些“慢跑”的“烏龜”或許終將獲得掌聲。

“板凳要坐十年冷”

時間回到十幾年前。

“不下山，會被困死、餓死，下山也不能搶、不能偷，硬打硬拼難有勝算。只能留下買路錢支付專利使用費，或者專利互換。”當時，華為的一位高管將華為的處境形象地比喻為“插紅旗”，華為艱難地把紅旗從山腳扛到了山腰，又從山腰插到了山頂，但從山頂看下去的時候，發現山腳山腰都被別人包圍了。這是因為在專業領域上，基礎專利幾乎都是西方公司的，華為十幾年的技術積累陷入了“十面埋伏”中。

一位華為的EMT成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回憶到過去和國外競爭公司“打仗”的情形：“2003年的春節，大年三十我們還在和C公司談判，那段時間是華為最為艱難的時刻。”

從十年前開始，就不斷有西方公司的CEO寫信給華為的高層，要求支付“天文數字”般的專利費用。但這就是世界通信行業的遊戲規則。

在2010年，華為向西方公司支付的專利許可費用達到2.22億美元，2013年為3億美元，僅支付給芯片巨頭美國高通公司的知識產權費用已經累計接近10億美元。

如果說，在核心技術上對外國產品依賴度太高已經成為中國企業最大的軟肋和短板，那麽此時的華為及眾多中國企業無疑是“悲傷”的——沒有創新沒有專利，只有日複一日地支付昂貴的知識產權費用。

任正非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要沈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產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我們搞科研，人比設備重要。用簡易的設備能做出複雜的科研成果來，而簡易的人即使使用先進的設備也做不出什麽來。

“在路由器、交換機等電信網絡傳輸核心設備領域，我們追趕了17年。”華為固定網絡業務部總裁查鈞當時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經過17年的追趕，華為已經實現了超越，“目前我們在技術上至少和這些領袖級公司站在同一水平線了。”

如果拿華為和思科的技術差距進行對比可能更加直觀。據華為介紹，2004年華為發布10G路由器，落後思科4年，2006年華為發布40G路由器，落後思科2年，到2010年發布100G產品的時候，華為已追平對手，2012年，華為開啟400G路由器時代，已經在這個領域超越思科了。

同樣做一代“網絡交換機敏捷網絡”，按照思科商業模式，思科會提前進行芯片研發，同時提交各種行業標準，其他沒有芯片開發能力的廠商只能等商用芯片出來再開發產品，而這時候已經落後市場領先者很多代了，華為在自己的產品中采用自有芯片，無疑有助於打破這種困境。

華為員工經常開玩笑稱，正是多年來的危機感，讓華為把西方公司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到了工作上，而正是這種努力，讓華為大大縮短了產品上市時間，不完全統計顯示，西方公司做一個產品需要3到5年，而華為只用18個月。

事實上，華為每年研發投入的資金量是200億~300億美元。在任正非看來，一個基礎理論變成大產業，要經歷幾十年的工夫，不能失去耐心。如果學術研究泡沫化，中國未來高科技很難有前途。“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他強調。

快魚吃慢魚

在普華永道思略特最新發布的“2015年全球創新1000強”研究報告中，亞洲已經取代歐洲成為全球研發的首選地，北美洲次之，歐洲則被擠到第三的位置。而中國本土企業的研發支出也從2005年的12億美元增長到目前的394億美元，漲幅高達3183%。2015年全球創新1000強榜單上有123家中國企業，在2005年僅有8家。過去十年中，華為更是以超過1900億元人民幣的研發投入，成為中國企業的一個標桿。

同時，曾經中國企業的科研實力等同於“山寨”的能力，而近幾年中國企業的形象卻發生了扭轉。

今年3月，英國《連線》雜誌將小米創始人雷軍作為封面，並加上標題：“是時候山寨中國了。”而幾天前，福布斯也發表文章指出，微信的創新成分比臉書、推特等都要大。不過一兩年間，中國出現在國際的形象截然不同。

科學技術部創新發展司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技術合同成交額達到8577.2億元。其中電子信息、先進制造、現代交通領域技術合同成交額居前三位，成交項數和金額均超過全國技術交易總項數和總金額的50%。

而在涉及知識產權的重大技術合同中，技術秘密與專利技術合同增幅明顯。2014年，技術秘密成交2952項，成交額1937.53億元，占重大技術合同成交額的31.15%。專利技術合同成交額573.95億元。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創新而不是山寨正在成為市場競爭力的一部分。年報數據顯示，2015年，華為研發投入達到596億元人民幣(92億美元，約占收入的15.1%)。而以創新聞名的蘋果公司，2015年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也不過81億美元(約占收入的3.5%)。

今年1月份國家知識產權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國內專利申請量突破200萬件，其中發明授權專利達到26.3萬件。中興、華為兩家手機廠商去年國內發明專利授權量就達到了5086件。

而加大研發方面的投入不僅是大企業的責任。國內越來越多研發型的硬件團隊正在嶄露頭角，其中許多是成立時間並不長的初創團隊。對於新的創業者來說，他們已經越來越意識到：創新技術能為企業獲取最大的市場競爭力。

在深圳，大批從國外回來的高科技人才流入對本土的硬件產業產生影響，使其擺脫單純代工或者純山寨的形象。而這些新興的企業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不遺余力的程度與大企業不相上下。

深圳柔性屏顯示技術公司柔宇科技創始人劉自鴻談到小公司的創新時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技術的源頭創新上，小公司的投入並不比大公司少。“好多人以前說，你這麽小一個團隊，能不能做成一個大的公司，我倒不擔心。創新不是比誰體積大，不是大魚就一定吃掉小魚，現在是快魚吃掉慢魚。”

對於這些企業而言，投入研發的資金獲取無法跟華為、微軟等企業相提並論，然而，在投入資金的占比上正在追趕並且部分超越大企業。

目前，柔宇科技將60%的融資資金投入到產品研發上。公司在深圳和美國矽谷都設有研究部門，對於研究項目和進展在產品推出市場之前處於保密階段。

在美國設立研發部門已經是中小企業擴展研發投入的重要方向。在深圳，不少初創硬件企業在美國都有設立研發團隊，這些團隊大小視公司規模而定。

並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具有柔宇這樣的實力在矽谷設立研發實驗室，但是它們都盡量在科研創新實力上向處於行業領先地位的國外機構靠攏。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觀察發現，一些團隊創始人會依賴其海外留學背景，讓海外高校導師、研究團隊加入企業研發項目進程中。同時，大企業通過海外投資增強研發實力。

經濟研究公司榮鼎咨詢(RhodiumGroup)數據顯示，流入美國的中國FDI(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到2013年的143億美元和2014年的119億美元。

據湯森路透全球知識產權數據庫2015年一項分析，華為和中興等中國企業正利用美國研究人員來發明專利，覆蓋領域從新軟件到網絡基礎設施。而在十年前在美國研究中心還基本看不到這些企業的身影。

從數量到質量

事實上，中國企業的創新戰略正在從過去的需求搜尋型向技術推進型逐步轉變，在眾多分析師看來，這也是中國企業研發支出增長較快的原因之一。

對於中國的創新創業公司而言，盡管它們對於研發的投入進一步增加了專利擁有數量，然而下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增強提升真正來自中國創新團隊的技術專利質量。

從數量到質量的變化，折射出了我國企業的創新熱情正在不斷激發的過程，也是十年道路的重中之重。

如果察覺不到正在發生的變化，現在大多數科技公司將會消失。

這是什麽變化?其實就是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加速轉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信息的應用深度和廣度都已遠遠超出想象。《奇點臨近》的作者雷·庫茲韋爾(RayKurzweil)甚至認為，技術正在以冪指數的方式演進，到了2026年，納米技術、基因、生物材料、人腦、計算能力將顛覆現有技術格局，人類要換一種思維考慮現有的社會，考慮人的定義，大批商業公司將不複存在。

而對於目前的中國企業，在這種技術變革下，對創新的要求則更為迫切。

以電信行業為例。封閉而複雜的網絡架構正在由SDN、NFV、雲打破，電信行業正在從網絡、業務、運營和管理幾個方面重構，避免成為“管道”。可以預見的是，電信行業引發的IC和CT的融合，基礎設施的靈活多變和智能化的服務將成為趨勢。

無論是電信還是金融、制造、媒資和電子政務，越來越多的行業正轉向數字化。而面臨數字化轉型是全世界的難題，這也是政府、企業進入智能社會的規定動作。數字化變革的模式卻有著巨大的不確定性，數字化誕生了新的商業模式，釋放了新的消費需求。

“雞蛋從外面向里面打碎，那是一個煎蛋;雞蛋從里面向外面打碎，那是一個新的生命。我也不喜歡NFV或者SDN，因為它們會顛覆我們整個通信網絡的格局和架構，但是我不願意成為一個被別人從外面把我們打碎的煎蛋。擁抱挑戰、擁抱顛覆，這是我們對未來SDN、NFV的態度。”華為常務董事兼產品與解決方案總裁丁耘在內部討論會上如此說道。

任正非很認同這種觀點，強調一定要從雞蛋殼里打出去，產生一個新生命。

面對快速成長的華為，任正非鼓勵更多的人出去“喝咖啡”，與科學家以及大學教授交流。“我們與幾百個人喝了咖啡，消化幾百人的思想，然後就會領先世界。如果你不理解，當黑天鵝要出現時，就會錯失。”任正非強調。

私募做市提振市場情緒 新三板走出“政策底”

9月19日即節後首個交易日，新三板做市指數繼續大漲，在盼來分層後的第一個政策利好後，市場開始形成“政策底”。私募機構做市能夠從需求端帶來增量資金，並且擴大做市商的種類，成為監管者“完善交易制度”的第一步棋。不過，有分析人士認為，私募做市商數量和可投入做市資金有限，市場觸底還有待更多的政策利好。

從產業資本的角度，新三板已經“跌跌更健康”，接近了A股上市公司並購和投資機構Pre-IPO的標的估值水平。在估值趨近股權市場後，新三板市場有望重新匹配企業和投資者對未來的預期，實現市場出清。

新三板久旱逢甘霖

受到私募做市試點消息提振，9月19日，新三板市場成交金額重回到10億元以上，三板做市指數繼續回升，收於1092點，走出一波月初以來的反彈行情。在密集政策作用下，市場似乎正在形成“政策底”。

在340只有交易的創新層做市股票中，接近210只出現上漲，其中湘村股份(835920.OC)漲幅最高達到16.9%，七星科技(430746.OC)、金丹科技(832821.OC)等多只擬IPO創新做市股漲幅居前。目前，新三板上共有220多家掛牌公司開始或者已經完成IPO輔導。

9月14日，全國股轉系統出乎市場意料地發布了合格私募做市商評審方案，開啟了私募做市試點，是新三板分層方案公布以來首個政策利好。方案為申請做市的私募設置了實繳註冊金和資產管理規模等門檻。

私募做市此前也推動了一波短暫行情，今年5月27日，證監會發布了做市商擴容到私募機構的決定，做市指數隨即大漲10個點，最高反彈至1195.5點。私募做市也被認為是9月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提及完善新三板交易制度的一環。

安信證券新三板研究負責人諸海濱估計新的方案可以為市場增加70多家做市商。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私募做市最大的好處是為企業提供增量資金，私募做市還能增加做市商類型，目前做市覆蓋公司的偏好上接近，沒有很大的特色。從交易制度上，這也意味著離混合交易模式不遠了。”

中科沃土基金董事長朱為繹對本報記者表示，“私募機構會以股權思維進行做市，策略上會類似東方證券的精品模式，給具有投資價值的企業做市，而不是‘灑胡椒面’的模式。在做市前、後的整個產業鏈也會做銷售、路演等工作。”他認為，私募做市還要應對業績考核模式改變、不適用對賭協議等挑戰。

不過，股轉公司表示，為控制業務風險，首批試點私募機構數量不超過10家，並且私募機構必須使用自有資金進行做市，不得使用受托管理的客戶資金。同時，為防範利益沖突，私募機構不得為自己直接或間接持股10%以上的股票做市。

資深個人投資者大胡認為，私募做市只會帶來微不足道的增量資金，難以激發二級市場投資者的交易熱情，對流動性的改善作用極其有限。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改善新三板流動性還需要公募基金入場、明確轉板制度或者降低投資者門檻等配套措施。明確轉板制度能夠持續活躍局部行情，而降門檻能夠使新三板在保持獨立市場地位的同時改善流動性。

跌入股權市場創造市場出清

在過去十個交易日里，三板做市指數漲了8天，在市場持續綿綿陰跌後，即使小幅反彈也令人眼前一亮。不過，本輪反彈行情能夠保持堅挺，還是會像此前分層政策行情一樣短暫，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諸海濱認為，創新層股票價格已經接近底部。他表示，產業資本或者PE在投Pre-IPO輪時對新興行業企業的估值一般在12倍到15倍。而目前創新層公司平均市盈率已經降到22倍，按照目前凈利潤增速，年底動態市盈率將進入16倍到18倍的區間，已經接近股權投資市場的底部。

中報顯示，創新層企業近兩年中報收入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今年上半年平均收入增長28%，其中凈利潤增速超過50%的公司共333家，占比超過三分之一。不過由於流動性不足，創新層股票估值與基礎層估值日趨接近，年初以來跌幅已經超過基礎層。

安信證券研報指出，今年上半年，陽光私募手中的新三板籌碼增加了4倍，到6月底共持有3.39億創新層流通股。A股上市公司也大筆買入創新層企業，上半年增持幅度達45%，半年增加了0.97億流通股。

華東一家上市券商首席新三板分析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新三板持續下跌的過程中，A股上市公司並購新三板企業速度明顯加快，跨板並購的趨勢已經開始出現。隨著新三板產業資本的加速介入和定價權加強，新三板估值中樞將逐漸趨於並購市場，階段性的“並購底”正在夯實。

據廣州恒生統計，剔除做市商，到今年7月，前十大股東中有上市公司的新三板掛牌公司已經達到269家，231家上市公司位於新三板企業的前十大股東之列。上市公司通過並購同一行業中優質的企業，能夠快速發展自身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不過，前述分析師認為，新三板市場未來的機會是結構性的，很多行業已經見底，存在超跌反彈的機會，可以選擇當前不那麽熱門，但預期退出時景氣度能達到高點的行業。

他表示，“現在新三板交投停滯，核心原因在於新三板沒有體現出賺錢效應，從而使整個市場預期坍塌，反彈的核心在於預期差的縮窄。由於企業和投資者之間沒有達到預期上匹配，融資或者交易就出現不活躍。”他認為，隨著企業融資預期下降，政策帶動投資者風險偏好提升，以及市場存量投資產品出清，新三板市場交易自然能夠活躍起來。

那些年IMF走出來的首席們

首席是每家投行最招牌的招牌，盡管他們觀點、性格迥異，但仔細翻看他們的簡歷，一大共同點就是Made in IMF。

作為二戰後重建計劃的一部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47年3月1日正式運作，與世界銀行都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盡管因為美元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宣告結束，但IMF和世界銀行仍得以存在，繼續發揮作用。

IMF的主要工作是記錄各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債務，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逆差提供信貸支持；世界銀行則主要提供長期貸款，向公司、個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

簡單說，世界銀行像投行，多做項目；IMF更像核數師，因為是對國家做宏觀咨詢，雖不是每個國家都會伸手向IMF借錢，可一旦有個危機，求助的金額可都是以億為單位的，還是美元計價的。

這也是IMF能並且需要培養出大量經濟學家的原因，因為他們需要評估需要貸款國家的真實經濟狀況，才能制定政策。而國際經濟學界也有這樣的說法，還沒有政府因為借錢給IMF而出現過損失，IMF的研究實力可見一斑。不過擅長寫神話的希臘人民可能不太服氣。

作為經濟學家的黃埔軍校，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一種什麽感受呢？

IMF培養經濟學家最精英的項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進得了EP，不亞於本科拿到哈佛的錄取通知書，剛畢業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繼銘、汪濤等等都是這個項目培養出來的。世界銀行的對應項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來的代表財經名人是許小年、謝國忠。

EP可謂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個申請者，最後錄取的經濟學家也只有20-40個，招人標準非常嚴格：學術過關，34歲以下，博士畢業一年內，英文口語和寫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實踐和研究，還得有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不能怕出差，188個成員國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國家內部的不同行業及內部聯系等等。

如果沒進入EP，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進入IMF。IMF歡迎有一定事業基礎（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擁有經濟、金融相關的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因為央行、IMF所從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為什麽定在這個數字，做的是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經濟研究部門所從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經濟政策已定的基礎上，告訴市場未來政府會做什麽，分析影響，並不參與及影響既定政策。

雖然能進去IMF的經濟學家都是學霸中的戰鬥機，但要怎樣完成從象牙塔到政策影響者的轉變，就要再來說說IMF的系統性培養。

以三年的EP項目舉例，經濟學家要首先在功能組別或國家組別工作一年，第三年開始在IMF內部嘗試找到最終定崗的工作。

功能組別分以下幾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外部經濟，實體經濟。試想剛畢業的博士們，在學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進入IMF的任何一個功能組別後，就需將理論結合實踐：國家報上來的數據，是需要檢視的，貨幣增速M0、M1、M2的計算，是比想象中難的，儲蓄投資缺口也要切切實實做出來，項項皆清楚。

而188個成員國，就把國家組別分為撒哈拉以南非洲、亞太區、歐洲區、中東中亞區、西半球。

沒跟IMF借錢的，屬於Surveillance country，IMF對他們沒有約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國家相關部門檢討下政策，寫份報告，了解國家的經濟發生了什麽，未來的焦點是什麽，IMF應該做什麽，又能對政府政策提出什麽建議。

如果國家陷入了危機，向IMF借了錢，那麽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內部乃至全球的焦點國家（比如希臘）。IMF對這些國家有巨大的約束力，央行、財政部等政府機構，是有義務第一時間向IMF提交數據的。如果危急時刻被任用，是經濟學家真正影響政策時候，因為貸出去的款項，必須有借有還。

假設兩年內批準了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那經濟學家每隔三個月就要去檢查一次，此前提出的財政、貨幣政策等目標有無完成，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筆貸款，並給出下季度的目標，直至國家走出危機。

所以和平時期，經濟學家們需要磨練內功，了解國家的經濟運行狀況，一旦危機時刻被委任，才能真正影響政策，幫助一方民眾走出困境，做出自己的貢獻，也更容易獲得晉升職位。

是的，IMF內部的經濟學家也是有職位高低的。一般EP進去從A11開始做起，兩年一升，到A15是最高；然後B1-2便進階到處長級，B3是助理局長，B4是副局長（如重返IMF的何東），B5就是局長了。再往上就是副總經理（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如中國的朱民），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

MD只有一個，DMD也只有四個，IMF並不是一個當官的地方，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接受系統訓練的地方。不論你想研究什麽，內部有同事專家請教討論，間中還有美聯儲等外部機構互訪；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實際的結合，其次也是通過很多輪的思考、討論、甚至挑戰才錘煉出來的，因此結論很紮實，經得起推敲。

IMF對經濟學家的培養，是對他們數據分析方法的培養，不管以後從事什麽，套路不會差太遠，只是個人在分析後的觀點不同。

離開IMF後，經濟學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身份的轉變是：從告訴政府你應該做什麽（幫助國家擺脫經濟危機等任務），轉變為告訴投資者政府今後會做什麽（幫助客戶賺錢是主要任務）。

他們的優勢在於，更能體會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候的制約，會更加務實、有全局觀；雖然市場的喜好肯定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次優選擇的結果，這不一定是市場能考慮到的方面。

那麽過去幾十年中，IMF又培養出了哪些中國經濟學家呢？（以下排名按進入IMF的時間順序）

胡祖六

清華碩士，公派至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拉里•薩默斯。1991年博士畢業後，在薩默斯建議下，年僅28歲便進入IMF工作，先後任職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1996年離開IMF，成為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加入高盛，2010年從高盛退休時，職位是高盛集團合夥人及大中華主席。之後創立春華資本。

林建海

喬治華盛頓國際金融博士，1989年進入IMF後，先後任亞洲部經濟學家，政策發展與檢查部高級經濟學家，融資財務部局級官員，2009年被提升為高級顧問，2012年3月起擔任IMF秘書長。

林壽康

布朗大學貨幣經濟學博士，擔任過IMF國際部經濟學家，之後成為香港金管局貨幣管理部高級經理、德意誌摩根建富公司新興市場部經濟學家、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國際部副主任。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是朱雲來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朱雲來離開後，代為履行中金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哈繼銘

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經濟學博士生，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成為IMF經濟師，1999年起成為IMF駐印度尼西亞代表，2001年至2003年成為香港金管局經濟研究部高級經理，之後回歸IMF任高級經濟師。2004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0年加入高盛，現為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

彭文生

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碩士，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進入IMF，任亞太部經濟學家，負責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研究和政策咨詢事務。1998年就職香港金管局，任經濟研究處和中國內地事務處主管，2008年成為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學家，2010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4年出任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蔣國榮

邁阿密大學碩士，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2003年加入IMF，之後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級經理，國際結算銀行亞太區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加入中金，屬於市場少見的經濟學家型投行家，秉承中金的風格，非常低調。2014年加入瑞銀，負責中國投行業務。

馬駿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1994年獲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2年至2000年先後於世界銀行及IMF擔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隨後加入德意誌銀行，任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策略師，2014年4月，終於回歸體制內，成為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汪濤

紐約大學博士，1997年加入IMF至2006年，隨後成為BP亞洲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至今，擔任UBS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黃海洲

印第安納大學商業經濟學與金融學博士，1998年至2005年間，任IMF貨幣匯兌部、歐洲部和研究部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2006年成為巴克萊大中華區研究主管兼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師。

梁紅

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其供職於IMF若幹個亞洲國家代表處。2003年加入高盛成為經濟學家，2008年加入中金，曾任資本市場部董事總經理及研究部負責人，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為首席經濟學家。

何東

劍橋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於世界銀行供職，1998年成為IMF高級經濟學家，直至2004年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並在2009年8月成為助理總裁，負責有關貨幣及金融穩定研究事物。2014年10月重回IMF，成為貨幣及資本市場局副局長。

王慶

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1999年至2005年在IMF，分析亞洲、東歐以至中東地區成員國的經濟情況，2005年成為美國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2007年接替謝國忠擔任摩根史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2011年加入中金成為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直至2013年4月加盟重陽投資，成為公司總裁及合夥人。

崔歷

西北大學經濟學博士，2000至2008年間任IMF中國市場資深經濟學家，之後兩年擔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2011年成為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2012年領導高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現已離開高盛。

姚余棟

赴劍橋攻讀經濟學博士前，是國家經貿委企業司科員，2000年博士畢業後先成為世界銀行咨詢顧問，2001年加入IMF，直至2005年回國擔任黑龍江招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2009年成為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巡視員，2015年1月起成為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正司局級）。

丁爽

人大碩士及約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碩士，1993年至1997年任職於人民銀行國際部，1997年8月由人行借調至IMF，2001年後正式成為IMF資深經濟學家，參與跨國經濟研究、政策制定和貸款計劃。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擔任中國高級經濟學家，2015年4月加入渣打銀行，成為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

張智威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經濟學博士，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後，於2002年加入IMF，2008年任職於香港金管局，2010年成為中金經濟學家，2011年7月任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2014年10月，接替馬駿，成為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鄧敏強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圖右），2005年起成為IMF經濟學家，先後在歐洲、英國、墨西哥從事經濟研究，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次年加入高盛香港，任資深中國經濟學家。

沈建光

赫爾辛基大學博士，麻省理工經濟系博士後，1999年成為芬蘭央行經濟學家，2003年起擔任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2006年至2007年10月成為IMF的經濟學家，隨後加入中金香港，負責發達國家宏觀經濟研究，2010年5月起任瑞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楊婕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2007年成為IMF經濟學家，2011年來港成為未來資產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此後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令其成為80後最紅經濟學家，一時間紅遍媒體。2013年5月，加入對沖基金Brevan Howard，負責亞洲市場研究，由於公司合規原因，不再接受媒體訪問，淡出公眾視野。

朱民

約翰霍普金斯經濟學博士，1990年任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顧問），1996年起先後任中國銀行行長經濟顧問、中銀國際控股公司董事、中銀國際金融研究所總經理、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2009年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10年擔任IMF時任總裁卡恩的特別顧問，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總裁，也是史上首位進入IMF高級管理層的中國人。

從這些經濟學家離開IMF之後的職業生涯不難看出，多數回到香港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繼銘年代，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時，他們海歸之時，市場上仍是外國人占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有全球視角的中國經濟學家可謂是零供給。

他們開啟的，是中國經濟學家最黃金的時期。世界經濟平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紅火，中國背景的經濟學家求小於供，彭文生、汪濤、馬駿、黃海洲等，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們。

而新生代的經濟學家的登場時間，恰逢次貸危機前後，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和市場都開始走下坡路，市場上的經濟學家也出現了供大於求的情況，不難看出張智威等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看法也比前輩悲觀。

撇去大時代背景，這些履歷極其優秀的經濟學家，仍有難以突破的天花板。最為典型的要數胡祖六。當年加入高盛之時，被世界銀行研究員鄒恒甫批評，“胡祖六不搞學術進投行，是對經濟學的背叛。”而當他47歲從高盛退休之時，關於他進入國有銀行、監管機構乃至決策部門的猜測不絕於耳，雖然傳言被其本人親口否認，但還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甚至有網友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胡祖六四宗大罪》，認為與高盛“藕斷絲連”的他，不能回到體制內。

事實上，海歸回歸體制內、擔任高層的事例屈指可數。一是2010年2月，PIMCO董事總經理朱長虹回國，任外管局首席投資官，協助管理2.3萬億美元的外儲；二是2010年4月，前德銀亞洲區總裁張紅力，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三是2014年4月，德銀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出任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四年後，朱長虹離職，本人和官方都未給出解釋；張紅力則被老東家德銀告上法庭，向其索賠630萬美元。

而馬駿之前，還沒有一位市場經濟學家回歸體制內的。原因也許很複雜，比如人行是否欣賞這樣的經濟學家？是否有這個需求？領導一旦開了海歸的口子，要怎麽穩定體制內慢慢往上爬的人？海內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無矛盾？最終給的職位，是否真的有政策影響力？

但IMF所展現的情況也說明，和平時期需要經濟學家了解國家經濟運行狀況，一旦有了危機，才能用兵一時，發揮真正的政策影響力，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什麽感受不重要，重要的這些感受、經驗，能被真正用去哪里，能否有所作為。

石墨烯醫療應用還沒走出實驗室

被譽為“新材料之王”的石墨烯，不僅在電子產品、新能源電池、航空航天領域引起社會的關註，在醫療領域也被視為引發下一次醫療革命的關鍵。

近日，捷克奧洛穆茨大學的科研團隊宣布利用石墨烯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小的金屬磁鐵，可以應用於核磁共振成像、水處理、生物化學和電子等多個領域。鑒於石墨烯更大表面積、生物適應性、化學穩定性等特征，在藥物傳送、癌癥治療和生物傳感等方面，石墨烯被寄予厚望。

體外檢測

生物傳感是一項正在快速發展的新技術，在醫學應用中，利用石墨烯作為傳感器進行體外檢測是重要的研究和應用方向。

“目前，石墨烯在醫療領域的研究剛剛起步，部分停留於理論層面，少數可以實驗研究，只有作為傳感器進行體外檢測的功能有望推向產業化應用。”在青島舉辦的2016年中國國際石墨烯創新大會上，上海交通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副院長崔大祥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石墨烯和其他納米粒子相結合，作為一種傳感器用於體外疾病檢測已經得到了臨床實驗的論證。上海交通大學的科研團隊在這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他們實驗論證了呼氣檢測和唾液檢測的應用。

呼出氣體中的腫瘤標誌物或者疾病標誌物非常少量，因此對檢測的靈敏度要求極高。和傳統的常規檢測相比，石墨烯可以使檢測的靈敏度提高至少三個數量級，有些甚至可以達到單分子檢測。

據透露，崔大祥所在的團隊已經開發出了通過呼氣來檢測胃癌的傳感器，而且技術比較成熟，團隊將進一步研究肺癌和其他腫瘤的檢測。

“經過我們論證，呼氣檢測應該可以成為繼血常規、尿常規和大便常規的第四大常規檢測，呼氣更加方便，而且無創，隨時隨地、及時檢測身體變化。”崔大祥表示。

此前在2015年，湖北中醫藥大學納米生物傳感中心張國軍教授團隊與針灸骨傷學院王華教授團隊合作，用電化學方法在針灸針的針尖表面分別沈積金納米顆粒與石墨烯，構建納米針灸傳感針。

據悉，這樣的納米針灸傳感針不僅穩定性好，而且對PH敏感，對多巴胺等神經遞質也有良好的檢測靈敏度與選擇性，可用於機體多巴胺的檢測。

體內治療

除了體外檢測，目前的研究還涉及石墨烯用於藥物遞送載體、腫瘤治療、抗菌殺菌、人工植入設備等方面。但不可忽視的是體內治療應用目前仍處於早期階段，風險較大。“石墨烯醫療將最先應用在體外檢測，體內治療遙遙無期，很可能會死掉。”對於體內治療崔大祥表現得並不樂觀。

石墨烯可以用於藥物傳送，這主要得益於其較大的表面積允許將大量藥物傳送至體內的特定區域。石墨烯氧化物可作為一種抗癌藥劑來對抗特定癌細胞。配合當前的療法，可能使腫瘤收縮，遏制癌癥發展速度，以及治療後的複發。

實驗證明，石墨烯可以用作免疫組劑，輔助其他藥物提高治療效果。石墨烯和肌氨酸偶聯以後能夠激發體內的免疫細胞分泌更多的細胞因子，而細胞因子對腫瘤具有殺傷作用，而且對免疫力有明顯的提高。但是這項技術到人體應用仍然有一段距離。

“現在技術是可以做到的，最大的問題是安全性。”崔大祥表示。

由於石墨烯傳導性好，可以將它修飾在電極的表面，插到神經里，對老年癡呆等電刺激治療有一定的幫助。此前密歇根理工大學研究人員將石墨烯引入3D打印神經組織，開發出一種高分子材料來培養組織，利用石墨烯作為導電體。

在今年1月份，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人員成功將石墨烯電極植入小鼠腦部，並直接與神經元連接。在研究人員進行實驗後發現，利用石墨烯材料制造的電極能安全地與腦部神經元連接，且連接後這些神經元可正常傳遞電波信號，將腦電波信號傳遞給外界，讓外界更為清晰明了地了解腦部活動並修複感知功能。

這項技術未來可用於修複截肢、癱瘓，甚至帕金森氏癥患者的感知功能，協助他們更好地康複，例如可以借助機械臂來接收腦電波信號，進行抓取動作。

不管是藥物傳送還是腫瘤治療，這些體內治療的應用還停留在實驗研究層面。石墨烯用於體內治療的安全性問題一直是該研究最大風險所在。一旦無法從體內排出，會進入到肝肺內部，對細胞形成刺激，引起病變。

“體外檢測會最先應用，由於安全性問題，體內應用除了做電極，其他載體應用可能會越來越少。如果不能證明在體內被降解或排泄，肯定也會死掉的。”崔大祥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