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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城鎮化 中國三、四級城市居民財富暴增 中國第二波消費力正崛起

2010-05-10  今周刊

去年中國是全球金融風暴下少數沒 有被海嘯沒頂的國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有六億城鎮人口形成的龐大消費力，這股消費力仍然繼續爆發中。 隨著中國基礎建設的完善，未來將有三．五億農民搬進城市，快速的城鎮化加上三、四級城市財富增加，中國第二波消費力將成為全球財富的焦點。 撰文‧周啟東、林宏文 研究員‧孫蓉萍、葉揚甲北京車展才剛閉幕，八十七萬擁有人民幣千萬元身價的中國富豪們，果然沒有讓英國勞斯萊斯新任ＣＥＯ托斯頓‧穆勒（Torsten Muller-Otvos）失望，「這輛展示車已經賣出了，我們不能透露誰買了，車展後他就會立即把車開走！」他興奮地指著價格超過人民幣一千萬元(約合 新台幣四千六百萬元)黑色加長版幻影豪華轎車說。 四月二十六日北京車展才開始三天，車商就透露，九成以上的百萬元參展豪華轎車如法拉利、保時捷、賓士等皆已被預訂一空，這些砸錢不手軟的買家來自哪裡？他 們又靠什麼致富？ 二○○九年十月十八日，四輛黑色全新的勞斯萊斯幻影在車道中緩緩前進，後面浩浩蕩蕩跟著四輛賓利︵Bentley︶、四輛藍寶堅尼、四輛法拉利、保時捷、 賓士、ＢＭＷ、二十輛奧迪Ａ８……等名車組成一條長長的車龍，再加上其他各型進口車，車隊多達百輛，總價高達人民幣一億元以上，宛如一場世界名車大遊行。 這只是一場婚禮的迎娶車隊，地點不是在北京、上海，而是距離上海兩小時車程的三十萬人口小鎮──盛澤！ 今年以來這場豪華世紀婚禮的照片出現在網路上，成為兩岸部落格最熱門的轉寄文章，為了親眼看看盛澤有多富有，︽今周刊︾特別飛往上海，開始一場驚奇之旅！ 超豪奢！ 盛澤人辦婚禮，百輛名車迎娶不稀奇「盛澤？沒有聽過，它是在吳江市嗎？如果是吳江我就知道……」上海計程車司機沒有聽過盛澤，更不要說從台灣出發千里迢迢 要到當地採訪的《今周刊》採訪團隊，從上海往西出發到蘇州，再往南進吳江市，沿途都是高樓大廈，興建中的工地到處林立。 從吳江再往南四十公里，馬路越來越窄，沒有路燈，荒涼得讓人懷疑這裡真的有座城鎮，司機小李下車問過三次路之後，終於在黑夜中找到盛澤的路。沿路街道狹 小，機車、汽車、三輪車橫衝直撞，喇叭聲震得人耳鳴，路口沒有任何紅綠燈，這就是傳說中的盛澤鎮，就像二十年前的台灣小鎮。 「那場婚禮搞得很鋪張，網路上很有名，在盛澤這種婚禮排場很多，並不特別，因為這裡有錢人太多了！」二十九歲的吳江翰通紡織公司經理李婷說。這場在當地人 眼中並不特別的婚禮，除了出動上億元的豪華車隊外(車子大都是當地商界朋友出借的)，嫁妝還有金條、金碗及巨額的現金、支票，席開九十桌的婚宴現場，還備 有數十台的大尺寸ＬＣＤ電視及家電等獎品，供參加親友抽獎，手氣之闊綽令人咋舌。 除此之外，當地最大汽車銷售商百事吉汽車銷售顧問張婭瓊並透露，丈母娘當天還送新郎一輛藍寶堅尼的限量白色全新跑車，價格高達人民幣三百九十六萬元，車子 就是透過百事吉向義大利訂購的。 新郎是峰達紡織董事長祁錫榮的獨子祁峰，新娘是恆宇集團董事長陳雪華的女兒蔣晨，女方家長比較有錢，身價有十億元以上，男方大約兩億元，「兩人都是獨生子 女，未來雙方的家產都由他們兩人繼承，婚禮鋪張一點也是正常的！」李婷指出，這兩家還只算是盛澤的中小型企業，比他們有錢的多的是，例如號稱全球最大的紡 織企業──恆力集團董事長陳建華就是盛澤人，身價高達人民幣三十九億元，不僅擁有名車，甚至還有私人直升機。 盛澤是以絲綢聞名的江南小鎮，鎮上及周圍鄉村遍布各種上中下游紡織、染整工廠及中小企業，就像早期的台灣工業區，三十萬人口就有一萬多家紡織相關企業，資 產超過一億元的工廠就有近百家，在這種快速致富氣氛下，幾乎人人都想創業當老闆。「盛澤人很敢冒險，我有一名當地業務員做了兩、三年，就自己跑去創業！」 在盛澤開紡織廠的台商正耀紡織經理曾美萍感嘆地說。 只要開個工廠、做個貿易商，國內外就有接不完的訂單，盛澤這個小鎮在近十年間快速致富，成為中國第一個人均ＧＤＰ破一萬美元的鄉鎮，去年已達到一．五萬美 元，甚至超越北京及上海！七年前來到盛澤發展的曾美萍回憶指出，當時來到盛澤時非常落後，連火車站都沒有，比雲林的台西還要鄉下，但這七年間的發展非常快 速。最讓她吃驚的是爆發的消費力，「他們這些小老闆很敢花錢，有錢不怕人知道，車子一定要買最好的，一瓶玫瑰精油一萬元，女老闆做ＳＰＡ一點都不手軟！」 曾美萍說。 富起來！ 以工富農，大宗村有近千棟歐式別墅純手工打造的勞斯萊斯豪華轎車一年只能生產一千多輛，全球許多國家分到的配額只有個位數，而在一個屬於中國行政劃分第五 級的盛澤鎮，一場婚禮就出現四輛，這裡可說是中國勞斯萊斯擁有率最高的小鎮。在上海、北京、深圳這些一級城市富有後，這些以前名不見經傳的三、四級城鎮居 民正默默地快速累積財富，他們是未來中國消費市場最有力的潛在消費者。 中國去年在金融危機中仍然屹立不搖，甚至逆勢創下經濟成長率達八．七％的成績單，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擁有龐大內需市場，及政府支出人民幣四兆元救經濟。 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市場，中國不只是花大錢補助汽車、家電及手機下鄉，他們正在進行全國性的城鎮改造工作，城鎮化加上農民進城，中國的消費力才會真正的從 沿海向內陸城市擴散。 直擊完富有又凌亂的盛澤，︽今周刊︾採訪團隊接著轉往上海北方六百公里的山東省西南部的濟寧市。這個三級城市馬路開闊、街道一塵不染、新建的高樓聳立，但 這裡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的目標是隔壁棗莊市的「大宗村」。結果又遇到相同的問題，租車司機小史完全沒有聽過大宗村，他拿出先進的車用ＧＰＳ導航器花了半 個小時也找不到這個村莊，只好在半推半就下開車上路。 沿途經過高速公路、省道，曲折、凹凸不平僅容一輛車通路的鄉村森林小徑，甚至有一段路要經過臨時的浮橋才能橫越河流到達對岸，開了兩個半小時後，我們終於 到達被廣大麥田圍繞的大宗村。村外的十字路口是典型的中國農村街市景象，低矮的房舍、凌亂的招牌、嘈雜的噪音迴盪著，但是當車子一轉入圍牆保護著的大宗 村，景象立即改觀，筆直寬闊的大馬路貫穿大宗村，九百六十棟整齊的歐式兩層樓透天房舍坐落其中，與附近的農村相比，就像沙漠中的一座綠洲！ 「這裡有三十棟別墅，屋主除了有農民外，其餘是在村民投資的十八家企業中任職的高階管理人員，」大宗村大宗集團資訊部長宗肇猛帶我們走進別墅區，一棟棟歐 式三層樓獨棟別墅錯落在小橋流水的庭園中，彷彿走到美國的高級住宅區，這些別墅即使與台灣億萬豪宅相比，也毫不遜色。 購買力！ 回鄉打拚，造就農村消費財暴增當鄰村農民還在住農舍時，大宗村農竟可以住進豪華別墅，為何大宗村會如此富有？大陸資源有限，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資源都傾 注在沿海大城市，像大宗村這樣的農村根本分不到預算，「二十年前，大宗村也是一個貧窮的農村，我小時候也要幫忙種地，全家辛苦一年只能賺人民幣三百元，外 地女孩根本不願嫁到大宗村來！」二十八歲的宗肇猛回憶起來仍不免感嘆。 一九八七年宗成樂接任大宗村共產黨書記，看到農村如此窮苦，「我就不相信農人只能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我一定要讓農人富起來！」他暗自發誓。靠種田 無法富有，充滿商業頭腦的宗成樂想到用農村的資源一起創業。剛好有一筆附近煤礦開採的賠償款四十八萬元，他找來三千多名村民協商，若平均分掉一人只能分到 一百多元，但是如果集資創業未來有無限可能，在村民的同意下，大宗村就靠著這四十八萬元展開「以工富農」的獨特創富模式。 在宗成樂的率領下，大宗村首先投資造紙廠，接著又靠收益開了第一條自建到大宗村裡的鐵路，甚至擁有自己的火車頭，用來替周遭的礦場載運煤礦賺錢。在不斷循 環投資下，大宗村如今擁有造紙、發電廠、生物科技公司、鋼鐵廠等十八家相關企業，去年大宗集團的營業額高達人民幣十五億元，獲利超過一億元。 搶商機！ 複製上海模式，三線城市爆發成長中在這種特殊的合作模式下，村民人人都是企業股東，每年按照股權分紅，「我家入股五萬元，每年可分四、五千元，多的人甚至 可以分到近百萬元的紅利！」宗肇猛高興地指出。更神奇的是，大宗村無人失業，三分之一不想到企業上班的村民繼續種田，其餘的人則到十八家企業上班，工資加 上分紅，大宗村成為山東收入最高的農村，每年人均所得超過人民幣一萬元。 憑著自己的力量創造財富，大宗村成為中國的農村傳奇，甚至被稱為「中國第一村」。富有之後，大宗村的消費力開始爆發，全村六百戶擁有轎車，未來每戶還要加 裝中央空調。中國的鄉鎮約有四萬多個，像大宗村這樣靠自己力量富有的鄉鎮，正在逐漸增加中。 不只東部的城鄉正在爆發成長，在中國政策轉向發展西部後，連廣西南寧這個過去被忽略的二級都市也開始蓄勢待發，超高大樓一棟又一棟的興建，「南寧市周遭有 五、六百萬人口，近幾年打工族回來後，有錢的人紛紛搬進市區，再加上東協免關稅的優勢，南寧這兩年來商業氣氛非常熱！」兩年前被派到南寧開店的廣西隆成啟 航貿易經理江瑞龍觀察指出。 南寧消費有多熱？到市區最熱鬧的朝陽廣場站一會兒就可以感受到。這個地方等於是南寧的西門町，周六下午的逛街人潮，將大街小巷擠得水洩不通，各種進口名車 塞滿街道，百貨公司、電腦賣場促銷花招百出，在方圓三百公尺的鬧區內擠滿各式商店，「這其中甚至有四家麥當勞、四家肯德基，跨國速食店的密度堪稱全中國第 一！」江瑞龍說。 為了搶占商機，在香港上市的世界第二大的嬰兒車製造商隆成集團，兩年前決定打中國內需市場，除了東部的廣東、深圳外，隆成西部就選擇在南寧開第一家婦幼小 型百貨商店「幼幼天地」，「東部大城市開店成本高、競爭激烈，而南寧正要複製上海模式爆發成長，現在切入南寧才是最好的時機！」負責通路的隆成集團副董事 長楊欲富分析指出。 南寧往北五百多公里，重慶是西部的最大城市，消費力自然是相當強勁。當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藍天電腦董事長許崑泰搶著到重慶市區開店時，有人卻在重慶周 圍的鄉鎮大賺消費財。在重慶滿街跑的計程車上，都可以看到掛著台灣年代廚衛的廣告。由台商經營的年代廚衛，去年包括熱水器、瓦斯爐等產品的總銷售額達人民 幣五千萬元，僅次於全國性品牌的華帝。 年代營業額主要不是來自於市區，反而是來自過去認定的窮鄉僻壤，﹁許多在沿海工作的人回老家，第一件事就是添購家具或修繕房子，我們的熱水器銷售量也跟著 明顯上升。﹂年代廚衛總經理黃光志高興地說，﹁金融海嘯前，我們的銷售量都在主要城市，但海嘯後則是主城市與偏遠城市一起大幅成長！﹂新機會！ 零售業紅火，本地品牌成功比比皆是城市賣一台熱水器，售價大約是人民幣八千元，但是代理商到偏遠城市賣，有時竟然連一萬二都賣得出去，黃光志認為，主要就 是沒有競爭者進入，可以賺機會財，﹁現在很多打工族回家鄉就不想到沿海地區工作，這些人就在故鄉做點小生意，讓三、四級城市的消費明顯上升。﹂黃光志說， 目前年代廚衛有兩百九十名員工，開始把觸角伸向過去較貧窮的四川西部鄉鎮，計畫大賺鄉鎮消費財。 三、四級城市的消費力除了讓台商有第二次致富機會外，也提供本地人打敗國際巨人的舞台！在重慶最多的速食店不是中國市占率第一的肯德基，而是四川人創立的 「鄉村基」。在重慶每個重要路口，一定可以看到名為鄉村基的快餐店，每到用餐時刻，店裡必定大排長龍、人潮洶湧，比許多外商速食店生意要好很多，因此，很 多人都說在重慶，超過一百家的本土鄉村基已成功打敗外來的肯德基。 鄉村基之所以吸引人，主因是從炸雞到中式簡餐口味適合中國人，而且店面乾淨明亮、出餐速度超快，每份餐點價格均在六到十三元的中低價位，比動輒四、五十元 的外國速食便宜許多。消費者若吃不飽，還可以免費加飯、加麵，下午二點到五點的離峰時段，還會有降價四成的特價產品。這種大眾化的產品定位及靈活的行銷策 略，在二、三級城市創造成功的獨特傳奇。 拚擴張！ 消費主引擎，城市化浪潮正在展開依據麥肯錫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城市化浪潮正在展開，這股動力將成為中國消費力成長的主要引擎，未來十五年中，中國將陸續 有三．五億人搬進城鎮居住，這些人將成為未來的消費主力。麥肯錫估計，城鎮消費額將從○五年的人民幣三．九兆元，成長到二○一五年的二十一．七兆元，相當 於新台幣一百兆元，足足成長超過五倍。未來中國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每三元中，將有一元是由這些新興城市居民所貢獻。 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的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兼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指出，中國每次出現雙位數的增長，背後都有「超級因素」，前兩次是因為ＷＴＯ︵世界貿易組 織︶開放和房地產熱。「我認為下一個超級因素是城鎮化，中國五億城市消費者的消費力會不斷的往上走，中國的消費實際上比大家想像的要強！」他預言，未來中 國消費最強勁的市場就在三、四線城市，那些地方的道路修通了，而且道路的品質很好。這一輪的汽車下鄉使得商業突然加速起飛，零售企業在三線、四線城市幾乎 每天建一個分店，擴張速度遠遠大過人們的想像。 未來十五年中國的城鎮將出現翻天覆地變化，人口一百五十萬以上的城市將達一百一十五座，等於將有一百一十五個不輸給台北市的消費大軍，當中國出現第二波財 富革命，你準備好迎接新財富浪潮了嗎？ 採訪後記 小城鎮不斷上演的淘金夢 為了深入了解中國消費力，《今周刊》採訪團隊特別兵分三路，分別從台灣、上海、重慶、廣西、江蘇及山東直擊中國消費力所帶來的影響，並觀察中國消費力的來 源及成長趨勢，動員人力及資源均超過以往。在一個月的採訪製作期間，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陸新富階級的狂暴消費力。 在江蘇吳江市南方盛澤鎮街上，髒亂的街道，進口名車與三輪車混亂並進的場面令人不可思議，但也令人相當熟悉，只是將早期70年代暴富後狂歡縱飲模式，從台 灣搬到這個工業小鎮而已。 當地上萬名小老闆靠著中國內需崛起及出口致富，有一位當地老闆說了一個故事，在盛澤只要開個小工廠、在鎮上開間小店面賣布料，就可以每年賺人民幣幾百萬 元。有一位年輕老闆賺了錢後不僅買名車，還與其他老闆到澳門狂賭，家產一夜間輸光，再回到盛澤重新開始，富有之後又忍不住再坐上賭桌，如此循環四次，最近 一次正要破產，可能無法東山再起。 相對於大城市的流血競爭，不容許任何犯錯機會，中國小城市對創業者顯然是非常仁慈的！

城鎮化轉軌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4-13/100379397_all.html

　近期高層頻頻表態，透露出經濟轉型過程中，城鎮化被寄予厚望。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4月2日在博鰲亞洲論壇2012年年會開幕式上發出強音：繼續促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加快轉型是關鍵；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轉方式的主攻方向，擴大內需是結構調整的首要任務，城鎮化是中國內需最大的潛力所在。

　　寄望城鎮化拉動內需，不無道理。城鎮化會帶來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不僅交通、通信、供電、供氣和供水等基礎設施投資和住房投資需求增加，而且隨著農民變市民，城鎮人口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人數的增加，也會提升基本生活、教育、醫療等消費需求。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27%，而2000年這一數字僅為36.2%。根據今年全國「兩會」制定的發展目標，2012年末全國城鎮化率預期達到52.07%，較上年提高0.8個百分點。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認為，中國城鎮化水平的峰值在70%-75%之間，到2020年，城鎮化水平達到60%左右，到2030年會接近67%左右。今後20年，中國還將處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城鎮常住人口還要增加3億左右。

　　城鎮化趨勢不可逆轉，但這並不意味著現行的城鎮化推進路徑和方式已經成熟。3月底的2012中國城鎮化高層國際論壇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 組長陳錫文即表示，中國城鎮化率的快速增長，依靠低成本的強力推進，包括土地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欠賬、相當一部分人員社會保障殘缺不 全，以及公共服務能力明顯落後於城市擴張，「目前的城鎮化推進的路徑和方式難以持續」。

　　城鎮化的實質應該是，將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轉變為有就業、有住所、有社會福利和高素質的市民，並且逐步成為中等收入者。但中國的土地城鎮化明顯快於人口城鎮化。

　　如何真正實現人口城鎮化、找到真正適合的推進路徑，已經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模式之辨

　　關於中國城鎮化模式，歷來有「大城市為主」和「小城鎮為主」之爭。前者認為，應該多發展大城市、超大城市，認為這是世界潮流；後者認為中國應以小城鎮為主。

　　現狀是，一些大城市雖然工作機會多，但交通擁擠、房價上漲，生活成本太高；而小城鎮很難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造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加之國際市場的變化，增加就業機會面臨困難。

　　「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以大城市為依託，以中小城市為重點，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劉鶴曾表示，要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 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場，中等城市界定產業分工，小城市、小城鎮增強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經濟圈和生活半徑，既能轉移農業人口，又能避免某種城市過大過小的弊 端。

　　「過去的城市化形成了大城市模式，存在很多問題，應該再發展一些二級城市，成為新的中心，使移民願意去。」劉鶴稱。

　　盤點近年來出台的九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和成都（成渝）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武漢城市圈和長沙、株洲、湘潭（長株潭）城市群，都不同程度地在城鎮化模式上做出嘗試。

　　不過，希望移民轉向小城市居住的政策初衷要成為現實，還有漫長的距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去年對20多個城市7000多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外 出農民工希望在地級市以上、在大中城市定居的佔到一半以上，希望在縣城和小城鎮定居的還不到40%，選擇今後要回到農村定居的還不到10%。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劉守英告訴財新記者，出現這一情況的原因是，中國城鎮化佈局正在跟隨工業化佈局，建設城市群的思路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區域發展需要大的調整。

　　他稱，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已經實現了經濟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的重合，土地開發強度已經很大。未來工業化、城鎮化需要往中西部佈局。

　　金融危機以來，在資源環境惡化、勞動力短缺等多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從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加速。

　　政策層面，國務院批准了安徽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規劃，廣東推出了產業與勞動力「雙轉移」戰略，中西部各地也紛紛出台政策鼓勵承接產業轉移。

　　不過，財新記者在各地採訪中發現，雖然有諸多鼓勵政策，但是，產業轉移更多的是企業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決策，要綜合考慮生產成本、運輸成本、產業配套等多方面因素。

　　比如說，同為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近年來選擇向中西部轉移的紡織服裝企業明顯增多，但箱包企業並不多見，因為相對於轉移後節約的生產成本，增加的運輸成本更高。

　　考慮到東西部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等方面的差距，產業轉移的進程不會快速完成。

　　「長三角、珠三角是從開埠以來就開始慢慢發展了。」劉守英認為，雖然近年來中西部工業化速度加快，但這不是一兩年能完成的。

人口城鎮化滯後

　　在中國城鎮化過程中，一個突出特點是，城鎮建成區快速增長，而集聚的人口則明顯滯後。

　　按國際公認標準，衡量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關係的城鎮用地增長彈性係數，其合理區間在1至1.12之間。

　　而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透露，從2000年到2010年，土地城鎮化速率是人口城鎮化速率的1.85倍。如果再考慮人在城市，但是沒有城市戶籍的人口，不能充分享用城鎮用地的情況，實際上土地城鎮化的速度還應該更快一些。

　　他稱，國土資源部曾做過測算，按照現在土地城鎮化的速度，如果讓人口城鎮化的速度跟上來的話，2010年城鎮化率應該達到59%。即人口城鎮化率與土地相比，大概慢了10個百分點。

　　即便如此，常住人口口徑的城鎮化率也常被人為高估。國家統計局按國際慣例把一年中在城市居住六個月以上的人口都統計為城市人口，這其中就包括1億多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

　　而農民工及其家屬，無論是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還是在公民權利方面，都存在嚴重、明顯的缺失。陳錫文曾多次表示，如果以農民工實際享受的待遇衡量，目前納入統計的城鎮居民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沒能充分享受市民待遇。

　　廣東省政協4月6日公佈的《廣東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城市主要的公共服務項目仍面向本地戶籍人員，農民工與城市社區活動基本隔絕，只有17.2%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城裡人。

　　農民工對政府在入戶城鎮、生存保障、保障房建設等方面滿意度都較低。他們面臨急需解決的生活問題依次是子女教育、條件艱苦、醫療問題等。

　　如何將農村居民轉為享有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的城鎮居民，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陳錫文認為，中國可以借鑑發展水平相似國家的做法，設計一種允 許過渡的制度，對選擇未來留在城市和返鄉的農民工，設計不同的社會保障，同時加快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樣既給了農民工自我選擇機會，也給了政府過渡 的時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韓俊則表示，解決這一問題，政策上有三個層次，首先要建立以居住地為基本單元的人口管理和服務體制，將流動人口的服務 管理納入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規劃；其次，免費推進居住證制度，辦理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在子女就學、各種公共服務上要與當地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第三，要分類調整 戶口遷移政策，逐步讓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就業居住地有序落戶。

　　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公佈了一年前出台的《關於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確縣級城市放開戶籍登記，地級市對有合法穩定職業滿三年並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同時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達到一定年限的人員及其配偶、未婚子女、父母，放開戶籍登記。

　　不過，韓俊認為，光放寬戶口落戶政策是不夠的，關鍵還是要增強中小城市的吸引力，「第一靠就業，第二有比較好的公共服務」。

　　劉守英則對財新記者表示，這一政策只是在原來縣一級放開的基礎上，增加了地級市，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核心的還是大城市的問題」。

制度改革待舉

　　中國目前的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分處兩條不同的軌道。政府通過徵地賣地獲得增值收益，用於城市建設，而原住民及農民工自發的城鎮化卻集中在城鄉結合部，基礎設施建設落後。

　　要解決這一問題，制度改革不可避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公開表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最核心、最緊要的是要著力完善城鄉平等的要素交換關係，通過制度設計，恢復農村生產要素和資源參與市場平等交換的權利。其中，最重要的是推進徵地制度的改革。

　　廣東省政協前述報告認為，由於農村土地有償流轉機制不活，缺乏具體的操作規範，降低了土地流轉的速度及數量，加上當前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土地逐漸成為農村勞動力的失業保障和養老保險屏障。

　　去年1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快制訂徵地制度改革方案，「明年一定要出台相應法規」。他表示，推進集體土地徵收制度改革，關鍵在於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分配好土地非農化和城鎮化產生的增值收益。

　　劉守英認為，現有的徵地制度雖然簡單快捷，但也帶來很多後遺症，原住民並未獲得土地增值收益。合理推進城鎮化，必須對徵地制度和土地增值收益分 配做大的調整，理論上和政策上都要有所突破，需要明確農民工、原住民、政府如何獲得、政府如何使用這部分收益，「而這中間會存在激烈的爭論」。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認為，徵地制度改革的理想模式，是賦予農民完全的土地財產權。首先，要構建城鄉統一的土地市場，允許農民在國家規劃引導下，自主地參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其次，對必須征為國有的土地，賦予農民談判權，參照市場價協商補償標準和補償方式。

　　他認為，由於利益關係調整比較大，改革不一定能一步到位。但方嚮應該明確下來，不能含含糊糊。改革方案，應有一定彈性，鼓勵地方繼續探索，避免「一刀切」的弊病。

　　對於政府經營土地獲利，黃小虎認為，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政府成了市場主體，以管理手段實現經營目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單純改革徵地制度，很難改得徹底，而且落實起來也會阻力重重」。

　　他表示，改革政府經營土地制度，涉及幹部制度、財稅制度等更深層次的問題，難度更大。可以考慮分步實施，第一步應是把經營土地的職能從土地管理部門分解出去，管理部門只負對城鄉土地按統一規則實行管理的責任，經營土地的職能則交由另外的部門承擔。

　　「改變現行辦法，可以對城市建設過分依賴賣地收入形成倒逼機制，促進財稅、投資等方面深化改革，形成健康、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黃小虎稱。

　　而劉守英則認為，未來城市建設中，仍然需要靠土地增值收益來解決資金問題，同時政府也會逐步調整，對民間投資的開放會有一些進展。

　　本刊記者王長勇、常紅曉、霍侃對此文亦有貢獻

城鎮化的投資機會：鋼鐵-煤炭產業鏈 釋老毛

http://xueqiu.com/6146070786/22542649
中國鋼鐵工業的產能過剩了嗎？國際鋼鐵協會（IISI）在1974年發表的《鋼消費強度和國民經濟總值結構》報告中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一個國家只有滿足工業化 (產業結構中服務業佔GDP比重最少要超過50％)、城市化，人均GDP至少達到10000—16000（1990年蓋—凱：多邊比較的貨幣單位）美元這兩個因素，鋼材消費量才可能達到「峰值」並由此保持穩定或逐年下降。1973年，符合以上標準的美國、日本分別以1.36億噸/年和1.19億噸/年達到鋼鐵消費峰值。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是中國方興未艾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過程中形成的鋼鐵需求量甚至強於工業化進程，所以一般將該時期稱為「土木鋼鐵時代」。由城市化引發的城鎮房屋建築是鋼鐵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消費主要是螺紋鋼和線材。聯合國人口司在2006年預測：中國城市化率具有相當大的提升空間，2020 年有望達到近55％，2050年將達到72.9％。據此測算，到2050年時，這一數字將達到5.5億，這相當於3.05個西歐或者1.8個美國的總人口要進入城市。所以，只要中國城市化的動力不衰，鋼鐵消費量的增長就難言到頂，同時也預示著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還有相當空間。

2011年，國際鋼協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世界人均鋼材消費量同樣達到歷史新高，從2010年的205.5kg上升至214.7kg。韓國人均鋼材消費量全球最高，達到1156.6kg，中國台灣排名第二，人均鋼材消費量為784.4kg。中國人均鋼材消費量為459.8kg，幾乎是亞洲平均水平238.8kg的兩倍，但較美國70年代進入工業化後期時的711千克/人均鋼鐵消費量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

那麼，鋼鐵行業有無投資價值？當然沒有，因為所有鋼鐵業都是在沒有護城河狀態下的裸奔，即便產生利潤也會被資本支出消耗殆盡，留給股東兩手空空。

面對城鎮化拉動的鋼鐵產業鏈，投資者無所作為？No，正確的選擇是投資城鎮化-鋼鐵產業鏈的寡頭型供應商，一個是鐵礦石、一個是焦煤。鐵礦石供應商在澳洲，而且市值龐大，是頭典型的大笨象；中國的焦煤供應商，今年被鋼鐵行業的低迷拖累迎來了戴維斯雙殺，確定的前景、較低的估值、簡單的業務、充足的現金流，使它們已經進入價值投資者的射擊的範圍。

如果李總理講的城鎮化故事靠譜的話，在基建-建材這條線索上，我們應該投資的是煤炭（焦煤）而不是鋼鐵建材。

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思考 二元思考

http://xueqiu.com/5395815496/22678834
發達國家城鎮化走過的路徑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人口向交通樞紐城市彙集；第二階段是人口再度集中，出現超大型城市；第三階段是差異化的功能、分工和空間互補城市群出現。第一二階段的城鎮化，中國自沿海到內地均已走過。

「城鎮化不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更重要的是實現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鄉』到『城』的重要轉變。我們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注重提高城鎮化質量，科學規劃城市群規模和佈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集約發展。」

釋義以上講話的精神，新型城鎮化是個全新的拉動格局。其路徑可參照發達國家城鎮化的第三階段，即差異化城鎮格局，以軌道交通連接大中小城鎮，建成功能互補，集約發展的城市群。

二元在米國溜躂期間，重點瞧了瞧米國的城市群。加州以舊金山、聖荷西、奧克蘭三大城市為結點，通過軌道交通Bart和Caltrain連接了幾十個城鎮形成的灣區城市群是個典型。參見下圖：

查看原圖


灣區城市群的佈局是發達國家典型的功能和分工、空間互補型。第一大城市舊金山是金融、藝術、休閒之都；第二大城市聖荷西是著名的高新技術之都，著名的硅谷融入其中；第三大城市奧克蘭是交通運輸樞紐，也是美國西岸企業總部基地。

舊金山與聖荷西城市之間大約六十多公里，區間分佈有多個機場，斯坦福大學位於兩個城市之間。從舊金山Downtown乘坐Caltrain到聖荷西大約1個小時半，沿線座落著十幾座中小型城鎮。這些城鎮環境優美，空氣清新，超市、餐廳、中小學校、小型醫院齊全，各具特色的居住環境吸引著大量在舊金山、聖荷西工作的中產階級，有效地舒解了兩大城市的人車擁堵。

回看中國，超大、大型城市的佈局和連接已基本成型，攤大餅的拓展方式也已走到盡頭。行政、商業、醫療、教育資源的過渡集中，不僅造成中心區域的房價高企，而且擁堵已嚴重制約了城市運營效率。

「中國的城鎮化是工業化、農業現代化協調推進的城鎮化」。二元以為新型城鎮化的實質就是依託現有的中心城市，有序可持續化的發展中小城鎮，形成城市生態集群。中小城鎮的新增人口將來自兩個方向，一是周邊的富餘農業人口，二是大城市遷出人口。其中大城市遷出人口又可分為兩類，一是產業調整後該城鎮所承擔的產業人口，二是被動或是主動離開大城市的人口。將依據需求不同，重組城鎮功能。例如山清水秀的鄉鎮將成為主動遷移人口的選擇，而交通快捷將成為被動遷徙人口的首要考量。

根據這個路徑，依照時間推演，有幾個行業將是顯著受益的。首先是軌道交通，沒有軌道交通的便捷快速，形成互補的城市群就是空談；其次是城市水電煤氣等公用事業，將依託中心城市主幹管網延伸，提升企業邊際效益；再次是房地產業，城鎮常住人口的增加將形成剛性需求。中心城市的高房價將拉升當下鄉村集體用地的變現能力和價格，這在北京等城市得到驗證。中小城鎮將與中心城市形成房地產市場的高中低市場搭配；第四為水泥、鋼鐵等建設原材料業，城市建設的必需品；第五為銀行金融業，農村土地的三證做實，將大量需要並支撐金融服務；第六是城市服務業，教育、連鎖超市、餐廳、物流、基礎醫療設施等；第七是現代農業，耕地的可流轉為廣泛機械化農業提供了可能。很有很多，最大的變化在於城市人口消費需求巨額增加。這相當於金價未降的前提下，突然發現了大金礦。此外，新增城市勞動力也將使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產業遷徙後受益。

按照各類統計口徑，2012至2022年期間，預計有2億以上人口新增進入城鎮。城鎮化是從物質到精神上的城市化。按照小康人均35平方的住房標準，未計算人口增長，僅住房就產生75億平方米的需求。過去十年，中國每年城鎮轉化的人口約1千萬左右。如果每年轉化人口超過2千萬，這無疑將是一股巨大的需求暴增推動力量，波瀾壯闊的大牛市具備基礎。

思考的碎片--12/24 城鎮化聖誕快樂 Boracay的碎片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54e96a010172cl.html

我也聊聊城鎮化 智慧遊戲

http://xueqiu.com/6877375122/22690819
沒有系統觀點，大部分都是碎片，對前面同志們的觀點不甚認可，說說自己的觀點。

   城鎮化的含義，我的理解是zf將會進行權利分散化。中國一個重要特點是，中國是中央集權國家，zf管理範圍過大，大城市大部分是權利中心，由於權利的溢出，造成各種資源集中在權利集中地。假如zf權利縮小，資源也會減少，城市也會相應縮小。北京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城市資源緊張，但城市還在擴大，為什麼，北京zf獲得資源太容易了，要當行政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甚至工業也不放過，非要在北京做汽車。我們過往的城市化是zf的選擇，也是現有政體的必然結果。假如要城鎮化，不進行權利分散是不可能的，只有資源分散才會有其他城市的興起。

     城鎮化，簡單的說就是：人在城鎮就業、城鎮生活。無論是城市化還是城鎮化，都需要農業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人流動的動力就是城鎮有就業機會，有更好的生活水平。zf所提的城鎮化或者城市化，是無法單一實現的目標，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產物的之一。在經濟低速發展時強退城鎮化，只能算強扭的瓜，無法吸收大量的農村人口，更多的是已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在不同城市（鎮）之間的流動。

      城鎮的人能幹什麼？工業、服務業，主要是服務業。當人口素質較低時，無法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科技、文化、娛樂等），回報也是很低的，這樣的人的收入目前無法在城市（鎮）長期生活。城市（鎮）的居民大部分應是具有較高素質的人，如大學生，這樣的人的收入可以適應城市的生活，換個角度說，只有較多的大學生才能提高中國的人均收入。以目前中國大學生的數量來說，無法支持城鎮化的大躍進。城市（鎮）化應是個長期歷程。

     農村土地增值，可以說農村的土地存在著被zf套利的問題，但也要看到中國的土地問題更多的是土地價值被高估。在現行的體制下，土地一次性賣出，多年使用。只要是土地的擁有者（大部分人都有一點土地），大家都希望土地價值大漲，這些擁有者包括zf、居民、企業等，大家都在對土地漲價推波助瀾，大家都希望能參與到這個吹泡泡的過程中，沒有約束的力量。財富來自於人的勞動，而不是土地，這個毋庸置疑。現在買地致富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家不思如何做實業，更多考慮投資賺錢，這說明這個國家已經很危險了。現zf是否會改變土地價值吹泡泡的遊戲，我相信一定會，至少目前對房產稅的態度是很堅決的。我更相信農民的土地回報會多點，但土地吹泡泡的遊戲會受到更多約束，國外有成熟的經驗，目前zf也有這樣的想法，最大的可能是將來對土地增值的約束會越來越多。國外很多國家都是產權永久所有，似乎大部分人沒有囤地致富的想法，原因就是僅佔有大量資源而不利用有巨大的成本，這模式會是將來中國學習的模式，最終的結果是土地增值有限。土地增值受限的過程需要多長時間是不確定的，但現有政策是在矯正這個以土地為財富增值主要手段的模式。

馬曉河：城鎮化與經濟新動力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1-04/100479350.html
馬曉河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霍侃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十八大報告和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城鎮化提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提出城鎮化是中國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點，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

　　中國城鎮化之路已走過30餘年，期間經歷了從支持小城鎮到重點發展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路徑。以常住城鎮人口占全國人口比例衡量的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1年的51.3%。但中國城鎮化水平仍然相對滯後於經濟發展階段和工業化水平。

　　而且，經濟轉軌過程中推進的城鎮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帶來不少新問題：城市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凸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遊走在城市和農村夾層的農民工群體日益龐大，成為社會管理難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已經成為城鎮化進一步推進的瓶頸。

　　危機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負債消費提供市場、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提供低成本商品的全球市場供求體系已被打破。中國經濟增長亟待挖掘國內需求。加快城鎮化發展，不僅是後危機時代中國尋求新增長動力的短期策略，更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長期戰略選擇。

　　如何在加快城鎮化發展速度的同時，提高城鎮化的質量，並避免各級城市盲目擴張、投資過熱和債務負擔加重等副產品，是下一步的關鍵。千頭萬緒，如何推進？帶著這些問題，財新記者12月28日專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

【對話摘登】

　　財新記者：中國城鎮化已經推進多年，為什麼當前又要特別強調？

　　馬曉河：這是新形勢下中國經濟謀求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目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現有經濟結構遇到國際國內環境變化，繼續沿著以往的發展道路難以為繼。

　　中國產業結構是典型的國內生產大於消費，目前正遭遇國際上兩方面的嚴峻挑戰。第一，外需減少。美歐等發達國家在去槓桿化，壓縮財政支出，政府購買力下降；同時，失業率偏高，消費者信心不足，家庭儲蓄率在上升，私人消費率下降，導致進口需求下降。中國近一半的出口是這些國家，現在要想繼續依賴出口拉動經濟難度越來越大。

　　第二，供給替代。一批發展中國家，如孟加拉、斯里蘭卡、印尼、越南、印度等，紛紛向中國學習，大辦園區、招商引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並向美歐等發達國家出口。

　　這些國家的產品跟中國一樣，也是紡織、服裝、鞋帽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比中國低得多，因此，他們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比中國更具有競爭優勢。這就形成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供給替代。

　　此外，中國國內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導致中國出口產業的利潤空間在不斷下降，出口產業開始越來越無利可圖。

　　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機制。城鎮化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當前世界供求結構的變化，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新動力。

　　財新記者：城鎮化帶來的新增長動力來自哪些方面？

　　馬曉河：城鎮化通過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拉動經濟增長。拉動投資和消費是需求面，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供給面。

　　第一是投資拉動。我們測算，目前城市每增加一個人口，全國平均增加10萬元的公共設施投資，包括水電路氣暖房網，以及醫療、教育、就業、養老等。

　　第二是消費拉動。農民轉為市民後，由於生活方式轉變，從自給、半自給狀態變成商品性狀態，在當前價格水平下，每個人可以增加1萬元的生活消費。

　　第三是還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化有利於使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從以第二產業為主轉向第三產業。因為人口集聚能帶來服務業的需求增加，服務業就業人口增加和服務業價值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將提高，都改變了產業結構。製造業結構轉型和升級也離不開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都是先在城市通過科研人員的集聚創新研發，然後通過平台示範，再推廣傳遞到產業鏈條中的。

　　財新記者：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1.3%。但你曾指出城鎮化率被高估了。應當如何衡量城鎮化水平？

　　馬曉河：城鎮化水平是按照常住城鎮的人口比重來衡量。但現有體制決定了51.3%即6.9億的城鎮人口中，有一部分沒有實際享受城鎮化制度安排，即約1.58億農民工。農民工進了城，但實際上消費方式、生活方式沒有城鎮化。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政策並沒有把他們當城裡人。

　　所以，中國真正的城鎮化人口不是6.9億，在現有體制下，應該扣掉1.58億農民工。嚴格意義上，中國的實際城鎮化率應該是40%，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階段。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現在是中上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但實際城鎮化率是中下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財新記者：中上等收入國家合適的城鎮化率應該是多高？

　　馬曉河：合適的城鎮化水平應該接近60%，這指的是實際城鎮化率。如果中國要在本世紀中前葉，達到中等水平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即一般在70%以上，我們還有30%的城鎮化提升空間。這個空間很大，所帶來的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產業結構變遷潛力都非常大。

　　財新記者：目前，第一步是不是需要先把已經進入城鎮，但還沒有享受城市保障和公共服務的這部分人的問題解決？

　　馬曉河：對。當前城鎮化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讓1.58億進城農民工中有落戶意願的人落戶，變成市民。我們作過調查，很多人已經在城市工作多年，有穩定的就業、收入和住房，想落戶，但由於現在的戶籍制度不能落戶，這部分人在進城農民工中大概是30%。但不是強制將進城的農民工都變成市民，而是在自願的前提下，政府的體制門檻要降低，政策要開放，引導有意願的農民落戶。

　　財新記者：人們可以預計城鎮化的速度會加快，同時也看到中央提出要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如何提高質量？

　　馬曉河：提高質量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人口城鎮化。全國人口要從農村向城市適度集中，讓人口能真正通過體制改革進入城市，讓農業人口順暢地轉移為城市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待遇。

　　所以，李克強副總理提出要把改革紅利和城鎮化結合起來，拉動中國經濟。第二，城鎮化的質量體現在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同時要實現集約發展。

　　財新記者：城市佈局方面，這些年看到大城市不斷膨脹，交通、環境不堪重負，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鎮的發展動力似乎不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

　　馬曉河：城鎮化應該是公共資源、發展資本均衡地配置在大中小城市之間。但過去多年的發展重點放在大城市，每個省保省會，全國保北京、上海、天津，把大量公共資源優先配置在大城市，導致大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越來越優質，全國人民都嚮往大城市，大城市不堪重負，最終不得不用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向這些城市集聚，這是惡性循環。

　　同時，在現有「以大管小」的城鎮管理體系下，大城市利用行政級別和上下級領導關係，往往是調配和掠奪中小城市的資源，財權向上集中，事權向下投放，導致小城鎮公共設施、發展資本不足，人口集聚的動力不足。

　　財新記者：如何構建更合理科學的城市佈局？

　　馬曉河：要想城市佈局合理，現有的城鎮管理體制必須改革，不應是「以大管小」，而要「以大帶小」。要通過改革不斷弱化城市行政級別，不要讓各級城市在資源配置上有依附和管理關係。

　　其次，在公共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分佈上，大中小城市應該對接，不應該是各級城市完全競爭，恨不得將所有產業都吸引到自己的城市，而應該選擇最適合發展的城市。

　　財新記者：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難點是什麼？

　　馬曉河：當前農業人口轉為城市人口的核心問題，第一是戶籍，第二是社會保障制度，第三是公共服務的制度安排。戶籍問題不解決，依附於戶籍的一切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都受到影響。

　　財新記者：戶籍制度改革如何突破？

　　馬曉河：戶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應該是漸進式、分層化。城鄉二元體制積累的矛盾太深，改革一步到位恐怕會產生動盪。所謂漸進式、分層化，應該是在中小城市優先改革，大城市分階段改革。中小城市應該先放開，有穩定就業、收入、住房、有意願的農業轉移人口應該註冊登記為城鎮人口，享受跟城鎮人一樣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但北上廣深等這樣的大城市如果一夜之間放開，城市肯定會爆炸，所以應該先探討優先具備條件的人進入大城市。如考慮進城年限、就業時間、就業崗位（跟收入有關）、學歷等，這是現有條件下無奈的次優選擇。

　　財新記者：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後享受均等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所帶來的成本誰來承擔？

　　馬曉河：的確，最大的問題是轉移成本誰來承擔。下一步，應該按照財權和事權的權限，建立多方科學合理地分擔成本的機制。地方政府應該積極承擔農業轉移人口的進城成本，中央政府也得承擔應由中央分擔的那部分公共服務。一部分成本要農民自己承擔，例如保障性住房的買房成本由農民承擔，但建低價房引起的市場差價要由政府承擔。

　　財新記者：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是如何對待農民的土地。過去幾年出現過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失去土地、但又無法真正進入城市的案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馬曉河：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不經營土地；而中國最大的特點是政府經營土地。在現有財政體制安排下，地方政府往往把經營土地作為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

　　在現行體制下，農民的土地是集體所有，集體土地轉為城鎮建設用地，必須變性轉為國有土地，才能拿到一級市場交易。在這個環節，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控制方，怎麼轉、賣給誰、價格多少、利益如何分配，都是地方政府說了算。農民作為土地集體所有者，所有權、交易權、分配權和談判權都不充分。在第一道手續土地國有化上，農民就吃虧了。

　　土地農轉非過程中的價值溢出主要給了地方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公司，農民只得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為造成的土地市場交易制度門檻，就導致農民失去了土地資本變成進城資本的機會。

　　財新記者：土地制度應如何改革，以提高農民轉化為市民的能力？

　　馬曉河：第一，應該提高農民土地的徵用補償標準；第二，實行土地交易市場化，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不改，但土地交易應該按照市場化原則交易，不應該是低價徵收；第三，土地流轉應該與農民所享受的社會保障脫鉤，享受基本社會保障是農民基本的權益，與土地是否交易無關。現在好多地方政府說「你把土地給我，我給你社會保障」，這是錯誤的。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無論是市民還是農民，無論有無土地都應享受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務。

　　此外，應該取消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權限，劃清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和土地經營中的界限。國有土地要交給國有土地經營公司來經營，政府不要參與。

　　集體土地轉成建設用地，只要法律批准，農民可以直接帶著自己的集體土地進入市場。農民的土地在交易中應該讓農民說了算，讓市場說了算。土地的產權法律保障，下一步應該細化。

　　財新記者：城鎮化是涉及多項制度改革的系統工程，這是否需要頂層設計？

　　馬曉河：農業人口城鎮化牽涉到戶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土地制度等改革，這些都需要總體設計，要有總體規劃，提出總目標，然後分階段實施，並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有不同的落實政策。

　　財新記者：從近期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的推進城鎮化措施看，仍然比較強調投資，很多人擔心出現投資過熱。

　　馬曉河：我也擔心。現在好多地方政府找不到增長點，一看到提出城鎮化戰略，就開始徵地、搞投資、修馬路等，是有可能的。城鎮化能拉動內需，但不能操之過急，應該分階段、漸進式推進，與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超越經濟發展階段來推進城鎮化，恐怕會引起人們擔心的投資過熱。在目前階段適度推進城鎮化是有好處的，但是不能操之過急，過急過快推進恐怕會帶來好多後遺症。

　　財新記者：如何制約地方投資衝動？

　　馬曉河：首先要搞好規劃，其次要加強監督。考核制度上，不應該以GDP和財政收入作為指標，能否將一個地區的實際城鎮化率以及城鎮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作為重要考核指標，這都是需要考慮設計的。

　　財新記者：部分地方政府提出的城鎮化措施，支持組建城鎮開發建設投融資平台。地方政府債務是否有加重的風險？

　　馬曉河：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如果由政府主導，積極地超前推進城鎮化，完全有可能抬高地方債務，所以要防止。

　　城鎮化是與經濟發展相伴的經濟現象，地方政府不要人為去操作。由於過去的城鄉二元體制，中國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現在補課是應該的，但補課一定要強調市場主導、政府鼓勵支持。現在國家提出積極推進城鎮化，地方政府就急於用行政命令手段向下分配任務指標，搞運動式的推進，這就把城鎮化方向搞歪了。■

【2013年中國經濟改革展望】人的城鎮化，不是地的城鎮化

http://www.infzm.com/content/87939

編者按：2013年，改革重新風雲激盪，新一屆領導人頻頻放出信號，表明「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這一年，城鎮化、國企改革與市場經濟法治體系的推進這些至關重要的改革，將走向何方？有哪些爭論？需要警惕什麼？南方週末呈現各方觀點，以期激濁揚清，凝聚共識。

中國目前這個階段，推進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推動改革，消除農民進城的戶籍、社保和土地制度障礙，而不是政府繼續大搞建設。

城鎮化以什麼規模進行推進的問題已經爭論了十多年了，從來沒爭出過什麼結果，這是個誤區。從以小城鎮為主到以中等城市為主，還有人提出以縣城為主、200萬人城市為主等等，各種說法都有。我覺得這是個偽命題，講要以什麼規模城鎮為主，這都是計劃經濟的思維，是想當然的。

城鎮化應該是消除體制和制度障礙，使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不同城市和農村自由流動，通過這種流動自然形成一個城鎮體系，這才是正確的方向。至於究竟以哪一類城市為主，那是由人口和生產要素在一定製度環境下自由選擇的結果，沒有一定之規，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

客觀說來，任何一種城鎮規模都有它的優缺點，大城市雖然好，有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但大城市有「大城市病」，交通擁擠、房價高、污染嚴重、土地稀缺。小城市沒有這些城市病，但它沒有聚集效應和規模經濟，沒有太多就業，收入低。所以這是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權，由遷移者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和人力資本狀況，自由選擇往哪裡遷移。政府不用說重點發展大城市還是小城市，政府要做的事是消除人口和生產要素自由遷徙的障礙。

所以中國目前這個階段，推進城鎮化的重點應該是推動城鎮化的改革，消除市場的障礙，而不是推動城鎮化的建設，城鎮化的建設應該交給市場去做。

當然在建設過程中，政府要進行一些城鎮化的規劃，做一些必要的引導。一部分公共設施市場實在做不了，或者有些公共產品和服務，企業和市場沒有動力做的，政府去做。除此外凡是市場和企業能做的，交給它們去做。至於政府應該投資什麼不投資什麼，我就不讚成政府搞大規模投資，政府投資是這麼多年來諸多經濟問題產生的根源。

舊的城鎮化道路，就是政府大拆大建，搞房地產，搞造城運動，然後大投資，追求GDP和財政收入，這是不對的。如果接著這個道路走下去，會是一場更大的災難，不能再沿著這條路走了。

這次中央提出推動新型城鎮化，其含義包括人本城鎮化、市場城鎮化、文明城鎮化、綠色城鎮化和城鄉統籌城鎮化等等。

新型城鎮化道路最重要的是要解決農民進城的戶籍制度障礙、福利社保制度障礙和土地制度的障礙，通過這一系列改革達到收入和財富再分配的效果，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增加農民進城的資本，對我們國家的福利進行更公平的分配。是人本的城鎮化，而不是地的城鎮化或者建設的城鎮化。

讓我們的城市和政府拿出更多的錢來解決農民進城的需求，不是政府繼續大搞建設，還有幾億農民進了城沒有福利保障呢，這是政府應該干的，而不是又去搞項目建設。

這些改革沒有一塊是阻力小的，阻力小的都早已經改好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社保改革是福利收入再分配的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表面上看是個比較輕巧的改革，實際上背後是農村和城市居民不同的權利和利益，也是個硬碰硬的改革。農民進城要享受城市待遇，這些待遇從哪來？必須有人補貼進來；土地財政、財稅制度改革更是硬碰硬，是對現有既得利益和權利的重新分配。

這幾個非常重要的制度改革背後還有政府職能的轉變、投融資體制改革，這都是要同步推進的。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南方週末記者馮禹丁採訪整理）

（本版觀點不代表南方週末立場）

新型城鎮化的路徑思考（二） 二元思考

http://xueqiu.com/5395815496/23061171
新型城鎮化繞不開農村兩類土地的流轉，一是宅基地，二是耕地。在《新型城鎮化的路徑思考（一）》文中，二元引用了美國加州舊金山灣區城市群的範例，思考多的是宅基地流轉和受益行業。關於耕地的流轉，思考似乎多餘，政策的明朗程度高於宅基地。

上海市松江區委書記認為松江農民「家庭農場」模式已初見成效。在減少農民數量的同時，大幅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的規模化、專業化、組織化水平，讓農民種田的效益不斷攀升。當前，松江全區1130多戶家庭農場的平均年收入已達7萬—10萬元，以後幾年有望達到10萬—15萬元，種地逐漸成為一份體面的職業。 上海松江的農民家庭農場模式不是個案，浙江寧波等33個地區農村土地流轉的6670多個家庭農場試點也已取得不菲成績，實證了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所提出的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精神。

2月16日新華網刊發了一則新聞「小崗新事：從『分田到戶』變為『集中流轉』」。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這個中國最早開始嘗試「分田到戶」拉開農村改革序幕的村莊這次創新是耕地由分到合。文中報導小崗村已將329戶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整治成4300畝高標準農田，春節後向外發包。加上這4300畝，小崗村集中流轉的土地已達8000畝，佔全村1.9萬畝土地的42%。'農戶單獨搞種植掙不了多少錢，風險也大。'小崗村鄭樹銳說，『形勢逼迫著我們把土地集中起來向種田能手、涉農企業流轉，搞現代高效農業，這樣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也符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群眾也樂意。」

松江、寧波等農民「家庭農場」同小崗村在耕地流轉上可能的不同之處在於松江模式只有當地農民才有資格運營農場成為流轉土地集約經營的主體，而小崗村可以接受涉農工商企業的流轉。這是未來耕地流轉的一個不確定因素。根據相關統計，截至2012年12月底，全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流轉面積達到2.7億畝，其中流入工商企業的耕地面積已達2800萬畝。經營面積在100畝以上的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全國超過270多萬戶。在工商企業進入農業增加農業的資金、科技和物質裝備投入，引進先進的經營管理方式，加速傳統農業改造和現代農業建設的同時也容易留下三個隱患：「擠佔農民利益，尤其是農民的就業和發展空間；加劇土地流轉「非糧化」和「非農化」傾向；可能導致農村社會治理結構發生不確定性變化。」

2月2日，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負責人表示：「在堅持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引導城市工商資本投入農業農村，採取公司加農戶、公司加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訂單農業等方式，重點從事種養業產前、產後服務、設施農業、規模化養殖和「四荒」資源開發等適合企業化經營的產業，帶動農戶發展產業化經營；鼓勵企業與農戶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採取保底收購、股份分紅和利潤返還等方式，讓農民更多地分享加工銷售收益。不支持、不鼓勵工商企業大面積租種農戶承包耕地，與農民爭奪耕地經營權。」

看來「家庭農場」可能是未來解決土地細碎化，實現承包地的連片經營，組建土地股份合作組織，開展農業合作生產的主流，而非工商企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主要是培育專業大戶、家庭農場，不提倡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要兼顧勞動生產率與土地產出率，把握好土地經營規模的適度。」

新型城鎮化：回歸到「人」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761

編者按：一年一度的兩會，2013年因為換屆而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政治週期的變化往往深刻地影響著經濟週期。也正因為如此，這場政治盛會有著不可忽略的經濟意義。

可以看到，換屆之後，許多地方都定下了GDP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新目標。而錢從哪來，成為地方官員們最為操心的一個問題。

兩會上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預算報告顯示，2012年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的一半以上，這些收入中的近2/3用於返還和轉移支付給地方。不難想像，這塊蛋糕有多甜美。

本屆兩會上，因進入深水區而一度遲滯的改革，重新回到中心話題。無論是總體改革還是各個領域的改革，公共政策的風都在往市場化的方向吹。

更多的委員與代表們，則在學習與練習如何參政議政。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於如何在高速增長中真正還富於民，增加福利與減少稅負成為兩種響亮的聲音。無論何種政策選擇，都關乎中國人的福祉與未來中國的競爭力。

本期「新週期」專題，解讀預算、捕捉政策風向、聚焦公共議題。

從以物為本的城鎮化走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上自廟堂、下至江湖的普遍期待。

不能再像以前

如果要評選兩會最熱話題，「城鎮化」一定是其中之一。

據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孫淦透露，截至2013年3月6日，全國政協收到來自民主黨派和政協委員的「城鎮化」提案高達110餘件。自2012年以來，副總理李克強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到「城鎮化」，這三個字便成了十八大之後的高頻詞。

「我們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是以人為本、公平共享的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人為造城……」2013年3月6日下午，圍繞「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主題，來自國家發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財政部、人社部、國土部、住建部、農業部等部委的副部長們齊聚政協禮堂，民革中央副主席劉凡第一個發言。

劉凡的話迅速引來贊同。三天之後，在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的發起下，陝西團省委副書記段小龍，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所所長、法學院教授黃震，江西撫州市市長張和平等人齊聚一堂，探討「『新四化』下的中國城鎮化之路」，同樣的觀點，被一再提起。

「不能搞投資大躍進，不能造新城，不能再像以前，土地的城鎮化率遠遠高於人口的城鎮化率。」易鵬說，「以前確實存在這些問題，現在的『新型城市化』就是想把它改過來，將以前的城鎮化1.0版變成2.0版、3.0版。」

從以物為本的城鎮化走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上自廟堂、下至江湖，對「新型城市化」的普遍解讀，或者說，是期待。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曾撰文指出，中國目前名義上的城鎮化率雖已超過50%，但實際上，有城鎮戶籍的不足35%，而有房者的比例，則低於1%。數億農民工，每年像候鳥一樣到處遷徙、漂流。

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城鎮化，首先，就是要彌補其歷史的欠賬：對居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公共服務均需追加投入，在制度上也要讓農民真正轉變身份，共享改革的成果。

從這個角度而言，「城鎮化」更像是一場博弈：一方是憑藉強大資本實力「覬覦」廉價土地已久的「利益階層」，他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獲得者；另一方，則是想通過「土地換身份」來實現城市夢的農民們。兩者角力的矛盾爆發點將集中於「利益交換的結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價交換最大的成果；後者則是想以僅有的「維繫性命的土地要素」來交換「未來全部的新生活」。

各種各樣的城鎮化

事實上，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就第一次提出小城鎮發展，十五大、十六大都對小城鎮發展提出了要求，十七大也曾指出，「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佈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這些年來，在全國先後出現過各種新型城鎮化的改革嘗試，例如以大城市帶大郊區的「成都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對土地確權頒證，建立農村土地產權交易市場，設立建設用地增減指標掛鉤機制。以發展較好的區域作為起步點，確立優勢產業，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集群。另外再配以農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通過產業集聚帶動人口集聚，進而實現城市周邊地區的快速崛起的「廣東模式」，這一模式又可以分為兩條主線：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集中的中心鎮為發展依託；二是山區模式，即圍繞著縣城，發展專業鎮。

還有諸如以宅基地換房居住的「天津模式」、以集體土地入市的「深圳模式」等。

這些模式都有共性，即：工業向產業園區集中，農地向集約經營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區集中和土地有償轉讓使用。

十八大後，李克強多次講話，將城鎮化這個最大內需和改革這個最大紅利結合起來。坊間諸多評論認為，這將是新一輪改革的開始。而從「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從「物」回到「人」，必將加速推動包括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財稅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體制、養老統籌制度、醫療體制、行政管理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

「接下來，可以預見的是，在這種推動農民轉化為市民的城鎮化改革過程中，必定會遇到各種挑戰。如錢從哪裡來，因為一方面，一個農民要轉化為市民分享到均等的公共服務需要資金；另外一方面，為了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需要對農村集體土地進行制度改革，這會影響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等。」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分析，當面臨這種此消彼長的局面，意味著會加速現有的財稅稅種設置的改革，甚至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利益分配格局，也會產生影響。

顯然，這並非易事。「能夠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城鎮化，是一種智慧，但未來能否推動城鎮化改革最終取得實際成果，可能還需要勇氣和智慧的結合。」易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