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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甜度定價 台灣水果可多賺三成

思考的碎片--5/2計量單位-定價心理學 slamnow

信用風險管理和適當定價的重要性 slamnow

（作者係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特邀嘉賓、標準普爾公司董事總經理 

日本利率市場化的歷程

　　利率市場化對中小金融機構的影響衝擊非常大，所以日本充分考慮了這一點，循序漸進地推進利率市場化，先從大額定期存款到小額定期存款，再到流動性存款。在此期間，存款保險制度本身也在日本同步推進，它主要發揮安全網的作用。

表1  日本利率市場化的歷程

利率市場化的不斷發展影響了銀行的負債構成，使市場化利率存款逐漸增加。如圖1.

圖1  計息負債的構成

日本利率市場化的影響

　　日本的利率市場化，使得通過影響利率來調節經濟的貨幣政策的效果得到了提高，貨幣供應量作為指標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另外，存款的超額利潤（市場利率減去存款利率）消失，所以銀行存貸差也隨著下降。銀行為了彌補利差空間縮小，將貸款對象從大企業向中小企業和個人擴大。但是由於過度依賴於房地產的擔保，同時在如何評判信用風險上缺乏足夠的知識技能，所以導致風險的產生。（中國也會走同樣道路。這支持了房價上漲和穩定，直到最後崩盤）

　　由於利差下降，對房地產貸款金額增加，政府又未能對其進行適當管理，導致了房地產泡沫和銀行危機。由於房地產價格下降以及貸款利率水平的不適當，銀行經歷了多年的收益下降，一直維持低收益水平。（利率自由化對銀行是打擊，台灣和日本都是先例！，這可以成為常識）

　　利率波動使得綜合性資產負債管理的必要性越來越高。但由於日本對沖工具較少，且真正引進這種手法比較晚。銀行通過把貸款利率和短期市場利率等資金成本聯動起來，以減少利率風險。日本的存款保險制度對中小金融機構的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種保險制度過去就有，但是在具體的資金以及技能運用方面表現不佳，對存款的保護也導致業界供應過剩。

　　（一）利率市場化後，貸款利率更能充分反映市場利率的變化

　　將利率市場化前後的1980年和1991年進行對比，圖2顯示了，1980年，隨著市場利率下降，銀行放貸的利率也下降較快。80年代，貨幣供應量的波動非常大。貨幣供應量和實體經濟活動之間並不一定密切聯繫在一起，兩者是背離的關係。資產價格的波動、利率市場化的推進過程當中存款者行為的變化以及向郵政儲蓄等的資金轉移都是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因素。

貸款利率的下降（所有銀行）

圖2  本次寬鬆局面

 
  
圖3 上次寬鬆局面

　　（2）80年代，全國銀行的存貸款利差下降，貸款增加

　　表2中可以看出，存款的息差在下降，存貸款的利差在縮小。圖中藍色部分顯示利差越來越小，而銀行為了應對存款息差的縮小，提高了貸款息差，並開始積極推進息差較大的中小企業貸款、個人貸款、房地產貸款，通過大量的放貸來確保收益(1.改變風險偏好2.放大槓桿，這是必然路徑）。也有一部分大企業把發行CP和公司債券籌集的資金放到銀行做定期存款，以此來獲取利益。

表2  貸款利差與存款利差

　　由於存款息差縮小了，所以針對中小企業、個人貸款、房地產貸款越來越多。過去銀行都是大力吸收存款，這之後也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貸款上。此外，銀行開始對收益降低產生不安，希望通過增大貸款量來彌補收益的降低，所以銀行的行動變得非常冒進。（風險偏好改變）

　　（3）銀行投資組合的變化

　　一方面，銀行投資組合的構成發生變化，表現為中小企業貸款和個人貸款量增多。如圖4，過去是以製造業為中心，現在銀行的貸款對象從製造業到非製造業即服務業，從大企業到小企業和個人。圖5是大企業、中小企業和個人佔的份額的變化。過去銀行偏重於向大企業貸款，這一數字隨銀行不斷向小企業和個人放貸而減少。另一方面，有一種叫做住宅金融的專門機構，住宅金融專門公司是政府為了向個人提供購房貸款而創設的機構。過去，銀行不針對個人房貸貸款，現在銀行行為的變化使得這種政府背景的住宅金融公社開始向高風險房地產貸款傾斜。

　　有關補充銀行貸款損失的手段，房地產擔保，政府保證佔大多數。圖中綠色部分是沒有擔保或保證的信用貸款，可以看出在利率市場化後出現了下降，而房地產擔保的部分增多了。這表明，銀行的信用判斷越來越依賴於擔保的價值和政府的保證。政府有一個專門保護中小企業貸款損失的政府保證制度，這項制度運用的越來越多。存在的問題是，由於過度依賴這種保證制度，銀行容易忽視自身對中小企業進行的信譽評估。（政府信用被透支！）1990年之後，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下降，用房地產做擔保的貸款變得無法回收。1993-2004年期間，扣除貸款損失和經費之後銀行利差出現了負值。 

圖4  投資組合的產業構成

 
 
圖5 投資組合的規模大小

 
 
圖6  投資組合的抵押類型

　　（4）日本通過導入與短期利率聯動的新貸款利率來迴避利率風險

　　美國有一個S&L的組織，通過吸收短期存款進行長期放貸，這種現象導致很多破產現象發生。90年代，短期利率上升，導致了利差逆向甚至引起大批破產。

　　在日本,利率風險沒有成為一個大的社會性現象，80年代，新長期優惠利率和新短期優惠利率兩者同時出現，是和資本成本相聯動的，因此銀行確保了一定利率，降低了長期、短期利率錯位的風險。90年代初期，日本了出現短期利率高於長期利率的情況，長期貸款的利差下降。但是，通過導入新長期優惠利率，把貸款利率與短期市場利率聯動，通過這個方式，銀行確保一定利差，減輕了長短期錯位的風險，對維持銀行經營起到一定作用。

　　優惠利率的導入也有一些問題。比如都市銀行,可能具有一些更高信譽的顧客，但是當時的做法是採用同樣的利率標準，因此無法評估不同信譽的質量。當時沒有企業的評級技術和良好的評估審查能力，這可能也是造成這種問題出現的原因。  （評估和審核企業的能力是利率自由化的關鍵）

　　利率市場化之前，各個分支機構的業績是由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的差額，以及貸款總量決定的。但是現在，分支機構的業績是由總行決定的基準利率和存款利率、貸款利率的差決定的。另一方面，利率浮動產生的利率風險全都集中到了總行。但是像利率互換市場這樣對利率風險進行對沖的市場，由於這些市場相比銀行資產來說規模較小等原因，日本銀行沒有像美國銀行那樣，預判利率市場的走勢，對利率風險進行動態調節。

圖7  新短期優惠利率和新長期優惠利率

 
 
圖8  「個人傳播方式」機制

 
日本和美國利率市場化的比較

　　日本由於大量發行國債，所以長期利率率先實現市場化，另外由於日元國際化，帶來了利率市場化的壓力。但是美國不同，很多存款是轉向證券公司的，這是美國走向利率市場化的重要原因。同時，美國和日本都出現了不良貸款的增加。但是美國由於銀行的利潤不斷減少，所以更多是擴大證券和投資的業務，而證券公司也採用同樣的做法，介入到銀行業務之中，即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競爭變得很激烈。而日本當然允許銀行兼營證券業務，但是銀行和證券行業之間並沒有非常激烈的競爭。

　　下圖是日本金融資產變化情況，日本的個人很大部分資產仍以存款形式存在，在80年代股市價格暴漲時，有不少存款投到股市或房地產市場，但是總體上呈現穩定的趨勢。這是由於日本以間接融資為主，而美國以直接融資為主，因而在存款方面非常不一致。（這裡的因果關係好像顛倒了）

圖9  日本個人金融資產的崩潰

 日本的存款保險制度

　　日本的存款保險基金，由於銀行的經營困難，有一段時間出現了四萬億日元的赤字，但是在此之後慢慢得到了恢復。存款保險用於挽救那些倒閉的銀行，保護存款者。圖中銀行的數字，大型金融機構不斷合併的同時，地方銀行數量沒有什麼變化，因此銀行的數量並沒有大幅減少。日本金融危機時，對存款是全額予以保護的，存款保險費也是均一的，並不根據銀行的經營情況而發生變化。正因為如此，日本銀行的淘汰或者重組沒有大的進展。（存款保險費是均一的+全額就有問題。美國是均一但是保險是有限額的。這樣可以導致競爭關係。市場定價）

表3  存款保險費率的變化趨勢

 
 
各國主要銀行的財務指標比較

　　中國四大銀行的均值，首先資本充足率非常高（如圖10），尤其是去除優先股之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很高。從不良資產率來看（如圖11），中國的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很小。另外，淨利息收益也非常之高（如圖12），一方面是由於銀行的息差很多導致的。

圖10  資本充足率

圖11  不良資產率

 
 
圖12 淨利息收益/平均盈利資產

 
 
圖13 貸款/存款比率

日本銀行業的特點：低收益性制約了評級

　　日本銀行的優勢在於，經濟多樣化得到了發展，同時銀行的客戶基礎非常牢固。另外，企業和個人貸款水平比較低，銀行的資產質量比較高，同時存款的基礎非常牢固。它的劣勢是財政收支惡化，以及龐大的政府債務導致國家信用水平有下降趨勢。比如現在日本國家評級展望是負面的，受整個國家信用評級的影響，日本半數以上的銀行的評級展望也是負面的。同時，長期的通縮與低增長給銀行資產質量也帶來負面影響，而且銀行數量太多、集中度比較低，因此它的收益不足以完全彌補信用風險。

　　為什麼銀行利潤率如此之低？原因有三：一是存款數量過多，資金需求非常疲弱，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因此銀行在貸款時競相打折。二是銀行的貸款對象之中，個人貸款（包括各種信用卡）與其他國家相比非常少。三是對政府保障制度過於依賴。現在日本對於中小企業的貸款不斷減少，一方面是因為需求不多，另一方面是因為銀行不能獲得與風險相當的利潤。銀行缺乏判斷中小企業的信用風險並確定適當的利率，以此來增加貸款的動力。日本銀行對政府保證制度的過度依賴也是原因之一。比如說，政府保證制度的保證率中，中小企業的違約率並沒有真正得到反映。不管中小企業的經營情況如何，只要活用保證制度，貸款利率就很低。面向中小企業的貸款市場陷入了高風險低回報的狀況。

日本利率市場化的教訓

　　日本利率市場化為資源的有效配置做出了貢獻，但是它使得金融機構的行為發生了變化，不斷增加高風險資產。我認為，日本銀行不充分的風險管理和金融政策的寬鬆也加速了這一情況。

　　另外，日本利率市場化花了很長時間，這有損銀行間的公平競爭，比如不在市場化範圍內的郵政儲蓄借此機會增加了市場佔有率。對銀行來說，利率市場化成了長期存在的壓力，一直給銀行帶來經營方面的困擾，最終也導致不良貸款的增加。

　　銀行希望將經營資源轉向中小企業和個人，但是對中小企業的財務情況並不能夠進行很好的審查。為了穩定銀行的經營，判斷企業和個人的償付能力，以及進行恰當的定價是十分重要的。

　　關於新興企業，日本的新興企業發展情況並不理想，企圖僅僅靠銀行貸款的支持是不夠的，因此需要完善資本市場，培養投資人。

　　關於存款保險制度，它發揮的是安全網的作用，雖然制度已經建立了很長時間，但是資金、人員都不夠。90年代日本的銀行陷入困境的時候，不能讓銀行破產，必須反覆強調日本銀行是安全的，所以最終對於陷入困境的銀行反而沒有能夠及時採取相應的措施。因此，存款保險制度的日常維護與完善非常重要。

用整串供應鏈　搶下市場定價權

內需消費不振 定價配售策略失準 最純的中概 大洋股價硬不起來的關鍵

信用風險定價之怪現象

管理會計(三)-「轉移定價」(Transfer pricing) 自言自語 - WYJimmy

前言

又係被各位讀者們email 催稿了 (未殺上論壇催已給足面子，攪串我老友若缺齋老人個場就無謂了)，我呢個blog 變左季刊咁(三個月一篇)，相比老齋半個月至少三篇，我呢度睇怕都可以執笠了。咁我努力d 寫多d 管理會計上既東西啦，都係果句，我都係隨心打及學緊野，冇點正式research 過至做，有咩寫錯寫漏，請各行家私下通知聲，另有問題討論，可以email 我 [email protected]，因為我睇唔到呢度既回應，謝謝。

引言

從前， 企業營運架構簡單， 內部資源及材料統一運用， 計成本亦都變得簡單， 但隨著現代化企業分工精細， 部門運作獨立(Decentralization)及自主(Divisional autonomy)， 如因為方便運作而需要在部門間調配資源， 因考慮『發送部門』(下稱『發送』)在採購， 處理及倉存也引起一定工序，單純只以材料成本(Variable cost / Marginal cost)計算給『收貨部門』(下稱『收貨』)，會對『發送部門』造成不公平。

舉例說， 部門甲需要某原料A 1000件， 部門乙因為大量採購(如每次 50000件)以及運送上給予方便(如自行安排收貨)， 而獲得貿易折扣(trade discount， 即係訂多D 有著數)， 本來 10蚊件可以減到 8蚊， 這樣用 8 蚊賣給部門甲， 可能對部門乙構成不公平。

但如果賣 10蚊， 在部門甲心諗不如出去市場自己買? 因為長久後可以為『部門甲』製造信貸紀錄，不過這樣對整個企業(group prospect) 未必有利 – 明明公司唔駛 10蚊買返來， 點解又要比$10 買? 而部門乙亦未必即時用得哂自己原料A 的存貨，重複貨物積存，造成管理企業資金上問題，資源未能有效運作。作為上層管理者必須要解決，所以『管理會計』便是需要有以上『管理』的考慮。

「轉移定價」四大法則

作為管理會計， 當然應以集團整體利益考慮合適的內部「轉移定價」，主要都係用Cost-plus (成本遞增法)及market price (市場價參考)厘定， 亦會有negotiate price (協調價格) 至於幾時用邊個， 就會按以下四大法則:

法則一： 如物品有售賣市場， 市場是成熟及完全開放(perfect market)， 應以市場價格(market value)交易， 留意完全開放即係你去邊度買都咁既價錢， 並唔會有咩優惠， 做個比喻， 你去買份「信報」度度都係七蚊，個個都送紙巾， 除左舊報紙， 你唔可能用六蚊買到， 這便是經濟學上perfect market 或 perfect competition， 任何人都唔會有額外利潤， 只可以跟市場利潤決定， 所以『發送』賣給『收貨』部門應按市場價而定。而集團利益只係將存貨有效調配便達到目的。

圖解二: 「轉移定價」四大法則

法則二及三:如物品沒有或不完全具備公開銷售市場， 所以並沒有市價可以參考，則要考慮『發送』供給『收貨』部門後， 是否影嚮『發送』部門生產條件 (constraint on production capacity)?

比方說， 『發送』與『收貨』兩部門自己都會售賣『物品甲』給外面賺取利潤， 如『發送』如果要提供『物品甲』給『收貨』賣， 變相『發送』部門要放棄自己盈利機會了。

如果咁樣， 法則二便應用了,『發送』部門的計價應以物品本身變動成本(marginal cost)， 例如材料本身在外採購價錢， 以及所引起相關必需費用， 如運費等， 再加上因為供給『收貨』部門而放棄賺取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 便是應計之「轉移定價」。

Optimal transfer price (OTP) = MC + OC

因為有AAT同學係度睇， 我又花多少少時間講下咩叫機會成本? 最基本經濟學上講你放棄呢個機會既最大成本，就係機會成本，比個市儈D例子， 男友甲請我去「香殺你拉」食buffet (可能麻麻地架咋..)，唔好計我與男友甲感情發展與否的機會， 果一餐就當五舊水一位， 若你果晚要OT， 咁個opportunity cost 就係五舊水! 好啦! 你話女仔去約會，著件靚衫，敷下mask 化下粧都要時間及錢? Sorry， 呢d 我地管理會計叫Sunk cost(又名『既出之物』)， 因為靚衫，mask， 化粧品你係唔係都買左架啦? not relevant to this dating!!!

所謂機會成本(Total opportunity cost) 有分Internal 及External， External 就係指你生產佔用『發送』部門的放棄條件(capacity)， 簡單講最大舊就係市值租金， 假設你租番來乜都唔做， 都可以轉租比人做倉收錢吧? 而家用左來生產材料給『收貨』部門， 咁即係你蝕左租比佢吧， 所以咪要加番囉?

同學最難明是Internal opportunity cost， 睇書有什麼咩shadow price， 其實唔係咩特別野， 簡單d 講， 因為企業資源唔會係無限， 當生產空間有限， 如果我唔做材料甲， 我都可以做材料乙， 亦都會有額外盈利供給『發送』部門， 但因為要供給『收貨』材料甲， 而放棄材料乙的額外盈利。

法則三很簡單， 假設『發送』唔駛考慮供貨問題， 長賣長有，供給『收貨』部門根本唔算放棄盈利機會， 所以只需要計變動成本(marginal cost)， 如你買返來係$9 就 $9，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在這裡是不存在。

至於法則四情況， 係指產品未有完全成熟的銷售市場(imperfect market)， 可能係一d 好冷門的東西， 舉一個怪怪的例子，唔知大家屋企有冇睇過風水? 睇完師傅sell你擺個什麼什麼? 話高僧開過光好值錢架? 拿， 呢d 係個師傅話值錢既，如果你拎番呢舊野賣比我，我一毫子都唔比仲要攆你出門口，因為我唔信， 但唔代表外面冇人要架喎?

呢d 就係product market imperfect了， 這類特徵係產品市場是很浮動(fluctuate)， 很難去厘定到產品公平價值， 大家看書會話視乎情況， 但呢d 在實務上即係等於冇答過野， 大膽一點， 我會建議大家無計可施時， 用番法則二及三去定。

「轉移定價」三大功能

實務上， 決定是否採用或如何厘定內部(部分/同系公司)間的「轉移定價」， 會考慮因素不外乎三方面上的功能: (1)內部業績考核 (2)部門運作獨立自主化 (3)稅務優惠等三方面，來達至提升整體集團利益(Goal congruence)。

(1) 內部業績考核 (Divis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

公平的「轉移定價」計算機制， 可以容易比較是各部門實質業績，唔會有人啃哂d 豬頭骨， 但又有人坐享其成， 上層管理清晰地了解到各部門真正的效益， 從而對企業資源作出有效的計劃。

在實行時， 最理想係給各相關部門需要參予， 我們管理會計需要考慮各種情況， 如生產成本計算， 產品市場條件及趨勢等。

同樣地， 如配合獎勵員工計劃推行(reward system)，更對有功績同學具鼓勵作用，可以有利企業整體前景發展。

(2) 部門運作獨立自主化 (Division autonomy)

按照前一段解釋，這更有助鼓勵部門間相互調配資源，良好的資源計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以及成熟的「轉移定價」機制 (Transfer Pricing Mechanism)， 能有效地令部門達至整體企業利益， 減低因為不公平而對實務運作的停滯。

良好的「轉移定價」機制， 可以讓部門決定是否接受其他部門offer ，自主地作出internal sell 抑或 external sell 的decision making，理論上集團中央管理層可抽出時間去做更重決定(書本上吹下水者，考PBE/QP 咪拎黎答下囉…)

(3) 稅務優惠 (Global taxation planning)

由於各地稅制不同， 很多公司都會利用設立世界上唔同公司， book 一d profit 去一些低稅率地區， 以往BVI (英屬處女島)便是一個例子，我可以用以下例子解比你地聽便明。

圖例三 – 「轉移定價」的稅務優惠

拿!! 重申一句， 以上情況純粹係解個effect 你地睇， 而家唔work 架， 你地唔好拎去propose 比老細仲話係我教!!

由上面睇， 好顯而易見你將本來$20 利潤抽走了 $13 [$(18-10)+$(30-25)]去其他地方， 變左計香港稅的利潤只有$7， 假設BVI 係一個比香港低稅率的地方(唔解咩黎啦)， 咁正路企業係交少左稅既。

的確， 如果你相熟各地稅例， 稍花心思就可以用「轉移定價」， 做一套好既稅務計劃，但點做就唔好請教我(如有意付款請email: [email protected] XD)， 最好去諮詢你地相關稅務顧問，世界沒免費午餐的，我只是教管理會計而已。

以上例子情況在香港稅例是不容許，按香港稅務條例第20條的反避稅條例， 任何海外人仕(公司)與本地貿易， 而兩者有密切關係，而該貿易安排是刻意使無利潤，或低於本來利潤(如上例)，則會被假定海外公司收入來源是香港，該全部海外收入必需計算香港利得稅。

而香港稅務局都發出『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四十六篇 http://www.ird.gov.hk/eng/pdf/e_dipn46.pdf， 入面appendiex亦有介紹五種可接受「轉移定價」的方法， 分別為:

(a) Comparable uncontrolled price (CUP) (即係我地講既market price， 又稱arm’s length price)

(b) Cost plus method (上面提過， 但IRD 講明要reasonable)

(c) Resale price method (重售價格設定)

(d) Profit split method (利潤分拆法)

(e) Transactional net margin method (交易邊際利潤法)

入面都有詳細例子，因為這是稅務學的範疇，在此不贅。

總結

「轉移定價」(Transfer pricing) 連香港稅局都發出特別指引， 證明在現實已非常廣泛應用， 這除了是公開試(如PBE，ACCA及QP)常考的課題外，我以上所講係以公平公正去處理好管理會計事宜，達至公司取得最大效益，不過「轉移定價」技巧雖可幫你，也可害你，如果應用不善，如上面例子會令你陷入逃稅的嫌疑， 所以應用時，必需要清楚各地稅例規定，以及行業內如何應用習慣等。

另一個問題是涉及管理層面，凡由人執行的工作，便會有人性既問題，唔同部門都會存在唔同觀點，當然個個都想以自己利益做依歸，而作為上層管理，決定亦唔可能是非黑即白， 厘定「轉移定價」的標準亦唔可能單純係數字上考慮， 好簡單做個比如， 什麼是『集團最有利』? 現實上其實沒有標準答案。

此外， 在設定「轉移定價」的準則， 亦都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 內部的， 如『發送』部門的生產容積限制(constraint on production capacity)， 盡量希望為企業計算出最大的邊際利潤(margin / contribution)， 另外market price 如何決定? 因為世界上未必有絕對的perfect market， market price 在現實上是浮動(你睇地股票的價格便知)， 決定更準繩的market price 會涉及很多複雜的經濟學及市場理論 (如Dr. Eugene Fama 的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 所以如何厘定transfer pricing 的 basis 都要考慮cost vs benefit – 不能太複雜亦不可太輕率。

另外， 在不同國家貨幣轉換， 會因為匯率變動而會令「轉移定價」設定出現頗大變數。最近「歐元風暴」中便可見一班， 由早幾個月歐元兌港元一對接近十一， 跌至最近一兌九， 這些匯率上的風險， 在管理會計人員制定「轉移定價」機制， 應去如何處理及回應? 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下次我會試下講公司項目投資的可行性評估(feasibility study)基本的常識，請多多支持。

[完]

【銳金融】如何給企業的未來定價 「天使」銀行來了

編者按：過去百年，金融為創新提供了充足的燃料——錢。

鐵路、電器、汽車、生化、互聯網，在金融與技術的支撐下，一個個夢想變成現實。

支撐創新的是金融。而引領金融的是什麼？還是創新，既包括金融機構的內部創新，也有來自民間組織的金融創新。

親愛的讀者們，今天，金融版將不定期地推出一個新欄目：銳金融。

在這裡，我們希望發現並記錄金融創新的動力。我們相信，這些改變不僅正深刻影響著今天的金融機構，還引領著金融的未來。

在「勢利」的銀行家眼裡，高風險的科技企業價值幾何？

在美國，硅谷銀行開創出針對科技企業的金融模式；如今，這種被企業稱為「天使」的銀行服務，在中國登場了。但他們都面對著估值、盈利以及如何控制風險的重重挑戰。

「一口氣開了三家！」2012年6月的最後一週，漢口銀行光谷分行的副行長夏云寶感到「壓力山大」。近在咫尺間，華夏、招商、中信，三家銀行接連開業，定位都是和自己相似——科技金融專營支行。

這個與美國硅谷僅一字之差的中國光谷（高科技園區），聚集著兩萬餘家科技中小企業和湖北省接近一半的上市公司。2012年9月初，光谷拿到了「新三板」大門的鑰匙。

十幾家銀行已經在這裡安營紮寨，光谷成了中國科技金融最集中的地區之一。

而在立志打造「天堂硅谷」的浙江省杭州市，政府正用「有形之手」將金融資源引向科技企業，銀行成了市科技局裡的常客。

硅谷傳奇

硅谷銀行成功破解了銀行界的「哥德巴赫猜想」。

僅憑幾項發明專利和幾名研發人員，沒有固定資產，市場前景不明，這種企業，銀行能放款嗎？這一直是困擾銀行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哥德巴赫猜想」。

根據和他們打交道最多的VC（風險投資）的經驗，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只要能夠活下來兩家企業，就足以覆蓋其他「籃子」的損失。不過，如果銀行學VC，撒胡椒麵式地放貸，無異於肉包子打狗，壞賬率奇高。

只有一種可能，銀行精耕細作，投入人力物力做貸前貸後審查。但，這些貸款單筆不過兩三百萬，幾十筆下來，一算賬，還不如給一個房地產項目放貸。由此，科技企業自然不受銀行待見。

不過，在太平洋的另一邊，1983年，硅谷的冒險家比爾·彼格斯坦夫和羅伯特·梅德亞里斯開啟了一場針對高科技企業的金融嘗試。他們專盯著初創期的科技企業，做其他銀行碰也不碰的知識產權質押。

30年後，硅谷銀行火了——目前，硅谷銀行金融集團擁有超過一萬家科技型中小企業客戶和20億美元的資產，成為全美新興科技市場中最有地位的金融機構之一。

近年來，這一模式正在太平洋這一邊被悄然複製。

2009年5月，銀監會和科技部聯合發文，要求加大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之後，陸續二十餘家科技支行加入了這場冒險遊戲，漢口銀行和杭州銀行都是先行者。

未來價值幾何

傳統銀行信貸是看過去和現在，科技型企業的信貸要加一項，就是看未來。

2010年之後，那些從前被銀行拒之門外，卻頗具成長性的科技型企業，成了漢口銀行光谷分行的最愛。

這一年漢口銀行引入聯想控股為第一大股東。「扣上科技的帽子」之後，漢口銀行也期待插上「科技的翅膀」，利用股東在投資領域的優勢和本地的科技土壤。

在美國，硅谷銀行為科技型企業提供貸款，為集團貢獻70%的利潤。漢口銀行董事長陳新民一趟趟去硅谷銀行取經，他親自帶隊拜訪了銀行的高層、高級客戶經理乃至客戶，虔誠不亞於唐僧。

在東湖高新科技園區，漢口銀行生意越做越大。截至2012年9月底，漢口銀行累計為四百餘家科技型企業發放貸款，貸款餘額超過百億。漢口銀行光谷分行行長楊燦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科技金融僅佔到全行業務的15%，但利潤貢獻要高於這個比例。」

對於給科技型企業貸款，楊燦的定義簡單：「傳統銀行信貸是看過去和現在，科技型企業的信貸要加一項，就是看未來。」

信貸員王華至今仍清楚記得首筆貸款：2011年下半年，璟泓生物快要斷炊了，他們有一項拳頭產品，一拿到註冊證就可以投放臨床。股東出資的兩千萬早已用盡，王建斌四處找錢，就差賣房了。

當時，需要判斷的是：這家擁有知識產權，但沒有抵押物，淨利潤只有幾百萬的企業，能否到期還款。

王華瞭解到，王健斌曾在醫藥類上市公司擔任過多年的高管，產品銷路不成問題。當時，璟泓生物已經有兩種產品投放市場，王華跑了幾十家藥店，打聽產品是不是好賣。經過調查，王華初步判斷回款應該不成問題。但真正讓她決定放款的是企業的成長性。

不出一個月，璟泓生物首次從銀行貸到了100萬元。

在漢口銀行光谷分行，九成客戶都是這樣。但如果每筆貸款都要跑上幾十家藥店的功夫，這並不現實。要實現批量放貸，一套新的評價體系必不可少。

杭州銀行科技支行總結了一套「兩頭兼顧」的標準。除了考慮傳統貸款業務的「硬信息」，還要考慮非財務信息和軟信息，例如企業的技術、產品、營銷模式和競爭對手等。這些卻並非是銀行的強項。

幸好他們請來了智囊團。審貸會上，專家把相關企業所屬的行業是否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方向，技術、工藝流程等的成熟程度及在行業中的地位；創投則要幫助銀行判斷企業未來的成長性。在杭州銀行科技支行，兩者的打分佔到貸款審批權重的50%。

銀行還設計了信貸打分表，包括先進技術、模式、人才、市場、是否獲得科技部技術創新項目、產業引導基金等等，都被納入評價標準。

知識產權不重要？

不是知識產權值多少錢，而是沒有了知識產權，企業違約成本有多高。

在硅谷銀行的放貸過程中，知識產權等涵蓋的發明專利、商標、版權等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他們認為，這些構築了企業未來的護城河，護城河有多寬，未來的競爭力就有多強。

但在中國，針對知識產權發放的融資所佔比例幾乎微不足道。

截至2012年9月底，漢口銀行光谷分行知識產權質押貸款1.57億元，佔總貸款金額的6.58%，同時要求企業主承擔個人連帶保證。杭州銀行科技支行僅對6家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質押，涉及發明專利、商標和版權，貸款總額1億元。

獲得知識產權融資的前提往往是有擔保，杭州高科技擔保公司董事長孫鑄環說：「那是因為，一旦出現壞賬，銀行拿著知識產權，有沒有人買？賣多少錢？知識產權不像房子，賣不掉，法院也沒有辦法強制執行。」

孫鑄環在杭州市科委系統浸淫多年，杭州銀行科技支行40%的貸款由他所在的杭州高科技擔保公司擔保。2012年，他們做了6000萬的知識產權質押。

兩年前，北京銀行宣稱知識產權質押貸款的資金額度將達8億元。孫鑄環親自去討經驗，該銀行的高層透露：其中很多企業不用知識產權質押，光靠信用都可以放貸。

至於知識產權到底值多少錢，銀行找來了評估公司。但是，企業和評估公司坐下來商量出雙方都滿意的價格已是行業內公開的秘密。而且，銀行的貸款額不會超過評估值的一半。

孫一再向記者強調，不是看知識產權值多少錢，而是沒有了知識產權，企業違約成本有多高。他最關注兩項指標：利用所質押的知識產權，生產出的產品佔銷售收入的比例；未來三年，是否每年都用這項專利，使得銷售收入高速增長。

孫還有一套制約企業的辦法：要想獲得擔保，擔保公司會跟企業簽署獨佔使用協議，在放款的期限內，把獨佔使用權授權給擔保公司。如果不能還款，凡是用到這項專利的產品，企業將無法生產。

事實上，科技銀行並沒把知識產權質押放在心上。楊燦說：「只要企業能夠到期還款，採取什麼方式質押是次要的。」在漢口銀行光谷分行，佔比最大的是以關聯公司擔保，個人連帶保證和信用貸款，比例為62.61%。

找到風險共擔者

科技銀行左手邊是VC，右手邊是科技局，最優的狀態下還能找到政府來承擔80%的風險。

陳嵐是杭州銀行科技支行的行長，每個星期她都要拜訪三到五家企業和兩到三家的創投機構。她把創投和科技型企業視為同等重要。

銀行需要借助VC的眼睛，判斷企業的成長性，從而降低風險。對於初創期早期和種子期的企業，沒有VC進入，漢口銀行也不會給他們貸款。

硅谷銀行嚴格遵循「先投後貸」的原則，貸款介於A輪融資與B輪融資之間，用B輪融資還貸。

在國內，更多的時候，科技銀行和風投要商量著為企業做方案，由此派生出「先投後貸」、「先貸後投」、「投貸聯動」等產品。這些看似創新的合作模式，正是風投市場不成熟的無奈選擇。

科技銀行獲得客戶的另一個渠道是科技部門推薦。科技企業從人才引進、創辦、立項，到資質評審，每個環節都要跟科技部門打交道。與科技部門合作，銀行能降低信息的不對稱。

但銀行即便拿到了推薦名單，也要進行二次篩選。針對風險最大的初創企業，銀行常常一邊放款一邊哆嗦，他們急切希望找到一個風險兜底者。

杭州最先有了破解之道。在這裡，市、區、縣各級財政每年都有專款用於科技三項經費支出。經由企業申請，專家評審通過後，無償劃撥給企業，金額一般在百萬元以下。

2010年起，杭州市從中拿出不到50%，市一級出資用於增加政策性擔保公司的註冊資本，區縣一級直接出資，再聯合杭州銀行科技支行，三者按照4：4：2的比例，共同為該區縣的科技企業進行貸款擔保。

這類擔保主要針對初創型的科技企業，要求註冊時間五年以內，註冊資本不超過1000萬元，貸款金額集中在200萬元到300萬元，因此也被稱為「聯合天使擔保」。

杭州市科技局局長樓建人解釋：「科技三項經費是一種類似普惠制的撥款方式。對於企業來說，幾十萬的撥款和幾百萬的銀行貸款，企業當然更青睞後者。」

截至2012年9月底，杭州的區縣市總共出資6300萬，科技支行為100家企業發放了6.29億元的貸款。其中，80%的風險都由政府來承擔。

孫鑄環明顯感覺到：現在高科技擔保公司跟銀行去調研，縣裡要比以前配合。「區縣的科技部門最熟悉企業的情況，比如說企業老闆的兒子上個月去澳門賭錢輸了多少，他們都知道。聯合擔保的企業，沒聽說有壞賬。」

可科技銀行究竟收益如何？

楊燦發現，擁有核心技術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一旦產業化之後，利潤將會非常豐厚。企業最關心的是能不能貸到錢，而不是貸款成本。

因此，漢口銀行光谷分行存貸利差位居全行之首。光谷分行的貸款利息一般上浮20%以上。涉及知識產權這類較弱的擔保方式，利率可能上浮50%。

科技支行還創造了一種「期權貸」。這是指，銀行向企業發放信用貸款，股權由擔保公司、風投等第三方持有。之後，股權可以轉讓給風投機構，也可以由實際控制人溢價回購。中間的差價是銀行的財務顧問收入。

杭州市科技局局長樓建人常對銀行講，等到企業要上市了，所有的銀行都會來搶，自然也輪不到城商行。只有在企業幼小的時候，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他們，才能建立感情。

蘋果定價策略揭秘：永不打折

而蘋果產品的「建議零售價」則和拿貨價格相差很小，具體的數字受到保密協議的保護而無從考究，但它們之間大概只有幾個百分點的差距。零售商很難在提供折扣的同時獲得可觀利潤。

「價格維護」策略有著兩方面的影響：因為利潤很薄，零售商將很少有動力把珍貴的廣告空間留給蘋果的產品。另一方面，大型的連鎖店有時會故意降低薄利潤的暢銷產品，犧牲一些成本來吸引客流，從而提升利潤率更高產品(例如配件和線材)的銷售。

蘋果零售策略的第二步就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了：蘋果會在薄利潤的基礎上向零售商提供更多的資金獎賞，但前提是零售商為蘋果產品做了廣告，並且售價在蘋果的「最低廣告價格」之上。這種策略讓蘋果零售商們獲得更多的利潤，並且防止了蘋果產品擁有各異的價格。

這一政策讓蘋果受到了許多好處。首先，公司在直接銷售產品中獲得了更多利潤，因為它們無須和自己零售商的折扣價比拚。因為蘋果自己的零售系統是全世界最賺錢的零售系統之一，削價來爭取更廣泛的分銷網絡會對盈利帶來負面作用。

最重要的是，減價空間小讓零售商無法建立起足以和蘋果抗衡的市場地位。像沃爾瑪之類的大型零售商最擅長的就是利用它們的市場地位從生產商處獲得更低的進價，其程度之大幾乎影響到了後者的生存。

蘋果iPhone手機的銷售有所不同。在美國和加拿大，客戶除了可以用零售價購入手機之外，絕大多數客戶在購買時捆綁了兩到三年的手機通訊服 務，每月支付70美元或以上。在這類交易中，電訊運營商自己補貼零售商，這筆補貼對於零售商來說是更重要的利潤來源。這就是為什麼許多iPhone零售店 的折扣價只有在客戶實施「店內運營商激活」之後才可以享受。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時候有些零售商可以打折銷售蘋果的手機。沃爾瑪就在過去的假期裡以127美 元的價格銷售原價為199美元的iPhone，在市場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蘋果改採取的定價技巧是合法的，而且其中絕大多數在行業中被普遍採用。蘋果只是憑藉消費者對蘋果產品源源不斷的渴望將這些技巧發揮到了極致。

蘋果定價策略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很難估量。首先，消費者失去了在自由市場裡起到正面作用的價格競爭機制，你或許可以買到一台很划算的筆記本電腦，但想買到一台低過市價的蘋果筆記本則難得多。

但換句話說，消費者買到質量稍差的蘋果筆記本的幾率也大大降低了。豐厚的利潤率以及對於其分銷渠道的嚴密控制讓蘋果僅用略高於對手的售價就製造出質量方面優勢巨大的產品。所以顧客所花費的每一分錢在長期都物有所值。

不論如何，蘋果強勢的控制慾早就臭名昭著，而定價策略則是其中很吸引人的一點。撇開其他因素不談，光是蘋果產品的價格會一直保持穩定這一點，就會減輕消費者們在購物時的壓力：他們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快遞員出現在他們的家門口。

如果市場能為醫生定價，醫院就可以不再全靠藥品供養 解放醫生

一個體制內聲譽正隆的名醫，和一個在全國最有名的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在制度與社會環境變化的當下，同時選擇離開公立醫院，為尚在半途的醫改闖出另一條縫。

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只有從體制中解放醫生，讓他們自由流動與充分競爭，才能真正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讓好醫生為醫院帶來高價值，從而改變醫院靠藥品供養的畸形現狀，最終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當一些探索者勇敢走出醫院，卻發現能否繼續走下去，依然有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如果不能納入醫保範疇，如果公立醫院不接受他們開出的轉診單，他們就不會有多少病人。

2012年所謂「世界末日」這一天，上海東方醫院知名血管外科醫生張強，和北京協和醫院腎外科醫生朱岩，都選擇離開他們棲身多年的公立醫療系統。

一個告別自己業已積累二十年的體制內聲譽，一個告別有百年歷史的中國一流醫院，他們的選擇，在公立醫院依舊是醫療市場絕對主流、無數人打破頭擠入體制內的今天，成為一種罕見的標誌性事件。

張強和朱岩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瞄準醫療市場金字塔的頂端，進入外資背景的私立高端醫療機構；一個走向塔基，按國外的家庭醫生模式創建社區診所。有趣的是，他們都選擇了提供相對高端的服務，因為這裡管制最少。

無論何種路徑，他們想擁抱的都是一個自由醫生的職業尊嚴。

他們的個人選擇，為尚在半途的中國醫改闖開了另一條縫隙——醫生自由執業，是醫改至關重要的一環。讓醫生從體制中走出來，才能讓市場真正為醫生定價，也才有可能讓醫院不再全靠藥品供養，從而讓醫生回歸為醫生，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關係。

所謂自由執業，就是醫生不再僅僅受僱於一家醫療機構，而可以在多個醫療平台之間自主選擇執業地點。目前衛生部的規定在幾經放寬之後，依然尚未批准完全自由執業，而是限定醫生在得到第一家執業點的允許後，最多在三家執業點工作。

「從單位人，到社會人」

2012年的最後一天，張強一大早趕到上海東方醫院特需門診部，辦理了最後的離職手續，年終獎和12月的工資都沒打算要。

47歲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東方醫院血管外科主任張強，決定脫離體制，成為一名自由的醫生，用他自己的話說，「在海裡泡了20年，終於上岸了」。

在體制內工作了20年，張強稱得上功成名就。他的專長是治療下肢靜脈曲張，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東方醫院的血管外科在他任主任期間全國知名，患者絡繹不絕。體制內的各種榮譽，他也都享受過：五四勞動獎章，各種協會頭銜，專業雜誌編委。

正因為成功，他的出走顯得很「另類」。

自1990年代後期，社會資本逐漸進入醫療領域以來，也有少部分醫生離開體制，但大部分是退休的、在原單位「待得不好」的、想賺大錢的，或者難於找到工作的新畢業生。像張強一樣年富力強的「體制受益者」離開的，鳳毛麟角。

「已經觀望了半年，只是需要一個導火索。」張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把這稱為是一次「自我重新探索」。他在東方醫院曾經努力探索特需門診，也就是高端服務，掛號費300元，患者享受高質量服務，預約看病，至少半小時的問診時間，甚至在做手術時可以點自己喜歡的音樂。

這是張強理想的工作方式，「最好手術後還能來杯咖啡」。

然而，在公立醫院的平台上，發展特需醫療瓶頸頗多。

首先是政府統一定價，很難高收費，先進的技術和好材料不能用。公立醫院的就醫環境也使特需大打折扣，「只是病房好一點，護士漂亮一點，推到手術室，一樣要排隊」。而他想改進醫療質量而推出的當日手術理念，也受限於公立醫院緊張的病床和手術室而難以實現。

最根本的是，特需醫療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天然存在矛盾，特需發展到一定程度，會佔用普通患者的就醫資源。

「公立醫院無法滿足高質量的醫療需求。」張強早已意識到這些問題，市場上漸漸傳出的特需門診會從公立醫院剝離的消息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晚走不如早走」。

這種圈內人看來非常冒險的選擇，張強本人並不糾結。1992年剛從醫學院畢業時，他就已面臨過類似的選擇：當時，全套引入美國辦醫理念的浙江邵逸夫醫院剛剛籌辦，美方院長寫了一封信給他，期待他能參與創辦邵逸夫醫院的血管外科平台。這位當時浙江省唯一的血管外科碩士，已經拿到浙江一所著名三甲醫院的工作機會，卻不顧全家人反對，去了邵逸夫醫院，只因為「聽說美國先進。很好奇，還會去香港培訓，我很喜歡」。

在那個中國醫院還是綠油漆的年代，邵逸夫醫院被中方認為「像賓館，哪像醫院」，「老外們在大廳裡放盆景，椅子全是沙發」。

對張強來說更重要的是，那些本來只存在於想像中的醫療理念一下子鋪展在眼前，他第一次接觸了可以電動的病床，第一次看到氧氣管不用塞在鼻子裡，第一次知道要用簾子把病人隔開尊重隱私權，第一次看見美國人用筆記本電腦，用互聯網查資料——張強因此成為浙江省第4000個互聯網用戶，很早便用互聯網查閱國外免費的醫學文獻。

也是在這裡，張強學習了腹腔鏡技術，掌握他日後行醫的殺手鐧。

這種遠遠超前的眼界，奠定了他日後的興趣和所有選擇的取向。而他的自由能成為現實，還與一系列制度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9年以來，公立醫院一直佔據著中國醫療市場的主流，也在很長時間裡一直是醫生們唯一的「棲身之所」。在1990年代後期民營醫院大量出現後，出現了許多「醫生走穴」的狀況，曾一度備受社會抨擊。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台，醫生多點執業被明文禁止。

直到2009年，衛生部出台《關於醫師多點執業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醫生在不超過三個醫療機構多點執業。

不過，雖然制度允許了，但現實卻依然是無法打破的一塊堅冰。多位受訪醫生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沒有哪個公立醫院院長會同意讓自己的醫生出去執業。

「公立醫院是一個封閉體系，不讓人出去，也不讓人進來。」張強說，「習慣了小農思維，你出去執業他們會擔心帶跑病人。」

於是，隨著在公立醫院探索高質量醫療的空間日益狹窄，加上上海又將成立兩個醫療中心，讓他覺得醫改的氣氛越來越好，他終於決定走出來，「從單位人，變成社會人」。

2012年12月12日12點整，張強正式確定了他的第一執業點：上海沃德醫療中心，這是一個外資背景的醫療平台。在這裡，他將名片上的「張主任」改成「smile醫生」，辦公室擺著家人的照片，病人送的超人肖像畫掛在牆上，一盒鮮豔的紅玫瑰擺在茶桌的一角。

幾乎同時，年輕的朱岩也選擇像張強一樣出走體制內。

「協和的醫生都非常嚴謹，有奉獻精神，在目前的體制下，勢必收入非常低，年輕醫生根本買不起房子，更不用說結婚生子養老人啦。」朱岩今年32歲，山東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即進入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但九年之後，醫生的尊嚴感卻一點點幻滅。作為腎內科主治醫師，朱岩在協和醫院的掛號費僅僅5元，每月工資獎金加起來稅後七八千。這樣的工資現狀在北京生活並不容易，醫生要不甘於清貧，要不就收紅包、拿回扣。

而且，這個龐大體系裡淤積著大量醫生——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龔曉明曾對媒體說，協和醫院婦產科正高職稱有30位，副高職稱的也有三十多位——從上到下一層層排下來，資歷越淺的醫生機會越少。

在這個體系裡，獲得認可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科研論文發表的數量，這也讓更注重臨床技能的朱岩並不喜歡。

「我身邊的醫生，一半以上動過走的心思，」朱岩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協和醫院很重視年輕醫生的培養，也一直在努力改善年輕醫生的收入，但體製出了問題。」2011年，僅協和醫院內科的住院醫師就有十餘人辭職，有的出國行醫，有的去了大型醫藥公司，有的回老家繼續當醫生。而朱岩自己，在2012年和幾個朋友一拍即合後，離開國內最好的醫學平台協和，辭職創業，打算走一段「很長的黑暗路」。

有趣的是，新的信息技術出現，無論對張強還是朱岩來說，都是一個福音。比如，微博的出現，使得醫生無論在哪裡都能被「粉絲」找到。10年前張強從邵逸夫醫院離職到另一家醫院時，深深感受到的痛苦是，病人沒有渠道知道你去了哪裡，最初一個月他連一個病人都沒有。而如今，他不僅在微博上發了公告，收穫許多轉發與評論，而且他一直參與的網絡診療平台「好大夫」網站，也在他加盟沃德後首次把私立醫院納入網站關注範疇。

對朱岩來說，微博也是一個推廣平台。他的新浪微博名是「回到明朝當醫生」，他說明朝只是一種虛指，代表理想世界，在那裡可以做一名有尊嚴的醫生，重建醫者與患者之間古老的信任。

兩條道路

同樣離開體制，張強和朱岩卻選擇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個走向醫療市場金字塔頂端——私立高端醫療，一個走向塔基——社區連鎖診所。

張強看好高端醫療市場，他認為市場需求有層次，醫療服務就應該有差異。他對未來職業的規劃也是立體的，計劃分三步走：先簽約一個高端私立醫療機構。再簽一個公立醫院，借助其大型醫療設備，建一個靜脈血栓學科的培養基地，也可給普通病人看診，履行醫生的公益價值。此外還會再簽約一個國際化的醫療機構，組建醫療團隊。

沃德是張強簽約的第一家機構。這家成立於2009年的外資高端醫療中心，意在打造一個醫療資源整合平台，提供行政、護士、設備，而各類優秀醫生則在這個平台上貢獻他們的醫術，但不隸屬於這個平台。上海沃德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助理方瑞敏說，「不組劇團，只搭舞台。」

張強和沃德的合作，並非傳統的僱傭關係。他在沃德幾乎不拿底薪，而是按照歐美的一般標準，和沃德按一定比例分成。「如果拿個百萬年薪，我就又成了它的僱員，又要受制於它的指標壓力。」而分成制，除了相應承擔風險之外，所有的社會保險、公積金等，都由張強自己繳納，他戲稱，「自由的代價是很高的」。

在沃德醫療中心，醫生是一切的核心。每個樓層都設有行政總監，專門為醫生協調各種事務。一台手術確定後，沃德要為醫生提供手術室，護士、麻醉師也要配套。在這裡，診療費遠高於公立醫院，達到次均1600-1800元，醫生與醫院都無需再靠藥品回扣「養」——據方瑞敏介紹，沃德的藥佔比（藥物佔醫院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公立醫院通常高達50%左右。

有一個下肢靜脈曲張的菲律賓女病人，當張強還在公立醫院時為其做了一條腿的手術，另外一條腿則在私立醫院完成。兩相對比，看出區別：公立醫院的手術室很冷，病人下半身暴露，男性醫生與護士進進出出，術後住院兩三天；而在私立醫院，雖然價格貴了一倍，但一切都很安心，手術日期確定，護士先開好空調，麻醉師提前和病人交流15分鐘，術後幾個小時就可以下地走路。

不僅病人，醫生也獲得了尊嚴感。「以前在公立醫院當主任，大量的醫藥代表來巴結，很多病人求著你，那種體制帶來的權力感很醉人，但自由的感覺更好。」張強說，「世界比原來的圈子更大了，我的出診和手術流程，都是精益管理專家的朋友幫我設計的，幾點出診，怎麼跳台，非常科學。」

不過，在朱岩看來，專科路線更適合那些功成名就的「名醫」，而像他一樣的年輕人，還要尋找新的道路。

朱岩的創業夥伴，都是三十出頭，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多年三甲公立醫院從業經驗但又不甘於在體制內熬日子的年輕人。反覆商討後，他們決定深入社區，提供高品質的家庭醫生服務。

「強基層」是過去三年新醫改的重中之重，但儘管政府向基層醫療機構投入大量資源，卻依然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多少好醫生願意去基層，導致基層醫療機構診療水平參差不齊，難以得到患者的認同和信任，成為醫療市場最底層最大的難題。

朱岩們正是瞄準了這個困局中的機會，試圖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社區醫療平台，推廣家庭醫生理念。他給診所取名卓正，是希望醫療服務卓越，為人做事正直。

三個合作者之一的王志遠曾在花旗環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資銀行部門工作多年，為卓正找來了河山資本做天使投資人。朱岩並未透露具體的投資額，但其稱資金不會是壓力。「我們都認同這是一個長久的事業而不是買賣，不會為了賺錢而降低服務標準，這點雙方都有共識和契約保障。」

經過八個月籌備期，2012年12月，首批三家社區診所在深圳開門迎客，第四家正在籌備中。選擇深圳，是因為這裡行政效率相對高，且離香港近，患者更易接受新的就醫模式。包括朱岩在內，卓正目前有五名醫生，三家診所均開在深圳比較高檔的商業區或社區，診療收費參考香港模式，每次380元，包括診療費、三天的常用藥物和基本的化驗。

不過，運行近一個月以來，形勢並不樂觀——每天兩三個人的就診量顯示，建立口碑尚需時日。朱岩說，「雖然做了最壞的準備，困難依舊比想像的多。」

比如，問題之一是，轉診渠道的建立困難重重：目前公立醫院在設備、專科診療等方面依舊享有社區診所不具備的優勢，必須要在醫療市場上建立從社區診所到大型醫院之間的轉診渠道。

另一個問題則是無法接入醫保體系。診所定位是收入較高人群，他們往往繳納社保，在公立醫院看病不用掏錢，在診所卻得全部自費。

無論張強還是朱岩，他們都認為個體探索的最大風險來自政策的不明朗，「不知道我們這個方式政府會不會持續支持」。

萌芽的力量

在醫生仍基本留守體制內的背景下，張強和朱岩等人的逆向流動，會給既有體制帶來多大觸動？

「很多醫生在觀望，有好的平台可能就會離開。」張強的前同事、上海東方醫院微創外科主任胡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若有更多的平台和機會，體制內也不是鐵板一塊。他舉例說，上海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醫療中心，已讓很多體制內的醫生躍躍欲試。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社會資本投資醫療日趨開放，使更多比1990年代民營醫院品質更高的醫療機構開始出現，為出走體制的醫生提供了更多可選擇的平台。

「我們的探索若能成功，將給體制內的人走出來的信心。」朱岩說，這就撕開了一條縫，新的體系生成，會倒逼舊有體系改變。

不過，早在2010年就已離開公立體系到民營昆明同仁醫院就醫的周樂今醫生卻並不那麼樂觀。曾經以80萬年薪力邀他加盟的這家民營醫院，在管理層幾經變化後，和周樂今理念不容，合同期未滿就將其辭退。2012年12月14日，他和昆明同仁醫院的官司剛剛二審勝訴。

「雖然從戰略角度看，民營醫院一定會越來越多，但目前90%的本土民營醫院管理方式還是很落後的，好平台還是不多。」周樂今說。

除此之外，依舊偏向公立醫院的既有政策體系，使體制內外落差巨大，不僅不能幫助醫生走出來，反而處處形成束縛。比如，在社會資源、學術資源、研究資源多被體制內「壟斷」的背景下，出走成本極高。

「用身份保障換執業自由，多數人不敢『冒險』。」多年跟蹤醫改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恆鵬說。他舉了一個案例說明整個體制對自由執業權的束縛。

2009年，昆明曾在全國率先開展醫師多點執業，時任云南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兼心內科主任的李易，帶領二十多位醫務人員以「社會人」的身份在多家醫院自由執業。但現在這個團隊卻逐漸回歸公立醫院了，體制束縛是很大原因——教學、科研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更關鍵的是，能否獲得這些資源並不取決於你是否有能力，而是取決於你的「公家人」身份。自由執業的醫生評不了職稱，當不了研究生導師，更為要命的是，退休後能夠拿到的養老金明顯低於擁有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醫生，儘管前者繳納的養老保險並不低於後者。

不過，生性樂觀的張強把這些看得很淡：「國內的學術機構排斥你，可以到國外更好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像李娜一樣！」

不過張強也有對市場成熟度的兩個擔憂。一是國內的保險市場尚不發達，而這是醫生自由執業的一個重要前提，一方面提供埋單者，降低患者負擔，另一方面也提供對醫療機構的第三方監督。

另一個懸在自由執業頭上的風險則是醫患矛盾的處理機制。當醫生和醫療機構的關係不再是僱傭關係時，醫療風險如何承擔？「在國外，有專門的責任險可以購買，而國內尚不成熟」，如何在醫生、醫療機構、保險和患者之間建立更有效的信任與制約，仍是自由執業面臨的一道難題。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張強醫生的樂觀和自信。」周樂今說，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雖然很謹慎，但已經走出體制的周樂今依然很讚賞張強與朱岩，「雖然目前還是萌芽，慢慢不失為一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