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計價可行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9-21/100440656_al 在跨境人民幣結算迅猛發展的當下,登錄各政府部門的網站,從商務部、財政部、統計局到人民銀行,各種涉外相關的統計數據,包括進出口統計、直接投資統計、國際收支平衡表,在貨幣單位欄中清一色標註「美元」。
2012年7月,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其他經常項目、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發生了1683億元、758億元、12億元、142億元。
一位接近央行人士指出,中國政府部門也應像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一樣,用本幣計價。過去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用外幣計價可以理解,「現在人民幣正在國際化,開始在國際上使用,我們就要建立本幣優先的概念」。
外管局的一位司長告訴財新記者,「計價單位早就該從美元改成人民幣。按照本幣優先原則應是慣例,比如日本公佈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是日元計價。除了美元化程度很高的國家用美元計價折算外,美元化程度不高的國家都是用本幣計價折算,即便國際收支賬戶也用本幣折算。」
計價貨幣是指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規定用來計算和清償彼此債權債務的貨幣,一般與結算貨幣相同,如果雙方在合同中只規定了計價貨幣,沒有規定結算貨幣,則計價貨幣就是結算貨幣。交易雙方也可以規定計價貨幣是一種貨幣,結算貨幣為另一種貨幣。
受訪專家們普遍認為,在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今天,如果政府部門開始採用人民幣計價,將對民間的對外經濟活動樹立很好的引導作用。
一位外管局官員表示,如要轉化為以人民幣計價,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涉及很多統計方式和系統的改變。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高級經濟師曾丹爍告訴財新記者,新加坡和香港有其行業優勢和當地特點,歷史上就是亞洲的金融交易中心,貨幣可自由兌換,這在中國內地目前還達不到。
不過,按照剛剛公佈的金融「十二五」規劃,逐步實現人民幣自由可兌換已經列入日程。
政府垂範
「涉外經濟活動都用美元計價,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導向。首先要從政府部門開始使用(人民幣計價)。」前述接近央行人士表示。
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涉外管理和審批,包括海關、發改委、商務部的審批,只要涉外,都是以美元作為計價貨幣。這往往落人口實,企業對外談判時,對方就會說,「中國自己都是美元計價,為什麼要與我方談用人民幣做結算?」
翻開國家統計局編寫的《2011國家統計年鑑》,在「對外經濟貿易」下有22個子欄目,分別是對外貿易基本情況、人民幣匯率、貨物進出口總額、外商投資企業年底註冊登記情況等。而這22個子欄目中所有的單位欄都標註「美元」。
打開國家商務部的網站,點進「統計數據」欄目,其中有全國利用外資情況、全國進出口情況、國外經濟合作情況等一系列統計數據,所有的計價單位依然是「美元」。打開國家財政部國際司的「項目動態」欄目,其中列舉了許多國際合作的貸款和投資項目,計價單位是「美元」。
而在新加坡對外經濟活動統計中,以進出口統計為例,計價單位並不是美元,而是「以當前匯率計算的新加坡元」(SGD at Current
Prices)。
打開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網頁,在進出口貿易計算中,也都使用「以當前市場價格計算的港幣」(HKD at current market
prices)。
「大部分國家都做了,只有中國這個大國一直沒做。早就覺得應該用人民幣計價,包括說,現在外匯管理政策是用限額管理,都是用外幣來計價。比如說
個人購匯,年度總額5萬美元,我當時就說:你們就直接告訴個人購匯者,按當時匯價折成人民幣,在人民幣升值時,鼓勵多用匯,但人民幣貶值了,自然就有一個
約束少用人民幣。」前述外管局司長表示。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政府部門用美元計價是出於現實的考慮,因為涉及到涉外項目的標的物就是外匯,當然是用外匯計價。而外匯從早期發展至今,主要就是美元,大部分的支付結算主要是以美元為標價貨幣。,因此也是很自然演變而來的過程。
連平表示,現在人民幣在對外支付中已經能作為外匯使用,甚至在沒有中方參與的時候也可以作為第三方貨幣使用,人民幣已經具有了外匯的概念。再加上人民幣是中國的本幣,因此各種統計和審批按照外匯的概念,既然可以用美元,當然也可以用人民幣。
前述接近央行人士指出,例如涉外管理的審批可以考慮用人民幣計價,括號內用美元。
連平對此表示認同:「不一定用人民幣結算,但可以用人民幣計價。在人民幣價格後面打上括號,寫折合多少美元,我覺得這個辦法不錯。如果純粹用人民幣計價,將來匯率改變,兌換出來的美元是不一樣的,會產生誤解。」
現實困難
儘管業界認為政府在對外活動計價中使用人民幣有諸多好處,但到實際落實,還是有很多困難因素。
對外商而言,如果要從商務部獲得用人民幣投資中國大陸項目的批文,程序上要比美元批文複雜很多。
財新記者從商務部外資司瞭解到,正常投資項目的批文都是用美元,現在也可以用人民幣投資,但就要求註明人民幣的來源,合法性等。一旦拿到人民幣投資的批件,就必須用人民幣投資,否則要重新申請批文。
另一位商務部人士也指出,如果目前匯率非常穩定,實行的可能性較大,但近期匯率的波動比較頻繁,實施的環境並不具備。
他認為,一個計價單位有統一的標準和口徑,一旦改換,就必須從行政到企業全部遵循統一標準,否則就無可執行性。而全部改換是一個很困難的過程,不只是流程改變,還涉及行政過程中對企業的財務制度和結算方式的改變。
「對於當期的匯率如何來結算,是按照合同即期日,還是按結匯日,都要做出相應的標準。時點這個問題在外貿口是非常敏感的,如果在計價單位改換中無法做到全部統一,就會很麻煩。」商務部人士表示。
前述接近央行人士指出,過去的涉外經濟活動都使用美元計價,現在開始使用人民幣,但規模依然較小,許多單位就認為多餘,覺得美元用得好好的,為什麼要改用人民幣?基層工作人員操作也是對美元較為熟悉,人民幣反而成了新鮮事物。
前述外管局官員表示,中國和外界打交道時,都使用銀行結算SWIF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碼。它是一套用於全世界各銀行間信息傳遞和調撥資金的系統,而這個系統使用的貨幣就是美元,所以最後到賬面上也是美元。
「常用來做統計監測的還有直投系統和外債系統,外商投資進來時,這些系統會抓取其中的數字直接進行錄入,所以要換算成人民幣,就要對系統整個加以改造。」這位官員稱。
前述外管局司長則認為,技術上的問題不是障礙,外管局每個月發佈一次內部折算匯率,讓大家把所有的貨幣折算成美元,理論上摺算成人民幣也可以。
他解釋說:「應該是可以調,只要把折算率一報,設置一改,所有匯率都折算成某種匯率,再把它邏輯關係建立以後,系統都可以折算,不是很難的事。當然肯定要改造系統,就是告訴大家所有的匯率全都折算成美元。但這就是一次性的投入,沒有費事。」
又如,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計劃從海外進口一台設備,公司有進口免稅額度,該設備也屬於鼓勵類商品,想和境外供應商簽訂人民幣計價採購合同,不知道能否辦理人民幣計價的《進出口貨物征免稅證明》,於是諮詢當地海關。
海關的答覆是,從海關管理角度,允許使用人民幣計價方式。但因為減免稅及付匯涉及到外匯管理局、外經貿等多個部門,建議在辦理上述業務之前,先行諮詢外管局和外經貿部門的意見,再進行相關的操作。
潛移默化
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表示,「有時人腦的信息存在潛移默化,如果一個國家涉外經濟活動都用人民幣計算,會有一種示範效用。人的潛意識裡就會有認知:人民幣是很穩定的,企業簽合約的時候也會覺得人民幣很方便。」
陝西芳曼工藝品有限公司總經理李豔平已經參加過12屆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交會)。李豔平拿出一本2011年的《廣交會通訊》,上面的各項成交額統計都是以美元為單位。李豔平表示:「每次帶到廣交會的報價單都是美元,最終也都是以美元或歐元結算。」
然而,由於近期人民幣呈升值態勢,用美元做生意也讓企業受到不少匯率損失。李豔平告訴財新記者,通常公司先核算出貨品的人民幣價格,再按當時的匯率折算出美元價格。然而,從報價到收錢最快也要經過幾個月時間,最後收回美元,再兌換成人民幣,早已達不到當年報價的數字。
「當然希望客戶和我們用人民幣計價結算,但當其他供貨商都用美元結算,我們如果非要用人民幣結算,客戶肯定就不選擇我們了。」李豔平道。
商務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由於使用美元計價,在匯率波動過程中,貿易即期利潤和遠期效益的測算,以及貨物的價格都受到了影響。除此之外,美元計價也使中方在外貿過程中的地位得不到體現。
不僅在對外貿易中如此,在直接投資中,長期使用美元計價也給工作人員和投資者形成了許多不便。
去年10月,商務部正式印發了《關於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境外投資者用合法獲得的境外人民幣,依法在中國境內開展直接投資活動。
「現在可以用人民幣直接投資了,但原來涉外管理部門都是用美元來管理的,所以即使用人民幣投資,還得把它折成等值的美元,增加了很多麻煩。」前述外管局司長表示。
一位外資投資公司人士表示,「我們一直用美元投資,不知道可以用人民幣,當然手裡也沒有人民幣。但用美元投資其實很麻煩。外匯進入中國不能立刻兌換,而是一筆一筆專款專用,例如要買一批設備,就拿著購買合同去外管局申請兌出相應的人民幣,否則資金就拿不出來。」
一家西部省會城市開發區管委會招商中心負責人表示,他從未經手過外商用人民幣投資的項目。「我們統計外商直投都是用美元,不知道可以用人民幣投資,也沒見過外商用人民幣投資。」
從國家經濟實力的角度,連平認為,用什麼貨幣結算一方面是習慣問題,另一方面也要看貨幣的定價能力。如果定價能力弱,貨幣在選擇中就處於劣勢地位,對方要求用外幣結匯,中國企業也很難抗拒。
向松祚也表示,用人民幣計價首先是經濟實力問題,其次才是習慣問題。如果經濟實力很強,就可以話語權很強,要用人民幣做貿易,就必須用人民幣計價,「但這一點我們現在做不到。」
但前述外管局司長對此表示不認同,他認為改變計價貨幣完全是一個習慣上、心理上的問題。用人民幣計價不會改變現在的經濟活動,關鍵是強調本幣優先,這和中國法律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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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凱恩斯主義」為何可行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481「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是用來做有效投資。
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存在一個「李嘉圖等價」問題,即現在政府的支出增加,創造就業,家庭的收入雖然增加,但預期未來政府的稅收要增加,因此要未雨綢繆增加儲蓄來應對。這種狀況之下,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會造成政府的赤字增加,老百姓的儲蓄增加,結果社會總需求不增加,只不過就是政府的債務不斷增加。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原因。
但重要的是問題的實質是什麼,我們能不能給凱恩斯主義做一些改進。
「超越凱恩斯主義」
「超越凱恩斯主義」最早是我2009年2月份到美國彼德森國際經濟政策研究所做演講時公開提出的,我說的「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是用來做有效投資。所謂有效投資,比如說對經濟增長當中的瓶頸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消費需求會增加,基礎設施建成以後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增長率也增加,政府的稅收也就增加,那就可以用未來政府稅收的增加來償還現在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
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什麼時候推行最好?經濟危機的時候。如果經濟情況好的時候投資,會造成過熱,通貨膨脹率升高。另外,經濟危機時基礎設施的投資成本也比較低,一舉多得。
這種改革有兩個內涵,一個是必須超越凱恩斯主義增加消費的失業救濟,同時,投資必須改成提高生產率水平的投資;第二,這種投資應該找好的項目,基礎設施的瓶頸更多存在於發展中國家。
根據我對基礎設施投資的研究,發展中國家每投資100塊錢,要進口70塊,當中35塊是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金融危機後,如果對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發達國家處於瓶頸狀況的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的投資,發達國家的需求將會增大,出口也會增加,它們就可能進行結構性改革,度過危機。
發展中國家如何取得成功
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能不能有足夠高的回報,還決定於他們能否高速增長。因為基礎設施項目的回報,取決於其使用的密度有多高。
發展中國家有沒有可能高速增長,這個問題實際上令人悲觀。從二戰到2008年,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變成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一是韓國,一是中國台灣;從中等變成高收入的只有13個經濟體,當中有8個是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
這代表著全世界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有將近180個經濟體從二戰到現在,一直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裡,真正成功的發展中國家少之又少。
一個經濟體在一個時點的經濟結構是由當時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要素稟賦指的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時點所擁有的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數量。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要素稟賦不一樣。高收入國家一定是技術很密集、資本很密集,因為它資本很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發展中國家相對豐富的是勞動力和資源,因此有競爭力的產業和技術必然是勞動力比較密集、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
不同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了要素的相對價格,也就決定了該經濟體的比較優勢。如果按照比較優勢去發展經濟,投資回報率就會最高,資本積累速度非常快,使產業可以升級,技術可以創新。
一個國家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價格信號,能夠靈敏地反映一個國家資本、勞動的相對豐富程度。而只有市場經濟才能給企業一個準確的價格信號。
為什麼大部分政府干預失敗
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過程中,必須有先行者,有願意先吃螃蟹的人,他要面臨比後來者更大的風險和失敗的可能,必須給他提供經濟學講的外部性補償。
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還需要基礎設施、法治環境、金融環境不斷跟它相應完善,這不是任何單位可以做的,必須由政府去協調,因勢利導。經濟發展好的國家都是這樣。
政府要因勢利導,用產業政策我覺得是必要的。因為不同的產業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等不完全一樣,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用產業政策來選準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然後集中力量辦大事,能夠快速地把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但主要的問題是過去大部分的產業政策太冒進,導致的結果是即使政府花好多錢把這個產業建立起來,要素生產成本還是太高,沒有比較優勢。
從歷史經驗來看,成功的國家產業政策通常都選擇針對那些目前人均發展水平比自己稍微高一點的國家的市場,比如人均收入是你的一兩倍,而且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非常好,資本積累非常快,其工資水平上漲之後,現在的產業會逐漸失掉比較優勢,如果你的發展跟它差距不大的話,它的夕陽產業正好就是你的朝陽產業。進入這些產業,就具有了比較優勢。像1960年代之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20年後再轉移到中國大陸,都是利用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
所以超越凱恩斯主義如果配合新結構經濟學,可為發達國家找到出路,可以讓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實現現代化,這是多贏的。
(本文為南方週末記者馮禹丁據林毅夫在《財經》獎學金課程中的講演內容整理而成,標題為編者所加)
【觀點大碰撞】政府的權力制約和知識能力不能高估
林毅夫教授認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是用來做有效投資,其開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超越凱恩斯主義」藥方受到許多質疑,南方週末摘編部分學者觀點,以饗讀者。
林毅夫教授開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超越凱恩斯主義」藥方,受到許多質疑,南方週末摘編部分學者觀點如下,以饗讀者。
所有這些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論證,是否整個框架都建立在政府領導人是利他、仁愛和無私的假說之上?依照林毅夫自己的辯護,即使考慮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定,也不會影響新結構經濟學的整個分析基礎,但即便如此,這樣的分析思路仍然似有兩個問題有待深入思考和進一步研究:
首先,如何避免政府領導人在促進科技發明和創新、產業升級以及經濟結構轉型中運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和掌控的資源,進行個人和小利益團體的尋租?在林毅夫的這個新結構經濟學框架中,似乎根本沒有——或有意識地迴避了——現代政治體制中權力制約與制衡問題。
其次,新結構經濟學可能還有一個繞不過且必須回答的問題:它假定政府及其領導人要起到「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積極作用,那麼,這一理論實際上假定各國政府和各地區領導人,以及在計劃委員會、發展委員會或其他政府部門的官員有完備的知識。
但一個現實問題是:在對本經濟體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有市場增長潛力的產品和行業和未來各行業的發展前景判斷方面,乃至在各企業本身的競爭力和產業升級的戰略選擇方面,政府部門及其官員就一定比在生產和貿易第一線的企業和企業家更高明?知識更全面?判斷更準確?甄別更確當?指導意見更合宜?
現在看來,新科技的研發和創新,主要應該是企業和市場的事。一些新興產業的創辦和發展,也應當是各種創投和風投公司的事。在任何體制下,如果政府掌控大量財力和資源,進行新興產業的直接投資,其效率都會不如企業和市場,也往往會產生大量腐敗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和根源。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韋森
從趨勢看,不能不說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後發優勢正在耗竭中。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首要的因素來自供應出奇充沛的人力。勞動力的出奇供應同另一個要素土地的出奇供應結合起來,構成了我們出奇的高速增長。這些「出奇」,乃拜以往出奇不合理的制度扭曲之「賜」,今後不可能再重複。
因此不難明白,要繼續發展,我們必須換個引擎。怎樣如林教授所講的,來實現消除各種結構性的缺陷?還得圍繞人力的發揮上面來考慮問題。很明顯,我們必須迅速調整甚至改弦易張的政策,其中將包括:鬆綁「一胎化」(勞動力的規模生產)、在城鎮化過程融解戶籍限制(勞動力流動和歧視消除)、教育的去行政化(勞動力的素質培育)、稅制和社會再分配改革(勞動力的激勵和公正待遇)、建立現代規制(全民對分享發展成果能形成積極的正預期),都須儘早提到日程上加以優先考量。
如果偏離了這樣的軌跡,不能對我們以前積累起的「籌碼」善加利用的話,別說以往硬件設施的持續粗放投資很難再繼續奏效,即使是積極、樂觀、善意的政府干預,恐怕都會成徒勞,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 孫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以政府主導的高投資和以廉價勞動力、大量資源投入甚至犧牲環境為支撐的外向拉動型經濟結構,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型的時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主義思想和後發優勢理論,事實上是在為維繫落後的經濟結構提供理論支持。新結構主義賴以建立的理論基礎——要素稟賦理論,從一開始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過度強調了自然稟賦的作用,而忽視了貿易本身在促進國際分工、形成優勢過程中的作用。
在貿易促進分工和各地優勢產業形成的過程中,要素稟賦也許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對於大部分產業而言,現實順序恰恰相反:是貿易促進分工,分工鞏固了優勢產業,並形成、強化了要素稟賦——而在貿易促進分工的起始階段,各國、各地區的機會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們有幸面臨這種平等機會,但卻依照新結構主義的理論,自覺地放棄高端和先進產業而安心於製造業,就會形成貿易地位差異,進而造成國際分工的地位差異,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財富差距就會進一步擴大。
儘管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分工不能在短期內迅速擺脫特定的土地、環境、勞動力等歷史背景,但是安於落後生產結構的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在極端激烈的國際產業競爭中,一個國家哪怕是跑得稍微慢一點,都會把競爭優勢拱手讓人。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 滕泰
歐洲QE宣布僅30小時 歐央行高官表態QE2可行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531
周五,歐央行執委Benoit Coeure表示,如果QE不足以提升通脹,歐央行將進一步采取行動,或延長QE時間。同日,意大利央行行長Ignazio Visco稱,歐央行QE是“開放式”的。

Coeure在接受彭博電視采訪時表示,如果QE不能達到歐央行預期效果,通脹不能回升到令人滿意的水平,那麽歐央行需采取更多行動,或者延長QE持續時間。目前,QE持續時間是到2016年9月。歐央行將評估QE效果,看QE規模是否足夠提升通脹。
Coeure是歐央行執委會委員。歐央行執委會共6名委員。Coeure負責起草QE提案。Coeure稱,起草QE提案時,希望獲得歐央行管委會盡可能多的支持。歐央行管委會共25名委員。
目前,諸多分析人士認為,歐央行QE吹響了全球央行貨幣戰爭的號角。在歐央行正式宣布QE前,市場預期歐洲將出臺至少5000億歐元規模的資產購買,瑞士、丹麥、加拿大等多國央行紛紛降息。歐央行最終公布的QE規模超過1萬億歐元,丹麥央行再度緊急降息。對於貨幣戰“始作俑者”的評論,Coeure表示,歐元匯率是實施政策的結果,而不是實施政策的目標。
周五早些時候,意大利央行行長Visco也表達了同樣的立場,稱歐央行QE是“開放式”的。
周四,歐央行迎來歷史性時刻。行長德拉吉宣布,2015年3月起,每月購買600億歐元成員國國債和機構債券,持續到2016年9月,或歐元區通脹回升到接近2%時。QE總規模超過1.1萬億歐元。歐央行強調,如有需要將持續購債,直到通脹改善。QE的風險主要由歐元區各國央行承擔,但歐洲機構債券部分風險共擔。歐央行下調 TLTRO定價10個基點。
歐央行QE出臺僅30小時,歐央行兩大高官表態歐央行QE2是可行的。不過,以德國為首的反對呼聲依然很高。周五,德國央行行長魏德曼警告稱,歐央行最新的購債計劃讓歐元區各國央行成為了最大貸款人,這可能令成員國無視財政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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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人工島安置難民可行嗎?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2471.html
上周,共有上千難民在試圖通過海路進入歐洲時翻船遇難,令歐洲一些政府間合作管控難民危機的舉措宣告失敗。數以萬計來自北非的難民仍然在通過任何可能的路線進入歐洲,在這樣的背景下,越來越多大膽的設想被提出來,其中就包括一名荷蘭設計師建設人工建島安置難民的建議。
在意大利和突尼斯之間建城邦
在說明這個設想之前,需要對難民的移動路線以及地中海地區的地緣狀況有個基本認識。
首先,從來源上看,因內戰和恐怖活動肆虐而導致戰亂不斷的地中海東岸的敘利亞和北非的利比亞是最大的兩個難民輸出地。而從路徑上看,敘利亞難民想要進入歐洲,多數選擇通過鄰國土耳其,或者繞道海路從希臘進入。2015年,便有超過100萬名敘利亞難民湧入希臘;而利比亞難民進入歐洲多選擇海路,跨越海峽進入意大利。

EIA將位於意大利和突尼斯之間的海域
這位名叫特奧·多伊廷格(Theo Deutinger)的荷蘭建築師的設想是,在突尼斯(利比亞西面鄰國,與意大利之間直線距離最短)沿岸造出一個人工島,容納想要前往歐洲尋求庇護的難民。
多伊廷格的建築公司已經將這個項目起名為“地處非洲的歐洲(Europe in Africa,下文稱‘EIA’)”,還設計了網站,介紹了他們設想中的這個城邦國家。
按照設想,這個人工島城邦將位於意大利和突尼斯之間的海峽中間,歐盟可以先向兩國國家“租”下這塊區域,獲得99年的使用權,然後便開發人工島嶼。最後可以像一個標準城邦一樣,在歐盟的保護之下,“擁有自己的憲法,經濟和社會體系”。
多伊廷格稱,這個新城邦將如同突尼斯古城迦太基一樣坐落在地中海上。為此,多伊廷格提出的口號是,建造“第一個真正的歐洲城市”。
按照多伊廷格對美媒的解釋,這個人工城邦將會是第一個屬於歐洲但不屬於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城市,受到歐盟憲法的約束,“EIA將是最近麻煩纏身的歐盟的一個試驗場”。

EIA的設想是為難民提供安置地
島上居住5年才獲歐盟身份
多伊廷格的設想是,EIA將體現歐洲和非洲各自的優勢。他表示,EIA的想法得到了一些正在接受他的語言輔導的難民學員的支持,“他們非常積極地接受了這個想法,因為EIA的地理位置正是位於和他們多數人家鄉相似的氣候帶上”。
“除了學習新語言和面對歐洲人的冷酷態度外,氣候因素是難民們抱怨最多的問題。”多伊廷格稱。EIA幾乎對任何人都敞開大門,無論是難民還是經濟移民。會有定期航班船只一天四次往返於北非和小島之間接送難民,難民在登島之後將會被安排工作。但只有在島上居住滿5年之後,才能獲得歐盟居民身份,歐盟便能利用這5年時間,在安全審核上做一些制度性安排。
實際上,多伊廷格並不是第一個提出建立城邦容納難民的人,去年,美國房地產富豪布吉(Jason Buzi)便提出過“難民國”的類似設想,埃及電信業富豪薩維里斯(Naguib Sawiris)也曾提出過買下一些小島為難民提供避難所。多伊廷格稱,他自己也聽到過類似消息,但他的想法已經策劃兩年了。
從整體構想上看,多伊廷格的EIA計劃確實更加細化也更有可操作性。畢竟,比起從別國手中買島所帶來的涉及多國程序上的麻煩,建造人工島更現實一點。但是,在海上建起一座人工島,也是個非常費錢費力的大工程。

EIA效果圖
這是難民們想要的嗎?
不過,值得思考的是,EIA對難民的吸引力會有多大?因為難民們即便困難重重也願意為之冒險的原因是他們對歐洲的向往,在難民眼中,歐洲的吸引力來源於其成熟的社會運行體系和對公民自由生活權利的保障,即便比如希臘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的就業和經濟情況其實並不可觀,但比起家鄉的戰亂和無序,難民們對於在歐洲獲得可貴的歸屬感仍然心存希望。
相比之下,EIA即便建好了也只是一個與歐洲隔海相望的島嶼,並不是難民的最終目標,也給不了難民心中所希望得到的擁有更好生活的機會。考慮到這些因素,難民們願意在一個新建城邦上住滿5年的可能性將大打折扣。
“因為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EIA不會像摩洛哥城市休達和梅利利亞。EIA屬於島上的居民,所以他也不是一處殖民地。另外,EIA沒有圍欄,所以也不會成為一座貧民窟。”目前,多伊廷格正在和荷蘭埃因霍溫大學的學生團隊一起細化EIA的構思。
僅在上周,便有1.4萬難民在地中海偷渡途中被救起,而一周之內發生的3起難民船只傾覆事件已奪去了上千個難民的生命。3月,歐盟和土耳其之間達成的協議本有望控制從希臘非法登陸歐洲的難民數量,但是實際效果遠沒有預想的好。隨著近日地中海水文條件的轉好,未來可能會有更多難民船只一路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