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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普首席經濟學家謝爾德:2017年“黑天鵝”依舊在歐洲

“黑天鵝”頻現的2016年終要揮手再見——從英國退歐到特朗普勝選,引得全球股市歷經數次過山車,美聯儲一再推遲加息步伐。

然而,自美國總統大選以來,由於市場預期特朗普將推行的財政刺激政策和稅制改革有望促進美國經濟增長,令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美股走出了一波令人嘖嘖稱奇的“特朗普行情”(Trump Rally)。截至12月28日收盤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年內漲幅接近14%,標普500指數和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年內則分別上漲10%和8.6%。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Paul Sheard)在紐約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時表示,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對明年加息三次的預測,主要是基於潛在的宏觀政策轉向的大背景。考慮到明年白宮和國會均由共和黨把持,通過減稅和稅法改革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國會對推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並無多大興趣。

作為特朗普入主白宮和英國退歐的“幕後功臣”,民粹主義(populism)在2016年讓傳統政黨和主流媒體都栽了大跟頭。謝爾德認為,不應當把民粹主義簡單地視作一種負面、非理性的情緒。“在全球化和科技創新的大浪淘沙中有贏家,也有輸家——在品嘗全球化累累碩果的同時,我們也許沒能及時處理好伴隨而來的分配不均問題。在未來的某一天,當經濟歷史學家回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將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謝爾德說道。

標準普爾全球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

明年至少有2次加息

第一財經:一如市場預期,美聯儲在12月14日的議息會議上宣布了25個基點的加息。於此同時,“點陣圖”顯示美聯儲委員預測明年可能加息三次。你如何看待明年的加息節奏?

謝爾德:我想,首先我們需要在美國總統大選的大背景下來考慮這個問題。在進入大選以前,美國經濟運行良好,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將在12月加息——事實亦是如此。市場預期美聯儲將在明年加息兩次,而目前美聯儲委員的平均預測是明年加息三次。這一預測是基於潛在的宏觀政策轉向的大背景。事實如何,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

直到目前,雖然美聯儲不斷釋放加息的信號,但並沒有完全依言行事。而明年,美聯儲確實有可能加息三次。我們的預期是至少會有兩次加息。

第一財經:就在去年此時,美聯儲在2015年末的議息會議上宣布了次貸危機以來的首次加息,並預測2016年可能加息四次。結果,今年僅完成了一次加息。

謝爾德:是的。我們必須註意到所謂的美聯儲”點陣圖“(dot plot)是包括所有的投票和非投票成員在內的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對未來一年貨幣政策的預期——據此得出的加息次數只是一個預測中值。委員們的意見並不完全統一,並可能隨時間推移而波動。2016年美國經濟繼續複蘇,但增長步伐不及預期,因而需要貨幣政策繼續提供支撐。2017年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伴隨美國經濟逐漸接近“完全就業”,財政政策有望介入並發揮更大的作用。這為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提供了條件。

第一財經:那麽,美聯儲加息對中國意味著什麽?

謝爾德: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加息這一問題。首先,為什麽要加息?因為美國經濟形勢變好了。為了確保美國經濟平穩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全就業”,美聯儲需要加息。對美聯儲、美國經濟、乃至對全球經濟而言,這都是好事。

當然,投資者的擔憂主要來自於美聯儲加息所可能引發的金融和外匯市場波動,以及一些政治辯論。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擁有龐大的國內市場。美聯儲加息和美國經濟走強對中國來說不是壞事。

第一財經:但自美國總統大選至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走低。

謝爾德:中國正在進行的長期經濟改革對全球經濟影響深遠,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對貨幣政策結構的改革。過去幾年里,中國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人民幣已經被納入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人民幣正在逐漸成為一種儲備貨幣,雖然現在尚處於初期階段。中國央行在確保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前提下,正逐漸放開對匯率的管控——但這個過程是具有挑戰性的。

匯率波動反映了各國間經濟實力、商業周期和貨幣政策的異同。伴隨美聯儲調升基準利率,而中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繼續保持寬松貨幣政策,人民幣匯率走低是可以預期的。

第一財經:哪些國家的經濟最易受到美聯儲加息的影響?

謝爾德:加息的影響更多地會體現在金融市場而非宏觀經濟層面。美元走高,將令新興市場國家貨幣貶值。這些國家的經濟體量通常不大。特別是對於以美元計價貸款的企業,在以本國貨幣還款時將承受更大的壓力。這些國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例如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和土耳其等。這些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很多是以美元計價的。

第一財經:明年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可能端出的財政政策。事實上,在美聯儲主席耶倫12月14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多多少少與特朗普有關。你如何看待特朗普的減稅政策?

謝爾德:細節決定成敗。首先我們需要了解美國的政府運行架構——白宮和國會的分立。當然,目前國會和白宮都由共和黨掌控,因此通過主要政策改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減稅和稅法改革。我認為稅法改革的意義更為重要,它可以令稅收體系變得更有效、更公平。但這將取決於未來白宮和國會討價還價的結果,還有待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的進一步觀察。無論是從短期經濟活動,還是對中長期的供給側考量,更有效的稅收體系都將有利於經濟發展。

制造業回流是“政治策略”

第一財經: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屢次提及要把制造業就業從中國移回美國。你認為這是否會對中國有影響?

謝爾德:我認為這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經濟環境下的一種政治策略。美國經濟不是一個自上而下、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承諾對工業腹地的選民很具有號召力。但是,就業取決於長期經濟趨勢、投資趨勢和競爭力等的多重因素。匯率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具體政策實施還有待時間檢驗。

但想要在短時間內把那些因為競爭力喪失和科技替代而流失的就業機會找回來,這是非常有難度的。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美國經濟形勢走強,就業機會正在增加,但那些並不是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承諾找回的(制造業)就業機會。

第一財經:我記得2012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中提及美國總統奧巴馬向時任蘋果CEO喬布斯提議,是否有可能將部分(制造業)就業機會重新挪回美國。喬布斯當時的回答是:“這些工作機會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謝爾德:是的。政治壓力確實是企業投資的一個變量因素,但更多需要考慮的是商業計劃、競爭力、市場需求和稅收體系等的複雜因素。例如,特朗普的減稅和稅收改革政策對很多企業具有吸引力。若政策利好、經濟走強,企業還是會響應政府的鼓勵政策。但美國經濟的體量太大了,政府不可能隨心所欲地去指揮它。未來也許會有很多新的變化,但美國經濟的活力源泉是市場經濟。

第一財經:特朗普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是否會在國會和白宮之間激起更大的火花?

謝爾德:雖然近幾年美國國會確實通過了一些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但我認為目前國會成員對更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興趣不大。特朗普能否成為一名真正的“總建築師“,不僅僅是“總統”,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有意思的是,許多觀點都認同基礎設施支出有利於美國經濟增長。確實,美國的基礎設施陳舊過時,反倒是在亞洲,例如中國等國家的基礎設施更顯現代和一流。在這一點上,美國確實需要迎頭趕上。但從商業周期的角度來看,如果這些基礎設施支出能在幾年前付諸實施的話,對經濟的幫助會更大。

第一財經:你如何看待當選總統特朗普的各種“非常規”言行,他總是語出驚人、頻發推特。總統的言行是否會對經濟帶來影響,畢竟這是過去從未遇到過的情景。

謝爾德:特朗普是一位“非主流”總統,他不是一個傳統政客。科技日新月異,例如推特等的社交媒體軟件是過去幾任總統都不曾有的。不過,這只是一種溝通方式的改變。經濟學家和投資者真正關心的是政策辯論和政策最終的走向,而非一條“半夜雞鳴”的推特。

下一個“黑天鵝”在歐洲

第一財經:2016年是“黑天鵝”頻現的一年。民粹主義和全球化,我們身在何處,去向何方?

謝爾德:我不認為民粹主義和全球化是完全對立的,或者說兩者的關系究竟為何。2017年是充滿意外的一年。我們經歷了英國退歐公投和特朗普贏得大選,這其中英美兩國的情況各有不同。就民粹主義而言,我們不能一言以蔽之地認為這是壞事。在民主社會中,民粹主義也是選民的一種表達。

當今全球經濟有幾大主要推動力:首先,是貿易全球化;其次,金融市場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三,是科技帶來的創新變革。這些不同的因素在一起相互作用。與此同時,選民們也在不斷地消化著這些變革所帶來的影響。

我認為,當經濟歷史學家回溯我們所經歷的時代,將從中吸取一些經驗教訓。也許,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過於看重了全球化和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利益,而沒能很好地處理全球化導致的分配不均問題。在全球化和科技創新的大浪淘沙中有贏家,也有輸家——贏家所得應當能夠彌補輸家所失,然而有時事與願違。這就需要政府體系居中協調,確保大家同乘一條船,不要有人被落下。

我們不應當把民粹主義簡單視作一種負面、非理性的情緒。相反,這是一個嚴肅、亟待解決的政治問題。對特朗普政府而言,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未來4年中,特朗普曾許下的“豪言壯誌”在多大程度上能落到實處,真正幫助到一部分人。畢竟,這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

第一財經:你認為歐洲和美國所發生的“黑天鵝”事件,區別何在?

謝爾德:英國退歐公投——就是英國投票決定離開歐盟。歐盟擁有28個成員國,但它不是“歐羅巴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聯盟;但同時它也不是28個獨立、分裂的國家。

在這28個國家之中,還有19個國家組成的歐元區。英國不是歐元區的成員。歐元區是一個缺乏財政政策和政治聯盟的貨幣政策聯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暴露出了該地區亟待解決的一些問題。歐盟真正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去創建一個可持續的、穩定的財政、政治和貨幣政策決策框架——這幾乎是憲法層面的問題。

而在美國,大家討論的更多是政治和經濟周期問題,及其帶來的政府更替和政策轉向,不涉及任何憲法層面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認為英國退歐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象,不僅僅是民粹主義。

第一財經:英國退歐是否將撼動歐元區的完整?

謝爾德:市場在密切關註事件的動向。英國不屬於歐元區,因此並不直接涉及歐元區。但歐洲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歐元區體系中所存在的缺陷。在過去的兩、三年間,他們試圖建立一個歐元區銀行業聯盟,並且開始討論組建某種形式的財政聯盟,但這一過程中遇到了諸多阻力。與此同時,歐洲經濟正在從歷史低位中複蘇。因此,我認為所謂的“歐元區危機”,其根本問題依舊存在,並有可能在未來的某一時刻再次顯現。

第一財經:如果讓你預測,誰會成為2017年的“黑天鵝”?

謝爾德:基本上從字面意思上,“黑天鵝”事件就是不能被預測的。我能預測到的基本也就不是“黑天鵝”了。

我認為,明年的焦點依舊在歐洲,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等在內的歐洲多國將迎來大選。大家的目光都將集中到歐洲政壇,以及上述大選結果將如何影響英國退歐進程和歐元區發展。歐洲經濟能否在政治變動中平穩過渡,或是引發新的經濟和金融市場波動。想要尋找下一個“黑天鵝”,基本就在歐洲了。

標普 首席 經濟 學家 謝爾德 謝爾 2017 天鵝 依舊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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