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年一度的兩會，2013年因為換屆而被賦予了特別的意義。
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政治週期的變化往往深刻地影響著經濟週期。也正因為如此，這場政治盛會有著不可忽略的經濟意義。
可以看到，換屆之後，許多地方都定下了GDP與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新目標。而錢從哪來，成為地方官員們最為操心的一個問題。
兩會上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預算報告顯示，2012年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的一半以上，這些收入中的近2/3用於返還和轉移支付給地方。不難想像，這塊蛋糕有多甜美。
本屆兩會上，因進入深水區而一度遲滯的改革，重新回到中心話題。無論是總體改革還是各個領域的改革，公共政策的風都在往市場化的方向吹。
更多的委員與代表們，則在學習與練習如何參政議政。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於如何在高速增長中真正還富於民，增加福利與減少稅負成為兩種響亮的聲音。無論何種政策選擇，都關乎中國人的福祉與未來中國的競爭力。
本期「新週期」專題，解讀預算、捕捉政策風向、聚焦公共議題。
從以物為本的城鎮化走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上自廟堂、下至江湖的普遍期待。
不能再像以前
如果要評選兩會最熱話題，「城鎮化」一定是其中之一。
據政協提案審查委員會主任孫淦透露，截至2013年3月6日，全國政協收到來自民主黨派和政協委員的「城鎮化」提案高達110餘件。自2012年以來，副總理李克強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到「城鎮化」，這三個字便成了十八大之後的高頻詞。
「我們認為，中國的城鎮化應該是以人為本、公平共享的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人為造城……」2013年3月6日下午，圍繞「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主題，來自國家發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財政部、人社部、國土部、住建部、農業部等部委的副部長們齊聚政協禮堂，民革中央副主席劉凡第一個發言。
劉凡的話迅速引來贊同。三天之後，在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的發起下，陝西團省委副書記段小龍，中央財經大學金融法所所長、法學院教授黃震，江西撫州市市長張和平等人齊聚一堂，探討「『新四化』下的中國城鎮化之路」，同樣的觀點，被一再提起。
「不能搞投資大躍進，不能造新城，不能再像以前，土地的城鎮化率遠遠高於人口的城鎮化率。」易鵬說，「以前確實存在這些問題，現在的『新型城市化』就是想把它改過來，將以前的城鎮化1.0版變成2.0版、3.0版。」
從以物為本的城鎮化走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是上自廟堂、下至江湖，對「新型城市化」的普遍解讀，或者說，是期待。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曾撰文指出，中國目前名義上的城鎮化率雖已超過50%，但實際上，有城鎮戶籍的不足35%，而有房者的比例，則低於1%。數億農民工，每年像候鳥一樣到處遷徙、漂流。
以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城鎮化，首先，就是要彌補其歷史的欠賬：對居住、就業、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公共服務均需追加投入，在制度上也要讓農民真正轉變身份，共享改革的成果。
從這個角度而言，「城鎮化」更像是一場博弈：一方是憑藉強大資本實力「覬覦」廉價土地已久的「利益階層」，他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獲得者；另一方，則是想通過「土地換身份」來實現城市夢的農民們。兩者角力的矛盾爆發點將集中於「利益交換的結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價交換最大的成果；後者則是想以僅有的「維繫性命的土地要素」來交換「未來全部的新生活」。
各種各樣的城鎮化
事實上，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就第一次提出小城鎮發展，十五大、十六大都對小城鎮發展提出了要求，十七大也曾指出，「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按照統籌城鄉、佈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這些年來，在全國先後出現過各種新型城鎮化的改革嘗試，例如以大城市帶大郊區的「成都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對土地確權頒證，建立農村土地產權交易市場，設立建設用地增減指標掛鉤機制。以發展較好的區域作為起步點，確立優勢產業，形成以市場為導向的產業集群。另外再配以農民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
再比如，通過產業集聚帶動人口集聚，進而實現城市周邊地區的快速崛起的「廣東模式」，這一模式又可以分為兩條主線：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集中的中心鎮為發展依託；二是山區模式，即圍繞著縣城，發展專業鎮。
還有諸如以宅基地換房居住的「天津模式」、以集體土地入市的「深圳模式」等。
這些模式都有共性，即：工業向產業園區集中，農地向集約經營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區集中和土地有償轉讓使用。
十八大後，李克強多次講話，將城鎮化這個最大內需和改革這個最大紅利結合起來。坊間諸多評論認為，這將是新一輪改革的開始。而從「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從「物」回到「人」，必將加速推動包括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中央和地方財稅制度、高考制度、收入分配體制、養老統籌制度、醫療體制、行政管理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
「接下來，可以預見的是，在這種推動農民轉化為市民的城鎮化改革過程中，必定會遇到各種挑戰。如錢從哪裡來，因為一方面，一個農民要轉化為市民分享到均等的公共服務需要資金；另外一方面，為了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需要對農村集體土地進行制度改革，這會影響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等。」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中心研究員易鵬分析，當面臨這種此消彼長的局面，意味著會加速現有的財稅稅種設置的改革，甚至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利益分配格局，也會產生影響。
顯然，這並非易事。「能夠抓住改革的牛鼻子——城鎮化，是一種智慧，但未來能否推動城鎮化改革最終取得實際成果，可能還需要勇氣和智慧的結合。」易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