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從合肥市國土資源局網站獲悉,合肥市公布2016-2018年住宅用地滾動供應計劃,其中未來兩年將供應住宅用地約2.15萬畝。
24日據新華社報道,合肥市國土資源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按照國土資源部要求,該局擬定了全市2016-2018年住宅用地滾動供應計劃,三年住宅用地供應總量約為3.1萬畝。各年度具體住宅用地供應計劃,按照年度房地產市場狀況、供需預期情況確定,實行動態管理。
《合肥市住宅用地三年滾動供應計劃》指出,2016年度供應住宅用地約9500畝。2017年度和2018年度供應住宅用地總量較2016年度有所增加,分別達到約1.05萬畝和1.1萬畝。
據悉,今年10月2日,合肥市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提出將進一步加大居住用地(含以居住為主的商住用地)供應力度,今年內市區再供應5000畝居住用地,力爭全年全市居住用地供應超1萬畝。
合肥市住宅用地三年滾動供應計劃
按照國土資源部要求,我局擬定了全市2016-2018年住宅用地滾動供應計劃,三年住宅用地供應總量約為31000畝。各年度具體住宅用地供應計劃,按照年度房地產市場狀況、供需預期情況確定,實行動態管理。
現將全市住宅用地三年滾動供應計劃予以公布。
合肥市國土資源局
2016年10月19日
11月23日上午,國土資源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對《關於深入推進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的指導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指導意見》)進行解讀。國土資源部黨組成員、副部長趙龍,國土資源部規劃司司長莊少勤,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長陳國慶出席並答記者問。
會上,趙龍介紹了《指導意見》的主要內容:
一是提出了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力求做到土地集約利用水平明顯提高,城鎮建設用地有效供給得到增強;城鎮用地結構明顯優化,產業轉型升級逐漸加快,投資消費有效增長;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明顯改善,城鎮化質量顯著提高,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提升。
二是明確內涵,充分發揮專項規劃的統領作用。要求各市縣人民政府結合地方實際,提出低效用地的具體認定標準,做好調查摸底、標圖建庫和項目實施方案編制等基礎工作。重點組織編制低效用地再開發專項規劃,加強規劃對開發規模、布局、用途、時序的統領。
三是制定了激勵措施。主要5個方面:一是鼓勵原國有土地使用權人自主或聯合改造開發,二是積極引導城中村集體建設用地改造開發,三是鼓勵產業轉型升級優化用地結構,四是鼓勵集中成片開發,五是加強公共設施和民生項目建設。
四是妥善處理各類歷史遺留建設用地問題。按照依法依規、尊重歷史的原則,對歷史遺留建設用地,以用地行為發生時間為界限,明確了3類不同的處理政策。
五是完善了保障措施。要求加強組織領導、健全民主協商和社會監督機制、強化實施管理、嚴守廉政紀律、加強宣傳引導等等。
趙龍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城鎮化建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一批現代化城市興起,城鎮用地結構布局不斷優化,土地利用效率不斷提升。但在一些地方,由於歷史的或現代化進程中的原因,城鎮外延式擴張與存量土地低效利用狀況並存。
他強調,一方面,城鎮快速擴張占用大量耕地良田,土地開發強度過高,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相適應,以犧牲農用地為代價的城鎮化模式已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城鎮內部存在大量低效用地,盤活利用潛力巨大。
集中表現在:一是布局散亂,容積率低、建築密度低、投入產出率低;二是產業用地配置不合理,大量工業用地集中在黃金地段,有的還是淘汰類或禁止類產業;三是舊城鎮、舊村莊、舊廠房建築危舊、設施落後、環境臟亂,群眾意見大;四是閑置浪費現象存在,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空城、鬼城。
針對棚戶區、城中村問題,趙龍表示,在一些城市,高樓大廈林立、現代氣息濃厚的同時,棚戶區、城中村夾雜其中,布局松、散、亂,環境臟、亂、差,公共設施缺乏,社會治理任務繁重。通過低效用地再開發和城市更新改造,發揮土地級差收益,在優化土地結構布局同時,可以有效改善城鎮生活居住環境。
趙龍表示,下一步,國土部將會同有關部門,指導各地結合實際,盡快制定具體措施,積極推進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同時,強化檢查指導和跟蹤評估,及時研究解決政策實施中的問題。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局長莊少勤已於近期調任國土資源部,擔任該部規劃司司長一職。
截至記者發稿,在上海規土局的官網上,還保留著莊少勤的原職務信息。
新身份
國土部23日舉行了《關於深入推進城鎮低效用地再開發的指導意見(試行)》新聞發布會。此次發布會上,莊少勤以國土部規劃司司長的身份出席。
在此之前的11月12日,2016年“土地資源利用和管理”國際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會議重點探討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等問題。
來自美國、日本、新加坡、香港和中國大陸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共聚一堂,共同探討“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土地節約集約利用”。莊少勤也以國土部規劃司司長的身份參會並發言。
在發言中,莊少勤對我國國土空間規劃的未來發展提出三點要求,一是國土空間規劃應該要“見城”、“見人”、“見方式”,要充分適應城市化對城市、對人、對生活方式乃至城市治理方式的變化要求;二是要充分體現國土空間規劃的有位、有利、有用,充分發揮“多規合一”背景下國土空間規劃的“三底”、“三線”作用,利用政策性、實施性強的優勢,為城市發展創造更多附加值;三是要利用講學術、講協作、講生態的國際開放平臺,實現國土空間規劃行業轉型,通過強化政府與學界、地區與地區、國內與海外的交流,營造互聯網思維下跨界合作的良好行業生態。
此外,莊少勤還表示希望上海能發揮好改革開放排頭兵、科技發展先行者的作用,為全國國土空間規劃和土地利用管理提供更多的經驗。
莊少勤生於1965年,廣東揭西人,博士研究生學歷,高級工程師。
在調任國土部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工作,歷任東新區城市建設局副總工程師、副局長,區重大項目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浦東新區環境保護和市容衛生管理局(水務局)局長、黨組書記,楊浦區委常委、副區長,奉賢區委副書記、副區長、代理區長、區長。
2013年7月,莊少勤接替馮經明開始擔任上海市規劃和國土資源管理局局長一職,後者此後調任上海地產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
上海土地“新政”
在莊少勤擔任上海市規土局局長期間,上海啟動了新一輪的土地管理“新政”,目標是實現規劃建設用地總規模的“負增長”。
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議上,莊少勤表示,2015年上海真正實現了產業用地減量化,甩掉了“掛賬”的包袱,並開始“還賬”(每年還1000公頃)。除此以外,土地供應結構的探索也有所成效,對開發商的運營能力提出要求。
他稱,2016年,上海將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編制出臺新的土地規劃,將土地資源和資源環境作為發展的主要考慮因素,實現內涵開發和彈性開發;更加註重城市地質環境,將城市環境安全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來抓,例如城市沈降、土壤安全、水質環境等。
作為國內土地資源約束最突出的特大城市之一,上海已遭遇了土地資源的“天花板”。因此需要全面實施土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上海一方面提出“五量調控”新思路,通過“總量鎖定、增量遞減、存量優化、流量增效、質量提高”實現建設用地“負增長”,並以土地利用方式的轉變倒逼城市的發展轉型。一方面也提出城市有機更新。
數據顯示,上海從2011年至2015年度新增建設用地從5143公頃逐年減少至1935公頃,年均降幅超過20%。
在這期間,上海也開展了第六輪城市總體規劃“上海2040”的編制工作。
通過這輪規劃,上海不僅要實現“卓越的全球城市,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的發展目標,還需要探討一個超大城市睿智發展的創新轉型新路,聚焦解決超大城市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問題。
莊少勤也表示,作為一個超大型城市,上海越是要謀劃長遠規劃,越是要強化底線思維。這個底線思維,具體表現人口、土地、環境、安全四條底線上。
目前,上海2040已經完成公示,並於11月10日正式提交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按照程序,在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審議後,將正式上報國務院審批。
莊少勤此番擔任國土部規劃司長,其前任是今年6月升任國土部副部長的趙龍。
2015年6月,趙龍被任命為國土部規劃司司長。一年後的2016年6月,趙龍開始擔任國土部黨組成員、副部長,規劃司司長。
當下,返鄉下鄉創業成為一種時尚,日前又迎來政策大禮包。
12月1日,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隨著四化的同步發展,一方面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就業,同時也有一大批返鄉下鄉人員到農村去創新創業,投入到現代農業和新農村建設之中。
他說,初步統計,近年來從農村流向城鎮的各類人員返鄉創業的人數累計達到570多萬,其中農民工返鄉創業累計達到450萬人,還有居住在城鎮的科技人員、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等人員約130多萬人下鄉創業創新。他們為活躍農村經濟發揮了重要獨特作用,成為農業發展的生力軍。
不過,在他看來,雖然這股發展勢頭很好、影響很大,但在一些地方也存在政策落實還不到位,融資難、用地難、人才聘用難、技術獲得難等問題,需要采取進一步措施切實加以解決。
政策擴大扶持範圍
去年6月和12月,國務院辦公廳先後印發《關於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意見》和《關於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近日印發了《關於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這成為促進農村創業創新的重要指導性文件。
此次扶持範圍進一步擴大,支持重點領域和方向更加明確,政策措施也更加系統。
《意見》在過去主要支持農民工、大學生、退役士兵等人員返鄉創業,擴大到了支持有意願有能力的城鎮科技人員、中高等院校畢業生等人員下鄉創新創業。這有利於建立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關系,進一步拓展資金、技術、人才流向農村的渠道。
陳曉華稱,這次的政策措施是過去政策措施的延伸和完善。《意見》把過去散見在各個文件中針對下鄉返鄉創業中的支持政策匯集起來。從下鄉創業準入開始,到財政支持、金融支持、用水用地政策支持,甚至到保險、社會保障、獲得技術支持、入駐創業園區等整個流程梳理出來,這樣既有利於返鄉下鄉人員掌握運用,同時也便於各個部門按照要求抓好貫徹落實。
另外,針對性也更強。《意見》重點對突出反映的問題,比如用地難、融資難、人才獲得難等問題進行突破,堅持問題導向解決問題,也將反映出來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細化、實化。
政策創新服務改革實踐
在農村,返鄉下鄉的“創客”們遭遇到的主要困難,包括融資難、用地難。而當前農村正進行著承包地“三權分置”,以及2015年開展的農村三項土地權益試點改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創客”們的實踐承載著改革的期許。
針對融資難,《意見》提到,要“穩妥有序推進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有效盤活農村資源、資金和資產。”針對用地難,《意見》也提到,“在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前提下,通過調整存量土地資源,緩解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用地難問題。”
陳曉華回應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農村土地政策是所有政策的基石。在農村土地改革的大背景下,返鄉下鄉人員創新創業涉及到租地、租房等一些農民財產權益的事項。他分析說,要分兩種情況,對於返鄉人員,承包地的承包權、房屋的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本來就是他自己的,相對而言,制約和限制少一些。但是,對於下鄉創業的人員來說,凡是涉及到這一類的,都應該遵從法律和政策的相應規定。
根據《意見》,包括鼓勵返鄉下鄉人員依法以入股、合作、租賃等形式使用農村集體土地發展農業產業,依法使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開展創業創新;各省(區、市)可以根據本地實際,制定管理辦法,支持返鄉下鄉人員依托自有和閑置農房院落發展農家樂;在符合農村宅基地管理規定和相關規劃的前提下,允許返鄉下鄉人員和當地農民合作改建自住房等。
關於建設用地指標的政策安排特別值得關註。《意見》提到,為重點支持農村的“創客”們,縣級政府可在年度建設用地指標中單列一定比例專門用於返鄉下鄉人員建設農業配套輔助設施。還有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騰退出的建設用地指標,以及通過農村閑置宅基地整理新增的耕地和建設用地。
事實上,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由於事關重大,中央一直在穩步推進,但是面對當前複雜的改革實踐,如何平衡政策與實踐,特別需要創新。
不論是以入股、租賃等多種形式創新使用農村集體土地、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來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還是要求單列一定比例的年度建設用地指標、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騰退出的建設用地指標,都可以被視為服務於現實改革的政策突破。
陳曉華稱,有些規定還需要配套,有些規定還需要地方拿出辦法來。總之,農業部會開出清單,督促各部門、各地方把這些政策落實到位。
作為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一線城市深圳,近年來隨著金融和高新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人口流入不斷加快。不過,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深圳也面臨著房價過快上漲、土地空間日趨飽和等難題。
無縣可改區的尷尬
這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空間不足。數據顯示,深圳的全市面積為1990多平方公里。同為一線城市,上海面積6300多平方公里,北京是16800多平方公里,廣州是7300多平方公里。也就是說,深圳大致相當於北京的八分之一,或上海、廣州的三分之一。
再看一下目前最具競爭力的幾個二線城市,天津11760平方公里,南京6597平方公里,杭州16596平方公里,武漢8494平房公里,蘇州8488平方公里,重慶和成都面積更是深圳好多倍。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的統計,在目前城區人口規模超過500萬(包括接近500萬的杭州)的主要一二線城市中,深圳無疑是面積最小的。即使在所有的一二線城市中,深圳面積也僅略大於廈門。
深圳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目前深圳建成區面積已經達到900平方公里。早在2005年,深圳市即將全市陸地總面積50%的土地劃入基本生態控制線,共計974.5平方公里。這也意味著,深圳可供開發的土地空間已經基本飽和。缺地,成為深圳最大的瓶頸所在。
深圳市域面積小,是個歷史問題。30多年前設立經濟特區時,政策規定是一個經濟特區只能帶一個縣,比如深圳管轄寶安縣,廈門帶同安縣,這兩市總面積都在2000平方公里以內。
在改革開放初期,城鎮化率還很低,城市規模普遍都不大,深圳市域面積狹小的問題還不明顯,但現如今,在高速城鎮化過程中,大量的人口往一二線城市流動,中心大城市對外擴張不斷提速。在這個過程中,大城市為了擴張自己的地盤,不斷把自己轄下的縣、縣級市紛紛改成區。比如武漢、南京、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這些大城市,原先轄下都有大量的縣(縣級市),但現在都改成區了,成為“無縣城市”。
相比之下,早在20多年前,深圳就已經是“無縣城市”。1992年,深圳下屬唯一縣寶安縣就改成了區。近幾年看著其他大城市紛紛吞並自己下屬的縣,深圳早已無縣可改了。
反映在房地產市場,土地資源稀缺,外來人口購房需求大是導致深圳房價過快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別的城市都有大量的土地進入房地產開發領域,但深圳除了前海,這幾年供地產開發的土地很少。深圳市房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預測顯示,未來幾年,深圳每年實際僅有0.33平方公里的新增住宅用地供應,幾乎無地可供,房地產住宅項目90%來自舊改。
面臨用地窘境,未來5年深圳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合並東莞、惠州不可能
不過,填海造地需要時間,不是馬上就能用,即便未來都填好,50平方公里也不多,相比深圳產業高速發展和人口快速流入,更顯得“杯水車薪”。所以在沒有縣可改區的情況下,能否在更大範圍內進行行政區劃調整引人矚目。在深圳土地稀缺的背景下,近幾年呼籲深圳合並東莞、惠州的聲音可謂此起彼伏。
大城市通過合並其他地區(指吞並轄區以外的區域)實現自身發展空間的拓展不乏先例,比如今年為了成都新機場的建設和天府新區的發展,將原先由資陽市代管的縣級簡陽市改由成都市代管。更早之前的2011年,通過三分巢湖,合肥和蕪湖、馬鞍山都極大地拓展了自身的發展空間。
不過,相比之下,深圳要合並周邊的東莞、惠州“卻難於上青天”。根本原因在於,深圳經濟財政上直轄與行政上省轄之間存在著較大沖突。廣東是沿海發達地區中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粵東西北地區仍十分落後。廣東要平衡東西北落後地區的發展,就需要加大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而省級財政主要來自珠三角,但由於深圳是計劃單列市,在稅收方面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廣東省級財政就主要靠廣州和東莞、佛山等地來貢獻,尤其是廣州作為長子責無旁貸。
另一方面,深圳周邊的東莞和惠州同屬珠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在深圳計劃單列的情況下,將東莞和惠州並入深圳,對廣東省級財政而言,無疑是少了重要的財政貢獻來源,反過來也會進一步增大省級財政壓力。因此,深圳向別人要發展空間幾無可能。
在現有的計劃單列體制短期內難以調整的情況下,未來深圳要進一步拓展空間,除了繼續填海、陸地整備外,還可通過打造大都會圈等形式,實現在更大範圍內的區域融合與一體化。深圳與周圍地區的分工與合作已十分緊密,實現了“你中我有、我中有你”的局面。比如華為的總部在深圳,但生產基地放在東莞。
將更多生產端環節轉移出去,深圳自身才能騰出更多的空間發展總部經濟、現代服務業等,也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突破地理空間和行政區劃的束縛。
目前,深圳與東莞、惠州之間的合作正進一步提升。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今年初在廣東“兩會”上表示,深圳將加強同東莞、惠州的合作,主要是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共治環境的基礎上,讓各方人口“相互進入”。眼下,深圳地鐵線路正在延伸至東莞、惠州,也是希望緩解自身土地空間不足之困,同時帶動三市共贏發展。
表:主要一二線城市總面積和人口比較
(數據:第一財經日報整理,城區人口數據來源於《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
近日,國土資源部印發《關於改進和優化建設項目用地預審和用地審查的通知》(下稱《通知》),對建設項目用地預審和用地審查工作進行改進優化,相關措施將於2017年1月1日起執行。
13日國土資源部就相關情況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土資源部規劃司司長莊少勤介紹,《通知》提出簡化改進審查內容,切實提高建設用地審批效率,同時也強調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嚴格用途管制,確保最嚴格地落實土地管理制度。主要包括7項措施:
一是簡化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土地使用標準的審查;
二是簡化對補充耕地和征地補償等的審查;
三是改進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的審查;
四是改進壓覆重要礦產資源的審查;
五是組織開展項目用地踏勘論證和節地評價;
六是改進城市建設用地的審查報批;
七是適當縮小用地預審範圍。
莊少勤指出,本次改進主要對審查內容和申報要件進行了簡化。例如,用地預審環節只保留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否符合土地使用標準、是否符合供地政策3項審查內容;取消了補充耕地方案、征地補償費用和礦山項目土地複墾資金安排情況、是否開展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是否壓覆重要礦產資源4項審查內容;對需要修改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相關材料也進行簡化。
預計改進後,需要修改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開展地質災害危險性評估、辦理是否壓覆重要礦產資源證明的建設項目用地預審組卷時間可明顯縮短,從組卷到完成用地預審時間基本可縮短至原來的一半。
關於新老系統銜接的問題,莊少勤表示用地預審和用地審查從2017年4月起將全面按新要求受理,在過渡期內,行政相對人既可以按照原有要求報件,也可以按照新的要求報件,國土資源部都將按程序抓緊辦理,保障各類建設項目及時落地。
1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其中提出對在養老服務領域采取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方式的項目,可以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作價出資或者入股建設。
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對第一財經分析,此次《意見》將對養老PPP項目產生積極影響,一些此前養老PPP項目推進中的障礙將被掃除。
《意見》提出,各地要因地制宜設置改革過渡期,加快推進具備向社會提供養老服務條件的公辦養老機構轉制成為企業或開展公建民營,到2020年政府運營的養老床位數占當地養老床位總數的比例應不超過50%。
金永祥認為,這意味著增量部分將以民營養老機構為主,政府投資建設的養老設施也將大規模推進。養老服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完全市場化的條件還未成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監督,因此,未來PPP仍然將是養老院建設的主要方式。
在備受關註的定價方面,此次《意見》稱,對於政府運營的養老機構,以扣除政府投入、社會捐贈後的實際服務成本為依據,按照非營利原則,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對於以公建民營等方式運營的養老機構,采用招投標、委托運營等競爭性方式確定運營方,具體服務收費標準由運營方依據委托協議等合理確定。
金永祥認為,意見規定民營養老設施可由經營者定價,政府經營的養老設施實行政府定價。雖然未提到PPP養老設施如何定價,但是很明顯PPP屬於民營範圍,可能對一個養老PPP項目的部分床位或服務內容,政府可以對價格進行管理,但剩余部分經營者可以自主定價,這樣就可以提高養老設施的收益率和社會資本參與的積極性。
此次意見一大亮點是,養老服務領域若采取PPP方式的,可以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作價出資或者入股建設。
“這就解決長期困擾PPP養老項目的土地問題,可以有效降低土地成本從而提升老年人的承受能力。另外,也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條件提供靈活性,政府入股在營利時可以分紅,不盈利時可不分紅,支持社會資本。”金永祥稱。
此次《意見》要求,各地要進一步擴大面向居家社區、農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服務資源,結合實際提出養老床位結構的合理比例,到2020年護理型床位占當地養老床位總數的比例應不低於30%。
金永祥認為,這種規定改變了以前只關註床位數而不強調床位種類,按床位數進行補貼而不考慮受益老人情況的政策取向,健康老人受政策補助將會減少。養老的政策用力方向更加合理,為養老PPP發展也明確了方向。
值得註意的是,異地結算問題已經提上日程。
金永祥認為,目前很多養老PPP項目推進不利的制約因素是醫療體制問題,該問題的解決將解決養老PPP項目發展的一大障礙,推動養老產業更加適合老人候鳥式生活和養老產業發展。
2016年多個城市土地市場持續火爆,作為過去兩年房價漲幅最高的深圳也不例外。
臨近年尾,深圳土地入市更加快了節奏,2016年12月全市掛牌交易土地共計20幅,為當年單月供應最多的月份。
中原地產數據顯示,深圳2016年賣地收入已超千億,單價也達到1.26萬/平方米,雙雙創下新高。
不過,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樣的是,深圳供地大幅偏向商辦和工業用地,顯示政府出讓土地在向產業傾斜。而居住用地的供應則越來越依賴舊改,不管是深圳本土還是外來開發商,在舊改領域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土地“定向”產業類公司
據深圳中原研究中心監測,2016年深圳全市土地招拍掛市場共成交59宗地塊,總成交面積為229.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0.9%;土地出讓金額約為1044億元,同比增長140%;綜合樓面地價每平方米12651元,同比上漲49%,均創下近年新高。
其中,2016年深圳工業和商辦用地表現突出,全年共計27幅工業用地成交,用地面積約115.1萬平方米,占比50.1%。
由華星光電拍得光明新區最大的一塊工業用地,面積達50萬平方米,占了全年工業用地成交量的一半。
商辦用地方面,2016年深圳共計26宗入市,成交量為83.7萬平方米,較2015年占比翻了3倍,占比達36.6%。
帶有居住功能的綜合類用地以及規劃完好、地理位置優越的商業用地是拉高深圳土地出讓金額的主力軍,僅龍華上塘、光明和大空港三塊商辦地的成交金額就占據了總成交的60%。
2016年8月29日招商蛇口華僑城聯合體在深圳寶安大空港以總價310億奪下全球最大的展館地塊,更是刷新了全國總地價紀錄。
由於大部分地塊設置了嚴格的限制條件,深圳土地出讓越來越表現出“定向”的特征。
2016年12月26日,深圳土地交易市場4宗土地出讓,土地性質為商業用地和工業用地,均以底價成交。其中2宗商業地位於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樓面地價僅不到2萬/平方米。分別由招商銀行、天音通信獲得。
另外兩幅地塊由海能達通信和深圳廣田集團拿下,也都是產業類公司。
多位深圳業內人士指出,深圳土地市場的出讓地傾向於工業和商辦用地,表明政府對發展產業的支持力度在加大,以及通過產業項目帶動多邊產業配套設施的發展。
深圳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總監王飛表示,工業、商辦用地在土地市場的交易占比較高,是政府對產業發展的考量。通過整合小而零散的工業土地,包括“工改工”的改造,配合城市更新的進程,深入帶動深圳創新型產業、互聯網、金融的發展。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說,商業用地是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深圳這幾年初級工業退出,轉型高端工業、高端制造業,後者占比又相對較小。產業發展需要向高端過渡。
在招商蛇口聯合華僑城拿下大空港會展項目之時,招商蛇口董事長孫承銘表示,這不僅是一個房地產項目,也是一個產業項目。通過大空港會展來拉動會展業、旅遊業還有上下遊相關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這也契合國家在自貿區、深港合作、粵港合作的大戰略。
第一太平戴維斯深圳投資部董事吳睿認為,深圳政府掌握的土地資源少,所以對於重大土地出讓的方式日益成熟,設計得非常精細和富有策略性。
開發商暗戰城市更新
而在純居住用地方面,2016年深圳僅有4宗土地入市,分別位於龍華、光明、大鵬和坪山,用地面積約23.97萬平方米。據了解,2010年後宅地供應面積逐年減少,2012年後宅地供應一直在超低位水平。
在新增土地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城市舊改成為土地供應的主力軍。深圳中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全市新增土地供應面積580.7萬平方米,其中舊改面積達到330.7萬平方米,占比高達56.9%。
根據深圳發布的《城市更新“十三五”規劃》要求,在此規劃期內,全市要爭取完成各類城市更新用地規模30平方公里;完成100個舊工業區複合式更新、100個城中村或舊住宅區、舊商業區綜合整治項目。
據此推算,深圳未來舊改和城市更新市場規模在數萬億。
近年來,深圳本土開發商如佳兆業、招商蛇口、華僑城、萬科以及外來開發商恒大、碧桂園等,均在加碼進入舊改領域,彼此之間競爭激烈。舊改項目將成為這些開發商的重要收入和利潤來源。
2016年12月26日,恒大簽約灣廈城市更新項目。其同時透露,目前公司已在深圳擁有房地產開發項目32個,其中6個位於南山,在深圳全部項目開發後預估總貨值約6000億元。
恒大這個“外來和尚”動作迅猛,深圳開發商也不甘落後。21世紀經濟報道調查顯示,目前在深圳擁有及潛在在談的舊改土地儲備上千萬平方米的開發商,至少有華潤、佳兆業、華僑城、招商蛇口這四家。
佳兆業是深圳本土專註城市更新和舊城改造的典型房企。早在2011年年初,佳兆業組建了全國第一家專業城市更新公司——佳兆業置業公司。據了解,佳兆業的城市更新項目覆蓋深圳龍崗、福田、鹽田等區域。
但是舊改本身也存在很多難題,拆遷和推出時間很長,增加了各種成本以及被拆遷方與開發商的利益博弈。
盡管宣稱有32個儲備項目,但恒大2016年中報顯示,其深圳市場的1200多萬平方米土地儲備,僅131萬平方米確權納入報表。
開發商之間的競爭也日益激烈。2016年12月8日,深華發的一紙公告,揭開了其控股股東中恒集團與萬科、華僑城之間關於深圳光明新區一幅舊改用地的糾葛。
這場舊改項目的爭奪中,華僑城半路殺出,即使知曉萬科與深華發的舊改項目深陷仲裁,仍要趟這個渾水,可見舊改項目之重。
“城市的住宅舊改項目問題比較多,而且複雜,個人比較看好深圳的工業、商業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宋丁說。
我國將對擬開發利用的土地用途變更為居住用地和商業、學校、醫療、養老機構等公共設施的汙染地塊用地,重點開展人體健康風險評估和風險管控,以保障汙染地塊再開發利用的環境安全。
去年發生的常州外國語學校土壤汙染事件,讓人們再次將目光關註到腳下這塊土地。
23日,第一財經記者從環境保護部了解到,環境保護部近日發布《汙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試行)》(簡稱《辦法》),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
環境保護部土壤環境管理司司長邱啟文對記者表示,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不斷深入、城鎮化建設不斷加快,大量工礦企業關閉搬遷,原有企業用地再次開發利用前,未經土壤環境調查和風險評估,直接開發建設居民住宅或商業、學校、醫療、養老機構等公共設施用房,將對公眾健康和生態環境構成安全隱患。
《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要求,實施建設用地準入管理,防範人居環境風險,明確管理要求,落實監管責任,嚴格用地準入,在2016年底前發布汙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規章中缺少專門的汙染地塊相關規定,已有的相關規定尚不能滿足對疑似汙染地塊和汙染地塊相關活動及其環境保護監督管理的需要。
邱啟文說,由於汙染地塊類型複雜和底數不清,相關監督管理工作任務重,基礎薄弱,必須突出重點,抓住當前環境風險高的汙染地塊進行優先管理,以便積累經驗。
2014年4月全國汙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超標率16.1%,汙染以無機型為主,占超標點位的82.8%,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為19.4%,部分地區土壤汙染比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廢氣地突出一些,南方土壤汙染重於北方地區。有調查報告稱,中國目前清潔土壤為60%,次清潔土壤近30%,汙染土壤2.6%。中國土壤環境修複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此前公布的測算結果顯示,目前全國汙染場地數量在100萬至200萬塊。
在我國一些地區,由於長期工業汙染、大量粉塵堆積,耕地表層灰化沙化嚴重,造成糧食連年減產。攝影/章軻
邱啟文告訴記者,按照《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規定,《辦法》將擬收回、已收回土地使用權的有色金屬冶煉、石油加工、化工、焦化、電鍍、制革等行業企業用地,以及土地用途擬變更為居住和商業、學校、醫療、養老機構等公共設施的上述用地作為重點監管對象。
按照《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具體要求,在土壤環境調查的基礎上,對擬開發利用的土地用途變更為居住用地和商業、學校、醫療、養老機構等公共設施的汙染地塊用地,重點開展人體健康風險評估和風險管控;對暫不開發的汙染地塊,開展以防治汙染擴散為目的的環境風險評估和風險管控。
依據《環境保護法》有關規定和《土壤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有關要求,《辦法》明確了土地使用權人、土壤汙染責任人、專業機構及第三方機構的責任。
邱啟文說,借鑒國際通行做法,建立汙染地塊管理流程,規定了全過程各個環節的主要信息應當向社會公開。包括疑似汙染地塊土壤環境初步調查報告、汙染地塊土壤環境詳細調查報告、風險評估結果、風險管控方案、治理與修複方案、效果評估結果等。
邱啟文介紹,汙染地塊再開發利用環境風險高,主要取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汙染地塊大多屬於在產業結構與布局調整中關閉搬遷的重汙染行業企業用地;另一方面,在城市化過程中,急需居住用地和商業、學校、醫療、養老機構等公共設施的用地。
對於汙染地塊如何定義的問題,邱啟文介紹,《辦法》從操作性角度進行了定義,將從事過有色金屬冶煉、石油加工、化工、焦化、電鍍、制革等行業生產經營活動,以及從事過危險廢物貯存、利用、處置活動的用地,稱疑似汙染地塊。按照國家相關技術規範調查確認超過有關土壤環境標準的疑似汙染地塊,稱為汙染地塊。這個定義易於公眾理解和實際操作。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根據《辦法》,相關部門將對疑似汙染地塊開展土壤環境初步調查,判別地塊土壤及地下水是否受到汙染;對汙染地塊開展土壤環境詳細調查,確定汙染物種類和汙染程度、範圍和深度。對經土壤環境初步調查確定的汙染地塊,開展汙染地塊風險等級劃分;在土壤環境詳細調查基礎上,結合土地具體用途,開展風險評估,確定風險水平,為風險管控、治理與修複提供科學依據。
根據土壤環境調查和風險評估結果,對需要采取風險管控措施的汙染地塊,制定風險管控方案,實行針對性的風險管控措施。如防止汙染地塊土壤或地下水中汙染物擴散,保護地塊周邊環境保護敏感目標,降低危害風險。
在此基礎上,對於需要采取治理與修複措施的汙染地塊,實施治理與修複。強化治理與修複工程監管,加強治理與修複過程中二次汙染防治。開展治理與修複效果評估。明確規定汙染地塊治理與修複工程完工後,土地使用權人應當委托第三方機構對治理與修複效果進行評估。
對於汙染地塊相關責任的規定,邱啟文介紹,《辦法》明確了土地使用權人、土壤汙染責任人、專業機構及第三方機構的責任。土地使用權人應當負責開展疑似汙染地塊土壤環境初步調查和汙染地塊土壤環境詳細調查、風險評估、風險管控或者治理與修複及其效果評估等活動,並對上述活動的結果負責。
按照“誰汙染,誰治理”原則,造成土壤汙染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承擔治理與修複的主體責任。責任主體發生變更的,由變更後繼承其債權、債務的單位或者個人承擔相關責任。責任主體滅失或者責任主體不明確的,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依法承擔相關責任。土地使用權依法轉讓的,由土地使用權受讓人或者雙方約定的責任人承擔相關責任。土地使用權終止的,由原土地使用權人對其使用該地塊期間所造成的土壤汙染承擔相關責任。實行土壤汙染治理與修複終身責任制。
受委托從事疑似汙染地塊和汙染地塊相關活動的專業機構,或者受委托從事治理與修複效果評估的第三方機構,應當遵守國家和地方有關環境標準和技術規範,並對相關活動的調查報告、評估報告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負責。受委托從事風險管控、治理與修複的專業機構,應當遵守國家有關環境標準和技術規範,按照委托合同的約定,對風險管控、治理與修複的效果承擔相應責任。
受委托從事風險管控、治理與修複的專業機構,在風險管控、治理與修複等活動中弄虛作假,造成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除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接受處罰外,還應當依法與造成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其他責任者承擔連帶責任。
《辦法》規定,環境保護部對全國土壤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地方各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疑似汙染地塊和汙染地塊相關活動的監督管理。環境保護部制定疑似汙染地塊和汙染地塊相關活動方面的環境標準和技術規範,組織建立全國汙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信息系統。縣級以上地方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按照環境保護部的規定,在本行政區域內組織建設和應用汙染地塊信息系統。縣級以上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應當通過汙染地塊信息系統,與同級城鄉規劃、國土資源等部門實現信息共享。
據央視2月28日報道,韓軍方今日上午已非公開地和樂天集團簽署薩德用地交換合約。昨天,據韓國國防部消息,韓國國防部收到了來自樂天集團的通報,稱樂天集團理事會同意轉讓星州高爾夫球場,這意味著樂天集團同意給韓美提供薩德反導系統的最終部署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