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土豪 移民是美國房產的中堅力量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7741

在美國，移民政策仍然是舉國上下爭論不休的話題。但是，對於美國房地產市場來說，移民顯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移民不僅僅創造了需求，消化了房地產市場的庫存，更重要的是，移民改善了原本犯罪率居高不下的臟亂社區。 當一個美國人買房時，他們往往會出售原有房產，這並不會創造新的房產需求。而移民從海外前往美國定居，不論是買房還是租房，都能實實在在地創造需求。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每年有80萬至100萬的移民來到美國，這無疑為美國房地產市場創造了可觀的需求。 盡管在初期，移民擁有房屋的比率不高，但是，移民一段時間的家庭在美國擁有房產的比例達到了55%。 杜克大學教授Jacob Vigdor表示，移民擁有住房最大的障礙是缺乏資金以及對未來前景的不確定。正因如此，新移民往往選擇租房而非買房。換句話說，短期內，他們將對多家庭式公寓（Multi-Family Construction）的需求大於對獨棟單元的需求。不過，富裕移民顯然對獨棟單元的需求更大。 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複蘇，房屋供應越來越緊張。然而在現有房屋中，大量房屋卻是“廢棄房屋”。所謂“廢棄房屋”，是指那些由於治安等原因，不再適合購買、居住的房屋。廢棄房屋進一步加劇了房屋供應緊張的局面。 移民正在幫助消化這些不受歡迎的庫存。更重要的是，他們改善了這些不受歡迎地區房屋的價值。 出於經濟原因，移民往往選擇治安較差的地區居住。他們的到來改善了這些社區的品質，擡高了房產的價值。移民的湧入減少了這些地區房屋的空置率，從而減少了犯罪。在紐約的布魯克林以及皇後區，這種現象尤為明顯。

90後看硅谷：創新有時候與風潮無關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718/144221.html

初到硅谷，我首先看到的是溫暖陽光下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和閒散漫步的學生們。回到四十年前，嬉皮士們在這兒遊蕩和歡鬧，他們從舊金山出發，從斯坦福出發，跟隨著垮掉一代的先輩，去美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尋找真實的自我。

差不多與此同時， 1971 年開始，「硅谷」的名字出現於報章中，加州的一個角落聚集了越來越多抱有科技夢想的年輕人。這個科技夢想起始於斯坦福大學一個才華橫溢的教授 Frederick Terman 。他看到，雖然加州有很多好的大學，但優秀的學生們畢業後，大多卻選擇到東海岸去尋找工作機會。在 Terman 的指導下，他的兩個學生在一間車庫裡憑著538美元建立了惠普公司。

惠普創始人與誕生地

在加州的慵懶陽光下，我在斯坦福的校園裡和復旦時期的一些老朋友們見面，然後去參加學校裡的一個創業討論活動。激情湧動的年輕人們和我們討論各種關於 app 的新點子，有的點子是讓用戶們每日交換心情，有的是讓人們以更好的方式挑選對象，還有的是給企業的大數據存儲和云服務，當然也有各種類型的圖片分享應用。

他們討論的是誰又拿到了 Y-Combinator (硅谷著名的孵化器)的 Offer，誰昨天又在街上認識了一個天使，誰的朋友的項目被 Facebook 收購了。這些年輕人來自意大利、愛沙尼亞、烏克蘭、法國、英國，當然其中更多的是美國人。無論他們來自哪裡，腦中都有一些瘋狂的點子，並希望用這些點子去改變世界。

聽起來很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法帶著自己的點子在硅谷待到明年，也許一小部分人會在社交或路演中獲得天使們的青睞，但是只有幾個人會真正影響全世界，這些人將會帶著全世界的矚目在各個場合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更加重要的不是這個漏斗機制本身，而是每個在這裡的年輕人，也許還不到 20 歲，也許已經 30 出頭，都野心勃勃地相信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能改變世界上的一些東西，並極富實幹精神。

硅谷的人們隨時相信自己能做到。就像90年代末蘋果電腦的廣告詞說的那樣：「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變世界。」這喻指了硅谷的精神。他們有這種勇氣與自信，因為他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一直在改變世界。這兒發生的一切，每次都會像龍捲風一樣傳到世界各地。在中國、印度、羅馬尼亞、希臘、非洲，硅谷的科技浪潮已經和好萊塢、可口可樂齊名。

硅谷這些熱切的年輕人的最大特點是：他們有一種「可能的精神(the feeling of possible)」和「可以做的精神(the feeling of can-do)」，他們有什麼想法，就會立刻去做，瘋狂地工作，把它變成現實。同時，他們也非常成熟，然後找到投資者和戰略顧問，試圖用產品改變世界，如果這個不行，就去試下一個想法。

而中國的創業者通常沒有這些想法。拷貝到中國(Copyto China)的模式所有人都能看到，對於做產品和人和創業者來說，這是一個捷徑，因為可以借鑑國外已經成熟的推廣、品牌、運營、產品模式，只要稍作修改與本地化工作即可。

而投資人其實也更傾向於這類項目。因為這種項目的模式在國外已經被證明可以很輕鬆地說服投委會。事實上，中國的投資人最強大的一點就是批判性思維能力，而成功的投資者需要的是真正的原生判斷力。這種原生判斷力讓出色的投資人可以針對一個全新的產品或模式做出最合理的邏輯推斷，並判斷其可能潛力，而這需要對人性、對市場的充分理解與深刻認識。相比之下，中國的創投圈更喜歡研究趨勢(「大勢」)、風潮，甚至會針對某些熱點領域進行刻意投資。

風潮投資

而在硅谷接觸了眾多風投人士後，我的感覺是，他們會真正對一個模式做出儘可能精確的分析，而不會將它與趨勢或風潮進行對比，去判斷這個項目是不是擁有誘人的「概念」。他們更加實在。

在這種情況下，初創的創新企業(而非那些 Copy to China 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很難得到有力的支持。試想一個情況，幾個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試圖按照自己的想像創立一個全新的網頁或移動應用，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風險投資公司的人，更不用說去他們的辦公室聊自己的想法，而如果這些年輕人在路演上和這些風險投資者闡述自己的產品公司，多半會被認為是異想天開，因為年輕人全憑自己的想像來創造一款產品(而不是根據外國的類似產品加以改裝)會被認為是幼稚而「不接地氣」。然後這些年輕人有一半可能會繼續獨立做下去，自己籌資撐到產品上線，由於沒有推廣費用，他們會求助於孵化器和政府創業基金，但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或孵化器的資助策略很嚴苛：在上海，一般是無息貸款20萬，但是5年內必須還清。所以如果在早期沒有盈利模式的應用(諸如 Whatsapp, Instr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就不能得到這個項目的資助，除此之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政府基金和園區的另一種孵化政策是股權投資，但是前提是政府提供的資金和創業團隊提供的資金等同。同樣，學生創業團隊一般也無法籌集到數十萬的啟動資金。在這些融資渠道之外，中國尚不健全的天使投資體系和投資人數量也讓那些沒有明星創業者(已有經驗的連續創業者、自身技術經理等)初創團隊的融資和發展舉步維艱。在發達城市，也會有一些非公有的孵化器，比如中國加速器、戈壁的孵化項目等，但是這些項目多半是創業投資機構的延伸，因此對項目的篩選標準也類似。

但對我來說，互聯網的意義應該是創造新的東西，面向一種顛覆型變革。互聯網這個詞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有的人認為它能改變傳媒界，有的人認為它能幫自己賣煎餅賣到天下無敵，有的人認為它能讓人感知到神的存在。但是對於我來說，互聯網精神就是創新、叛逆和反傳統。

如果不看創業者和投資人，單看中國的創業項目本身，周鴻禕在一年前有一句很精闢的概述：「聽起來是 reasonable ，很合理、正常，沒有令人驚豔的地方，不會讓你驚嘆說：哎呀，他怎麼會這麼想呢?!」我們所做的更多事情，是去談論概念、追求大方向的理念，比如 O2O 、大數據、企業端、可穿戴設備，而不是去在乎產品本身的細微之處。

我們做的社交產品上線前，很多圈內人都會問我們同一個問題：「有沒有人會在互聯網上分享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最悲哀之處了。在一件事物還沒有誕生之前，這種需求在互聯網上還不存在，而這種「暫不存在」會被我們認為是「沒有需求」。似乎我們已經習慣了看到一個硅谷的產品在美國有無數人開始用，然後我們去總結一些原因(甚至歸納出一些趨勢)，緊接著，大家開始炮製類似的東西，融資，佔領中國市場。

這就好像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黑夜的沙灘上，在某個洪亮的聲音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之前，我們只會匍匐在黑暗中。而任何的動作都會被認為是冒險送死的愚蠢決策。

而硅谷的不同之處在於，即使所有人都不讚同你，即使你一個人萎縮在一個昏暗咖啡館的小角落裡，你也仍可以相信自己可以撬動這個世界。因為你身邊的所有人都在這麼做，在抱著改變世界的決心努力。人們會不讚同你的方向，會質疑你的產品，批評你的推廣策略，但是他們不會嘲笑你，不會質疑你的選擇。因為最後的最後，你的選擇決定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硅谷的那些年輕人，放棄了一些生命中的東西，從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共同湧向了這裡。正因為他們都是這樣野心勃勃的人，非常相似。在斯坦福的校園裡，陽光整日明媚，你能感覺到「自由之風勁吹」(斯坦福的校訓)，也能感覺到野心與活力在空氣中流動。

斯坦福大學俯瞰圖

在中國，我周圍的很多朋友聊天，都談到人生和理想，大家都有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比如拍電影、畫漫畫、寫書，比如像我，創辦一個公司。可是說到為什麼不做的時候，每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大家都會說出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可是，如果這些是阻礙我們去追求的理由，為什麼硅谷的年輕人和紐約的年輕人仍然可以去自由地創造、去體驗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這些是不可戰勝的壓力，為什麼紐約的年輕人即使是住在租來的房子裡，即使是住在廉價小區，即使沒有錢買最新的 iPhone ，也會去創造自己想要的創新或文化?

很多時候，社會壓力和房價成為了我們內心軟弱的理由，成為了安於平庸和膽小怯懦的外衣。我們不敢去跳脫出這些東西做出選擇，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以及我們的父母、朋友、親人、師長，在告訴我們：應該融入大流，接受當下。也許我們也掙扎過，反抗過，試圖說服周圍的人，或用邏輯的理性思維，或用甚至是最絕望的哭泣或怒吼：這是我自己的人生，請相信我，請相信我，讓我自己去過。但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被周圍和現狀的成見吞沒，失去了自己掌控人生的勇氣，最後融入大流。

而我們，正是想用自己的原創思想和社交產品去改變一些東西。

離開加州的那晚，我又回到了斯坦福校園待了一陣。這兒的人都希望去做那些之前沒人做到過的事，並相信一切的可能性，無論是投資人、導師還是創業者。這個是這種基於「改變」和「相信」的文化塑造出了今日的硅谷。

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國，長久以來的抄襲與模仿擊碎了創業生態中僅存的創新精神和極客精神，已經站穩腳跟的巨頭使用類似傳統行業的戰略壟斷著流量、資本與公共關注。支離破碎的互聯網生態本身影響了用戶群體所能接觸到的產品創新度，而在缺少創新的互聯網世界中成長起的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接受度和習慣度被人為壓抑。

但問題是，也許我們永遠只能遠遠望著硅谷，就當這是屬於硅谷的世界。

蘋果第一位雇員故事：被辭職被裁員 神馬財富都跟他無關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4/148359.html

i黑馬：比爾·費爾南德斯是蘋果第一位雇員，工號第四位，創辦時他是拿時薪的技術員，到上市時，別人都當領導去了，他還是拿時薪的技術員，沒有期權，沒有股份，沒有上升空間，他選擇離職。
 
當了幾年自由職業者，走投無路，又找喬布斯尋求幫助，他回到了蘋果，當時是項目經理。過了幾年，他出現在裁員名單中。
 
他並不像大家想象那樣，是初創員工，公司上市後大富大貴，這一切仿佛都與他無關。喬布斯到底在想什麽？


比爾·費爾南德斯（Bill Fernandez）最有名的事跡，就是介紹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相識了。作為籠罩在名人陰影下的小人物，費爾南德斯不僅見證和參與了蘋果改變世界的過程，自身也經歷了命運的曲折起伏。在本文中，費爾南德斯談到了蘋果公司創業初期的特色，第一臺Mac的研發過程，以及用戶界面的未來發展。
可以說，Apple II是個人電腦中的“萊特飛行器一號”。

1903年，萊特兄弟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飛行，當時有很多其他發明家正在試圖把自己制造的小飛機升到空中。而在1977年，當史蒂夫-沃茲尼亞克和史蒂夫-喬布斯推出Apple II的時候，正在努力組裝個人電腦的書呆子也是數不勝數。

但沃茲擊敗了他們，拔得頭籌，而喬布斯知道怎樣讓它大賣熱賣。

Apple II是讓蘋果真正成其為蘋果的產品。它就是那個時代的iPhone，重新定義了之後的每臺個人電腦。

沃茲尼亞克的極簡主義原則是Apple II成功的真正關鍵。他把很多技術和組件集成到了一起，其他人從來沒有把這些東西融合在同一個設備上。而沃茲尼亞克在這個過程中，使用了數量盡可能少的組件。正如他在自傳中所寫，這是“第一部開箱即用的低價計算機，就算你不是科技高手，也可以搞定。”

可是，沃茲尼亞克雖然是個天才，Apple II卻差點沒能從設想變成現實，成為大家可以使用的產品。

丹尼爾-科特肯（Daniel Kottke）是蘋果最早的一批員工之一，他說，“1976年時，Apple II甚至無法運行。沃茲的原型機可以運行。但是，當他們把它制成電路板後，它就無法可靠地運行了......這是不能接受的。沃茲自己也沒有足夠的技能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比這還要糟糕的是，他們就連原理圖都沒有。”

蘋果剛剛從投資者那里獲得了投資，聘請了羅德-霍爾特（Rod Holt）擔任公司的首任工程負責人。霍爾特接受這份工作，進入蘋果公司時，他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就是沒有原理圖。當時沃茲的Apple II原型機就是一個紙鞋盒，里面有一堆電線和芯片。小小的蘋果團隊不得不把=從這個驚人的概念機出發，把它變成一個可以制造出來、可以在店面里銷售的產品。

霍爾特把這第一個任務交給了公司的技術員比爾-費爾南德斯。

在計算機和電子產品方面，幾乎沒有人比費爾南德斯更了解沃茲尼亞克的設想。兩人從小就是鄰居，小學四年級就認識了對方。在念高中時，費爾南德斯告訴沃茲尼亞克，有個孩子和沃茲一樣喜歡電子技術和惡作劇，他們可以認識一下。那個孩子名叫史蒂夫-喬布斯。

後來，沃茲尼亞克弄到了一堆不同的電子器件，帶到費爾南德斯的車庫，在那里組裝了一臺領先於時代好幾年的工作計算機。沃茲在創辦蘋果之前，曾在惠普公司擔任初級工程師，當時他還幫費爾南德斯在惠普謀到了一份技術員工作。所以這兩人擁有長期共事的歷史。
  為了讓Apple II成為一種可以制造出來的產品，蘋果公司需要所有組件的全部技術規格，這就是霍爾特分配給費爾南德斯的任務。

“沃茲設計東西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他的頭腦中進行的，”費爾南德斯說。“他唯一需要的文檔就是幾頁筆記和圖紙，來提醒他整個架構是怎樣的，棘手的部分又在哪里，公司需要的是一份完整的原理圖，來顯示所有組件究竟是如何連接在一起的。”

這意味著，霍爾特和費爾南德斯不得不對沃茲尼亞克的原型機開展反向工程，才能制造出更加標準的、可以重複生產的產品。

“費爾南德斯和霍爾特研究邏輯板，以便畫出原理圖，因為他們不相信手上現有的那份原理圖，”科特肯說。“他們確實有邏輯板，所以他們對其實施反向工程，以便制作出一份原理圖。”

費爾南德斯說，“我從沃茲寫在方格紙上的幾頁筆記的複印件出發，畫出了第一張完整的Apple II原理圖。我以前與沃茲合作過……這個工作的原理雖然簡單，但過程很複雜。我認為我們畫出了一份漂亮的原理圖：邏輯清晰，易於確定組件之間的關系，並易於追蹤數據和邏輯流。”

這個方法獲得了成功，機器制造出來了，他們創造了歷史。沃茲尼亞克和喬布斯聲名鵲起：這兩個勇於進取的年輕人，在加州的一個車庫里開啟了計算機革命。

但我們集體記憶的空間，只能容納得下有限的名字，歷史通常不會記得像比爾-費爾南德斯這樣的小人物，盡管事實上，如果沒有費爾南德斯，那麽Apple II可能永遠不會成為開啟個人電腦時代的設備。實際上，如果沒有費爾南德斯，甚至可能從來都不會有一家名叫蘋果的公司。

沃茲尼亞克的發小

費爾南德斯的父母是在斯坦福大學結識的。一家子搬到桑尼維爾時，他年僅五歲。費爾南德斯的整個孩童時代都在那個社區度過，他的母親在斯坦福大學做遠東研究工作，因此他們家的裝飾采用了簡約的日式風格。

費爾南德斯家所在的地方，是一個中產階級社區，居民主要是工程師，當時北加州技術熱潮正在高漲，這些工程師受雇於惠普、美國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洛克希德，以及美國國防工業的多家技術承包商。他們中很多都在自家車庫里開辟了車間，對新興的高科技熱潮抱有極大的熱情，而且他們喜歡和鄰居家的小孩聊這些事情，偶爾也會和他們分享工具和多余的零件，向他們傳授技術知識。

費爾南德斯說，“我喜歡做木工活兒，有時希望自己是在櫥櫃匠人住的街區長大。但是，我是在電子工程師住的街區長大的。”

費爾南德斯的父親是當過辯護律師、高級法官，還在桑尼維爾當過一段時間的市長。母親則是“20世紀50年代時的超級媽媽”，這是費爾南德斯的原話。

讀中學時，費爾南德斯迷上了電子產品。13歲時，他做了一個可以發出五彩燈光的盒子，使用一系列開關，可以輕松控制燈光的開和關。14歲時，他設計了一個電動鎖，按照順序按動按鈕，來控制它的開啟和閉合。15歲時，他做了一個電視幹擾器，可以讓電視機停止接受信號——沃茲把它帶到大學，用這個東西和同學玩惡作劇。

但在1970年，當費爾南德斯16歲，沃茲20歲的時候，沃茲從大學回來，兩個人開始了他們最為雄心勃勃的項目：使用從科技公司Tenet（沃茲在這家公司當程序員）申請來的20多種電子器件，組裝他們自己的計算機。幾年來，沃茲一直希望用數量盡可能少的組件，組裝成可以工作的計算機，他把自己對這臺計算機的設想畫在了紙上，但是他一直沒有硬件來測試這個概念。

沃茲弄到零件後，把它們帶到了費爾南德斯的車庫，於是兩人就開始著手把沃茲畫在紙上的設計圖變成現實。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只是一個很基本的實驗：他們做出的設備只比計算器高級一點點，沒有微處理器、屏幕和鍵盤，只能處理打孔卡，而且輸入的返回結果是一系列閃光燈標。但是，作為個人電腦來說，它已經超前時代了好幾年，而且蘊含著極大的潛力。

兩人把它稱為“奶油蘇打計算機”，因為他們在費爾南德斯家的車庫里工作的時候，休息期間會騎著自行車去一家連鎖超市，購買他們最喜愛的飲料Cragmont奶油蘇打水，然後在工作的時候飲用它。

在做這個項目的幾年之前，有一天，費爾南德斯與喬布斯一起散步，看到沃茲正在洗自己的車，於是他介紹這兩個人認識。喬布斯和沃茲立刻就成為了朋友。

“我們當時只是小孩子，他們只是兩個熱愛電子技術的同道，”費爾南德斯說。

喬布斯中學時期的朋友

喬布斯和費爾南德斯是在初中時交上朋友的，當時喬布斯轉學到了費爾南德斯的那所學校。

“我們都是書呆子，不善交際，挺聰明，”費爾南德斯說，“我們對彼此有吸引力，其他很多孩子的關系建立在膚淺的基礎上，但我們對那些東西都不感興趣。我們不想為了受人歡迎，而過那種淺薄的生活。所以我們沒什麽朋友。”
在初中和高中階段，兩人很多時間都在一起玩，特別是在費爾南德斯的家里玩。費爾南德斯母親在裝飾居家時，采用了註重細節的日本風格，喬布斯受到了這種風格的吸引。現在回想起來，費爾南德斯認為，對於喬布斯的極簡主義設計趣味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早期影響。喬布斯常常在費爾南德斯家出沒，費爾南德斯的母親很喜歡他，覺得他就像自己的另外一個兒子，費爾南德斯說。

費爾南德斯和喬布斯都喜愛的技術——這是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而且他們倆在很年輕的時候，就會思考一些很深刻的事情，他們喜歡在一起探索各種想法。他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一起散步。

“我和他無數次在周圍的居民區散步，特別是在附近一些尚未開發的荒地里漫步。我們談人生，談世界，談各種事情，”費爾南德斯說。

對於喬布斯來說，散步這個習慣貫穿在他的整個生活和職業生涯中。當和蘋果公司的員工、矽谷的同行、記者、朋友相約見面時，喬布斯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庫比蒂諾或帕洛阿爾托的露天區域，長時間地一邊散步，一邊聊天。

蘋果的第一名雇員

介紹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認識不久後，費爾南德斯註意到，這兩個人也自己出去玩。他們在兩件事情上開展合作：電子項目和惡作劇。最終，兩人開始一起做專業項目。喬布斯和雅達利公司的諾亞-布什內爾（NoahBushnell）談妥，為該公司開發電子遊戲《突出重圍》（Breakout），他讓沃茲尼亞克一起做這個項目。

隨後，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創建了一個名為蘋果的小公司，喬布斯決定，沃茲設計的計算機（後來被稱為蘋果I）可以打包出售給其他愛好者。與沃茲尼亞克相比，喬布斯對蘋果公司的事情更加用心。作為一名工程師，沃茲在惠普表現出色，當時他很樂意一輩子在那里工作。但是，計算機革命正在風起雲湧之際，沃茲卻沒能進入惠普的個人電腦團隊。於是，他把自己的設想畫成草圖，並在業余時間對原型機進行試驗，希望盡可能少的組件組裝出一臺計算機。

隨著Apple II進化成為突破性的Apple II，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認為是時候創建一家公司了。當時有很多公司都想成為個人電腦領域的先驅者，對於蘋果能否脫穎而出，沃茲沒有什麽把握，因此他不打算從惠普辭職。

另一方面，喬布斯對蘋果是全身心投入的。但是他需要幫助。所以，沃茲和喬布斯找到了費爾南德斯，他當時和沃茲尼亞克一樣，也在惠普工作。費爾南德斯說，兩人告訴他，蘋果需要一個電子技術員，他是他們認識的最好的電子技術員，不知道他是否願意到這個小公司工作。

費爾南德斯心想，“他們是我朋友，蘋果不是那種很穩定的公司，我會在一個車庫里工作。不過，反正我也沒結婚。”

於是，他決定試試。

蘋果當時還算不上一個正式的公司，費爾南德斯需要先從惠普辭職，然後再為喬布斯和沃茲工作。但是，當他於1977年年初進入蘋果的時候，邁克-馬庫拉（Mike Markkula）剛剛成為該公司的投資者，蘋果計算機公司正式成立。費爾南德斯成為了該公司的第一名正式全職員工。

沃茲尼亞克說，“費爾南德斯是蘋果公司的早期創始圈子的一員。他是這個家庭的成員。他的工號排名第四，但我們讓他加入是在邁克-馬庫拉（工號第三）之前。”

科特肯說：“有三個人可以爭奪‘蘋果公司第一個雇員’的稱號。我、費爾南德斯和史蒂夫的妹妹派蒂。1976年初夏，派蒂的工作是把芯片插入Apple I主板上，報酬是每塊主板1美元。然後在1976年6月，我進入這家公司，喬布斯把那份工作給了我。我從來不知道他給派蒂的報酬是1美元一塊主板。喬布斯給我的報酬是每小時3美元，但我一小時可以做完的主板遠遠超過三塊。所以雇傭我成為了史蒂夫-喬布斯的首個節流舉措。他本來可以給我和他妹妹一樣高的報酬。所以這個角度來看，我可以說自己是蘋果公司的第一個員工，但後來夏季結束了，我回到學校去完成學業，然後在1977年1月，蘋果正式成立了，公司有了資金，他們雇傭了比爾-費爾南德斯。“

雖然蘋果現在是一家公司了，它仍然還不怎麽正規。

費爾南德斯回憶說，“喬布斯和我曾經輪流去對方家的車庫，做些這樣那樣的東西，”他說。“我騎自行車去他那里，或者他騎自行車到我這里。但現在，我開著自己的黃色小皮卡車去他那里，在他的車庫里工作，有些好笑。我們在那里制造東西，組裝主板，研究處理器技術。”

那時，是由他們兩個人承擔著一個新生公司的日常重擔。費爾南德斯是技術員，幫助組裝和焊接器件，制造東西，並且提供反饋和建議，這是他的分內工作。但作為唯一一名雇員，他也會為公司的雜事跑腿。

“只有我一個雇員。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里只有喬布斯和我，因為沃茲還在惠普工作，”費爾南德斯說。“喬布斯和我在車庫里。沃茲在惠普、他的公寓和車庫之間奔波。有時候我坐在車庫里，沃茲進來說，‘你一定要看看這個程序，’……事情在發生、壯大、不斷前進。總是在向前進。”

Apple I是一個不錯的開端，Apple II則獲得了巨大成功。車庫已經無法容納蘋果了，公司搬到了庫比蒂諾史蒂文斯溪流大道的第一個辦事處。沃茲辭去了惠普的職位，全職到蘋果工作。

“空氣中有一種魔力，你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費爾南德斯說。“我們感覺自己會改變世界，會給社會帶來巨變。我們覺得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人們想擁有自己的計算機，我們正在滿足這種不斷增長的需求。我們賦予權利給普通人，讓他們做到之前無法想象的事情，我們把技術的潛在威力交到了普通人的手中。”

第一次離開蘋果

但是，隨著蘋果身價暴漲，成為新興的計算機革命的一個縮影，隨著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成為怪咖英雄的典範，蘋果的一些早期員工變得迷茫。

這其中就包括費爾南德斯。

羅德-霍爾特被聘為工程部負責人之後，成為了費爾南德斯的頂頭上司。費爾南德斯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技術員，幫助打造了蘋果的早期發展軌跡和產品。但是當這家初創公司變得企業化時，費爾南德斯仍然是一個技術員，並且越來越多地做一些讓他感到無法實現自身價值的工作，“這真無聊，”他說。

他和霍爾特相處得很好，但是當費爾南德斯向霍爾特要求晉升機會時，卻沒有如願。1978年，蘋果公司的員工增加到100名，並且開始準備上市。兩年後蘋果上市時，籌集到的資金是自從福特汽車公司上市以來最多的，並且讓300多人成為了百萬富翁。

但是，1978年，就在比爾-費爾南德斯尋找機會，希望在蘋果從事更高級的工作的時候，關於股票期權的流言開始在雇員中傳播。當時蘋果公司沒有人力資源部門來處理這個問題，向員工解釋情況，但一些員工覺得事情已經越來越清楚，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股票期權。

“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件大事。”科特肯說。“蘋果公司的政策是，只有工程師才有股票期權。很多公司也有這樣的政策，秘書沒有股票期權，在一般情況下，拿時薪的雇員也沒有這個資格——只拿月薪的工程師才有，費爾南德斯是工程部拿時薪的技術員，而我是生產部拿時薪的技術員。”

因此，只能做裝配原型機的技術員，沒有希望獲得提升，而且又無法獲得尊重，享有股票期權，費爾南德斯決定離開蘋果，這時距離進入車庫工作剛剛18個月。他的朋友們正為經營公司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安靜的費爾南德斯離開了公司。

“我在那里沒有上升空間，”費爾南德斯說。“我當時很天真......隨著公司的發展，聘請了越來越多高層次的人才，對於只能當技術員，沒有機會升任工程師，我感到厭倦和不滿。”

費爾南德斯得到一個工作機會。他高中畢業後與一些人共事過，這些人現在已經創辦了他們自己的公司，專門制造計算機組件，他們給了費爾南德斯提供了一個當產品工程師的機會。

“所以我離開了蘋果，以便發展自己的事業，”費爾南德斯說。

他說，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這意味著我可以真正發明一些東西，創造一些東西。”

可惜的是，這家公司在技術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因此費爾南德斯不得不做他在蘋果時做的那種技術員工作。這很讓人失望，一年後，費爾南德斯離開了這家公司，不知道自己職業生涯的下一步將邁向何方。同時，Apple II持續熱銷，蘋果公司上市之際，費爾南德斯在蘋果的很多朋友都變成了百萬富翁。

費爾南德斯說，“我們做了選擇，就得承擔選擇的後果……帶著一系列後果繼續生活。”

在日本當文藝青年

離開這家組件制造商後，費爾南德斯轉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他離開了技術領域，開始尋找更大的意義。他離開了美國。

“我的興趣愛好一直很廣泛，”他說。

其中一個興趣就是武術。費爾南德斯是合氣道棕帶。合氣道是日本人的一種武術形式，以防禦為主，強調平靜與一致。由於母親的緣故，費爾南德斯一直對日本和遠東地區感到好奇，再加上他自己學習合氣道的經歷，促使他在1979年離開矽谷，前往日本。

“我獲得了文化簽證，然後去了日本呢，在那里住了兩年，”費爾南德斯說。“我必須去一個我很感興趣的國家居住一段時間，讓自己沈浸在那種文化中。”

他在北部島嶼北海道的劄幌市安頓下來，該地和阿拉斯加南部處於同一緯度。“這是日本的雪國，”費爾南德斯說。
費爾南德斯在日本做了三件事情。他的工作是當英語教師，輔導成人英語。他進一步學習合氣道，獲得了他的第一個黑帶段位。

而且他還作為巴哈伊教的文化大使，致力於建立一個全球性社區。

“我教英語維持生計，”費爾南德斯說。“當時，日本非常歡迎母語為英語的人當英語教師，所以我在一家銀行開了一個小班，在一家工程公司開了一個小班......所以，這是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備課和教學。還有一部分就是讓自己沈浸在那種文化中......人們對在那里生活的美國人很感興趣，他們會主動接觸我，成為朋友，為我安排一些文化體驗活動。”

在日本，費爾南德斯對音樂和人道主義活動的興趣也有了用武之地。

“在劄幌，巴哈伊教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了慈善音樂會，我表演了節目......唱歌、向大家介紹加州，所以我把它稱為‘重溫加州’演唱會。我唱歌，展示加州城市和農場風光的幻燈片，描述它們是什麽樣子，因為日本人對美國很感興趣，而加州很有名氣，很能激發日本人的想象力。”

在劄幌生活兩年後，1981年的春天，費爾南德斯回到了加利福尼亞。他抵達矽谷，向老朋友打探工作機會。

“我回來之後，就找到技術圈，因為我熟悉這一行，”他說。

他做了幾個月的自由職業者，提供咨詢服務，他也聯系了史蒂夫-喬布斯。費爾南德斯對喬布斯說，“我需要一份工作。你那里有空缺嗎？”

喬布斯當然有。

進入Macintosh團隊

那年年初，喬布斯開始接手Macintosh項目。他當時在蘋果的領導團隊中感覺孤立無援——那時蘋果已經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管理人員在做主——所以喬布斯組建了一個特別行動團隊，由工程師和設計師構成，力圖研制出一款不同於Apple II的計算機。喬布斯找到了他認識並信任的技術專家。他只想要最好的人才。

1981年10月，費爾南德斯被喬布斯招回蘋果，成為“技術部門員工”，他是Macintosh團隊的第15名成員。

由於此前費爾南德斯曾是蘋果公司的員工，他的名字已經存在公司的數據庫中，他的工號和他1978年離開時一樣，仍然是第4號。

和費爾南德斯離開時相比，現在的蘋果已經大不相同，它擁有數千名員工，精力充沛的高管人員，企業化的基礎設施，而且蘋果園區內的建築物也越來越多。

但喬布斯把這個團隊的辦公地點安排在蘋果總部外面的一棟兩層樓房處。它離蘋果園區有幾個街區遠，旁邊的一個德士古加油站，所以團隊成員們戲稱它為“德士古塔”。

雖然 Apple II仍在熱銷，但喬布斯預言它一定會在兩三年內過時，而蘋果需要一些更加出色的東西，才能保住自己在電腦業務的領軍地位。 IBM和一大波其他公司都進入了這個市場，推出了新產品，競爭十分激烈。

蘋果一些高管讓喬布斯來嘗試Macintosh項目，一方面是希望它能成該公司的下一款熱賣產品，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希望他有一些事情在忙，不要礙他們的事。

喬布斯希望打造這樣一款新的計算機：它可以改變世界，釋放了人類的創造潛力，把計算機革命的力量帶給普通人。雖然在這段時候，他一個很難共事的人，但他也能給人大家帶來很多啟發。

“Macintosh是在一個很有愛的環境里開發的——我們帶著對親人、家人的愛來開發它，牢記著這些人就Macintosh的目標受眾，”費爾南德斯說。“這激發了巨大的創造力，我們知道自己在開拓新的領域，我們必須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一種看待事物的新方式，一種與事物互動的新方式。這是一個非常有創意、有創造力的環境，我們辛勤地工作，動機就是要做一些非常大的大事，讓我們所愛的人從中受益，愛、創造力、勤奮、遠見、驅動力，讓這個環境變得非常美好。”

費爾南德斯在這個團隊中扮演的角色，和在蘋果車庫創業初期相類似：他就好像是“萬金油”。

“我扮演了很多種不同的角色，”費爾南德斯說。

其中一個角色，是工程實驗室經理。另一個角色是工程項目經理，做Macintosh外部磁盤驅動器和外部視頻端口這樣的項目。他還擔任了AppleTalk PC卡的項目經理。

Mac團隊終於搬出了“德士古塔”，進入蘋果園區內的“Bandley4”樓時，費爾南德斯曾與建築師一起策劃搬遷事宜，以便給團隊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這包括規劃硬件實驗室的布局等等。“比如在走廊和休息區間安排植物，”費爾南德斯說，“讓花架與藤蔓沿著隔間墻壁的頂部穿過辦公區，這種方式比較節省空間。”

費爾南德斯在這期間培養起來的一個技能，就是設計“以人為本”的界面——無論是虛擬界面，還是實體界面。Mac團隊是他實踐這些想法的好地方，因為該團隊深入思考用戶界面，力圖制作出一個新的、連普通人也能直觀理解的界面。他們給自己規定了嚴格的紀律，以便設計出一個不會讓用戶感到暈頭轉向的系統。

“在Mac團隊，我們力圖讓人們覺得屏幕上的東西是有形的，可以觸知的，”費爾南德斯說。

Mac工程師把大量精力用在對操作系統中不同控件的外觀和行為進行標準化上。比如，他們對複選框與單選款進行過周詳考慮。

“所有這些事情，我們都特意考慮過：如何做出一種視覺元素模式，可以溝通它們的功能，如何讓你以一種一成不變的方式，來與你的程序交互，無論具體程序究竟是哪一個，”費爾南德斯說。

“我們試圖弄到第三方開發人員編寫的所有程序，以便測試它們是否能以同樣的方式工作，所以用戶只需要學習一種語言：一種視覺語言，一種用戶界面語言，一種互動式的語言，一種行為語言——就可以使用他們購買的所有應用程序了。這個概念很強大，基本上每家公司都複制了這些模式。”

1984年1月，第一臺Macintosh計算機誕生了，它的機箱內壁中，有早期Mac團隊成員的簽名，其中就包括比爾-費爾南德斯的。

“Mac團隊的驅動力比較複雜，但其中最獨特的方面，是對藝術價值觀的重視，”Mac工程師安迪-赫茲菲爾德（Andy Hertzfeld）在一篇文章中談到Mac早期團隊時說。“首先，史蒂夫-喬布斯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家，他鼓勵設計團隊的其他成員也把自己看成藝術家。由於這是個藝術家團隊，所以我們就應該在作品上簽名。史蒂夫想出了這個好點子，把團隊每個成員的簽名都刻在制作機箱的模具中。所以我們的簽名將出現在生產線下來的每臺Mac計算機上。”
簽名面板在1982年2月10日制作的，近兩年才之後產品才推出，上面有47個簽名，包括費爾南德斯、赫茨菲爾德，科特肯、喬布斯，以及傑夫-拉斯金（Jef Raskin）與比爾-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這樣的Mac的早期先驅。

面板上有一個簽名，是簡單的三個字母：“Woz（沃茲）”。沃茲尼亞克曾是早期Mac團隊的一員，主要是幫助進行概念化，確定“Macintosh應該是怎樣一個東西”，他在參與了早期的處理器設計。

差不多在1980年底蘋果上市的時候，沃茲決定，讓最早一些在蘋果工作，但沒有資格獲得股票期權的員工——包括蘭迪-威金頓（Randy Wigginton）、克里斯-埃斯皮諾薩（Chris Espinosa）、科特肯和費爾南德斯——獲得一些股票。沃茲從自己的股票份額中抽了一部分出來，分給他們。這是一個慷慨之舉，特別是對沃茲的老鄰居和老朋友費爾南德斯來說。想當年，他們曾一起組裝出了他們的第一臺電腦。

“費爾南德斯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最愛的人之一，”沃茲尼亞克說。“我最尊重的是他的頭腦。他的頭腦非常清醒。”

再度離開蘋果

Mac電腦推出之後，費爾南德斯又在蘋果工作了9年。1986年，他從硬件工藝部門進入了蘋果的軟件界面部門，在那里，他發現了自己的長項，並最終贏得了“UI魔法師”的聲譽（UI即用戶界面）。

“我發現，自己對用戶界面工作很有感覺，就漸漸從電子工程工作逐步轉到了用戶界面設計上，”費爾南德斯說。
蘋果和矽谷向來對傳統美國企業的做法嗤之以鼻，喜歡使用搞怪職位頭銜。費爾南德斯的蘋果名片上印著“幻像大師”（Master of Illusions）。

他繼續在QuickTime和HyperCard的研發上發揮關鍵作用，它們對HTML和萬維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費爾南德斯也對Macintosh Finder系統軟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在蘋果公司的最後的一個大項目，是設計MacOS7的一些文件夾，其中包括打開、關閉，最大化三個按鈕的概念，如今人們仍然在使用這些按鈕。

1993年，“蘋果公司已經開始裁減老員工，可能是為了節省資金，讓薪資比較高的人離開，”費爾南德斯說。“我在第二輪裁員的名單上。”

費爾南德斯說，他就像獲得了“解放”，立刻獲得了幾個工作邀請，聘請他當UI專家。他曾到一個數據庫公司工作，也曾為一個要上市的文檔管理公司解決問題。在1998年，他創辦了自己的UI顧問公司，名為比爾-費爾南德斯設計服務。此後15年來，他參與了很多不同公司的很多不同項目，就這樣，他一直工作到2013年，終於到了推出他自己的高科技創業公司的時候。

UI的未來

親眼見證個人電腦的誕生和互聯網的興起——並在這些革命的技術的塑造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比爾-費爾南德斯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給他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角度，來觀察如今技術領域最熱門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會影響計算機、設計和UI的未來，尤其是UI的未來。

“我們正處在一個過渡期，”費爾南德斯說。“就像江河在入海口處，河水變得苦鹹一樣，UI設計的現狀很混亂。其中有一些很出色的東西，數量遠遠超過以前，但仍然有很多垃圾。有很多做法原本是善意的，但卻誤入歧途。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從三維的、照片般逼真的UI元素（窗框、按鈕、滑塊等）向“扁平化”UI設計的遷移。幾年前，一個朋友問我，未來的網頁會像什麽樣，我說會像雜誌一樣，會有更加扁平的設計、專業排版，美麗的，雜誌廣告般的頁面布局。這種預測正在變成現實。

“但在邁向扁平化的過程中，我們正在喪失舊式3D風格中的一些經驗智慧，例如：必須做到，用戶只需看一眼屏幕，就知道哪些東西是可以互動的（例如，一個按鈕或鏈接），哪些東西是不可以互動的（例如，標簽）；必須讓用戶一眼就能看出來，一個互動的元素是做什麽用的（它啟動一個程序，鏈接到另一個網頁，還是下載文件？）用戶界面應該是可以探究的，可以發現的，不言自明的，但很現在有很多應用和網站，只看重幹凈、簡樸的外觀，把重要的UI控件隱藏起來，如果不是鼠標碰巧懸停在上面，用戶是不知道它們存在的。這讓用戶感到一頭霧水，很是挫敗。

費爾南德斯認為，扁平化設計的當前狀態“有喜有憂”，他擔心“我們在走向更潔凈的風格時，拋棄了很多老式智慧。”

創辦公司

費爾南德斯雖然非常喜歡探討未來人們使用計算機的方式，但目前，他把精力花在設計一種非常具體的UI上。
在幫助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創辦蘋果公司近40年後，費爾南德斯正在創辦自己的高科技公司Omnibotics。

“現在，我的孩子們都已經長大，我可以不用擔心創業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麽風險了。為了實現夢想，我已經關閉了自己的顧問公司，我希望Omnibotics能改變我們與居所的互動方式。這是我最為期待的未來。我們正在尋找明星工程師，市場營銷人員，以及希望加入我們團隊的投資者，”他說。

他說Omnibotics將“打造智能家居電子產品，我希望，我們能最終能夠讓你的居所擁有更高的響應性，讓你的家擁有一個用戶界面，而不只是機械開關和旋鈕。”

沃茲尼亞克說：“費爾南德斯有敏銳的頭腦，對人性十分了解，他能從受眾的角度看待技術，設計出有用的東西。”

工號牌第四號

費爾南德斯在蘋果公司的工號是第4位。在蘋果公司，工號數字靠前是件很光彩的事情，但是科特肯說，費爾南德斯從來不曾炫耀（甚至提及）過自己的工號。

費爾南德斯從來沒有拍過自己戴著工號牌的照片，他1993年最後一次離開蘋果時，把工號牌還給了人力資源部。

“我是一個好員工，離開的時候，就把工號牌還回去了，”費爾南德斯說。“有些人已經離開公司了，但卻保留著工號牌。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麽做到的。我希望自己也還保留著它。但是當你離開一家公司時，你應該交還工號牌。”

也許蘋果公司沒有哪個員工像比爾-費爾南德斯這樣，做出了永恒的貢獻，然後默然離開。他沒有從蘋果的股票期權中賺到幾百萬，也不像早期的蘋果先驅那樣出名。但是他做的工作，卻影響到了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一些變革性力量。

九鼎、新海“喊冤”：調查針對涉案機構個人 與公司無關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289

上周，證監會宣布已對18只股票的涉案機構和個人立案展開市場操縱的調查。今日早盤，被點名18股中有13股跌停；湖南發展跌逾9%。另有四股停牌。今日中午，九鼎新材、新海股份發布澄清公告表示，本次調查是中國證監會對涉案機構和個人的查處，與公司無關。

華爾街見聞網站上周提到，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19日通報市場操縱的查處情況，近期證監會依托大數據系統，目前已對18只股票的涉案機構和個人立案調查。

涉及調查的股票包括中科雲網、百圓褲業、興民鋼圈、山東如意、湖南發展、鐵嶺新城、寶泰隆、寶鼎重工、元力股份、東江環保、中興商業、山東威達、寧波聯合、遠東傳動、科泰電源、新海股份、九鼎新材、珠江啤酒等。

新海股份也發布澄清公告，”本次調查是中國證監會對涉案機構和個人的查處，與公司無關。自公司上市以來,公司實際控制人和董事、監事及高管人員嚴格遵守相關規定,從未有操縱過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行為,也從未與任何機構簽訂市值管理協議,更沒有發布選擇性信息配合第三方操縱上市公司股價。“

針對當前市場運行特征和市場操縱行為新特點，中國證監會發言人12月19日曾表示，證監會已於近期開展打擊市場操縱專項執法行動。一是拓寬線索渠道，強化實時監控，全面排查異動交易，依托大數據系統深入分析挖掘操縱市場線索；二是集中力量查處市場操縱案件，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機關；三是進一步完善針對市場操縱案件的行刑銜接機制，提高行政執法的時效性，加大刑事追責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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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2015：一些和投資和賺錢也許有關，也許無關的隨筆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1030

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無關央行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100

本文來源：財經網  作者馬勇為中國民生信托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為此政府三令五申各相關部門出具體政策。央行更是不遺余力，試圖通過包括降息、定向寬松、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解決社會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近兩年，包括央行在內的各部門解決高融資成本現象並沒有真正取得實效，究其原因在於，對社會融資成本高的原因未充分理解；而政府采取的一些總量調控方式，則是試圖用投機式的簡單辦法解決經濟中的複雜問題，其效果註定不佳。

融資成本高的“病因”和趨勢

為什麽社會融資成本高？在於房地產。

目前，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在於，經濟高增長及整個經濟體系是構建在過去十余年房地產投資及消費高增長基礎之上的。而近兩年來，房地產行業景氣快速下滑卻並沒有伴隨經濟微觀結構的迅速調整，由此而來的經濟轉型陣痛不可避免，而高社會融資成本僅是經濟結構短期難以調整的顯性指標之一而已。

資本尋求最高回報是經濟法則，社會融資成本調整要滯後於房地產行業調整兩年到三年。過去五年到十年，決定社會融資成本的核心指標是房地產投資收益率，既包括房地產開發投資收益率，也包括房產買賣投資收益率，而上述兩個收益率年化指標在此輪房地產景氣周期前至少能維持在20%以上。由於房地產行業的超大體量，容納大量資金參與其中，社會資金的預期回報及收益率要求較房地產景氣周期前的水平有大幅度提升，目前社會融資成本仍盯住前幾年的房地產投資收益率，這才是目前社會融資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為什麽社會融資成本中長期來看必下行？原因在於資金定價模型發生變化。

中國的實際利率曲線恐怕是全世界最複雜的。既有市場化的因素在發揮作用，也有行政性因素在產生影響，而且因果間並沒有穩定關系。眾多影響因素包括：經濟中存在超大規模的預算軟約束借款人；政府信用被經常用在融資定價模型中，且作用巨大；政府調控銀行信貸方向，直接用行政手段決定某類企業能否進入銀行信貸市場。

當前中國經濟由高速向中速增長轉變，房地產景氣周期轉折導致很多相關產業資本回報水平下行，經濟無法支撐高成本杠桿，資金價格下行勢不可擋。雖然社會融資成本仍然居高不下，但資金定價模型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如上述分析，房地產行業曾經是個巨大的資金吸水池，其他行業的融資成本皆被動受此影響，過去融資定價模型中的關鍵變量是房地產投資回報率，兩者正相關性強；而目前融資定價模型中，資金價格雖受到之前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率滯後性影響，但隨著房地產投資回報率大幅度下降及融資需求下滑，其對社會整體資金價格影響力逐漸減弱，除房地產之外的其他產業毛利水平及風險因素正成為融資定價模型中的最重要部分。

由於房地產不景氣導致的經濟結構被動調整不可能在短期之內完成，加之中國房地產市場化存在二元結構問題，以北上廣深為代表的大型城市與其他地區房地產市場在供求關系上的巨大差異，導致房地產市場的信貸政策及行政性調控面臨地區差異性困難；同時，除房地產外，中國很多基礎行業面臨一定挑戰，其盈利水平和風險因素普遍無法準確識別，因此社會融資成本還將在一定時期內維持在較高水平。但隨著去房地產化加速及經濟結構再平衡推進，社會融資成本進入下降通道是確定性事件。

出路在於經濟結構調整

降融資成本，央行能做什麽？幾乎沒有。

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全世界的央行都變得更加舉足輕重。原因不在於央行能解決更多問題，而在於隨著超發貨幣之風在世界範圍內盛行，央行的破壞力更大。近些年，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等幾大經濟體無不在實施超寬松貨幣政策，而美聯儲更成為全球市場包括資金價格在內的資產價格的主要決定因素。各國央行試圖用猛藥在短期內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問題，貨幣政策的功效被急劇誇大，而經濟發展緩慢的本質癥結卻得不到針對性、系統性解決。

央行除了應付解決歷史上的寬松帶來的爛攤子外，根本無暇照顧到增長和就業目標，更不能很好地控制通脹，因為央行本身有可能是造成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之一。具體討論到我國的高社會融資成本問題，除了用直接降息工具調整無風險利率部分以外，央行其他工具幾乎不會影響到社會融資成本的變化，也無助於解決社會融資成本高問題。目前來看，過去鉗制央行降息的兩個重要因素正在發生變化：第一，房地產宏觀調控已無必要，整體房價結束高增長階段；第二，社會通脹水平維持低位。在地方政府新的負債約束規則及國企的盲目擴張被抑制的背景下，降息雖無法有效解決“融資貴”問題，但這是央行僅能夠做的事情。

解決“融資難、融資貴”能推給資本市場嗎？可以，但不能過快。

應該說發展資本市場是解決融資問題的一個思路，但不能走得過快。資本市場分成兩個部門：一個是政府設立的場內市場和受政府監管的“影子銀行”，另一個是民間資本市場。民間資本市場既不是政府設立，也不受政府監管，完全市場化運作，是社會資本配置的重要渠道，發揮了重要作用。政府設立的場內資本市場，由於其市場深度和廣度，已經成為實體經濟的一個重要融資渠道。近期，隨著股票市場註冊制改革、公司債向非上市公司擴容、新三板市場擴容等工作推進，管理層試圖讓場內市場成為實體經濟融資重要通道且同時降低融資成本的意圖非常明顯。筆者認為，此舉存在巨大隱患，原因在於中國資本市場上保護金融消費者的機制嚴重缺失，非理性人大量參與市場、信息透明機制建設不足、嚴格法律約束缺失。在上述背景下發展資本市場，把大量企業融資需求直接對接到個人投資者，存在諸多隱患，市場很可能因個人投資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護，而走向“發展—風險—整頓”的惡性循環。

以信托公司為代表的“影子銀行”實際是管理層應當客觀看待的，信托公司並不是社會融資成本高企的幫兇。如前文所述，社會融資成本高有其深層次原因，並不受某一類金融機構控制。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信托公司在某些類型社會化資金融通市場中，占據了一定市場份額，客觀上也幫助部分融資難的企業抓到發展並壯大的機遇，並讓委托人享受到銀行無法提供的高收益水平。近期，隨著監管部門對信托行業發展中包括保障基金運行、凈資本管理、盡職盡責等制度建設的推進，信托行業自身在更高標準下安全穩健運營，實際上是有助於建立全社會融資成本的下降通道。

高社會融資成本一無是處？不是。

高社會融資成本也具有正面價值。當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一個核心問題是脫地產化、淘汰落後產能和產業升級。一些地方政府和國企推動的屬於產能過剩、技術落後項目，在低融資成本核算下，能夠達到盈虧平衡甚至實現微利。在當前市場化不足及預算軟約束情況下，高社會融資成本就是制約這部分項目上馬的屏障，讓市場真正發揮作用，資金價格就真正成為甄別“好項目”和“壞項目”的法寶。

在信息社會中，在眾多討論社會融資成本的聲音中，與資本市場相關的利益主體占相當大的比重。更寬松的貨幣環境，能帶來資本市場更火爆的行情，也帶來利益相關者更多的業務收入。應當承認，在信息搜集、整理進而分析預測方面，資本市場中的中介機構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為觀察經濟社會提供了有效工具。但相關中介機構終究是為金融資本服務，其觀點和結論在客觀性和適用性方面存在局限性，特別是其對於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訴求和呼籲，存在較大片面性及短期性，無法站在經濟總體發展的長遠角度之上考慮最優的政策取向。長期來看，對於像貨幣政策這樣重大問題，應當由均衡代表政府部門、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社會學者等各方力量參與討論，以免有失偏頗。

總的來說，在當前經濟形勢之下，高社會融資成本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矛盾的縮影，貨幣工具無法也無需做過多幹預。未來，隨著經濟結構調整的推進及新經濟形態的日趨成熟，社會融資成本下降將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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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相無關，卻與現實相連”有意誤讀中國軍力的報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648

“《中國軍力報告》的出臺本身，就是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後果，是各派政治力量鬥爭、妥協的產物。”

通過技術、人力偵察等綜合手段搜集來的機密情報，不大可能體現在報告中。

“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真實意圖，就是為挫敗美國在亞太地區投放軍力。”“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防禦能力，正受到中國威脅。”

2015開年，美國新一屆國會就舉辦一系列聽證會，再次討論“中國威脅”。真實的中國軍力究竟如何？近百家美國防務或外交為主業的思想庫之中，南方周末記者粗略統計，九成曾研討過中國軍力。

“包括美國一些媒體都在討論一個問題：在過去十年中美軍對對手的力量評估是否出現了偏差？”軍事問題專家陳虎分析，如《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就刊發文章《我們在低估中國軍隊？》，反思美方對中國軍力的評估出現諸多誤區。

“與真相無關，卻與現實相連”

美國國防部每年撰寫的《中國軍力報告》影響最廣。

2014年6月5日，美國國防部發布《2014年度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即通常所稱的《中國軍力報告》。較2013年度，2014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篇幅縮短，只有87頁，其基調依舊是“中國軍力不透明”“中國軍力擴張”。

最新的年度報告涉及中國軍事戰略、軍力發展、中美兩軍交往、臺海軍事形勢等傳統內容，還重點關註偵察衛星、隱形技術、中國國產航母及防空一體化等四個議題。

這份報告的“亮點”不多，更不乏自相矛盾之處。

在題為“理解中國的戰略”章節中，它如是評價中國軍事工業，“中國仍然依賴外國輸入技術以填補其關鍵的技術能力缺陷”。然而，後文卻自相矛盾，認為中國正在尖端技術方面進行“巨大的投入”，“快速的進步”，如反導、信息技術、新材料、先進制造、先進能源、海事技術、激光和空間技術等。

“自力更生”，還是“模仿抄襲”？整個報告對中國軍工企業的評價莫衷一是。

“這是因為《中國軍力報告》的出臺本身，就是美國國內政治博弈的後果，是各派政治力量鬥爭、妥協的產物。”情報學專家吳林介紹，前後觀點相左，甚至文風上的細微差別，正反映出複雜的部門利益。

2014年度，美國國防部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上，詳細列出了報告自身的花費：8.9萬美元（約合人民幣56萬元），卻沒有公布執筆者的名單。

“如果《中國軍力報告》能附上撰寫者，以及顧問班底名單的話，那一定很有趣。”吳林介紹，整個報告的撰寫團隊包括美國黨、軍、政、外交和學術圈的中國問題專家，包括前駐華人員、熟讀《孫子兵法》的情報專家，甚至包括一些語言專家——通過一些特殊的修辭手法，使報告的行文更具渲染力。

在論文《中國軍力報告的批評性話語分析》中，空軍工程大學教授田文傑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美國國防部的“刀筆吏”擅長用諸如“語篇的分類”“名詞化”等手法，以表達特定的意識形態含義。

“China and Taiwan”或“PRC and Taiwan”頻繁見諸報告，這無形中將“臺灣”放到國家的層次。

田文傑教授還發現，一些特殊的語言傳遞給讀者一個信息：中國“已然是主要軍事力量”。對於“中國威脅論”的渲染細致入微。

“公開版（中國軍力報告）的作用就是制造噪音，給中國外交制造麻煩，所以，它不用太計較數據的真實性。”

2008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中，中國的軍事預算被誇大為1390億美元，這是中國官方公布預算的三倍。當時，蘭德公司專門發布報告，對五角大樓的數據提出質疑和修正。

與真相無關，卻與現實緊密相連。

制造噪音

當今世界上，惟有美國國防部擁有如此龐大的情報人員隊伍、專業精幹的分析人員，以及價值昂貴的太空偵察設備，能夠時刻盯著中國的軍事發展情況。

通常，《中國軍力報告》公布前，需要經過八個流程和各部門的層層審驗，草稿的撰寫由國防部情報局基本評估辦公室負責，成文後送參謀長聯席會議審閱，再上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部門審閱，白宮提出修改意見，返回國防部修改，最後送交國會審議，審議通過公開發布。

這意味著，《中國軍力報告》雖然由美國國防部撰寫，但也要考慮國務院等部門的意見。而美國國內政治中，國防部以鷹派為主，而國務院在對華政策上相對務實和理性。

為贏得國會批準更多的軍費支撐，五角大樓常作“哀兵之嘆”，渲染中國軍事威脅。這種部門間的利益和觀念分歧，也曾數次導致報告發布時間推遲。2004年，《中國軍力報告》推遲長達兩月之久，引起各方猜測。

近十年後，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研究員史國力（Adam Segal）對此解釋，五角大樓與國務院對華軍事觀點不同，是導致2004年《中國軍力報告》一再推遲出臺的原因之一。

2004年，美國軍方熱炒“中國軍事威脅論”。這種分歧體現在公開報道上，當時，時任國務卿賴斯就在北京公開表示，“毫無疑問，我們對中國軍力發展的規模和速度表示關註……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是美國的威脅。”

美國國務院的“溫和”另有隱情，恰逢朝核六方會談陷入停滯，美國政府希望中國促使朝鮮重返談判桌，自然不願在《中國軍力報告》中過度“得罪”中國。因此，對報告進行大幅修改，導致公布時間拖延。

根據美國《公共法案》和《國防授權法案》，國防部要“分別以保密和非保密兩種形式”向國會提交年度“涉華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正是公開版——它的數據、資料都來自公開材料。

即便如此，《中國軍力報告》的資料來源卻頗受質疑。細心的中國讀者發現，2010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中評價“殲-20”戰機的部分語句，來自中國互聯網論壇上的帖子。

當然，整個報告的資料來源大多摘編自中國公開出版物，以及中國國家和軍方領導人的重要講話。行文中還有大量數據表格支撐，看似很“翔實”。

“這些資料來源正是它的硬傷，一看信息的出處，我們就覺得它不靠譜。”

情報學專家吳林分析，這是五角大樓有意為之，它不願把核心信息源暴露出來。因此，通過技術、人力偵察等綜合手段搜集來的機密情報，更不大可能體現在報告中。

然而，如此用公開甚至虛假的資料來“填空”，使得報告的可信度下降，最終加劇它被邊緣化的命運。與時俱進，五角大樓的《中國軍力報告》也不斷改頭換面。

面孔變得溫和起來？

“1990年代中期以前，嚴肅的軍事專家很少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利益或美國領土在任何可預見的未來構成實際的安全威脅。”情報學專家吳林認為，冷戰結束，美國失去蘇聯競爭對手，“手里拿把錘子，滿世界找釘子”，又恰逢臺海危機將中國推向前臺，美國一些安全專家開始將中國視為“威脅”，卻發現研究中國軍力的報告少之又少。

雪中送炭，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教授沈大偉的《中國軍隊現代化：進程、問題和前景》出版，被認為是有關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最為詳盡的專著。

當時，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認為，沈大偉的這本書“研究中國軍隊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角色，是理解國際事務發展趨勢的一部重要著作”。

十余年來，美國國防部撰寫的《中國軍力報告》大都沿襲這部專著的分析框架，報告制定過程中，美國國防部還及時吸收學術界、思想庫的研究成果。2007年的《中國軍力報告》出爐前，蘭德公司就發布研究報告《闖入龍潭：中國反介入戰略及其對美國的意義》，指出中國正在大力發展“區域拒止”能力。

捕捉到這一訊息後，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報告》迅速吸收這一成果，抄襲的痕跡很清晰：“為了阻止其他國家海軍進入西太平洋水域，解放軍正著眼於遠距離瞄準水面艦艇……中國正在尋求通過可以達到第二島鏈的多層防禦系統來將水面作戰艦艇置於危險之中的能力。”

當然，《中國軍力報告》的價值也不可低估，它能夠反映出美國整個對華決策層的總體看法，至今依舊是美國官方最為權威的涉華軍事報告之一。它是《國防授權法案》的產物，後者屬於美國公法，具備法律約束力，能夠對政府形成較強的影響力。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評價稱，這樣的報告“誤導”了世人，誇大了中國的軍費開支。當然，針對中國軍隊的戰略分析，以遊說國會，這是美國軍方所需要的。

為進一步贏得公眾，撰寫者們也開始註意包裝，不再讓中國軍力看起來威脅性十足。《中國軍力報告》的面孔也逐漸變得溫和起來。

朋友圈刷出奔馳廣告，和大數據無關！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505/149766.html

黑馬說：這是大數據專家黃成明今年1月微信剛推出朋友圈廣告時的一篇文章。昨天奔馳投了朋友圈廣告，很多刷出奔馳廣告的小夥伴們都嗨了起來。所以把這篇文章再次分享給大家。黃成明想說的是目前朋友圈篩選的用戶條件可能非常簡單，根本和大數據沒有關系。

從1月26日晚到27日清晨，整個微信朋友圈都處在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失落的情緒中，大家都在拼命的刷啊刷。中國人從來沒有這麽重視廣告過，刷出vivo的人，失落；刷成可樂，失落；連可樂都沒有刷出，極度失落。難道只有算出寶馬才是人生贏家？

文 | 黃成明

今天一大早就收到大家的私信讓我分析一下微信這次廣告推送的原則是什麽？難道真的是大數據嗎？難道刷出寶馬的真的是年收入100萬？

答案，顯然不是。個人覺得目前微信廣告推送和大數據關系不大。大家回想一下，這次全民吐槽廣告和去年微信的全民打飛機以及後來的全民搶紅包是不是一樣一樣的？微信把我們都當槍手了，當然互聯網時代這叫眾包、病毒式傳播。

下面就來給大家解析一下朋友圈廣告這點事？

首先，看看微信官方的朋友圈廣告的定義，關鍵詞：用戶畫像、實時社交混排算法、依托關系鏈進行傳播。

用戶畫像一種情況是基本屬性的畫像，例如，性別，使用終端，是否綁定銀行卡等；另一種情況是基於朋友圈內容的畫像，也就是文本分析然後貼標簽，後一種方法看起來很高大上，但是卻是最難的。微博運營了五年多了，這部分內容還基本上是初級，否則新浪微博的股票早就漲上天了。

依托關系鏈很重要，社交關系是社交類產品的核心，你關註過誰，贊過誰，評論過誰這些都是關系鏈的一部分。而這次廣告推送這一點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下文會提到。（@數據化管理 原創文章）

在我上一篇巨火的文章【從“趙本山20噸黃金”是怎麽來的談新聞傳播的路徑】中就談到流行三法則：人物法則、附著力因素法則和環境威力法則。所以一件事情要火，關鍵人物很重要，微信太懂這個道理了。來看看他們的招商介紹：

看見了嗎？精選第一批高質量種子用戶，當然高質量不代表高收入，這次的寶馬、vivo，可樂肯定是啟用了不同的種子用戶。你能否收到寶馬的廣告，合理的朋友圈是否有微信精選的種子用戶有關（當然種子用戶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種子）。

具體如何有關呢？

當寶馬的種子用戶評價了“寶馬”廣告後，這個種子的其他朋友圈的人收到寶馬廣告的權重就上升了，極有可能看到寶馬。當然不是絕對，還有其他因素。

朋友圈廣告會出現在第5條的位置，如果你沒有和這條廣告互動，這條廣告6小時後自動消失。

這就是微信朋友圈廣告的推送流程。那具體推送後的數據是怎麽樣的呢？

今天我在微信、微博、QQ群等做了一個調查，收到749條有效調查結果，分析結論如下：

1、沒有收到廣告的占多數，收到寶馬的用戶也占多數。
 

 

2、蘋果手機用戶占了一半，很嚇人。
 

 

3、25.8%的人感覺推送並不精準，只有5.2%的人認為推送是很精準的。其實什麽叫精準推薦是很難定義的，比如今天有個朋友說自己是可樂的重度用戶，沒有推送可樂覺得不可思議。其實這個很好理解，一種可能是這個用戶並沒有在朋友圈發布有關可樂的微信，另一種可能就是這次發布並沒有“大數據”分析。
 

 

4、我又在想是不是微信會通過你是否綁定了銀行卡，是否發過紅包，是否利用微信錢包買過東西？因為這幾個數據可能會提升你看到寶馬的權重值。這幾個數據分別是。綁定了銀行卡的占63%，占大多數。發過紅包的占32%，小部分。利用微信錢包買過東西的占43%，這個數據小於綁定銀行卡的比例，看來很多人還沒有消費過。另外一個數據是在微信搶過紅包的占55%。（@數據化管理 原創文章）

問題來了，這些數據和寶馬有什麽相關性嗎？這才是核心。

【A】收到寶馬的用戶中，94%是蘋果手機，vivo只有26%是蘋果手機用戶，可樂這個數據是24%。可以明顯看出“寶馬”是將蘋果用戶作為投放對象的，那為什麽不是100%蘋果手機，我認為剩下6%的用戶可能是填錯了數據或者是其他原因吧。

【B】收到寶馬的用戶中，只有56%的用戶是綁定了銀行卡的，這個數據小於前面提到的63%，說明這個並不是寶馬推送的關鍵元素。vivo和可樂這個數據和寶馬也差不多。

【C】收到寶馬的用戶中，只有31%發過紅包，和大圍數據32%沒有太大區別，說明這個也不是選項。

【D】收到寶馬的用戶中，只有44%的用戶用微信買過東西，和上面大圍數據43%也差不多，排除。

最後我覺得這次寶馬篩選的用戶條件可能非常簡單，根本和大數據沒有關系。這個條件就是：蘋果產品用戶，生活在一二線城市，年齡在20-45歲左右的微信用戶。當然後兩個結論還需要數據論證。（作者微信號：sjhglwx ）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黃成明，文章僅代表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觀點與立場，本刊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與zzyyanan聯系，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一財網 王佑 2015-05-08 13:47:00

拔萃投資的股東包括金欽良、高聖民、金建新和孫新榮等四人，沒有馬雲的名字。拔萃投資公司副總裁孫偉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確認，他們公司是要與聯合光伏合作，但拔萃投資是“馬雲旗下基金”的說法是市場誤讀。對於拔萃投資中，哪位股東是阿里巴巴的最初創始人，其並沒有詳細透露。

中遠、中海設合資公司無關整合 只是抱團取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21136.html

中遠、中海設合資公司無關整合 只是抱團取暖

第一財經日報 陳姍姍 2015-05-22 06:00:00

5月21日，中海發展(600026.SH)、中國遠洋(601919.SH)、中海集運(601866.SH)等航運股，清一色地收於漲停板，漲停的導火索，則是中海發展和中國遠洋同時發出的一則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