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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看硅谷:創新有時候與風潮無關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718/144221.html

初到硅谷,我首先看到的是溫暖陽光下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和閒散漫步的學生們。回到四十年前,嬉皮士們在這兒遊蕩和歡鬧,他們從舊金山出發,從斯坦福出發,跟隨著垮掉一代的先輩,去美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尋找真實的自我。

差不多與此同時, 1971 年開始,「硅谷」的名字出現於報章中,加州的一個角落聚集了越來越多抱有科技夢想的年輕人。這個科技夢想起始於斯坦福大學一個才華橫溢的教授 Frederick Terman 。他看到,雖然加州有很多好的大學,但優秀的學生們畢業後,大多卻選擇到東海岸去尋找工作機會。在 Terman 的指導下,他的兩個學生在一間車庫裡憑著538美元建立了惠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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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創始人與誕生地

在加州的慵懶陽光下,我在斯坦福的校園裡和復旦時期的一些老朋友們見面,然後去參加學校裡的一個創業討論活動。激情湧動的年輕人們和我們討論各種關於 app 的新點子,有的點子是讓用戶們每日交換心情,有的是讓人們以更好的方式挑選對象,還有的是給企業的大數據存儲和云服務,當然也有各種類型的圖片分享應用。

他們討論的是誰又拿到了 Y-Combinator (硅谷著名的孵化器)的 Offer,誰昨天又在街上認識了一個天使,誰的朋友的項目被 Facebook 收購了。這些年輕人來自意大利、愛沙尼亞、烏克蘭、法國、英國,當然其中更多的是美國人。無論他們來自哪裡,腦中都有一些瘋狂的點子,並希望用這些點子去改變世界。

聽起來很酷?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法帶著自己的點子在硅谷待到明年,也許一小部分人會在社交或路演中獲得天使們的青睞,但是只有幾個人會真正影響全世界,這些人將會帶著全世界的矚目在各個場合講述自己的故事。但是,更加重要的不是這個漏斗機制本身,而是每個在這裡的年輕人,也許還不到 20 歲,也許已經 30 出頭,都野心勃勃地相信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能改變世界上的一些東西,並極富實幹精神。

硅谷的人們隨時相信自己能做到。就像90年代末蘋果電腦的廣告詞說的那樣:「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變世界。」這喻指了硅谷的精神。他們有這種勇氣與自信,因為他們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一直在改變世界。這兒發生的一切,每次都會像龍捲風一樣傳到世界各地。在中國、印度、羅馬尼亞、希臘、非洲,硅谷的科技浪潮已經和好萊塢、可口可樂齊名。

硅谷這些熱切的年輕人的最大特點是:他們有一種「可能的精神(the feeling of possible)」和「可以做的精神(the feeling of can-do)」,他們有什麼想法,就會立刻去做,瘋狂地工作,把它變成現實。同時,他們也非常成熟,然後找到投資者和戰略顧問,試圖用產品改變世界,如果這個不行,就去試下一個想法。

而中國的創業者通常沒有這些想法。拷貝到中國(Copyto China)的模式所有人都能看到,對於做產品和人和創業者來說,這是一個捷徑,因為可以借鑑國外已經成熟的推廣、品牌、運營、產品模式,只要稍作修改與本地化工作即可。

而投資人其實也更傾向於這類項目。因為這種項目的模式在國外已經被證明可以很輕鬆地說服投委會。事實上,中國的投資人最強大的一點就是批判性思維能力,而成功的投資者需要的是真正的原生判斷力。這種原生判斷力讓出色的投資人可以針對一個全新的產品或模式做出最合理的邏輯推斷,並判斷其可能潛力,而這需要對人性、對市場的充分理解與深刻認識。相比之下,中國的創投圈更喜歡研究趨勢(「大勢」)、風潮,甚至會針對某些熱點領域進行刻意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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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潮投資

而在硅谷接觸了眾多風投人士後,我的感覺是,他們會真正對一個模式做出儘可能精確的分析,而不會將它與趨勢或風潮進行對比,去判斷這個項目是不是擁有誘人的「概念」。他們更加實在。

在這種情況下,初創的創新企業(而非那些 Copy to China 項目)在很大程度上很難得到有力的支持。試想一個情況,幾個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試圖按照自己的想像創立一個全新的網頁或移動應用,他們根本就不認識風險投資公司的人,更不用說去他們的辦公室聊自己的想法,而如果這些年輕人在路演上和這些風險投資者闡述自己的產品公司,多半會被認為是異想天開,因為年輕人全憑自己的想像來創造一款產品(而不是根據外國的類似產品加以改裝)會被認為是幼稚而「不接地氣」。然後這些年輕人有一半可能會繼續獨立做下去,自己籌資撐到產品上線,由於沒有推廣費用,他們會求助於孵化器和政府創業基金,但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或孵化器的資助策略很嚴苛:在上海,一般是無息貸款20萬,但是5年內必須還清。所以如果在早期沒有盈利模式的應用(諸如 Whatsapp, Instr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就不能得到這個項目的資助,除此之外,在上海和南京等地的政府基金和園區的另一種孵化政策是股權投資,但是前提是政府提供的資金和創業團隊提供的資金等同。同樣,學生創業團隊一般也無法籌集到數十萬的啟動資金。在這些融資渠道之外,中國尚不健全的天使投資體系和投資人數量也讓那些沒有明星創業者(已有經驗的連續創業者、自身技術經理等)初創團隊的融資和發展舉步維艱。在發達城市,也會有一些非公有的孵化器,比如中國加速器、戈壁的孵化項目等,但是這些項目多半是創業投資機構的延伸,因此對項目的篩選標準也類似。

但對我來說,互聯網的意義應該是創造新的東西,面向一種顛覆型變革。互聯網這個詞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義,有的人認為它能改變傳媒界,有的人認為它能幫自己賣煎餅賣到天下無敵,有的人認為它能讓人感知到神的存在。但是對於我來說,互聯網精神就是創新、叛逆和反傳統。

如果不看創業者和投資人,單看中國的創業項目本身,周鴻禕在一年前有一句很精闢的概述:「聽起來是 reasonable ,很合理、正常,沒有令人驚豔的地方,不會讓你驚嘆說:哎呀,他怎麼會這麼想呢?!」我們所做的更多事情,是去談論概念、追求大方向的理念,比如 O2O 、大數據、企業端、可穿戴設備,而不是去在乎產品本身的細微之處。

我們做的社交產品上線前,很多圈內人都會問我們同一個問題:「有沒有人會在互聯網上分享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最悲哀之處了。在一件事物還沒有誕生之前,這種需求在互聯網上還不存在,而這種「暫不存在」會被我們認為是「沒有需求」。似乎我們已經習慣了看到一個硅谷的產品在美國有無數人開始用,然後我們去總結一些原因(甚至歸納出一些趨勢),緊接著,大家開始炮製類似的東西,融資,佔領中國市場。

這就好像我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黑夜的沙灘上,在某個洪亮的聲音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之前,我們只會匍匐在黑暗中。而任何的動作都會被認為是冒險送死的愚蠢決策。

而硅谷的不同之處在於,即使所有人都不讚同你,即使你一個人萎縮在一個昏暗咖啡館的小角落裡,你也仍可以相信自己可以撬動這個世界。因為你身邊的所有人都在這麼做,在抱著改變世界的決心努力。人們會不讚同你的方向,會質疑你的產品,批評你的推廣策略,但是他們不會嘲笑你,不會質疑你的選擇。因為最後的最後,你的選擇決定了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硅谷的那些年輕人,放棄了一些生命中的東西,從全美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共同湧向了這裡。正因為他們都是這樣野心勃勃的人,非常相似。在斯坦福的校園裡,陽光整日明媚,你能感覺到「自由之風勁吹」(斯坦福的校訓),也能感覺到野心與活力在空氣中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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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學俯瞰圖

在中國,我周圍的很多朋友聊天,都談到人生和理想,大家都有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比如拍電影、畫漫畫、寫書,比如像我,創辦一個公司。可是說到為什麼不做的時候,每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大家都會說出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可是,如果這些是阻礙我們去追求的理由,為什麼硅谷的年輕人和紐約的年輕人仍然可以去自由地創造、去體驗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這些是不可戰勝的壓力,為什麼紐約的年輕人即使是住在租來的房子裡,即使是住在廉價小區,即使沒有錢買最新的 iPhone ,也會去創造自己想要的創新或文化?

很多時候,社會壓力和房價成為了我們內心軟弱的理由,成為了安於平庸和膽小怯懦的外衣。我們不敢去跳脫出這些東西做出選擇,因為我們大多數人,以及我們的父母、朋友、親人、師長,在告訴我們:應該融入大流,接受當下。也許我們也掙扎過,反抗過,試圖說服周圍的人,或用邏輯的理性思維,或用甚至是最絕望的哭泣或怒吼:這是我自己的人生,請相信我,請相信我,讓我自己去過。但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被周圍和現狀的成見吞沒,失去了自己掌控人生的勇氣,最後融入大流。

而我們,正是想用自己的原創思想和社交產品去改變一些東西。

離開加州的那晚,我又回到了斯坦福校園待了一陣。這兒的人都希望去做那些之前沒人做到過的事,並相信一切的可能性,無論是投資人、導師還是創業者。這個是這種基於「改變」和「相信」的文化塑造出了今日的硅谷。

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比如中國,長久以來的抄襲與模仿擊碎了創業生態中僅存的創新精神和極客精神,已經站穩腳跟的巨頭使用類似傳統行業的戰略壟斷著流量、資本與公共關注。支離破碎的互聯網生態本身影響了用戶群體所能接觸到的產品創新度,而在缺少創新的互聯網世界中成長起的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接受度和習慣度被人為壓抑。

但問題是,也許我們永遠只能遠遠望著硅谷,就當這是屬於硅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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