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投資研究院(簡稱“建投研究院”)8月4日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認為，全球最有可能先走出通縮的國家是美國，其次可能是中國，但是否引發新一輪通脹，還需要時間觀察。
題為《全球經濟環境與投資展望(2016-2020)》的報告由該院秘書長萬建發編寫。報告稱，目前世界經濟增長複蘇緩慢，不確定性加大。
“整體看，世界經濟還在迎接一個新拐點的到來，究竟是向上還是向下，目前看都具有不確定性。”萬建發分析說，綜合各方研究，世界經濟整體收縮的根本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
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嚴峻，勞動力參與下降和社會福利支出上升疊加共振，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壓力;
生產率上升的整體通道打不開，技術進步尚未形成革命性變化，很難找到新的增長點，同時技術市場過度資本化引發投機和泡沫，導致真實的技術創新受阻;
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造成全球性的金融資產膨脹、經濟脫實向虛，實體投資回報下降，難以形成真實的增長能力;
收入不平等加大，資本和技術的全球自由流動與勞動力結構調整的能力不足這對矛盾日益加深，造成許多國家失業問題突出、貧富分化加劇，引發新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加大了各國政治選擇上的不確定性，從而對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有效性產生影響。
萬建發說，從全球經濟運行情況來看，複雜分化，不平衡性突出。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日等各國央行紛紛采取低利率、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並沒有帶來明顯的物價上升壓力，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CPI不漲資產價格漲的現象。各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偏低，部分經濟體甚至面臨通縮。
報告介紹，目前各國所面臨的情況不盡相同。日本已經在通縮心理下生活了二十多年。歐洲CPI在0值附近徘徊，心理上早已進入通縮狀態。美國的核心通脹不高，但是工資上升有提速跡象，隨時可能觸發服務業成本的上揚。中國的通脹前景最糾結，制造業通縮和服務業通脹並存。新興經濟體通脹較高。盡管通脹前景不盡一致，各國央行將註意力由抗通脹轉為抗通縮是不爭的事實。
耐人尋味的是，IMF則分別上調了今明兩年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通脹預期0.1-0.2個百分點，顯示對全球通脹前景的判斷存在分歧。
報告認為，中長期前景看，全球存在通縮風險的擔憂，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與地產周期見頂，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是中長期通縮的主因;美元升值效應將通過“進口-購進價格-PPI-CPI”的渠道影響價格總水平，從而可能會加劇未來一段時間的通縮壓力;經濟結構性調整周期較長，且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市場出清的過程伴隨供需雙向收縮，導致資產負債表衰退，形成債務型通縮。
另外，貨幣窖藏現象突出，反映在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傳導機制失效，流動性陷阱成為全球性問題。一方面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基礎貨幣投放並未進入信用創造過程，另一方面超額準備金滯留在銀行體系內的部分非常大，這種情況在美、歐、日、中都比較突出。
“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各國的長期實際利率持續走低，這個趨勢短期不會改變。”萬建發說。
研究還顯示，結構性問題已成為制約全球回歸強勁增長的主要問題。萬建發說，全球結構性矛盾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國際產業分工失衡、金融失衡和收入分配失衡。而金融周期缺失、生產率增速放緩，以及經濟制度的創新不足，被認為是全球結構性矛盾深化的主要原因。從趨勢上看，全球結構性矛盾將導致投資需求趨勢性下降，過剩產能全球蔓延，並面臨越陷越深的債務黑洞。
報告介紹，在國際貿易方面，目前全球貿易環境嚴峻，國際貿易增長進入了一個十分低迷的時期。世貿組織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報告》預計，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將降至2.8%，連續第五年低於3%，遠遠低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也低於全球GDP增速。
萬建發分析說，目前全球治理環境複雜多變，競合博弈程度加深。從近代歷史來看，全球化經歷了三波浪潮，分別是全球化1.0時代，也即大航海時代、英國和英鎊主導的全球化2.0時代、美國和美元主導的全球化3.0時代。目前，全球進入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推動的全球化4.0時代，全球貿易投資、貨幣、信息、技術等要素正在重新組合，建立全球治理新體系和國際經濟新秩序，已經成為全球共識。
萬建發認為，未來五年，全球化投資要重點關註三個新趨勢：
中國是未來全球最大的跨境投資經濟體，中國資本走出去的四條路徑基本清晰，即國民財富全球化資產配置、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躍升、整合全球資源對接中國消費升級、產能走出去與國際合作;
技術創新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經濟轉型矛盾積累到一定階段往往孕育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突破，未來要關註全球技術創新趨勢，以及創造性資源的發展，把握新產業周期出現時帶來的歷史性機遇;
全球人口老齡化勢不可擋，也是二十一世紀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人口老齡化可能帶來全球生產方式、消費行為和價值觀上的演變，這一過程中的商業創新，會催生一些新興產業成長和發展。
報告建議關註生物醫療健康、綠色能源環保、先進制造、信息與分享經濟、新興消費服務五大行業的投資機會。
“未來五年，全球化投資要審慎應對日益增加的五種新風險，包括高債務低增長下的投資回報率下降、資產泡沫化引起的金融風險、技術創新叠代周期縮短、逆全球化思潮引起的投資保護主義、國際變局引起的地緣政治風險。”萬建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