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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还是留守? 上市狂潮中的中国企业路径难择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22/5OMDAwMDIwMjI5OQ.html

10月21日,北京,阴。

但阴霾没有阻挡住国内企业心中那团叫做“上市”的火。

当日,由招商基金公司、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协会以及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组织的“归去来兮——海外上市企业投资高峰会”上,一位专门开展国内企业海外上市业务的公司负责人正在向周围四处探听有没有合适的私募基金,他手上正有两三个项目需要合作。

会场内,超过70家的海外上市企业高管,与海内外投资机构及研究机构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烦恼,各个机构也开始激辩海内外市场的优劣。

同样的急切出现在出席会议的拟上市公司代表们的脸上,他们急切的想知道,在海外的市场,是吉是凶?

“海外上市公司确实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如何适应当地的法规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如何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如何增加与海外投资者的联系。”招商基金副总经理、投资总监杨奕对记者表示。

据 招商基金方面介绍,中国在美国、欧洲、新加坡等地上市的众多民营公司中,主要涉及高科技(软件、新能源),资源,农业和林业,服务(教育,旅游)等领域, 其中不乏行业的龙头和新技术的代表。但由于地域的阻隔、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等因素,这些公司很多不为海外资本市场熟知和青睐。

“海外上市的企业其实很难,每次去开股东会以及投资者见面会都提心吊胆,担心股价会受影响下跌,担心业绩不好无法面对股东。”中国海外上市企业协会副会长、万得汽车技术董事长赵清洁指出。

虽然困难重重,但不可忽视的是,企业海外上市有其审批过程的优势,以及市场制度、后续融资等方面的优势。

“以 香港市场为例,首先当然是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认识和接触国内企业。其次,具体到投行保荐上市的环节看来,因其行政审批的程序会相对少一点,所以在申请上市 过程中,投行业务部门本身可掌控的时间更多。在香港再融资的业务较发达,从我们获得的2009年数据来看,在香港市场进行再融资获得的资金量已经超过 IPO获得的募集资金量,再融资的发达使得上市公司有更好的后续发展平台。在香港市场,企业的资本运作手段会更为丰富,比如企业高管团队的股权激励机制, 优先股等方式,对于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工具会更有帮助。”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的副总经理付辛艺对记者指出。

另一方面,国内股票市场虽然“一票难求”,但由于国内市场的高投机性导致的高股价,使得国内上市股票往往估值偏高,这往往使得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享受巨大的“财富效应”。

“以往我给别人推荐内资港股时,他们都会惊呼,你竟然推荐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不能在内地上市股价怎么上去?”华夏基金的高级研究员张茜表示。

“国 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在首发定价上有很大的不一样,国外市场往往是首发价低,而随着企业的成长性逐步走高。腾讯就是最好的例子。相对应的,一些成长性较差的股 票,其股价自然也就没有成长性。而国内的市场与此不太一样,通常是首发价高,以后如果业绩不行,股价就每况愈下了。”张茜指出。

宽松的上市审批与高估值,这似乎成了两难。中国企业们在这两端徘徊,有的选择了出海,有的选择在国内等待。而数据显示,这种天平似乎更多偏向了留守的一方。

根 据清科集团发布报告称,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上市势头依然迅猛,无论是IPO数量还是融资额,均处于历史高点。三季度109家中国上市企业中,有 25家企业在海外各市场挂牌,融资总额为128.52亿美元;境内资本市场则吸引84家企业上市,融资额为241.09亿美元。

在具体市场分布方面,2010年第三季度中国企业海外IPO上市地点更趋集中。

25 家中国企业集中于香港主板、NASDAQ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市场上市,而香港则一如既往的获得大多数企业的青睐。具体来看,15家企业选择在香港主板上 市,合计融资121.23亿美元,分别占本季度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总数的60.0%和融资总额的94.3%。其融资额的巨大比重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银行。

“香港市场近期来表现出色,其2009年IPO融资额全球排名第一。此外,香港市场资金比较充裕,以在香港及新加坡双重上市的冠捷科技来看,其在香港市场的单日平均成交量占比超过99%。”港交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任光明指出。

“以往内地企业在与海外投资者交流时,会面对语言不通的障碍,这点在香港上市压力就小得多。此外,很多在海外上市企业高管,要面对与机构投资者的时差问题,经常半夜爬起来开电话会议,香港不存在时差问题,距离也更近,交流更为方便。”任光明指出。

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主板和韩国创业板本季度也均有中国企业上市,但上市数量相对较少,上市数量和融资额分布也相对均衡。


出海 還是 留守 上市 狂潮 中的 中國 企業 路徑 難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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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遞業留守

http://www.eeo.com.cn/2012/0119/219954.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偉勳 沈建緣 圓通速遞的快遞員李師傅今年決定留在北京過年。除夕之夜,他打算和同在北京打工的妻子一起在出租房裡看春晚,吃餃子。

李師傅在春節假期將堅持工作,重要原因是可以比平時多賺2倍的工資,再加上加班補貼、免費工作餐和領導的慰問,讓快遞員平時不斷提高的待遇在節日期間又上了新的台階。

在郵政EMS、順豐、申通、圓通、中通、宅急送等國內主流快遞公司中,像李師傅這樣選擇留守的員工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據保守估計,目前全國快遞業從業人員已經超過60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

為了避免像前兩年春節那樣快遞業因人員短缺而頻繁爆倉,今年各大快遞公司「軟硬兼施」,想盡各種辦法吸引員工春節期間留守崗位。較為樂觀的是,今年 願意留下來的員工比往年有所增多,而去年國慶之後的屢創新高的貨量近期已明顯回落,快遞業旺季供需失衡的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緩解。

留守員工

李師傅負責圓通速遞在北京國展西側一個商住兩用小區的快遞業務,該小區內有一個小型電子商務網站,主要銷售乾果類商品,春節期間的銷售很紅火,每天需要遞送的快遞有上百件。

每天,李師傅騎著橘紅色的電動三輪車往返於分撥站和所負責的片區之間,為包括上述電子商務網站在內的客戶收發快件。春節期間,他還將保持這樣的工作狀態,只是工作時間比平時短,待遇卻比平常好不少。

圓通速遞和國內其他快遞公司類似,春節期間快遞員的工作時間基本都從平常的10多個小時縮短到6個小時左右,其薪酬是平時的3倍,有些公司甚至會提供更加優厚的待遇。

比如北京市郵政速遞物流有限公司在農曆正月初一到初三,除了給加班的員工發放節日雙薪、計件工資雙倍計算外,還每天發給員工500元的獎勵,春節期 間的午飯也免費提供。民營快遞企業宅急送則安排經理級幹部在1月15日前,代表公司向每位一線操作人員家屬打電話進行春節慰問,通報員工在公司的表現,告 知公司的業務旺季獎勵方案,並郵寄有總經理簽名的賀年卡。「我們通過『待遇』加『情感』的方式,讓員工感到物質上有保證,精神上有依靠。」宅急送副總裁熊 大海說。

幾年前,很多快遞公司春節期間選擇暫停營業,員工大部分回家過年。堅持營業的快遞公司留下10%左右的人員值班即可滿足需求。國家郵政局預計,春節前30天內快遞業整體快件處理量將達到3.93億件,比去年春節前實際完成的業務量增加1.43億件,增長57.2%。

去年春節,由於部分快遞公司暫停服務而快遞量激增,造成大量快件積壓和延誤。今年,按照國家郵政局的要求,各主要快遞公司都已提前部署了設備和人員,在春節期間正常營業,儘管遞送時間會有所延長,部分快遞公司還會加收上門服務費。

據瞭解,很多快遞公司春節期間都安排大約三分之一的員工值班,北京郵政速遞物流的近7000名員工更是幾乎全部正常工作。中通速遞副總裁徐建國說, 該公司採用輪休和錯峰的方式,確保三分之一左右的員工在春節期間正常工作,從往年的經驗來看,基本能滿足節假日期間的客戶需求。

對於佔總量約三分之二的回家過年的員工,各大快遞公司也採取各種措施幫助他們成行。例如宅急送下屬分支機構與當地工會組織取得聯繫,向鐵路或長途客 運部門申請團體往返車票,解決員工訂票難的問題。有些分支機構則利用公司班車組織返鄉長途車,免費接送員工,或者為員工報銷往返路費。

高峰已過

與過去三四個月的「連軸轉」狀態相比,對李師傅而言,春節期間的工作輕鬆了很多。

去年國慶節之後,李師傅的工作量就是平時的3倍多,但公司並沒有多派人手,所以他幾乎每天都在所管的片區和分撥站之間往返十多趟,有時候會一直忙到夜裡八九點。

在最近幾個月的旺季中,李師傅和同行們基本都取消了休假,加班加點收發快件,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甚至曾經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一些快遞公司還招聘了包括學生、員工老鄉在內的大量臨時服務人員,以便在業務高峰時有足夠的人員進行支撐。

在供不應求的格局下,快遞業最近兩年進行了多次提價,快遞員的工資也大幅提高,年均增長超過20%。不過,由於成本不斷上升且同質化競爭激烈,快遞公司的利潤率不升反降,從幾年前的30%以上降到10%左右。

春節前夕,全國快遞業的業務量已明顯回落,普遍比去年12月中下旬的高峰時期下降了20%左右,個別地區降幅更高。例如中通速遞前段時間在義烏每天的快遞量有2萬-3萬件,近期則銳減到了2000-3000件。

「春節那三天,大家都串門,應該不會有太多活了。但我們還是有人值班,如果有人打電話,我們就去送。」李師傅說。

雖然不能回老家團圓,但李師傅早就給家裡的孩子和老人買好了禮物和年貨——送給兩個孩子的是新衣服和北京的點心,送給老人的則是過冬的衣服。不過這些物品他都沒有通過快遞發送,而是請老鄉幫忙帶回家,「因為快遞太貴也太慢了」。

快遞 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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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留守兒童的“童伴媽媽”:“做,總比不做好”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099

“童伴媽媽”任麗在陪著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記者 陳露/圖)

“童伴媽媽”,這是一個飽含苦心的公益項目。它企盼用有組織的服務,來彌補留守兒童親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識到:“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

“媽媽”們說: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區佛門鄉禹王廟村的楊麗瓊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來到鎮政府的一間辦公室。那一天她很緊張,她甚至記不起那間辦公室門牌上寫的名字。還有十幾個人和她一起,她們等在會議室里,等著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們都是女的,而這是一場要成為幾十個孩子“媽媽”的面試。

同一時間,東觀鎮火光村的任麗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門,來到鎮上,同樣是參加一場面試。

召喚她們的是同一個新詞,“童伴媽媽”。要為村里的留守兒童找一個“媽媽”的消息,通過一張張村頭的大字報和村委的廣播,傳播開來。

“童伴媽媽”真名“童伴計劃”,這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牽手共青團四川省委、中國公益研究院,開展的關註留守兒童的項目。

此項目目前已經在四川省的100個農村建立起來,下一步將會往貴州擴展,尤其是畢節地區。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四歲的喜文騎著一輛四輪自行車,其中左邊的輪子已經掉了。他的媽媽在他兩個月時離開了。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楊麗瓊打開“童伴計劃”專門的QQ群給南方周末記者看,“這個孩子很可憐……能怎麽幫幫他?”。

100位“媽媽”,最大的五十來歲,最小的二十出頭。各自負責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兒童。對留守兒童的理解,她們比旁人多一份直觀的感觸。“留守兒童”,這不是新聞里的一個詞語,也不是遙遠農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樣”的孩子。

在成為“媽媽”之前,吳家店村唐曉艷當了八年幼兒園老師。在她眼中,留守兒童和爸媽在身邊的孩子之間,有一道清晰的劃分。“有爸媽在身邊的,幹凈些,聽話些。”

另一位“媽媽”彭麗懂得“孩子沒有媽媽在身邊是啥滋味”。她的媽媽11歲離開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種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歲孩子的媽媽,她仍記得。

楊麗瓊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邊老鄉把孩子留在村里,獨自外出打工的百態。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工作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或者做保安和鐘點工。稍好一點的,就是上面一點的管理。每個月拿著從兩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資。”她稱這些老鄉為“候鳥”。“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孩子寒暑假時,老鄉們就把他們接到深圳,經濟條件差一點的,就不敢想這事,兩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當上了“媽媽”,她又看到了候鳥牽掛的這頭——留在家里孩子的樣子。

粗細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條條長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礫路上爬行。路不寬,這是通往楊麗瓊所在村子的山路。山與山之間就是溝,溝里面住著老百姓。後來山體滑坡嚴重,政府出資一部分,在山頂上建了“新農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來。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媽媽在廣東”,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兒童。他接觸“留守兒童”這個詞,還是“看新聞看的”。他覺得留守兒童“沒啥”。他的爸爸媽媽每年會回來一次。

在楊麗瓊眼里,周鑫鑫已經是“條件不錯的留守兒童了”。村里情況複雜,她不得不作出傾斜。對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會和他聊聊天,跟蹤他的情況,確保他沒出問題。

雨豪才是楊麗瓊關註的重點。

他今年十歲,五年級在讀,出生十個月爸爸因搶劫被判十五年,媽媽頂著“外出打工”的名義,從此音訊全無。雨豪還有一個姐姐,雨霞,15歲,讀初三,考試總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著自己的78歲爺爺、80歲奶奶一起生活。經濟來源表上列著,“孤兒津貼”“陽光獎學金”“精準扶貧”“低保”,一家四口人靠著各種扶持生活。

他們沒有能力住進新農村住房去。破瓦房搖搖晃晃,從屋的這頭可以直接看到那頭的屋外,墻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謂的臥室,只有一張床,一盞電燈。打開,可以看見燈周圍的蜘蛛網。墻壁上貼著姐姐的獎狀。門上,留著雨豪去年寫下的“知識改變命運”。

楊麗瓊看著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內向,叛逆,自尊心強。“你說他,他會很難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對爸爸媽媽沒有概念。被問到爸爸媽媽是什麽樣子,他就擡頭看看爺爺,再看看奶奶,然後低下頭。

楊麗瓊覺得,雨豪的樣子和缺乏母愛關系重大。他的姐姐樂觀,上進,是因為比雨豪享受母愛的時間長。姐姐平時愛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媽媽時,這個15歲的女孩才會嘆氣,“唉,習慣了就好了”。她說長大了想當老師,也“還是想再去找找媽媽”。

楊麗瓊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項相關規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們享受到了哪些,還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楊發現“孤兒津貼”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卻沒有。一個月三百多塊錢,對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詢問為何姐姐沒有,得到的答複是“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報上去了,“先都報上,報上再說”。可

是政府補貼是死的,“有時候杯水車薪”,她還在努力為姐弟尋找社會力量,團體的幫助。

媽媽生下孩子就離開的例子,村里還有不少。“我們這的女人就是這樣的”,家里經濟擔子落到一個女人肩上的時候,她們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來的“媽媽”

畢節的留守兒童死亡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覺得,“必須有所行動了”。

他們從2015年6月份開始調研留守兒童問題,還找到中國公益研究院尋求理論支持。發現這在社會公益組織的議題里,是一個“老”課題。組織留守兒童的夏令營、為留守兒童輸送愛心物資、為留守兒童寄宿學校派遣義工等,公益組織做過諸多嘗試。但劉文奎始終覺得,“留守兒童所需要的不單單是物質方面。監護人的缺失,使他們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個方面的權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滿足”。在物質缺乏的表象之下,他們需要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經過了半年的調研、研究,“童伴計劃”破繭而出——為每一個村子的兒童選一個“媽媽”,重點關註留守兒童。

劉文奎拿著“童伴計劃”的項目找到共青團四川省委,雙方一拍即合。在這個每年有近2400萬外出務工人員,245萬18歲以下留守兒童的省份,關愛留守兒童的工作已開展了10年。這十年,留守的群體名字從“留守學生”變成“留守兒童”,從零星的媒體報道上升到國家政策扶持,但有些問題卻始終未能解決。“從鄉鎮到村上的落地不足,往往使留守兒童項目效果大打折扣。”

但“童伴計劃”或許可以解決。在劉文奎的描述里,“這不是一個人的戰鬥,她的背後將站著村委會、鄉鎮政府、縣級項目辦公室以及專家團隊”。簡言之,這是一個結合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公益項目。

項目能否順利開展,關鍵在於“媽媽”的選拔上。劉文奎和他的同事曾對“童伴媽媽”有過很多設想:不錯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較好的性格;最好是一個“孩子王”。但問題是,在農村,這樣水平的人大多都到城里打工了。

幾經商討,他們定下了選拔“媽媽”的六條標準:“愛孩子,熱愛兒童福利服務工作;高中及以上學歷;年齡19-55周歲;無犯罪記錄;掌握漢語及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了解當地文化;能保證合理的工作時間,村支書、主任、文書和大學生村官不做推薦,村委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小老師和醫生可納入推薦範圍,最好是專職人員”。

楊麗瓊和任麗都符合,她們因此敲響了面試的門。

最終,100位“媽媽”產生,她們被集體培訓三天。

“媽媽”們的“好難啊”

在工作走上正軌之前,“媽媽”們需要先對村里留守兒童的情況進行一輪普查,這也是她們向村民介紹“我是誰”的機會,這花了她們兩個半月的時間。

兩個半月走下來,讓她們意識到,“好難啊”,現實與當初的想象“差別太大嘍”。

她們挨家挨戶地去詢問孩子的相關信息。可孩子是流動的。有些是戶口在,但人從出生就沒回來過;有些是人在,但戶口被爸媽遷走了;這還不包括每到寒假、暑假,不定期去找爸爸媽媽的那一部分。

而退一步講,要想問到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

“你們是幹什麽的?”“你們能給我家帶來什麽?”一圈摸底工作做下來,她們更加深了共識,“現在的人是比較現實的,會直接問是否有什麽新的補助那些”。

這也是高坪區項目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希望呼籲更多社會力量加入的原因。“老百姓會問你為啥他家娃娃有那麽多補助,我家的娃娃就沒有?”因此,謝和她的同事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們把那些特別困難的留守兒童的故事收集起來,隱去名字,掛到網上。“社會力量是帶有個人喜好的,他想幫助誰就幫助誰,大家不好說什麽。”

在回答完自己會盡力幫孩子多爭取幫助後,“你們是查戶口的嗎?”這個問題在離異單親,或者父母不和的家庭中更加常見。

“農村還是……沒有辦法像城里人那樣,能夠理性地對待離婚。”楊麗瓊笑得有些無奈。在她的村子里,有很多藏起來的秘密。

實在搞不定了,媽媽們會去找村委會主任來當救兵,“孩子的信息總得知道哇”。

兩個多月摸底工作結束,面對著各自村子從二十多到一百多個的留守兒童,媽媽們開始了工作。但問題又接踵而至: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各家居住分散,山路不好走,只能步行。去一個家來回一個多小時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可能顧過來這麽多留守兒童,當一個村子所有留守兒童“共同監護人”的想法,很難現實起來。

更嚴峻的是,她們錯過了一些孩子願意開口與人交流的機會——10歲以上的孩子已經不願意再與他人說什麽了。他們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情況下,度過了十年。已經習慣了自己一個人。他們內向、敏感,即使面對一個會對他們笑,會對他們好的“媽媽”,也會表現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

“為什麽別人的媽媽在身邊,我的媽媽卻不在?”和孩子們熟了後,這是童伴媽媽最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面對不讓孩子吃校門口賣的五毛錢的零食的問題,她們有信心比爺爺奶奶教育得好。爺爺奶奶說的是“你不許吃”;而“媽媽”能跟孩子解釋“為什麽不能吃,因為吃了會讓你的肚子里長蟲子”。

但是面對“自己的媽媽為何不在”的問題,她們所有的智慧似乎不夠用了。

“對於留守娃娃,我們只能說盡力讓他開心一點,沒法解決根上的問題。親媽媽的陪伴,是誰也替代不了的。”很多時候,她們會產生無力感。

這也是“童伴計劃”項目在輿論兩極中的質疑聲:“難解留守兒童親情之渴”。

對於這樣的問題,共青團四川省委一位負責人也考慮了很久。“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我們只能說把服務做得更好。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做,總比不做好”。

過年的時候,高坪的十個村十位“媽媽”都開展了一個活動:“有愛不孤單,牽手過大年”。讓回了家的父母和孩子們一起做遊戲。

在任麗的記憶里,很多父母為了這個活動都晚走了幾天。那天的村子空地上,“兩人三足”“運氣球”的遊戲伴隨著笑聲開展。笑著笑著,很多父母都開始抹眼淚了。大家就那麽笑著、哭著,感謝任麗可以給他們這樣的一次安排。

那一天是初八,任麗記得很清楚。“八是發”,是出門的好日子。很多父母會選擇在這一天再踏上外出打工的汽車。她們也開始了工作。

“童伴媽媽”們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為保護留守兒童隱私,文中所提留守兒童名字皆為化名)

決策參考

從十年社區經驗中,我們發現留守兒童缺乏的是心靈的陪伴。“童伴計劃”通過招聘“媽媽”,填補了留守兒童陪伴上的空白,是挺好的嘗試。在實際過程中,除了需要註意可能會引起孩子困惑,還需要讓他們的父母更意識到自己養育陪伴孩子的責任,並更有意識地去引導他們有效溝通,以及由此開始的內在家庭關系的健康發展。

建議人:王穎 映諾社區 發展機構副總監

一起 中國 留守 兒童 報告 童伴 媽媽 總比 比不 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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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在工讀學校里留守 “罪童”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094

2016年3月14日下午,孩子們在教室里上國學課。老師說,做人要懂得孝敬父母。(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制造了“邵陽殺師案”的三位少年,被送到了工讀學校里,有兩位是留守兒童;而在這座學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兒童。

在工讀學校里,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傍晚六點,伴隨著一句“現在自由發泄”,一百多名身穿迷彩服的少男少女突然沈寂了。幾秒鐘後,站在隊伍中間的一個男孩微微一笑,朝著灰暗的天空一聲長吼“啊——”。

自此,喊聲、歌聲、哭聲,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爸媽,我錯了!”“爸媽,我想回家!”“媽媽,什麽時候接我回去?”“媽媽,你能聽見我說話嗎?你想我了嗎?”孩子們叫得聲嘶力竭,眼中含滿淚水。

這里是邵陽市郊桃花村的一所工讀學校,專收各種“問題兒童”,沈重的鐵門里長年閂著兩把黑色的大鎖。

每逢周五,孩子們列隊站在十幾級臺階上盡情宣泄。站在上面幾級的是“家長送來的”,上網成癮、翹課逃學、離家出走;站在下面幾級的是“政府送來的”,溜門撬鎖、打架鬥毆、殺人越貨。

2011年以來,公安機關年年都要送來“犯了事”的少年,少則六七十個,多則八九十個。幾年累計已有三四百人。小的十歲,大的不過十五六歲。學校黨委書記周紅說,約有70%是留守兒童。

政府送來的孩子

當別的孩子淚眼婆娑時,那個發出第一聲嘶吼的男孩似乎有點不屑。他閉起眼睛,時而隨大流唱歌,時而向空中大叫,臉上不時閃過一絲笑容。

他叫淩非,2001年3月出生,村里有名的“慣偷”,“政府送來的”典型。

在一片卡其色迷彩服中,淩非穿得最打眼:戴領章的深綠色迷彩裝,深綠色長褲屁股後面橫著一條近十厘米長的破口。

“我這個衣服在部隊叫武警。我穿這個因為我是所長。”淩非一米七左右的個頭,精瘦結實,笑起來,細細的雙眼皮精致秀氣。

他對其他孩子的著裝有些鄙夷——那些迷彩服的袖子上縫著做工粗糙的鷹,還用蹩腳的英文寫著“空軍”。淩非認不全中文,更不認識英文。他固執地把那只鷹叫做“菜鳥”,“他們都是菜鳥”。

所長是管什麽的?“所長就是看著他們的,數他們的人數。”淩非說。

但其他孩子不這麽看。他們怕他,又瞧不起他。“他是小人,最喜歡打小報告。”“我們上完廁所他要數人數。”“他看人總好像高人一等,但其實就是管廁所的。”

這里的廁所確實要管。因為廁所連著外墻,有的孩子會躲進去,等到夜深人靜時翻墻外逃。兩個月多前,張波、金成傑、曲彪吃過晚飯便貓進廁所,伺機逃跑。

“集合報數的時候人少了,很快就發現他們了,一共才藏了幾分鐘。”說起這樣的小把戲,周紅覺得好笑,“他們還以為真的可以跑掉。”

三個男孩是初中同班同學,一起作案,一起被抓。“就是搞錢,搞別人的店子”。

14歲的張波,父母在深圳的一家工廠里做拉鏈,春節時才能回家待上一個月。這個沈默寡言、被形容為“走路像個娘們”的男孩,把QQ簽名寫在迷彩服上:人生道路,猶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被送到工讀學校前,張波喜歡騎著摩托飆車,時速升到八九十公里,風從耳邊劃過,心里揪得緊緊的。撞壞金成傑的摩托後,他和兩個男孩“又搞來一輛”,隨後,在兜風的路上遇到了警察。

與淩非、張波一樣,政府送來的孩子大多因為盜竊。他們會撬開或砸開別人的店門、家門,從抽屜里、床板下翻出鈔票給QQ充值、買遊戲裝備、在網吧通宵。“有了錢,他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買煙。”周紅說,孩子們會把煙盒、火機擺在網吧的電腦前,戴著耳機和別人視頻聊天,“這樣顯得很酷”。

也有犯過大事的。2015年10月19日,13歲的陳星、12歲的趙寧、11歲的程誌被送了進來。前一天晚上,他們用木棍和剪刀殺死一名53歲的女教師,搶走了2000塊錢。

在這起轟動全國的血案中,三個孩子里兩人是留守兒童。

趙寧的父母在貴州做生意,家境最好。他一米四出頭,說話靦腆,400度近視,是政府送來的唯一一個“小眼鏡”。這樣的孩子放在普通學校,大概會被當成書呆子、受氣包。“可他在外面成天鬼叫,像個瘋子一樣。他還和他奶奶吵架,會罵人。”陳星說,毆打老師時,正是趙寧最先動了“要錢”的念頭,“他說錢包里最少有幾萬塊,但後來只有兩千。這個事情不劃算。”

來到這里的孩子,都不是第一次犯錯。每次犯錯後,家人不是惡語相向、拳腳相加,就是把他們關在屋子里不許出門。為什麽錯了、怎樣彌補過錯、要為錯誤承擔何種責任,從來沒人對他們講過。只有進入工讀學校的鐵門里,他們才第一次嘗到錯誤與責任的滋味。

除了殺師的三人,政府每送來一個孩子都會定下一個期限,大多半年,有的一年,最多不超過兩年。盡管沒人被告知自己的期限是多久,但孩子們都默默數算著在這里度過的每一天,記憶力出奇地好。“還有不到兩周,我就來了4個月了,來的那天是星期二”。“還有7天,我就來了5個月了”。

在這一點上,淩非是唯一的例外。

“書記說要等我18歲才能出去。這里什麽都不好,一點也不好。要自由沒有自由,悶得要死。”如今,淩非“二進宮”已快九個月,焦躁不安,心急火燎。對於何時能夠出去,他沒有一點把握,“反正不能關我一輩子”。

工讀學校一角,架子上放著幾十個孩子的運動鞋、拖鞋。課間休息時的運動,是他們最歡樂的時光。(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以偷為生

在一百公里外的邵東富泉村,淩非幾乎成了“傳奇”:

兩米高的院墻他一翻就過;偷完東西被人堵在網吧,做個假動作從邊上跑掉了;從別的村子里一下子偷了9900多塊,10條煙,包括兩條“大中華”,兩條“和天下”——那可是湖南最貴的煙;像電影里一樣,他還偷到過美元,但不認識直接扔掉了;邵陽的市長熱線也接過很多投訴他的電話……

“傳奇”的背後,是一個貧寒、破碎的家。

因為窮,淩非的父親三四十歲時花錢娶回一個雲南女人。村里這麽幹的,有二三十個。可沒過幾年,雲南經濟搞活,女人們陸續回家,沒回家的也改嫁到邵東縣城或鄰近的富裕鄉村。“可當年生下的那批孩子,一個都沒帶走。”

淩非的母親屬於後者,改嫁後便斷了聯系。在淩非口中,母親是絕對的禁區。聊天時,他雖然也會提到“爸媽”,但這個字眼只對應著爸爸一人。提到媽媽,只有一句話,“我不想說這個人”。或許他並不知道,幾年前,母親已不在人世。

七八歲時,將淩非一手拉扯大的父親離開偏遠的湖南農村,遠赴廣州打工,很少回家。不久,姐姐也走了,去了深圳。

在村里,這樣的選擇並不稀奇。面對幾片零散的油菜花田,村主任劉慶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里310多戶人家,大人在外打工掙錢、留下孩子在家讀書的,大概占到四成。

淩非不願讀書,村里人給他湊出學費,他也不讀。“為了他,我們村上給他家搞了兩個低保指標。”村委會副主任寧建生說,一個低保指標每月90塊,不足以維持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但村里只能做到這樣。

有時,劉慶新也會叫淩非到家里吃飯,“主要是找他談,看看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的”。但淩非每次硬是不

肯張口。一餐吃過,對村主任家該偷照偷。

無人管束的日子里,淩非的生活就是四處搞錢,誰家錢放在哪里、誰家人幾點回家,他一清二楚。淩家1949年之前壘起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三四年前徹底倒塌。房一塌,便有被偷的苦主找上門來,搬走了零零碎碎尚且能用的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就當是點補償”。

沒家的日子,淩非就縮在別人家的廁所里;有時,豬圈上面鋪著餵牛的幹草,他就爬到上面睡一覺。村里有人出遠門多日不歸,他就撬開房門,躺在別人的床上整宿酣睡。“我們村書記在外面治病,經常不在家,他在村書記家也睡了好久。”“還有一個人家結婚了,出去度蜜月,他就睡到人家家里,人家都不知道。”說著,五六個被他偷過的村民,一陣哄笑。

“本事”再好也難免失手,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頓暴打。每一次,淩非都大方承認偷錢的事實,被打得狠了,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會哭,流著淚大叫:“我改嘛,我會改嘛!”

最嚴重的一次,他被人捆在電線桿上扇耳光、拳打腳踢,幾十人圍著看。劉慶新聽說後,怕他被人打壞了、打死了,急急忙忙趕過去把他救了下來。“後來他家里人說,這孩子被人打廢了”。

但淩非不肯承認被抓、被打。“被抓了就拿刀捅嘛。捅完了就跑,後來也不會去想。”

在淩非的江湖里,他的本事很大。淩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打過200人的群架,打架的人坐滿了12輛面包車和三輛小車;他和一群“大哥”坐在輪盤邊,轉到誰,誰就要吸麻古、K粉;為了懲罰一個出賣過自己和哥們的女孩,他們把她綁到山里、銬在樹上,用刀剁下了她的一只手;他喜歡身材好的女孩,交過兩三個女友,在工讀學校里還因為寫情書被周紅用橡膠水管抽過幾下……

“他打過架、吸過麻古,但剁手這種事他絕對不敢的。”周紅說,這些“事跡”中很多是吹牛,比如給女孩寫情書,這確實發生過,但男主角是一個家長送來的男孩。“他都不太會寫字,怎麽可能寫情書?”

村里人也說,淩非的問題就是“偷”。“派出所從沒說他做過什麽暴力的事,也沒見他交往過什麽女孩。”

“我不是她媽媽”

每次淩非被派出所抓到,村里就要跑到鎮上領人,劉慶新、寧建生至少去領過6次。“派出所對他也很頭疼”。

為了村里的治安,也為了淩非不再挨打,劉慶新以監護人和村幹部的雙重身份在“工讀學校學生入學審批表”上簽了字。2012年11月,寧建生、派出所民警和外村的一名淩家親屬一起,將淩非送到了邵陽市郊的桃花村。

“小孩剛來的時候11歲多,50多斤,這麽一點點高。”周紅沒想到,這個小孩一住就是兩年多,直到2015年春節才被父親接走。離開時,原本不到一米五的“小不點”已經快有一米七了,體重漲到了90多斤。但出去僅僅4個多月,孩子又被送了回來,還是因為偷。

“不是我們不讓他出去,”周紅說,“要出去必須有家長簽字領人,但他家里沒人來。”

與淩非相似,一些政府送來的孩子,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他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和張波一起偷摩托的金成傑13歲,父母離異,父親在四川打工音信全無,母親和繼父在懷化做生意,很少回家。從去年11月被抓至今,母親和爺爺只在大年初二時來過一次,帶了他愛吃的雞爪、香腸、麻花、鹵蛋,和他待了20分鐘。但金成傑對此非常滿足,“之前我以為他們不願意來看我了,有時就會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張波的家人過年都沒來,甚至沒打過一次電話。去年11月,他被派出所帶走後,叔叔曾給遠在廣東的媽媽打過一通電話,但張波害怕挨罵,沒敢接。在張波的印象里,媽媽快40歲了,長長的頭發高高挽起,很美。但他記不住媽媽或爸爸的電話號碼,只能等著他們打來找他。

有些孩子生了病,家人也不來過問。幾年前,政府送來一個15歲的女孩,父親在外打工,她和母親留守在家。師範還沒畢業,女孩就因為不檢點的生活染上了性病。住院治療時,周紅撥通了女孩媽媽的電話,對方一口咬定,“我不是她媽媽,我是她的鄰居,她媽媽在廣州打工。”

還有一次,一個有闌尾炎病史的男孩在學校里舊疾複發,周紅給他在外打工的父親打通了電話,希望家里委托一名親戚來醫院簽字手術。“結果他爸爸說,反正孩子是在你們學校生得病,就由你們學校負責。死也好、活也好,你們該怎麽做怎麽做就可以了。”後來是周紅簽了字,孩子手術後在醫院里住了七八天,家里連一聲問候也沒送來。

“等我出去以後,我要去廣州、深圳那樣的大城市打工。我還要去北京,去天安門看毛爺爺。我在電視里看過,天安門又大又好玩。”淩非自認在工讀學校里蹉跎了兩年的光陰,但身為一個沒學歷、沒技術的15歲少年,他並不知道能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份什麽樣的工作,“可能去飯店端盤子吧?”“端盤子要受氣的,你端得下嗎?”一名老師問道。淩非想都不想,“端不下也得端。不然出去亂搞,又要被送進來了。”

3月13日,淩非又找到周紅,“書記,我什麽時候可以出去?”“你估計什麽時候出去?”“起碼兩年。”淩非的火氣一下躥了上來,“反正沒人來接。老家夥(父親)死到哪里去了?看都沒來看過一次,電話也不打一個過來,死到哪里去了?”

看著淩非躁動而迷茫的臉,周紅無言以對。

十幾米外的操場邊,一群穿著迷彩服的少年正在練習手語歌。“我們都是好孩子,異想天開的孩子,相信愛,可以永遠啊。我們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懷念著,傷害我們的……”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錢錦對本文亦有貢獻)

決策參考

姚建龍 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

如果想要預防留守兒童犯罪,我會引用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我們應該為這些孩子建立起更好的社會保障制度、監護制度,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愛,而不是僅僅將目光停留在犯罪上。

一起 中國 留守 兒童 報告 工讀 學校 罪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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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貴州:大山里的圖書館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091

山西省呂梁嵐縣王獅鄉敦厚中心小學一年級正在上課的李霞和陳紅同學,8歲,李霞是單親家庭,陳紅的父親外出打工。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這是不少地方留守兒童教育面臨的現狀。(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 

這是一間不足50平方米的圖書館。嚴格意義上說,更像一間擺滿圖書但座位不過20個的教室。每天,這里只開放一個小時,即中午13點到14點,也正是這個60分鐘,成為了大山里的孩子們一天最期待的時光。

每天午飯後,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平浪鎮中心完全小學(以下稱“平浪完小”)的學生都會到這里繼續汲取書中的營養。平浪鎮距離都勻市31公里,距離貴陽市121公里,在都勻的南部大山深處。

2016年3月3日,輪到六年級學生陳振鑫值日。中午,她去辦公室找老師取圖書館的鑰匙。按照值日安排,她要負責圖書借閱登記工作,但今天她想早點開門,趁同學們還沒來自己可以先看一會兒書。

13時整,圖書館開門了,陳振鑫第一時間走進去,迅速拿起一本作文集,坐在圖書館的沙發邊靜靜地讀起來。

十分鐘後,圖書館已經來了34名同學。

《魔法公主》《小屁孩探險記》等圖書是一、二年級學生的最愛。三、四年級學生喜歡看《腦筋急轉彎》和《十萬個為什麽》。《宇宙的奧秘》《地球的起源》被五、六年級男同學爭相搶閱。更大一點的幾個六年級男同學圍坐一起,對《人體的奧秘》特別好奇。

還沒有看幾頁書,陳振鑫眼前借書的同學已排成了長隊,她只好放下書,開始了登記圖書借閱情況。在一旁用手機“偷拍”的校長羅定國,打算將孩子們讀書拍成照片或小視頻發到網上,好讓捐書的熱心人士及時了解孩子們的近況。

14時整,上課鈴響起,學生魚貫而出,很快,圖書館又恢複了平靜。

沒有夢想

3月1日,平浪完小正在舉行開學典禮。孩子們坐在操場上,陽光正好打在他們臉上。

“我們是農村的孩子,我們要認真讀書,更要自強不息。”說這句話時,校長羅定國一臉嚴肅,“你們不能沈迷手機遊戲,要多看書,好好學習。”發言剛完,高年級的學生迫不及待地鼓掌。

平浪完小全校一至六年級八個班,有330名學生。2015年記錄在冊的留守兒童是109人,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一見到南方周末記者,羅定國略帶無奈地說:“農村教育工作不好做啊!”

開學那幾天,他忙於處理留守兒童轉學、輟學、檔案事務以及關註學生品行問題。

六年級學生莫宗偉與別的學生嬉戲時爆出了一句“極其難聽”的粗口。羅定國很驚訝,怕他再這樣下去帶壞同學,尤其是他身邊的幾個留守兒童。羅定國決定課間操的時候找他談話。

羅定國與莫宗偉的談話還沒結束,另一件棘手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70歲的老奶奶跑到學校,希望讓原本不在這個片區的孫子陳文江到這里來讀書。

陳文江今年10歲,母親於2014年因膽囊癌去世,父親陳國兵和繼母羅太梅為了生計,長期在合肥做建築工。

為了不耽誤讀書,2015年第一學期,父母把陳文江送到都勻市留守兒童寄宿學校——第十三小學。但每周末共計60元往返接送路費,讓奶奶承受不起,她說她“不管了”。

繼母羅太梅也很無奈。他們去年雖然一整年在外打工但沒有賺到錢,過年回家又遇到母親去世、親戚結婚,花銷不少,臨走時給了奶奶1000元生活費,兩人只剩路費回合肥了。此外,陳國兵還要供陳文江姐姐讀職校,償還前妻治病欠下的3萬元。

奶奶的家離平浪完小有13公里,羅定國和班主任劉瓊溝通後,決定接收陳文江入讀,並與陳文江奶奶、外婆約定:周一到周五住在學校1公里外的外婆家,周末去奶奶家。

陳文江外婆年紀比奶奶更大一些,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分開照顧一個小孩。“晚上沒人監管,學習更沒人引導,學校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留意他。”劉瓊憂心忡忡。

3月3日早上,羅定國在校門口見到了第一天來上學的陳文江,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學習。陳文江睜大眼睛,懵懂地點了點頭。他身上一件黃色的大衣袖口破了個洞,滿身汙漬看上去似乎很久沒洗了。

陳文江的眼神比起同齡人更木訥些,他不知道什麽叫做未來,更不在乎學習。他說他不知道每天應該做什麽,但心底只有一個心願:“爸爸媽媽快點回來。”

“這就是我們的教學現狀,農村的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普遍沒有夢想。”羅定國一臉惆悵。

自2014年到平浪完小擔任校長,羅定國一直在思考:“農村小孩的教育怎麽辦?”他覺得真正的教育是讓孩子變得真正強大,懂得做人的道理。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點亮希望

戴著厚厚眼鏡的羅定國,雖然只四十出頭,卻當了二十余年的鄉村教師。在農村長大的他,成為一名鄉村老師的原因也很樸實:當年“老師總比在農田幹活的強”。

羅定國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書法,崇尚儒家思想。他希望孩子們跟他一樣,能在知識的海洋里找到力量。

2016年兩會期間,農村兒童閱讀量低引發討論。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說,農村兒童閱讀量僅為城市兒童的七分之一,30%的城市孩子擁有88%的兒童圖書。對此,沒有誰比羅定國更有發言權。

2010年,羅定國在平浪鎮一所村小做教導主任。發現學生們實在“無書可讀”,他說服校長,花費600元買了一百多斤舊書。舊書挑到學校的那一天,孩子們都高興壞了。

“天還沒亮,我就去了舊書市場……”羅定國把當時的經歷寫成了博客,沒想到一位河南的博友給羅定國捐了1000元,讓他繼續給孩子們買書。

這次經歷給羅定國啟發。初到平浪完小,發現學校課外書籍匱乏,他在心里暗自計劃要寫篇博文呼籲社會給孩子們捐書。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我是貴州山區的一名小學校長,新學期開始了,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卻缺乏課外讀物,我們渴望有愛心使者捐贈書籍,包括舊書。您今天少吃一袋零食,少吸一包煙,或許可以成就一名山區孩子的未來。”

2014年3月16日,短短幾行字附上孩子們純樸笑容的圖片,這篇起名《點亮孩子的希望》的博文在網絡上引起轟動。

發布當天,羅定國的電話成了捐贈熱線。不到一周的時間,書籍從全國各地送來。“幾乎每個省份都有人捐書。還有臺灣、香港的作家,美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的留學生。”

這一年,平浪完小獲得了社會捐贈書籍近3萬冊,平均每位學生能擁有課外書100本。

成都理工大學劉艷華老師動員13級機械工程系的同學集體為山區的孩子捐書。有錢的同學捐錢,派代表去書店購買,而沒有錢的同學,暑假回家將自己以前看過的課外書捐贈出來。2014年10月,劉艷華他們總共給平浪完小寄去兩千余冊圖書。

“這些書很好哦!”“這些書內容很豐富!”當六年級班主任楊繼敏和其他老師將社會捐贈的書拆封歸類時,等在一旁的學生們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了,時不時拿起一本書翻了起來。

不過,源源不斷的圖書給平浪完小整理帶來了麻煩。圖書越多,整理歸類越需要時間。見學生們等著心急,羅定國決定讓每個班派學生先拿幾本到教室分給同學們去看。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又要上課,一直到‘陽光團隊’來了,圖書館才有點樣子。”楊繼敏所說的“陽光團隊”是來自華南農業大學的一支大學生支教團隊。

能在學校食堂吃飽飯,也是開心的事。(張濤/圖)

校長的“喜”與“憂”

2014年6月,華南農業大學“陽光團隊”帶隊老師林媛與14名大學生來到平浪完小,這給正為整理圖書而焦頭爛額的老師們帶來了曙光。

學土木工程的張震坤和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羅應楠回想起當時整理圖書的時光,整理了才發現打理圖書館是門大學問。

首先,他們需要給圖書館放置書架。彼時,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聯系上羅定國要求捐書,羅幹脆就請他們捐書架。大學生們在淘寶上選中了書架,費用由耶魯大學留學生出。

整理3萬冊圖書,需要篩選、歸類、存檔、設計上架,沒有專業知識會走彎路。一開始,張震坤他們想當然地把同學們感興趣的書放上去,發現書架一下放滿了,不對勁又撤下來,重新上架。

“十四天的熬夜奮戰後,為了有始有終地把圖書館工作完成,我們選擇晚走一周,為了愛看書的孩子們,一切都值得。”張震坤將自己的心情記錄在博客里。

“圖書館裝滿了希望的火苗,它就在那里,給孩子們無限的可能。”對於大家的勞動成果,林媛很自豪,她相信一定能影響喜歡閱讀的孩子。

2015年6月,“陽光團隊”再次來到學校,不僅繼續整理新捐贈的圖書,還給孩子們開設閱讀課程,包括集體讀書,分享心得。“孩子們的表演欲是你想象不到的。”羅應楠喜歡孩子們被閱讀激發出來的童真,他們的笑聲跟城市的孩子沒有區別。

但大學生們的每一次離開,讓羅定國感覺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他找不到平日管理圖書館的人。全校共24位老師,教學任務繁重,分身乏術。這些老師主要教語文數學,全校只有一位體育老師、一位音樂老師和一位科學老師。

主教三年級的語文和全校書法的羅定國試探著問上學期新分來的大學生老師羅秀清。

不僅教數學、英語,羅秀清上個學期還兼管理科學室,無暇顧及圖書館。到了這個學期,羅秀清略感輕松,但看管圖書館的任務就落在她頭上了。

羅定國也找不到誌同道合的團隊,一起指引孩子們閱讀。他努力過,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強調老師指引閱讀的重要性,鄉村老師要多學習多充電。“可是每次說下面都沒反應,我有些想放棄了。”更不會有老師能向他提出一套讓孩子多讀書的計劃。

平浪完小這兩年加入了羅秀清、林霞、索良露、李廷美、李恒等五個年輕大學生特崗教師,帶來了新活力。但他們在平浪生活條件艱苦,四個女生合租一套房子,水壓太低,洗澡很麻煩。而男生李恒則一直住在教室。

教案考核是教育局對鄉村老師的重要指標之一,忙完白天教學工作,他們還要備課到深夜。而周末,他們要回到自己城里的家。

為孩子們打造的讀書行動在兩年的探索中,變成每天象征性地開放一小時。

“現在的效果遠遠沒有達到我想要的,跟我當初設想的不一樣。”羅定國希望有更多的誌願者來幫他,從軟件和硬件上把圖書館建起來。

潤物細無聲

如果說“內心變得強大”是羅定國呼籲學生讀書的心願,圖書館的“常客”陳振鑫應該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陳振鑫今年12歲,父親常年在浙江打工,家里還因修房子欠了9萬元的外債。2013年母親懷上妹妹後,放棄在外做沐足按摩的工作,回家照顧兩個孩子。2014年在家務農時,母親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部分指頭不小心都被打谷機碾碎。

陳振鑫很心疼媽媽,她在日記里寫道:“很想快點長大,不讓爸媽這麽辛苦。”

放學一回家,陳振鑫先把家里打掃幹凈,她瘦小的身軀幹起家務活來很利索,掃地,清洗碗筷。在等媽媽務農回家之前,她已開始自己洗菜,煮飯。

豆腐是留給媽媽和妹妹吃的,她給自己做了兩道菜,一道是酸辣椒炒芥菜,一道是酸湯煮菜心。放豬油的時候,她自豪地說,那是她和媽媽一起熬制的。

陳振鑫很愛笑,雖然生活很苦,但是有媽媽妹妹在身邊很開心。她說“要堅強、要懂事”是艱難的生活和圖書館里的書本告訴她的,而讀書讓她感覺不到寂寞。

吃完晚飯,陳振鑫迅速做完作業。如果還有時間,她會去學校,希望能進入圖書館讀一會書,“什麽都要學一點,以後才好找工作嘛”。

從六年級留守兒童羅緒、楊一丹、賈明婭、毛貞帥四個人身上,感受到的則是讀書給人帶來的無窮樂趣。

四個人學習成績不錯,他們的父母一方或雙方常年在外打工,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一起去圖書館看書,討論讀書心得。

從名著《泰戈爾詩集》《紅樓夢》《西遊記》到兒童文學作品《窗邊的小豆豆》《小王子》,這些是他們最愛看的書。

“我不喜歡玫瑰,太嬌氣,我喜歡野草。”看完兩遍《小王子》,楊一舟對里面的人物有自己的理解。

他們總是忍不住討論讀書進度,還“暗自較勁”。當賈明婭說她最近喜歡看《笑貓日記》時,羅緒迫不及待地說:“我一整套已經看完了。”

自從學校有圖書館後,他們基本上每天都手捧一本書,“所以不會去記讀了多少本書,有興趣的就讀。”毛貞帥是四人中讀書成績最好的,是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喜歡讀書的原因是:“讀書能給我帶來驚喜。”

羅定國沒有強制要求老師開設閱讀課,也沒有要求學生每周定期寫讀書筆記。他更希望閱讀來自孩子們的主動。“閱讀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影響。”

對於這四個孩子,羅定國覺得很驕傲,但他認為還不夠,這還只是個案。

有時候,變化發生了,或許平浪小學的家長們和老師都還來不及發現。

在一張一張心願紙上,寫著“想環遊世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到北京看升國旗”“想成為一名好老師”“想考上哈佛大學”“當一名服裝設計師”,也有懂事的願望,“長大後好好報答父母”“快點賺錢”“學習成績進步”。

對於孩子們童言無忌的夢想,羅定國笑言有時也要潑潑冷水,希望他們更腳踏實地。

決策參考

老師的閱讀態度影響著孩子們的閱讀態度、習慣和人生方向。所以,引導農村留守孩子的第一本書是老師本身這個載體,是引導留守孩子們去認識和了解打開他們未知世界的適合他們人生成長的好書。

航月 《中國留守報告——回家》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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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 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大數據里的“留守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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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怡、李伯根/圖)

 

(梁淑怡、李伯根/圖)

 

 

 

 

一起 中國 留守 兒童 報告 大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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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全國摸底首次啟動 底數排查強調“屬地責任”,不作為要被問責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296

留守兒童張紹蓮和弟弟張紹傑,放學以後喜歡坐在家的院墻上看書、曬太陽。(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南方周末從民政部獲悉,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日前印發《關於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已於2016年3月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摸底工作截至2016年7月底。

這是我國首次對農村留守兒童開展摸底排查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從《通知》相關表述發現,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也就意味著,在排查工作若有不作為等情況,相關地方政府負責人將被問責。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認為,根據官方對留守兒童的重新定義以及摸查口徑設定,本次排查最終數據將與過去討論的農村留守兒童數據或有巨大差異。

明確摸底排查口徑

南方周末記者從民政部社會事務司了解到,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一直沒有準確數據,目前專家學者和新聞報道都是引用全國婦聯2013年研究報告中的估算數據。據該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已達6102.55萬,占全國兒童的21.88%。

本次排查工作明確要全面、清晰地掌握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結構狀況,及時掌握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組成、生活照料、教育就學等基本信息,建立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並健全信息報送機制,為細化完善關愛保護政策措施,加強關愛服務力量調配和資源整合提供基礎數據支持。

《通知》明確,摸底排查對象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十六周歲農村戶籍未成年人。

排查內容包括農村留守兒童出生日期、性別、民族、就學、戶口登記、公民身份號碼、身體狀況、居住地址、寄宿情況等基本信息,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情況、父母務工地點、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受委托監護人基本情況、村(居)民委員會聯系人和本行政區域農村戶籍人口中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

《通知》中明確“無監護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親或母親因重病、重殘等原因喪失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農村留守兒童年齡計算時間截止為2016年7月31日。

首次摸底留守老人、婦女情況

《通知》規定,摸底排查工作以縣(市、區、旗)為基礎,縣級民政部門牽頭負責,同級教育部門、公安機關協助配合。

縣級民政部門指導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全面開展摸底排查工作,督促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導村(居)民委員會開展摸底排查並及時接收匯總摸底排查信息,建立詳實完備、動態更新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

縣級教育部門和中小學校、幼兒園按照摸底排查口徑,提供在校在園農村留守兒童有關信息、數據。

縣級公安機關及派出機構對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匯總提供的農村留守兒童排查資料,核實戶口登記和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等信息。

《通知》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建立本鄉鎮(街道)農村留守兒童基本信息庫,並及時報送進展情況和信息。

通過層級負責人簽字確保數據真實可靠。

《通知》強調,總匯表將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縣級民政部門、省級民政部門層級報送負責人一一簽字確認,後報送至民政部。

另外,《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門同步部署開展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摸底排查工作,掌握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等基本情況。

專家:總體想法很好,但落地有難度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於2004年起開始研究中國農村留守人口問題,研究領域包括勞動力流動與留守人口、農村教育與社會問題等。

他對此次摸底排查持肯定態度,“過去沒有真正統計過留守兒童的數量,這次總體想法很好,但現實落實起來有難度。”

他表示,農村留守兒童數據具有流動不斷變化的特點,這給摸底排查工作帶來了難度。

其次,他認為“如何獲得準確的數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葉敬忠調研發現,一般情況下,摸查工作落實到農村,“村幹部、會計或文書(大致)填一下資料,很難要求他們每村每戶調研,(導致)誤差會特別大。”

同時,根據摸底排查口徑看,“這次排查的只是留守兒童中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關註的一部分。”

葉敬忠說,學術上認為“父母一方或者雙方在外打工,交由別人監護的都是留守兒童。”

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於留守兒童的定義: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這次排查的只是父母雙方都外出的,跟過去討論的數據將有巨大的差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同樣認為此次摸底排查“很有必要”,但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考量決策者的“嚴密組織能力”,建議在開展中,要將摸底排查口徑“落實到位,劃分清晰”。

留守 兒童 婦女 老人 全國 摸底 首次 啟動 底數 排查 強調 屬地 責任 不作為 要被 被問 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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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政府出錢照看留守兒童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3073.html

近日,山東省政府出臺文件,要求到2017年,要建成全省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平臺。

山東省要求,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在鄉鎮(街道)設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專業幹事,在村(社區)設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聯絡員。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要建立黨員幹部、教師等“一對一”的關愛幫扶制度,形成以農村留守兒童為中心、監護人為主體、幫扶人為補充的全方位關愛服務格局。

不得讓不滿16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文件要求,父母外出務工要盡量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一方留家照料,暫不具備條件的應當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不得讓不滿16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

父母雙方外出務工不能履行監護職責交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監護的,村(居)民委員會應當對其監護能力進行評估,不具備監護能力的,及時督促家長更換監護人。

對委托非直系親屬、朋友承擔監護責任的,須經村(居)民委員會同意,在監督人監督下,由監護人和受委托監護人簽訂委托監護協議,明確雙方責任義務,監督人在協議上簽字後在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和村(居)民委員會備案。

對自身無法確定委托監護人的,由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定有意願、有能力的近鄰或熱心群眾擔任監護人,依法完善相關手續並明確監護報酬。對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範圍無力支付監護報酬的,縣級政府、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可給予適當補助。

山東省要求,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實行屬地管理,縣級政府承擔主體責任,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和村(居)民委員會承擔具體責任。其中要求,要發揮村(社區)基礎設施作用,為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通過電話、視頻等方式聯系溝通提供便利。

力爭實現有需求的農村留守兒童全部住校。山東將建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資助制度,免除困難農村留守兒童學雜費用。加大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力度,力爭實現有需求的農村留守兒童全部住校。實施“鄉鎮幼兒園建設項目”,每個鄉鎮至少建設1所公辦中心幼兒園,每個社區建設1所達到省定辦園標準的幼兒園,依托農村定點小學和教學點附設幼兒園,或按照“大村獨辦、小村聯辦、服務半徑1.5公里”的原則建設村辦幼兒園,實現公共學前教育資源全覆蓋,滿足適齡兒童就近接受學前教育的需求。

山東還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加大誌願者招募和培訓,建立誌願者服務隊伍,倡導誌願者與農村留守兒童結對愛心幫扶。探索“類家庭”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服務模式。同時,積極引導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通過法律援助、親情陪伴、心理疏導、困難幫扶、日間照料、課業輔導等多種形式開展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活動。

山東 政府 出錢 照看 留守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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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嚴重!中國1億留守兒童缺乏關愛和服務

“我希望未來有一天,評價一座城市,不再看它的高速公路有多長,馬路有多寬,商場有多繁華,而是看它是不是給兒童提供了一個安全、快樂的成長環境,看它是不是一個兒童友好型城市。我希望這一天不會太遠。”

這段話,是8月6日上午,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宋文珍在2016中國兒童友好社區研討會上的一個表述。

研討會在上海召開,宋文珍強調說,總量接近1億的孤殘、留守、流動兒童,特別需要兒童友好型社區提供關愛和服務。

所謂兒童友好型社區,是以社區為依托,動員社區資源建立的保障兒童權利、促進兒童發展的工作機制、綜合服務體系和社區環境。

宋文珍認為,政府、社區、社團組織、家庭等各方應密切合作,正著力打造兒童友好型社區,為2.2億中國兒童提供相對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務,努力讓每一個孩子享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根據統計,全國0-14歲的兒童總量達到2.2億。盡管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兒童普遍成為家庭和社會關註的中心,但是從整體來看,中國兒童仍然面臨學前教育資源、衛生服務資源等服務資源短缺的問題。

以兒童衛生服務資源為例,目前全國兒科醫生不到10萬人,平均每萬名中國兒童僅有2名兒科醫生。尤其是特需兒童服務資源短缺情況更加嚴重。0-6歲殘疾兒童中近35%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康複服務。

中國從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學者姚美雄、穆光宗等認為,中國整體上來說還不算是個兒童友好型的社會,這導致有不少育齡夫妻不願意甚至不敢生育第二個孩子。

華東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主任周念麗以城市0-3歲兒童教育現狀為例,指出中國目前在兒童教育上存在過度保護與忽略並存、過度期待與焦慮同在、信息泛濫與迷茫共有、多方關註與缺位齊現的狀況。尤其是農村地區,6000多萬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陪伴,身心的健康發育都受到抑制。

結合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兒童公共服務支持體系建設經驗,周念麗建議,中國應該充分發揮家庭、社區、社會組織、政府等各方力量,打造兒童友好型社區,建立強有力的誌願者系統,切實服務城鄉兒童。

從目前情況看,社區將會成為完善兒童公共服務的一個抓手。今年6月28日,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強調社區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

中國社區發展協會兒童友好社區專業委員會主任周惟彥認為,從政府機構對社區教育的重視和家庭個體對兒童教育的關註來看,當前是建設兒童友好社區的好時機。

她認為,億未來社區親子公益聯盟在全國建立的45個試點,努力構建普惠的社區嬰幼兒養育支持體系,就是建造兒童友好社區的初步嘗試。

宋文珍強調,兒童保護應當遵循兒童優先、兒童平等、兒童最大利益、兒童參與等基本原則。投資兒童就是投資未來。通過從兒童友好家庭,到兒童友好社區,到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創造一個對兒童尊重、平等、友善、關愛的社會環境,對於提高未來人力資源質量至關重要。

 

嚴重 中國 留守 兒童 缺乏 關愛 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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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萬留守兒童教育滯後問題突出 親情慰藉缺失

19日公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總量超過6000萬的留守兒童面臨教育和親情的雙重缺失,心理健康存在威脅,亟需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註和扶持。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流動人口數量持續上升。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已經達到2.47億,每六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員。

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導致中國兒童群體出現急劇分化。部分兒童跟隨父母進城的同時,更多兒童以留守的方式滯留農村。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已經分別達到2880萬人和6100萬人,占全國兒童的比例分別為10.3%和21.9%。在中西部典型的人口流出地,農村兒童中留守者的比例已經過半。

當流動兒童在城市的生存面臨種種挑戰時,留在農村的留守兒童們的生存狀況更加艱難。《報告》稱,農村留守兒童普遍存在學校教育和親情慰藉的雙重缺失。

留守兒童的高中凈入學率比全國水平低20個百分點,不到城鎮兒童的一半,也低於農村非留守兒童。同時,留守兒童還存在比較突出的教育進度滯後和超齡就學現象。初中和高中推遲入學率分別高達21.3%和56.5%。

不能與父母保持日常的、近距離的溝通和交流是留守兒童們最大的煩惱。《報告》認為,親情慰藉的缺失,將會嚴重影響留守兒童心理的健康發展。

根據貴州省遵義縣和江西省修水縣的“留守兒童健康和生存狀況調查及幹預項目”,6歲以下兒童留守現象普遍,占比接近一半。留守兒童的主要養護人為祖輩,缺乏科學的兒童健康照料知識。

調查顯示,留守兒童意外傷害的比例高於非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和人格發展問題突出。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指標異常檢出率高於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情緒控制問題,在探索主動性和獨立性方面都落後與非留守兒童。

《報告》提出,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應得到家庭、社會和政府的重視。托幼機構和有關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對留守兒童教育的關註與資金投入,積極對留守兒童的不良心理狀態進行疏導,促進留守兒童健康發展。

根據《報告》,中國流動遷移人口總體出現家庭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舉家流動。尤其是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更願意選擇與配偶、孩子,甚至是老人一同流動。這意味著,有更多的留守兒童將會轉變成流動兒童。雖然流動兒童的成長環境仍待優化,但對於眾多留守兒童來說,能跟父母家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夢想就已經部分實現。

鑒於近年來與留守兒童有關的傷害事件增多,今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各級做好依法強化家庭監護主體責任,完善關愛服務體系,打擊侵害留守兒童的各種違法行為。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學者段成榮認為,通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鼓勵流動人口帶孩子進城、推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引導扶持返鄉創業就業等措施,可以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從而緩解留守兒童面臨的教育和親情缺失的困境。

6000 留守 兒童 教育 滯後 問題 突出 親情 慰藉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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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強北淘金客:逃離與留守

“以前,出租商鋪的價格都是我們說了算。現在是你要多大我們割多大,再談價格。”在華強北負責遠望二期的招商經理潘建東無奈地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華強北的今時已經不同往日。

上世紀90年代,深圳電子商圈華強北迎來了它最輝煌的時刻。這里的商家,生意好的時候甚至日入百萬。這里成為了許多年輕人南下淘金的第一站,在華強北擁有一家自己的店面是他們奮鬥的目標。

華強北彼時擁有一種罌粟般的魔力:上下遊供應鏈、信息流、物流以及人流在此處交匯,形成了這個龐大的電子集散地的內核。在最好的日子里,這里1平方米的櫃臺可以賣到30萬,一張商鋪申請登記表可賣到5萬。

那時的華強北,是創業者的搖籃,是草根的天堂。在這小小的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誕生了50個億萬富翁,也孕育了騰訊、神舟電腦、同洲電子、金證、洪恩軟件等一批在國內響當當的知名企業。

隨著互聯網發展,線上電子元器件崛起,實體店人流逐漸稀少。電子商務掃蕩舊經濟,華強北失去了往日風光。技術浪潮起伏,財富在此聚散。有人留下了,有人散去了,華強北和它的淘金客們正在經歷一場漫長的蛻變。

以前,商鋪價格“我們說了算”

2013年3月,是華強北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由於地鐵7號線施工,華強北主幹道被圍擋,進入四年的改造期。

主街道被圍擋之後,交通不便、漫天塵土的施工環境讓人流量驟減,另一方面,線上的元器件電子商城呈現出銳不可當的勢頭。

改造期間,跑路潮、空鋪潮之說喧囂不止。高峰期時,離開華強北的企業大概在三四千家,這比鄭州或濟南等城市電子市場的總量都要大。

華強北街道2013年公布的數據顯示,商圈中14家代表性單位,有13家日均人流量下降10%~20%,4家營業額出現下降,6家出租率降低,出現較大空置,並且有5家出現了租金下跌的情況。

新買主盤下已經虧損經營的舊樓,最後不得不在虧損中尋找下一任買家——店鋪頻繁易主成為常態。

“那段時間只能熬”,張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張堅的櫃臺設在遠望數碼城的二樓中心,原來主要做水貨手機的生意。和眾多來深圳的淘金者一樣,帶著夢想和幹勁一頭紮進了華強北。在他的觀念里,這里是創造奇跡的地方。

坊間有這樣的傳聞,華強北一條900米的街每年的銷售額能達到4000億元。一個月賺二三十萬對於肯吃苦的年輕人來說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

不過,一夜暴富的神話最終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相反,隨著華強北商圈優勝劣汰的產業鏈整合,張堅在華強北開的檔口生意越來越差。

和其他地方論檔口出租的形式不同,在寸土寸金的華強北,大多數電子市場都是按平方米收租。一個看上去不到5平方米的小檔口,通常會有兩三家共享,而租金便宜些的櫃臺也常常被分割成幾塊,一張每日更新的水貨單,一個十幾元就能買到的卡西歐計算器,就組成了交易的店面。

在最困難的時候,張堅選擇了和別人合租,一個不到1平方米的櫃臺租給了三家人。但這樣的日子也沒有過多久。

如果說零售品牌直營店的崛起壓縮了水貨手機的空間,那麽深圳的大力度打擊走私手機市場則成為了張堅的噩夢。

此前,淘寶上3C類產品中,超過50%的貨源都來自華強北,每天吞吐蘋果的產品都在四五千部以上,貨源一斷,像張堅這樣的小批發商就會很“受傷”。並且,不少供水貨商存貨買貨的賣場自華強北改造起已經打出了轉型升級的口號,張堅不得不再找新的地方來維持穩定的客源。

“小賣家必須要適應商場的規劃和節奏,不過,表面上怎麽變化,生意還得繼續。”張堅關閉了自己的店鋪,還在尋找新的商機。

“朋友圈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潮汕人基本都會互相幫忙。”同樣在華強北起步的阿凱對這個地方也擁有著深厚的感情。

曾經山寨手機生意的衰敗讓阿凱和他的老鄉們苦不堪言。

“不用看網上的數據,單單是看遠望二樓這邊的店鋪就知道了。”在地鐵圍蔽期間,阿凱帶記者參觀過他的“戰場”。一眼看上去,過道兩邊都是做手機背殼的商家。而據阿凱介紹,在過去,這里大多數都在賣水貨手機或者翻新手機。

阿凱所說的遠望二期位於主街上,與一期毗鄰。開年之後,遠望二期開始了新一輪的招商,“等了一整天,也沒見幾個人過來問,更不要說租了。”負責二期的招商經理潘建東告訴記者。

與主街的熱鬧場景不同,記者走訪發現,遠望二期二樓店鋪的空置率達到了50%以上,大部分店面鐵閘緊鎖,而零落的商家也是閑庭信步,並無忙碌跡象。“以前,出租商鋪的價格都是我們說了算。現在是你要多大我們割多大,再談價格,就是這樣人家都不願意跟你談。”潘建東無奈地對記者說道。

阿凱告訴記者,作為山寨手機廠商,從事iPhone外殼業務所投入的資源並不需要太多,只要弄到iPhone的模具,然後迅速開工來搶占市場,同時,原有山寨手機的銷售渠道還可以重新利用,相比從事其他行業,做手機殼並不是完全的白手起家,只是將原有的生產產品更換而已。

“雖然和過去相比,每部手機賺的點數波動並不大,但是加上鋪租和人流量等因素,生意並不好做。”

尋找新名片

年後的第五個工作日,第一財經記者走訪華強北。彼時,每年一度的醒獅賀新春活動剛過,電子競技嘉年華也如約而至,給這里帶來了不少人氣。

店主手指在計算機上快速按下一些數字,店里的小工則忙著裝卸一盒盒不同品牌的手機。手拖車拉過的聲音夾雜著吆喝聲,對著店主問價的客人也不自覺提高自己的音量。

四年改造將華強北主幹道變成商業步行街,從深南大道入口到紅荔路出口,930米長的華強北,從此結束人車混流歷史。

此前,淘金客們熱愛的華強北已經經歷過幾輪變革。

1982年深圳特區成立不久,城區面積很小。原電子工業部、兵器部、航空局、廣東省電子局等單位迅速進駐當時相當於市郊的上步工業區,成立了一系列的電子工業企業,並建成了愛華、京華、華發等大廈。這時,還沒有華強北的概念,此處以電子工業生產為主。

彼時,一棟20層的深圳電子大廈拔地而起,不僅是深圳當時最高樓,也是全國最高樓——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深圳特區的地標。

1988年1月深圳電子集團公司正式更名為賽格電子集團,1988年3月28日成立了賽格電子配套市場,當時由來自深圳本地和內地的160多家廠商以及10家港商,以自營自銷、聯營代銷的方式經營。此時形成了華強北的雛形,上步工業區也從一個工廠區變成了一個國內舉足輕重的電子元器件交易市場。再後來,電子產品起家的華強北成了深圳一處商圈。

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初,華強北從最初的工業區向商業區升級,吸引不少百貨進駐;2006年開始,手機零售配件行業迅速占領市場並讓華強北名聲在外;在2013年3月,由於地鐵7號線施工,華強北主幹道被圍擋,進入四年的改造期。

封街減少了客源,但也正是這四年間,華強北憑借其完備的電子信息產業鏈,打造“創客天堂”,無人機、LED、機器人、VR(虛擬現實)、AR(增強現實)、新型可穿戴設備等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正在成為華強北的新名片。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認為,華強北的未來應當是東京秋葉原。

改造後,華強北僅地下空間的增量就達200萬平方米。約有一半面積會發展消費電子的展銷,將電子商場從地面延伸到地下。另一半將引進餐飲、百貨、珠寶、休閑等項目,形成體驗式為主的商業業態。

如今的華強北主街兩邊形成較為明顯的不同風格,一邊是以賽格、遠望、曼哈等電子以及手機零配件為主的商城,而另一邊則是女人世界、茂業等商業區。這兩種風格在這條不到1000米的街道上共存著,風格迥異卻也和諧共存。

“對於華強北的改造一方面要保證華強北電子元器件的魂;另一方面,數碼安防、配套的生活服務也要有所承載,但如果只是改成純商業步行街,那這種改造是失敗的。”半導體應用聯盟副秘書長、獵芯網副總裁吳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道。

而如今,電子元器件在華強北所扮演的角色正在逐漸淡化,盡管賽格電子市場里仍有不少店面,但三三兩兩的客人詮釋了僧多粥少的行業情況。

在遠望電子商城,記者對比了兩家店面給出的報價單,華為P9全網32G的差價不過5元,而同款機型,京東報價比線下高出600多元。如此微薄的利潤難以維持高昂的租金,此時的華強北,一個一米長的鋪面,報價從5000到8000元不等。

線下生意越發艱難,不少人選擇離開,而仍然留下的只能擁抱轉型。

去與留

“沒有辦法,為了提升品牌影響力,即使虧損也要做。”

遠望數碼城二期所處大樓原來是一家免稅商店。潘建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總公司盤下這個地段的時候,商城是處於虧損狀態,經營了之後起色並不大。

由於與一期僅有一街之隔,龐源集團對於二期的規劃必須與一期區分開來,VR、無人機等新興智能硬件市場成為新的投資目標,而這個定位正好順應商圈的轉型升級。

實際情況不甚理想,“小的店面招不出去,像大疆那樣的大品牌不願意來。”談起招商進展,潘建東頗為頭疼,“一天下來,來問的人都沒幾個,更不要說租了。”

對比尚不成熟的無人機與VR產品,潘建東更傾向與大品牌合作打造線下體驗店,來提升鋪面出租率。“目前我們四樓半層都租給華為建線下售後中心,樓下也要改造一些鋪位給OPPO做展示廳。”

在華強北,沿街鋪面均以手機大廠為主。除此之外,就是小吃、餐飲等較容易吸引客流的小店。

華強北的傳統產業——電子元器件正逐漸通過網絡渠道分銷出去。

作為分銷商,老謝很早便到了華強北,從學徒開始做起,到如今擁有自己的公司,在華強北其完成了個人資產的原始積累。

如今老謝在華強北租用著一個櫃臺和一個40平方米的辦公室。樓下櫃臺接待客戶,樓上是專門的倉庫,整個公司員工不到十個人。

這種模式已經成為華強北的標準經營模式。在與電商的融合中,承擔不起昂貴經營成本的商家已逐漸撤出華強北,只留下接待客人用的小櫃臺作為提貨點。

電子元器件電商平臺獵芯網將辦公室選在了龍崗萬科旗下的一個互聯網產業園里,這里離華強北將近11公里。

對比華強北上千元一個小櫃臺,科技產業園價格更加適合互聯網公司,加上廠房改造的結構,實際使用空間比普通寫字樓高10%~20%。

而身處關外的電商平臺與華強北依然保持聯動關系。對於平臺來說,華強北是其向外界展示的一面窗口。

“用同樣的錢,在關外可以租到很大面積的辦公區域。互聯網電商教育用戶的過程已經過去,無論買賣都不需要把所有東西鋪設在上面(華強北)了,我們只需要(在華強北)設一個收發貨的地點就可以了,很小的一個據點。”吳波說道。

現在的阿凱主要打理網上的銷貨平臺,而華強北的店鋪主要做批發生意。

但由於IC元器件行業沒有什麽門檻,一兩個人就能撐起一個店鋪,平時這些人的工作就是幫朋友找貨,像手機上的一個小部件,打個電話,竄個場子就能找到,電商對於阿凱等人來說無疑是個搶飯碗的事,從主觀意願上來說,並不是太多的人願意去嘗試。但大勢所趨下,線上轉型能夠帶來更多機會。

走入遠望的一家店面,里面的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正月初八開始,每天的手機批發量在2000部左右,而這些訂單大部分來自線上。

“(如今)櫃臺拉新業務的概率已經變得很小,現在去華強北的很多是工程師、老熟客或者企業買家,他們一般都在線上已經找好自己想要的,去櫃臺只是提貨或者看看質量。”吳波告訴記者。

轉型浪潮撲面而來,生存下來比什麽都重要。線上電商帶來沖擊的同時,也為華強北帶來新的機會,如何把握機會成為留守的華強北人必須面對的新問題。

華強 淘金 逃離 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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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回訪報告】貴州平浪:書不缺,教閱讀的老師缺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008

面對有書沒有老師的圖書館,平浪小學的校長既高興又犯愁。(南方周末記者 鄒雨茉/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6月1日《南方周末》)

湖北鶴峰:“憑感覺”式的心理輔導無法解決孩子們成長煩惱,急需專業社工支持。

四川南充:一個“童伴媽媽”要做的事情很多,希望有更多“童伴媽媽”加入進來。

●貴州平浪:平浪完小已經收到了四萬余冊圖書,目前的問題是,“缺能管理好的人。”

“很多留守兒童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學校一年都不聞不問,親情嚴重缺失。應該喚起他們的責任,不拋棄自己的孩子,不能把撫養和教育孩子的責任推給社會和學校。”

2016年南方周末記者采訪點(梁淑怡/圖)

課間鈴聲響起,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平浪鎮中心完全小學(以下簡稱“平浪完小”)不足50平方米的圖書閱覽室陸續坐滿了學生,這是近幾年里最讓校長羅定國欣慰的一件事情。通過網絡募捐,越來越多的圖書和書架書櫃被源源不斷地郵寄到平浪完小和平浪鎮其他的小學。

羅定國說:“農村留守兒童是暫時的,等他們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真正能幫助他們走遠的是從閱讀中汲取的善良心靈。”

2016年3月,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次來到平浪完小(詳見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發的《貴州:大山里的圖書館——“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時隔一年,學生們的閱讀興趣依舊濃厚,教室內和走道上也新增了圖書架,學校另外開辟了一間屋子作為圖書儲存間。五年級的學習委員劉子怡在黑板上給同學安排了午休計劃:“可在圖書館安靜看書。”

同時,這所由董明珠捐資建造的希望小學的硬件設施也日益齊全,籃球架、乒乓球桌、多媒體設備(又名“班班通”)……面對這些改變,羅定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農村孩子的基本學習和生活條件都已經不是問題,但鄉村教育不能僅限於此。”

2017年,都勻市即將迎來國家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相關驗收,羅定國每周都在準備應付檢查的材料,但他對此並不抱希望。此外,他還有很多新的擔憂。

管理跟不上

捐書的設想,從想到做,還是容易的。自2014年羅定國通過名為《點亮孩子的希望》的微博文章向社會發出捐書呼籲後,平浪完小已經收到了四萬余冊圖書。但目前的問題是,“不缺書,缺能管理好的人”。

10分鐘的課間休息,二年級的3名學生從圖書儲藏間搬來一摞還未清點的圖書,將它們一本本地擺到圖書架上,但他們不知如何整理、分類。

早在2014年的暑假,華南農業大學支教團來到平浪完小,教這里的孩子如何整理圖書。該校心理輔導中心老師林媛表示,新書種類繁多,如何整理,需要老師們進行指導和引導。如何讀書也需要專門的人進行引導,“讓孩子們真正把閱讀變成一種習慣和愛好。”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林媛帶領大學生們通過將課堂內容與圖書館的書本相結合的方式,推薦一些書籍,引導孩子們有目的地去圖書館尋找。每天下午,他們還安排小型讀書會,讓兩個學生分享自己看過的覺得有意思的內容。

目前,這所大山里的圖書館工作基本上都壓在特崗語文教師林霞的身上,操場旁的優秀讀書筆記展示欄就是她近期開展的活動成果。

但羅校長覺得大學生太年輕,缺少經驗和方向性,也不太註重文化底蘊的積累。“我們的老師工作態度很負責,但是他們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工作和家庭之余有更多的精力去看書,也無力分身去和每一個孩子用心交流。”

特崗教師是2006年國家為加強農村義務教育教師隊伍建設,促進農村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創新教師補充機制,提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逐步解決教師總量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等問題,面向高校畢業生實施的一項招募計劃。目前平浪完小有6名特崗教師。

南方周末記者先後走訪了3所鄉鎮小學,都沒有看到引導學生閱讀的老師,只有學生自己在翻閱。

師範學校畢業的林霞坦言:“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教這些孩子去閱讀,因為沒有接受過培訓。”望著藏書室堆積如山又未經分類整理的圖書,她嘆了口氣,“整理圖書的工作很瑣碎,也複雜,難以應付。”

但是看到孩子們閱讀熱情這麽高,林霞還是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滿足感和成就感。談到外出學習的時候,她臉上透露出興奮,希望有更多這樣的機會。

在平壩小學,學生排隊打飯早習以為常。(南方周末記者 鄒雨茉/圖)

教師資源不足

三四年前,平浪完小部分學科的教學質量可以與市里小學相匹敵。都勻市平浪鎮平壩小學(以下簡稱:平壩小學)也有專門教授英語、音樂、美術課的老師。如今,這些都沒有了。

羅定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其原因是,能力好的教師都被調到市里去了。在他看來,特崗教師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歷練。但對於大多數特崗教師來說,鄉鎮小學並不是他們理想中的歸宿,在城里的學校雖然壓力大,但有更多上升空間。

經過羅定國多次挽留,本可以抽調到市里學校的德育主任李燕暫時留了下來,她是這所學校唯一一名音樂專職老師。采訪當天,李燕正在給學生們排練舞蹈,準備參加市級比賽。她已經在這里任教16年,每天往返於30公里外位於都勻市區的家。

采訪期間,年近四十的語文老師楊菊芝在平浪完小上完了最後一堂課,她終於爭取到調到市里小學的機會。“去市里教書並沒有多少好處,工資一樣,壓力反而更大,暑假還要在網上看視頻學習,重新備課。”但是她更珍惜可以陪兒子一起生活的時光。

目前,平浪完小一共有24名老師,其中6名為特崗教師,教學任務繁重,無法滿足素養教育和心理咨詢的需求。

雖然都勻市教育局要求針對農村留守兒童設立心理咨詢室,但由於教室和教師資源的匱乏,南方周末記者走訪的平浪鎮三所小學都無法落實。

林媛表示,如果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成人的陪伴和與他們的心靈交流,隱藏著的心理上的困擾和問題會在青春期或者進入社會之後表現出來。“如果一個人在幼年時行為沒有得到成人的指導和規範,有可能他成年之後,便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或違反社會規則的方式去尋求問題的答案,以達到自己發展的目的。”她直言,現在很多留守兒童長到初中便早早輟學,進入社會後,其犯罪率和違法率明顯高於城市兒童。

高盛是羅定國口中會撒謊的問題學生。出生後其父母離異,母親改嫁外鄉,高跟隨父親生活。在父親外出打工期間,他獨自一人居住在新蓋的平房里,自己上學,洗衣,做飯。前段時間,因為與在外務工回家的父親發生沖突離家出走,在山上不吃不喝地度過了兩天。

他在敘述這些事情的過程中,不停地啜泣。他說自己喜歡上學,希望爸爸媽媽可以和好,陪他一起生活。

在農村,即便孩子身邊有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可監護人的教育能力有限,還沒有時間和能力去思考孩子的心靈陪伴等問題。因此,在羅定國看來,合格的或優質的家長教育顯得尤為重要。在浙江嘉善縣等地開始啟動的“家長學校”,目前在平浪鎮仍停留在掛牌階段,沒有開展實質性工作。 面對留守兒童問題,羅定國最後說,現在他能做到的還是讓孩子們多讀書。

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版面。(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發展不均衡

南方周末記者先後走訪了平浪鎮平浪完小、平壩小學和三聯小學,以及位於城鄉接合部的都勻十三小(以下簡稱:十三小),其中十三小是都勻市政府掛牌的留守兒童寄宿學校。

十三小配備有心理咨詢老師,而兩所村小則只有語文和數學老師,三聯小學的需求則還停留在添補課桌。平壩小學的班班通是市里學校用過的舊設備,需要經常維修才可以正常使用,而黑板則因長期使用太過光滑不易書寫。

作為平浪鎮占地面積最大的村小之一,平壩小學這名工作人員希望能給學生提供更好的活動空間,而不是現在的水泥跑道。此外,按照國家給每個學生一學期300塊的資助,只有120名學生的三聯小學一學期能拿到2萬-3萬的教學經費,校長宋光方表示只能維持基本運轉,無力購買其他教學用的活動器材。

這四所學校唯一的共同點則是留守兒童的數量均逐年減少。以平浪完小和十三小為例,2017年新統計的留守兒童數量分別減少了25名和42名。減少的原因來自高年級學生的畢業和打工父母的回歸。

南方周末記者在2016年采訪的留守兒童陳文就已經擺脫了這個身份。2016年5月,他的父親和繼母從外地回到了平浪鎮,從事養殖工作。然而,長期留守的後遺癥並不能馬上消除。陳文的父親陳國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孩子成績一直不好,比較難溝通,按照老師要求督促他寫作業、不玩手機的效果並不大。”

采訪當天,陳文的班主任,五年級數學老師劉瓊剛給陳國兵反映了陳文喜歡打瞌睡的問題。劉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家長回來後,這個學生的情況有一定改觀,已經不會再曠課,但是他本身基礎不好,長期和外婆一起生活,缺少管束,一些不良習慣比較難改。”

此外,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2014年新成立的十三小在掛牌留守兒童寄宿點後,還沒有配備校舍、食堂和校醫,現有寄宿的49名留守兒童只能前往隔壁的五中就餐和就寢。

十三小德育主任陳慶芳介紹:“都勻市政府在2015年把都勻五中和十三小整合為關愛工程寄宿制學校並予以授牌後,發動各鄉鎮送過來的一批留守兒童,他們的行為習慣與城市里的孩子差別較大,會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副校長洪敏表示:“如果留守兒童能夠就近入學會更好,他們成長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和關愛。很多留守兒童的父母把孩子放在學校一年都不聞不問,親情嚴重缺失。應該喚起他們的責任,不拋棄自己的孩子,不能把撫養和教育孩子的責任推給社會和學校。”

好的教學資源和好的成長環境,對於平浪鎮的留守兒童似乎無法兼得。“真正重要的不是留守兒童的口號和標簽,而是在資源上真正做到城鄉教育的均衡發展。”羅定國說。

(文中劉子怡、高盛、陳文均為化名)

留守 兒童 回訪 報告 貴州 平浪 書不 不缺 閱讀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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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人物:耆英版莎莎留守上環40年

1 : GS(14)@2013-04-13 17:12:00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412/18225749
中西區是香港最早發展的地區,早前長春社出書講該區老店,就介紹了三陽百貨。40餘年前,三陽在荷里活道開業,「1967年,我哋啱啱開張,就遇上六七暴動。我仲專登走出去門口,聞下催淚彈乜嘢味!」老闆袁啟泰憶述。

舖位升值千萬 營商老實

                搬到太平山街現址也是20幾年前的事,幸而當時買了舖,「20幾年前買呢間舖,要百幾萬元,??家升值到千幾萬元」。買舖精明,營商卻不然,花露水來貨價19元,他標價22元,僅賺15%差價,還未計其他成本。記者買一支,他客氣要送,記者推卻,最終他只肯收20元,這樣老實商人,就像架上的古老貨品,香港地買少見少。
三陽是上一輩人的莎莎、卓悅,售賣胭脂水粉,袁老闆如數家珍:「呢個叫七姐粉,又叫三鳳粉,用嚟化妝。」粵語長片中的古法線面就是用它,但為何叫七姐粉?「舊時的人在七姐誕拜神,會奉上七姐粉。織女會牛郎,你咁都唔識?」袁太咭咭笑道。袁老闆無奈說:「??家好少人用啦,火箭都上太空啦!」找不到織女及牛郎?「咪係!」

為過日辰 變家人聚腳地

                                    袁太說,現在仍有廠家供應七姐粉,男士用的洗頭膏、髮油則已停產。橙色膠梳「蘋果梳」是香港老字號,但最近工廠賣掉,「東主都成80幾歲,佢叫我哋入多啲貨,話唔再生產。呢啲膠好靚,吹風筒都得」。袁太一臉不捨。
舊時嫁女,要齊備六項嫁妝:嫁女尺、雙囍毛巾、剪刀、鏡、紅頭線、梳,其他五件都不難找,惟獨嫁女尺一定要是紅色,還要刻上「百子千孫」四個大字,可惜,這廠家就是生產「蘋果梳」那家。
袁老闆看盡中上環40年的變遷,「荷里活道以前有好多食肆、茶樓、麻雀舖、涼茶舖。o依家就多咗好多外國人,多咗好多酒吧。以前人工平、租又平,搵到兩餐唔算難;o依家人工唔平,最貴係租,有啲舖頭搵埋都唔夠開銷」。袁太則感慨說:「舊樓變晒新樓,如果有人收購,我哋咪唔做囉!」
何故仍不言休?袁太解釋:「我哋仲有魄力吖嘛,哈哈哈,細路哥大啦,唔使理佢,咪過?日辰囉!」最重要還是給家人一個聚腳地,店舖後有煮食爐,家人樂也融融聚餐。
專題 人物 耆英 英版 版莎 莎莎 留守 上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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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場傳言四起 200人留守特首辦外

1 : GS(14)@2014-10-05 12:32:23



【本報訊】昨晚在政府總部外的抗爭,表面平靜,卻山雨欲來,心戰激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行政會議成員李慧琼及資深傳媒人劉進圖,先後指當局即將強硬清場,呼籲在政總外抗爭人士離開。高危地帶特首辦外,昨夜仍然有200人留守,大都不相信政府「放風」。昨晚深夜,仍然有約200人死守特首辦外的添華道,以年輕人為主,多帶備保鮮紙及眼罩等保護物品。在場約有40名軍裝警員駐守,人數比日間略為增加。現場留守人士告訴記者,晚上的鐵馬少了一重,又解除了索帶,似乎是警方有意隨時強行開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昨深夜亦發出緊急呼籲,促請在特首辦及政府總部附近工作的記者、攝影師和其他工作人員,需要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戴耀廷防清場為公僕開路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表示,會堅持留守在特首辦外面。對於羅致光及李慧琼的「溫馨提示」,與一些親政府人士呼籲撤退的心戰伎倆,梁國雄認為真偽難辨,「夠膽咪清(場)囉!」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則指,梁振英昨晚發表電視講話後,相信市民聽到不少傳言,包括政府會於凌晨時分清場,他認為抗爭人士要小心,不可以給梁有藉口抹黑佔領運動和清場,所以與學聯商議後,認為如能打開通道給公務員上班,可以防止梁振英清場。戴耀廷在台上問了集會市民三次:「大家贊唔贊成呀?」台下市民大嗌:「贊成!」戴耀廷最後強調,佔領運動不是要搞顏色革命,而是為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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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場 傳言 四起 200 留守 特首 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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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示威者願留守一年

1 : GS(14)@2014-10-30 13:54:35



【本報訊】路透社昨日發表一項非正式調查指,近九成留守各佔領區的示威者,準備留在街上一年以上。逾九成人表示,即使警方清場,他們仍會轉戰其他地點,重佔街道。調查更顯示,45%留守者希望香港可脫離中國而獨立。


若警清場 93%人再佔領


路透社旗下中文網站「路透香港」報道,路透社在兩個主要示威地點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87%的回覆者表示,他們將繼續示威達一年以上;93%的人稱,即使警方強行清場,他們也會在別的地方聚集,重新佔領街道。調查亦試圖了解佔領者追求民主的動機,結果顯示,在收回的121份書面調查中,有59%受訪示威者表示,反對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是他們參與這次活動的主要動機。38%回覆稱,「貧富不均」是推動他們民主訴求的一個重要原因。北京把雨傘運動定性為「顏色革命」,官媒更把佔領行動與「港獨」掛鈎。《人民日報》日前發表的評論員文章,便指佔中真正目的是推動「港獨」,理由是學聯在政府總部外的主台背景板打出了「命運自主」口號。路透社的調查顯示,55%的受訪者稱並不希望香港脫離中國管轄獨立,但有45%的受訪者則希望如此。報道稱,許多受訪者表示,這次運動反映了人們內心中保持香港獨特地位的願望,包括粵語和文化,以及自由和資本主義生活方式。73%的受訪者稱,若中央政府允許2017年自由提名候選人,他們傾向於選擇最佳的候選人,不關心所屬黨派;只有20%左右的受訪者表示一定要選擇民主派人士。《香港獨立媒體》早前亦發表調查,結果顯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重新開放行車路暫停佔領的比例超過80%,而同意暫停佔領的則只有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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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示威者 示威 留守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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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大學生感染肺炎送院

1 : GS(14)@2014-10-31 13:31:30



【本報訊】學生長期留守金鐘雨傘廣場,付出精神體力,更有人染病。統籌佔中醫療隊的歐耀佳醫生表示,昨日接獲通知,指一名曾於金鐘佔領區留守數日的大學生,感染肺炎曾到醫院求醫。他指留守者壓力大,若缺乏休息會令抵抗力下降,容易染病。昨日警員之間傳出金鐘雨傘廣場衞生環境轉差,開始爆發肺炎消息,有前線警察提醒同僚執勤時要戴口罩。歐耀佳表示,暫時只知悉一名曾留守金鐘佔領區數日的大學生,感染肺炎曾到醫院求診,現時佔領區沒有爆發肺炎。


金鐘佔領區辦清潔日

過去數日天氣較清涼,學生長時間留守壓力很大,若休息不足會引致身體抵抗力下降,容易染病。佔領區內的急救站常有學生到來領取傷風或退熱藥。歐指,下周溫氣下降,留守者要多休息,注意個人衞生,如進食前要洗手,或帶備酒精搓手液。大會發動一人一帳篷初期,不少人會共用大會的帳篷及被鋪,但現時大部份人自行帶備帳篷被鋪,相信可減少傳播疾病風險。他已將有學生染肺炎事件通報大會及急救站,提醒留守者注意身體,大會將會辦清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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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 大學生 大學 感染 肺炎 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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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33℃下留守等表決

1 : GS(14)@2015-07-23 00:17:22

日本昨天有約500多名巿民冒着33℃高溫在國會前抗議,要求撤回安保法案,他們徹夜留守至今天,以待眾議院表決。大批民眾聚集在國會前,高叫口號,並舉起「絕對反對強行通過」、「戰爭法案立即廢棄」等標語牌,當他們得悉國會特別委員會表決通過法案後,即發出悲鳴聲,並大叫「堅決譴責強行表決」口號。參與集會的70歲律師內田雅敏表示:「無論如何都要阻止安保法案成立。」20歲女學生就說:「擔心今年加入自衞隊的親戚會被派到海外。」這次集會由反對日本修憲參與戰爭的團體於Twitter號召,而前晚就有近1.5萬人在國會附近的日比谷公園集會。此外,日本放送協會(NHK)是唯一獲准全國直播會議的電視台,但昨天卻無直播表決時的混亂情況,令民眾無法得知法案成立的經過而備受批評。日本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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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 示威 33 留守 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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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生留守災區救人

1 : GS(14)@2016-02-09 03:32:56

在2011年311大地震中受到台灣巿民熱心捐助,這次台南大地震,日本政府及民間都義不容辭提供協助,不少日本網友說「要為311報恩」。在倒塌的維冠大樓,港醫生展開馬拉松式救災,即使見慣生離死別,但看到抬出的災民「一係輕傷、一係死者」,覺得痛心。



日展開報恩支援行動


年屆六旬,香港出生、秀茂坪長大,現在台灣落地生根的蘇醫生,前晚6時許開始一直留守災區急救傷者,缺席家中的團年飯。蘇醫生指,這次傷者情況極端,不是被瓦礫壓倒,就是僥倖躲在黃金三角。他說,維冠金龍大樓倒塌現場,令他憶起年少時目擊的秀茂坪山泥傾瀉,當時也是整棟新樓塌下。日本展開「報恩支援行動」,日首相派出5名地震災情專員,前晚10點抵台後,便投入救災行動,但台南暫未向日方提出需求,部份成員已先行返日。秋葉原街頭有人發起募捐行動,日本雅虎亦為台灣地震籌款,截至昨晚7時半,已籌得逾6,000萬日圓(約400萬港元)。台灣《蘋果日報》/《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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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 留守 災區 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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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留守兒童觸電亡父買冰櫃冷藏愛兒屍

1 : GS(14)@2016-08-18 06:04:16

據內地媒體前日報道,廣東惠州發生了一宗悲劇,一名15歲張姓留守少年趁着暑假,從河南老家來到大亞灣與在當地打工的父母團聚,未料上周六(13日)下午6時許,卻在父親的裝修工地不幸觸電身亡。因天氣酷熱,悲傷的父母擔心其遺體腐爛,在老鄉的幫助下買了一個大冰櫃,冷藏愛子的遺體。報道指,張姓少年是名中二學生,其父是名裝修工人,不久前承接了位於大亞灣中興五路的德州中心城一商鋪改裝工程,為該店建設閣樓。上周六下午6時許,他與小舅子分別在舖旁和舖門前工作,基本上已完工,其子也在舖裡陪他們。未料舖內突然傳出「啊」一聲,張父即跑進去查看,已見其子躺在地上,「他觸電了,右手掌心已經被燒成烏黑,嘴巴張大表情痛苦」。他們趕緊將他送院,但很快就證實兒子腦死亡,隨後宣告不治。導致張姓少年觸電的,是一條黑色電線,是張父他們用來改造閣樓時接駁電器。但張父認為,兒子之所以觸電,是因為發展商設計的電路程序不規範導致,故事發後,他拒絕讓大亞灣警方運走屍體。「在老鄉的幫助下,我們買了一個大的冰箱,把兒子屍體放在冰箱裡,我不能讓他們拖走屍體,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個說法。」前日下午4時許,張父在現場拉起了橫幅。大亞灣警方有關負責人則表示,根據初步調查,事發的主因可能是張父操作不當所致,故只能定性為事件,而非案件。因為不是治安案件,也不是刑事案件,無法立案。大亞灣住建局有關負責人稱,事發後,該局召開了會議,要求發展商和設計單位作出解釋,初步認定電線漏電主因是非專業人士操作,張姓少年也非專業電工,私自去撿電線導致觸電身亡。由於屍體不能私自存放,大亞灣警方前晚強行將屍體送入殯儀館。對此,發展商有關負責人稱,按照相關程序,發展商已報建並符合安全要求,不會給予賠償,但考慮到死者家屬的困難,或從人道主義上給予一定的補償。廣東《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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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磡搵食】燒腊老店留守四十年 歌星紅館開個唱訂燒味

1 : GS(14)@2016-10-02 13:56:27

金源燒腊的關老闆說,附近很多街坊老店都搬走了,偶爾會覺得寂寞。



37年前的10月1日,觀塘線正式通車。當年地鐵開通為鄰近的小店帶來人流,到今天觀塘延線將落成之際,卻為小租戶帶來加租的壓力。「紅磡和土瓜灣都是舊社區,很多店舖都做了幾十年,(我們)很應該去保護他們。」Eddie除了是紅磡一間咖啡店的老闆,亦是這裏的舊街坊。



燒肉(例牌)(a),肉和脂肪的比例剛好,皮夠脆而且香,$70。

走入黃埔街,好幾幢住宅早就人去樓空。老字號如小寧波,在紅磡活了幾十個年頭,卻也執拾包袱準備離開,可以想像這裏的老店也不過是苟延殘喘。「如果收購拆樓我都不做了,這裏做得多久就多久吧。」金源燒腊的關老闆說。四十年前,金源已在寶其利街擺檔,那時候還是開放式的街市,滿街都是叫賣聲,當然衛生也不大好。時至今天,金源已經搬入地舖二十年,在紅磡可以說是無人不識,「這裏很有人情味,以前在街市幫燒肉的客人,仍然會回來(地舖)光顧。」不少在紅磡體育館辦演唱會的歌星,也會安排唱片公司到金源訂燒味。不論客人是明星還是地盤佬,關老闆都會親自給他們送燒豬,「我們會自己駕車,又會幫忙斬和安排拜神的事宜,簡直是一條龍的服務。」他笑說,雖然過了四十年,金源的燒味仍然在自家的廠房燒製,燒肉仍然脆口,叉燒一樣有邊。街道雖然比以前靜了許多,金源能留下來,只因他當年用上二百萬買下這個舖位,「那時候儲了八年、十年才儲到啊。」老闆安慰的說,幸好當年買下了這個舖位,才能在紅磡留守四十年。



有老店留守,卻也有新店進駐。紅磡這條小巷,就有一位HR高層放棄70萬年薪而選擇開咖啡店。「相比其它地區,這裏的租金便宜得多。」老闆李明遠說,他在台灣體驗過當地的咖啡文化,就一直很想回香港開一間咖啡店。店舖原本只賣多士和咖啡,就連咖啡豆也是他親自炒和烘焙,但開業初期生意卻一般。「有些街坊告訴我們,即磨咖啡味道較濃,他們比較喜歡甜一點(像港式咖啡)。」為了配合街坊的口味,他就改變炒豆的方法,令咖啡變得沒那麼苦澀。後來鄰近的店舖又提議他賣麵食,好讓街坊和學生也有份飽肚的午餐,「他們都很好,願意給我意見,我也樂於配合。」雖然菜單改了又改,但他仍然堅持要賣最好的食物。好像滷肉麵(即肉燥麵)上的肉和配菜都是他來自台灣的媽媽煮製,就連水餃皮和餡料都是自己做,吃下去難怪有種住家飯的味道。



李明遠說自己一直想將台灣的咖啡文化帶來香港,因而開了Forest Kitchen。

滷肉麵(b),麵上的滷肉都是李來自台灣的媽媽烹調,肉會慢慢在口中融化,味道鹹鹹香香,$24。

(a)金源燒腊茶餐廳紅磡黃埔街20號地下(b) Forest Kitchen紅磡蕪湖街58號1號舖記者:黃映嫚攝影:伍慶泉、許先煜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 ... t/20161002/1978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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