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午後,亞洲最大的現代物流設施提供商——普洛斯(GLP)公告稱,厚樸、高瓴資本、萬科等組成的中國財團將對其進行每股3.38新加坡元的收購交易,估值約為160億新元(約790億元人民幣)。
交易完成後,GLP將從新加坡交易所退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表示,支持普洛斯的私有化交易。
這也是郁亮上任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以後的首筆大額收購。而就在6月29日,萬科以551億元競得廣信旗下一個資產包,其中包括花地灣地塊。
萬科式並購探索新業務
本次交易中,萬科集團占股21.4%、厚樸投資占股21.3%、高領資本占股21.2%、中銀集團投資有限公司占股15%、普洛斯管理層占股21.2%。按照占比計算的萬科交易成本約為168.3億元人民幣。
本次交易最終還需通過普洛斯股東大會及新加坡相關監管的批準程序,普洛斯董事會及財團將一起推動後續流程。
記者註意到,去年萬科銷售實現三千億級,今年上半年結束時已突破三千億級,同樣的量級,時間周期急劇縮短。而伴隨規模劇增的是,萬科開啟大手筆並購,除了以上列舉的之外,還包括斥巨資收購瑞安位於重慶的一個大項目。
梳理資料不難發現,萬科在多個重要時間節點上迅猛擴張,均與並購分不開,且背後的武器就是資本杠桿。
2004年萬科首破百億,次年萬科制定了10年千億戰略,10年後千億目標竟然輕松就完成了,涉及並購110多起,涉資百億。記者註意到,彼時的那一輪並購更多是考慮到三個方面,比如通過並購進入未布局的地產開發區域,補充之前缺乏的某個產品線,收購成熟產品或土地,降低拿地成本。
記者發現,如今萬科式並購不僅並購規模大,圍繞新業務探索的並購也越來越迅猛,比如物流地產。
強強聯手加碼物流地產
這次參與普洛斯私有化,萬科似乎有意在加碼物流地產版圖。普洛斯是在新加坡上市的現代物流設施和工業基礎設施提供商,其業務遍及中國、日本、美國和巴西,管理價值近400億美元的物流資產。
根據普洛斯2016年年報,其在中國區總資產為122億美元,總開發面積達2670萬平方米,近三年平均出租率為90%;平均租金為34元人民幣/平方米/月。據戴德梁行發布的《中國高端物流市場2015年回顧》報告顯示,國內物流地產中,普洛斯市場份額占比達55%,排第一位。
而萬科在物流地產方面也早已經有“地產”+“基金”式的嘗試2015年,撤銷物流地產事業部,成立萬科物流公司,並引入全球最大私募股權基金美國黑石集團作為股東作為萬科產業地產的業務重點方向之一物流地產,通過引入機構投資者,萬科表示希望用機構的錢來發展物流地產,以實現企業自身的輕資產化。
郁亮今天公開表示,此次交易如完成,將是萬科城市配套服務商戰略的重要舉措,有助於萬科在物流地產領域完善布局,進一步擴大影響力,為社會持續創造真實價值。同時,萬科和普洛斯兩家優秀企業的聯盟建立,將有望在全球範圍內打造全新的商業發展模式,通過發揮雙方在各自專業領域形成的優勢,未來可在地產、物流、商業消費以及資產管理等領域構建全方位服務體系,從而建立起圍繞客戶和城市的生態系統。
有跡象表明,美方進入了“胡蘿蔔與大棒”同揮舞的階段:一方面對外宣稱正在研判如何限制中資赴美投資;另一方面,美國財長姆努欽22日借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年會記者會場合放風稱,對兩國未來達成協議解決爭端的可能性持“謹慎樂觀”態度,他正在考慮赴華就貿易問題進行談判。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22日對此回應稱,中方已收到美方希望來北京進行經貿問題磋商的信息,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兩位曾接近中美經貿談判的資深觀察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如果要避免貿易戰,只有雙方坐下來談判這一條路。看來美方也意識到貿易戰沒有贏家,通過談判避免貿易戰是最佳選擇。但他們並不認為,這意味著中美互相叫牌的爭端結束,“也不會如此簡單,會有個過程,先要看這一輪談判結果如何。不排除從現在起到今年六七月份美方正式實施加征關稅之前進行多輪談判”。
I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
《中美外商直接投資報告》作者、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 創始合夥人兼中國團隊負責人榮大聶(ROSEN)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30年來中美擁有友好的夥伴關系,現在的狀態則不盡如人意,“不過目前還不晚,需要雙方都釋放善意”。
中美談判似有轉機,但未進入務實階段
就在前一周,已有多家美國媒體爆料稱,特朗普政府將於本周公布對華1000億美元商品增稅名單,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也證實,將權衡使用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案》(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下稱《緊急權力法案》),采取針對中企對美投資的限制性措施。
另一件同期發生的個案也有了轉機,《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中興將有機會向美國商務部遞交更多證據。17日淩晨,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稱,因中興曾向美國官員作虛假陳述,美國政府禁止中興向美國企業購買敏感產品,期限為7年,這幾乎讓這家規模上千億的中國科技企業立刻陷入困境。
雖然美方釋放了雙重色彩的信號,但前述人士均認為,還遠未到能夠務實談論問題的階段。
3月23日淩晨,特朗普簽署備忘錄,以知識產權為由,依據“301調查”結果,宣布了三項措施,其中一項措施即為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特朗普還授權美國財政部在60天內就此出臺方案。隨後,中美雙方開始多輪隔空博弈。
前述一位觀察人士稱,目前難言中美雙方經貿關系已經緩和。但另一位則分析稱,估計美方也不想打一場“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貿易戰,如果結局是“殺敵八百自損一千”就更劃不來了。這也是中方要努力避免的。當然如果這一輪就能談成最好,對今年中美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會是重大利好。“但願雙方經過一番唇槍舌劍,充分闡述各自立場,直到進入務實的討價還價階段,最終能夠達成妥協,避免雙輸結果。”
姆努欽22日則稱,目前他不能透露更多細節,也沒有具體的對話時間表。年會期間,他會見了前來參會的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兩人的會談聚焦貨幣政策和金融合作,包括中國進一步向全球開放銀行和保險等金融服務市場。
IMF與世界銀行春季會議
《緊急權力法案》限制中資對美投資
中美在過去的一周中密集過招,在美國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電子技術或通訊元件後不到24小時,中國商務部即宣布對原產美國進口高粱實施臨時反傾銷措施。
17日,美國商務部再宣布兩項措施:對產自中國的鋼制輪轂產品發起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並初裁從中國進口的通用鋁合金板存在補貼行為。
如果上述“你來我往”僅為常規動作,美財政部則在19日透露了美國政府在限制中資對美投資方面的實際思路:美政府正在評估針對中國投資啟動《緊急權力法案》的可能性。美國財政部分管國際市場和投資的助理部長塔爾伯特(Heath Tarbert)稱,這是特朗普政府在“301調查”中的部分應對計劃。
白宮經濟顧問艾森史塔(Everett Eissenstat)表示,通過這一政策可以保護那些被美國視為“戰略性”的技術。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曾證實,將推動CFIUS(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改革來收緊對中資赴美投資的限制。
塔爾伯特表示,在CFIUS改革和《緊急權力法案》問題上,美國財政部特地設立了兩個分別的辦公室,“正在明確考慮這兩個問題”。
《緊急權力法案》可以賦予美國總統極大的權力,即在“不同尋常且巨大的危險”面前宣布國家處於緊急狀態之下,並可以不受限制地征收關稅,而且在該法案中,對“國家緊急狀態”的定義非常模糊,歷史上美國使用該法案對付了一些拉丁美洲國家。
榮大聶指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即並不像國際貿易中有WTO這樣的仲裁機構,在直接投資領域,並不存在國際法律。
3月12日,博通(Broadcom)對高通(Qualcomm)總計1420億美元的惡意收購,最終被特朗普以國家安全為由終止了動議。多位在美從事跨境並購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是一個顯著的信號,預計未來一段時間,赴美投資的中資企業將遭遇越來越強的保護主義,風險和成本都會激增。
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極其艱難的時刻,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國家安全等戰略層面的問題。很多美國國會議員認為中國加入WTO後未能履行所有條款,讓美國失望,這導致美國在很多領域對中國的支持有所改變。歐倫斯表示,他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恐怕在美國持這樣觀點的人不在少數。
榮大聶在4月18日的“2018年中美直接投資趨勢”圓桌研討會上對第一財經記者展望了2018年中美雙向直接投資發展趨勢。他稱,2018年的中美投資會因為美國政策環境而變得越來越困難,希望中美雙邊直接投資的政策環境都能得到進一步改觀。美國政策制定者需要顧及美國在華企業的利益,同時中國政府也要更加謹慎,以減少投資者對因政策風險而賣出資產的憂慮。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前任貿易官員、喬治城大學貿易和商業外交副教授羅伯特·羅高斯基(Robert A. Rogowsky)曾對第一財經記者稱,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最壞狀況,就是使用《緊急權力法案》。而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對中國本身的發展也有好處。
美國政府支持CFIUS擴權
塔爾伯特還指出了另外一項重要措施,即美國財政部正在同美國國會一起努力,希望可以通過一部同CFIUS相關的法案,該法案目前被稱為“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
塔爾伯特表示,為CFIUS擴權可以擴大對“敏感交易”的審查,同時又不會導致對所有交易的全面控制。
榮大聶列出了CFIUS擴權的四項重點:在FIRRMA中,對特定技術,若外資持股少於10%,也要被列入審查之中;同時對於“有敵意”國家要有特殊的審查;要對靠近基礎設施和軍事設施的房地產購買和租賃業務進行審查;稀釋安全港(safe harbor)有關規定等。
這份新的FIRRMA中有可能會增加一份“特別關註國”(Country of Special Concern)名單,當第一財經記者表達擔憂時,榮大聶表示,美國早就存在出口限制措施,其中就有名單和限制。
塔爾伯特表示,CFIUS有關立法並不會同美國出口限制措施相重疊,且“出口限制仍是在限制技術出口方面的有效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在中美出現貿易摩擦之前,中國對美投資已經銳減。根據榮鼎集團方面的報告統計,2017年全年中國對美全新宣布的投資意向額同比減少了90%,實際完成的新投資交易額減少了74%。
同時,2018年1~2月,中國在美投資同比繼續下滑,僅為12億美元,且排隊等候交易的投資交易量也為近三年來的最低點:50億美元。
榮大聶認為,2017年的驟降同中方控制非理性對外投資有關,CFIUS並不是主因;而今年則有可能出現反轉(即CFIUS將起更大作用)。
常年在中美之間經手並購業務的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駐北京代表處的主管合夥人羅斯(Lester Ross)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CFIUS雖然對華有所限制,但限制並不像外界認為的那麽大。
羅斯表示,他去年經手的一個交易中,中方欲收購一個汽車類企業,該企業同時制造軍用和民用汽車,且基本上就是在同一個工廠,但是最終還是做到把其一分為二,並最後得到了CFIUS的放行,“所以還是有可能做(交易的)。”
羅斯稱,他也相信該法律會更加有限制性,“這份議案背後得到了兩黨的強烈支持。”
這是2007年以來,CFIUS首次面臨改革。在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對峙的本屆國會中,FIRRMA卻罕見地得到兩黨支持。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CFIUS在2001至2016的年度報告,自2007年以來,中企收購美企的被審查案例和失敗案例均逐年遞增,而中企被審查交易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1.56%上升至2013年的21.6%。2012年和2013年中資受審查案件急劇增加,位列各國之首。
2017年最新發布的CFIUS2015年年度報告顯示,雖然投資都沒有進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連續第四年成為CFIUS審查最多的國家,在2015年,CFIUS審查了中企在美國的29起交易,這個數字在2014年還是24起。
全球船舶融資格局正在發生調整。
2017年以來,歐洲傳統的船舶融資銀行紛紛縮減信貸規模,拋售船舶資產,相反,中資機構為航運業提供融資的占比開始增高。
天津東疆保稅港區管委會主任沈蕾在4月26日舉行的第四屆中國海事金融(東疆)國際論壇上稱,目前中資機構為航運業提供融資的占比開始已經達到全球融資總額的1/4。中國金融船東的行業影響力不斷提升,成為全球航運業新金主。
其中,中資金融租賃公司貢獻極為重要的力量。一份來自銀監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3月末,全國共開設的60家金融租賃公司中,有23家開展了船舶租賃業務,船隊規模達到989艘,船舶租賃資產余額1139億元。
“特別是以工銀金融租賃、交銀金融租賃、民生金融租賃為代表的中國金融租賃公司,近年來作為全球航運資本市場的新興力量,通過其特殊‘融資+融物’雙重優勢,幫助航運企業加快運力優化升級,盤活企業存量資產,並緩解低谷期的資金和風險壓力,在國際船舶融資市場上備受青睞。”沈蕾表示。
遠海信達投資管理(天津)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金海稱,目前歐洲本土銀行仍然是船舶融資板塊最大的資金提供方。但是過去幾年,中國的船舶租賃公司由較小的市場份額成長為重要的航運資金提供者。
從歷史上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7個月內波羅的海幹散貨綜合指數(BDI)從11700多點跌至663點,跌幅超過94%,國際航運金融市場一片蕭條。而現在,正值波羅的海指數在歷史高點的10%左右低位,且已徘徊已久。
在航運金融市場中,哪些細分行業存在機會?
金海稱,船舶資產投資安全邊際較高,具備船舶資產購置的周期性機遇。現階段進行航運相關資產投資順應航運市場周期趨勢,較易獲得資產價值修複紅利。
“周期機遇體現在海工和傳統船型實物資產,同時又表現為船舶不良資產處置特征。在當前銀監會大監管要求下,央行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趨於更加嚴格,航運不良資產處置周期機遇開始出現。”
金海認為,銀行債轉股應通過向專業航運金融背景的實施機構轉讓債權、由實施機構將債權轉為對象企業股權的方式實現。收購處置類和收購重組類業務。
此外,金海還稱,現在航運金融市場仍缺乏經驗豐富的航運投資機構,投資重點放在發掘優質項目和設計靈活的融資結構。未來會密切關註新造船、二手船舶融資、船舶不良資產,同時也會關註重工海工平臺及其他航運相關領域。
另一家大型金融租賃公司招銀金融租賃航運部副總經理徐偉稱,目前散貨市場緩慢溫和複蘇,市場上低比例、標準化、優質的船舶資產值得經營。另外,他還認為,一些比較優質的二手船舶資產會優於新造船市場,也值得關註。
4月27日,銀保監會發布《關於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的通知》(下稱《通知》),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與中資一致。
“這意味著,保險經紀在內的中介行業的開放有助於外資財險公司深化市場分工與提升專業化經營水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27日當天,上海保監局正式為韋萊保險經紀有限公司辦理《經營保險經紀業務許可證》換證手續,標誌著中國銀保監會有關保險中介行業擴大開放舉措在上海正式落地,韋萊保險經紀有限公司成為全國首家獲準擴展經營範圍的外資保險經紀機構。
當前,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積極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4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開幕式發表演講時表示,今年,金融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確保落地,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此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也宣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業開放措施具體時間表,其中,人身險業務外資公司股比從50%上調至51%,三年以後,不再設限。
銀保監會表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將積極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為確保各項措施及早落地,銀保監會正在加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配套制度建設,近期即將推出一系列實質性舉措,其中就包括發布《關於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的通知》,放開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與中資一致。
《通知》顯示,為進一步擴大保險業對外開放,促進我國保險經紀行業發展,經國務院保險監督管理機構批準取得經營保險經紀業務許可證的外資保險經紀機構,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經營下列保險經紀業務:(一)為投保人擬定投保方案、選擇保險人、辦理投保手續;(二)協助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進行索賠;(三)再保險經紀業務;(四)為委托人提供防災、防損或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咨詢服務;(五)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批準的其他業務。
朱俊生認為,開放後,在外資保險中介的支持下,外資產險公司更能夠專註於產品開發、精算、投資、風險管理等核心價值環節,而保險代理、經紀與公估等中介則將承擔很多銷售、理賠等功能,實現產銷分離。
此前,因為政策限制以及自身發展理念的原因,外資險企在中國的發展一直較為保守且緩慢。但面對中國巨大、尚待開墾的市場潛力,外資險企也在不斷謀變。
例如,面對保險行業正在發生的數字化變革,數字化轉型就成為了慕尼黑再保險集團對中國市場發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市場發生了很多變化,我們正在尋找更好的機會,也在研究我們能夠為中國市場帶來什麽樣的定制化的產品和服務。”慕尼黑再保險集團董事會成員赫曼(Hermann Pohlchristoph)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
朱俊生指出,《通知》落地後,外資產險公司通過分工、深化促進技術創新,包括創新商業模式,提高經營效率,市場份額有望逐步提高。
隨著中國2001年簽訂WTO協定,中國設立了對外資保險公司放開中國市場的官方時間表。銀保監會表示,《通知》自發布之日起執行,《關於印發我國加入WTO法律文件有關保險業內容的通知》有關內容與《通知》不符的,以《通知》為準。符合條件的外資保險經紀公司可到當地保監局申請辦理《經營保險經紀業務許可證》變更手續。
據銀保監會網站消息,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近期即將推出以下一系列實質性舉措:將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將外資人身險公司外方股比放寬至51%,3年後不再設限;放寬外資設立機構條件,包括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同時設有子行和分行;允許外國銀行分行從事“代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業務,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投資者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估業務等。
銀保監會加快落實銀行業和保險業對外開放舉措
當前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積極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在最近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中國將確保已宣布的重大金融開放舉措盡快落地,努力讓開放成果及早惠及世界各國企業和人民。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將積極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盡早推動以下各項開放措施落地。
1、推動外資投資便利化,包括取消對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對商業銀行新發起設立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外資持股比例不設置限制;鼓勵信托、金融租賃、汽車金融、貨幣經紀、消費金融等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引進境外專業投資者;將外資人身險公司外方股比放寬至51%,3年後不再設限。
2、放寬外資設立機構條件,包括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同時設有子行和分行,以及在全國範圍內取消外資保險機構設立前需開設2年代表處的要求。
3、擴大外資機構業務範圍,包括全面取消外資銀行申請人民幣業務需滿足開業1年的等待期要求,允許外國銀行分行從事“代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業務,降低外國銀行分行吸收單筆人民幣定期零售存款的門檻至50萬元,允許符合條件的境外投資者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估業務。
4、優化外資機構監管規則,對外國銀行境內分行實施合並考核,調整外國銀行分行營運資金管理要求。
為確保上述措施及早落地,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在加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配套制度建設,近期即將推出以下一系列實質性舉措:
1、發布《關於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市場準入相關事項的通知》,明確允許外資銀行可以開展代理發行、代理兌付、承銷政府債券業務,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的管理行授權中國境內其他分行經營人民幣業務和衍生產品交易業務,對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多家分行營運資金采取合並計算。
2、發布《關於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的通知》,放開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與中資一致。
3、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公開征求意見。該決定將宣布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同時修改多部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相關條款,落實取消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的開放措施。
在持續完善法規制度建設的同時,銀保監會將同步受理對接各項開放措施的準入申請。近期已有來自英國、日本、新加坡的商業銀行以及來自法國、德國的保險機構表達了在上海等地新設機構或增持股權的意向,銀保監會將根據既定的開放方案做好政策和準入輔導,推動一批項目適時落地。
上述新開放舉措旨在進一步完善銀行業和保險業投資和經營環境,激發外資參與中國金融業發展的活力,豐富金融服務和產品體系,提升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銀保監會歡迎和支持更多符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參與中國銀行業和保險業對外開放進程,共同構建更加開放、互利共贏的金融市場環境。與此同時,銀保監會將立足中國國情,全面借鑒金融業對外開放的歷史與國際經驗,持續完善法規和配套制度建設,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5月31日,第一財經記者從穆迪獲悉,穆迪對19家中資商業銀行和4家國際銀行的中國子公司采取評級行動。其中,穆迪將農行、郵儲銀行、交行、招行、興業、上海銀行、寧波銀行、蘇州銀行的評級上調了一個子級。
具體而言,農行的長期存款與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及其香港及紐約分行的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從A2上調至A1;郵儲銀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從A2上調至A1;交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及其香港分行的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從A3上調至A2;招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及其香港分行的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從Baa1上調至A3;興業銀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及其香港分行的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從Baa3上調至Baa2;上海銀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從Baa3上調至Baa2;寧波銀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從Baa3上調至Baa2;蘇州銀行的長期存款評級從Ba2上調至Ba1。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穆迪將7家中資銀行的基礎信用評估(BCA)被上調一個子級,部分銀行的資本證券評級也被上調。
穆迪此次將中行、建行、工行、匯豐、農行、郵儲、交行、招行、恒生中國、三菱東京日聯中國、上海銀行、寧波銀行、興業銀行、蘇州銀行和平安銀行的基礎信用評估上調了一個子級。
同時,穆迪將中行、建行、郵儲、交行資本證券評級上調一個子級。維持中行、建行和工行A1的長期存款評級,以及3家銀行境外分行A1的高級無抵押債務評級,展望穩定。將中信、光大、南京銀行展望從穩定調整為正面,並維持其評級。
對於基礎信用評估(BCA)得到上調的銀行,穆迪認為系統性風險下降的效益可以抵消去杠桿對其造成的過渡期挑戰。大型國有銀行和招行等零售業務較強的銀行可能會有更大的靈活性來應對趨嚴的影子銀行和同業業務監管。
強零售應對監管壓力
第一財經梳理五大行2017年年報發現,去年五大行凈利潤保持高增長勢頭,工行實現凈利潤2875億元,凈利潤增速3%;建行實現凈利潤2436億元,凈利潤增速達4.83%。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四家大行的凈利潤增速超過4%。資產質量方面,五大行不良率在1.5%-1.81%之間,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穆迪指出,被上調評級的這7家中資銀行的資本狀況為“穩定”至“改善中”,資產質量具有抗壓能力,對影子銀行活動的敞口相對較低,因此有更大的靈活性來應對趨嚴的影子銀行和同業活動監管。7家銀行的流動性資源依然強勁。零售存款約占其總存款的三分之一或更高,其中郵儲銀行領先,2017年底該比例為85%。
第一財經發現,郵儲銀行去年12月末,實現凈利潤477.09億元,增長19.94%。資產質量方面,全行不良貸款率0.75%,較上年末下降0.12個百分點。
對於基礎信用評估(BCA)得到上調的銀行,穆迪認為系統性風險下降的效益可以抵消去杠桿對其造成的過渡期挑戰。大型國有銀行和招行等零售業務較強的銀行可能會有更大的靈活性來應對趨嚴的影子銀行和同業業務監管。
招商銀行去年年報顯示,該行的零售客戶數量過億,凈利潤首次站上700億元大關,營業利潤、凈利潤兩位數增長,連續下降五年的資產收益率開始回升。
穆迪指出,中型股份制商業銀行及較小型的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的個體信用質量正在分化加劇。
穆迪上調基礎信用評估(BCA)的銀行對過渡期的應對管理能力較好,原因是其資本實力較強、負債結構較好,或參與影子銀行活動的程度相對不高。另一方面,對於面臨過渡期挑戰較大,以及系統性風險下降不足以提升其個體信用基本面的銀行,穆迪維持其基礎信用評估(BCA)。
此外,穆迪預計監管措施的持續執行及影子銀行和銀行同業活動的放緩將有助於降低銀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這對中國銀行業整體具有正面影響。
資產質量難顯著改善
盡管此次穆迪上調多家中資銀行評級,但卻指出未來12-18個月銀行的財務指標不會顯著改善。
穆迪指出,影子銀行活動增速下降和企業繼續去杠桿也為銀行業帶來挑戰。對影子銀行監管趨嚴的影響之一是此前部分表外交易作為貸款回到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因而對資本和撥備有較高的要求。此外,去杠桿導致更多邊際企業借款人的違約風險上升。
穆迪預計,未來12-18個月銀行的財務指標不會顯著改善。由於去杠桿將導致實力較弱的借款人違約,未來12-18個月銀行資產質量趨勢可能會保持穩定,而不會大幅改善。
近期銀保監會發布的2018年一季度銀行業主要監管指標數據顯示,資產質量方面,2018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77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685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5%,較上季末上升0.003個百分點。
第一財經發現,對於資產質量拐點的預測,此前中國東方資產發布的《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2018)》也指出,通過對不良資產市場參與者和研究者的調查,預測到2020年,中國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才將登頂,之後觸底下降。
穆迪指出,隨著資產增長放緩,受評銀行的資本壓力將普遍下降。然而,風險加權資產的增速可能會超過資產增速,原因是銀行將資產組合從風險權重較低的影子銀行產品投資轉向風險權重較高的貸款。
一方面,限制銀行使用市場資金的監管規定將越來越嚴格,對存款的價格競爭將會加劇,尤其是缺乏強大存款業務的銀行,盈利能力將受到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由於對正規融資的需求上升,同時監管機構采取更適應市場需求的流動性管理政策,因此銀行能夠提高貸款價格,可能會抵消盈利能力受到的負面影響。但是,鑒於信貸成本相對較高,穆迪預計銀行盈利能力的提升幅度不大。
6月8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就《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征求意見稿)》公開征求意見,取消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實施內外資一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持續推進外資投資便利化。
《決定》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內容,一是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二是取消《中國銀監會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中國銀監會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和《中國銀監會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三是明確外資入股的中資銀行的監管屬性和法律適用問題;四是明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銀行,除需符合相關的金融審慎監管規定外,還應遵守我國關於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的外資基礎性法律。
兩年前拿著歐洲強隊調研資料頻繁輾轉中英兩國的JASSON,目前已不兜售歐洲足球俱樂部。“歐洲足球俱樂部的項目已暫停一段時間,國內買家不太好找。”
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發改委制定的《境外投資敏感行業目錄(2018年版)》,體育俱樂部等行業在列;二是,中資控股球隊在今年夏天遭遇一連串問題。
7月11日,因為3200萬歐元的資金無法到位並及時還給埃利奧特基金,中資控股的AC米蘭俱樂部老板易主;一周後,被寄予厚望的徐根寶經營3年的洛爾卡因為內外問題重重,退出西乙B聯賽;7月20日,維拉官網宣布,NSWE公司為維拉註入大筆資金,成為球隊最大股東,而夏建統會成為聯合主席,並留在董事會,中資在這家俱樂部兩個多賽季的經營告一段落。
“我們對歐洲球隊的考察一年前已停滯。管理難題我們之前有預料,但這波退潮來得還是比較快。”與JASSON有過多次接洽的某集團執行董事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收購潮如何退去
該執行董事第一次與JASSON接洽是在2016年年初,當時正是中資收購海外足球俱樂部的高峰時期。
全球化智庫統計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連續10年增長。2016年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的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其中文化、體育、娛樂業的投資占比達到了5%。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如果算上贊助商,到2016年,中國資本投資境外足球產業的公開項目已近20個,投資總額約百億元人民幣。
到今年夏天,除了上述三家中資俱樂部出現問題外。今年2月,大連萬達集團將所持馬德里競技俱樂部17%的股份賣給了以色列富翁Idan Ofer的量子太平洋集團;中資控股的帕爾馬近期也出現了問題,7月23日,意大利足協官方宣布,因球員在升級關鍵戰中有涉嫌操縱比賽的行為,帕爾馬新賽季將扣除5分,而涉事球員卡拉約被禁賽2年,隨後帕爾馬官方發布聲明,表示將提起上訴。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目前已公開的易主或者存在問題的中資控股俱樂部占到了境外足球並購項目的一半。
“從浩浩蕩蕩的收購到中資退潮不過兩年時間。其實,收購本身不是什麽難事,難的是收購之後。尤其是企業文化不同的問題怎麽解決,比如董事會職責尤為重要,中國投資者的話語權究竟如何、對高管的選拔與監督等都值得關註。”JASSON表示。
業界分析認為,近些年中國資本投資海外足球產業的項目中,有成功的案例,但更多的是失敗案例,或者與預想中有很大差距。
“我也走訪了很多收購海外民營企業的老板。大致有幾種模式,一種模式就是收購以後必須控制,必須換人,老板要沖到前面來;還有一種老板無為而治,什麽也不管。”25日,英超南安普頓足球俱樂部的最大股東高繼勝在Leaders(領袖)體育商業峰會上表示。
無論是哪一種模式,中資想擁有一點話語權的談判過程都是非常艱難的。
一家中方控股的投資者曾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們之所以全資收購,主要是因為想擁有話語權,能夠讓中國人真正了解到國外俱樂部整體運行的真實情況並獲得經驗。“但每家俱樂部都有自己的核心商業秘密,即便你是控股方,也未必能夠全部知道。而且歐洲俱樂部對俱樂部本身的品牌保護還是很強烈,即便你是大股東,不認可你的管理就是不認可。我們曾想輸送一個中國的助理教練都歷經多次談判、多次協商才能達成。”
高繼勝認為,了解雙方文化是需要時間的,但相互尊重,相互妥協努力協調也很重要;老板必須要尊重球員、球迷、管理層的創造性發現。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仍有歐洲足球俱樂部轉讓股權,但中資企業的興趣已降溫許多。
上述執行董事表示:“我所接觸的投資者多還是熱愛足球運動,並很想借助收購和管理過程能夠學習到歐洲的經驗,從而影響中國足球運動的發展,但多還是事與願違。諸多原因中有管理經驗不足,也有專業水準問題,比如財務管理、對沖基金對決等。”
圍繞產業鏈上下遊做文章
如此複雜環境下, JASSON最終放棄並購項目業務,開始圍繞體育產業鏈上下遊做文章,比如轉播權、經紀等業務。
今年上半年,就有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簽署了收購西班牙影音轉播制作公司Imagina 53.5%股份的協議。Imagina擁有西班牙甲級足球聯賽的轉播權。
公開資料顯示,Imagina在2016年營收達到15.36億歐元,目前價值估計為19億歐元。其子公司Mediapro主要負責體育板塊,擁有西班牙足球甲級聯賽、歐洲冠軍聯賽及國際籃球聯合會在西班牙的電視轉播權。
“中資對全球大型賽事IP的收購並不是從今年開始,萬達對盈方的收購就是賽事版權、轉播權為主,收購傳媒集團,還是可以學習體育媒體產業的技術和經驗。” JASSON認為。
此外,“體育經紀”也成為中資企業掘金之地。
比如,當代明誠(600136)2016年以8.2億元收購雙刃劍體育,當時,雙刃劍已與歐洲體育經紀公司MBS建立合作;貴人鳥(603555.SH)自2015年開始通過子公司貴人鳥香港多次投資西班牙足球經紀公司BOY,目前已占後者43.95%股份。
“成熟的體育產業必須建設成熟的體育競技體系,中國的體育經紀也將進入專業化和數字化時代。”體育產業天使投資人易非稱。
Forbes數據顯示,從事體育經紀業務的前10大公司中,最大的CAA 2017年持有的合同總價值為84.5億美元,其簽約運動員數量為436人,人均合同價值接近2000萬美元。
據易凱資本估算,2016年中國體育明星經紀市場規模為10億元。中泰證券預測,2025年中國體育經紀業市場規模有望達2500億元。
隨著體育競技市場成熟,中國體育經紀業務也將走上職業化,而在上升的過程中,通過收購海外經紀公司能彌補國內經紀專業短板,成為搶占先機的企業的一條“捷徑”。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金融對外開放舉措要落地,修法是前提。經過兩個月征求意見後,銀行業持續對外開放的一大重要政策落地。
8月23日,銀保監會正式發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下稱《決定》)。其中主要涉及金融開放多項規章制度的廢除與修改。
業內人士稱,《決定》以一部規章的形式,從四方面入手廢止了此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股比限制的規定,標誌著外資正式享有“國民待遇”。
隨著持股比例放開,市場關心,當一家中資銀行外資持股比例較高時,究竟算中資銀行還是外資銀行?對此,銀行業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監管按照“出生論”來進行管理,即設立的時候是什麽類型的機構即遵照什麽監管辦法。外資持股比例變化多少,不改變機構類型。
接近監管的人士表示,此次落地的對外資開放金融舉措,讓外資享受“國民待遇”,而非“超國民”待遇,隨著我國監管能力不斷提升,進一步對外開放,將有利於進一步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水平,以及資源配置效率銀行外資股比限制取消,外資終獲國民待遇,“出生論”監管,持股多少不改變機構類型和金融服務水平。
“四面出擊”,外資終獲國民待遇
此前,關於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股比限制的規定集中在以下4部規章中。
一是《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第8條和第9條;二是《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11條;三是《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16條;四是《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第117條。
此次銀保監會“四面出擊”,《決定》以一部規章的形式,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同時修改上述3部行政許可規章中的相關條款。主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廢止《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對中、外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適用統一的許可辦法,符合國民待遇原則。
其次,取消《中資商業銀行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農村中小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和《非銀行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比限制。刪去上述3部許可辦法相關條款中關於單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作為發起人或戰略投資者向單個中資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以及作為戰略投資者向單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入股比例不得超過20%、多個境外金融機構及其關聯方投資上述機構入股比例合計不得超過25%的規定。
第三,按照中外資同等對待的原則,明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的,按入股時該機構的機構類型實施監督管理,不因外資入股調整銀行的機構類型。
最後,明確境外金融機構在投資入股中資銀行時,還應遵守國家關於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境內投資的有關規定。
修改後,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股比限制即被全面廢止。事實上,隨著今年金融開放不斷提速,6月,銀保監會已經發布《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廢止和修改部分規章的決定(征求意見稿)》。業內人士指出,此次正式發布的《決定》與此前征求意見稿相比並無較大改動。
遵照“出生論”,持股多少不改變機構類型
隨著外資持股比例放開,市場關心,當一家中資銀行外資持股比例較高時,究竟算中資銀行還是外資銀行?
此外,由於此前已經有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對外資股比限制放開後,外資持股一家中資銀行持股比例較高之後,究竟按照中資銀行管理還是按照外資管理?
對此,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指出,在現行監管體系下,中資銀行包括國有控股大型商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村鎮銀行等機構類型。
上述負責人指出,《決定》規定,外資入股上述銀行,按照入股時被投資銀行的機構類型實施監督管理。不因外資入股而將上述銀行變更為《外資銀行管理條例》所規範的外商獨資銀行或中外合資銀行。對外資入股的上述銀行,在市場準入、業務範圍、經營地域等方面,適用與該機構類型相對應的許可規章和其他審慎監管規定。
對此,上述銀行業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監管按照“出生論”來對銀行進行管理,即設立的時候是什麽類型的機構即遵照什麽監管辦法。外資持股比例多少,不改變機構的“類別”。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指出,《決定》明確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除需遵守相應機構類型的審慎監管規定外,還應遵守現有和未來我國關於外商投資的基礎性法律。
上述銀行業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以後,監管要向精細化的方向轉變。比如,以前是單一的股比限制,未來可能更多看資本水平、在當地的業務優勢、股權結構、公司治理是否合理,會否侵害少數股東利益等,通過多維度評估外資行經營發展情況。此外,監管也會向海外監管機構學習,與海外監管機構建立更好的合作關系。
日歐多家外資機構表達合作意向
回顧中國銀行業開放歷史,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市場化改革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既通過“引資”增強了中資銀行的資本實力,又通過“引智”提升了中資銀行的經營管理和風控水平。
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中國宣布將確保已宣布的重大金融開放舉措盡快落地,努力讓開放成果及早惠及世界各國企業和人民。
不過,取消銀行股比限制也引發一些市場擔憂。例如,這次中國銀行業開放步子是否邁得“過大過快”?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會否受到沖擊或由此引發金融風險?甚至有觀點認為,外資銀行可能會把中國金融機構未來的增長紅利賺走,“肥水流到外人田”。
銀保監會相關負責人則表示,當前,中國銀行業監管體系不斷完善,監管能力不斷提升,監管手段不斷豐富,具備在便利外資深度參與的同時,有效防範開放風險、維護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的能力。在推動落實放寬市場準入的政策過程中,宏觀管理部門不斷完善機制建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金融監管部門積極推動完善金融領域的安全審查和相關審慎監管機制,維護金融穩定。
一位銀行業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中國金融開放不是迫於外部壓力或是被動選擇,而是針對中國經濟改革、金融發展現實情況做出的主動選擇;銀行業對外開放可以提高金融體系資源分配效率;中國金融對外開放還要註意開放與防範風險的平衡。
此外,第一財經記者獲悉,銀行業相關領域的對外資開放,銀保監會此前已按部就班推進部署,例如,2017年宣布取消除民營銀行外的中資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股比限制,實施內外一致的股權投資比例規則。
7月11日,銀保監會官網顯示,近期批準約旦阿拉伯銀行籌建上海分行、中國信托商業銀行籌建深圳分行、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深圳前海支行升格為分行,批準彰化商業銀行在中國大陸的子行開業、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在中國大陸的子行開業。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隨著中國金融開放政策陸續部署到位,還有日本、歐洲等國的多家機構表達了合作意向。
例如,4月27日,廈門金美信消費金融有限責任公司正式獲得銀保監會批準籌建,這是首家獲批的兩岸合資消費金融公司;5月2日,銀保監會發出關於籌建工銀安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批複通知。
6月26日,在銀保監會例行發布會上,星展銀行(中國)首席執行官葛甘牛表示,星展集團計劃在中國設立合資證券公司。他透露,目前星展銀行正在積極研究設立分行和子行。
對於此輪金融開放沒有看到更多美國金融機構的身影,有業內人士稱,事實上,此前美國金融機構如花旗銀行等在國內已經基本完成布局,這一輪開放更多以新興市場國家為主。
上述銀行業專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資管業務、不良資產業務等是外資行比較看重的領域,在當前中國銀行業不斷轉型提升服務水平的過程中,也遇到諸多困難與挑戰,中外相互切磋、良性互動更加有利於中國銀行業健康發展。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