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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臺後，中資在美恐將遭遇更嚴審查
2017年的中企對美FDI（對外直接投資）仍會持續擴張嗎?
過去的一年中，中企對美投資再次刷新紀錄：根據咨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的數據統計，2016年中企對美投資達到456億美元，年度並購交易額是2015年的三倍。
中企對美投資狂潮從未像現在這樣引起各方利益攸關者矚目，恰逢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政府上臺，其自身蘊含的多重不確定性，令人對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在其任下會否加強對中資企業在美並購投資的審查嚴重關切。
一方面，伴隨中資大舉進入美國，美國國內已有聲音建議美國國會修法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另一方面，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CFIUS相關部門均任命了對華強硬派，這增強了對CFIUS未來裁決走向的某種程度的懷疑。
正如偉凱律師事務所(White & Case)中國區並購主管及執行合夥人張釗(Alex ZHANG)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所說的，對於下一步有可能發生的政策性變化，目前還在猜測階段，雖不敢對其做定性判斷，但特朗普上臺後，同時多多少少會有些政策性變化，其原因在於“CFIUS是一個法律程序，也是一個多機構(參與的)過程，而政府的每個相關機構在其中都起到很多作用”。
張釗並稱，CFIUS面對中企不是新手，而且作為一個風險因素，在交易的結構、商業安排、流程和時間表方面，都需將CFIUS盡早納入考量之中。
2017中企對美投資狂潮可否持續
2016年，中企海外並購井噴，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海外資產收購者，被海外智庫稱為全球“頂級買家”。
根據上述榮鼎集團的報告，2016年中企對美的456億美元投資中，綠地投資有限，主要以並購行為為主(2016年已完成並購交易總額約為440億美元);這也使得2000年以來中國對美外國直接投資(FDI)累計超過1000億美元，達1090億美元。
數據顯示，在2015年和2014年，中國對美投資規模分別在150億美元和119億美元，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總額為5年前的10倍。
2005~2016年中國對美FDI交易額
如查閱偉凱律師事務全球所下的“並購互動研究工具”，其數據也支持相似結論：中企在美國的並購數量於2016年創下新高：共77項交易，交易總金額達到646億美元，其環比增長幅度分別為26%與447%。
與以往相同的是，中國民企繼續推動中國在美的FDI增長。2016年，來自中國私企的投資占中國對美投資的79%;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的行業光譜分布更加廣泛。其中，有90%以上的中國FDI進入了美國的服務行業和高端制造業。同時，美國房地產和酒店業、信息與通訊技術行業、娛樂業以及金融服務行業繼續吸引著中國投資者。不僅如此，中國投資者對美國物流行業、消費品行業和電子產品行業也很有興趣。
這股投資熱潮可否延續至2017年?榮鼎集團給出的答案是，經濟上仍很繁榮，但“政治上存在不確定性”。
該報告稱，經濟基本面表明中國未來幾年在美國的FDI將進一步擴張：中國經濟正在放緩，企業渴望多元化;中國企業正在升級技術，建立品牌和來自本地消費者的壓力正在增加;同時美國的增長前景比歐洲和其他發達經濟體更加光明;預期美元進一步升值，這也是對美元資產增持的理由。
事實上目前的交易量也反映了這種趨勢，目前中國企業等待監管部門批準的收購項目的價值達210億美元左右，另有超過70億美元的已宣布但尚未開始建設的綠地項目。
不過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是多重的，特別是本文要重點討論的美國方面。榮鼎集團在報告中認為，盡管經濟趨勢向好，“在中美政治現實中，未來數月都存在主要的下行風險，其中中國投資者面臨的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政治交易風險來自美國大選之後的進展”，而這均與CFIUS相關。
CFIUS對華審查會否收緊
上述報告稱，通過特朗普近日任命內閣人員的思路可以看出：將在“對華貿易和投資政策采取更具對抗性的方式”。
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CFIUS所管轄的外國投資審查將在新政府下作出何種程度的改變。
成立於1975年的CFIUS是隸屬於美國財政部、但跨部門運作的政府機構，其主席由美國財政部長擔任，秘書處設在財政部國際投資局，該局牽頭負責委員會的日常事務工作，其成員包括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商務部長、司法部長、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長、美國貿易代表、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家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和總統經濟政策助理以及國土安全部成員等共12 名。
CFIUS主要負責評估和監控外國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影響，但其運作詳情一向不對外界披露。
如張釗所說，CFIUS是法律程序，“亦是多機構(參與的)過程，而政府的每個相關機構在其中都起到很多作用。”
目前包括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商務部長、美國貿易代表等人在內的候任內閣人員均為公開場合的對華鷹派，美國候任國務卿蒂勒森在其剛剛結束的聽證會上對華言論強硬，引起多方關切，而這樣的內閣成員組合將主導新政府任下的CFIUS審查進程。
中國投資者的另一個中期風險，則是美國方面不斷增長的對中企對美投資存在潛在安全和經濟風險的擔憂。
榮鼎集團表示，除了在2016年，一些針對反對個別中國在美收購案的抗議信件激增外，美國國會似乎正在做出認真的努力，準備立法，擴大CFIUS審查中國以及其他國家交易的授權。
榮鼎所指的是，2016年美國國會下屬顧問機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其發布的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保證美國國家安全，建議美國國會修改相關法律，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一次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對於這個所謂委員會報告的具體內容“沒有興趣作出評論”。
“我們也一直鼓勵中國企業在遵守當地法律法規的基礎上，根據市場原則對外進行投資。我們也希望有關國家能為中國企業的投資創造公平和良好的環境。”耿爽表示。
CFIUS在應對中企方面不是新手
自設立之初，CFIUS已經成為審核外國公司並購美國企業安全審查的最重要看門人。好的消息是，CFIUS在應對中企方面不是新手，雖然美國國內大方向的輿論恐對中資企業有“經常接受國家資金資助，在競標美國科技資產的時候非常活躍(USCC報告語)”的謠諑，不過在接觸CFIUS的專業人士看來，CFIUS在應對中企方面還是有一定理解能力的。
張釗經歷了多次CFIUS審查程序，其所在律所華盛頓的CFIUS團隊更是在CFIUS成立之初也成立了，從1975年來一路共同成長，目前因為中國業務而異常忙碌。
張釗對第一財經表示，CFIUS近年來收到了很多來自中國的申請，令其對中國的體制和結構多多少少有一定了解，“不是一個新手了”。
張釗解釋道，在程序中，CFIUS沒有簡單地將中國企業均視為同中國政府相關，會對企業的結構作一系列了解，譬如背後掌控如何等，當然作為應對，中企要對其中的關系解釋清楚，譬如股權等問題需要提供支持性文件。
不過張釗也提出，在敏感領域，CFIUS會有一個推斷，譬如雖然是民企，但是最終會被政府所用。
何為CFIUS的敏感領域?在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修正《199年國防產品法》第721條的《埃克森-佛羅里奧法案》(下稱“721條款”)規定：“只要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外國並購所獲利益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總統就有權力暫停或中止。”(註：CFIUS因執行721條款而被賦權。)
721條款從未對“國家安全”明確內涵外延，也為該條款執行賦予了彈性。
張釗解釋說，有三方面需要註意：第一，CFIUS相對敏感領域，譬如半導體領域，若涉及該領域，則中企一定要將CFIUS因素考慮進去；第二，與網絡安全相關的IT行業、業務、知識產權方面，該機構都會比較敏感;第三，不管什麽交易，也許是不動產/風電交易，也許行業本身不會涉及國家安全，但是由於交易資產距離軍事基地較近。
不過張釗也稱，上述第三個問題相對好確定，因為我們可以看目標公司主要資產的地理地位，“如距離軍事基地和敏感地帶比較近的話，該因素定要全面分析。”
掌控CFIUS風險需要盡早將其納入考量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也會滯後一年才公布。在2016年公布的2014年年度報告中，CFIUS共審查了147筆交易，遠高於2013年的97筆，其中24筆針對中國在美投資。
榮鼎集團曾在一份特別報告中指出，CFIUS對華投資審查的增長並不意味著美國對中國投資加強了審查，而主要是因為中國在美投資增多，實際上，大部分中國投資都將輕松通過CFIUS審查。
而美國商務部相關主管官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示，這種審查結果是由於中國投資增多，是成比例的。
張釗也認同這種看法，認為整個趨勢還是同交易量和交易範圍有關。
他還表示，中資在交易中趨向成熟，對CFIUS審查比較重視：否則如交易交割，因CFIUS出現風險，會搞得很被動。其具體做法包括，在交易前期，必須要讓律所相關CFIUS團隊盡早介入，張釗表示，譬如現在有一些交易要分手費，那麽CFIUS的風險誰來承擔?審核風險令我們得知對於風險的忍耐程度是在一個什麽範圍之中。
而在實際操作中，有時又會碰到CFIUS給企業一個有限的批準，譬如可以交易，但是必須采取一些補救措施。舉例而言，“有些企業的資產和業務是可以進行分割的，風險可控，交易亦可最終達成，”張釗解釋道，“但有些企業的資產和業務無法分開，盡管CFIUS可以給出一個有條件的批準，但是補救措施已經到沒有意義的程度，這樣就成為一個很大的風險了。”
【非銀】中資出海，這麽大盤的海外生意怎能放棄？起底券商海外發展布局、路徑和趨勢
來源: http://www.ikuyu.cn/indexinfo?type=1&id=11460&summary=
券商海外布局的背景與機遇分析
1 資本市場進一步雙向開放前景可期
人民幣納入SDR
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新貨幣籃子，這反映了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不斷上升的地位，有利於建立一個更強勁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新的 SDR 貨幣籃子包含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和英鎊 5 種貨幣，權重分別為 41.73%、30.93%、10.92%、8.33%和 8.09%。人民幣納入 SDR 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有助於增強 SDR 的代表性、穩定性和吸引力，也有利於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向前推進。預計我國將以人民幣入籃為契機，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擴大金融開放。
QFII 和 和 RQFII 持續擴容
截至 2016 年年末，QFII 總額度已擴至 872.75 億美元，而 2007 年時只有約 300億美元。2016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同意將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試點地區擴大到美國，投資額度為 2500 億元人民幣。截至 2016 年底，已有 18個國家和地區獲得 RQFII 試點資格，總投資額度已達到 1.51 萬億元（2011 年起步金額僅為 200 億元人民幣）。RQFII 的開放對人民幣國際化具有指向性意義。RQFII 將帶動境外人民幣回流境內，給境外人民幣提供使用和投資渠道，這也將反過來促進離岸人民幣資金池的擴大。
QFII、RQFII 的大幅擴容意味著國內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的提升。從長期來看，它是資本項目管制逐步放松的步驟，並將最終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以及貨幣和利率等一系列相關的金融改革。
與境外股市互聯互通
2014 年 11 月 17 日滬港通開通，2016 年 12 月 5 日深港通開通。與此同時，滬倫通也在醞釀之中，2016 年 11 月，英國財政大臣宣布滬倫通準備工作將進入下一階段，兩國交易所將共同開展研究工作並著手準備具體的實施安排。“滬倫通”的交易制度下，人民幣輸出到倫敦離岸市場，讓倫敦的人民幣回流到上海，而載體則是滬股、倫股。其相對於“滬港通”，“滬倫通”的體量更大，想象空間也更大。內地資本市場對外放開將再進一步，也必將推動券商國際業務的發展。
2017 年 1 月 20 日，中金所、上交所、深交所、中巴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巴基斯坦哈比銀行組成的聯合體收購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 40%股權，其中中國三家交易所合計持股 30%。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成立於 2016 年 1 月，是卡拉奇證券交易所、拉合爾證券交易所以及伊斯蘭堡證券交易所合並而來。截至 2017 年 1 月20 日，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有 558 家上市公司，總市值約 972.02 億美元。此次收購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不僅能夠推動巴基斯坦證券交易所的發展、幫助我國券商走出去，更能夠使我國與境外股市互聯互通的力度加大。
展望未來，我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力度將不斷加大
根據 2016 年 6 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5 年年報》：中國將繼續堅持深化金融改革，擴大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等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程度，支持離岸人民幣市場健康發展，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可兌換、可自由使用程度，有序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未來一段時期的重點任務包括：一是推動境內外個人投資更加便利化，適時推出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境外投資制度（QDII2 ）試點，進一步提高國內居民投資海外金融市場以及外國投資者投資中國金融市場的自由程度和便利程度。二是進一步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允許符合條件的優質外國公司在境內發行股票，可考慮推出可轉換股票存托憑證（CDR ）；進一步擴大債券市場開放程度。三是修訂、清理相關規章制度，將資本項目可兌換納入法制框架。建立與國際金融市場相適應的會計準則、監管規則和法律規章，提升金 融市場國際化水平。四是研究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的跨境資金流動管理政策框架，推動建立本外幣一體化的賬戶體系，加強對本外幣跨境資金流動的統計監測和分析，健全有效的風險預警和防控體系。
2 企業和居民資產海外配置方興未艾
企業資產海外配置：
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交易金額近年來大幅增長。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 年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約 1.129 萬億元人民幣（折合 1701.10 億美元，同比增長44.10%）。2007-2016 年中國對外投資複合增速達到 28.64%（以美元口徑計算）。
2016 年對中國的企業來說，可以說是一個“並購之年”，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數量和金額，都達到了歷史最高值。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 年，我國企業共實施海外投資並購項目 742 起，實際交易金額 1072 億美元，涉及 73 個國家和地區的 18 個行業大類。
2016 年我國企業實施的海外並購中，對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實施並購項目 197 起和 109 起，占我國境外並購總數的 26.6%和14.7%。對美國實施並購交易金額達 301 億美元，位居國家（地區）首位。其中，海爾 55.8 億美元全資收購美國通用電器公司家電業務等一批代表性的並購項目，對推動我國產業升級、全球價值鏈布局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並購有助於獲得設計、研發、營銷、服務這些高端的生產要素，來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物流鏈中的地位。跨境並購，是追趕、並縮小與這些國家技術差距的捷徑之一，從而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因此，跨境並購是提升我國產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最前沿方式。
居民資產海外配置：
我國居民財富不斷積累，保值增值意願不斷加強，中國私人財富市場持續釋放著可觀的增長潛力和巨大的市場價值。 （1）根據招商銀行與貝恩公司聯合發布《2015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綜合各項宏觀因素對中國私人財富市場的影響，估計 2015年全國個人可投資資產總體規模可達到 129 萬億元，其中可投資資產大於 1000萬的高凈值人群將達到 126 萬人左右，高凈值人群持有財富將達 37 萬億人民幣，占總體規模的比例達到 28.68%。（2）根據瑞信研究院發布的《2015 年度財富報告》，按擁有 5 萬至 50 萬美元的財富標準（按 2015 年年中的價格計算）來界定中產階層成年人，全球中產階層的財富達到 80.7 萬億美元，占全球財富的32%。其中，中國中產階層2015年的財富為7.34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與日本。中國的中產階級數量雖然僅占全國成年人口的 11%，但按絕對值計算卻是全球最多，達 1.09 億人。中國百萬富翁（按美元衡量）與超高凈值人士的數量增長也很快。報告指出，截至 2015 年，中國的百萬富翁數量超 133 萬人，近萬中國人資產凈值超 5000 萬美元，增幅近 24%，人數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全球超高凈值人群（資產在 5000 萬美元及以上）中的 8%來自於中國。瑞信預測，未來5 年中國百萬富翁人數將增長至 230 萬人左右。
但是目前我國居民資產海外配置比例並不高。發達國家家庭海外資產配置目前約為 15%左右，而我國家庭的海外資產配置目前僅為 4%至 5%左右。
居民資產海外配置具有較大的增長空間。參考興業銀行與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中國私人銀行 2016：逆勢增長、全球配置》：目前我國個人境外資產配置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但隨著私人財富全球化進程的深化，估計到 2020 年中國個人境外資產配置比例將從目前的 4.8%上升到 9.4%左右，新增市場規模將達到 13萬億元人民幣。
3 政策支持
證監會《關於進一步推進證券經營機構創新發展的意見》提出：發展跨境業務。支持證券經營機構為境內企業跨境上市、發行債券、並購重組提供財務顧問、承銷、托管、結算等中介服務。 支持證券經營機構“走出去”，在港、澳、臺和其他境外市場通過新設、並購重組等方式設置子公司。支持證券經營機構為符合條件的境外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提供相關服務，積極參與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並依托上海自貿區等經濟金融改革試驗區機制和政策，為境內外個人和機構提供投融資服務。
預期未來我國將不斷出臺支持證券公司在境外設立、收購或者參股證券經營機構的相關政策。
目前券商海外布局的發展情況
1 券商海外布局路徑
當前券商主要通過三個路徑進行海外布局：1、H 股上市；2、海外並購 3、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
（1）H 股上市
截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A+H 股上市的券商共有 10 家，其中 A 股、H 股總市值排名前三的是中信證券、海通證券以及廣發證券。
除了公司整體在 A 股、H 股上市之外，部分券商目前只在 H 股上市融資，如中金公司、中信建投、國聯證券。
同時，部分證券公司將在香港的控股公司在 H 股單獨上市，比如興業證券控股的興證國際、海通證券控股的海通國際以及國泰君安證券控股的國泰君安國際。
此外，近期平安證券、長江證券、國泰君安也都公布了擬赴港上市的計劃。
（2）海外並購
海外並購也是券商布局海外的重要路徑之一，具體如近期幾起重要的海外並購：
光大證券 2015 年2月收購 70%股權的新鴻基金融是香港老牌券商，有利於光大證券開展境外業務和提高客戶服務能力，加速公司國際化進程；
中信證券 2015 年 5 月收購 59.04%股權的知名外匯經紀商昆侖國際，將為中信證券全球外匯交易業務提供國際性平臺，並為跨境拓展業務和客戶資源提供支持；
海通證券 2015 年 9 月收購 100%股權的葡萄牙聖靈投資銀行（BESI），為一家在葡萄牙成立的私人公司，在若幹國家擁有多間控股核心子公司的全面持牌銀行，其以歐洲為其本土市場，並在倫敦、紐約和香港設立分支機構，對於海通證券的國際化布局將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華泰證券 2016 年 10 月收購 100%股權的 AssetMark 是美國一家全方位服務統包資產管理項目平臺(TAMP)，在過去 20 年里為美國投資顧問企業提供投資和咨詢方面的解決方案。華泰證券可依托 AssetMark 的投資能力、投資組合專長以及理念，增強其投資管理服務的能力，借助 AssetMark 平臺進入美國資產管理市場，並為 AssetMark 提供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使雙方業務均得到進一步發展。
（3） 設立境外分支機構
許多券商都選擇在文化、制度相近、金融市場發達的香港設立分支機構，部分券商也積極在境外設立代表處以拓展海外業務。
除了香港，一些券商也會選擇新加坡、英國等金融市場較為成熟、開放的國家作為落腳點，成立子公司，然後以此為中心，向其他地區逐步拓展。如招商證券、
東吳證券等，除了已經在香港成立子公司之外，招商證券、東吳證券也分別於2015 年在英國、新加坡成立子公司。招商證券於 2015 年 10 月在英國設立子公司招證國際，用於開展大宗商品交易業務。東吳證券於 2015 年 9 月在新加坡設立資管子公司，開展資管業務。
2 布局海外對券商帶來的影響
（1） 補充資本金
目前證券行業正處於由通道經紀商向資本中介、信用中介轉型期，此外監管趨嚴，券商對資本金需求非常旺盛，赴港上市成為較快速增加資本金的重要方式。
（2）拓展業務和市場、加速國際化進程
除募資外，伴隨滬港通、深港通的不斷深入，H 股上市有助於內資券商進一步拓展香港及境外市場。
由於證券等金融業務多為牌照類，並購境外金融機構能夠直接獲取相關業務牌照，降低券商運營成本，降低交易費用，減少投資風險，同時能夠利用境外公司較為成熟的業務布局來搶占當地市場，實現跨境業務的快速發展和境內外資源的共享。通過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同樣也有助於境內券商的國際化步伐。
（3）拓展收入來源
布局海外的境內券商，其境外收入規模不斷擴大。以我們選取的 8 家代表性上市券商為例，近年來境外業務收入規模總體上呈不斷提升的趨勢。其中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近年來境外業務收入規模相對較大，如 2015 年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的境外業務收入規模分別達到 61.55 億元、35.80 億元、14.84億元，2016 年上半年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的境外業務收入規模分別達到 20.37 億元、17.22 億元、7.93 億元。
（4）境外收入占比提高，有利於完善收入結構
布局海外的境內券商，其境外收入占比在近年來雖不斷波動，但是總體上呈不斷提升的趨勢，尤其是在 2016 年體現更為明顯。以我們選取的 8 家代表性上市券商為例，2015 年共有 4 家境外業務收入占比提高，2016 年上半年則增加至 6 家。有兩家上市券商 2016 年上半年境外收入占比超過了 10%。其中，境外業務收入占比最高的是海通證券，占比為 14.26%，比 2015 年全年提高了 4.86 個百分點；其次是中信證券，2016 年上半年境外業務收入占比也達到了 11.22%。
（5）提高券商收入穩定性方面的作用目前尚不明顯
目前來看，境外收入增速仍具有較大的波動性。以上市券商為例，近年來境外收入增速的波動性還是比較大，從我們選取的代表性的 8 家券商來看，總體上，2013年和 2015 年券商境外收入增速較快，而 2014 年和 2016 年上半年券商境外收入增速較低，尤其是 2016 年上半年，在我們選取的 8 家上市券商中，除廣發證券、光大證券之外，其余 6 家 2016 年上半年收入全部是負增長，且收入規模下降幅度普遍較大。
對比代表性券商近年來總收入與境外收入的增速變化趨勢，我們可以看出，二者仍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尤其是在 2015 年的大牛市、2016 年上半年的熊市體現比較明顯。因此，券商布局海外業務，至少在目前，對提高券商收入穩定性方面作用尚不明顯。
究其原因，是因為目前我國券商境外業務處在雙向開放的發展初期。上市券商公布的年報顯示，大部分從事海外業務的香港控股公司的經紀業務都以面對境內高凈值人群為發展目標，投行業務也都是以國內企業在境外上市、國內企業股票、債券向海外發行為主要業務內容，其服務對象仍舊是國內企業，對境外當地企業的服務內容相對較少。也就是說，目前券商海外布局大部分尚處於海外擴張發展的初期階段，這個階段境外業務收入與境內業務收入難免仍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3 券商布局海外案例
此處我們選取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來介紹券商布局海外業務的具體情況。
（1）中信證券：
中信證券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發展願景是“成為全球客戶最為信賴的國內領先、國際一流的中國投資銀行”。公司發展戰略中明確提出：公司堅持國際化發展。公司要充分發揮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協同效應，提升全球範圍內服務客戶的能力，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境外企業“引進來”提供服務。
中信證券目前海外業務的經營主體主要包括中信證券國際及其全資子公司中信里昂證券等。
① 投資銀行業務
A.股權融資業務
2015 年，中信證券國際將境外投資銀行業務及資源與中信里昂證券進行了整合，以“中信證券國際資本市場”品牌運營，整合後公司境外投資銀行業務員工超百人，公司在亞太地區的業務協同效應進一步凸顯，股票、債券融資業務均取得了長足發展。2015 年，中信證券國際（含中信里昂證券）在香港市場共參與了15 單 IPO 項目、24 單再融資項目、19 單離岸人民幣債與美元債券項目。2015年，公司在亞洲（除中國大陸及日本市場）多個區域的股票承銷金額排名第一，超越了眾多國際投行，公司境外業務水平得到進一步提升。
2016 年 1-6 月，中信證券國際與中信里昂證券在亞太區資本市場（日本以外）保持領先的市場地位。其中，股票市場承銷簿記人排名第一，債券市場及並購板塊的市場份額名列行業前三。2016 年上半年，中信證券境外投資銀行完成多項標誌性項目，包括香港上半年規模最大的 IPO（浙商銀行，2016 年 3 月 30 日上市，募集總額 150.282 億元人民幣）、菲律賓資本市場近年規模最大的並購交易等項目。
截至 2016 年 6 月底，自 2015 年中信證券國際將境外投資銀行業務與中信里昂證券進行整合，以“中信證券國際資本市場”品牌運營 14 個月以來，已執行了價值 250 億美元的 IPO 及配售項目、價值 85 億美元的債券項目及 30 億美元的並購咨詢項目，凸顯合並後的協同效應。
未來，在股權融資業務方面，中信證券國際計劃將繼續建設和強化在“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業務能力，並進一步完善內部及跨境協同機制。
B.債券及結構化融資業務
2015 年完成包括在蒙古共和國發行三年期主權人民幣債券在內的多項境內外重大股權及債權承銷項目。
未來，在債券及結構化融資業務方面，隨著國內債券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境外企業境內債券融資需求逐漸增強；隨著國內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等，境內企業也有境外債務融資的需求。公司計劃將進一步整合境內境外客戶資源，拓展跨境業務機會，提升對客戶的境內外多元化全產品覆蓋能力。
C.財務顧問業務
2015 年，公司完成了多單市場影響力大、創新性突出的複雜並購重組交易。在彭博公布的涉及中國企業參與的全球並購交易排名中，公司以交易金額700億美元和交易單數 58 單，位居全球財務顧問前三位。
未來，在跨境並購市場方面，公司計劃利用境內資本市場的豐富資源以及雄厚的資本實力，抓住大量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機遇，完成一些具有市場影響力的跨境收購項目，並力爭做到境內外一體化聯動。同時，深度挖掘能夠結合境內優勢的項目機會，借助海外網絡的持續構建與不斷拓展、抓住“一帶一路”機遇，更加廣泛、深入地參與到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境並購交易中，打造公司在涉及中國企業參與的跨境並購交易市場中的領先品牌和主導地位。
② 經紀業務
截至 2015 年末，中信證券 QFII 客戶 139 家，RQFII 客戶 48 家，QFII 與 RQFII總客戶數量和交易量均排名市場前列。
境外經紀業務（含中信證券國際、中信里昂證券、中信國際證券美國子公司的經紀業務）方面，中信證券國際在零售經紀、機構經紀上都取得了大幅增長。美國經紀業務也成功完成業務線拓展，並取得重大突破。中信證券國際經紀業務（包括國際期貨及美國經紀業務）市場份額穩步上升，市場排名由 2014 年的 48 位上升至 2015 年的 44 位。
③ 交易業務
資本中介型業務：2015 年，在海外固定收益業務方面，公司充分利用中信里昂證券英國分支機構與網絡，首次實現將銷售平臺拓展至英國市場並覆蓋歐洲客戶。
全年海外固定收益平臺年化收益率為 11.05%；人民幣債券做市業務在香港市場名列三甲，在美元債市場上，位於中資證券公司首位。
④ 研究業務
2015 年以來，公司研究業務積極推進與中信里昂證券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加強海外研究服務，以加快研究的國際化進程，提高公司研究業務的海外品牌和影響力。
未來，公司研究業務計劃力爭於未來 3 至 5 年成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研究團隊，繼續推進與中信里昂證券的協同與合作，提升海外研究服務與排名以加強對公司其他業務線的支持。
（2） 海通證券：
海通證券目前海外業務的經營主體主要包括海通國際證券和海通銀行。海通國際證券以企業融資、經紀及孖展融資、投資管理、固定收益、外匯及商品、結構性投融資、現金股票及股票衍生產品等業務板塊為核心，服務全球及本地企業客戶、機構客戶和零售客戶三大客戶群。海通銀行（即 2015 年 9 月收購的葡萄牙聖靈投資銀行更名後的公司）擁有超過 25 年歷史，為全球企業及機構客戶提供廣泛的投資銀行服務。海通銀行的主要業務地點覆蓋葡萄牙、巴西、印度、墨西哥、波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在證券、研究、資本市場、兼並收購、財務咨詢和項目融資等方面具有專長。此外，海通證券對海通銀行跨境業務的支持也將豐富其跨境網絡，帶來更多業務發展機會。
業內領先的全方位的國際業務平臺有利於公司把握日益增長的跨境業務機會，滿足客戶的跨境業務需求，提升公司的國際影響力。2015 年，海通國際證券各項財務指標位居在港中資券商前列，完成股權融資項目 53 個，排名在港投行第二，2016年上半年海通國際證券IPO發行承銷數量和融資金額均排名在港投行第一，股權融資家數和融資金額分列在港投行第二和第三；公司以人民幣產品為核心，打造具有中資特色的 FICC 銷售交易平臺，成為香港市場最大的債券做市商之一。海通銀行是葡萄牙語及西班牙語地區領先的投資銀行，業務覆蓋歐洲、美洲、南美洲和南亞等共 11 個國家和地區，2015 年按並購項目數和交易金額計均為葡萄牙排名第一。此外，海通證券自貿區分公司是首批加入自貿區 FTU （自由貿易賬戶）體系的證券機構，成功實施了國內券商首單 FT 項下跨境融資項目。
（3）國泰君安 ：
國泰君安的中長期戰略願景是發展為“根植本土、覆蓋全球、有重要影響力的綜合金融服務商”。公司計劃在建立並保持本土市場領先優勢的基礎上，以服務中國經濟、滿足客戶需求為導向，致力於發展全面業務，打造覆蓋全球的業務體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全球服務能力，為客戶提供長周期、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國泰君安主要通過全資子公司國泰君安金融控股所控股的國泰君安國際及其子公司開展國際業務。
公司目前擁有較為成熟的國際業務平臺。公司國際業務範圍涵蓋經紀、企業融資、資產管理、融資融券及貸款、投資與做市等業務領域。經過多年的發展，國泰君安國際已成為在港中資券商中業務品種最全、綜合實力最強、經營業績最好的公司之一，有力推動了國泰君安國際化發展。2010 年 7 月，國泰君安國際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首家在香港通過IPO方式上市的在港中資券商。2011 年 3 月，國泰君安國際成為恒生綜合指數金融成份股；2015 年 9 月，國泰君安國際成為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份股並成為港股通標的股票；2015 年 7月，國泰君安國際在新加坡設立了子公司國泰君安國際（新加坡）控股有限公司，並於 2015 年 10 月正式開展資產管理業務。
2016 年上半年，公司設立了國際業務發展協調委員會，搭建了香港金控平臺基礎功能架構，大力拓展跨境協同業務，在覆蓋跨境高端客戶、協同實現跨境業務等方面取得成效。2016 年 1 月，於新加坡發行首只私募基金“國泰君安一帶一路亞洲基金”，2016 年 3 月開始在新加坡提供財務顧問服務。2016 年上半年，在美國的業務開展也取得突破。
國泰君安國際收入構成情況：
國泰君安國際收入結構中，貸款及融資收入占比最高，其次為經紀業務收入。
貸款及融資業務是國泰君安國際的主營業務之一。2016 年上半年，平均貸款余額同比上升 22.4%至 130 億港元，貸款收入同比上升 26.4%至 5.54 億港元。而定期貸款業務收入也上升 58.9%至 0.27 億港元。
就企業融資業務來看，2016 年上半年國泰君安國際企業融資業務收入上升 21.1%至 1.57 億港元。其中，債券承銷發行表現亮眼。2016 年上半年公司共參與 16次債券發行，協助企業籌資 177 億港元，並為國泰君安帶來 0.66 億港元的收入，同比上漲 93%。此外，國泰君安國際以財務顧問身份參與 12 個融資咨詢項目，顧問及融資咨詢服務收入同比上升 28.2%至 0.47 億港元。企業融資業務收入對公司應收的貢獻率也相對增長了 1 個百分點。
國泰君安國際緊跟市場變化及顧客需求，推出個性化金融產品，2016 年上半年金融產品業務收入大幅增加 974.8%至 0.62 億港元，做市業務也同比大幅增長234.5%至 1.07 億港元。金融產品、做市及投資收入貢獻率由 15 年末的 7%上漲至 16%。
此外，2016 年上半年由於市場交易萎縮，國泰君安國際的經紀及資產管理業務收入大受影響，同比分別下跌 51.6%及 60.2%，對營收的貢獻率也分別下降 14 個百分點、1 個百分點。
國內券商海外布局的未來發展趨勢
1 券商海外布局發展空間廣闊
參考境外成熟市場經驗，高盛作為美國甚至全球領先的投資銀行，於二戰後 70年代開始逐步擴張，其海外營收（除美洲收入）截至2015年占到總營收的43.22%，其中來自EMEA（歐洲、中東、非洲）地區收入占26.56%，亞洲地區收入占16.67%。對比我國海外業務占比最高的海通證券、中信證券來看， 2016 年上半年，海通證券、中信證券海外營收占總營收的比重分別為 14.26%、11.22%。對比來看，我國券商海外布局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當前我國券商出海主要始於香港，部分券商涉足歐洲等地，海外營收也多來自香港地區，部分來自歐洲，多為發達國家及地區。但伴隨未來我國經濟結構的成功升級、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加大、離岸人民幣市場的不斷發展，券商海外布局地域將更為廣闊，營收空間也將隨之上升。
2 券商海外布局大部分將遵循相似的路徑
以香港、新加坡為出發點仍將是我國券商海外布局的重要路徑。美國投行初始海外擴張多以英國等歐洲國家為出發點，日本的野村證券則是從亞洲的香港開始其大規模的海外擴張，作為全球布局的重要起點，而我國當前券商海外擴張多以香港、新加坡為出發點，這幾個出發點的共同之處在於都是當時階段金融市場發展較為成熟的地域，並且具有與本國相類似的社會文化背景。
這類擴張路徑，能夠讓證券公司快速熟悉當地政經背景環境，拿到金融行業經營牌照、減少運營成本。
除香港上市外，先設立海外辦事處再成立當地公司、並購當地金融機構仍將為我國券商海外布局的兩種重要方式。美國大投行的國際化步伐大都是從海外設立辦事處開始，然後再根據當地政策設立獨資或合資公司。從設立辦事處開始探索市場，再到適應當地政策成立符合當地政策法規的公司，這一逐漸深入的過程能夠使投行在深入了解當地市場之後，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金融行業牌照管制較為嚴格，海外並購擴張直接取得當地經營牌照是最直接也是最減少運營費用的手段。我國證券行業當前處在發展期，如果通過收購海外企業，拓寬業務內容，實現公司業務內容的多元化，則有利於公司整體業務結構的優化，在當前行業盈利模式轉型階段發揮重要作用。
3 海外擴張預計將有力促進我國券商創新步伐
參考成熟市場經驗，在美國投行發展歷史上，從業務擴張路徑來看，高盛最初進入歐洲市場憑借的是在大宗商品以及並購業務方面的優勢，摩根士丹利的承銷業務、美林證券的財富管理業務作為其在本國業務內容的重頭戲，也成為了其海外業務內容的側重點。但從我國券商當前的經營狀況來看，由於監管對於金融產品的限制，我國券商仍舊從事一些較為簡單的金融產品和業務，專業優勢並不十分突出，創新步伐進展緩慢。因此，拓寬海外市場，對於我國券商來說，除了利用海外企業經營業務改善自身營收結構，還將促進我國券商加大創新的步伐，提高業務創新能力。
4 一帶一路給我國券商海外布局提供廣闊舞臺
一帶一路倡議自 2015 年提出以來，根據 2015 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總共有 114項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項目的投資規模達到 1.04 萬億人民幣。國內券商也積極響應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積極布局。如：
根據公司發展願景，中信證券提出在跨境並購市場方面，將借助海外網絡的持續構建與不斷拓展、抓住“一帶一路”機遇，更加廣泛、深入地參與到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跨境並購交易中。未來，中信證券國際將繼續建設和強化在“一帶一路”沿途國家的業務能力，完善內部及跨境協同機制，重新評核業務/產品的績效管理，做好準備以配合未來發展機遇。
2016 年 6 月，海通證券與中東歐地區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波蘭華沙證券交易所簽署了合作協議。波蘭作為一帶一路上的重要一環，積極響應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號召，而海通國際與波蘭華沙證券交易所簽訂的合作框架，則為下一步在該地區大規模開展業務打下了基礎，也為以後我國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2016 年 1 月，國泰君安於新加坡發行首只私募基金“國泰君安一帶一路亞洲基金”，2016 年 3 月開始在新加坡提供財務顧問服務。
參考海外成熟市場的經驗，伴隨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對貿易全球化以及貨幣自由化的促進，一方面，對海外某一地區投資規模的擴大，也會相應的促使投行業務進入到相應地區，其券商境外收入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投行作為資產管理者，有發現具有投資價值地區的能力，伴隨其相應地區海外收入的不斷提升，也將促使境內投資者更為積極的向投行發現的具有投資價值地區的增加投資規模。
5 券商海外擴張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資本市場制度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開放資本市場之後，由於制度不完善，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比如當時東南亞危機時的泰國。而二戰及其後的美國，由於資本市場發展歷史較為悠遠，資本市場的根基較為牢固，其無論是對外擴張還是引入國外資本，對其國內的證券市場的沖擊較小。
雖然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在不斷加深，但相對其他發達國家，開放程度依舊較低。從歷史教訓上來看，選擇逐漸開放資本市場是正確的，但這也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券商海外布局的步伐。
我國證券行業起步較晚，近 30 年的發展歷程並不足以夯實我國證券行業的基礎。我國券商當前正處於盈利模式轉型階段，行業重新洗牌必不可免，行業排名靠前的券商依靠規模實力、資本實力和專業實力在行業中保持有利的競爭地位，其他大部分券商則將面臨激烈的競爭。如果在當下海外擴張的時候，國內資本市場由於開放遭受沖擊，則難免導致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券商面臨發展困境。因此，當前監管層加大行政監管力度、《證券法》的二次修訂也都在為券商的海外擴張奠定政策基礎。
我國券商的海外擴張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需要人民幣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開放、金融產品創新設計能力以及券商專業能力的不斷加強、跨境資本流通的不斷深入，而這些都需要時間。伴隨我國一帶一路的逐步發展、對外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本市場法律法規體系建設的不斷完善、資本市場的逐步放開，券商海外擴張將迎來新的發展格局。
重點個股推薦
建議關註中信證券、海通證券以及國泰君安。從海外業務布局的邏輯來看，這三家券商的海外業務發展時間較長，已經從最初單純的走出去，發展到現在能夠順應境外當地資本市場環境、具備全球化業務能力的階段，其境外業務收入對營收的貢獻率也在整體上呈現上升的態勢，改善了公司的業務結構。從 2017 年行業的發展趨勢來看，2017 年投行業務中的 IPO、並購業務收入將迎來較為確定的上升趨勢，主動資產管理規模上升帶來收入上升，而這三家券商作為行業龍頭，IPO、並購業務、主動資產管理無論是從業務儲備、規模還是從專業能力來看，都位居行業前列。就估值來看，截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中信證券、海通證券、國泰君安市盈率（TTM）分別為 19.14 倍、16.81 倍、12.74 倍（行業均值為 29.25倍），市凈率（MRQ）分別為 1.42 倍、1.73 倍、1.49 倍（行業均值為 2.63 倍），性價比較高，且兼具安全邊際與向上空間。
風險提示：海外業務發展低於預期。（完）
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本文僅供受眾參考，不代表任何投資建議，任何參考本文所作的投資決策皆為受眾自行獨立作出，造成的經濟、財務或其他風險均由受眾自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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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FIT推gpi跨境支付項目 中行成首家投產中資銀行
2月16日，SWFIT（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全球支付創新項目投產發布會在北京召開，宣布全球多家交易銀行正積極使用該組織於今年1月起提供的全球支付創新gpi(Global Payments Innovation)服務，目前包括ING銀行、渣打銀行、花旗銀行等已投產使用，並在60個國家通道間開展gpi業務，更多銀行將在今後數月跟進。
當日，中行宣布近期已經成功敘做首筆SWIFT gpi國際匯款業務，成為首家投產gpi的中資銀行。工行也將於今年5月正式投產gpi項目。
gpi開啟跨境支付新紀元
SWIFT gpi項目是由SWIFT組織發起、全球大型銀行參與的全球支付創新項目，通過建立銀行間SWIFT gpi業務圈，遵循共同設計的業務規則, 實現資金當日到賬、收費透明、匯款狀態可跟蹤、匯款信息完整傳遞，大幅改善客戶的國際支付體驗。
在如今的世界中，客戶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客戶匯出付款後，希望最好能夠了解匯款的及時狀態、對方何時收到匯款。而以前代理行業務狀態並非如此，每家銀行只能保證和共享自身一方的支付信息。SWIFTgpi的重要革新在於，能夠幫助銀行向企業客戶提供更加快速、透明、可追溯的跨境支付服務。
其中一個亮點在於，gpi能夠提供端對端付款查詢功能。gpi Tracker是SWIFT即將引入的一項創新功能，它將使銀行能夠向企業提供實時、端對端支付狀態查詢，包括確認款項何時貸記受益人賬戶。
“gpi開啟了跨境支付的新紀元。”SWIFT亞太歐非中東區首席執行官Alain Raes表示，這一創新項目直觀體現在能給客戶帶來新的跨境支付體驗，傳統的銀行跨境支付項目比較慢，通常要幾天到賬，使用gpi可以實現匯款當天到賬;同時，新的項目能夠提供信息的透明度，付款人可以實時接收匯款通知，能夠準確無誤地知道何時資金到達收款人賬戶。
同時，借助gpi項目，企業還能確定匯款信息得到未被更改的完整傳輸。Alain Raes就表示，gpi通過了新的跨境支付標準，銀行不能更改支付信息，為企業提供不被更改的匯款信息。
對於該項目的實施情況，Alain Raes表示，目前已有100家銀行積極參與gpi項目，這些銀行遍布全球 224個國家，已經有超過6萬筆支付使用gpi新的標準,每天產生超過4000筆新的支付；全球21家銀行試點gpi項目，12家銀行已經投產使用gpi項目。
SWIFT於1973年在比利時成立，為全球用戶提供報文傳輸、網絡連接、標準和業務應用服務，是全球跨境支付業務的重要通訊渠道，連接全球近120個支付清算系統，目前是人民幣海外支付的主要通道。
中行國內首家投產 工行5月投產
就在SWIFT發布會當日，中行宣布稱，近期已經成功敘做首筆SWIFT gpi國際匯款業務，實現SWIFT gpi業務全球首發。客戶使用這一業務，從中行匯出款項到收到款項已入收款人賬戶的短信僅用幾分鐘時間，客戶體驗再升級。
中行作為全球21家試點銀行之一，依托國際支付專業能力，成為全球SWIFT gpi項目實施進度最快、首批投產的銀行之一。
中行支付清算部副總經理孫尚斌表示，gpi非常精準找到了客戶的痛點和市場需求，這一方案非常先進,將原來銀行和銀行之間單項、逐個、平面的信息傳遞方式變成立體、多元、統一的傳遞方式，極大提高了效率，甚至改變了業務模式。同時，SWIFT組織提供了行業的集成方，依托銀行協同機制推動項目發展，減少了銀行單一做創新項目的難題。
對於中行使用gpi的實施進程，孫尚斌透露，過去一段時間，中行已經完成了集團與項目系統的整合，在整合基礎上能夠快速適應項目推進的節奏。中行成為全球第一家完成相關內部系統改造和測試的銀行，也是國內第一家率先投產gpi項目的銀行。
隨著SWIFT gpi業務的順利投產，中行在延續過去幣種多元、渠道廣泛、安全快捷等傳統優勢基礎上，依托全球化清算網絡和海外廣泛布局，將不斷完善公司、個人、金融機構客戶國際支付產品，進一步滿足當日到賬、費用透明及信息全程跟蹤等多元化客戶需求，使客戶通過中行進行國際匯款獲得更優的服務體驗。
工行是另一家積極試點gpi項目的中資銀行。據悉，工行將於今年5月正式投產gpi項目。
工行運行管理部副總經理彭華表示，工行依托覆蓋全球清算業務通用平臺，采取集團一體化的研發系統，未來包括境外清算中心和人民幣清算行將全部參與gpi系統中。
彭華還表示，工行非常重視將已經生成的規則嵌入到工行跨境支付特色的標準中，將與工行本身特色產品形成對接，為客戶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務，滿足客戶全方面的需求。在產品設計時，工行將結合企業客戶的需求，後期提供更多豐富的安排，使gpi能夠成為覆蓋公司、企業客戶的系統，並為企業提供個性化、量身定制的需求，更好地滿足客戶各種跨境服務需求。
對於該項目的未來發展願景，孫尚斌表示，希望SWIFT持續推動gpi在全球機構的落地，讓更多客戶享受到全球的跨境支付便利，長遠向國際支付領域基礎性、公益性轉變。同時，中行將持續跟進gpi的後續發展，提升中行跨境支付能力。
彭華則表示，希望更多中資銀行加入gpi項目大團隊中，更好地提供跨境支付服務。
緬甸中資企業遭沖擊 中國駐緬大使館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23日在使館網站發布公告說，使館已就一家中資企業遭沖擊事件向緬方提出嚴正交涉。
公告說，2月23日，中國駐緬甸大使館負責人緊急聯系緬甸外交部、內政部、仰光省政府負責人，就仰光中資服裝廠遭不法分子沖擊事件向緬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緬方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確保中國公民人身安全和中資企業財產安全，並依法懲處肇事者。緬方承諾，緬政府會依法保護中國企業和人員的安全和權益，將盡快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公告說，中國駐緬甸大使館工作人員還探望了受影響中資企業員工，並敦促緬方執法部門盡快恢複現場秩序。中國駐緬甸大使館正繼續做有關方面工作，全力維護中國公民和中資機構在緬合法權益。
據新華社報道，23日早，一家在仰光的中資服裝廠遭數百名罷工員工和外來人員沖擊。工廠財產遭破壞，幾名中國籍員工個人財物被搶並被限制人身自由。當天下午5時左右，經各方協調，全部中國籍員工得以離開服裝廠，但廠房仍被罷工人員占據。
中資排隊接盤海外虧損球隊
海外球隊深陷巨額虧損，中資“接盤俠”一個接一個出手註資入股甚至收購，是抄底還是順勢而為，抑或是轉移資產?
近日，已經連續虧損十年的AC米蘭終於找到了接盤方，一家中資企業以7.4億歐元的高價將其收購。事實上，這家企業只是眾多出海接盤歐洲球隊的企業之一，雲毅國凱、萬達、華人文化基金、蘇寧集團、複星集團……一眾企業紛紛出海接盤歐洲足球隊。
雖然有中國政府鼓勵發展足球產業以及體育IP火爆的背景，但是這麽多中資企業出海是喜是憂?特別是收購的球隊大都知名度不高，或過了巔峰期，甚至陷入巨額虧損，不得不令人擔憂這樣的出海意義何在、價值幾何。
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中表示：“去年一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收購了很多足球俱樂部。如果說，收購有利於提升中國的足球水平，我覺得是好事。但是，情況是這樣的嗎?有很多企業，在中國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再借一大筆錢去海外收購。有一些則在直接投資的包裝下，轉移資產。”
歐洲球隊引中資瘋搶
在歷經資金告急、收購恐告吹的懸念之後，中資企業羅森內里體育投資盧森堡公司(下稱“羅森內里公司”)還是完成了對AC米蘭的收購。從AC米蘭實際控制人貝盧斯科尼的猶疑善變，到中國買家資金遭遇困難，兩年多時間里，AC米蘭的出售一波三折。在此期間，業內傳出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後、中國香港富商李文輝等均有意收購AC米蘭。
一家歐洲球隊引起多位中國買家的爭搶真是一大盛況。不過，這只是冰山一角，中資企業近年來頻頻出海收購球隊，2015年1月，萬達集團投資近4500萬歐元，買下西甲豪門馬德里競技俱樂部20%的股權。2015年12月，華人文化聯手中信資本出資4億美元收購英超勁旅曼城足球俱樂部母公司城市足球集團13%的股份。2016年6月，蘇寧集團斥資2.7億歐元拿下國際米蘭約70%股份。
Wind資訊統計數據顯示，2015、2016年期間，內地企業海外收購的足球隊數量已達12支。據不完全統計，僅這兩年，中國企業收購海外球隊耗費的資金已經超過150億元。
對於出海收購海外球隊的原因，羅森內里公司主席李勇鴻稱：“看好體育產業在歐洲和中國的機遇，也將堅定地支持AC米蘭重回巔峰。”不過，在足球產業從業多年的人士、資深體育產業觀察人士楊文麒看來，這並非易事。楊文麒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意大利聯賽在中國的輝煌期已經過去，要重塑意甲及其俱樂部在中國的輝煌非一朝一夕能夠辦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目前看，要賺錢很難。”
虧損嚴重
中國資本出海收購球隊看似光榮，但掩蓋不住收購球隊的衰落、虧損嚴重、戰績平平。
以此次收購AC米蘭為例，在連續虧損十年之後，球隊原控制人、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終於將AC米蘭拱手讓人，也算是甩掉了一個“燙手山芋”。
雖然AC米蘭俱樂部憑借曾經的戰績在70後、80後心中留下難忘的一筆，但也早已告別了昔日的輝煌，戰績平平，連整個意甲都已經長期處於低谷，更重要的是，這家球隊已經連續虧損了十年。根據AC米蘭對外公布的財報，在2015年，AC米蘭的財政赤字達到了8900萬歐元。雖然去年俱樂部的財政狀況有所好轉，但依然虧損了約7500萬歐元，並且負債累累。僅靠一個在足球產業名不見經傳的中資企業要想扭轉頹勢，恐怕是難以完成的任務。
此外，去年蘇寧收購國際米蘭70%的股份也令業內感到擔憂。公開資料顯示，國際米蘭俱樂部連續5年虧損，總虧損額已達2.705億歐元，並且還積累了總計4.17億歐元的債務。
歐足聯統計的數據顯示，2010年歐洲足球俱樂部總體虧損高達16.34億歐元，2011年正式出臺FFP法案(財政公平政策)後，虧損雖然得到有效控制，但這幾年凈利潤依舊為負。
近年來，中資收購或入股的西布羅姆維奇俱樂部、歐塞爾足球、英國狼隊、阿斯頓維拉俱樂部等，大多是歐洲的二線球隊，正如目前國內文化產業火熱的一個詞“頭部IP”，這些足球俱樂部的IP大都不屬於“頭部IP”，而往往只有頭部IP才能夠賺錢，其他多是陪跑，而中資投資的基本上都是這類球隊。
楊文麒表示，目前AC米蘭、國際米蘭這些虧損嚴重的球隊要實現盈利幾乎難以完成。目前歐洲一些國家經濟面臨困境，足球俱樂部也運營困難，中資介入必然要耗費大量資本，短期內盈利很困難。而一些盈利的頂級俱樂部例如西甲的皇馬等頂級IP，中資也很難買到。
出海意欲何為？
發展足球產業雖然有政府的號召，但是，在這種商業模式不清、盈利難期的情況下，為何中資還是要“迎難而上”充當“接盤俠”?
一種解釋是中資希望借助這些知名球隊IP帶動本土業務的發展。
CIC灼識咨詢執行董事朱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變現的角度分析，以蘇寧收購國米為例，首先，球隊資源和球隊中有號召力的球星將加強蘇寧集團在比賽制作和宣傳層面的能力。其次，在零售端，蘇寧可以利用西甲和國際米蘭的影響力逐步實現其家電銷售業務的海外擴張，發展全球業務。但這種變現目前看頂多給企業帶來一些知名度的提升，對業績並無太大幫助。更何況，很多中資並無國內資源可以與這些歐洲足球俱樂部發生業務協同，盈利更是遙遙無期。
對此，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表示擔憂，從經濟利益上看，投資歐洲足球俱樂部的財務回報並不大，甚至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最需要註意的是風險控制。
按照足球俱樂部運營規律來看，足球俱樂部本身運營狀況短期內也很難改變，需要漫長的投入和運營，至少需要先在大型比賽上取得好成績。因此，楊文麒認為，中資收購歐洲豪門的目的，除了之前所說的價值，很多是企業家個人情結，這些企業家本身對歐洲足球豪門感興趣，可能曾經是這些豪門的粉絲，也希望借此擡高自己的品牌價值。
不過，潘功勝認為，海外並購有時候像一束帶刺的玫瑰，必須小心，要經過充分的論證。
中資雙問責下的不問價追（2017/4/13）李兆富
2017-04-20 NM上星期「壹擋專政」最後一句寫道：「過去太多中資在海外以低價投標，最終卻爛尾收場的案例，更令人質疑計劃經濟2.0的背後，不蝕錢的生意究竟有何盤算。」 「不蝕錢」乃手民之誤，實情應為「不賺錢」；但想深一層，說是中資企業「不蝕錢」，也不算全錯。畢竟到了最後，中資企業境外經濟活動，若然不賺錢，總可以說是為了國策，管理層的責任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所以，當中資企業在香港以天價投地，自然會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什麼其他盤算，甚至乎是否「經濟殖民」的部署。我的想法比較簡單，甚至可能會有人認為我過分天真；中資不計成本買入境外資產，我認為最大原因是經濟學中典型的「委託•代理人矛盾」（Principal Agent Problem）。中資企業的管理人，表面上既要向股東問責，又同時要向國家問責，但實際上無論是股東抑或國家，最終主導這些管理人的還是他們的私利。中資管理人更傾向以企業的資本去冒險，皆因輸贏的成本效益不均稱；說得再白一點，贏了就是管理人的功勞，輸了就由國家和股東埋單。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會出現穩定謹慎的管理人。香港傳統的企業大多是家族持有，管理人也是大股東，跟其他的股東利益一致。當然，香港也有不少上市公司，是大股東長期地佔小股東便宜，而且這種現象愈來愈普遍，令股市妖氣沖天。但回到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不賺錢」的公司，背後未必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但肯定有一條「大水喉」；而「大水喉」的背後，永遠都有龐大利益。 大陸企業勇於舉債，而大陸的銀行亦更勇於向這些企業放貸；這個格局，是經濟災難的典型序幕。當資產價格持續不斷上升，舉債的企業和放貸的銀行，都一樣從中得益。像房地產和證券保險金融業，因為在營運上涉及金額極龐大可用作抵押的有價資產，槓桿操作也更猖狂。早前在香港投地的中資企業，幾乎全部都有為項目在香港進行融資，其中更有不少是以成立特別子公司去為母公司作抵押。當然，願意承擔這些高風險的借貸，大有人在，其中更有不少資金來自中資銀行。類似的財技手段，在○八美國金融海嘯前見怪不怪；最終如何收場，大家都應該耳熟能詳，恕我不贅。中資不只大舉購入香港的資產，其實在世界各地也有「不問價追」的收購活動。日本在八十年代的樓市泡沫高峰期，也有類似的癲價追貨，無論是外國的地皮以至陳年佳釀和名畫，統統都被日本人買下來。甚至在日本本土的泡沫爆破後，這種資金外流的情況，仍然因為央行的寬鬆政策而持續了好一段日子。在這種資金嚴重氾濫的環境下，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毫無疑問地受到了嚴重的扭曲，資產的價格也遠遠超出了一般人可以負擔的水平。坦白說，這個世界不是每個問題都有圓滿的解決方案，像這種輸入性的經濟泡沫，就是其中一個無可救藥的社會問題。這是香港作為開放型經濟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其他的制度安排，亦絕對不會比現在更好。（計劃經濟2.0系列．之二） 李兆富，筆名利世民，時事評論作家、出版人。作者Facebook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leesimon.hk | ||||
中資崛起的背後（2017/4/6）李兆富
2017-04-06 NM「當一個國家控制一個地方主要經濟命脈，市民想見到民主及好的生活方式，就難搞好多。」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在今個星期《眾新聞》舉辦的論壇上表示，香港經濟自八十年代由本地十大財團，取代英資控制，主權移交後的今日，也都能出現「中字號」崛起的局面。 無獨有偶，上星期施永青在他的專欄又有提到，中資地產商積極擴展在香港的業務，雖然表面上是天價投地，實際上是有更長遠的盤算：「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的發展商會步英資後塵，變成愈來愈不敢接新的發展項目，只可以繼續持有一些優質物業，繼續收點租，有個穩定的租金收入就算了。」施永青和田北俊，都是香港地產界的老手，經歷過八十年代，也見證過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和之後的種種變遷，當他們說感到港資大勢已去，或者在我們見不到的層次，的確在醞釀某種暗湧。香港的政治經濟地貌，一定程度上受主權國取態的影響，但當中也有市場競爭環境轉變的成分。英資稱雄的日子，殖民地政府固然有予以方便，但是也不要忘記，由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仍然是世界經濟強國。英資洋行在那個時空夾縫中謀取利益，只是延續着殖民地貿易的傳統。 英國殖民地歷史自十六世紀開始，到香港的時候，英國人已經有超過三百年管治海外殖民地的經驗；香港的政治經濟制度設計，是從其他地方慘痛教訓換來的智慧。相對其他英國殖民地，香港從一開始已經算是相對公平開放；世界各地的洋行買辦，甚至與英國作戰的敵對國，都可以在香港自由貿易。甚至乎在最初，西敏寺根本不贊成砵甸乍在香港島設立據點，而不干預的價值，從那一刻便深植在香港，是香港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麥理浩之前，香港總督都是出身殖民地部。麥理浩是殖民地部解散後，首位由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總督。事實上他也刻意改造了香港，為當時尚未發生的中英談判爭取籌碼。不過，也要知道，當時世界仍在冷戰的高峰期，而且第三世界的去殖獨立運動也開到荼䕷，與此同時歐美經濟在戰後的最低點；要了解港資崛起的現象，絕對不能忽視這些重要的環境因素。當時在香港的洋行，雖然也有沾手地產。但對比那些剛剛發跡的本地工業家，英資洋行有更深厚的根基，但換個角度看也是更大的包袱。當時的港資在政治上其實是處於弱勢，甚至他們上市集資也要靠遠東交易所這個另類平台。話說回頭，港資企業亦不是個個都一帆風順，人人都可以進身超級富豪行列。幾十年來，被淘汰的，又或者仍然在經營工商貿易的商人，一樣大有人在。如是者，香港又過了近半個世紀。中資的冒起，本來自然不過。近年中資不惜工本往外擴張，屢遭質疑。再者，過去太多中資在海外以低價投標，最終卻爛尾收場的案例，更令人質疑計劃經濟2.0的背後，不蝕錢的生意究竟有何盤算。（計劃經濟2.0系列．之一） 李兆富，筆名利世民，時事評論作家、出版人。作者Facebook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leesimon.hk | ||||
直逼7%！境內發債成本節節高，企業問道中資美元債
今年以來，由於監管趨嚴、利率上行，無論是債券發行方、承銷方亦或是買方都感嘆，境內債市最近“不好玩”，反而是各類中資美元債的研討會場場爆滿，機構對境外市場興趣頗高。
4月下旬以來，幾只公司債的發行利率逼近或超過了7%，如“17貴州物流園項目債”(7.8%)、“17黔南債01”(6.99%)、“16營經開債02”(6.98%)等，發行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近150個基點，令市場大為震驚。市場人士對記者表示，由於信用風險上升、發債成本高企，今年債券發行量幾乎“腰斬”，金融去杠桿向實體去杠桿傳導。
“‘發行利率高企、資金荒再現’的說法有點誇張了，7.8%的成本在同類債券中屬於偏高的。”天風證券分析師高誌剛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不過在其看來，從信用利差角度來看，目前高等級信用利差調整相對充分，而中低等級信用利差仍有待進一步調整。
相比之下，中資美元債發行自2010年起開始提速，至2016年達歷史最高，如今發行方熱情仍然高漲。 從目前尚未償還的中資美元債來看，銀行業、房地產和金融服務業合計占比超過50%。
發行利率何時見頂?
進入2017年，一級市場信用債發行利率延續去年10月份以來上行趨勢，各品種利率普遍上行。以短融為例，加權平均利率從去年10月的3.16%上升至4.68%，上行152個BP。
那麽，過去熊市期間信用債調整又如何呢?天風證券分析稱，以1年期AAA短融為例，熊市期間調整空間跨度較大，從20BP-324BP，平均在186BP左右。
除了上述兩只城投債(“17黔南債01”、“16營經開債02”)，信用債的發行利率也節節攀升。4月26日發行的17古纖道SCP001發行利率在6.50%-7.00%之間;此外周二、周三發行的短融中票中，17鎮國投SCP004提升上限至5.8%;17中材國SCP001提高上限到6.2%。
華創證券固收分析師吉靈浩指出，因為債市的調整和資金面的持續緊張，從2016年底開始，信用債一直保持上行趨勢，城投債與信用債趨勢保持一致，至今已累計上漲100-200BP。
不過，市場調整到如今，“資金荒”的說法太過誇張。之所以兩只城投債發行利率高企，某股份行固收部業務人士表示，這些平臺均屬於地級市，平臺級別較低，一般不在大行的授信覆蓋範圍內。從類別上看，該債券屬於一般企業信用債，雖然是地方國企，但不會列入地方置換債之列，沒有政府信用背書，全靠企業自身信用。
關鍵問題在於，無論是發行方還是投資方，各界都在等待利率見頂後入場，那麽債券利率還會上行多少?
高誌剛分析稱，就3年期中票而言，從主體評級來看，2010年至今，AAA、AA+、AA主體發債平均成本相較貸款基準利率的峰值分別出現在2017年4月、2013年12月、2014年1月，各等級分別較貸款基準利率上浮8.50%、30.08%、29.92%;而當前各等級中票發債利率分別較貸款基準利率上浮8.50%、11.31%、17.0%。
從企業性質來看，2010年至今，國企、民企發債平均成本相較貸款基準利率的峰值分別出現在2014年1月、2015年12月，分別較貸款基準利率上浮28.86%、35.79%，當前國企、民企分別較基準利率上浮11.72%、13.24%。
他表示，從上述數據來看，3年期中票相較貸款比價的歷史高位而言，仍有進一步調整的空間。此外，5年期中票也處於類似狀況，相比之下，短融的調整已經較為充分。
中資美元債發行放量
與境內債市的冷清大相徑庭的是，中資美元債無論是在人氣還是發行量方面都受到追捧。
對於買方而言，即那些有購買中資美元債渠道的券商資管等，在國內債市持續動蕩期間，美元債成了理想的替代物；對於發行方而言，以城投平臺、房地產企業等為主，離岸債市成了又一個可行的融資的目的地。“
“比起人民幣債券，我現在更看好離岸美元債的機遇——美元升值，且信用利差大。”某大型券商資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年四季度境內債市巨震之際，其所在券商加大了對中資美元債的投資力度，僅11月一個月正式發行的城投美元債就達34筆，超過20億美元，而上半年月均也就三四億美元(一兩筆)。
“盡管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發行離岸債券心存顧慮，但中資券商可並不在乎，對這類美元債的胃口更是與日劇增，因此離岸投資者中，中資機構買家占了大多數，真正非中國背景的機構只買了2到3成。”他對記者稱。
也有業內人士對記者提及，“境內房企發債困難，不少轉戰境外。”
值得註意的是，城投美元債的發行在去年達到高峰。民生證券研究院分析稱，去年城投美元債共計發行了45筆，金額超過123億美元。而2014年僅僅發行不足10筆。地方政績壓力和資本外流壓力共同推動了城投美元債市場的擴張。
從債券評級來看，只有2只債券沒有獲得評級，獲得A及以上評級的城投債占比僅為13%，多數債券獲得了BB或BBB的評級。從債券的期限結構來看，3年期債券占比高達84%，城投債以短期為主。
“從目前美元債券市場的發行情況來看，期限在2-5年的較多，認購也較踴躍。依據徐州經開的債務結構、未來資金需求以及公開市場行情，我們選擇了3億規模和3年發行期限。最終總認購額近10億美元，超過發行規模三倍有余。”國信證券投行部負責人王言豐表示。
從發行者的角度來看意願較為強烈。首先，向境外發債比過去更加容易，近年來政府在許多環節給予了便利。2015年9月14日發改委發布了《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推進企業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的通知》, 簡化了境內企業境外發債的備案登記程序和外債的發行條件，為中資美元債的發行節約了時間成本。
其次，企業發行中資美元債有利於企業走出去，提高國際影響力。發行海外債券可以有效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的信用評級，提升企業國際認知度，同時對於城投平臺而言，有明顯的政績標簽。
再者，此前國內的資本外流壓力較大，發債的美元回流一定程度可以對沖各省及地方資本外流的問題，因此各地政府十分鼓勵。
最後，就企業的戰略考慮而言，多元化多幣種化負債，合理運用融資工具，可以降低綜合財務成本和匯兌損失。
當然，海外發債並非企業“想發就能發”，目前發行主體還是以城投公司和房地產企業為主。除了票面利率之外，評級費、律師費等費用也要價不菲。
總“截胡”中資的美外資審查機構還要擴權?美財長不同意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以來，一直縈繞在投資者心中的疑問是：特朗普政府及本屆國會將如何為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制定政策？是否如此前國會多位議員所力推的那樣，CFIUS還將繼續擴權？
美國財政部部長姆努欽顯然不這麽認為。
應專註於國家安全審查
當地時間5月2日，姆努欽在接受電視采訪時，首次澄清了外界尤其是投資者長久以來對特朗普政府將如何對待CFIUS的疑問。他作出了兩點說明，首先指出在外資對美投資方面，美國政府堅持要阻擋的外資，將僅僅“出於國家安全原因”；其次，CFIUS審查也不針對哪個特定國家。另外，他不贊成它大幅度擴權，不過卻承認CFIUS的權限可能會略有擴大。
按照設置，設立於1975年的CFIUS是隸屬於美國財政部但跨部門運作的政府機構，其主席由美國財政部部長兼任。
姆努欽此次發言旨在安撫外資投資者對目前國會在CFIUS改革擴權方面的疑慮。近來，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都在施壓美國財政部，敦促其擴大CFIUS審查的範圍，例如包括好萊塢電影工廠在內的“軟實力”範圍。
不過姆努欽對此反駁稱，投資審查“無關文化議題，就是有關國家安全。”
“我認為CFIUS已經做的很多，我們也有很多工具。”他表示，“有些事情可能會稍微擴大，國會也正在為做變化著手準備，但我認為CFIUS已經給了我們很多保護。”
一位美國頂級律所的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對CFIUS的擴權呼聲主要在擴大對食品安全以及經濟利益這兩類審查的權力方面，前者可以參考此前中資收購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案例中的一些小插曲。
實際上，在上述收購案中，CFIUS並不認為該收購案對美國造成影響，然而美國國會卻認為外國企業購買美國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有可能事關美國食品安全，並影響國家安全，不過最終CFIUS仍給出了該收購對國家安全沒有威脅的結論。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在此方面，已經提出的方案是來自於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累(Chuck Grassley )和民主黨參議員史達布諾(Debbie Stabenow)聯合提出的“2017食品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議案”，這一議案專註於強化CFIUS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監管。
不針對任何一國
在經濟利益方面，國會共和黨與民主黨也在醞釀多重方案。目前已經初具雛形的包括參議院共和黨黨鞭科尼(John Cornyn)所主導的議案以及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墨(Charles Schumer)所主導的CFIUS改革議案。
在科尼的法案草案中計劃對CFIUS進行三方面的改革：第一，當出現那些對美國存在國家安全威脅的國家時，要降低CFIUS審查的起始標準，但是不會列出國家名單，即針對審查對美投資所帶來高風險的國家；第二，將明確列出一個國家安全敏感產品系統，如半導體類資產等；第三，提高國會在決策時對CFIUS的透明度，即國會希望更多知情權。
在2012～2014年期間，CFIUS共對358筆交易進行了審查，而中國成為了首要審查目標。該機構共審計了68筆來自中國的收購申請，其次是英國(45筆)、加拿大(40筆)、日本(37筆)以及法國(21筆)。
姆努欽在此次采訪中特地澄清，CFIUS的審查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對美投資國家的。
民主黨人舒墨的議案則旨在加強貿易執法，比如將為CFIUS審查標準增加所謂的經濟“凈利益”測試。
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和榮鼎集團25日聯合發布的一份報告中也指出，國會議員需要決定未來外資對美投資的審查範圍：是僅僅專註於國家安全審查，還是要包括一個更廣泛的“凈利益測試”，並反映該投資對於美國的全面利益，而各州參議員也要在更好的防禦機制和外資進入其選區所帶來的紅利之間權衡。
根據上述報告，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高達46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00%以上，為當地創造近5萬個直接就業崗位。
報告說，2016年，美國已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對外投資目的地之一，而中國也已成為美國最主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地之一。2000年以來，中國累計對美投資超過1090億美元。
報告顯示，並購是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主要方式，在其中，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等東西海岸地區是中企對美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中企對美國中、南部地區的投資呈迅速增長態勢。中國企業在美國的附屬公司數量由2015年的1900家激增至2016年的3200家。
報告著重指出，截至2016年底，中國投資已累計為美國創造14.1萬個直接就業崗位。
推動擴權並不容易
有國會內部人士對外媒透露，考慮到擴大CFIUS審查範圍會降低外資進入美國，這些有關擴權的法案在政治上恐怕是很難推動的，而且對於註重就業的兩黨參議員而言都是非常困難的。
按照上述報告，到2016年底，98%的美國國會選區都有中國投資，其中有59%的主要選區自2000年開始收到了少於5000萬美元的中資投資，32%的美國選區收到了5000萬~5億美元投資，而9%的選區則收到了超過5億美元的投資。
CFIUS的審查通常是保密的，數據也會滯後一年才公布。在2016年公布的2014年年度報告中，CFIUS共審查了147筆交易，遠高於2013年的97筆，其中24筆針對中國在美投資。
此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USCC)則在其發布的年度報告中首次提出，為保證美國的國家安全，建議國會修改相關法律，授權CFIUS禁止中國國有企業獲得對美企的有效控制權。這是USCC成立以來第一次做出希望國會修改法案以限制中企在美收購的建議。英國媒體對此評論稱，盡管USCC的報告對國會是一項沒有法律效用的建議，然而這體現了當前針對中國投資不斷增長的警惕。
美富律師事務所中國合夥人孫川在發於第一財經的報告中認為，“中國投資者對美國資產的興趣依然高昂。許多中國投資者的關鍵問題是：特朗普政府將如何為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制定政策? 如果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將導致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受到更嚴格審查，中國投資者可能會將目光轉向其他國家。”
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是中美達成《雙邊投資協定》(BIT)。榮鼎集團在此前一份報告中也認為，BIT可以給予美國投資者在中國預設的權利，幫助美國企業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避免雙方FDI的政治化，在長期範圍內，令中國對美投資使得美國受益。
《2017年美國企業在華白皮書》中也繼續提出，中美兩國政府應爭取及時達成一個高標準的BIT，並稱希望兩國政府在BIT中列出簡短的負面清單，只對真正敏感的安全領域做出明確界定以限制投資，並利用雙邊對話機制，為兩國投資者創造為對方經濟發展和就業做出更大貢獻的機會。
中資股拉動下 近一個月緣何港股強A股弱？
今年4月初以來，A股弱港股強就成為了一個常態，維持了一個多月;近幾日A股下跌盡管暫時有喘息，指數有所反彈，但資金緊張和貨幣政策轉向的陰影揮之不去;而港股在美聯儲加息基本走向落實後，反倒屢創新高，恒生指數站穩在25000點之上。
不過如果看看AH溢價指數，當前點位依然在118左右，也就是說A股整體依然比H股貴不少;另一方面，本輪港股上漲，更多是恒指成分股帶動，包括匯豐控股、騰訊控股、友邦保險等。
業內人士認為，短期內A股可能穩住，但隨著海外經濟複蘇區域穩定，美聯儲加息逐步得到落實，未來港股依然會強勢，其中海外銀行股和保險股都會受惠於加息周期，其他港股藍籌股基本面也良好，都可以吸引滬港通資金買入。
南華金融集團策略分析師岑智勇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近日內地資金南向買入較多，騰訊和匯豐，以及部分中資股的拉動，都讓港股形成強勢，而加息周期息差收入擴大，也可望讓國際銀行受益;恒生指數站穩24600點的水平以後，可望上攻26000點。
香港知名股評人曾淵滄認為，最近恒生指數不斷上升，但是炒落後的現象仍然未出現，一般來說，當股市氣氛好轉時，更多股民會覺得強勢股升幅已大，股價已經高到不敢再買，於是紛紛買落後股，希望落後股會發力追上。但是過去一周，強勢股依然走勢最強，因此現階段依然應該以持有強勢股為主要的投資方向，比如恒生指數當中權重較大的幾只強勢成分股。
華林證券策略分析師胡宇就認為，建議投資者2017年增加港股藍籌的配置比例，繼續看好高股息、低估值藍籌股及國企改革的主題投資機會，階段性建議關註國企改革、新能源、環保水務、航空航運等受益於國家產業政策的板塊和行業。關於A股，目前階段不適合割肉了，但考慮到反彈空間和賠率不夠，所以，也不適合立馬大舉加倉，適合等待低點買入做短線;4月12日市場調整以來，金融股，尤其是券商股調整比較充分，機構在這個板塊投入了大量兵力，起到了維護市場穩定的作用。
廣發國際權益投資總監吳健飛認為，今年港股向好，主要原因是全球風險因素的下降，同時經濟基本面超預期。但同時隨著內地金融監管的不斷加強，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受到壓制，市場開始擔心銀行的壓力;此外，3月份以來，內地出臺嚴厲的地產調控措施，市場對於地產拖累經濟的可能性也有較大的擔憂。“我個人的投資風格是以大中盤股票和行業龍頭為主，這有利於規避個股風險。”吳健飛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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