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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首席運營官：中國資本如何進入矽谷？

石慧 2016-12-20 16:06

文|石慧

近日，中美創投峰會在上海舉辦。本次峰會邀請到了美國矽谷早期投資及孵化的業界翹楚Y Combinator 首席營運官Qasar Youris，Y Combinator合夥人、Twitch創始人Justin Kan, 原500 Startups孵化器合夥人Rui Ma等。“中國Founders’ Fund”高榕資本的創始合夥人高翔也與Qasar Youris就資本寒冬和跨境早期投資進行了面對面的探討。

峰會議題包括中美跨境早期投資、矽谷創投野蠻生長與微型基金崛起、出海-創業全球化vs歸途-海歸創客本土化、中美對資本寒冬的不同理解、矽谷早期投資服務型生態、YC解讀2017矽谷創投風向標等。

本次峰會由UpHonest Capital團隊舉辦。據悉，UpHonest Capital擁有一支美元天使基金（威基金）、一支美元跟投基金及一支人民幣A輪跟投基金，致力於投資中國與矽谷最有潛力的創業者與最具爆發力的早期創業公司。

UpHonest Capital管理合夥人郭威，曾入選投中2016全球最佳跨境早期投資人（華人）Top 20榜單。據悉，UpHonest Capital先期基金威基金，在過去三年已投資120多家矽谷創業公司，其中有6家成功退出，超過半數公司獲得下一輪融資，被投公司包括Chariot（被福特收購）、Virtroid（被Magic Leap收購）、Worklife （被Cisco收購）、Trustlook （華為手機預裝殺毒應用）等。

郭威表示，未來UpHonest Capital要做一個平臺，嫁接矽谷和中國的資源。“我們會把矽谷高精尖的人才帶回中國，為他們尋找合適的戰略合作夥伴，我們也會將整個產業鏈上的所有平臺向大家開放。”

作為峰會的受邀嘉賓，Y Combinator首席營運官Qasar Youris在現場分享了他的投資理念，與中國投資人和創業者進行了深度對話。據了解，YC是矽谷第一大種子投資及孵化公司，投資了上百家企業，包括AirBnB，Dropbox，Reddit，Twitch，Stripe，Cruise等，投資的公司價值合計超過650億美元。

在SomaX2017中美創投峰會上，Qasar  Younis分享了YC在2017的投資策略。

以下為Qasar  Younis演講實錄，經i黑馬編輯：

我是YC的COO以及合作夥伴。YC幾乎被當成初創公司的孵化器了，而且在這塊我們確實做得非常成功。跟很多VC不一樣，我們一年做兩批投資，已經堅持了12年，就是有夏季和冬季兩個投資周期。現在我們已經投資12萬作為種子基金，其中7%是普通股，我們是一個一個項目去看的。

接下來給大家展示一下YC的重要數據。通常我們每一批大概有6500個公司去申請，大部分是軟件公司，還有一些高科技公司、消費者硬件的品牌公司。其中2%會被接受，去做一個面談。

2005年以來，我們已經為1400家初創公司進行了融資，現在他們的營收表現也非常強勁，有10家公司市值達到了10億美元。

為什麽YC這麽成功？因為在最近幾年，我們投資的公司成長非常快速，它們全部加起來市值估計是700億美元。我們創始人平均年齡是30歲，8%的創始人是40歲以上。根據數據，基本上一家公司有兩到三個創始人，成功的機率比較大，因為他們做決定會比較簡單和有效。

我們公司的特色是，我們沒有董事或者我們的辦公室，員工是完全開放式的工作環境。YC之所以這麽成功，歸根結底是由於我們的專註力，我們每周都跟初創公司進行溝通，還有一對一辦公會談時間。每個周二的晚上都有晚宴，讓創始人會面，我和我的合夥人也會加入，跟他們溝通，了解他們的進展。YC是一個社區，是一個校友會，最後我們會走入Demo  Day，之後跟投資人展示。

最有意思的一個部分是，我們在過去十年中觀察到的市場趨勢。為什麽YC運用得這麽好呢？為什麽我們這麽多申請人呢？因為我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的公司未來長成什麽樣，創造什麽樣的產品和服務。我們看到這些曲線，代表的就是AR、機器學習等等，特別是在過去兩年，很多公司都在做AR或者相關工作，這些工作占到了我們初創公司的很大比重。

同時，我們也看到，比特幣的公司在大幅度減少，區塊鏈的公司在大幅度增加，我相信在中國也是同樣的趨勢。

我們看到最有意義的趨勢，在改變著我們的商業模式。在過去差不多8年時間內，不再采用廣告模式的企業，更多的是軟件及服務的模式，這是一個趨勢。這些公司每年都能得到很好的盈利和利潤。

我們還要問這些申請的公司，你的競爭對手是誰？我們要知道，要了解這些創始人是如何理解所在行業的。

還有一個部分是我們的類別，我們要告訴這個創始人，去選擇一個正確的行業，或者說一個正確的類別。你要申請YC，如果你是一個生物科技公司，你獲得投資的成功率會更高。YC投資領域非常廣泛，比如娛樂、虛擬、金融科技、增強現實的公司也是我們的重點。

最後我想說，關於中國以及我過去一周在中國的一些感受，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趨勢，我們必須要遵循這種趨勢。對於我們的創始人來講，你所在的這個行業你需要去抓住這個趨勢，對於投資者來講，我們也要遵循這個趨勢，要去看未來五年的趨勢，我們的投資必須要有自己的標準。謝謝！

在SomaX2017中美創投峰會上，Qasar  Younis還和高榕資本創始合夥人高翔開展了一場關於“資本寒冬”的思辨對話，由郭威主持。

以下為對話實錄，經i黑馬編輯：

郭威：對你們來說，現在是不是資本寒冬？

高翔：對資本寒冬這件事，我主要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相對性的。據統計，在2014-2015年，中國有近1萬家企業拿到近1萬億資金，這是過去六七年甚至七八年數量之和。那是一個非常熱的時期，所以今天會感覺特別冷。但從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講，這個過程每隔幾年就會發生一次，其實是一個相對正常的過程，只是冷熱程度稍有差異。

第二點我想強調的是，寒冬對不同領域，不同階段的影響程度是不同的。在2014、2015年特別火的生活服務類，從2015年下半年到現在確實處於相對冷的階段，但在一些新興技術領域，今年相對還比較熱。

Qasar  Younis：我的邏輯是一樣的，我想講兩點。如果你是一個創業者，資本寒冬是相對性的。跟過去比，在矽谷，我們已經有了300支基金，有足夠的種子基金，雖然總的量在減少，但還很充足。接下來幾年會有資本寒冬，但它是周期性的，對你的企業來講，這個周期完成之後，你的企業就會面對不同的形勢。一些大公司，比如微軟，在八九十年代剛開始創業時，正是資金、經濟疲軟的時候。這樣的背景對他們來講是有利的，一切都是相對性的。

第二點，即便是資本寒冬，只要你有好產品，好服務，對你也沒什麽影響。作為投資者，資本寒冬對你是有利的，項目更便宜了。在YC來看，在資本方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放緩的趨，我們有600到800個創始公司的申請。

郭威：美國和中國的風險投資現在正處於什麽周期？正發生什麽樣的改變？

高翔：我們觀察到一個蠻有意思的數據。2014、2015年有大概接近1萬億的錢投到早期市場。但從基金整體募資情況來看，從2013年到2015年，VC募集到的錢大概總共有6千億，市場上投入的錢遠遠大於基金募到的錢。這些多余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呢？現在全民都開始參與一級市場的投資，很多非早期基金參與進來，比如個人天使投資、眾籌、大公司，甚至原來一些投中後期的基金等等。這幾年中國正處於一個競爭非常強烈的時期，進入到市場的錢特別多。

Qasar  Younis：講到中國和美國的投資，尤其是跨境投資這個話題，現在還是比較早期的階段。

從矽谷的角度講，矽谷現在的情況是怎麽樣的？現在矽谷跟中國差不多，有越來越多的早期投資人，主要是個人的投資者，包括天使投資者，這就是一個宏觀的改變帶來的資本重新配置。一些創始的企業也有了很多早期投資。

現在我覺得會有很多很好的技術公司出現。我們可以跟頂級的、標桿的基金做對比，過去每年只有10-15個比較好的企業進行投資，可能他們會占到這個企業20%的股份，但現在已經很不一樣了。現在有了更多好企業。

YC就是一個好例子。尤其在機會方面，我們能夠去抓住這些好機會。在接下來的五年，我們會看到，我們很多孵化器因為業績並不是很好，所以薪資會有大幅降低，我們會有一些新的資產類別進入這個市場，帶來更好的回報。到2020年，整個生態系統會比現在更大。

郭威：這對創業者來講意味著什麽？    

Qasar  Younis：作為創業者們其實不用花很多時間去了解現在的趨勢，了解早期的資本，把大部分時間拿去打造市場需要的產品，你就會有很好的發展，就會有企業投資你。

郭威：高總怎麽看熱錢對創業者的影響？

高翔：從一個方面來講，錢多了是好事。因為這會讓更多創業者拿到第一筆啟動資金，開創自己的事業，積累自己的經驗。

從市場本身來講，這可能是中國跟美國的差異，畢竟中國創業市場發展時間還沒有那麽長，大部分創業者的成功率還是偏低的。請大家一定要註意到，早期投資行業是非常有頭部效應的行業。一線的VC更容易獲得優質的項目來源。

那就意味著，項目要經過一線基金篩選過一遍以後，才會到二線基金，二線篩完才到更邊緣的基金。一線基金為什麽有比較好的回報？就是它有信譽。

創業者也一樣，今天市場可容納的、每年產生的好公司確實是有限的。雖然這兩年有接近一萬家公司拿到錢，但絕大部分並不能走得很遠。盡管從大的市場來講，可以培養更多的創業人才，但到具體的投資人和創業者，成功概率則不會那麽大。總體而言，這個階段相對浮躁，大家其實需要更專註於自己的業務。

作為創業者，你要更多關註自己到底做的是什麽事？這件事你能不能做好？你應該更多關註公司內部的事，而不是今天要融到一筆錢。如果你的目標就是不斷融資，那就本末倒置了。

投資人也一樣。我們要去尋找長期、十年後能真正成為行業領軍人物的企業家，或者成為領軍企業的企業，而不是追求這個公司投了以後明年是不是就上市了，或者後年融個資翻10倍、20倍。

重要還是回到商業本質，看未來5到10年會發生什麽，這是行業必須經歷的過程。

郭威：請Qasar  Younis介紹一下您個人最近投資項目的組合，這些公司現在發展得怎麽樣？

Qasar  Younis：我們投資了很多公司。我感興趣的行業是硬件，以及這些流體相關的硬件，就是用新的測試機器，去檢測石油或者血液，效果非常好。在未來10到20年，我們現在檢測血液的方式會發生改變，能夠幫助你更好地去醫院做診斷。未來我會更關註醫院方面的設備。

還有一個兩年前投的項目，是背景偵查的公司，也是在矽谷。我喜歡這個公司只是因為他們做得非常好，非常簡單直白，就是在網上做背景調查，同時整合網上和線下的用戶。他們公司每年賺的利潤非常多，有上千億美元。

我還關註一些微型公司、傳統的技術公司，他們是非常傳統的技術驅動型的公司。

我過去幾年在YC已經投資了250家公司，我自己的團隊大概投了70個這樣的公司，我個人可能投了10家公司，整個項目組合非常大。

郭威：高總對矽谷的戰略思考和布局是什麽？

高翔：我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用一句話概括吧：密切關註，謹慎參與。

密切關註的意思是什麽呢？一方面因為中國有很多的模式是借鑒海外的，畢竟今天在有的方向上還是美國的創業更領先。第二，我們的投資重點除了互聯網模式之外，已經在轉向新興技術領域。在這些領域，我們就不能只是在中國範圍內尋找公司了，因為技術的變革是相對全球化的事情。所以矽谷是我們密切關註的地方。

為什麽說謹慎參與呢？2015年1月，我們去美國，發現那里每天都有創業公司各種各樣的場，很多參與者都是講中文的。我們同時還發現，中國的投資人天天都在那兒開會，但似乎很難投到真正主流的矽谷創業公司。從這個觀察來看，我們認為在矽谷的布局不能操之過急。也是在那次碰到了郭威，基於對他的判斷，我們很快就決定參與郭威的基金。

中國投資人如果不夠了解這個市場，輕易去投錢風險很大。我們現階段選擇通過與對美國市場更了解的人合作，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學習矽谷的創業經驗，和更主流的創投圈接觸。只有在真正了解這個市場以後，我們才會投入更多精力做投資。從投資的角度講，千萬不要做自己不懂的投資。要問問你自己的能力圈夠了嗎？

郭威：中國和美國的創業者或者企業家有什麽差別？

Qasar  Younis：我覺得差別沒有想象得這麽多，最大的差別就是中國的創業者通常比較激進，因為中國的市場也比較大，所以他們的雄心也比較大，這是很自然的。

比如我們看一些核心的參考數量，中國的用戶可能並沒有矽谷多，可是中國的這個市場和中國的這些創業者，主要關註中國市場，而矽谷的創業者關註的是全球市場。這可能也說明，矽谷確實是不僅僅是美國人的，而是全球人的。總體而言，中國是非常好的市場，以後我們也會經常回來。

郭威：您對中國的風投有什麽樣的看法？跟美國相比有什麽差別？

Qasar  Younis：我覺得在頂層來說有一些差別，最好的VC能拿到最好的項目，這肯定是一個共性。

總體而言，中國投資人更關註趨勢，我覺得這並不是很好的認知。他們總是關註趨勢在哪兒？我要投資什麽？我覺得這兩個問題並不是正確的思考方式，你應該去看你眼前的這個項目，這個公司，去看這個項目本身，而不是考慮他們是哪個趨勢下面的公司。Google是80年代開始創業的，當時它所在的搜索引擎行業並不是一個趨勢。Fackbook也是，當時社交網站並不是趨勢。所以很多大型的獨角獸公司成長起來的時代並不是能吻合當時的趨勢。所以只是追逐一些趨勢，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它是一種迷思。

而且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主流市場了，很多人只關註C輪融資，卻忽略了A、B輪。不要等著市場告訴你什麽決策是正確的，要自己去思考。

郭威：您覺得中國走向海外最大的挑戰是什麽？   

Qasar  Younis：今天我打算在中國打造一個一級的基金，我不知道從哪兒開始，可能要花一到兩年時間了解中國市場哪些基金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我也要學中文，要在當地找一些合作夥伴，所以是一個很長時間的流程。你沒辦法急著在中國打造一個基金，而且在中國已經有了很多頂級VC，所以你要了解從哪個角度切入，這些問題都想清楚了才可以去做一個基金。

郭威：有一些天使投資人進入到B、C輪投資，有沒有什麽辦法加快這樣的流程？

Qasar  Younis：我覺得有可能，如果你是先做天使融資，然後B、C輪，但是他們的類型是不一樣的。如果你是中國人，想去矽谷創業，其實挺容易的，比矽谷進入中國要容易一些，因為你會中文，而且在矽谷已經有了這樣一個社交圈子，已經有矽谷的一些中國創始人了。我覺得在矽谷的這些中國人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投資環境。

郭威：兩位投了很多知名創始人或者獨角獸，這些創業者有什麽共同點？    

高翔：中國創業者之間的差異化很大。如果說共同的品質，我覺得在中國創業需要更強大的心臟，因為中國市場的競爭太激烈了。同時，堅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品質，他們在危機來臨時應該能頂得住。

Qasar  Younis：我想第一點是他們非常有毅力，很有決心，知道創業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同時他們有這個耐心。

另外我們投資也會考慮到他們的技術背景，他們要了解這個市場，同時，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探索一些新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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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首席經濟學家謝爾德：2017年“黑天鵝”依舊在歐洲

“黑天鵝”頻現的2016年終要揮手再見——從英國退歐到特朗普勝選，引得全球股市歷經數次過山車，美聯儲一再推遲加息步伐。

然而，自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由於市場預期特朗普將推行的財政刺激政策和稅制改革有望促進美國經濟增長，令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美股走出了一波令人嘖嘖稱奇的“特朗普行情”(Trump Rally)。截至12月28日收盤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年內漲幅接近14%，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年內則分別上漲10%和8.6%。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Paul Sheard)在紐約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表示，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對明年加息三次的預測，主要是基於潛在的宏觀政策轉向的大背景。考慮到明年白宮和國會均由共和黨把持，通過減稅和稅法改革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國會對推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並無多大興趣。

作為特朗普入主白宮和英國退歐的“幕後功臣”，民粹主義(populism)在2016年讓傳統政黨和主流媒體都栽了大跟頭。謝爾德認為，不應當把民粹主義簡單地視作一種負面、非理性的情緒。“在全球化和科技創新的大浪淘沙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在品嘗全球化累累碩果的同時，我們也許沒能及時處理好伴隨而來的分配不均問題。在未來的某一天，當經濟歷史學家回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將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謝爾德說道。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

明年至少有2次加息

第一財經：一如市場預期，美聯儲在12月14日的議息會議上宣布了25個基點的加息。於此同時，“點陣圖”顯示美聯儲委員預測明年可能加息三次。你如何看待明年的加息節奏?

謝爾德：我想，首先我們需要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大背景下來考慮這個問題。在進入大選以前，美國經濟運行良好，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在12月加息——事實亦是如此。市場預期美聯儲將在明年加息兩次，而目前美聯儲委員的平均預測是明年加息三次。這一預測是基於潛在的宏觀政策轉向的大背景。事實如何，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

直到目前，雖然美聯儲不斷釋放加息的信號，但並沒有完全依言行事。而明年，美聯儲確實有可能加息三次。我們的預期是至少會有兩次加息。

第一財經：就在去年此時，美聯儲在2015年末的議息會議上宣布了次貸危機以來的首次加息，並預測2016年可能加息四次。結果，今年僅完成了一次加息。

謝爾德：是的。我們必須註意到所謂的美聯儲”點陣圖“(dot plot)是包括所有的投票和非投票成員在內的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對未來一年貨幣政策的預期——據此得出的加息次數只是一個預測中值。委員們的意見並不完全統一，並可能隨時間推移而波動。2016年美國經濟繼續複蘇，但增長步伐不及預期，因而需要貨幣政策繼續提供支撐。2017年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伴隨美國經濟逐漸接近“完全就業”，財政政策有望介入並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為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提供了條件。

第一財經：那麽，美聯儲加息對中國意味著什麽?

謝爾德：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加息這一問題。首先，為什麽要加息？因為美國經濟形勢變好了。為了確保美國經濟平穩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全就業”，美聯儲需要加息。對美聯儲、美國經濟、乃至對全球經濟而言，這都是好事。

當然，投資者的擔憂主要來自於美聯儲加息所可能引發的金融和外匯市場波動，以及一些政治辯論。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美聯儲加息和美國經濟走強對中國來說不是壞事。

第一財經：但自美國總統大選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走低。

謝爾德：中國正在進行的長期經濟改革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貨幣政策結構的改革。過去幾年里，中國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人民幣已經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人民幣正在逐漸成為一種儲備貨幣，雖然現在尚處於初期階段。中國央行在確保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正逐漸放開對匯率的管控——但這個過程是具有挑戰性的。

匯率波動反映了各國間經濟實力、商業周期和貨幣政策的異同。伴隨美聯儲調升基準利率，而中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走低是可以預期的。

第一財經：哪些國家的經濟最易受到美聯儲加息的影響?

謝爾德：加息的影響更多地會體現在金融市場而非宏觀經濟層面。美元走高，將令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這些國家的經濟體量通常不大。特別是對於以美元計價貸款的企業，在以本國貨幣還款時將承受更大的壓力。這些國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例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土耳其等。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很多是以美元計價的。

第一財經：明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可能端出的財政政策。事實上，在美聯儲主席耶倫12月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多多少少與特朗普有關。你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減稅政策?

謝爾德：細節決定成敗。首先我們需要了解美國的政府運行架構——白宮和國會的分立。當然，目前國會和白宮都由共和黨掌控，因此通過主要政策改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減稅和稅法改革。我認為稅法改革的意義更為重要，它可以令稅收體系變得更有效、更公平。但這將取決於未來白宮和國會討價還價的結果，還有待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的進一步觀察。無論是從短期經濟活動，還是對中長期的供給側考量，更有效的稅收體系都將有利於經濟發展。

制造業回流是“政治策略”

第一財經：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屢次提及要把制造業就業從中國移回美國。你認為這是否會對中國有影響?

謝爾德：我認為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經濟環境下的一種政治策略。美國經濟不是一個自上而下、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承諾對工業腹地的選民很具有號召力。但是，就業取決於長期經濟趨勢、投資趨勢和競爭力等的多重因素。匯率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具體政策實施還有待時間檢驗。

但想要在短時間內把那些因為競爭力喪失和科技替代而流失的就業機會找回來，這是非常有難度的。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經濟形勢走強，就業機會正在增加，但那些並不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找回的(制造業)就業機會。

第一財經：我記得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中提及美國總統奧巴馬向時任蘋果CEO喬布斯提議，是否有可能將部分(制造業)就業機會重新挪回美國。喬布斯當時的回答是：“這些工作機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謝爾德：是的。政治壓力確實是企業投資的一個變量因素，但更多需要考慮的是商業計劃、競爭力、市場需求和稅收體系等的複雜因素。例如，特朗普的減稅和稅收改革政策對很多企業具有吸引力。若政策利好、經濟走強，企業還是會響應政府的鼓勵政策。但美國經濟的體量太大了，政府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去指揮它。未來也許會有很多新的變化，但美國經濟的活力源泉是市場經濟。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是否會在國會和白宮之間激起更大的火花?

謝爾德：雖然近幾年美國國會確實通過了一些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但我認為目前國會成員對更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興趣不大。特朗普能否成為一名真正的“總建築師“，不僅僅是“總統”，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有意思的是，許多觀點都認同基礎設施支出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確實，美國的基礎設施陳舊過時，反倒是在亞洲，例如中國等國家的基礎設施更顯現代和一流。在這一點上，美國確實需要迎頭趕上。但從商業周期的角度來看，如果這些基礎設施支出能在幾年前付諸實施的話，對經濟的幫助會更大。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各種“非常規”言行，他總是語出驚人、頻發推特。總統的言行是否會對經濟帶來影響，畢竟這是過去從未遇到過的情景。

謝爾德：特朗普是一位“非主流”總統，他不是一個傳統政客。科技日新月異，例如推特等的社交媒體軟件是過去幾任總統都不曾有的。不過，這只是一種溝通方式的改變。經濟學家和投資者真正關心的是政策辯論和政策最終的走向，而非一條“半夜雞鳴”的推特。

下一個“黑天鵝”在歐洲

第一財經：2016年是“黑天鵝”頻現的一年。民粹主義和全球化，我們身在何處，去向何方?

謝爾德：我不認為民粹主義和全球化是完全對立的，或者說兩者的關系究竟為何。2017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我們經歷了英國退歐公投和特朗普贏得大選，這其中英美兩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就民粹主義而言，我們不能一言以蔽之地認為這是壞事。在民主社會中，民粹主義也是選民的一種表達。

當今全球經濟有幾大主要推動力：首先，是貿易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場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三，是科技帶來的創新變革。這些不同的因素在一起相互作用。與此同時，選民們也在不斷地消化著這些變革所帶來的影響。

我認為，當經濟歷史學家回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將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也許，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過於看重了全球化和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利益，而沒能很好地處理全球化導致的分配不均問題。在全球化和科技創新的大浪淘沙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贏家所得應當能夠彌補輸家所失，然而有時事與願違。這就需要政府體系居中協調，確保大家同乘一條船，不要有人被落下。

我們不應當把民粹主義簡單視作一種負面、非理性的情緒。相反，這是一個嚴肅、亟待解決的政治問題。對特朗普政府而言，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未來4年中，特朗普曾許下的“豪言壯誌”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到實處，真正幫助到一部分人。畢竟，這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

第一財經：你認為歐洲和美國所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區別何在?

謝爾德：英國退歐公投——就是英國投票決定離開歐盟。歐盟擁有28個成員國，但它不是“歐羅巴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聯盟；但同時它也不是28個獨立、分裂的國家。

在這28個國家之中，還有19個國家組成的歐元區。英國不是歐元區的成員。歐元區是一個缺乏財政政策和政治聯盟的貨幣政策聯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了該地區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歐盟真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去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穩定的財政、政治和貨幣政策決策框架——這幾乎是憲法層面的問題。

而在美國，大家討論的更多是政治和經濟周期問題，及其帶來的政府更替和政策轉向，不涉及任何憲法層面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認為英國退歐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象，不僅僅是民粹主義。

第一財經：英國退歐是否將撼動歐元區的完整?

謝爾德：市場在密切關註事件的動向。英國不屬於歐元區，因此並不直接涉及歐元區。但歐洲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歐元區體系中所存在的缺陷。在過去的兩、三年間，他們試圖建立一個歐元區銀行業聯盟，並且開始討論組建某種形式的財政聯盟，但這一過程中遇到了諸多阻力。與此同時，歐洲經濟正在從歷史低位中複蘇。因此，我認為所謂的“歐元區危機”，其根本問題依舊存在，並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再次顯現。

第一財經：如果讓你預測，誰會成為2017年的“黑天鵝”?

謝爾德：基本上從字面意思上，“黑天鵝”事件就是不能被預測的。我能預測到的基本也就不是“黑天鵝”了。

我認為，明年的焦點依舊在歐洲，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在內的歐洲多國將迎來大選。大家的目光都將集中到歐洲政壇，以及上述大選結果將如何影響英國退歐進程和歐元區發展。歐洲經濟能否在政治變動中平穩過渡，或是引發新的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想要尋找下一個“黑天鵝”，基本就在歐洲了。

首席對策丨2017外圍風險增大，關註十九大 配置為王！

回顧今年金融市場，可謂黑天鵝頻出。明年的政策基調偏向防風險，全球市場方面，眾多專家 投資人認為2017年全球經濟仍然難有起色，第一是新科技革命仍未啟動，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劇，導致全球總需求增速放緩。第二是QE和經濟刺激政策大規模使用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和邊際消費傾向下降，進一步加速總需求的不足。第三是貨幣政策已接近極致、財政政策也沒什麽空間，結構性改革推進難度比較大。剛剛過去的中央經濟會議定調是防風險、擠泡沫，落點是三個方面：房地產、實體經濟和匯率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房地產對於經濟拉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能成為支柱的產業，因為會遏制消費，如何看待明年的房地產市場和大類資產配置。本期《首席對策》中，東方證券總裁助理兼首席經濟學家 邵宇博士對熱點話題做了詳盡解析，作者概括為四大核心觀點：

海外宏觀：黑天鵝湖，外圍風險增大，或是歐盟末日;

中國經濟：眼前穩住與杠桿騰挪;

遠期展望：重回深度城市化主線;

投資建議：配置為王，兼顧博弈，做好避險;

他在《首席對策》專訪中，提出了如下投資建議：應密切關註明年非常重要的事件——十九大，會確定我們未來增長的路徑，究竟應該做出清還是做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創新創造，或者回到深度城市化這條道路，目前建議核心地產占到配置的40%左右。考慮到明年可能會有風險，包括地緣風險，黃金、美元這些用於避風險的這樣一些資產配到10%、15%;對於權益而言，可以提升一定的配置，考慮到明年通脹會略微上升一點，可能債券包括非標類的產品，未必是一個比較好的配置，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一些偏藍籌的這些股權，包括跟我們深度城市化相關的一些主題的標的，包括國企改革，特別是上海股改的一些重要的標的，也是有一定投資機會。

新的投資是智慧的投資和有效的投資，它體現在深度城市化里頭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新型城鎮化即我們所強調的深度城市化，在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夠大投資與需求層面的想象空間，關鍵在於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一財 李策：。最新的中央文件顯示，明年的政策基調偏向防風險。您認為，明年的金融市場是否會更加跌宕起伏?風險點主要在哪些地方?俗話說，風險與機遇總是並存的，您認為對於廣大投資者來說，明年的投資機遇又主要在哪里?

首席 邵宇：確實今年大家看到這麽多黑天鵝好像也還都過了，比如說川普當選市場沒有跌，反倒漲得很猛。這里面的問題就在於明年會怎麽樣?我覺得明年可能很多的後面的作用慢慢釋放出來。今年只是解決了一個政治領導人的調整以及重大決策的發聲，到了明年很多慢慢呈現出來，比如說究竟做什麽樣的政策，包括如果脫歐是采用硬脫歐還是軟脫歐的方式。

我覺得明年我要特別提醒一點，來自於歐洲方面，確實我們做了一個研究，我們擔心明年很有可能，可能是歐盟的末日，歐元也會受到相應的比較大的沖擊，當然我們會有一個完整邏輯去解釋為什麽是這樣一個逆全球化的狀態。對於整個投資人，我們覺得如果明年這樣來看的話，未必見得輕松。你說今年這些黑天鵝沒有產生影響，可是剛才你已經看到了我們的股票、債券、匯率、大宗，包括房地產價格都經歷了一輪非常劇烈的波動，明年我覺得這些波動率未必比今年會更小一點，只不過會用各種各樣奇怪的形式呈現出來，所以我們覺得明年對於風險資產來說可能要經歷一輪考驗。我們也認為，如果我們資本賬戶相對封閉的，對人民幣標價的資產可能還是有一定的配置價值，體現在我們覺得還是覺得一二線城市的房地產，一些偏藍籌的這些股權，包括跟我們深度城市化相關的一些主題的標的，包括國企改革，特別是上海股改的一些重要的標的，我們覺得也是有一定投資機會。但是波動劇烈的大宗以及債券，恐怕你要追上它的投資機會，相對來說是比較辛苦的。同時我們也知道其實對於一般的投資人而言，作為每個時段的Timing，基本上擇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建議還是作為一個比較均衡的配置，可能會取得能夠戰勝周期的相應的效果。

一財 李策：對於中國市場影響大嗎?

首席 邵宇：我覺得是這樣的，首先第一波的沖擊肯定是有的，因為中國這樣一個資產，人民幣的所有資產都是風險資產，但是我們特別強調一點，大家會說到一點“中或最贏”，中國或許是最後的贏家，那怎樣才可能成為最後的贏家呢?很簡單，因為一旦出現風險以後，資產價格一定會打折，而這個時候對你投資的條件相對比較寬松，這個時候能夠買買買，買到你核心的技術、品牌、利潤、現金流，那麽你就有可能成為最終的贏家，所以你要做好準備，等待這樣一些機會出現，你才有可能最終翻盤。

一財 李策：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理念對於中國經濟並不是好消息：高關稅打壓中國貿易增長，減稅吸引制造業回流。如何麽看待特朗普新政理念的可行性以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首席 邵宇：確實，他上臺以後所表現出的風格和氣勢是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里面所僅見的。所以其實現在要去評估他究竟會帶來什麽樣的影響，確實是一個比較難的事情。但是我們看到他現在任命的整個大概的幕僚人員構成，包括他們這樣一些風格，可以從中間看到一些他未來政策的前景。

比如說你剛才說到的減稅，我覺得這樣，其實包括他最近跟科技巨頭的座談會，也是領導接見了這樣一些科技巨頭。他肯定談的是一件事情，這些企業如果回撤到美國進行生產，那麽能夠給到多少的支持。我覺得其實也很簡單，你大致可以算一下，如果iPhone不在中國沿海或者成本更為低廉的生產，把它全部挪到美國，我估計你現在買到的iPhone7，可能不是六千塊了，可能是八千甚至一萬塊了。也就是說其實他這樣想做的東西聲勢浩大，但是究竟能不能做成其實大家心里面是有疑問的。包括你看到一些大的企業領導人也公開表示，他要遷回，反倒我們不這樣做，我們要遷去墨西哥。因為這些企業自己也非常清楚，如果遷回到美國生產只是為了自己的市場進行生產，包括也就是它的成本提升以後是不是還有世界的競爭力或者能夠拿到最放得市場，其實大家都還是覺得有一些問題在的。

所以如果真的執行這樣一個稅率，我覺得可能對全球貿易是致命的打擊。因為其實在危機之前，全球的貿易增速大概在10%左右，現在只有1.5%了。如果每個生產品都增長45%的關稅，這世界上面沒有全球貿易了。所以我覺得他現在這樣做跟他究竟真正能夠執行的政策之間的差距是多少?這可能更加值得關註。所以現在有一種評估可能說他還是針對某一些品類的商品來增加反傾銷稅或者說增加一個比較低的稅率，這樣的話，就意味著他是一個商人，我們可以做生意，只是這個成本比以前要高，而這個成本多少是合適的?恐怕還得雙方政府包括企業家坐在一塊聊才能達到一個最優的結果。

一財 李策：我訪問過的一些投資人看好明年一季度之後的利率債，您最看好的一個投資方向是什麽?

首席 邵宇：我覺得這樣看，首先得從一個大類資產來看，大類資產的配置建議加了杠桿的房地產核心區域、核心地產占到你的配置40%左右。考慮到明年可能會有風險，包括地緣風險，我們覺得黃金、美元這些用於避風險的這樣一些資產配到10%、15%;對於權益而言，我們覺得可以提升一定的配置，因為我們覺得反正會關閉，所謂流動性只能在這個之間走來走去，考慮到明年通脹會略微上升一點，可能債券包括非標類的產品，未必是一個比較好的配置，所以我們覺得配置股權投資，股權投資是廣義的，包括二級市場，包括一定的PE、VC可能會占到比較重的份額，其他的我覺得就沒有特別的推薦了。因為其實大宗比較難以琢磨，正常人也不會追逐每一個波段，而且市場容量相對來說比較小一點，適當做一點管理期貨也是可以的，但是並不建議全身心的投入。落實到具體的權益市場，我們覺得大家已經看得很清楚，也就是成長的故事和未來的藍籌的故事大家最終心里面會有一桿稱，會稱出來哪一個做一個平衡。

我覺得很重要的在這里，要理解明年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也就是十九大，會確定我們未來增長的路徑，究竟應該做出清還是做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創新創造，或者回到深度城市化這條道路，因為每個人都會面對不同的偏好，比如說你可能喜歡深化改革，OK，那你這時候投資的標的和你去產能是完全不同的標的。當然對於我們來說，我們覺得一部分的深化改革，包括一部分的深度城市化仍然值得非常的關註，其他的地方我們覺得它的權重可能要適當的減輕一點，才可能會得到更為明確的收益結果。

一財 李策：人民幣匯率前期大跌，市場對於保“7”難言樂觀。對於人民幣匯率問題，余永定最近指出，應該徹底放棄外匯幹預，從保匯率轉向保外儲。而耶倫講話後明年美聯儲加息預期愈演愈烈。您認為對於央行來說，匯率的底線在哪里?

首席 邵宇：這個問題比較微妙，因為這兩個問題是連在一塊的。回顧一下97年到98年的金融危機，當時中國很明確我保匯率同時也要保外儲，匯率不能貶一分錢，但是外儲也一分錢不能少，還得增加。那怎樣做到平衡?匯率對於實體經濟的影響遠遠沒有對金融的影響這麽明顯，也就說你也知道比如說25個PB的匯率的變化和利率的變化會引起這個市場的滔天巨浪，而對實體經濟你的感覺不是那麽的明顯。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這樣一個狀況，大家清楚，匯率政策，中國的匯率政策和美國的利率政策各是雙方最有利的武器，但是也可能是他們最脆弱的一個罩門。什麽意思呢?這玩意如果你恢複得好，你可能把對手給幹掉了，但是如果你恢複不好把自己可能會給割傷。也就是說你最好能做到殺敵一千、自傷八百，但是你搞得不好的話，可能會是殺敵八百、自傷一千，這樣就劃不來了。你比如說美國這樣的利率，如果它持續快速的升息，它的經濟體可能是受不了的。我們如果大幅的貶值也可能會引發居民的資產負債表的再度調整，這個實際上我們可能也承受不了這樣一個巨大的沖動，所以可能還是要尋找一套折中的道路。

一財 李策：商務部研究院認為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還會跌3%到5%左右，如果說繼續跌3%或者說更加跌連不休的話，那您認為市場會有什麽樣的反映?對於明年的匯率走勢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研判?

首席 邵宇：現在確實人民幣這一個月以來對美元跌了很多，但是如果你回頭看大的二三十個經濟體，中國其實跌的還算是比較有節制的，其他有的多的跌了10%甚至更多都有。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呢?全球的資本大部分受到兩個政策驅動的：一個是美國的利率政策，一個是人民幣的匯率政策，因為這將解決兩類大的資產，也就是說發達經濟體的資產和新興經濟體資產的逆差，而這樣一個逆差是驅動全球資本最重要的交易結構。現在看起來如果美國持續的升息導致美元走強的話，我覺得這樣一個周期可能才剛剛開始，因為按照歷史經驗來看的話，它大概要持續七到八年，而現在從2014年6月份算起的話才2.5年左右。所以我們覺得可能在整個過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都避不可免的會面臨一輪貶值，如果真的貶到3%左右的水平，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我們不清楚，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一個傳統的政策的三角，如果你不封閉資本賬戶，匯率能不能夠到達合適的位置，這個大家相信是存疑的。我們的建議也非常明確，我們可以適當的貶值人民幣匯率，但是我們對資本賬戶的管控恐怕要加強一些。

一財 李策：2017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看到中央經濟會議定調是防風險、擠泡沫，落點是三個方面：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實體經濟、一個是匯率的問題。我們都知道房地產對於經濟拉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又不能成為支柱的產業，因為會遏制消費，那麽對於明年的經濟發力點或者說我們的GDP增速，您有一個怎麽樣的預測?

首席 邵宇：其實我覺得大家實際上有一個很大的爭論，就是說房地產有沒有泡沫以及泡沫多大，以及在實體里面扮演多少重要的角色?我首先其實房地產對整個中國經濟還是非常之重要的，因為它拉動了整個GDP的產業鏈要接近40%。其實中國目前處於這樣一個階段如果你不搞城市化、不搞房地產、不搞汽車銷售、不搞基建，搞什麽呢?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有一個不太一樣的理解。另外要知道中國有660個城市，這一次限購，包括漲得特別快的也就是20到30個，如果考慮到中國還有3300個縣和3300個縣城，也就是說中國類似城市的GDP(09：00)有接近四千個。那為什麽這四千個里面只漲這二十幾個?包括為什麽要限購?我覺得一方面可以說在這些局部的房地產有一些過熱的趨勢，另外一方面我覺得這也可能是我們的投資人，我們的錢在用腳進行投票，因為這可能看中的也就是未來中國經濟地理的增長格局可能就是這二十幾個城市。

所以我覺得你得客觀的看待這樣一個問題，確實如果我們把這樣一個房地產進行全面的壓制，其實我們也壓制很多年了，經濟慢慢的下滑，會尋找一個底部。我的觀點是這樣的，如果明年我們還是執行非常嚴格的這樣一個限購的政策，可能到了下半年整個經濟的增長會慢慢下滑一個臺階，我們覺得它可能會來到6.0到6.3的水平，這種情況下面就存在我們整個的增長目標是不是要做相應的調整，如果還是要在6.5左右，那麽可能會有一定的調整壓力。假設調到6左右，那OK，相對寬松的空間還會比較大，我們稍微慢下來做一些其他的建設。但是我強調的是什麽呢?中國現在在這個階段如果你全部放棄，包括基建，深度城市化，以及房地產和汽車銷售占的這些實體經濟，恐怕其他的也很難去支撐你走出這樣一個中等收入的陷井。

一財 李策：現在通脹起來了，我們都知道在通脹的初期對於股市是有利好作用的，那麽通脹會不會持續?明年的通脹包括債市，股債三殺經歷了之後怎麽樣來看待這些方面?

首席 邵宇：因為最近一段時間到了年底大家都在回顧今年整個金融市場的叠代起伏。

一財 李策：對。

首席 邵宇：年初是熔斷開始的，到了年末債市也在暴跌，其中經歷了大宗瘋狂的過程，還有包括人民幣，還有房價的這樣一些調整。我是這樣來看的，其實現在關鍵的問題在這里，如果經濟確實如通脹數據所顯示，慢慢的走穩並且向上的話，那其實是一件好事。為什麽我們看到包括大宗商品的價格上得這麽快，企業補庫存的行為還這麽慢呢?就是以前的周期很簡單，一看價格上，立馬開始生產。現在我們說做了一些供給側的調整，大家把產能給抑制住了，遲遲看不到補庫存、補產能的過程上來。如果這個過程沒有達到這個要求，我們覺得我們看來明年的通脹可能還會走一段時間。但是你想現在螺紋鋼、煤炭的利潤非常可觀，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正常的企業肯定會釋放一部分產能，這些產能上來的時候，可能你的通脹相應就能得到抑制。所以整個全年來看可能通脹也不會超過2.5的水平。也就是其實說在6.3配2.5這樣一個增長的結構中，我覺得還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一財 李策：從房價的環比來看，您提出過房地產的拐點出現了，而且數據顯示11月份有70個城市的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杭州跌幅最大，上海也開始降溫了，對於明年的房地產市場，作為一個投資品來講，這個房市還能不能來投資?

首席 邵宇：其實關於房子大家炒了很多年了，我覺得大家把兩件事搞混了。第一就是說推動房價上漲的必要條件確實是貨幣的高速上漲，因為在過去30年里面我們看到它的年化的M2，也就是廣義的貨幣增速要達到21%，也就是說中心城區的這些加了杠桿的房地產大致能夠接近這樣一個收益，也就是從必要條件來看你可能沒有其他資產配置更好的選擇。但是另外充分條件也是這樣，其實我剛才已經說到了，你有660個城市，現在只漲了20幾個，為什麽其他的600多個不漲呢?其實這里面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在房地產的供給和需求的地理上面的錯配，也就是大家最想去的那些地方，這些房子供應是不夠的。

一財 李策：結構性問題。

首席 邵宇：如果這個地方供應充分，比如說大家都反複提到重慶，重慶基本上是無限量供應，自然不會漲。我覺得關鍵點在哪里呢?關鍵在於未來這一輪城市化進程里面，究竟是全部廣泛的撒網，還是發展以超級城市群以及周邊的衛星鎮為核心的這樣一個經濟地域的格局。如果你還是延續以前全面發展的話，估計還會接著漲下去，但是如果你承認未來這樣一種市場決定的超級城市、超級城市群以及衛星小鎮的這樣一種經濟地理結構，那麽你供應足夠的土地就相應慢慢的得到平抑，這取決於政策和流動性博弈的過程，但短期來看我覺得可能只是短期得到了抑制。

一財 李策：降企業杠桿是重點，否則實體經濟也會掏空。最近曹德旺的發言引人關註，實體經濟方面不管是民間投資下行還是曹德旺所講的中國制造業成本比較高，眾所周知杠桿率上升的1/3來自於房地產投資加杠桿，還有是國企那些無效的投資，如果既要降杠桿又要振興實體經濟，應該怎樣權衡?

首席 邵宇：這就非常難了，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問題你應該這樣去問，因為大家說中國的成本高企的原因，包括稅收，包括勞動力，其實持續蠻長一但時間了。那為什麽在這一段過程當中中國經濟包括在危機之前表現的都還可以?我覺得關鍵的原因可能還是在於需求下降。也就是說現在總量的需求在下降的過程中大家更多的會考慮成本的問題，會考慮這樣一個蛋糕分配，而當蛋糕只有分配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變得非常的醜陋。比如說我們提到勞動力成本過高的問題，其實勞動法這個東西大家也討論了很多，包括一些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討論這個問題。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把勞動力成本壓到最低，這些勞動力拿到這些收入能夠支撐我們消費升級嗎?恐怕也是做不到。稅收是這樣子，很簡單，如果今天的稅就是明天的債，如果稅收都降下來，沒有問題，企業會好過很多，但實際上最終會體現在政府杠桿的上升。比如說我們提到川普，他如果真的去做這樣一個減稅，那你可以預見在今年1月份那個債務上線立馬就會突破，總歸需要有人買單的。

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在於，其實不管是稅也好，還是各種成本，其實牽涉到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怎樣分配是比較合理的，才能保證社會每個階層都能從中間獲利。因為其實你稅降得比較多或者你的人工成本降得比較多，毫無疑問，政府拿得少了，居民包括勞工也拿得少了，企業主拿得很多，當然他有利潤去發展。但實際上你看到我們最近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這一輪全球化它的高度的分化，企業主拿的這一塊利潤並不少，這個在我們多次分配里面怎樣解決。所以我擔心我們用一個新聞覆蓋了另外一個新聞，用一個所謂的熱點去覆蓋另外一個熱點，大家只是追逐熱點，而沒有一個通盤的解決方案，這樣的話就起不到一個正面的作用了。

一財 李策：結構性改革可以在什麽著力點上面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需求拉不起來的話，可能是購買力的問題，有沒有根本的解決措施?

首席 邵宇：我覺得現在大家需要用一招鮮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的話，肯定是幻想或者說有一點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一定是一個綜合的方面。也就是說既要調整需求，也要調整供給。比如說需求我們給了一個方案，叫做新的三架馬車，通過深度城市化來替代一般的投資，通過消費升級提供原來消費的不足，通過“一路一帶”所帶領的新一代全球化使得市場得到新的擴展。也就是單一招數可能對整個經濟增長的貢獻可能就是0.5或者1個百分點，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塊可能才會形成合力。供給方面也提到，比如說有新的技術、更新的產品，也有新的模式、新的業態、新的組織，更重要的我提到的還是新的制度，也就是我們需要通過國企、土地、戶籍在內的改革，能夠真正釋放這樣一個需求或者供給的紅利。我們做過一個測算，光國企一項改革我們大概每年能夠拉動兩個百分點的GDP增長，而戶籍可以拉動一個點，也就是說這會多出額外的三個點，但問題在於這里面核心的這樣一個障礙你有沒有突破，你可能只是改了比較容易的，你對金融的自由化做得比較快，其他比較慢，自然就形成不了一個紅利釋放整個的框架，反倒會形成錯落不斷的這些風險的暴露點。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在新的這一輪提到的結構化改革里面要尤其要著重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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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2017人民幣仍有貶值壓力但幅度可控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2017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仍面臨貶值壓力，但一個基本的判斷是貶值幅度可控。“會比2016年小一點。”

1月8日，在複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辦的“2017藍墨水新年論壇”上，連平表示，未來人民幣匯率彈性將明顯增強，相較於其他貨幣對美元的跌幅，人民幣的下跌或將相對溫和，人民幣匯率指數有望基本穩定。

1月5日至6日在北京召開的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工作會議上指出，2017年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積極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連平表示，要穩定匯率，關鍵是資本流動要平穩，此外還要實現中國經濟的增長，貨幣政策也不能向松的方向做大幅度調整等等。

不過，連平認為，2017年人民幣仍有貶值壓力，原因在於市場對美聯儲加息預期增強，地緣政治風險增大，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繼續放緩，市場主體全球資產配置需求、避險需求和套利需求依然較強，中美利差仍將處於低位。

但美元加息是此輪人民幣貶值的一個因素，不是決定性因素，決定性因素在於中國經濟體自身。

連平表示，2005年~2006年美國13次加息，美元也階段性上漲，但那段時間人民幣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是走得最強的一段時間。一個原因也是當時中國經濟增速很高，每年增速都在兩位數，所以資本大規模流入。為了抵擋資本流入，推高了人民幣。

連平認為，市場供求關系變化是導致匯率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於企業、個人配置資源需要，再加上加速歸還美元外債、一些資金外逃等，這些因素形成了市場上短期對美元的巨大需求。

之所以判斷2017年人民幣的貶值幅度會小一些，連平說，由於特朗普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力度可能不及預期，加息對美元指數的推動作用趨於減弱，再加上外匯和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因此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基本可控。

“美元加息，美元走得更強不利於美國制造業的發展，所以為了發展制造業，美元在2017年甚至可能會出現階段性波動。”連平說。

就在各界對人民幣走勢心存憂慮之時，離岸人民幣(CNH)在1月4日、5日出現大漲，連續收複從6.95-6.78共計18個關口。

連平認為，此次離岸市場上人民幣出現大幅度飆升，有幾方面原因，一是抽緊銀根。由於人民幣在離岸市場上規模有限，因此流動性收緊，使得利率大幅度上升、匯率飆升。二是美國方面對於美元未來加息的判斷出現了一些變化，有一些猶豫。

2016年12月15日，美聯儲宣布加息25個基點，這是自2015年12月首次以來的二度加息，時隔整整一年。與此同時，美聯儲委員們還預期2017年加息3次。但美聯儲12月份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的一些委員對於美指走強可能打壓通脹表現出一定的擔憂。

連平表示，美聯儲對於美元狀況，以及今後美國加息表達了一點擔憂，不是像以前那麽堅定。“這種情況下，就帶來市場上對未來美元進一步走強力度、趨勢，有一些不同看法。”

三是近期外匯管理方面的措施陸續出臺。

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消息稱，個人年度購匯額度依然是等值5萬美元，但重申個人購匯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資等。

連平表示，五萬美元屬於經常項下貨幣兌換，過去有人從事資本項目交易，並非允許這樣做，只是沒有被管到而已。現在規範了之後，會一定程度上削減服務貿易的逆差。而這些政策使得市場供求關系在2017年會發生明顯的變化，有助於匯率基本的穩定。

“所以我們認為2017年人民幣繼續貶值還是大概率，但是幅度會相應比2016年小一點。”

平安普惠首席運營官秦福榮：消費金融何止放貸那麽簡單

近兩年，消費金融漸入風口，業內的普遍共識是，這是一個萬億級的藍海市場。於是，所有機構蜂擁而至，藍海瞬間紅彤彤一片。另一方面，由於行業參與者良莠不齊、理念各異，暗流湧動的壞賬率也正在醞釀爆發之勢，過度授信的苗頭日益凸顯。

回溯歷史，消費金融的“先遣者”臺灣地區，由於其銀行業紛紛通過大量發行各種信用卡與現金卡擴大業務，誘導持卡人透支消費，結果在經濟環境不佳、收入無法增長的背景下造成持卡人負債累累，無法償還，最終於2006年爆發嚴重的“卡債危機”。

同樣來自臺灣的平安普惠首席運營官秦福榮對這段歷史依舊深有感觸。在他看來，國內很多機構對於消費金融的理解仍浮於水面，消費金融不僅僅只是發放貸款那麽簡單，這其中蘊含著償債意願的辨識和違約成本的權衡乃至對於人性的考驗。

償債能力與償債意願

記者：平安普惠在2016年上線了多個創新的技術應用，比如智能服務平臺、O2O模式、克拉信用評分體系、微表情等，如何看待這些技術的應用?

秦福榮：當一個客戶來申請貸款的時候，業內根據兩個原則判斷是否接受該貸款申請：一是償債意願，二是償債能力。傳統的做法是要求客戶提交材料證明自己有償債能力。但償債能力並不等於償債意願，比如，我們的貸款金額平均在9萬元左右，每個月還款3000多元，即一天要還100元，如果說，一個客戶一天沒有辦法存下100元用於還款，我不認為這是能力問題，而是意願問題。

過去，我們判斷客戶主要依賴於償債能力的部分，比如說提交銀行流水，但在實際運行中，我們發現償債能力與事實有很多不符的地方。如今，平安普惠正在利用各種技術應用，試圖找出與客戶償債意願強相關的元素，通過這些元素還原客戶真實的償債意願。

記者：能否具體說說普惠是如何捕捉到客戶的償債意願的?

秦福榮：有句古話叫“人在做天在看”，放在今天就是人的行為通過現代科技被記錄在雲端上，比如上班坐地鐵是被記錄的，使用打車軟件是被記錄的。在這一兩年當中，我們一直在嘗試用很多數據去關聯客戶的償債能力和償債意願。比如車子，有車的客戶幾乎每個月都會在車子上花費數千元，他手頭是會有這些現金用於開支，所以，我們認為有車是償債能力的一個正相關。另外，買保險的人更有責任感，因為保險往往不是給自己用的，而是留給活著的人，減輕他們的壓力，有責任感和還款意願是正相關的。

記者：這些正相關的數據會對整個貸款流程帶來哪些變化?

秦福榮：我們會把這些正相關的數據應用在客戶模型上，不用客戶自己提交證明材料就能了解客戶，從而形成判斷。所以，科技首先是用在對於客戶的辨識能力上，這也簡化了客戶的貸款流程。

從貸後管理來說，正是因為我們了解客戶的行為模式，我們的催收模式也會變得不一樣，細化到不同性別、不同工作、有車沒車的貸後催收都是不一樣的。可以說，數據無處不在，誰能夠把數據變成黃金，落地使用，誰才是真正掌控金融科技。

履約背後的“人性”考量

記者：通過對這些數據的挖掘，您可否總結下哪類人群逾期的概率比較低，比如，是不是收入越高的人群越不會逾期?

秦福榮：我的經驗是這樣的，以前在臺灣，最好的客戶是四個“師”(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他們發生逾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逾期之後，他們大概是不會還錢的，因為這些人逾期就意味著他們整個財務狀況的惡化，欠下巨額債務，所以，幹脆誰都不還。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在做貸款的時候，其實是在和概率爭高下，優質客戶逾期概率低，一旦逾期就可能不還錢，普羅大眾逾期概率高，但逾期了以後還是會還，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個概率下覆蓋的人群找出來。

記者：如今在消費金融領域，很多參與者都喜歡做小額借貸，認為小額借貸更容易控制風險，您怎麽看，小額是否就等於低風險?

秦福榮：舉個例子，當你來跟我借10萬，我覺得你風險很高，所以，我借給你1萬，其實這個邏輯是不對的，在放貸領域，只有0和1的概念，要麽借要麽不借。

記者：盡管國內消費金融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極快，在其過程中，不同背景的參與者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放貸能力最重要，有人認為風險控制最重要，也有人認為貸後催收的能力最重要，對此，您認為哪一個才是消費金融的核心?

秦福榮：如果說一定要比較的話，我認為還是放貸能力最重要，畢竟不願意還款的“壞人”還是少數的，這是一個數學比例的問題。保守一點說，有10%的“壞人”，即便這10%都沒有催收回來，那剩余的90%還是可以賺錢的。催收是錦上添花，不能靠催收去防範。這個產業風險如果倒過來，你賺那10%而已的話，那就不一樣了。自古以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人們是有契約精神的，這種契約精神說到底就是“人性”，只不過，目前，當違約成本低了之後，就會讓人性突破那個臨界點。

而建立合理的違約成本，其實是需要整個社會逐步完善的問題，比如建立完整的個人征信系統，很多市場供應者因為得不到這些公開信息，所以只能以高息覆蓋違約成本，這就造成一個逆向選擇，即信用不好的人也能借到錢，只不過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但對於那些不想還錢的人來說，10%的利息和100%的利息其實是一樣，因為他本來就沒打算還錢。以臺灣的經驗來講，臺灣只有銀行可以做貸款業務，當然也有一個征信機構，只要在那里記錄是不良客戶，基本上所有銀行都會拒絕他。

【財經速讀1.13】深圳地鐵371.7億元接盤華潤持股入主萬科；曙光股份控股權高價轉讓，華泰汽車入主成新東家；寧波港人事6高管集體辭職；李迅雷出任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貴州茅臺官網認錯：“國宴”“專供”“特供”與國家規定相悖

那些年 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們

昨兒答應你們的舊文更新重溫，一起來看一看，牛逼平臺上的牛逼人物。

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業中有老虎基金投資家族Novus Tiger Portfolio，而經濟宏觀研究領域，香港中環半條街的首席們，都是中金走出來的。

（不過為中金源源不斷貢獻人才的平臺，其實是國際國幣基金組織IMF，感興趣的還可以看看這一篇。）

1995年由中國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共同發起設立的中金，不僅曾是中國最頂尖的投行，大中華區的研究實力也是一哥，就從歷任中金的首席經濟學家說起（以下按時間排序）。

首任經濟學家不是大家熟知的許小年，而是經濟學泰鬥吳敬璉。

雖然沒有官方沒有記載在成立之初至1997年之間，到底誰是中金首席經濟學家，但在今年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吳敬璉自己主動提及，“在當中石油董事之前，曾在中金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而作為《改革》雜誌主編的吳敬璉，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薦了一篇關於中國證券市場研究的論文給當年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被吳敬璉相中的論文一舉獲獎，得獎作者正是許小年。

不過首先把許小年從象牙塔里挖去投行的是美林證券香港研究部，但在美林履新一年後，許小年便加盟了中金，成為研究部負責人。這個位置，他從1999年一直坐到了2004年，中金給的title是董事總經理、研究部負責人。也是許小年，讓市場逐漸熟悉了首席經濟學家這個概念。

許小年後的第三位中金首席經濟學家是哈繼銘。

哈博在中金從2004年待到2010年，這也是中金宏觀團隊最為鼎盛的時候，而哈博出走高盛擔任其亞洲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的一刻，也被不少人視為中金由強轉弱趨勢的顯現。

接任哈博的第四位首席經濟學家是彭文生，他在中金待了四年，從2010年10月至2014年10月，之後轉赴中信證券，2016年10月出任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首席一職現時便由2008年加入中金的梁紅，在2014年接替。

梳理完中金歷任的首席經濟學家後，發現他們最明顯的共同點——都是博士，畢竟宏觀研究，博士上手都比較容易。

如果要再按照時間段劃分的話，吳敬璉、許小年多為象牙塔中走出來的學術派，而哈博開始，首席們多了不少海外政府工作的經歷，比如哈博、彭博都做過IMF、香港經管局的經濟師，和中金自身中西合璧的風格也較為契合。

雖然首席只有一個，但是那些年，從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實則不少，毫不誇張地說，中環半條街的首席都有中金血統。以下按姓氏排名：

胡偉俊完成博士後的第一份宏觀研究工作就是在中金，從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之後轉投美林、師從陸挺，加入麥格理是在2013年9月。

林暾亦是彭博時代的中金經濟學家，自2010年至2013年，經常可以看到彭文生、林暾、趙揚三人署名報告。中金之前，他是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現在是弘毅投資首席經濟學家，戰略研究與業務發展部總監。

沈博的中金歲月是從2007年至2010年，擔任香港研究部副總經理，正是哈博帶領下的中金宏觀團隊鼎盛時期。加入中金前，沈博曾是歐洲央行和IMF及芬蘭央行的經濟學家。

張智威在中金的年代，剛好是哈博和彭博交替的時間，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此前是六年IMF、兩年金管局的工作經歷。

在2011年加入中金研究部前，趙揚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後，當過教授，也任職於香港金管局，他所處的是彭博時代，最終於2015年2月正式加入野村。

哈博時代的2006年加入中金，2010年哈博去了高盛後，邢自強去了S.A.C做中國宏觀研究至2014年2月，之後也加入高盛任私人財富管理投資策略執行董事至2016年5月；2016年6月成為大摩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除了首席經濟學家外，中金走出來首席的還有策略師（按姓氏排序）。

他是中金2008年從高盛高華挖來的，在中金一待就待到了2013年底，主要負責H股策略。

哈博時代，是中金A股的首席策略師，在中金也擔任過經濟師，2008年新財富的最佳中國股票策略師。2009年9月，履新瑞銀證券，擔任財富管理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國投資策略師，現時仍在瑞銀證券。

被媒體（好啦，主要是我啦）稱為男神分析師的洪灝也是中金一員，在中金北京辦公室，title是執行董事，從2009年到2012年共三年的時間。之後擔任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首席策略師，去年更升一職，成為交銀國際研究部負責人。

所以回到開篇的問題，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界有Novus Tiger Portfolio，中金又為什麽能培養出這麽多的首席呢？

首先中金是中國投行走出海外的第一家，政治、政府資源強大；且早期進入中金的門坎是相當之高，薪資水平也好於國內同行，因此更加能吸引到人才。

從一個博士到比較成熟的宏觀研究員，大概需要至少三到四年的時間。鼎盛時期，中金宏觀的人才濟濟，四個博士同時做研究（外資行宏觀組一般標配是三個人），這種氣場，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但為什麽最後人才又流走了呢？

先說工作難易程度。外資行多外國客戶，他們對於中國宏觀國情的了解相對肯定少於國內客戶，就跟北京出租車司機各個都是段子帝一樣，國內客戶誰不能說幾句宏觀，對中國經濟的認識那可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少。

這樣造成的影響就是，對老外說中國經濟會稍微容易一些（有些觀點也會認為外資行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又會跟中資行有較大的差別，對中國了解不夠），拋出些細節、故事，他們可能就會很感興趣了，對你的依賴性也會更高；而國內客戶需要你有更多的預判，不僅要能說經濟，還得能談的了策略才能有市場。

第二是語言表達問題。用中文寫報告給中國客戶看，寫作氛圍和發揮情況肯定是更加自得（你要讓我用英文把這篇專欄寫給老外看，我肯定是要哭的）。而外資行得花更多時間磨練英文，但對內容的自由度可能較中資行更大，比如十八大每個政治局委員的背景，英文報告就能寫一寫，但要是中文報告里也這麽幹，客戶估計會心里呵呵，到底咱倆誰知道得多。

可是不是所有人的英文水平都足夠好到可以寫出來、路演出來、接待外國人，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令海外首席的競爭池子較國內小了一些。

第三點是公司內部關系。外資行的紀律普遍比中資行好，比如宏觀說了今年我們預計GDP增7.2%，CPI增2.1%，那所有的行業分析師都會跟隨，大家統一口徑。

但是大家也知道，宏觀研究也有出錯的時候，中資行如果看錯了，那就會感受到流行語所說“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帶來的深深壓力，除了行業組還有銷售交易部門。

最極端的情況是，觀點得不到銷售的支持就算了，還不知道銷售是怎麽在客戶面前推廣和你觀點完全不同的觀點的，所謂“有些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外資行對中金的沖擊主要在人才的搶奪上，而內地券商對中金的競爭就稍顯殘酷了。當年中金抓住的是國企出海上市大潮，2009年時，中金的承銷收入10.9億元，市場份額達到20.64%。但隨著巨無霸國企普遍完成上市後，中金對中小項目的不感興趣，令其投行在承銷中的市場份額出現急速縮水，2011年只剩1.27%

兩大核心業務跛腿了投資銀行後，堅守非上市地位的弊端也顯現了出來。過去幾年內地較為成功的券商，比如中信、海通，靠的都是上市做大資本金，否則二級市場經紀業務將不足以對沖一級市場收入增速急劇放緩的風險。（當然到了今年的情況是，券商大資管時代加互聯網金融，以往單靠營業部網點多就能取勝，說不準又會變成券商今後的負擔）

此外，內地近些年私募、PE發展快速，內地券商中很多研究員早已跳槽去了這類機構，很多經過成長後也成為基金經理，他們也為各自的老東家帶來不少經紀分倉。但在投行業務好的年份里，中金相對其他券商的流動性並不大，令其現時在公墓基金“人情牌”比拼中也較為申萬、國泰君安等落後。

第三點就要說到中金嚴謹的作風，可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合規風控非常嚴格，大佬們寧可少賺點也不願意做違法或灰色的事，穿鞋的當然比不過偶爾光腳的了。

雖說中金近些年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確實為資本市場培養出來無數的人才。有首席表示離開中金後，雖然大家的服務對象不同了，但不可否認以前的同事們仍是行業內的精英，有時也會聚聚會，中金令其有機會進入資本市場，學習到的都是無價的。盡管這幾年中金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是相信這也是公司在大背景下，能做出的最好成績了。

至於你問中金的未來會怎樣，其實我覺得從他培養出來的首席身上就可以找到出路：要麽國際範一走到底，要麽比國內更接地氣地做研究和宣傳。中西合璧的道路，香港這個領先指標已經示範，未知還是太多，你看中金在香港上市至今的股價走勢，趨勢在哪里呢？

特朗普眼皮底下，幕僚長和首席智囊暗爭白宮老大

位於白宮西側的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是多數白宮官員和工作人員的辦公地點。過去的周末，在特朗普飛去佛羅里達私宅休息的時候，特朗普政府的成員們被召集在此舉行了一次聯誼，目的很簡單——彼此混個臉熟。

幕僚長的棘手工作

奧巴馬時代，白宮的總統行政辦公室有超過1800名雇員，特朗普最終的白宮團隊人數也將不會少於這個數字。但由於新政府組建不久，只有那數十個緊密圍繞在總統周圍的核心成員之間才有機會通過更多互動而勉強算得上認得彼此，對於其他分散在白宮各部門的1000多號人來說，更多的情況下他們根本互相不認識。

對於白宮新班子的內部溝通和協調機制來說是一個實際問題，關乎總統命令能否有效落實。而解決這個問題，是白宮幕僚長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的第一要務。

《華盛頓郵報》援引一名上周參加過特朗普白宮高層會議的政府顧問稱，總統特朗普下了一道命令：普利巴斯負責打理白宮，所有事情都要經幕僚長之手。

特朗普的命令可以理解為再次確認了普利巴斯在白宮內的行政管理權力，但也可以理解為要他完成更艱巨的任務，包括為各職能部門間劃定更清晰的界限，以及處理一些官員的明爭暗鬥，後者據說也是特朗普最煩的地方。

不過，擁有了總統賦予的權力並不意味著普利巴斯就是白宮內除了總統外真正的“老大”。

每張總統行政令的背後都有若幹白宮顧問作為核心決策者和起草者

面對特朗普在過去兩周頻發的十幾道行政令，普利巴斯明白自己需要在最短時間內打通白宮內部的溝通機制，確保命令上傳下達的過程中避免失誤。

特朗普在1月27日發布了“移民行政令”，限制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這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要求來自該多個家的難民在12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該多個國家的普通公民在9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

這是近期所有行政令中遭到最多爭議的一個，除了民間，政府內部也有大量反對聲音。900名國務院官員聯名反對該行政令，但異見卻遭到白宮發言人斯派塞警告“要麽走人，要麽執行”。

但是，這份限制移民的行政令除了造成一系列混亂之外，還面臨強大的司法阻力。美國華盛頓州西區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詹姆斯·羅巴特（James Robart）3日作出裁決，在全美範圍內暫停實施特朗普頒布的限制難民等群體入境的行政令。美國司法部律師米歇爾·本內特將就此向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同時，美國國土安全部也發布聲明，全面暫停實施特朗普的行政令。

普利巴斯原則上並不反對白宮官員對政策持異議。副幕僚長沃爾什（Katie Walsh）透露，普利巴斯稱“要確保每個人都有時間和機會對這些政策做出評論”。

白宮內派系隱現

白宮內的聲音並不一致。

一方面，負責白宮行政架構的普利巴斯正在想方設法把新政府的日常工作送上軌道；另一方面，白宮的“實際大腦”、白宮首席戰略顧問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則正在利用目前白宮的混亂無序實施自己的變革政策。

特朗普在橢圓形辦公室里見班農和安全顧問弗林

“我們之中有些人比較激進，有些人則更沈著，這是構成完美合作關系的要素。我們之間沒有隔閡，和總統之間也合作無間。”班農的表態印證了其副手的話，其副手曾表示，班農正試圖主動適應普利巴斯所主持的白宮架構。

美國媒體曾報道，白宮西翼正在發生內訌，班農和另一名政策顧問米勒（Stephen Miller）站在了普利巴斯的對立面。但是這種不利於內部團結的說法不出意料地遭到白宮高層的否認：普利巴斯稱，班農、米勒、沃爾什和自己合作無間，都找出了彼此的強項所在；米勒也稱自己和普利巴斯的關系是政府里最密切的。

當然，年僅31歲的米勒實際上最密切的合作夥伴還是班農。在成為白宮顧問之前，米勒是前參議員、司法部長提名人傑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的左膀右臂，班農在掌舵右翼媒體Breitbart News之時也曾多年力挺塞申斯。而正是班農和米勒秘密起草了上文提到的限制移民行政令，相信不久，塞申斯也將從司法陣線對移民政策加以支持。

2016年2月，剛過而立之年的米勒參加班農的訪談節目

相比班農和米勒身上在移民政策等方面顯示出的激進態度，曾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普利巴斯個性更為溫和，但實力同樣不容小覷：他和保羅·瑞恩等共和黨大佬關系密切，在和國會打交道時，普利巴斯無疑是特朗普和共和黨之間的橋梁。特朗普成功提名戈薩奇出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背後便是普利巴斯在穿針引線。

但從職能上說，班農和米勒更像是特朗普諸多政策背後的“大腦”，而普利巴斯的任務則是確保總統的命令得到實施。從流程上看，任何政策造成的後果都要由普利巴斯來收拾殘局。更重要的是，班農顯然正在白宮內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他已經召集曾經在高盛追隨過自己的副手進入白宮當他自己的幕僚。

一般來說，白宮多數情況下會出現一個強勢的幕僚長，防止其他高級顧問和總統“走太近”並通過對總統施加影響而修改政策。而從特朗普的高層智囊圈來看，無論是普利巴斯、班農、米勒，還是另外一名總統顧問康韋（Kellyanne Conway）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聲音都可以直達總統本人，尤其是在一些特朗普並不熟悉的領域。

這種情況下，白宮內已經隱約出現的派系很可能在未來更多地通過影響總統決策而爭奪白宮的實際控制權。在政策和民意的沖突之外，外界又多了一大看點。

特斯拉押註Model 3 首席財務官離職

特斯拉當地時間2月22日公布最新一季財報顯示，四季度公司虧損收窄，公司同時預計，今年上半年特斯拉出貨量將實現50000輛目標。財報公布後，公司股價上漲，今年以來，特斯拉股價漲幅已經接近30%。

特斯拉同時宣布入門款電動車Model 3美國上市日期為今年7月，目前一切進展順利。公司預計到今年年底，Model 3產量將達到5000輛;到2018年，Model 3每周產量將達到1萬輛。Model 3的起價為3.5萬美元。

與此同時，特斯拉最新失去了一位高官。公司首席財務官Jason Wheeler在加入特斯拉15個月之後宣布離職。這是特斯拉輔助駕駛系統Autopilot系統總監和多位產品負責人之後的又一位最高層領導離職。在加入特斯拉之前，Wheeler是谷歌的財務副總裁。接替Wheeler的是已經退休的首席財務官Deepak Ahuja。Ahuja是前福特汽車生產線主管，2008年至2015年在特斯拉任職，他的回歸將幫助特斯拉提振Model 3的銷量。

特斯拉創始人CEO伊隆-馬斯克的目標是，到2018年公司產量實現50萬輛，其中Model 3是最具銷售潛力的車型，Model 3預計每次充電能夠續航215英里。去年5月Model 3進行預售，公司最後公布的訂單數量為37.3萬輛。

不過去年特斯拉的高端出行Model S和Model X的出貨量均不及預期。特斯拉將原因歸咎為去年發生的一系列事故。今年早些時候，特斯拉稱四季度全球出貨量為2.22萬輛，全年出貨量為7.62萬輛，大幅低於公司此前預期的全年8萬至9萬的出貨量。

特斯拉還宣布去年已經完成了至少兩處新的生產工廠的選址以及五處超級工廠的選址，但是並未透露具體的方位。

不過Model 3的銷售前景也引起了外界的質疑。科技咨詢公司Activate聯合創始人CEO Michael Wolf對第一次財經記者表示：“Model 3是否能夠幫助特斯拉盈利，取決於能否賣出足夠的量。特斯拉到目前為止都還是一家高端汽車公司，他們是否能夠繼續向前，就要看大眾市場的表現了。”

Model 3接受預訂後在中國也引起了巨大反響。特斯拉中國相關人士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中國上市時間預計為2018年。目前已經收到大量中國用戶的訂金。現在還能夠接受預訂，訂金為8000元人民幣。”不過他沒有具體透露中國訂單的數量。

上個月，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公布了一份關於特斯拉去年5月車禍的詳細調查報告。當時，處於半自動狀態的特斯拉汽車撞上了一輛停在路邊的卡車拖掛車。事故一出，特斯拉自動駕駛的安全性就遭到了來自各方的質疑。NHTSA報告顯示，自動駕駛(Autopilot)狀態下的撞車幾率比人類駕駛低了近40%。這份最新的報告也消除人們對自動駕駛的偏見。

特斯拉亞太工程總監王文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目前的自動駕駛還是處於二級的自動駕駛，要求駕駛員保持關註和監督。Autopilot之所以能夠減少事故率，是因為自動緊急制動和輔助轉向幫助很多車輛規避了事故。”

目前科技公司都在和傳統汽車制造商合作開發無人駕駛技術。IBM旗下的沃森AI系統就已經和寶馬合作，共同研發新的駕駛輔助功能。寶馬的四輛i8混合動力跑車將與IBM公司的Bluemix雲平臺相連，以便對沃森智能系統啟動車輛與駕駛員間對話式人機界面的方式加以論證。

沃森物聯網業務部的全球負責人哈瑞特·格林(Harriet Green)在聲明中表示：“未來十年內，駕駛經驗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自汽車出現以來從未達到過的高度。”

根據波士頓咨詢的研究數據，2025年自動駕駛汽車的市場規模將達到420億美元，到2035年，全球有四分之一汽車都將是自動駕駛汽車。而大多數汽車制造都把研發出第一款全自動駕駛汽車的時間鎖定在2021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