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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IMF走出來的首席們

首席是每家投行最招牌的招牌,盡管他們觀點、性格迥異,但仔細翻看他們的簡歷,一大共同點就是Made in IMF。

 

作為二戰後重建計劃的一部分,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4731日正式運作,與世界銀行都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盡管因為美元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在1973年宣告結束,但IMF和世界銀行仍得以存在,繼續發揮作用。

 

IMF的主要工作是記錄各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和債務,主持制定國際貨幣經濟政策,為成員國的短期國際收支逆差提供信貸支持;世界銀行則主要提供長期貸款,向公司、個人或政府發行債券,將所得款項借予受助國。

 

簡單說,世界銀行像投行,多做項目;IMF更像核數師,因為是對國家做宏觀咨詢,雖不是每個國家都會伸手向IMF借錢,可一旦有個危機,求助的金額可都是以億為單位的,還是美元計價的。

 

這也是IMF能並且需要培養出大量經濟學家的原因,因為他們需要評估需要貸款國家的真實經濟狀況,才能制定政策。而國際經濟學界也有這樣的說法,還沒有政府因為借錢給IMF而出現過損失,IMF的研究實力可見一斑。不過擅長寫神話的希臘人民可能不太服氣。


 

作為經濟學家的黃埔軍校,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一種什麽感受呢?

 

IMF培養經濟學家最精英的項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進得了EP,不亞於本科拿到哈佛的錄取通知書,剛畢業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繼銘、汪濤等等都是這個項目培養出來的。世界銀行的對應項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來的代表財經名人是許小年、謝國忠。

 

EP可謂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個申請者,最後錄取的經濟學家也只有20-40個,招人標準非常嚴格:學術過關,34歲以下,博士畢業一年內,英文口語和寫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實踐和研究,還得有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不能怕出差,188個成員國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國家內部的不同行業及內部聯系等等。

 

如果沒進入EP,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進入IMFIMF歡迎有一定事業基礎(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擁有經濟、金融相關的研究生學歷的人才。因為央行、IMF所從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為什麽定在這個數字,做的是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經濟研究部門所從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經濟政策已定的基礎上,告訴市場未來政府會做什麽,分析影響,並不參與及影響既定政策。

 

雖然能進去IMF的經濟學家都是學霸中的戰鬥機,但要怎樣完成從象牙塔到政策影響者的轉變,就要再來說說IMF的系統性培養。

 

以三年的EP項目舉例,經濟學家要首先在功能組別或國家組別工作一年,第三年開始在IMF內部嘗試找到最終定崗的工作。

 

功能組別分以下幾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外部經濟,實體經濟。試想剛畢業的博士們,在學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進入IMF的任何一個功能組別後,就需將理論結合實踐:國家報上來的數據,是需要檢視的,貨幣增速M0M1M2的計算,是比想象中難的,儲蓄投資缺口也要切切實實做出來,項項皆清楚。

 

而188個成員國,就把國家組別分為撒哈拉以南非洲、亞太區、歐洲區、中東中亞區、西半球。


沒跟IMF借錢的,屬於Surveillance countryIMF對他們沒有約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國家相關部門檢討下政策,寫份報告,了解國家的經濟發生了什麽,未來的焦點是什麽,IMF應該做什麽,又能對政府政策提出什麽建議。

 

如果國家陷入了危機,向IMF借了錢,那麽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內部乃至全球的焦點國家(比如希臘)。IMF對這些國家有巨大的約束力,央行、財政部等政府機構,是有義務第一時間向IMF提交數據的。如果危急時刻被任用,是經濟學家真正影響政策時候,因為貸出去的款項,必須有借有還。

 

假設兩年內批準了30億美元的貸款額度,那經濟學家每隔三個月就要去檢查一次,此前提出的財政、貨幣政策等目標有無完成,完成了才能借出下一筆貸款,並給出下季度的目標,直至國家走出危機。

 

所以和平時期,經濟學家們需要磨練內功,了解國家的經濟運行狀況,一旦危機時刻被委任,才能真正影響政策,幫助一方民眾走出困境,做出自己的貢獻,也更容易獲得晉升職位。

 

是的,IMF內部的經濟學家也是有職位高低的。一般EP進去從A11開始做起,兩年一升,到A15是最高;然後B1-2便進階到處長級,B3是助理局長,B4是副局長(如重返IMF的何東),B5就是局長了。再往上就是副總經理(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如中國的朱民),最高的大boss就是MD拉嘉德啦!


 

MD只有一個,DMD也只有四個,IMF並不是一個當官的地方,對經濟學家而言,這是一個接受系統訓練的地方。不論你想研究什麽,內部有同事專家請教討論,間中還有美聯儲等外部機構互訪;研究概念首先有和實際的結合,其次也是通過很多輪的思考、討論、甚至挑戰才錘煉出來的,因此結論很紮實,經得起推敲。

 

IMF對經濟學家的培養,是對他們數據分析方法的培養,不管以後從事什麽,套路不會差太遠,只是個人在分析後的觀點不同。

 

離開IMF後,經濟學家最多去的都是投行,身份的轉變是:從告訴政府你應該做什麽(幫助國家擺脫經濟危機等任務),轉變為告訴投資者政府今後會做什麽(幫助客戶賺錢是主要任務)。

 

他們的優勢在於,更能體會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候的制約,會更加務實、有全局觀;雖然市場的喜好肯定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但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次優選擇的結果,這不一定是市場能考慮到的方面。

 

那麽過去幾十年中,IMF又培養出了哪些中國經濟學家呢?(以下排名按進入IMF的時間順序)

 

胡祖六


清華碩士,公派至哈佛攻讀經濟學博士,導師是大名鼎鼎的拉里•薩默斯。1991年博士畢業後,在薩默斯建議下,年僅28歲便進入IMF工作,先後任職於亞太局、財政事務局和研究局。1996年離開IMF,成為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1997年加入高盛,2010年從高盛退休時,職位是高盛集團合夥人及大中華主席。之後創立春華資本。

 

林建海


喬治華盛頓國際金融博士,1989年進入IMF後,先後任亞洲部經濟學家,政策發展與檢查部高級經濟學家,融資財務部局級官員,2009年被提升為高級顧問,20123月起擔任IMF秘書長。

 

林壽康


布朗大學貨幣經濟學博士,擔任過IMF國際部經濟學家,之後成為香港金管局貨幣管理部高級經理、德意誌摩根建富公司新興市場部經濟學家、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國際部副主任。2000年加入中金公司,是朱雲來在中金最信任的人之一,2014年朱雲來離開後,代為履行中金總裁及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哈繼銘


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系經濟學博士生,美國堪薩斯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成為IMF經濟師,1999年起成為IMF駐印度尼西亞代表,2001年至2003年成為香港金管局經濟研究部高級經理,之後回歸IMF任高級經濟師。2004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0年加入高盛,現為投資管理部董事總經理。

 

彭文生


人民銀行研究生部碩士,英國伯明翰大學經濟學博士。1993年進入IMF,任亞太部經濟學家,負責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研究和政策咨詢事務。1998年就職香港金管局,任經濟研究處和中國內地事務處主管,2008年成為巴克萊資本中國經濟學家,2010年成為中金首席經濟學家,2014年出任中信證券全球研究部主管及全球首席經濟學家。

 

蔣國榮


邁阿密大學碩士,康奈爾大學經濟學博士。1995-2003年加入IMF,之後在香港金管局任高級經理,國際結算銀行亞太區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加入中金,屬於市場少見的經濟學家型投行家,秉承中金的風格,非常低調。2014年加入瑞銀,負責中國投行業務。

 

馬駿


1988年至1990年任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1994年獲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2年至2000年先後於世界銀行及IMF擔任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隨後加入德意誌銀行,任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策略師,20144月,終於回歸體制內,成為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

 

汪濤


紐約大學博士,1997年加入IMF2006年,隨後成為BP亞洲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至今,擔任UBS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黃海洲


印第安納大學商業經濟學與金融學博士,1998年至2005年間,任IMF貨幣匯兌部、歐洲部和研究部經濟學家和高級經濟學家。2006年成為巴克萊大中華區研究主管兼首席經濟學家,2008年起任中金首席策略師。

 

梁紅


喬治城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其供職於IMF若幹個亞洲國家代表處。2003年加入高盛成為經濟學家,2008年加入中金,曾任資本市場部董事總經理及研究部負責人,2014年接替彭文生成為首席經濟學家。

 

何東


劍橋經濟學博士,1993年起於世界銀行供職,1998年成為IMF高級經濟學家,直至20048月加入香港金管局,並在20098月成為助理總裁,負責有關貨幣及金融穩定研究事物。201410月重回IMF,成為貨幣及資本市場局副局長。

 

王慶


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博士,1999年至2005年在IMF,分析亞洲、東歐以至中東地區成員國的經濟情況,2005年成為美國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及策略分析主管,2007年接替謝國忠擔任摩根史丹利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2011年加入中金成為投資銀行部董事總經理,直至20134月加盟重陽投資,成為公司總裁及合夥人。

 

崔歷


西北大學經濟學博士,2000至2008年間任IMF中國市場資深經濟學家,之後兩年擔任香港金管局外事部主管,2011年成為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2012年領導高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現已離開高盛。

 

姚余棟


赴劍橋攻讀經濟學博士前,是國家經貿委企業司科員,2000年博士畢業後先成為世界銀行咨詢顧問,2001年加入IMF,直至2005年回國擔任黑龍江招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2009年成為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二司副巡視員,20151月起成為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正司局級)。

 

丁爽


人大碩士及約翰霍普金斯工商管理碩士,1993年至1997年任職於人民銀行國際部,19978月由人行借調至IMF2001年後正式成為IMF資深經濟學家,參與跨國經濟研究、政策制定和貸款計劃。直至2011年加入花旗擔任中國高級經濟學家,20154月加入渣打銀行,成為大中華區研究部主管。

 

張智威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經濟學博士,在加拿大央行工作一年後,於2002年加入IMF2008年任職於香港金管局,2010年成為中金經濟學家,20117月任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201410月,接替馬駿,成為德意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鄧敏強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圖右),2005年起成為IMF經濟學家,先後在歐洲、英國、墨西哥從事經濟研究,2011年加入香港金管局,次年加入高盛香港,任資深中國經濟學家。

 

沈建光


赫爾辛基大學博士,麻省理工經濟系博士後,1999年成為芬蘭央行經濟學家,2003年起擔任歐洲央行資深經濟學家,2006年至200710月成為IMF的經濟學家,隨後加入中金香港,負責發達國家宏觀經濟研究,20105月起任瑞穗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楊婕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2007年成為IMF經濟學家,2011年來港成為未來資產證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此後Financial Times的一篇文章,令其成為80後最紅經濟學家,一時間紅遍媒體。20135月,加入對沖基金Brevan Howard,負責亞洲市場研究,由於公司合規原因,不再接受媒體訪問,淡出公眾視野。

 

朱民


約翰霍普金斯經濟學博士,1990年任世界銀行政策局經濟學家(顧問),1996年起先後任中國銀行行長經濟顧問、中銀國際控股公司董事、中銀國際金融研究所總經理、中銀香港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重組上市辦公室總經理,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2009年成為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10年擔任IMF時任總裁卡恩的特別顧問,2011年正式出任IMF副總裁,也是史上首位進入IMF高級管理層的中國人。

 

從這些經濟學家離開IMF之後的職業生涯不難看出,多數回到香港從事中國宏觀經濟研究。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繼銘年代,適逢中國改革開放之時,他們海歸之時,市場上仍是外國人占據中國宏觀經濟研究,有全球視角的中國經濟學家可謂是零供給。

 

他們開啟的,是中國經濟學家最黃金的時期。世界經濟平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市場紅火,中國背景的經濟學家求小於供,彭文生、汪濤、馬駿、黃海洲等,全面取代了老外首席們。

 

新生代的經濟學家的登場時間,恰逢次貸危機前後,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和市場都開始走下坡路,市場上的經濟學家也出現了供大於求的情況,不難看出張智威等經濟學家對中國的看法也比前輩悲觀。

 

撇去大時代背景,這些履歷極其優秀的經濟學家,仍有難以突破的天花板。最為典型的要數胡祖六。當年加入高盛之時,被世界銀行研究員鄒恒甫批評,“胡祖六不搞學術進投行,是對經濟學的背叛。”而當他47歲從高盛退休之時,關於他進入國有銀行、監管機構乃至決策部門的猜測不絕於耳,雖然傳言被其本人親口否認,但還是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甚至有網友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胡祖六四宗大罪》,認為與高盛“藕斷絲連”的他,不能回到體制內。

 

事實上,海歸回歸體制內、擔任高層的事例屈指可數。一是20102月,PIMCO董事總經理朱長虹回國,任外管局首席投資官,協助管理2.3萬億美元的外儲;二是20104月,前德銀亞洲區總裁張紅力,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三是20144月,德銀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出任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四年後,朱長虹離職,本人和官方都未給出解釋;張紅力則被老東家德銀告上法庭,向其索賠630萬美元。

 

而馬駿之前,還沒有一位市場經濟學家回歸體制內的。原因也許很複雜,比如人行是否欣賞這樣的經濟學家?是否有這個需求?領導一旦開了海歸的口子,要怎麽穩定體制內慢慢往上爬的人?海內外的研究分析方式有無矛盾?最終給的職位,是否真的有政策影響力?

 

IMF所展現的情況也說明,和平時期需要經濟學家了解國家經濟運行狀況,一旦有了危機,才能用兵一時,發揮真正的政策影響力,在IMF做經濟學家是什麽感受不重要,重要的這些感受、經驗,能被真正用去哪里,能否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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