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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莫言等50多位大腕”挑刺“敦煌文博會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6590.html

文化部副部長丁偉在13日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將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註入文化力量,是沿線國家、省區市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也將成為中國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

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將於9月20日在甘肅敦煌舉辦。首屆文博會的宗旨為“推動文化交流,共謀合作發展”。2015年,經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花落甘肅,並以敦煌為永久會址,從今年起每年舉辦一屆。

這是目前全國唯一的以國際文化交流為主題的國家級盛會。

丁偉表示,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是國際合作平臺,依托西部厚重的文化和良好的合作機制,將發揮博覽會集聚拉動效應,推動文化成為沿線省區市轉方式、調結構的助推器,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更大範圍內向世界開放的新引擎。

敦煌是文博會永久的會址。甘肅省宣傳部長梁言順指出,這不是甘肅的地方糧票,而是國家的一個文化戰略平臺。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突出文化建設,提升文化產業,將對甘肅省的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的推動作用。推進甘肅向西開放,進一步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合作、交流、共贏,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梁言順表示,主辦方邀請了50多位專家,包括王蒙、莫言這樣的名家作為顧問,對籌備情況進行論證、挑毛病。主辦方堅持創新辦會,引進了數字技術,來體現傳統文化的一些非常優美的東西,比如對敦煌莫高窟的一些藝術再現,這樣既可以保護文物,同時又讓觀眾能夠感受到藝術的精美。

丁偉透露,到目前為止,確認出席的已經有16個國家的文化、旅遊或者媒體的部長,這里面有11個正部長,5個副部長,這些國家都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還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國際組織負責人,比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助理總幹事、亞信秘書處的職委會主任、歐盟歐洲議會旅遊交通委副主席、世界旅遊組織副秘書長等。

丁偉指出,除了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還有很多省區也在搞一些以“一帶一路”為主題的活動。如文化部和陜西省一起舉辦的西安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福建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打造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新疆在打造一個新疆絲綢之路國際民間舞蹈節,這些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展示了中國全面開放的態勢和世界各國平等對話文化交流的理念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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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瑪國際業務多位高管變動 中國總裁兼CEO履新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6623.html

沃爾瑪百貨有限公司5月13日宣布其國際業務的一系列高管新任命。

現任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柯俊賢(Sean Clarke)將回到他之前服務過的英國Asda擔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於7月11日生效。現任沃爾瑪加拿大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Dirk Van DenBerghe將帶領中國團隊,該任命於8月22日生效。另外,Dirk將兼任擔任亞洲區域總裁一職,包括負責沃爾瑪日本的業務。

圖為:Dirk Van Den Berghe

Asda總裁兼首席執行官Andy Clarke決定從目前的職位上退下來。英國是全球零售競爭最有激烈的市場之一,Andy在Asda工作超過20多年,最近6年擔任公司首席執行官,為沃爾瑪在英國的發展貢獻良多。Andy和他的管理團隊在幾個創新項目上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包括食品雜貨的送貨和提貨服務。在零售競爭加劇、顧客期望增高的業務發展階段,他也展現了其強領導力。

Andy的業務工作將持續到7月底,之後一直到2016年底將擔任公司顧問。同時,他將繼續作為Asda代表參與到目前的一些行業工作,如擔任IGD的總裁,這是一家提供全球食品和雜貨行業信息和最佳案例的研究和培訓公益機構。

隨著Andy的離職,現任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柯俊賢(Sean Clarke)將回到英國的Asda擔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於7月11日生效。

柯俊賢於2011年加入沃爾瑪中國,出任首席運營官,並於2014年升任沃爾瑪中國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近年來,柯俊賢帶領中國團隊,表現出色,在公司非常重要的中國市場創造良好的增長勢頭。作為沃爾瑪最為資深的高管之一,柯俊賢在沃爾瑪的職業生涯包括日本、加拿大和英國在內的廣泛海外經歷,早在1996年,他在英國的Asda工作,開始其零售職業生涯。柯俊賢的領導力將幫助Asda利用創新項目帶來的發展勢頭作為基礎,獲得在競爭激烈市場的更好定位。

沃爾瑪同時宣布Roger Burnley將於2016年10月重新回到Asda,擔任副首席執行官。Roger過往在英國零售商業和營運領域擔任過不同的高管職務,將為Sean提供支持。Roger於1996年到2002年期間在Asda工作,是1999年沃爾瑪收購Asda後整合工作的核心團隊成員。

現任沃爾瑪加拿大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Dirk Van DenBerghe將帶領中國團隊,該任命於8月22日生效。Dirk於2014年加入沃爾瑪加拿大,他擁有30年在歐洲、亞洲及美國的國際領導經驗。加入沃爾瑪之前,他在比利時德爾海茲集團度過了15年的職業生涯,德爾海茲集團是一家在三個洲、八個國家擁有分支機構的知名跨國食品零售商。在沃爾瑪加拿大,Dirk以其資深的經驗幫助公司鞏固了日益成長的食品業務及強化了尤為成功的非食品營運。除了擁有跨國領導經驗,Dirk還精通多國語言,目前正在學習普通話。沃爾瑪在不久後另行宣布加拿大的新領導任命。另外,Dirk將兼任擔任亞洲區域總裁一職,包括負責沃爾瑪日本的業務。

這個任命也將有利於目前擔任沃爾瑪亞洲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的貝思哲(Scott Price)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擔任沃爾瑪國際業務首席行政官一職。

沃爾瑪國際業務總裁兼首席執行官David Cheesewright表示:“積極管理全球業務是我們國際戰略的重要一環,我們一定要在合適的市場有對的管理人才來領導我們的業務發展和變革。柯俊賢是我們最為資深的全球高管之一,通過其領導力,我們將利用創新項目帶來的發展勢頭作為基礎,獲得在競爭激烈市場的更好定位。我也很高興Roger重新回到Asda,我們視其為非常頂尖的高管人才、未來的首席執行官。連同整個Asda的高管人員,柯俊賢和Roger將會是非常強的管理團隊,來帶領Asda的業務發展,他們互為加強的技能和在英國和全球零售市場的經驗將為Asda帶來無可比擬的零售領導力。”

David Cheesewright補充道:“Dirk非常合適帶領沃爾瑪中國業務以及亞洲發展,他之前領導過區域市場的業務,也在歐洲的職業生涯中積累很深的零售業務理解。”

他同時表示沃爾瑪培養了很多全球零售領導者:“全球領導人才是我們公司最好的資產之一,我們承諾為多元化的經驗創造更多機會,這也表明了為什麽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零售領導者。”

根據今年第一季度財報,沃爾瑪國際業務銷售業績表現持續強勁。在國際業務的11個國家市場中,有10個國家的銷售業績與上一年同比為正增長,其中9個國家的可比銷售增長超過4%。

在沃爾瑪今年第一季度財報中,由於中國門店在今年春節期間的強勁表現,第一季度沃爾瑪中國的總銷售額增長5.1%,可比銷售額增長1.4%,可比客單價增長5.2%。同時,尼爾森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3月,沃爾瑪中國快速消費品已連續13個季度實現在大賣場市場份額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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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中外學者稱: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四大風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2300.html

多位學者6月23日在京表示,中國經濟正經歷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深入的增長轉型期,這種“創造性毀滅”的經濟升級面臨著“四大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新書《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參與新書寫作的專家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項目主任宋立剛、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經濟學教授郜若素(Ross Garnaut)、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應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江詩倫(Lauren Johnston)等。

發布會上,新書主編宋立剛表示,在“新常態”的增長速度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夠如預期為中國走上世界生產力前沿奠定基礎?在結構調整和低速增長並存的情況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什麽新的問題?等等,都是各界十分關註的問題。

宋立剛說,中國走向高收入狀態需要多方面改革的互相促進來驅動。生產力應全面提高,鼓勵資源流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領域。

他說,資源從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結構轉變有很多方面:從低利潤公司流向高利潤公司;從低價值產品和服務流向高價值產品和服務;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生產力地區流向高生產力地區。

“中國現在要繼續把資源從相對低生產率領域轉移到高生產率的經濟活動中,這面臨四個風險。”宋立剛分析說。

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農民工在數量上可能不足以彌補現在開始返鄉的農民工造成的缺口。這個風險源自人口變化以及阻止農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壘。流入城市的移民數量年均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這一趨勢如果保持下去將成為威脅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估計,農村到城市的新移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已為超過一半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做出了貢獻。

第二,城市經濟增長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能及時下調,否則資本將會被浪費在產能過剩上面。

第三,新增長模式所涉及的工業結構升級需要受過教育且有經驗的勞動力。當前的農村教育標準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積並應用技能的動力,也許不足以讓日益擴張的城市工業獲得更高級的勞動力。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如果沒有城市失業保險或其他社保,就會面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風險。與此同時,他們很難在農業板塊中獲得再就業的機會,不但因為他們自身的就業偏好已經改變,也因為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更新。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是造成社會不安的潛在因素。

第四,在中國試圖在第二和第三產業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產業相對於第二產業比例的過程中,總體的生產力可能有所下降。第二產業總的來說比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更高。例如,2013年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定義為工業附加值與全體就業人數之比)在第二產業是1.45,而在第三產業是1.22。但是,這對生產力的影響取決於第二產業是否轉向更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及其相關服務行業(包括為其提供支持的研發、設計、市場和售後服務)。那樣的話,總體生產力可以因服務業板塊的支持而鞏固提高。然而,僅僅涉及將勞動力從低端產品制造轉向低端服務的工業結構調整,恐怕對生產力增長有負面影響。

宋立剛說,這些風險凸顯了通過改革持續引導資源流向更高生產力領域的重要性。實現持續的結構性經濟升級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創造性毀滅”。它能讓低效率或無效的經濟活動從市場剝離,為高效創新和更有生產力的經濟活動保留更多資源。若要“創造性毀滅”得以成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停止挽救虧損和失去競爭優勢的企業。相反,應該培育市場競爭並將結構轉型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6月23日,《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新書發布會。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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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中外學者稱: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四大風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32300.html

多位學者6月23日在京表示,中國經濟正經歷著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持久深入的增長轉型期,這種“創造性毀滅”的經濟升級面臨著“四大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新書《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參與新書寫作的專家學者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經濟項目主任宋立剛、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經濟學教授郜若素(Ross Garnaut)、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應用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江詩倫(Lauren Johnston)等。

發布會上,新書主編宋立剛表示,在“新常態”的增長速度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能夠如預期為中國走上世界生產力前沿奠定基礎?在結構調整和低速增長並存的情況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什麽新的問題?等等,都是各界十分關註的問題。

宋立剛說,中國走向高收入狀態需要多方面改革的互相促進來驅動。生產力應全面提高,鼓勵資源流向生產效率更高的領域。

他說,資源從低效利用向高效利用的結構轉變有很多方面:從低利潤公司流向高利潤公司;從低價值產品和服務流向高價值產品和服務;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低生產力地區流向高生產力地區。

“中國現在要繼續把資源從相對低生產率領域轉移到高生產率的經濟活動中,這面臨四個風險。”宋立剛分析說。

第一,從農村到城市的新農民工在數量上可能不足以彌補現在開始返鄉的農民工造成的缺口。這個風險源自人口變化以及阻止農民工永久居留城市的制度壁壘。流入城市的移民數量年均增長率已經從2005~2010年的4%下跌到了2014年的1.3%。這一趨勢如果保持下去將成為威脅生產率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據估計,農村到城市的新移民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時間內,已為超過一半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做出了貢獻。

第二,城市經濟增長率必然下降。除非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能及時下調,否則資本將會被浪費在產能過剩上面。

第三,新增長模式所涉及的工業結構升級需要受過教育且有經驗的勞動力。當前的農村教育標準和刺激新移民在城市工作中累積並應用技能的動力,也許不足以讓日益擴張的城市工業獲得更高級的勞動力。這種情況下,農民工如果沒有城市失業保險或其他社保,就會面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失業風險。與此同時,他們很難在農業板塊中獲得再就業的機會,不但因為他們自身的就業偏好已經改變,也因為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更新。經濟結構轉型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是造成社會不安的潛在因素。

第四,在中國試圖在第二和第三產業中找到新的平衡、增加第三產業相對於第二產業比例的過程中,總體的生產力可能有所下降。第二產業總的來說比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更高。例如,2013年中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定義為工業附加值與全體就業人數之比)在第二產業是1.45,而在第三產業是1.22。但是,這對生產力的影響取決於第二產業是否轉向更高附加值產品生產及其相關服務行業(包括為其提供支持的研發、設計、市場和售後服務)。那樣的話,總體生產力可以因服務業板塊的支持而鞏固提高。然而,僅僅涉及將勞動力從低端產品制造轉向低端服務的工業結構調整,恐怕對生產力增長有負面影響。

宋立剛說,這些風險凸顯了通過改革持續引導資源流向更高生產力領域的重要性。實現持續的結構性經濟升級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創造性毀滅”。它能讓低效率或無效的經濟活動從市場剝離,為高效創新和更有生產力的經濟活動保留更多資源。若要“創造性毀滅”得以成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應停止挽救虧損和失去競爭優勢的企業。相反,應該培育市場競爭並將結構轉型的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6月23日,《全球背景下的中國經濟轉型》新書發布會。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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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眾“吃轉基因玉米 多位學者呼籲加快產業化

給你一個轉基因玉米,你會吃嗎?

8月14日,在中國農大玉米試驗基地,基因農業網舉辦轉基因技術座談會,與會人員以自願吃轉基因抗蟲玉米的實踐行動為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背書。針對可能出現的質疑,中國農科院研究員黃大昉回應從稱,“這並不違規。”他說,轉基因玉米尚未產業化種植,還不能夠上市,按照管理規定,只能進行銷毀等安全化處理。品嘗也是安全化處理的方式之一。

品嘗轉基因玉米的背後,在“挺轉”人士看來,這背後是轉基因主糧技術——哪怕是拿到國家批準的轉基因安全證書——無法產業化的尷尬。

同與不同

在對轉基因持消極態度的人士看來,需要官方或高級官員以“是否吃轉基因食物”來表明立場以及回應質疑。近年來,每年的全國兩會,來自媒體關於轉基因的提問從不缺席。這導致主管部門領導不得不以“我也吃轉基因食品”來表明態度。

座談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戴景瑞稱,全世界有將近28個國家生產轉基因作物,還有30多個國家進口轉基因產品,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每天都在跟轉基因食品接觸。他說,“我曾經在美國待了20多年,吃的玉米片都是轉基因玉米制成的,(至於安全性)我就不多說了,大家都清楚。”

一位不願具名的生物科學工作者援引自身的例子稱,自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出國以來,在國外一直吃轉基因食品。比如,在美國,75%以上的食物都含有轉基因成分,他一直在吃。該學者從事植物遺傳轉化工作近三十年。

對於試驗基地種植的轉基因玉米及非轉基因玉米的區別,中國農大教授賴錦盛解釋稱,兩個材料的遺傳背景,從常規育種上都一樣的。如果這個轉基因材料最終能夠被授權成“品種”,那麽它跟非轉基因品種的差別,就是轉基因玉米多了一個轉基因的性狀。

黃大昉補充說,目前基地展示的轉基因材料,盡管受體品種是已經生產應用的品種,但是現在這些轉基因材料尚未被正式審定為“品種”。這是由於現行的規定要求必須進行安全性評估獲得安全證書,這些材料才能成為正式的“品種”。

他說,在國外很多國家,受體品種是生產應用的品種,那麽再加一個抗蟲基因,對受體品種來說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就不需要再審定了。但是,我國現行的法規還需要進行審定。如果要加快產業化,就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拿到證書後怎麽辦?

根據國務院頒布的《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及相應配套制度的規定,我國對轉基因生物實行嚴格的分級分階段安全評價制度。安全評價從實驗室研究階段就開始進行,再到田間小規模的中間試驗,再是大規模的環境釋放、生產性實驗、安全證書評估,共分五個階段。

對於前述基地展示的轉基因材料,戴景瑞稱,絕大多數都進入到最後一個環節——生產性實驗。生產性實驗如果沒有問題,就等著農業部頒發安全證書。

值得關註的是,中國此前曾批準三張轉基因主糧的安全證書。根據法規“一次申請安全證書的使用期限一般不超過五年”的規定,在2014年到期時曾引起熱議。不過,當年年底證書又獲得續簽,有效期從2014年12月11日到2019年12月11日。

三張轉基因主糧安全證書續期到2019年12月11日

需要說明的是,在獲得安全證書的五年中,一直未被允許商業化種植,雖然這次安全證書得以續簽,但是仍然只能試驗性種植。

至於獲得安全證書後不能推動轉基因產業化的原因,中國農科院研究員何康來解釋說,我國轉基因品種還要經過品種審定這一關,但是目前還沒有出臺有關轉基因作物品種審定的文件,所以三個品種雖然已經拿到了安全證書,但是也沒有辦法進行品種審定。沒有經過審定,按《種子法》規定就不能成為一個品種上市。所以,這也是一個障礙,需要推進解決。

那麽,有效期為什麽規定五年呢?

何康來解釋稱,以抗蟲品種為例,害蟲對這一品種的適應也需要長期觀測。如果蟲子出現抗性等情況,就需要有治理對策或者替換新的抗蟲基因。有效期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非安全性問題。戴景瑞補充說,任何產品都有一個有效期,比如汽車駕駛證也得更換,這個很正常,不同的對象時間長短不一樣而已。

對於目前轉基因主糧產業化所面臨的困境,黃大昉提到,一是簡化有關程序,盡快批準安全證書;二是品種審定需要做一些調整,可否借鑒轉基因抗蟲棉,如果受體品種通過審定,那麽轉進去的基因經過各方面評估也沒問題,就不需要再審定,或者直接登記認定即可。當然,還要加強科普提高公眾的認知水平。

需要說明的是,已經有20年轉基因作物種植歷史的中國,近年來,對於轉基因主糧產業化應用方面,高層態度的傳達也漸趨明朗。

不論是決策層直接給出鮮明的產業化態度,還是給出明確按照“非食用→間接食用→食用”的轉基因食品推廣路線圖,首先發展非食用的經濟作物,其次是飼料作物、加工原料作物,再次是一般食用作物,最後是口糧作物,以及明確的時間表。

前述生物科學工作者稱,轉基因技術是用於釋放生產力的,誰阻擋也阻擋不了,無非就是推遲幾年產業化而已。以玉米為例,之所以導致庫存積壓嚴重,不是生產太多,而是生產成本太高,下遊加工企業無法使用,而抗蟲的轉基因玉米,是從害蟲口中奪糧,能夠增加10%-20%的產量,這部分所降低的成本,正好可以抵消國內外玉米的價差,提高競爭力,解決玉米積壓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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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多位官員違反財經紀律被問責

上海市紀委今天通報5起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被問責典型案例,涉市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黨委副書記,新長寧(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魯迅紀念館館長,寶山區虎林中學黨支部書記,浦東新區高行鎮黨委書記、原黨委書記。相關人員均受到處分。

1、市供銷合作總社理事會主任、黨委副書記趙剛因單位多次違規組織公款吃喝、違反財經紀律等問題被問責。

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期間,市供銷合作總社多次違規組織公款吃喝、公款送禮、公款旅遊,共計花費公款14萬余元;該社還違規超範圍使用專項經費逾300萬元用於公務接待、辦公開支、發放津補貼等。趙剛作為該社主要領導,對本單位違規使用專項經費等行為審核不嚴、失管失察,負有領導責任,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2、新長寧(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謝珂因下屬公款吃喝、違反組織紀律問題被問責。

2016年1月6日,新長寧(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馬彬、人力資源部安全主管陶文明違規組織人員公款吃喝,一名參與人員酒後開助動車發生交通事故後死亡,該公司未及時向集團黨委和區有關部門報告,違反了組織紀律。馬彬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陶文明受到黨內警告處分。謝珂對上述違紀問題負有領導責任,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3、魯迅紀念館館長鄭亞因單位違規組織公款吃喝、購買發放消費卡等問題被問責。

2014年11月至2015年8月期間,魯迅紀念館違規在財政專項資金中列支經費4.8萬余元,用於違規公款吃喝、購買發放消費卡等。鄭亞對此負有領導責任,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4、寶山區虎林中學黨支部書記黃惠琴因單位違反財經紀律問題被問責。

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期間,虎林中學違規將外借教師的績效工資以各種名目發放給校內其他教職工,共計110余萬元。該校原校長孫曉忠負有領導責任,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黃惠琴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5、浦東新區高行鎮黨委書記張立新、原黨委書記聶廣荷因下屬嚴重違紀問題被問責。

2012年7月至2015年5月期間,高行鎮副調研員郝唯實、蔡雪慧未經組織批準出國(境)、未履行請假手續不上班及未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郝唯實受到留黨察看、行政降級處分;蔡雪慧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降級處分。張立新、聶廣荷落實主體責任不力,受到誡勉談話處理。

上海市紀委表示,全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要從以上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訓,真正把管黨治黨的政治責任扛在肩上。各級黨組織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敢於較真碰硬,履行好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各級黨員領導幹部要強化對黨員幹部的日常管理監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對各種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堅決查處、絕不姑息,切實維護黨規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認真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把問責作為從嚴治黨利器,進一步強化問責工作,尤其突出對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不嚴不實、“四風”和腐敗問題多發頻發、巡視整改不落實等問題的問責,同時不斷完善和規範問責工作,使之常態化、制度化。要加大通報曝光力度,釋放失責必問、問責必嚴信號,以問責倒逼責任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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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位市長都到訪這里 萬億級的管廊市場從橫琴起步

與澳門一河之隔的珠海橫琴島,6年前還是一片灘塗,高含水率、高孔隙比、高靈敏度、低強度,在這樣的軟土上搞工程,好比是“豆腐上繡花”。

但6年後,一條“日”字形布置、長達33.4公里的地下綜合管廊已經穿行於軟土之間,集電力、給水、通訊等多種管線於一體,成為全國地下綜合管廊的樣板工程。

2015年4月,住建部在珠海舉辦全國綜合管廊規劃建設培訓班,曾組織全國70多個城市的市長到橫琴考察地下綜合管廊建設經驗。此後,拉開了中國萬億級的地下管廊建設序幕。

建管廊省土地橫琴凈賺60多億

回憶起對橫琴的最初印象,橫琴新區黨委委員、橫琴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蔡淩燕對第一財經說,早期橫琴就是小漁村,沒有道路,來橫琴就是為了吃橫琴蠔,“以前我也是,吃完就走了,沒想到和橫琴很有緣”。

蔡淩燕坦言,橫琴從之前的小漁村變成初具規模的美麗生態城市,既得益於國家對橫琴的總體規劃,也得益於像中國中冶這樣參與橫琴建設的央企。

圖為橫琴目前的街景

2009年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通過《橫琴總體發展規劃》,致力於將廣東珠海橫琴打造成為“開放島”、“活力島”、“智能島”、“生態島”,其中就高屋建瓴地規劃了地下綜合管溝(地下綜合管廊)。

蔡淩燕回憶,在橫琴建設的初步階段,當時的橫琴財政能力非常有限,加上已經經過了兩輪並不算成功的開發,以致“當時很多有錢的單位不理睬我們”。但中冶卻敢於做第一個吃螃蟹者,來橫琴投資,尤其是投資橫琴的地下綜合管廊。

事實上,中冶集團在決定投資建設橫琴地下綜合管廊之前,也經過了一番謹慎的考慮。

“中冶集團堅持‘到有魚的地方撒網,到有草的地方放羊’”,中冶集團旗下中國二十冶集團副總經理王振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說,“所以中冶到橫琴不是簡單的‘拍腦袋’,我們經過反複的論證,(最後)決策層多次開會做出的決策,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讓中冶敢於嘗試的原因在於,地下管廊雖然在中國的城市建設中是個新鮮事物,但在冶金行業卻是常備設施。

地下綜合管廊,是通過將電力、通訊、給水、燃氣、垃圾真空管等多種管線集中設置到道路以下同一地下空間而形成的現代化、科學化、集約化的城市基礎設施。

圖為地下管廊示意圖

鋼鐵生產涉及多種高溫、高壓的氣體和液體管道,以及電力和通訊設施管線。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冶集團在上海寶鋼建設過程中,便借鑒與引用國外的先進經驗與日本新日鐵合作,在全國率先引進並興建了大型地下綜合管廊系統以供工業生產專用。時隔近40年,這條長約15公里包含煤油氣、電力等危險介質管線的綜合管廊依然在廠區地下城內,見證著歷史與時代的變遷。

在蔡淩燕看來,越是發達地區,特別是新建的城市,地下綜合管廊是必須考慮的。因為發達地區的土地資源非常緊缺。

具體到橫琴,高效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是發展中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而建設地下綜合管廊,成為當地節約集約利用土地的方法之一。

蔡淩燕向記者介紹,整個地下綜合管廊的建設,為橫琴節約了40萬平方米城市建設用地,而這一決策所產生的價值遠遠超過預期。

他向記者算了一筆賬:橫琴因建設地下綜合管廊而節約的土地,結合當前橫琴的綜合地價及城市容積率估算,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就超過80億元。“我們建管廊花了20個億,相當於凈賺了60個億”。

萬億市場開啟地方頻繁來訪

為了提升整個城鎮化的水平,地下管廊作為城市的“良心工程“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而橫琴地下綜合管廊工程是中國首個成系統的區域性綜合管廊系統,為國內綜合管廊的建設樹立了標桿。

2015年4月,國家住建部組織全國70多個城市的市長及專家學者350余人到現場考察學習,大力推介橫琴地下綜合管廊開發建設模式和經驗。

2015年4月,國家也確定首批地下綜合管廊試點城市名單,包頭、沈陽、哈爾濱、蘇州、廈門、長沙等十個城市入圍。

到了2015年的7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在更高層面部署推進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擴大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新型城鎮化質量。隨後,住建部在2015年7月31日宣布,中國將全面啟動地下綜合管廊建設,到2020年力爭建成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地下綜合管廊。

住建部的統計顯示,2015年以來,中國已有69個城市啟動地下綜合管廊建設項目約1000公里,總投資約880億元。

但具體到地下管廊怎麽建,珠海的地下管廊布局和建設經驗可供參考。

橫琴新區綜合管廊項目沿環島北路、環島東路、港澳大道、橫琴大道、環島西路等城市主幹道成“日”字形布置於市政綠化帶下方,並在十字門商務區、口岸服務區的濱海東路布置了支線。

圖為珠海地下管廊布局

該綜合管廊分為一艙室、二艙室和三艙室三種類型,這也基本覆蓋了目前國內地下管廊主要的三種結構。整個地下管廊總長約33.4公里,基本覆蓋了全區可建設的各大區域。其內部敷設的管線包含給水管、中水管、通信管、220kV電力電纜、冷凝水管、真空垃圾管,並為未來城市發展預留了部分其它管線的敷設空間。

為加強監管,該綜合管廊在港澳大道北側設一座總監控中心,在環島北路和橫琴大道各設一座分站,每座控制中心占地面積約2500平方米,可以實時遠程進行管廊的監控和管理。

圖為地下管廊內部布局

雖然橫琴的地質條件複雜,有深厚軟土地基、巖層和孤石。但當時建設者們采用明挖的方式,先依據基坑深度情況、填石區分布深淺在基坑兩側的位置,采用了3種不同的支護方式來保證基坑的開挖安全,同時采用管樁強化地下管廊所需的地基;然後用現澆的方式在基坑中實施綜合管廊結構;最後在管廊上方覆土築路,用道路建設和管廊建設一體化的方式完成了橫琴管廊。

為了應對海邊地下水位高的環境,橫琴新區綜合管廊按防水鋼筋混凝土設計,可抵抗7級地震,並具備自動排水、空氣質量監測、自動報警等多項功能。目前,該地下管廊最長的已經正常運轉近四年。

由於投資規模較大,王振智透露,當年建設橫琴地下管廊時,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企業都發揮了敢擔當的精神。除了要有前瞻的城市規劃發展理念指引,還要通過科學規劃、投資模式創新和施工技術突破才最終建成了這個項目。

其中,地方政府的規劃意識和服務模式非常關鍵。

經歷了整個橫琴項目建設的中國二十冶集團廣東分公司黨委書記冷緒中對第一財經說,橫琴新區是非常務實、服務的政府,才能快速的推動橫琴建設。橫琴所采用的企業到政府辦事“零跑動”、對企業行政“零收費”、對企業“零罰款”的“三個零”的服務對企業在當地投資形成了很好的政策基礎。現在橫琴只是建設期,再過三、四年橫琴會形成非常漂亮的城市規模。

廣東多地已經加快推進地下管廊

在橫琴項目之後,毗鄰珠海的廣東多地政府也已經加快了地下管廊的開發。

其中,2015年11月19日,中冶集團與深圳市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建設、總部經濟等方面展開全方位合作。在協議簽署期間,深圳市委書記馬興瑞表示,當前,深圳正努力補齊交通基礎設施、地下管廊管網、河流汙染治理等方面的短板,希望進一步加強同中冶集團等央企的合作,不斷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城市安全體系。

2016年1月22日,中冶集團和深圳市政府聯合組建的深圳中冶管廊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正式註冊成立。該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綜合管廊、管網項目的投融資、規劃設計與建設、運營管理及相關技術經濟咨詢;綜合管廊、管網建設的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智能設備及監控系統的研發與產業投資。

圖為地下管廊在地上的路面,管廊與路面使用一體化設計

王振智表示,2016年,中冶集團廣東分公司要立足廣東大市場,只要有項目就全力爭取,同時在大市場上精選大項目,迅速做大做強,提高區域市場影響力。

值得關註的是,地下管廊工程造價高昂,動輒數十億元的建設投資,如何融資、未來又如何收回投資備受各方關註。這還涉及到在未來運營收費模式上的突破。

中冶管廊技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冶京誠副總裁郝勇兵對第一財經介紹,目前地下綜合管廊有傳統的混凝土管廊和鋼制管廊兩種模式,混凝土管廊造價約每公里8000萬到1.2億左右。鋼制管廊造價約每公里6000萬到1億之間。管廊設計壽命一般是100年,按50年來測算,通過計算更換管線、漏失率等,管廊建設與傳統方式的成本基本是大致持平的,但管廊帶來的安全效應和社會效應卻遠高於傳統管線鋪設模式。

郝勇兵介紹,目前地下管廊費用回收方式,一個是收取入廊費,第二個是運營費用,這兩部分是管廊本身的收益,然後就是依靠政府補貼。

但由於國家還沒有相關文件正式明確收費模式,因此地下管廊收費問題還處於各地自我探索的過程中。

以探討中的收費模式為例,王振智透露,首先是一個計費單位的問題,是按照管廊截面使用面積計算還是按照管廊使用的公里數計算?目前主流的觀點是前者,但要考慮到未來占地面積較大的燃氣也要入廊,未來實際收費模式也將考慮燃氣企業的實際情況;其次是計費的時間問題,一種方式是全壽命周期的分攤模式。比如,供水管道的壽命是30年,而地下管廊的壽命是100年。那麽,將100年內供水管道三次的開挖敷設成本平攤到一定年限中,作為各年基礎性的入廊費用。

比如,珠海入廊費的平攤年限目前是15年。但為了吸引公用事業企業入駐管廊,一些地方甚至可以將平攤年限拉長到更長甚至整個100年,這樣有助於降低初期入廊費用。至於運營費用的模式,是按照現有企業日常維護費用平攤還是其他方式,也都在討論中。但只有國家對費用模式明確了,地方和企業才能安心實施地下管廊項目。

建設部目前已經明確了開工建設地下綜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的目標,這意味著未來幾個月各地的地下管廊建設都會加速,中國的地下管廊整體規模可能會迅速趕超一些發達國家。

郝勇兵說,綜合管廊近2年才被大家廣泛認識。如果需要追趕其他先進國家,首先從法律法規上,我們還需要完善立法。第二在於城市規劃理念要彌補差距。當前主要理念的差距體現在兩個層次上,第一個層次主要是城市管理者,需要充分轉變管理理念;第二個層次是設計理念上要跟得上發展趨勢。第三個是建設差距,地下結構的施工,我們的建設工程質量與國外也有一定差別。最後是運營維護,要把這個起步較晚的短板環節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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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三大指數開盤下跌 市場等待多位官員講話

周五美股三大指數開盤下跌,受朝鮮核試驗消息打壓,亞歐股市全線下跌,投資者還在等待多位美聯儲官員的講話,試圖在9月20-21日政策會議之前再次探尋有關加息時間的線索。

標普500指數低開14.63點,跌幅0.67%,報2166.67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低開96.70點,跌幅0.52%,報18383.21點。納斯達克綜合指數低開41.07點,跌幅0.78%,報5218.41點。

此前,美國波士頓聯儲主席Rosengren結束講話,他表示,收益率曲線並非經濟展望的良好指標。外國投資者為美國房地產提供支撐。

另外,周五油價下跌,因投資者在昨日美國原油供應下跌超預期帶來的大漲後獲利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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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擬大祭期間不參拜靖國神社 日多位官員也稱無計劃

14日據共同社消息,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3日透露稱,首相安倍晉三基本決定本月17日至20日的靖國神社秋季例行大祭期間不進行參拜。相關事宜已進入最終協調階段。

報道稱,鑒於目前日中韓三國正在就大致於12月初在日本舉行首腦會談展開協調,安倍此舉可能是以改善與中韓兩國的關系為優先考量。

有分析指出,安倍將自費獻上被稱為“真榊”的供品,以顧及保守派人群這一自身的支持基礎。自第二屆安倍政權上臺後,安倍2013年12月26日參拜了靖國神社,而終戰紀念日、春秋季例行大祭期間均未參拜。

根據報道,安倍9月5日在中國杭州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確認有必要推動對話。安倍希望以時隔約5年半在日本舉行日中韓首腦會談為契機,與中韓領導人反複對話,推動促進地區穩定的合作。

安倍此前曾參拜靖國神社(資料圖)

此外,11日在日本參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日防衛相稻田朋美就是否在靖國神社秋季例行大祭期間進行參拜一事表示:“將以安倍內閣一員的身份判斷並采取恰當的行動。” 往年8月的終戰紀念日稻田都會參拜靖國神社,但今年以訪問派自衛隊參與打擊海盜活動的吉布提為由放棄了參拜。

在11日的記者會上,日本國家公安委員長松本純、沖繩北方擔當相鶴保庸介、地方創生擔當相山本幸三也分別表示,“無計劃”在秋季例行大祭期間前往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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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位地方官齊聚北京 都在談怎麽應對老齡化

來自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及部分城市的100多位老齡辦主任(副主任)31日齊聚北京,參加全國老齡委員會辦公室主辦的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老齡工作重要講話精神高層論壇,尋求老齡化挑戰的應對之道。

老齡化形勢嚴峻

我國目前已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期。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2000年進入人口老齡化,60歲老人1.29億,占總人口10.46%,2015年2.22億,占總人口16.1%,15年當中增長了近1億人。

未來老齡化仍在加速推進。預計2025年老年人突破3億,占人口20%,2053年將達到4.87億的峰值,老齡化水平接近35%。

由於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是與低生育率帶來的少子化並存,因此養老壓力跟其他國家相比,尤其巨大。最近幾年,中央多次就養老問題召開會議和發布通知。今年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體學習,主題就是發展老齡事業和加強老齡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後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頂層設計,完善生育、就業、養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促進我國人口均衡發展,提高勞動力資源持續供給。

全國老齡辦黨組書記、常務副主任王建軍表示,應對人口老齡化是一項長期性、綜合性、整體性的系統工程。“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大力發展老齡事業的戰略機遇期。

他表示,下一步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堅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頂層設計創新和政策法規銜接,確保法規的針對性、協調性、系統性。

老齡化既是壓力和挑戰,同時也存在巨大的商機。根據全國老齡辦的統計,2015年,中國老年人的消費規模已經突破三萬億元,還在持續增加中。老年人對養老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遠遠沒有得到滿足。

王建軍表示,下一步要大力發展養老服務業和老齡產業,使之成為調結構、促民生、促升級的重要力量,成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重要領域。

應對老齡化提速

今天的會議上,民政部、國家衛計委、北京市、黑龍江省的相關負責人介紹了各自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加快應對老齡化的做法。

民政部副部長、全國老齡辦副主任高曉兵表示,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建立相關保險和福利及救助相銜接的照護保障制度要求,民政部將著力推進兩項工作,一個是配合人社部門開展政策性長期護理保險試點,重點保障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料、康複護理、精神救濟和安寧療護等長期照顧服務,在養老領域實現養老保險管基本生活,醫療保險管醫療和醫療護理,長期護理保險管失能照護的格局,從制度上解決老有所養的保障問題。

第二項工作是在制度格局尚未形成時,進一步推動各地建立健全高齡津貼、養老服務補貼、護理補貼制度,完善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制度,發揮政府兜底作用,對特殊和困難老年人的長期照護給予保險。

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介紹,目前已有超三分之二的省份制定了省級推進醫養結合的實施意見。下一步衛計委將以老年人健康為中心,通過制定健康老齡化“十三五規劃”、建設90個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城市等做法,推進醫養結合,推進實現健康老齡化。

會上,北京市民政局李萬鈞局長介紹了北京市在推進首都居家養老服務改革方面的進展。黑龍江省副省長、老齡委主任孫永波介紹了黑龍江省在推進市場化養老產業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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