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那些年 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們

昨兒答應你們的舊文更新重溫，一起來看一看，牛逼平臺上的牛逼人物。

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業中有老虎基金投資家族Novus Tiger Portfolio，而經濟宏觀研究領域，香港中環半條街的首席們，都是中金走出來的。

（不過為中金源源不斷貢獻人才的平臺，其實是國際國幣基金組織IMF，感興趣的還可以看看這一篇。）

1995年由中國建設銀行和摩根士丹利共同發起設立的中金，不僅曾是中國最頂尖的投行，大中華區的研究實力也是一哥，就從歷任中金的首席經濟學家說起（以下按時間排序）。

首任經濟學家不是大家熟知的許小年，而是經濟學泰鬥吳敬璉。

雖然沒有官方沒有記載在成立之初至1997年之間，到底誰是中金首席經濟學家，但在今年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吳敬璉自己主動提及，“在當中石油董事之前，曾在中金公司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而作為《改革》雜誌主編的吳敬璉，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薦了一篇關於中國證券市場研究的論文給當年的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被吳敬璉相中的論文一舉獲獎，得獎作者正是許小年。

不過首先把許小年從象牙塔里挖去投行的是美林證券香港研究部，但在美林履新一年後，許小年便加盟了中金，成為研究部負責人。這個位置，他從1999年一直坐到了2004年，中金給的title是董事總經理、研究部負責人。也是許小年，讓市場逐漸熟悉了首席經濟學家這個概念。

許小年後的第三位中金首席經濟學家是哈繼銘。

哈博在中金從2004年待到2010年，這也是中金宏觀團隊最為鼎盛的時候，而哈博出走高盛擔任其亞洲投資銀行部總經理的一刻，也被不少人視為中金由強轉弱趨勢的顯現。

接任哈博的第四位首席經濟學家是彭文生，他在中金待了四年，從2010年10月至2014年10月，之後轉赴中信證券，2016年10月出任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首席一職現時便由2008年加入中金的梁紅，在2014年接替。

梳理完中金歷任的首席經濟學家後，發現他們最明顯的共同點——都是博士，畢竟宏觀研究，博士上手都比較容易。

如果要再按照時間段劃分的話，吳敬璉、許小年多為象牙塔中走出來的學術派，而哈博開始，首席們多了不少海外政府工作的經歷，比如哈博、彭博都做過IMF、香港經管局的經濟師，和中金自身中西合璧的風格也較為契合。

雖然首席只有一個，但是那些年，從中金走出來的首席實則不少，毫不誇張地說，中環半條街的首席都有中金血統。以下按姓氏排名：

胡偉俊完成博士後的第一份宏觀研究工作就是在中金，從2010年4月至2011年5月，之後轉投美林、師從陸挺，加入麥格理是在2013年9月。

林暾亦是彭博時代的中金經濟學家，自2010年至2013年，經常可以看到彭文生、林暾、趙揚三人署名報告。中金之前，他是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現在是弘毅投資首席經濟學家，戰略研究與業務發展部總監。

沈博的中金歲月是從2007年至2010年，擔任香港研究部副總經理，正是哈博帶領下的中金宏觀團隊鼎盛時期。加入中金前，沈博曾是歐洲央行和IMF及芬蘭央行的經濟學家。

張智威在中金的年代，剛好是哈博和彭博交替的時間，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此前是六年IMF、兩年金管局的工作經歷。

在2011年加入中金研究部前，趙揚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後，當過教授，也任職於香港金管局，他所處的是彭博時代，最終於2015年2月正式加入野村。

哈博時代的2006年加入中金，2010年哈博去了高盛後，邢自強去了S.A.C做中國宏觀研究至2014年2月，之後也加入高盛任私人財富管理投資策略執行董事至2016年5月；2016年6月成為大摩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除了首席經濟學家外，中金走出來首席的還有策略師（按姓氏排序）。

他是中金2008年從高盛高華挖來的，在中金一待就待到了2013年底，主要負責H股策略。

哈博時代，是中金A股的首席策略師，在中金也擔任過經濟師，2008年新財富的最佳中國股票策略師。2009年9月，履新瑞銀證券，擔任財富管理研究部主管兼首席中國投資策略師，現時仍在瑞銀證券。

被媒體（好啦，主要是我啦）稱為男神分析師的洪灝也是中金一員，在中金北京辦公室，title是執行董事，從2009年到2012年共三年的時間。之後擔任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首席策略師，去年更升一職，成為交銀國際研究部負責人。

所以回到開篇的問題，曼聯有92黃金一代，基金界有Novus Tiger Portfolio，中金又為什麽能培養出這麽多的首席呢？

首先中金是中國投行走出海外的第一家，政治、政府資源強大；且早期進入中金的門坎是相當之高，薪資水平也好於國內同行，因此更加能吸引到人才。

從一個博士到比較成熟的宏觀研究員，大概需要至少三到四年的時間。鼎盛時期，中金宏觀的人才濟濟，四個博士同時做研究（外資行宏觀組一般標配是三個人），這種氣場，也算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但為什麽最後人才又流走了呢？

先說工作難易程度。外資行多外國客戶，他們對於中國宏觀國情的了解相對肯定少於國內客戶，就跟北京出租車司機各個都是段子帝一樣，國內客戶誰不能說幾句宏觀，對中國經濟的認識那可不一定比你知道的少。

這樣造成的影響就是，對老外說中國經濟會稍微容易一些（有些觀點也會認為外資行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又會跟中資行有較大的差別，對中國了解不夠），拋出些細節、故事，他們可能就會很感興趣了，對你的依賴性也會更高；而國內客戶需要你有更多的預判，不僅要能說經濟，還得能談的了策略才能有市場。

第二是語言表達問題。用中文寫報告給中國客戶看，寫作氛圍和發揮情況肯定是更加自得（你要讓我用英文把這篇專欄寫給老外看，我肯定是要哭的）。而外資行得花更多時間磨練英文，但對內容的自由度可能較中資行更大，比如十八大每個政治局委員的背景，英文報告就能寫一寫，但要是中文報告里也這麽幹，客戶估計會心里呵呵，到底咱倆誰知道得多。

可是不是所有人的英文水平都足夠好到可以寫出來、路演出來、接待外國人，所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令海外首席的競爭池子較國內小了一些。

第三點是公司內部關系。外資行的紀律普遍比中資行好，比如宏觀說了今年我們預計GDP增7.2%，CPI增2.1%，那所有的行業分析師都會跟隨，大家統一口徑。

但是大家也知道，宏觀研究也有出錯的時候，中資行如果看錯了，那就會感受到流行語所說“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帶來的深深壓力，除了行業組還有銷售交易部門。

最極端的情況是，觀點得不到銷售的支持就算了，還不知道銷售是怎麽在客戶面前推廣和你觀點完全不同的觀點的，所謂“有些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外資行對中金的沖擊主要在人才的搶奪上，而內地券商對中金的競爭就稍顯殘酷了。當年中金抓住的是國企出海上市大潮，2009年時，中金的承銷收入10.9億元，市場份額達到20.64%。但隨著巨無霸國企普遍完成上市後，中金對中小項目的不感興趣，令其投行在承銷中的市場份額出現急速縮水，2011年只剩1.27%

兩大核心業務跛腿了投資銀行後，堅守非上市地位的弊端也顯現了出來。過去幾年內地較為成功的券商，比如中信、海通，靠的都是上市做大資本金，否則二級市場經紀業務將不足以對沖一級市場收入增速急劇放緩的風險。（當然到了今年的情況是，券商大資管時代加互聯網金融，以往單靠營業部網點多就能取勝，說不準又會變成券商今後的負擔）

此外，內地近些年私募、PE發展快速，內地券商中很多研究員早已跳槽去了這類機構，很多經過成長後也成為基金經理，他們也為各自的老東家帶來不少經紀分倉。但在投行業務好的年份里，中金相對其他券商的流動性並不大，令其現時在公墓基金“人情牌”比拼中也較為申萬、國泰君安等落後。

第三點就要說到中金嚴謹的作風，可謂成也蕭何敗蕭何。合規風控非常嚴格，大佬們寧可少賺點也不願意做違法或灰色的事，穿鞋的當然比不過偶爾光腳的了。

雖說中金近些年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確實為資本市場培養出來無數的人才。有首席表示離開中金後，雖然大家的服務對象不同了，但不可否認以前的同事們仍是行業內的精英，有時也會聚聚會，中金令其有機會進入資本市場，學習到的都是無價的。盡管這幾年中金的發展不盡如人意，但是相信這也是公司在大背景下，能做出的最好成績了。

至於你問中金的未來會怎樣，其實我覺得從他培養出來的首席身上就可以找到出路：要麽國際範一走到底，要麽比國內更接地氣地做研究和宣傳。中西合璧的道路，香港這個領先指標已經示範，未知還是太多，你看中金在香港上市至今的股價走勢，趨勢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