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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23度】教育急需打假

先看當下教育造假幾種常見現象。

比如，國家規定中小學班容量不許超五十六人，可有的學校班容量常在七八十。為了應對上面檢查，學校讓“多余人”先從教室“消失”，包括課桌。而上邊來的人也在行，在學生集體上操時暗地點人數，或突然到教師辦公室看某班的作業本有多少。

再比如，按國家相關課程規定，中小學必須開足開全音樂、體育、美術及藝術課。這些課程是“每查必有”的常規項目。問題是這些課要開設就要占課時，與中高考又不沾邊；於是，課時被數理化等學科“強占”是公開的秘密。為了應付檢查，學校臨時換課程表，等評估完再換回來是心照不宣的做法。

還有，早有明令禁止公辦學校不能涉及高考補習班問題，這是一條評估示範高中時的“高壓線”，嚴厲到“一票否決”。可現實是，你明著不讓辦，我就暗著辦，花樣翻新，令人眼花繚亂。

2014年冬天，北方某省對省示範高中進行專項複查。值得註意的是，這次專家組的半數成員來自基層的校長或副校長。於是，有趣的情形出現了：不論查檔案、座談，還是問卷，都沒有發現補習班問題。實際上，專家組那些深諳其中貓膩的校長、副校長，一進校門就斷定：該校有補習班，而且大體知道規模有多大。原來，該校門口有一宣傳欄，里邊急不可耐地說：“2014年我校高考再傳捷報”“二本達線率達68%，達線總人數突破2000大關”等等。可該校高三總人數不足2000，這不是明擺著有補習班？

針對教育造假，還有一重災區，就是檔案造假，大量的數據、原始材料等水分多得一擰一把，假得太認真，有的甚至是在動用全校力量。在問卷、集體座談，特別是在個別訪談環節時，學生或家長能統一口徑，與前來檢查的專家看到的及檔案查到的不矛盾，露不出馬腳。這可謂教育奇跡。

可令人憂慮的是，本應純真的學生也“面不改色”地說謊時，我們的教育是否需要警醒了呢？的確，較之於商品造假，教育造假危害更大，因為後者帶來的可能是人才質量的變質。

一場檢查或評估實際就是大家共同完成的一堂大課，學校可能無意中的“應急”措施，難免會對學生純凈的心靈產生諸多負面影響，也算是教育造假的一種集中表現。這種無處不在的有意無意的“造假”，消極作用同樣不可低估；譬如，重要點的考試，有的老師安排座位時，會有意將優生與差生彼此搭配，並予以暗示甚至明示……

當考試為什麽會作弊成風，某明星偶像的抄襲行為為什麽會被粉絲認可，“山寨貨”為什麽橫行中國時，教育造假難脫幹系。尤其是當大家對造假行為的本身普遍抱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或認為是一種正常的應對，乃至以“靈活變通”的積極心態主動“造假”時，教育應該說已經潛伏著某種危機。

的確，教育的本質是追求“真善美”，“真”排在第一位，這是做人原則，也是一所學校的教育底線。否則，清華北大考得再多，從某種程度說，這個學校的教育質量是否需要打折扣呢？

2014年春，山西初中的思想品德課中考適應性考試，其中有一道分析說明題：如果你看到老人摔倒，扶還是不扶？為什麽？

出此題的背景是當地思品課中考改革倡導“開放探究”，允許有不同聲音表達，於是命題人提供了四種“參考答案”：其中“扶”和“從醫學角度的不扶”的答案，沒什麽爭議；但第三種答案卻捅了馬蜂窩，在山西引起強烈反響：

第三種答案：“不扶。這是當今社會現實造成的。”

我們要幫助別人的時候，首先要學會自我保護。現在社會道德狀況滑坡，社會信任危機明顯，萬一因為扶老人而惹禍上身，將會使自己身心都受到傷害，再加上惡意炒作，對社會反而造成負面影響，所以還是不扶的為好。

當然，如果是自己撞倒了老人，那就要主動承擔責任，即使老人有醫保。如果是別人造成的，出於良知，可找人或者拍照予以證明，或者選擇打120、報警等。總之，不會主動去扶。

這個答案為什麽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其最激烈的言論來自基層的初中思品課老師：“這個題的答案有立場問題。”“怎麽能這樣教育學生？”可命題人的解釋是，學生為什麽答題時百分之百說“扶”，但現實中可能正相反呢？也就是說，思品分數是高分，但現實中的品行卻可能不及格。對此，有人分析，是“說”和“做”的人格分裂現象。

再來看該題的第四種答案：

“不扶。因為中國目前的社會大環境還不成熟。”

首先，“誣賴”的老人多是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不能享受相應的醫療保障，現在無良醫院的高昂費用確實難以負擔，因此人窮誌短，道德底線難以守住。所以，要解決這個社會焦點問題，應該從加強社會大環境入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成立相應的基金會，讓出於良知的好人，敢去扶老人。

思品教育也要有勇氣卸下假面具，培養實事求是的“真人”。要培養“真人”，就要培養說“真話”；要培養說“真話”，就要營造“真實”的教育環境或氣候。

2014年冬，山西省示範高中專項複評，其中到大同和朔州9所學校考察的專家組，發現有一所曾經的企辦學校似乎厭煩作假，學校的所有工作，是啥就是啥，坦坦蕩蕩的。這讓專家組感覺舒服，評價很高。

現在，這樣的學校似乎也在增多，盡管還是微量元素。

比起創業孵化器，雙創中國更急需的是創業教育

導讀 : 隨著“雙創”號角在神州大地上吹響，孵化器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但相較硬環境建設，中國創業培訓教育等困擾整個創新創業生態的軟環境建設，卻一直得不到突破性的進展。

隨著“雙創”的號角在神州大地上吹響，眾創空間、孵化器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在短短半年時間便初具規模。但相較硬環境建設，中國創業文化氛圍、創業培訓教育等困擾整個創新創業生態的軟環境建設，卻一直得不到突破性的進展。

這一點，連遠在矽谷的老外都看出來了。於是，他們紛紛攜著他們的創新創業文化價值觀及成型的創業培訓教育產品來到中國。上月，矽谷創業培訓教育品牌Startup Grind(創業磨坊)的創始人Derek，便來到廣州為創業磨坊站臺宣講，傳播矽谷的創業文化價值觀。

道哥與Derek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雙方重新審視了創業文化氛圍和創業培訓教育這兩大軟環境因素，共同探討中國雙創大潮下創業軟環境的缺失及發展方向。

中國現實與矽谷差距

創業磨坊的做法是邀請那些有過創業經歷的創業者，與潛在創業者面對面分享自己的心得體會，探討創業路上的具體問題。這種分享是免費和開放的。諸多的谷創業明星都曾來到這個平臺進行分享，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創業者。

而在中國，這種創業分享形式卻被現實原因所阻礙。最為突出的表現，是中國的優秀創業者不用分享、不敢分享、無法分享。

第一，是不用分享。在中國，創業項目同質化現象嚴重，整個市場缺乏創新突破點和差異化項目，沒有太多值得分享的，自然也就不用分享。

第二，是不敢分享。在Derek邀請的分享嘉賓中，多數會直接分享其商業邏輯和業務數據等核心要點，包括發展過程中的獨門絕技和經驗。而在中國，這些差異化的思維理念和方法，特別是商業邏輯，一旦公開，第二天就有超出你想象數量的山寨項目出現。

第三，是無法分享。在矽谷，創業者在一個公司成功之後會選擇退出，進行新的創業項目並將經驗分享出來。而中國擁有豐富的一線實操經驗的創業者，如雷軍、周鴻祎、馬雲、馬化騰等，他們要的不僅是一個企業的成功，而是要建設大商業生態，形成絕對的壟斷。因此，他們需要將精力投入到更大企業的創立和運作中，就沒時間精力參與到創業文化價值觀的塑造傳播和創業培訓教育中。

在矽谷，創新創業能力雖然十分興盛，但往往是人們自由選擇的產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群專業人士的而非全民的，非業務因素摻雜得較少。正因如此，Facebook創始人、Airbnb創始人等矽谷創業領袖，都會抽出時間到行業人群中進行交流和分享。

而在中國，創業成功者不是行業偶像而是全民偶像，不再僅僅屬於互聯網科技行業，而是已經成為政治的符號。其出沒的場合大都帶有大眾屬性，如全國性互聯網大會等，其做的所謂分享都是宏觀層面不痛不癢的言語，而非業務經驗的分享。

民間力量與學院派力量

創新創業文化氛圍的缺失，為江湖術士們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借此開始了各種表演。

有些人以騙錢為目的，到一線城市找一些不知名的創業者，到二線城市或到大學生群體中進行宣講和培訓，將培訓做成一門生意，加劇了這個市場的混亂局面。

學院派力量則通過開設所謂的創業學院，開展理論性創業教育。一群整天在校園里尋思著如何能發表一篇論文的創業課程老師為學生講述創業心經，其荒謬程度可想而知。

相較於以上兩種力量，具有天生創業培訓教育資質的明星創業者，諸如顛覆研習社等學習型社群，及i黑馬旗下的黑馬會和黑馬營等創業社群組織，都是很好的創業教育培訓平臺。但因其定位精英人群，高入門門檻使其具有封閉性，又讓本應平民化的創業培訓教育距離普通創業者十分的遙遠。

中國特色創業文化構建的新生機會

互聯網精神的本質是開放共享，而非封閉自私。然而，在互聯網化迅速擴張的中國大地，因特殊國情，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背景下，可以在半年時間里出現可供三年新增創業團隊使用的眾創空間和孵化器，卻未能形成自己的創業文化氛圍以及真正全民性的創業培訓教育品牌。

隨著創業磨坊、黑客馬拉松等真正互聯網創業文化傳播品牌的到來，越來越多本土創業者意識到中國整體創業文化氛圍和培訓教育領域的空白。於是，創業沙拉、以太學堂、創業魔法學院等本土創業培訓教育品牌開始出現，並日漸成熟壯大。或許在不遠的將來，它們能夠真正改變中國創業文化氛圍的缺失。

創業磨坊創始人Derek期許著，未來能夠有更多中國本土創業培訓教育組織冒出，與創業磨坊進行優勢互補，共同傳播創新創業文化。來自大洋彼岸的文化價值觀未必全部適合中國國情，但經過本土力量的再創造，或許能夠形成中國特色的、成熟的創業文化氛圍及創業培訓教育品牌，真正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持久健康地推進下去，推動中國社會的升級變革和步伐。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道哥，鬧客邦創始人（微信：myucity）。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道哥，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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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孵化器 創業教育

“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

“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計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