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談及我們正活在一同化社會,我地從少被銀行家,
咁同理財有咩關係呢? 首先你每月出糧獲得之公仔紙,只能換到越來越少之實物。
當然識得出千既人唔多,同埋千得幾次自己有人能解破千術,
現代社會很同質化、人亦變為同質、有相同諗法做相同行為。
打領帶的人經常同大家講,我給你解釋是用到驗證科學,
根據前文所述,
一. 先令自己有賭本,及保持賭本夠大,不被睇場抽水抽光
二. 持續有耐性地在賭場等一鋪同花順,唔好亂出手
三. 有能力認清面前鋪牌係同花順,傾力出擊
四. 賭本越大,你出手可以越少。或分注。
本篇是近期筆者講多理論,少講實務之作,fans請參閱當中之概念,大家切磋一下,看畢會對往後了解諗樣其他文章有幫助。
續:.
由最顯淺去講,如你收到既只係錢,永遠先到手著數,明顯是關於通賬。為求顯現到讀者之眼前,計下即時給予你一百萬,比起分十年而每年比十萬你爭幾遠? 但凡長年之財務安排需計入通賬,先假設通賬為4%。而你用1.04自乘10次,會得出1.48,可解作為,你十年後才到手之十萬,其實只能在今時買入價值五萬的物品了。請不要再被數字遊戲所fig,我地從少被銀行家,被政府及學校訓練成一個為錢工作的奴隸,單一思想,沒人教過你點去理財,一日就叫你洗錢。係香港更冇人叫你諗野,最好畢業後打份工唔用腦講乜就做為最好。所以有人話係香港生活,除咗錢呢個字之外,我地已經分辦唔出是非黑白,我地每個人都被環境訓練到,好似倒模出嚟咁。鍾意食同一樣既嘢、鐘意同一樣電視節目、支持同一種政治立場,信奉同一種生死病死的做人方法。原因一是教育,原因二是財富過份集中,大家反抗無門,只能甘心再被洗腦。
要逆轉勝,亦需由筆者上面講的社會特點,等好時機看準jail break。係財富過份集中、大富翁遊戲玩到最後階段,大富翁每做錯一次,或偶爾的一次欠運,可大大改變窮人日常之生活。引來的效應比過往幾百年前更大。原因一是平均效應。原因二是過份倚靠科學論證。
在現今社會窮人和富人身家(至少)相差一千倍,相信你也同意吧! 假設楷楷有一千萬身家,另外的窮人每人身家為一萬。在抽中的sample中,一千個人有一個是富翁級楷楷,亦即假定了富翁和窮人比,是1比1000,不知你是否同意過比率適用在港? 和過sample,楷楷有10,000,000,萬一佢有咩閃失令佢財產少30%,另外那99人,有機瓜分3000000。但在舊社會如楷楷財產只是窮人的100倍,即每窮人有50000而富人有5000000,有閃失既楷楷會損失5.0mil*30%=1500000,而99窮人只可瓜分一百五十萬分99份後之一。
當然你會質問現今經濟社會不足零和遊戲,富人窮既錢未必到你手上,筆者同意。幾章後筆者會再講授方法,講如何令富人失手後窮人如更有效去「接錢」。本章想解釋一個趨勢,即富人越有錢,而佢地係隨機性發生事件的機率根本同平民一樣,萬一佢地中招,當中所予的財富轉移效應是十分巨大的。到此又有人質疑富人不走運的機率肯定比平民低啦! 那也未必,下午會再貼出、請留意續。
2周前,有媒體曾在報導中提到,PPTV與搜狐聯姻告吹,有家傳統企業介入交易案並達成初步投資意向。而這家企業正是蘇寧公司,當時交易已進入盡職調查環節。
事實上,蘇寧從6月初便開始參與到PPTV的投資案。當時也有消息稱PPTV方面主動聯繫蘇寧,蘇寧方面也有興趣,隨後聯合銀湖資本,討論可能的槓桿收購。但最終在估值上與PPTV的大股東軟銀存在分歧,雙方洽談擱淺。
知情人士向媒體透露,PPTV此前的確接觸了多家公司洽談引入資金,但因為多種因素影響最終選擇了蘇寧一家。但其並未透露交易價格及具體細節。
與多家洽談的說法也得到了PPTV CEO陶闖的確認,他近日在互聯網大會也公開透露了這方面的表態,他表示公司目前正在尋求更多資源的階段,包括戰略資源,財務資源。
頻繁接觸多家公司洽談的原因則是PPTV的資金鏈難題。由於上一輪與軟銀敲定的2.5億美元融資中的部分資金遲遲未能到賬,加上持續虧損,PPTV經營和發展受阻。目前PPTV背負2億人民幣的銀行貸款,並且還在發起新的高利率貸款,資金斷流和破產隨時可能發生。
陶闖透露,將於8月20日正式向外界公佈合作夥伴,這意味著投資方已經敲定。但對於「蘇寧最終投資PPTV」的說法,陶闖未向媒體回覆。
蘇寧公關部人員也對此表示並不知情。
蘇寧為何看重PPTV?
蘇寧在向「云商模式」轉型後,希望在電視端、手機移動端、PC端、線下門店等多角度觸達用戶,以完成線上、線下融合戰略。
收購PPTV可贏得重要的產品入口。目前,PPTV在移動入口端的表現較強;其次,在佔據PPTV 60%以上的廣告收入中,有較大部分來自於電商廣告;此外,蘇寧也一直在探索「客廳戰略」,有計劃將視頻網站這個網絡分發渠道植入智能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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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日,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意外宣布暫緩收回QE,全球股市瞬間沸騰,彷彿過去四個月「資金派對散場」的陰霾終於散去。然而,派對散場是遲早的事;一時的延後退場,反而可能引發更多問題;美國公債價格會不會加速泡沫?新興市場會不會更多動盪?而首先擺在眼前的,是柏南克決策逆轉所透露的現實,美國財政問題恐怕比你想得更難善了。 撰文‧乾隆來 八月十九日,歐巴馬在白宮總統辦公室召見了聯準會主席柏南克、財政部長杰克盧,以及銀行局長、證期會主委等最高層的金融官員,討論如何加強金融管理。因為,在金融海嘯之後通過的《杜德|法蘭克法案》,增加了四百項加強金融管理的規定,但是法案通過至今三年,實際執行才三九%。 各界對於這場會議投注不少關心,但關心的焦點,顯然不是金融管理。 在歐巴馬六月十八日接受公共電視台專訪,暗示柏南克將在明年一月底任期屆滿離任後,隨即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對於聯準會主席繼任人選的大猜謎,歐巴馬雖然屬意前任財政部長桑默斯,但是主流媒體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都高聲反對桑默斯。因此八月十九日的會議,大家都睜大眼睛注意,歐巴馬與柏南克是否也就聯準會的繼任人選交換意見。 讓媒體失望的是,白宮在會議後並沒有發布任何新聞,也拒絕回答媒體的詢問,歐巴馬與柏南克等人,是否藉著這個機會討論了金融機構管理之外的議題,誰也不曉得。 一場會議後 金融政策大轉變不過,從八月十九日會議之後,一連串的戲劇事件卻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原本從五月就一路重挫的新興市場股市,特別是印度、印尼、巴西等市場,在八月十九日那周觸底,然後一路反向回升;被媒體修理得體無完膚的桑默斯,隨後也自動打電話給歐巴馬,自願從聯準會主席的候選名單中除名;一個月後的九月十八日,柏南克違反了他自己在五月宣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將要逐漸退場的方向,在聯準會貨幣會議之後,決議維持每月八五○億美元的QE。 從歐巴馬在白宮召集會議的八月十九日起算,道瓊指數一路從一四八○○點以四十五度角仰攻,漲了一千點才休息;跌幅最深的印度股市,剛好在八月十九日開會當天跌到最低點一萬八千點,一個月後的今天,已經漲回二○六四六點,單月漲幅高達一五%;連台灣股市都出現外資連續十六天買超,將台灣股市從七八二四點拉到八二五五點,大漲四三一點後才開始整理。從紐約、倫敦、法蘭克福,一路到上海、東京,全世界股市同步走出了罕見、亮麗、又快速的多頭攻勢。 不論歐巴馬管不管得住華爾街,這些交易員與分析師們顯然是訊息最靈通的一群內圍,對於「歐巴馬與柏南克會議」的訊息,敏感且精準地掌握了金融政策的轉變! 柏南克身為「政治獨立」的央行總裁,實際上對華盛頓風雨欲來的鬥爭風暴極為敏感,也了解到歐巴馬面對國會政治鬥爭的強硬態度,所以才會在九月十八日聯準會會議後表示,延緩QE退場的決策,主要是考量經濟復甦不夠強勁、美債與房貸利率持續走高,以及國會即將開議,歐巴馬與國會將會因為迫在眉睫的聯邦財政危機,引爆嚴重的政治角力。他非常了解,白宮與國會的政治角力勢必導致財政緊縮,柏南克必須小心翼翼呵護得來不易的經濟復甦,不能出現財政、貨幣同步緊縮的危險政策。 果不其然,就在柏南克宣布維持八五○億美元寬鬆政策的第三天,白宮與國會的政治角力,就毫不掩飾地爆開了! 歐巴馬對戰共和黨 火藥味濃美國聯邦政府舉債上限年年破表,每年第四季為了新年度的政府預算,都要演出一場「歐巴馬對戰國會共和黨」的政治角力。但是,今年的火藥味卻更甚於以往;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在九月二十日通過《應急預算法案》,表面上讓歐巴馬政府可以在十月一日開始的二○一四會計年度,在正式預算通過之前得以繼續運作,但是法案中卻切斷了《歐巴馬健保改革法(Obamacare)》的財源,氣得歐巴馬拉高分貝,高聲批評共和黨「把整個國家綁架了!」歐巴馬所屬的民主黨掌控參議院,預計會把《應急預算法案》退回眾議院重審,如果到九月三十日之前臨時預算無法通過,那麼聯邦政府有可能因為沒有預算,再度被迫關門,出現聯邦政府全面停擺的危機。到了十月十八日,財政部更將面臨現金枯竭,必須動用緊急方案才能避免債券違約風暴。 明年年底,美國將要舉行聯邦議員的期中選舉,改選所有的眾議院議員以及三分之一的參議院議員。共和黨員在眾議院議長貝納領軍下,鎖定《歐巴馬健保改革法》,升高與歐巴馬的政治衝突。歐巴馬的《健保改革法》雖然早在一○年三月就已經通過,但是由於必須對企業加稅,以及法案本身存在是否違憲的問題,執行過程爭議不斷,為兩黨政治角力提供了豐沛的火藥。 三年前通過的《歐巴馬健保改革法》,堪稱是美國五十年來最重要的社會安全改革。這個法案規定所有個人都必須在一四年起購買健康保險,共和黨還為此提出憲法訴訟,聯邦高等法院花了兩年,才做出沒有違憲的裁定。此外,《歐巴馬健保改革法》也要求美國企業主提撥相對的健保保費,引起許多企業主的反彈。 在一四年新制度正式啟動之前,共和黨蓄積反對力量,再度與歐巴馬政治對決,將今年第四季的聯邦預算審查,與《歐巴馬健保改革法》綁在一起。而歐巴馬也一改去年柔軟的身段,一開始就擺出誓死一戰的態勢,雙方開足火力,成為美國景氣復甦的最大利空。 華爾街正面看待經濟復甦 但是,華爾街的交易員們面對如此嚴峻的態勢,倒是老神在在,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高盛證券,他們從一二年三月開始一路看多歐洲與美國股市,建議客戶將資金從債券市場轉移到具有穩健收益的績優股,高盛的多頭策略至今堅定不移。高盛歐洲股市首席策略分析師歐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在CNBC的專訪中就說:「股市已經從期望期(hope phase),進入新的成長期(growth phase)。」高盛證券執行長布蘭克芬(Lloyd Blankfein)也提出「正常化」的觀點,認為美國經濟將會逐漸從金融海嘯的陰影中恢復正常。他說,聯準會還是會逐漸縮減QE的規模,這是經濟正常化必經的步驟,最近美國國債利率的上揚,也是從人工壓抑的零利率逐漸回復正常的訊號之一。 布蘭克芬特別強調,最近美國聯邦政府赤字逐漸收窄,更是「金融市場正常化」(Normal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markets)的重大進展,美國聯邦政府過去幾年減少支出,並且持續增加稅收來源,已經使得赤字出現明顯改善的趨勢。 此外,美國的IPO(新股上市)市場也才剛剛開始回暖,一直到最近才又重新出現金額十億美元的中大型上市案,例如預計在十月一日上市的紐約帝國大廈房地產信託(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預計發行七千一百萬股,募資十億美元;世界最大的飯店連鎖系統希爾頓,也在九月初宣布將要推動金額約十二.五億美元的上市案;當然,還有被熱烈討論的推特(Twitter)在九月十三日宣布推動股票上市,募資金額也是十億美元。 歐巴馬推動全民健保,是他「歷史留名」的重大政績,面對眼前共和黨人以明年聯邦預算審核相逼,他必須用盡全力與眾議院議長貝納為首的共和黨人一決生死。在政治、財政全面緊繃的時刻,歐巴馬顯然期待一個寬鬆的聯準會,也放棄具有爭議的桑默斯,避免聯準會主席繼任人選在國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歐巴馬最在意的,還是他的《歐巴馬健保改革法》,在政治問題未解決之前,在聯邦預算還未通過之前,在柏南克明年二月一日交棒之前,聯準會的貨幣政策沒有任何擦槍走火的空間,「寬鬆」,的確會是歐巴馬最屬意的安全路線。 (本文作者為紐約大學金融碩士,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政爭一觸即發 柏南克不敢輕言收回QE 2013年美國財政危機預估時程 未來三個月財政爆點 2013年 10月01日 聯邦政府關門? 2014財政年度開始,若國會與歐巴馬政府未能在9月30日完成《應急預算法案》,聯邦政府將被迫關門。 10月18日 現金用罄,聯邦債券違約? 聯邦政府現金恐用罄,發生債券違約的危機。 財政部必須進行特別現金調度,例如暫緩發放部分公務人員薪水,以避免現金用罄。 11月 劇烈政治鬥爭? 全月國會會期,共和黨將以提高聯邦政府舉債上限為條件,限縮《歐巴馬健保改革法》(Obamacare)的執行,與歐巴馬政府進行劇烈政治攻防。 12月15日 聯邦公務員大裁員? 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必須公布臨時支付方案,讓聯邦政府得以補足從10月1日至12月15日的現金缺口,避免公務員被迫裁員。 12月16日至12月31日2014年預算停擺? 聖誕假期,國會休會;過去幾年,每年參眾兩院都一路辯論到聖誕節休會日前的最後時刻,才完成次年度的聯邦預算。 從政治、財政到聯準會 未來數月烽火連連9月 10月 11月 12月 1?2月政治 國會開議 國會與歐巴馬政治攻防白熱化財政國會必須通過緊急應急預算 聯邦政府關門危機 12/15之前必須完成預算審核聯準會 QE維持每月850億美元1.宣布柏南克繼任人選2.聯準會10月底會議,再次討論QE是否退場 市場預期聯準會將在本月調整QE規模 2014年2月1日,新任聯準會主席交接 | ||||||
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會不同於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莊農民,是這場改革曲線進程中缺一不可的力量。但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沒法設計,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後來。改革的平衡點,會在其中不斷調整。合起來,才能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改革的動力來自流轉。流轉帶來可利用的土地總量上升,土地收益上漲,會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這是推動改革的力量。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也能防止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係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
不徹底改變現有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於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些可能的出口點背後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源最終會流向出價較高的主體,這是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對土地改革的期待,最近一再升溫,甚至資本市場上只要沾上「土改概念」的公司,股價就一波波演繹上漲行情。
在本輪土地改革中,最具想像空間的便是農村土地改革。
1962年的《人民公社條 例》和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消滅了城鄉之間一切的私有土地。前者把農村宅基地和自留地收歸集體所有,後者把城市私宅之下的土地收歸國有。兩種土地,權利不同,價格不同。城鎮的國有土地可經招拍掛程序自由流轉,也可抵押;集體土地若想流轉為非農用地,卻只有國有化一途(近年來有一些地方進行了各種集體土地流轉試點,但一來規模總體來說較小,二來還是受到種種限制,比如宅基地始終嚴禁轉讓給城鎮戶口)。不過這個唯一的途徑,成為引發不穩定因素的火藥線——據國家信訪局統計,現在徵地引發的糾紛每年約400萬件,一半以上群體性事件由徵地拆遷引發。
這個日顯僵化的土地制度,在改革開放以來受到經濟發展與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強烈的衝擊。在城市國有土地越來越難以滿足經濟發展需要的現實下,一方面,各種「地下」流轉在強大利益驅動下層出不窮,諸如被默認的「農村廠房」、屢禁不止的「小產權房」;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現行制度框架內進行著包括「增減掛鉤」在內的各種試點,以期尋找改革的突破口。
2013年,中央層面,將農地「確權」寫入了「一號文件」;地方層面,廣東已出台文件,打算將農民房及其宅基地的買賣從村擴大到鎮,而溫州正試圖將其從村鎮擴大到縣域範圍。不過,最新的消息是,因為此項改革牽扯重大,存在激烈爭議,很有可能步伐會比原來市場期待的更慢一些。
中國城市和農村兩種不同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屬於農民的土地如何變成屬於集體?當前改革的關鍵點和動力機制何在?下一步的改革將會不可逆轉地走向「同地同價同權」,還是會因改革的某些變形而停滯?南方週末記者就以上問題專訪關注土改多年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
為什麼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裡人,農民的房子和土地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既然是集體制,就應由集體來決定,改革第一步要抽掉國家對集體土地的控制。
南方週末:在土地改革方面,農地很可能會比城鎮用地有更大的改革空間。在現實中,農地也是許多地方試點的重心,尤其是在2013年。8月,廣東宅基地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允許本鎮內非城鎮戶口之間的農房和宅基地使用權流轉;9月,溫州試圖將農民房的買賣從村鎮擴大到縣域範圍,因為引發輿論過度關注才暫時擱置細則的制定。這算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小點突破嗎?不過,一直以來,城裡人的房子可以自由買賣,本村之外的人購買農民的房子卻不受法律保護,這些試點也沒有突破這一點。
周其仁:首先要問的是,城裡人憑什麼不能買農村的房子?物權法裡說按照現有法律辦,可是現有法律裡並沒有明確的規定。2007年發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中倒是明確了,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
在我看來,作為公民基本權利的財產權,應該由法律來規定,而不是任何一級政府部門的政策通知。擔心轉讓會導致農民的權益受損嗎?這是不是也太父愛主義了?
事實上,在1962年頒發的「人民公社60條」中,承認農民的房子是農民的私人財產,是可以買賣和以各種方式轉讓的,當時並沒有規定說受讓方要受戶口和地域的限制。
現實中的跨村農房買賣早就存在,這反映了當任何一個資源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的時候,資源總會流向對資源評價較高,也就是出價更高的主體手裡,這是不可擋的經濟規律,對社會也有益處。非要禁止或限制,現實就會繞道而行,就會遍地違法。「小產權房」多年來的事實存在和越禁越多,就是這個邏輯。
南方週末:即便放開對購買人戶口的限制,也只是放開了農房,農房之下的宅基地依然從屬於集體。這種殘缺的產權一旦面臨拆遷補償問題,是不是會激發新的矛盾?
周其仁:也是那個人民公社60條,同時說土地屬於集體,不得買賣、租賃、轉讓。這就造成房地分開,人為製造了糾紛和矛盾。房子可以轉讓,下面那塊地不可以,那怎麼辦?懸空交易嗎?
農村的集體所有制並不是我們想像中更鬆散的一種體制,實際上依然是受國家的全面控制。過去通過產品統購統銷、隔絕城鄉人口流動等,國家實際上成為了集體所有制的控制者。集體所有制並不是全民所有制,兩者的真正區別在於,國家支配和控制前者但並不對其控制後果負直接的財務責任。
改革第一步要抽出國家對集體土地左一道右一道的控制,比如農房農地不准自由賣給城裡人。為什麼農民種的白菜能賣給城裡人,農民空餘的房子和土地就不能賣?它們一樣都是農民的財產,都可以轉讓才對。
既然是集體所有制,那麼第一步先把決定權下放,由集體來決定,可以轉讓還是不可以,否則那個集體制,是空的、假的。
20世紀50年代後,國家深入到鄉村一級,這是中國傳統上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做到的。
南方週末: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是怎麼來的?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農民是享有對土地的完整產權的,後來才變成土地歸集體所有。這一城鄉二元的土地體制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形成的?
周其仁:20世紀50年代後,國家深入到鄉村一級,這是中國傳統上以往任何時期都不曾做到的。這與國家工業化的目標緊密相關,這是新中國建立後最重要的目標之一。
通常來說,工業化的資本積累,主要源於本國的農業剩餘。但當時,中國農村的土地地租,卻隨著土改而被全體農村人口平分了,除了農業稅以外,更多的農產品都留在農民自己手中,成為他們私人的消費和投資。1953年開始,農民惜售糧食和農產品,導致國家收購農產品困難。在本質上,這是一個土地被農民平分完畢的小農經濟與雄心勃勃的國家工業化目標之間的矛盾衝突。
國家也曾試圖擴大徵稅,但50年代幾次高徵稅引起農民的集體抗議。既然這是耕者平分土地的結果,重新集中土地也就是從根本上改造小農的個體所有制。
最初是給農民更多限制,比如規定每家每戶的糧食和棉花生產指標,關閉集市貿易。後來,集體化進一步消滅了殘缺的農民私有權。互助組運動聯合了農民的生產活動,初級社歸併了農民的主要財產,高級社消滅了土地和牲畜的分紅,人民公社則在更大範圍內推行公有化。至此,國家拆除了農村社會的所有權藩籬,全面進入鄉村。
農民為什麼會接受這種改變?因為他之前獲得的土地所有權,不都是家裡傳下來的,也不是他自己買來的,而是通過政治運動(土改)分來的。現在國家號召集體化,農民不干行嗎?這就是國家造出集體制的產權基礎。
南方週末:中國鄉村有著自己的傳統土壤,這樣的背景下,突然生長出來的集體制對農村、對經濟有怎樣的影響?又會如何演變?
周其仁:中華文明的傳統是在家庭內部的土地「諸子平分」,這是傳統帶來的麻煩,小家庭內部諸子平分,導致誰也不願意離開故土,誰走了誰吃虧。這是一條小農經濟的路。英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之所以能迅速發生,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傳統是長子繼承製,其他的兒子被迫從土地上轉出去。
但那時候我們的傳統還只是在家庭內平分,不會因為你家生了孩子就可以去分別人家的土地。
集體制是雪上加霜,在小家庭內平分的傳統上,再引入了蘇聯的村社制。那種「村社社會主義」,要點是隨人口變動不斷重新分配土地。蘇聯是人少地多,搞那套也許還可以,但中國恰好相反,人多地少。
因此,陰差陽錯學回了蘇聯的那一套,中國農村在事實上也成了村社,成員第一不准自由流動,不准進城,第二就是隨著人口變動不斷調整土地,不斷重分土地。
有限的土地在龐大的人口中不斷細分,新中國成立後增長的好幾億農民全部禁錮在土地上。這實際上是農村貧困的根源。農民被束縛在一個具體的框框裡,不能流動,也就跟工業化、城市化,跟現代文明沒關係。
確權不是形式,而是一種關係的終結,它正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生增死減」在影響確權,進而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
南方週末:2013年,中央層面在農村土地改革問題上強調最多的是農地的「確權」,並且把它寫進了「一號文件」之中。其實這項工作在「土改重鎮」成都其實已經踐行了五年之久,為何直到今天才著手在全國層面鋪開?而農業部部長韓長賦也承認「確權」工作至少還需要5年,似乎難度依然很大,確權之難難在何處?
周其仁:根據我的觀察,5年之內能完成全國範圍的農地確權(承包的耕地、居住的宅基地、村集體建設用地),就很了不起。
耕地承包權的確權發證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點。早在1980年代,就有5個1號文件中提出給農民頒發土地承包證,但是直到現在,中國大多數農村的承包地也只是村裡面寫一張條子蓋一個章。中國缺少尊重財產權、重視財產登記的行政傳統,事實上釐清財產是政府除國防、治安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做財產登記,是讓社會保持安寧和穩定最重要一環。我們就缺這一環,而且這些年來不斷變遷,釐清的難度越來越大。
農村承包地的流轉早在1980年代就放開了,但是規模始終不大,不是沒有人願意接手承包,而是產權關係太複雜了,不敢貿然進入。
在農村很多地方,生一個孩子,就要改變現有的承包關係,給這個孩子分一塊承包地;死了一位老人,承包地也要相應收回,也就是「生增死減」,這也是學習蘇聯「村社社會主義」的一個結果。今天通過流轉拿下來的耕地,明天可能就會因為一個或一批新生兒而改變,那「契約」還可靠嗎?
南方週末:「生增死減」的做法多年來是否有所調整?採訪中我們也瞭解到,在江浙等發達地區的農村最近10年已經不再「生增死減」了。
周其仁:200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確實對「生增死減」做了調整,規定在承包期之內,只有少部分預留土地、新開墾土地、進城農民退出的土地才能承包給新增人口。但我國農村同時還實行村民自治制,當承包地分配發生問題時,可以通過少數服從多數投票決定。
所以是否「生增死減」目前全國步調不一致,有些地方看承包法,有些地方靠自治投票。本來土地財產關係不能動不動就投票重來,但村莊一級還是政、地不分,所以剪不斷、理還亂。
南方週末:這是確權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嗎?
周其仁:我們課題小組在成都觀察到的是,確權確實耗時耗力,因為當農民意識到確權後發放的是一個正規的土地證之後,很自然的想法就是「確定之後不再改動」,所以就要求考慮承包以來所有人口變動的因素,甚至乾脆要求重新分配,工序極為複雜。
這不是什麼壞事,確權不是形式的問題,是要把一種關係終結。這是確權在倒逼集體所有制那種不斷以人分地關係的終結。
形象地講,是「生增死減」在影響確權,進而影響農村土地的流轉;根本上來講,不徹底改變現有不斷以人分地的集體制,流轉就不能發展起來。工業化、城市化下的土地需要包含流轉權的新型合作制,而不是基於地緣和人口不流動的村社制。
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讓利益相關方看到這塊增量可能帶來的收益,以此作為驅動力和誘餌,來推動確權——要流轉,先確權!
南方週末:過去幾年的土地改革中,「土地流轉」、「增減掛鉤」討論的多也做得多,「確權」聽起來就像個技術工作。如何理解它們之間的邏輯關係,和在土地改革中的意義?
周其仁:從邏輯上來講,確權是基礎和前提。沒有經過認真確權的土地,產權是模糊的,一旦全面放開流轉,必然引發新的侵權和攫取行為,容易造成新的分配不公。
但從另一個層面來看,確權的目的也是為了流轉。如果只是農民在自己的房子裡面住,根本不需要什麼土地、房產證,養條狗不讓生人進來就得了。想流轉就不行了,沒有確權沒有發證,流轉之路走不太遠。
南方週末:對農村土地改革的一種普遍的擔心,就是放開流轉之後,可能會給有辦法拿到更多農地的人提供財富增值與變現的機會,引發新的不公。確權則是對此的一種約束,但確權這件事情費時費力又費錢,如何推動地方政府切實地做好它?如何讓農民主動配合它?改革的動力機制來自哪裡?
周其仁:流轉就是動力機制。土地流轉和增減掛鉤的試點最終都能產生出來一塊增量,讓利益相關方看到這塊增量可能帶來的收益,以此作為驅動力和誘餌,來推動確權。拿流轉的好處誘惑人,拿確權約束人,這件事情就做成了。
農民有可能嫌確權麻煩不予配合,這一點不用擔心。比如,如果放開農房買賣,農民和城裡人都會主動要求確權,因為農民要知道自己究竟能賣多少平米,城裡人也要擔心買了之後隔壁鄰居會不會找上門來。
對地方政府來說,農村耕地承包權流轉帶來的增量收益很好理解。「增減掛鉤」試點,表面看起來新增加的建設用地收益要分出一部分給農民,還要負擔農民集中居住的成本,不如直接徵地划算。但是真正搞懂了的地方政府會發現,可利用的土地總量是增加的,土地收益總額也是增加的。這就是改革中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是推動改革的力量,改革光靠說是不行的。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讓他們看到流轉所能帶來的增量利益後,再把確權放到前置條件裡。想流轉?先確權!這就是系統改革的好處。不徹底確權不能搞房地產,不能搞災後聯建,不抵押農房。如此下來,農村幹部不積極,農民也會天天堵在政府門口要求確權。
資源流轉後給整個社會帶來的效益會是驚人的,對於政府來說,單單是稅收這一塊就是一筆巨大的財政收入,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當年「房改房」之前,公家房產是個大包袱,但改革之後,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政府做了什麼?就是發一個房產證,開一個市場,最終通過抽一道稅獲得財政收入。
南方週末:目前來看,成都作為最早的土改試點城市,確權也是走得最前的,在那裡改革的既得利益如何推動改革?
周其仁:成都的土改不是一帆風順一蹴而就的。我們的課題研究小組在成都做調查時發現,不少縣級官員對產改確權的態度,是有很大保留的。比如,有些規劃建城區(按照規劃5年之內將變為城市建設用地)的農地就不作確權。時任成都常務副市長孫平得知後,一方面跟他們辯論,說服他們轉變思路;另一方面要求下級單位必須做好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並不認為成都當時的領導班子就是一群聖人,是改革的理想主義者。當年安徽小崗村能做成「包產到戶」,那些干部也不是什麼天生的改革派,也是各有一本難念的經,幾本經湊到一起才念出一份改革經的。
我的總結是,第一,成都的城鄉統籌牌打響之後,變成了一張很好的政治陞遷牌;第二,政治牌打響後,如果通過強拆搞城鄉統籌搞「三個集中」,負面反彈會更大,政治上不能出事;第三,新的既得利益產生了,總賬算下來可以用來搞城市建設的土地是增加的。
資料來源:2012 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 (李伯根/圖)
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莊農民,在這項改革的進程中缺一不可。紅臉黑臉,都是制度變革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國最怕的就是形成一邊倒的改革,那樣底下會趁勢胡鬧。
南方週末:但是,過去幾年的土地改革試點實踐下來,也有很多地方並不願意推動確權,而是借增減掛鉤和新農村建設之名,強迫農民「上樓」,從中攫取土地暴利。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不願意確權給農民,反而自己享受了流轉獲利。看起來,當下這種仍顯混沌的改革狀態,似乎變成了另一場對農民利益的掠奪,也是地方政府等相關利益方更願意維持的狀態?
周其仁:這是改革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矛盾和問題,沒有關係,你讓他們先去做。總有一些地方政府會看到流轉利益並用行政手段去實現,也一定會引發矛盾。但與此同時,那裡的農民也就懂了,新的利益點在什麼地方,也會維權,會保護自己的權益。隨著時間的推移,平衡點就會調整過來。
中國是一個大國,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我們要相信中國的農民不笨,頂多只是比政府懂得晚了那麼一點,最終農民總會明白確權、流轉比以前的單一徵地模式,可以給自己帶來更大的權益。中央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實就是在放開流轉信號的同時,不停地強調以確權來保護農民利益,同時降低制度變遷的信息成本,鼓勵地方學先進。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村莊農民,在這項改革進程中缺一不可,只是他的發動過程是不均衡的,不是理想主義的發動過程,不能規定哪個先走哪個後來。
南方週末:另一個擔心是,如果土地改革引發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多、越來越變形,會不會導致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事實上,過去兩三年,批評「增減掛鉤」改革之下農民被迫「上樓」的聲音日益響亮。
周其仁:改革過程中總得有人踩剎車,否則地方上「侵權式流轉」的邪火會越來越大。中國最怕的就是形成一邊倒的「改革」,那底下就會趁勢胡鬧。上面有點意見不一致時,底下才會比較謹慎。這樣看,紅臉黑臉都是不可或缺的。的確,我們這裡侵犯私人產權是強有力的傳統,一不小心就重新侵犯產權。但是,什麼也不動,保守療法,事實上也保不住。
成都土改試點為什麼操作得比較細、比較謹慎?也是因為意見紛紛,前程未卜,也不知道前面會是一板子還是給一顆糖。
如果一項改革符合經濟規律,批評和叫停都是沒有用的。決定性的事實是,工業化、城市化已經讓農村土地的相對價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誰也叫停不了這件事,背後有不可阻擋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
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自然會首先將流轉放在第一位,這時候如果利用行政力量強拿的阻力小一點,強拿就會佔據主導,但維護社會穩定的成本也一定會上升,這個上升最終會讓地方政府回到以確權為基礎的這條路上來的,這是一盤怎麼也走不出去的棋了。
南方週末:換句話說,儘管過去5年有一些變了質的改革做法和一些批評聲,當下的土地制度變革仍然是進入了不可逆轉的階段?但是,6年前小產權房大規模出現時,您就判斷「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已經來臨」,直到今天小產權房似乎沒有任何制度上的突破,如何理解?
周其仁:首先,小產權房合法化的制度空間已經開了一扇門。叫嚷多年的禁止甚至拆除,其實最終沒有拆多少,反而近兩年不少地方政府開始用小產權房來填補保障房建設的空白。還有廣東的三舊改造,其實也是探索給農村建設用地合法的入市通道。
其次,變革土地制度的時機,從小產權房到成都試點,到底哪一個會成為出口,誰也不能肯定,但這兩個可能的出口點背後的經濟力量和制度動因是一樣的。幾年前,我看城市房價這麼火爆,小產權房有望成為一個突破口,沒想到城鄉土地掛鉤又沖出來一條路。改革不是完全靠設計出來的,只能因勢利導,由整個社會合力而成。
中國的改革永遠是走一步退三步,退兩步又走一步,曲線向前,當年的包產到戶一樣也是反覆過多少年。可以肯定的是,農村土地改革已經一江春水向東流,誰也阻擋不住了。
南方週末:如何做好這項不可逆轉的改革?現階段最重要的突破口在哪裡?
周其仁:就是成都那幾句話,「確權是基礎,流轉是核心,配套是關鍵」。「確權才能流轉」,要把這個原則變成農民的訴求,變成中央政府的要求,也變成地方政府的行動綱領。合起來,逼土地改革往正道上走。
等到確權完成,大規模流轉實現,在徵地制度以外就能並列出現另外一套土地轉讓的路徑,最後再來討論如何並軌,實現更完整的土地制度改革。
所以,現階段來看,要加快推動的就是三件事情。一個是確權,這是基礎;一個是推動跨縣(最好是跨省)土地流轉,包括農地也包括宅基地;還有一個是加快建立土地交易所,充分披露土地流轉信息、發現價格。
過去的經驗還證明,信息成本的降低有利於改革,這方面學者和你們媒體有不少事情可做。對改革中出現的不良苗頭,永遠保持及時的批評。
我比較相信形勢比人強,幾億農民流動起來的土地制度,終究會不同於城鄉隔絕時代的土地制度,這是很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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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股市屢創新高,中國股市卻頻頻破底,是許多中國基金投資人心中的痛。被香港媒體封為「股壇金手指」,並有「亞洲巴菲特」稱號的惠理集團主席謝清海接受《今週刊》專訪指出,中、美兩地股市逆轉的時刻為期不遠!
撰文‧謝富旭、歐陽善玲 股市大鱷索羅斯年初的「陸股今年崩盤論」言猶在耳,三月十日,上證指數重挫二.八%,失守二千點大關,投資人對中國股市不僅信心幾乎全失,連耐心都所剩無幾。 五年來,上海A股指數從二○○八年歷史高點,向下修正累積高達六五%以上。香港國企股(H股)也沒好到哪裡去,亦從○八年高點下跌達五五%。誰也沒料到,全球經濟成長速度最強之一的中國,股市竟會有如此與經濟基本面脫鉤的弱勢表現。看空、看衰、甚至看崩中國股市的言論,近日更傾巢而出。 唯有一人獨排眾議,他是惠理集團主席謝清海,敢大聲看好中國股市,不在於他長達二十五年的中國股市投資經驗,而在於他拿得出成績單。 惠理集團旗下的旗艦級基金——資產規模高達十三.三億美元的惠理價值基金(以中國股票投資為主),在過去五年的中國熊市繳出一三○.九%的報酬率;成立二十年來,累計報酬率高達二一七四%,年化報酬率達一六.一%,「亞洲巴菲特」名號,果然不是浪得虛名。 三月十一日,謝清海接受《今週刊》獨家專訪指出,過去五年來,很多人投資中國股市賺不到錢,第一層無法打破的迷思就是:以為上海與深圳兩地股市,就足以代表全中國。
以偏概全的迷思
滬、深股市不代表全中國 他說,「滬、深兩地股市只代表中國整體經濟的一部分,很多中國公司不是還沒掛牌,就是到香港、新加坡、美國等海外掛牌。中國股市過去幾年表現不好,不代表中國企業大多表現不好,許多海外掛牌的中國企業股價依舊活蹦亂跳,即使在中國內部,像深圳創業板就屢創歷史新高,走勢相當瘋狂,與上海及深圳以大型股為主的股市走勢背道而馳。」謝清海心中的投資地圖,已經出現「一個中國、兩個世界」的樣貌。一個是由傳統大型工業股、石油股、礦業股以及金融股等所組成的舊世界;另一個則是由服務業、高科技以及媒體產業組成的新世界。 「中國的未來不在我們所熟知的舊世界股票上,而是許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服務業、高科技以及媒體產業等新世界公司。」「如果基金經理人只會守成式地根據指數權值股投資,當然賺不到什麼錢,那種老套『價值投資法』,講難聽一點,好像是在抽菸屁股,想辦法賺取公司剩餘價值,在中國股市已經不適用了。」 過度恐懼的迷思
經濟轉型難免產生陣痛 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它正在從出口導向轉型成內需消費導向,這個轉型,讓它的經濟走緩了下來,產生許多調整的陣痛,很多問題會被攤出來討論。在這過程中,投資中國的投資人很容易陷入第二個迷思:過度恐懼。 「如果你從媒體報導看中國的話,會很憂心。但如果你進入中國的內部去實地觀察,其實情況並沒有那麼糟。」謝清海說,即使中國經濟成長率走緩,仍維持在高個位數成長。他強調,中國佔有亞洲高達四○%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中國佔全球GDP的份量則高達一五%;他對中國經濟前景樂觀的主因在於,看好中國的經濟改革。拿歷史來比喻,中國現階段的轉型,很像七○或八○年代南韓與台灣經濟的轉型。 謝清海分析,中國股市過去幾年表現不佳,是來自於「三低因素」:經濟成長率走緩走低、利率節節走低,連帶人民幣匯價也走貶。中國股市不缺資金,中國人民有極為充沛的存款水位,可惜這些資金沒有得到很好的配置、流入到具有競爭力的企業部門再去創造更多的利潤,令人擔憂的是,有不少是透過銀行,流到影子銀行的不當資產項目上。 隨著經濟改革推進,謝清海認為,「三低因素」對中國股市造成的不良效果,最快將在今年獲得改善。畢竟,中國股市的表現已落後美國股市好長一段時間了,中國股市的平均本益比已經來到八倍,很便宜,相對於美國股市價格則顯得相當昂貴。「兩個國家的股市在未來能否出現逆轉走勢,是未來幾年很值得注意的投資基調!」 對稱性的迷思
超大型經濟體吸震力夠強 第三個投資中國的迷思,是所謂的對稱性問題。以讓許多投資人坐立難安的中國影子銀行問題來說,謝清海就有不同的解讀。大家把問題聚焦在裡面有多少未爆彈、有多少貪贓枉法、有多少金額,卻忽略了中國經濟與金融規模的碩大,足以稀釋並吸收影子銀行危機爆發後,所產生衝擊波的能耐。 他指出,一三年中國GDP成長七.七%,這七.七%換算成GDP金額的話,相當於一個印尼經濟體。「在短短十二個月內,一個印尼經濟體規模就這樣被創造出來,你說驚不驚人?」而人們在看中國內部問題時,往往忽略了它也是一個規模如此碩大經濟體的事實。 謝清海指出,中國政府負債佔GDP約六○%,遠低於日本、美、加、歐洲等先進國家;其中,外債部分約佔GDP二○%以下,顯示中國政府絕對有能力處理市場擔憂的債務問題。他說:「中國如果爆發影子銀行金融危機,光憑自己的金融實力,就足以自我修復,甚至不必靠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外力奧援。現在市場已過度反應,在我看來,這不會造成中國經濟危機。」 投資中國三大主軸 城鎮化、個人消費、服務業未來十年,謝清海將聚焦在三個主軸:第一、城鎮化;第二是個人消費相關產業;第三則是服務業。 他分析,現在住在都市的中國居民,很多人都還沒有房子,更遑論車子。惠理旗下基金持有中國許多汽車股與房地產類股,即是基於城鎮化所引爆的潛在商機。 而發展服務業是中國政府一定要執行的總體經濟重要戰略,因為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通常可提供三分之二的就業人口,也通常佔據整體經濟體三分之二的份量。中國大力發展服務業,將是彌補轉型中所造成就業缺口與成長缺口的最重要一步棋。 另外,謝清海也看好能源產業,「不管天然氣、還是電力,甚至是自來水,中國能源價格偏低,造成許多浪費,有效率地利用能源已是國家安全層次的問題,隨著能源價格去管制化,能源相關公司自然是直接受惠者。」其次,節能或乾淨能源產業繼去年的強勢表現後,未來依舊看好。「中國人對汙染問題已到了難以忍受的憤怒地步,為平息民怨,中國政府將致力並鼓勵發展乾淨能源產業。」至於中國金融類股,謝清海雖看好證券業,但對大型金融股則持中立態度。「中國大型銀行股的本益比目前僅有五、六倍,的確很吸引人,但金融股本益比能否回升,牽涉到信心面,短期內要顯著改善恐有難度,且信心面也最難以捉摸!」謝清海深信中國經濟轉型會成功,與其說是來自於對中國政府或中國經濟體的信任,倒不如說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刻瞭解。「在中國悠久的文化裡,養成中國人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中國人渴望成功,也渴望經濟上的成就,這是中國經濟轉型會成功的最深層因素!」針對全球經濟,謝清海不諱言,出生於一九五四年的他,一生經歷過不下五至六次的全球重大經濟危機,加上又在投資領域打滾了二十五年,讓他總是抱持高度的危機意識。 他說,「沒人知道下次金融危機何時降臨,但我現在最擔心的是,美國赤字由中國買美債來予以融通的這種模式,到底還能持續多久?如果中國經濟轉型成功,沒有辦法像以前每年創造那麼龐大的外匯,來繼續購買美國公債,到底誰會接下中國的棒子?一想到這個問題,就會讓我不寒而慄。」其次,歐巴馬政府推出的健保改革雖立意良好,但為了支撐這套制度,政府每年需要挹注龐大的資金,「假使未來美債不再那麼吃香,美國政府財力還能支撐嗎?這也令我擔心。」美股現在的價位,已讓謝清海覺得相當昂貴,投資人此刻進場討不到便宜。他建議,應該提高現金部位,並持有一些黃金,提高中國股市配置,降低漲幅已多的歐美股市比重,將可望在下一波財富重分配浪潮中成為贏家。
謝清海
出生:1954年 現職:惠理集團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經歷:香港摩根建富集團研究部主管、《遠東經濟評論》財經記者學歷:馬來西亞檳城大英義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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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最大主題樂園︱日本長崎豪斯登堡(HUIS TEN BOSCH),是國人造訪日本九州必去景點。去年,每十六個訪日的台灣遊客就有一人前往,而它也是國人最愛透過Google街景網上遊覽的第二大地點。 然而大多數人卻不知道的是,豪斯登堡這四年來,經歷過一場營運「三溫暖」:四年前瀕臨倒閉,但二○一四年上半年財報(編按:指二○一三年九月至二○一四年二月),卻創下開園二十二年來最高營業利益:五十五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十五億七千萬元)。背後一手逆轉它命運的人,是現年六十三歲的澤田秀雄。 澤田秀雄是二○一一年《日經Business》「日本最注目百大人物」之一,三十四年前創辦日本第一家專營廉價機票的旅行社?三普株式會社(Highe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HIS),如今已是日本旅遊界巨頭,二○一三年HIS營收四千八百億日圓(約合新台幣一千三百七十四億元)。 二○一○年三月,豪斯登堡正式納入他的HIS集團,該年九月就出現創園十八年來首見的稅前淨利四億日圓,此事轟動了日本企業界。更讓人驚奇的是營業利益不斷成長,從二○一二年的三十四億日圓,到去年的五十七億日圓,今年可望破百億日圓。 這四年之間,澤田究竟有什麼魔法,能讓豪斯登堡一掃陳年赤字?六月九日,首度訪台的澤田秀雄接受《商業週刊》獨家專訪,「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如果選擇一項的話,應該是提高團隊工作的動力。」他道出這段逆轉勝的心路歷程。 二○○九年十月,當時豪斯登堡正處於開園十七年來經營最黑暗時期:總投資超過兩千億日圓,卻從未獲利,於二○○三年宣告破產後,只能在企業重整基金下苦撐。 佔地大卻交通不便班機少難吸引外來遊客 這是因為豪斯登堡雖然比東京迪士尼樂園大上一.六倍,但七成遊客是當地居民,市場只有東京迪士尼的十分之一,且交通不便,例如上海每週只有兩班飛機到長崎,不像東京每天有好幾班飛機到上海、韓國、台北等地。 「最初我也婉拒重建的計畫」澤田說。後來他決定接受這個燙手山芋,是因為當地市長再三請託。澤田接手豪斯登堡後,並沒有立刻貿然著手重整,而是花了整整半年重新做評估和市場調查,於是豪斯登堡的改造計畫在二○一○年四月啟動。 每天騎單車巡園一發現問題就立刻改進 一開始澤田的員工沒人想去管理這家「新公司」,找不到「志願者」,他只好親上火線,甚至住到園區去。 每一天,澤田騎著單車巡視園區,因為他發現,園區內員工主要依賴電動汽車行動,但車輛可通行的道路其實很有限,相較之下,單車更有彈性,常常能「見人所不能見」。譬如澤田發現帳棚鐵柱下方長出鐵鏽,「請把所有帳棚檢查一遍,重新油漆!」一發現問題,他就要員工立刻改善。 澤田親自督軍,也激起員工的衝勁,企畫和行銷幹部開始積極向他提案,在澤田拍板之下,豪斯登堡多年來的各種禁令解除了,遊客可以攜帶寵物同行,還可以在園區運河釣魚,這些小舉措帶來大效益,譬如,寵物禁令解除半年內,便有多達三千隻寵物入園,豪斯登堡因此固定舉辦寵物寫真會活動。 而豪斯登堡近年來最讓遊客讚賞的項目,是結合娛樂人物的活動,像是引入日本知名動漫「海賊王ONE PIECE」,把觀光船打造成漫畫中海盜船造型,啟動後會緩緩駛離一百多公尺的荷蘭教會塔樓,朝海灣航行。啟航一年後,搭乘遊客達三十五萬人,超出預設目標。 這些創意,其實是來自既有員工的提案,背後正是因為澤田激發了員工的動力。台灣某主題樂園主管認為,豪斯登堡這四年最大改變,是用「燈海戰術」讓園區越夜越熱鬧,以及強力與海外旅行社合作,讓豪斯登堡成為旅客到九州必遊景點。這名主管在去年萬聖節假期造訪豪斯登堡,對當晚入園人數居然高達三至四萬人感到非常驚訝,「夜晚人數罕見的高於白天人數」,而此數字已經和東京迪士尼最高入園管制數五萬五千人相距不遠了。 豪斯登堡去年已開辦台北營業所,拉攏台灣和中國兩地遊客,三普旅行社在台人員表示,預估明年台灣造訪豪斯登堡人次會增加三○%至四○%,到達十七萬八千多人次。 日本TBS電視台曾用「奇蹟式的復活」形容豪斯登堡的翻轉,這和澤田的領導風格有關。事業版圖已經擴張全球的他,對於新投資事業不追求短期獲利,「至少要有心理準備三到五年後才能獲利。」 他對豪斯登堡初期目標設定是「刪減兩成費用,提高兩成工作效率」,因此,他一開始就抱著願意等待的心理準備,「要有廣大的目標、志向和夢想,」這是他一貫的經營哲學,或許這也正是澤田能讓豪斯登堡起死回生的最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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