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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如何扶貧脫貧：“四精準”治“貧血”

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扶貧脫貧仍是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咱村里老百姓就靠種果樹精準脫貧。”全國人大代表、貴州山區的果農張國英說。他是村里頭第一個種果樹的。開頭種的時候，村里人嘲笑，認為他種不出水果。後來種出來了，賺錢了。村民一個個跟著種，第一批就有34戶。現在，村里家家都有果樹，他們鄉也成了果樹之鄉。

山區是林業生態建設的主戰場，也是我國貧困人口的聚集區。第一財經記者18日從國家林業局了解到，我國60%的貧困人口分布在山區，林地林木等森林資源是山區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和林農最豐厚的家產。

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介紹，在貧困地區大力發展林業，利用森林資源發展綠色富民產業，可以吸納貧困人口就業增收，增加林產品有效供給，改善生態狀況，促進生態保護與脫貧增收協調發展。

多年的扶貧工作實踐證明，加強林業生態建設，發展林業產業，是一項興山富民的重要扶貧舉措，是增加山區農民收入、推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是實現生態建設與精準脫貧的“雙贏之策”。

山區是林業生態建設的主戰場，也是我國貧困人口的聚集區。攝影/章軻

林業扶貧“成績單”

貴州省黔南州龍里縣，野生刺梨資源豐富，是當地的傳統種植業。十年前，該縣茶香村是省級貧困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元。近些年來，該村改良和推廣優良品種，全村種植刺梨近萬畝，目前進入盛果期的達8000畝，形成了”十里刺梨溝”的景觀。僅刺梨一項，該村林農總收入超過千萬元，林農人均純收入1.2萬元。

自“八七扶貧攻堅”開始，按照國務院扶貧辦工作部署，國家林業局主抓黔桂九萬大山地區19個縣的定點扶貧工作。到2015年8月，國家林業局定點扶貧對象精準調整為貴州荔波縣、獨山縣，廣西羅城縣、龍勝縣等4個縣。

與此同時，林業定點扶貧也走出了一條靠山養山、養山興山、興山致富的林業扶貧開發之路，初步形成了以經濟林為龍頭驅動的主導產業基本格局，貧困人口逐年減少，生態環境有了明顯改善。

林業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1-2015年，貴州省19個縣GDP由115億元增加到729億元，林業產值由10億元增加到242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277元增加到6113元，森林覆蓋率由59%增加到69.4%。到2015年底，4個定點縣的貧困人口由2010年的57.6萬人減少到18.6萬人。

2015年11月底，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吹響了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林業再次成為脫貧攻堅主戰場。

國家林業局介紹，一年多來，林業部門挖掘林業扶貧潛力，探索林業精準脫貧路徑，統籌扶貧與生態保護“共贏”。印發了《關於加強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和產業發展促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通知》，確立了“四精準、三鞏固”機制，形成了統籌謀劃、統一部署、統一行動的林業扶貧工作體系，林業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為打贏脫貧攻堅貢獻了林業力量。

2016年安排貧困地區中央林業資金417.7億元，比“十二五”年均增加27%，選聘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生態護林員28.8萬名，精準帶動108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

生態產業雙管齊下療“活血”

不只是這些定點幫扶的地區，其他許多貧困地區，都依托林業，加強生態保護和產業發展，推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按照中央“五個一批”的明確要求，林業系統堅持生態補償脫貧與特色產業脫貧並重，實現生態保護與產業致富“雙贏”。發展林業，既能治窮脫貧，又能長遠固本。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說，生態扶貧和產業扶貧是精準扶貧的重要內容。

四川省廣安市前鋒區觀塘鎮仙石村是個貧困村，貧困戶普遍栽種花椒樹，但由於沒有掌握花椒樹的培育管理技術，花椒產量低、品質差、效益低。2016年實施扶貧開發整村推進項目，技術人員與該村結成技術幫扶對子，並向貧困戶贈送枝剪、手鋸等修剪工具，深入現場操作示範，教貧困戶修枝、施肥。該村的青花椒豐收，品質也提升，加上套種的花生、黃豆，人均年收入增加4000元以上。村民們對脫貧致富充滿了信心，表示將擴大種植規模。

近年來，圍繞加快落實“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的重點任務，林業部門推進林業生態保護向片區和貧困戶“雙傾斜”，實現生態保護扶貧。一方面增加片區實施的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石漠化治理、防護林建設、濕地保護與恢複等林業重大工程的任務和資金，支持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涉農資金試點;一方面提高貧困戶參與度，將營造林、森林撫育、森林管護等建設任務，直接安排到貧困戶，提高貧困戶的勞務收入和受益水平。

在陜西省榆林市榆陽區，新一輪退耕還林優先滿足貧困村需求，安排貧困戶每戶3-5畝，享受相關補助政策。到2020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戶均擁有2畝退耕還林地，人均擁有特色經濟林1畝以上。今後五年，對及時開展森林撫育或封山育林的貧困戶，每畝補助40-100元或70元。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項目、國家造林補貼試點項目，突出向重點扶持吸納貧困群眾務工的林業大戶、林業專業合作社和“公司+農戶”股份制企業傾斜。

按照中央“發展生產脫貧一批”的要求，以發展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為主，在832個集中連片貧困縣和國定貧困縣，大力發展特色經濟林和林下經濟等綠色富民產業。2015年國家林業局出臺《關於整合和統籌資金支持貧困地區油茶核桃等木本油料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會同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開發與林業生產經營周期相適應的金融創新產品，安排60億元優惠貸款支持江西省贛州市油茶產業發展。在林業傳統基礎設施、林業公共服務領域出臺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推進林業建設指導意見，優先打造林業PPP扶貧項目。依托貧困地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沙漠公園、自然保護區等自然景觀資源，發展森林旅遊和休閑康養產業，吸納當地貧困人口就業。

榆林市榆陽區，在大扁杏、核桃、山地蘋果和山杏栽植區的貧困村，打造出各類林果專業村5個，每村給一次性補助3-5萬元。在78個貧困村中，打造各類林業精品示範點15個。對自願新栽植大扁杏、核桃和山地蘋果等樹種的貧困戶，按照每畝1000元的標準分5年給予補助。

雲南文山州廣南縣是國家級貧困縣和省重點扶貧縣，全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2.4萬戶9.1萬多人。近年來，該縣把發展以油茶為主的木本油料種植，作為可持續脫貧產業來抓。到去年5月底，全縣建成油茶產業基地67萬多畝、核桃產業基地27萬多畝，實現綜合效益1.2億元。通過發展木本油料產業，已實現1800戶7000多人脫貧。預計到2018年，可實現6000戶2.3萬人脫貧。

貴州黔南州實施退耕還林工程，發展以“都勻毛尖”為主的綠色茶產業。州林業部門每年對5個產茶重點縣市安排1000萬元，其他一般產茶縣市安排500萬元的財政專項資金，作為“都勻毛尖”發展資金，茶園基地建設每畝補助1100元。2015年至今，全州累計整合資金3.92億元用於茶產業發展。目前，全州“都勻毛尖”種植面積151萬畝，實現綜合產值40億元，茶農人均茶青收入3160元，占全州人均農民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勻市毛尖鎮坪陽村支部書記張光輝，帶領全村346戶農戶擴大花園栽種面積6000畝，2016年上半年全村茶葉銷售收入達到6000萬元。

浙江省林業廳巡視員吳鴻認為，在南方山區發展香榧、核桃等幹果產業可以實現生態持續改善、農民穩定增收。他建議，把香榧、山核桃等幹果作為山區長期穩定增收和永久脫貧的優勢特色產業來培育和支持。

發展生態旅遊、林下經濟、森林人家，群眾能精準脫貧，生態也能得到更好保護。據重慶市林業局副局長張洪介紹，重慶市對有條件開辦森林人家的困難村民，每戶給予5萬元補助;沒有條件的貧困戶，采取合作的方式，讓貧困戶參與到森林人家的經營中，5萬元補助一部分交至村民手中，剩余的由村民入股森林人家，同時，這部分村民在森林人家從事工作也會獲得勞務收入。有些住在偏遠山區的村民搬至山下經營森林人家，當年就脫了貧。

“四精準”治“貧血”

國家林業局介紹，為推進林業精準扶貧，各地林業部門在精準施策上出實招、在精準推進上下實功、在精準落地上見實效。

生態護林員精準到人。2016年印發《關於開展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生態護林員選聘工作的通知》，以集中連片困難地區為重點，以具有一定勞動能力，但又無業可扶、無力脫貧的貧困人口為對象，采取村民推薦、集中公示、縣鄉審核等選聘程序，在中西部21個省(區、市)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選聘了28.8萬名生態護林員。中央財政安排20億元用於購買生態服務，推行生態管護員，新增森林管護面積3億畝，地處貧困地區的大江大河源頭和深山遠山的天然林、公益林得到有效保護。被聘用的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40-60歲的占七成以上，有7萬人屬於因各種原因返鄉人員，實現了山上就業、家門口脫貧，精準帶動108萬人脫貧。

退耕還林精準到戶。2016年，將新增退耕還林任務重點安排到可退面積大、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多的貴州、甘肅、雲南、新疆、重慶等省(區、市)，各省將增量任務優先安排給建檔立卡貧困戶。縣級財政第一年將800元/畝補助直接打入貧困戶一卡通，第三年、第五年驗收合格後再分別打入300元、400元。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全國共安排72.3萬貧困戶退耕還林任務414萬畝。

金融扶持精準到利益分配機制。統籌各項林業資金，對油茶、核桃等種植範圍廣、產業鏈條長、產品種類多、收益期長、就業容量大，能夠促進貧困地區長期穩定受益，又能維護國家糧油安全的木本油料發展給予大力支持，通過與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建立利益聯結機制，保障貧困人口收益。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將林業補助資金作為貧困戶的股份，投向龍頭企業、合作社，貧困戶參與勞務，按股分紅、按勞取酬。二是以專業合作社為平臺，對貧困戶土地實行統一規劃、統一整地、統一購苗、統一栽植，栽植後分戶管理，自行收益。三是國有林場將適合種植油茶核桃的林地，按照一定標準，委托貧困人口種植，種植後采取自主經營或委托林場統一經營，按不同經營模式、比例分紅，貧困戶受益期可達30年。

定點縣精準到摘貧困帽時限。2016年印發《國家林業局定點扶貧幫扶計劃》和《定點縣“十三五”林業扶貧規劃》，提出幫扶貴州省獨山縣和荔波縣、廣西壯族自治區龍勝縣和羅城縣等4個林業定點幫扶縣如期脫貧摘帽主要政策措施。2016年，進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4個定點縣落實中央林業資金1.9億元;協調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與4個定點縣簽署合作協議，為基礎設施、易地搬遷等項目放款17.83億元;專項安排生態護林員6500人。為提高幫扶能力，國家林業局先後派出17名幹部到滇黔石漠化片區扶貧掛職，其中5名扶貧掛職幹部在4個定點縣，培訓當地林業幹部、農民170多人，向4個定點縣各贈送50萬元林業科技書籍。

“三鞏固”持久圖“造血”

國家林業局介紹，在推進精準脫貧的同時，通過實施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森林旅遊水平、發展特色林果和林下經濟鞏固脫貧成果，激發貧困地區內生動力和“造血”能力，確保脫貧成果穩得住、長期化。

結合大規模國土綠化，加快易地扶貧搬遷遷出地生態修複，改善貧困地區生態環境，安排搬遷戶勞動力參與生態保護與建設，鞏固易地扶貧搬遷成果。寧夏回族自治區將1271萬畝遷出地全部用於生態恢複，安排部分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就地實行管護。

各地還加大森林公園、濕地公園、自然保護區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森林旅遊，為貧困人口興辦“森林人家”，擴大與旅遊相關的種植業、養殖業和手工業發展，促進貧困人口脫貧增收。

發展特色林果和林下經濟鞏固脫貧成果。結合林業重點工程實施，在保證生態效益的同時，大力發展適合在貧困地區種植、市場需求旺盛的特色林果、林下經濟，2016年評出225個“服務精準扶貧國家林下經濟及綠色產業示範基地”，帶動貧困人口發展林下經濟就業增收。

張建龍表示，2017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一年，也是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化提升之年。林業扶貧攻堅雖成效明顯，但脫貧任務仍十分艱巨。

針對落後偏遠山區、林區、沙區脫貧“疑難雜癥”，張建龍表示，全國林業系統將繼續咬定目標，聚焦精準，以提升林業可持續精準脫貧能力為核心，以推廣“生態脫貧”“產業脫貧”典型經驗為主要任務，以創新貧困戶利益聯結機制為重點，以推進科技服務、金融服務為支撐，大力推進生態保護脫貧、特色產業脫貧，不斷提高林業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成效。

張建龍表示，今年將加快推進退耕還林覆蓋貧困人口。將2017年新增退耕還林任務中的980萬畝安排到832個貧困縣，由貧困縣林業主管部門委托鄉鎮林業、土地部門確定可退耕地塊，將地塊涉及的貧困戶優先納入退耕計劃，和貧困戶簽訂任務合同，爭取2017年退耕還林任務安排涉及更多貧困戶。鄉鎮林業工作站技術人員根據當地自然條件和市場需求，指導貧困戶發展適宜種植的經濟林。

同時，總結推廣山西扶貧攻堅造林合作社模式。在全國“十三五”造林任務較重、貧困人口較多的河北、內蒙古、江西、湖南、湖北、貴州、雲南、陜西、甘肅等省推廣，爭取組建3000個造林營林合作社，吸納5萬名貧困人口參加造林、營林、撫育管理，就地務工脫貧。

在金融創新扶貧主面，張建龍表示，將重點解決貧困人口發展木本油料等綠色產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協調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創新金融產品，廣泛推廣還款期最長30年、寬限期8年、基準利率、中央財政貼息的優惠貸款政策，爭取2017年落實林業扶貧貸款300億元，啟動實施林業PPP扶貧試點項目4-5個。

中證協發布扶貧名單：今年25家券商幫扶32個貧困縣

3月23日，中證協發布2017年第一批證券公司落實“一司一縣”結對幫扶倡議行動名單，共有25家券商“榜上有名”，其中有17家券商去年已幫扶貧困縣，全國32家貧困縣成為券商結對幫扶的對象。

這是中證協第七次發布此類名單。早在去年底，中證協發布了前6批證券公司結對幫扶情況匯總數據，去年全年共有82家證券公司幫扶全國125個貧困縣，其中有10個貧困縣各有2家券商在結對幫扶。

從此次名單看來，中泰證券需要幫扶4個貧困縣，分別是江西省修水縣、貴州省龍里縣、貴州省平塘縣及安徽省臨泉縣，幫扶數量最多。以此匯總，自去年以來，從證券公司結對幫扶的數量來看，華林證券一共需要幫扶6個貧困縣，均在西藏，為幫扶數量最多的券商；國信證券幫扶數量次之，共幫扶5個貧困縣；而財富證券、東北證券、光大證券、長城證券等券商各需幫扶4個貧困縣。

截至3月23日，中信證券、國泰君安證券、長江證券及太平洋證券等4家A股上市券商發布了《2016 年度社會責任報告》，“曬”出扶貧成績單。自證監會去年9月份發布扶貧新政以來，已有近百家券商幫扶國內貧困縣。

總體來看，這四家券商扶貧投入均超過百萬元，扶貧工作主要集中在助力貧困地區企業IPO、幫助貧困縣企業到新三板掛牌融資、參與設立中證焦桐扶貧產業基金，以產業扶貧、就業扶貧等措施，助推貧困縣脫貧。

861億中央扶貧資金新規：項目審批權下放到縣

為了讓扶貧更加“精準”，中央專項扶貧資金使用急需調整，比如資金與脫貧成效掛鉤，給地方花錢更多自主性。

3月24日，財政部、扶貧辦等六部委聯合公布的《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正是朝這個方向邁出一大步。

《辦法》將統籌整合使用各類扶貧資金，發揮整體效益。並在精準識別貧困人口的基礎上，把資金使用與建檔立卡結果相銜接，與脫貧成效相掛鉤，並把項目審批權限下放到縣級，提高資金使用精準度和效益。

財政部部長肖捷在今年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表示，今年擬安排補助地方的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861億元，比去年增長30.3%。

如何使這861億元中央專項扶貧資金高效使用，實現精準扶貧?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辦法》首次將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定位為“主要用於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資金”。

對比此前相關法規，此次《辦法》有了幾點重大變化。

首先，資金安排上更加註重脫貧成效。

根據《辦法》，861億元資金分配主要考慮貧困狀況、政策任務和脫貧成效等。與之前的法規相比，脫貧成效首次被獨立提出，脫貧成效好的地方資金分配將更多，這也將改變之前扶貧效果差反而獲取更多扶貧資金，而扶貧效果好反而獲取扶貧資金減少的怪狀。

脫貧成效主要考慮扶貧開發工作成效考核結果、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績效評價結果、貧困縣開展統籌整合使用財政涉農資金試點工作成效等。

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使用管理實行績效評價制度，績效評價結果以適當形式公布，並作為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分配的重要因素。

其次，資金使用範圍因戶施策、因地制宜，同時縮減項目管理經費。

由於各地情況不一，此次《辦法》在資金使用範圍上較之前法規有所淡化，更加強調結合地方實際情況，因戶施策，因地制宜確定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使用範圍。

但這並不意味扶貧支出沒有約束。

《辦法》規定，各省可根據扶貧資金項目管理工作需要，從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中，按最高不超過1%的比例據實列支項目管理費，並由縣級安排使用，不足部分由地方財政解決。

不超過1%項目管理費比例較之前更加嚴格。此前規定是地方按照2%的比例提取項目管理費。

和此前法規相一致，《辦法》列出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不得用於9項支出，包括行政事業單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訊設備，各種獎金、津貼和福利補助等與扶貧攻堅無關的支出。

最後，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項目審批權限下放到縣級，強化地方對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的管理責任。

此前法規只是提出逐步把審批權限下放到縣級，而現在則完全將項目審批權下放到縣級，有利於地方提高資金使用精準度和效益。

另外，《辦法》鼓勵地方探索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政府購買服務、資產收益扶貧等機制，撬動更多金融資本、社會幫扶資金參與脫貧攻堅。

《辦法》要求，全面推行公開公示制度。推進政務公開，資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資金分配結果等信息及時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監督。

蓋茨基金會啟動新項目，助力中國扶貧攻堅“最後一公里”

24日，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簡稱“蓋茨基金會”)宣布與中國達成多項合作成果，持續支持中國應對國內健康與扶貧挑戰，並推動中國充分發揮創新潛力，成為全球健康與發展領域強有力的合作夥伴。正在中國訪問的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兼理事比爾·蓋茨參與啟動了這些項目。

蓋茨表示：“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再次來到中國，與各界朋友共同探討全球健康與發展話題。2017年是蓋茨基金會進入中國的第十個年頭，我們在支持中國加快實現自身健康與發展目標進程的同事，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國利用技術、創新、資金和政策方面的優勢，在全球健康和發展領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行取得的合作成果，講進一步支持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健康和發展目標”。

助力中國扶貧攻堅“最後一公里”

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實現了7億多人口成功脫貧，開創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模式。在此基礎上，中國又提出2020年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在該目標的指引下，蓋茨基金會與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於3月24日上午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將合作開展針對扶貧政策的研究，助力中國走完消除貧困的“最後一公里”，並深入總結中國已經取得的扶貧成功經驗，積極促進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質檢的扶貧經驗分享，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好地應對類似挑戰。

推動中國發揮全球領導力

同日上午，蓋茨基金會與農業部簽署諒解備忘錄，建立農業合作夥伴關系，旨在支持中國將其農業發展資源、經驗與技術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分享，發揮中國對非洲國家農業轉型的重要影響力。雙方將在適應非洲當地需求、有助於提高農業生產力、培育可持續發展農業的產業鏈各個環節開展合作，通過推進非洲相關國家農業可持續發展幫助其實現減貧目標。

寄望中國創新與慈善發展

24日下午，北京市副市長隋振江、清華大學校長邱勇與比爾·蓋茨共同出席了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GHDDI)啟動儀式。GHDDI將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突出疾病挑戰，充分發揮中國研發優勢，開展國際藥物研發合作，成為連接全球健康藥物先期研發前沿機構與下遊臨床開發單位的樞紐，其科研成果將在全球抗擊被忽視的傳染病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啟動儀式現場

保險業精準扶貧：從簡單捐錢送物到因地制宜牢築“防護網”

“在國家‘精準扶貧’的政策下，現在保險業的扶貧已經從過去簡單的捐錢、送物，逐漸轉變為長效的，結合當地特色，與主業相關的持續性扶貧。”太平洋壽險山西分公司高級財務總監李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今年“兩會”期間表示，保險業開展精準扶貧主要從大病保險扶貧、農險扶貧、補位扶貧和產業扶貧四個方面。那作為天然有著扶危濟困屬性的產品，保險業在脫貧攻堅戰中具體是如何發揮自身主業優勢，進行精準扶貧的?

保險“防護網”避免“因病致貧”

國務院扶貧辦摸底調查顯示，我國現有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的占比達到42%，在“五大類致貧原因”中居首位，其中患慢性病或大病的超過1000萬。對他們而言，大病隨時可能導致整個家庭陷入貧困的深淵。而保險織起的“防護網”是解決因病致貧、返貧的有效途徑。

以山西為例，據了解，在山西省，合資格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除了本身的新農合外，當地政府還會為他們投保大病補充保險，中國人壽、太保壽險、人保健康以及平安人壽被指定為四家承保機構。

據太平洋壽險山西大同中支公司總經理董鐵軍表示，2016年11月，大同中支在太保壽險標準化的《惠民保綜合保障計劃》的基礎上，附加補充醫療保險，成功對大同渾源縣下轄7個鄉的貧困戶承保了大病補充醫療保險、人身意外傷害保險、意外傷害醫療保險等綜合保險服務，直接受益貧困人口2萬多人。

如何實現針對貧困人口保險產品的公益性?“我們為滿足貧困農戶多樣化、多層次的保險需求，分層次分區域制定不同保險產品，專門針對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進行了大幅費率調整，執行價格較純商業險標準費率下浮了90%以上，體現了該保障產品的公益性。”據董鐵軍介紹，一般保額20萬元的醫療保險需要2000元左右保費，但針對上述項目該險種相同保額的保費被降至18元。

而在山西太原，太平洋壽險太原中支則為太原市陽曲縣泥屯鎮18-50周歲範圍內的建檔立卡人員贈送團體意外保險附加意外醫療傷殘保險。據了解，該保險單筆保額6.2萬元，直接受益人群1085人，總保額為6727萬元。

李哲表示，劃定18-50周歲這個年齡段的建檔立卡戶作為保障對象，主要考慮到這部分人群主要以在外務工為主，發生意外風險的概率較高，贈送意外保險就是為了防止“因傷致貧”“因傷返貧”，針對主要風險精準送保險。

但是，針對高風險人群贈送保險或者大幅降低保費，對需要自負盈虧的保險公司來說，這筆賬是否算得過來?

對此，業內人士表示，保險公司不計成本地進行保險扶貧一方面是響應國家政策，踐行企業社會責任，另一方面，對在其他險種業務上獲取地方政府支持也有裨益。

農業保險為貧困戶“遮風擋雨”

“保險作為完善現代農業服務體系的重要力量，可以發揮分散農業經營風險、促進農民增產增收的作用。特別是對於農村貧困人群而言，一旦遭遇自然災害風險，能夠得到數十倍於保費的賠付，從而及時得到再生產啟動、生活自救等補償資金，顯著提高風險保障能力。”項俊波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我國農業保險業務年均增速達21.2%，累計為10.4億戶次農戶提供風險保障6.5萬億元，向1.2億戶次農戶支付賠款914億元。目前，農業保險已經覆蓋了農、林、牧、副、漁業的各個方面。2015年，農業保險承保主要農作物14.5億畝，占全國主要農作物播種面積的59%，其中三大口糧作物平均承保覆蓋率超過70%，承保農作物品種達189類。農房保險已覆蓋全國所有省市，提供風險保障1.4萬億元。我國農業保險市場規模已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二，農業保險穩定農村貧困群眾生產生活、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作用顯著發揮。

例如，2016年，安信農險在雲南省開創省內第一個目標價格保險——普洱市咖啡價格保險。該產品明確了咖啡生豆或咖啡鮮果的目標價，鎖定了咖農不同生產標的的保本微利價格，如果市場上的咖啡生豆收購的平均價格低於目標價格，差價部分由保險公司托底和理賠。目前該產品已幫扶了逾546戶貧困戶、約1800人，覆蓋咖啡種植面積6171.5畝，為總共1.5萬畝包含合作社雇用建檔立卡貧困戶在內的咖啡種植戶提供約4200萬元的風險保障。

因地制宜 精準產業扶貧

東長城村位於山西省大同市靈丘縣的西南山區，是一個靠天吃飯的純農業村，也是一個標準的“空心村”。據了解，2017年初通過填寫《東長城村貧困戶動態調整表》逐戶摸排，全村精準識別貧困戶為140戶422人，貧困發生率44.6%。

在這里，第一財經記者遇到了從太平洋壽險大同廣靈支公司經理崗位上被抽調而來擔任“駐村第一書記”的郭希斌。

根據國家的相關扶貧政策，部分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重點金融企業需要對貧困縣進行定點駐村幫扶，包括太平洋保險、太平人壽在內的多家金融企業均進行了駐村幫扶幹部的派遣。

郭希斌與其他兩位幹部員工作為太平洋壽險大同中支的駐村幹部工作隊從去年12月開始，對東長城村開展為期兩年的脫產駐村扶貧工作。

郭希斌表示，駐村後的第二天，工作組就深入各家農戶開展摸底調研，並對近三年來的脫貧攻堅材料進行梳理。通過和村民的走訪座談、與村幹部一起研究全村持續脫貧的方法路徑，結合當地自然條件，制定出了種植中藥材黃芪的可行性報告，已上報待批。

而董鐵軍表示，盡管派出三名幹部脫產扶貧對當地的公司運作難免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通過對農戶情況的摸底，也可以為公司完善保障體系、產品結構提供可參考的數據和素材。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發展是甩掉貧困帽子的總辦法。保險扶貧，不僅要通過‘輸血’幫助脫貧，更要通過‘造血’實現致富。”項俊波表示。

據了解，除了駐村扶貧之外，在產業扶貧方面，保險業同時也在積極發展扶貧小額信貸保證保險，並鼓勵保險資金以債權、股權、資產支持計劃等多種形式，積極參與貧困地區基礎設施、重點產業和民生工程建設。去年8月，中國保險業產業扶貧投資基金成立。探索通過“農業保險+信用保證保險+保險資金投融資”的模式，打通保險資產端和負債端，綜合發揮保險各領域優勢，建立健全保險扶貧全鏈條。據悉，其第一期10億元3天內募資完畢，共39家保險機構參與認購。

新三板扶貧新政：免收貧困區註冊企業掛牌初費

周二，全國股轉公司發布公告稱，為貫徹落實證監會扶貧政策，自今年1月1日起，暫免征收註冊在貧困地區的掛牌公司的掛牌初費。這是去年9月證監會實施扶貧政策以來，資本市場的最新扶貧措施。

股轉公司稱，新政是為了貫徹落實《中國證監會關於發揮資本市場作用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下稱《意見》)精神，支持貧困地區(指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確定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縣)企業利用多層次資本市場融資，減輕貧困地區掛牌公司費用負擔。

去年9月9日，證監會發布《意見》，提出對全國592個貧困縣企業IPO、新三板掛牌、債券發行、並購重組等開辟綠色通道。

根據股轉公司有關掛牌初費的業務規則，掛牌公司總股本2000萬股以下的，股轉公司收取掛牌初費3萬元;對總股本在2000-5000萬股間的，收費5萬元;總股本在5000萬-1億股之間的收取8萬元;總股本1億股以上，收費10萬元。自2015年1月1日起，股轉公司已經暫免征收註冊在內蒙古、廣西、西藏、寧夏和新疆5個民族自治地區的掛牌公司掛牌費用。

去年12月，股轉系統便向各主辦券商下發《關於統計貧困縣掛牌申請企業名單的通知》，對註冊地在貧困地區的掛牌申請企業實行“專人對接、專項審核”，適用“即報即審、審過即掛”政策，減免掛牌初費。

券商投行專家“投行老範”認為，和證監會一樣，股轉的扶貧政策也不會放松對企業質量把控的嚴格程度。

不過他還表示，股轉扶貧的政策引導意義更大，是一種表態，和證監會的貧困縣綠色通道還是有一定差異的，畢竟IPO目前一年半時間的綠色通道和此前兩三年的企業排隊時間相比縮減不少，而在新三板正常的企業6個月也一定能掛牌新三板，貧困區企業掛牌新三板即報即審也並未比正常企業節省多少時間。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24日，註冊在貧困縣內的新三板掛牌企業共有223家，其中有43家掛牌公司是在證監會出臺有關貧困地區IPO綠色通道的意見後遷至貧困地區的，有7家已進行了IPO輔導備案。

去年12月，國務院印發的《“十三五”脫貧攻堅規劃》提出，“到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12.8萬建檔立卡貧困村有序摘帽，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扶貧領域的種種弄虛作假行為

虛列項目、編造虛假材料、虛報人數、冒用他人名義……近年來，在各地查處的扶貧領域違紀案例中，通過弄虛作假的方式騙取扶貧資金、謀取私利的行為屢見不鮮。今年3月，中央紀委公開曝光八起扶貧領域腐敗問題典型案例，其中就有七起涉及弄虛作假行為。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強調，要緊盯脫貧民生領域，嚴肅查處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扶貧領域的弄虛作假行為嚴重侵害群眾利益，令人痛心。這些行為緣何頻發？其背後透露出哪些問題？

扶貧領域造假行為啃食群眾“獲得感”

眾所周知，扶貧資金本是困難群眾的“救命錢”，但個別基層黨員幹部卻將其視為“唐僧肉”，想方設法從中撈取利益，手段五花八門。

有的黨員幹部或其親屬明明不符合領取補助的條件，卻通過造假或欺瞞的方式蒙混過關。2016年1月，湖南省郴州市桂東縣清泉鎮村委會主任包華雲在明知其胞弟包某不符合貧困戶認定條件的情況下，卻未在精準識貧複核會議上說明，以致包某被評定為貧困戶。

有的黨員幹部利用虛假材料、虛假信息或虛假數據套取國家的補助資金。今年3月，江西省萍鄉市通報6起扶貧領域腐敗問題典型案例。其中，上栗縣金山鎮農醫所原所長鄭修明於2015年8月至9月，利用職務便利，以虛假資料騙取醫保基金、大病保險基金和民政救助資金共計26萬余元。武功山風景名勝區萬龍山鄉黃江村村委委員蔡錦榮於2008年至2015年期間，利用職務之便，通過虛報面積套取國家糧食直補資金和油菜補貼資金共計2.5萬余元。

有的黨員幹部甚至采取“借殼孵蛋”的方式謀取私利。2014年4月，甘肅省漳縣金鐘鎮尖子村黨支部原書記包尕寶，將用上級下達本村的20萬元扶貧資金購買的200只良種羊，全部納入親屬共同成立的專業合作社的名下，編制虛假良種羊發放名冊、合作社代貧困戶養羊的協議，將本應發放給50戶貧困戶的良種羊套進了合作社。目前，相關人員已受到懲處。

“蟻穴雖小潰大堤，蝗蟲多了吞沃野。”在一些案例中，有的黨員幹部侵占的款項看似不多，但對困難群眾而言卻能發揮不小的作用。扶貧資金既是貧困地區群眾的“救命錢”，更是群眾心中的一道亮光。如果任由這種弄虛作假侵害群眾利益的行為滋生蔓延，積少成多，不僅讓國家財政資金白白流失，使扶貧成效大打折扣，更傷了貧困群眾的心，啃食了群眾的“獲得感”，損害了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形象。

監督不力、責任缺失讓造假行為有機可乘

扶貧弄虛作假行為頻發，扶貧資金屢被侵占，既與部分基層黨員幹部黨性意識弱化、紀律意識淡薄有關，也與當地的一些黨員幹部責任缺失、履職不力以及相關部門監管缺失有關系。

比如，山東省紀委近日通報了淄博市博山區八陡鎮黨委原委員、政府原副鎮長房忠賢扶貧工作失職瀆職問題。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時任博山區博山鎮副鎮長的房忠賢在分管鎮扶貧辦工作期間，不認真履行工作職責，對轄區內部分省級扶貧村扶貧項目上報驗收材料把關不嚴，致使博山鎮轄區內3個村騙取國家扶貧資金52萬余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房忠賢因此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行政撤職處分，按科員確定職級待遇。

“一些地方對扶貧領域監管存在漏洞或流於形式，讓弄虛作假行為有機可乘，而一些幹部在扶貧政策落實當中的不作為、慢作為，更是對弄虛作假行為的縱容。”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紀委幹部尹如恒表示。

“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里有沒有讀書郎……”精準識別貧困戶是確保扶貧公正的重要關口之一，然而，一些基層幹部在識別過程中，不負責任，不加調查，隨意簽字，讓許多弄虛作假者得以順利過關。

據安徽省紀委近日通報，宿州市蕭縣龍城鎮李臺村在開展精準識別貧困戶工作中，村扶貧專幹劉步海對該村貧困戶蔣某在蕭縣縣城擁有房產，村民劉某某、李某、許某某三人名下有機動車輛等情況毫不知情，存在識別不精準、把關不嚴、履職不力問題。劉步海因此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回顧這些案例,不難發現，那些黨員幹部的虛假手段之所以能屢屢得手，恣意妄為，大多數都是鉆監督缺位的空子。如果把關者能夠認真履行自身職責，加強監督力度，許多此類問題就能夠避免。

加強監管，讓扶貧資金規範運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扶貧不是一句空口號，得有真辦法、實舉措、硬功夫才行。要想有效遏制扶貧領域的弄虛作假行為，同樣需要動真格、下狠勁。除了要嚴肅懲處違紀者本身，還要深挖細究，根治現象背後透露出的責任缺失、監管弱化、履職不力等問題。

各級黨組織要將精準扶貧工作紀律作為全面從嚴治黨、落實主體責任的重要內容，落實好黨政一把手的第一責任、黨政班子成員的分管責任、扶貧部門的牽頭抓總責任、職能部門的主管責任，層層傳導壓力，堅決避免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發生。

扶貧部門要對扶貧項目及專項資金實行“專戶管理、專賬核算、封閉運行”，該招標的必須招標，該公示的全面公示，確保扶貧項目及專項資金在陽光下運行。

“要把紀律挺在前面，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對扶貧領域出現的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早發現、早處理。”河南省澠池縣委常委、縣紀委書記郭占忠表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加大問責力度，以責任追究激發責任意識，對扶貧領域不作為、亂作為導致腐敗問題頻發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劉旭濤表示，對於那些表現優異的幹部，可以就地提級；而對於工作未取得成效、工作不力的幹部，組織部門則應采取談話提醒等舉措，確保脫貧攻堅任務穩步推進。

在制度落實方面，去年10月，國務院扶貧辦下發通知明確要求，要普遍建立駐村幹部召回制度，對不作為、不務實、不合格的駐村幹部堅決撤換。4月21日，在河南省召開的脫貧攻堅第三次推進會上，因為扶貧作風中存在“虛、浮、假”現象，綜合排名靠後的27個縣黨政主要負責同誌被約談，問題突出、工作中存在失職行為的相關縣黨政主要負責同誌受到問責處理。

脫貧攻堅，是一場必須打贏的硬仗。距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限越來越近，慢不得、等不起。各級各單位要不待揚鞭自奮蹄，進一步激發扶貧幹部幹事創業的激情和動力，鼓勵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幹，確保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不打招呼 不聽匯報 直接進村入戶 “逆向倒查”助推扶貧領域精準監督

　“明天就去檢查，好好準備一下。”類似這樣的提前透風聲、事先打招呼，是不少地方和單位的慣用套路。至於檢查效果，可想而知。

　　為用好檢查這柄利劍，推動工作落實，2017年，雲南省曲靖市紀委開展扶貧領域專項巡察和點穴式、地毯式、機動式等督查方式相結合，以直接進村入戶找問題、查實情逆向倒查為主線，直擊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緊盯黨員領導幹部、村組幹部問題線索開展督查。

進村入戶，在“最後一公里上”排查問題

　　“申報危房改造時，村主任王春明收取了3000元錢。”當督導組進村入戶了解情況時，建檔立卡戶對督查組說，“以前‘家訪’有村里人陪同，我都不敢說。”

　　這一幕，發生在2017年12月26日。當時，曲靖市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領導小組成立了五個督查組，對羅平縣阿崗鎮開展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專項督查。

　　“農戶反映的情況有名有姓，內容具體，我們作為問題線索及時向市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領導小組作了匯報。”第四督查組聯絡員說。

　　曲靖市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領導小組將問題線索移交。後經羅平縣阿崗鎮調查核實，建檔立卡戶向督查組反映的情況屬實，時任村主任的王春明在實施危房改造中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造成了不良影響。2018年1月7日，阿崗鎮黨委會議研究決定，給予王春明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更高效、更精準地發現問題。黨的十九大召開後，我們一改常規的督查方式，采取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匯報，直接進村入戶，再依次到村、鄉、縣、市直相關單位‘逆向倒查’的方式，深入群眾家中，發現問題、處理問題、解決問題。”曲靖市紀委副書記李建華說。

督查組深入馬龍縣相關村寨、農戶開展督查

　　據悉，自2017年8月以來，曲靖市紀委成立了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領導小組，制定了“月督查檢查、入戶倒查、問題清單報告、跟蹤整改、問責追責曝光”五項工作制度，以一月一督查為切口，以監督執紀問責的實際成效助力全市脫貧攻堅。

　　為避免多頭督查、重複督查，減輕基層負擔，曲靖市每月開展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督查的對象各有側重，直面問題，針對性強。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抽查貧困村1681個次，貧困戶5463戶次，扶貧工作隊942個次，發現問題196個，糾正196個。

限期整改，將責任壓實到“神經末梢”

　　在督查中，曲靖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瞄準“靶心”，查找問題，既嚴查扶貧領域的腐敗問題，又緊盯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作風問題，層層壓實責任。

　　2018年1月3日，一份曲靖市市級掛包單位脫貧攻堅“掛包幫轉走訪”工作考核不合格單位的通知發到全市各單位各部門，“中國石油曲靖銷售分公司”赫然在列。

　　2017年9月，曲靖市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督查組在師宗縣高良鄉團坡村督查。督查組不打招呼，直接深入農戶家中了解幫扶措施落實情況，當問及“市里是誰來結對幫扶、有些什麽幫扶措施”時，絕大部分建檔立卡貧困戶情況不清，政策不懂。

　　帶著問題，督查組先向村委會、再一級一級向鄉鎮、縣了解情況。

　　經了解，團坡村掛包幫單位系中國石油雲南曲靖銷售公司。自2015年9月掛包幫以來，中國石油雲南曲靖銷售公司一直沒有認真履行掛包單位職能職責，團坡村共有200多貧困戶，該公司只聯系了5戶，幫扶措施、資金、人員都不到位。

　　“脫貧攻堅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政治任務，任何單位和黨組織都責無旁貸。”2017年11月15日，曲靖市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領導小組辦公室向中國石油曲靖分公司下發了《關於對脫貧攻堅工作中存在問題進行整改的函》，責令其“針對存在問題，在5個工作日進行整改，整改情況及時報市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領導小組辦公室”。

　　經縣、市紀委多次約談，壓實責任，2017年底，中國石油曲靖分公司對脫貧幫扶中存在問題一一進行了整改，增加了駐村幫扶工作人員，落實了幫扶工作經費，完善了幫扶措施。“對團坡村需要幫扶和解決的問題，將在今後工作中逐一協調落實解決。”公司總經理表示。

鐵腕執紀，嚴守扶貧領域“紀律紅線”

　　扶貧領域的問題在哪里，執紀問責的板子就打到哪里。

　　“陸良縣大莫古鎮阿油鋪村委會報賬員羅平兩次騙取易地搬遷建檔立卡戶建房補助款，受到開除黨籍處分。”

　　“會澤縣樂業鎮阿布卡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陳懷興違規將其弟列為易地扶貧搬遷建房戶並領取補助資金2萬元，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羅平縣鐘山鄉魯邑村委會原副主任張先艷侵占危房改造補助款18100元，受到開除黨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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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扶貧領域監督執紀問責工作中，曲靖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圍繞“六個精準”扶貧要求，盯著“三保障兩不愁”，以“逆向倒查”貫徹監督檢查始終，精準發現問題線索，鐵腕執紀，嚴肅查處扶貧領域違紀問題。

　　“全市已經形成了督查與專項巡察互為補充、直面問題與限期整改同步推進，紀律審查與通報曝光同頻共振，市、縣、鄉、村四級聯動的網格化監督執紀管理模式。”曲靖市紀委副書記李建華表示。

　　針對扶貧領域存在的不嚴不實問題，曲靖市紀委出臺脫貧攻堅工作問責辦法，把未按規定要求走訪慰問貧困戶、未了解掌握家庭情況和實際困難、未制定有針對性幫扶措施的，以及存在不嚴不實、弄虛作假，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等22種情形納入問責內容，為精準扶貧劃出紀律“紅線”。

　　2017年8月至12月，全市共排查移送扶貧領域問題線索464個，處置369個，問責99人，處分80人，通報曝光68期274人。（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李靈娜 | 雲南省曲靖市紀委 王芬）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精準扶貧需長效機制 零售遊戲規則是“競爭求異”

每經記者 張斯 每經編輯 姚祥雲

聚焦“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3月10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第三場記者會在北京舉行。“精準扶貧”成為了今年委員們關註的重點之一，《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董事局主席劉強東也帶來了關於電商精準扶貧等方面的三份提案。

當前，我國經濟邁進新時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如何帶領企業摸索高質量發展的歷程和經驗，不斷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成為了新時代企業的新使命。

3月11日，劉強東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談到對於高質量發展的理解時，他表示，以消費驅動的中國經濟呼喚品牌的成長，中國企業要有擔當意識、找準自我定位，在電商富農方面，哪怕是小小的創新，都能激發農村市場的巨大潛力。

鄉村振興需產業體系支撐

貧困問題關乎人民生計，也關系國家尊嚴。在實現中國夢的行進坐標中，全面小康是“關鍵一步”，而消除絕對貧困，則是關鍵中的關鍵。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到，五年來，人民生活持續改善，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易地扶貧搬遷83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

在此背景之下，今年的“兩會時間”，代表委員們多從“精準扶貧”方面建言獻策。

一直以來，多次在外提及農民出身成長背景的劉強東，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有著較為深刻的理解，兩會期間他更是透露，希望能做一個不辜負期待、不愧對內心的“村長”。

此次兩會，劉強東的提案內容就鎖定了精準扶貧。在《關於發揮電商富農作用，打造扶貧“新通路”的提案》中，劉強東認為，電商可以發揮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有效地把社會資源的供給和需求銜接起來，破解貧困地區的“資源限制”，開辟脫貧攻堅的“新通路”，在扶貧工作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之前，我就一直深入基層。調研時我發現，經濟不發達地區主要的問題在於物流建設滯後、銷售渠道不暢，農民花了高價錢買不到好東西、農民的好東西也賣不出高價錢。”劉強東認為，零售基礎設施瓶頸嚴重滯後了鄉村產業的發展，鄉村振興不能靠留，要建立一個高效的、可持續的、有競爭力的產業體系支撐鄉村振興，要破解農村扶貧的瓶頸需要多方合力。

值得註意的是，為了調研貧困農村的實際情況，探索電商扶貧的新模式，劉強東從去年年底開始擔任河北省阜平縣平石頭村的“名譽村主任”。在采訪中，劉強東主動提及了在平石頭村的工作，並稱呼那里為“我們村”。

據了解，石頭村的山林里，生長大量野生核桃。過去需要村民到山里采摘後背出來賣，但賣不出好價錢，每斤只有大概8塊左右。自“劉村長”上任之後，在山里打造了幾十個無人機平臺，村民摘完核桃就用無人機運出來，這些核桃還有了一個新名字，叫做“村長劉”。

“為什麽叫‘村長劉’？就是要形成品牌，如果不形成品牌，還是8塊錢一斤去收購核桃，那麽農民還是賺不了錢。靠拼價格，是造成農民貧困很重要的原因，品牌一定要溢價，要給消費者帶來價值，東西質量一定要好。”談到平石頭村的產品，劉強東格外自信，也被打上了兜售土特產做“廣告”的嫌疑。

在劉強東看來，扶貧要形成一個長效機制。京東過去幾年的扶貧實踐一直強調產業扶貧，核心就是希望能夠幫助貧困戶建立一個可以自行運行的機制，“不能說我們今天去扶貧了，他就脫貧了，過幾年不做了，慢慢開始返貧，這樣是不行的。”

自2016年1月京東與國務院扶貧辦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後，截至目前共幫扶全國832個貧困縣上線農特產超過300萬種，實現銷售超過200億元。

在實施“扶貧品牌”培育行動的實踐中，加大農產品品牌培育力度，越來越多像“村長劉”一樣的扶貧品牌在電商平臺上不斷湧現，如河北武邑的“跑步雞”、江蘇泗洪的“遊水鴨”、河北阜平的“飛翔鴿”。

“打造一個品牌要花很多錢，但是長期來講，希望這些扶貧品牌能夠永遠不賺錢，也永遠不虧錢，只有做到這一點，企業才能持續性參與到扶貧行動當中來。”劉強東認為，應鼓勵各地與電商企業對接，共同建立線上線下品牌農產品營銷推廣體系，講好品牌故事，讓好東西賣出好價錢。

最後，談到發展農村電商最重要的意義，以及劉強東對於農村電商的規劃願景圖時，劉強東表示，發展農村電商，一方面是加速農產品上行，讓農民兄弟更快富起來，讓共同富裕的目標加快實現。另一方面，是讓消費更加公平，讓包括農村在內的所有消費者都能享受更高水平、更加均衡的商品和服務保障，讓消費者更有獲得感和幸福感。

零售的未來是“去中心化”

除了“精準扶貧”，“消費升級”也成為今年兩會上的熱詞之一。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五年來，我國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消費貢獻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務業比重從45.3%上升到51.6%，成為經濟增長主動力。

可以說，我國已經進入了消費需求持續增長、消費結構加快升級、消費拉動經濟作用成為主動力的重要階段。一個追求消費品質的時代呼之欲出，如何買得到、買得好成為消費者的新追求，也成為兩會熱議的焦點問題。

劉強東認為，想要實現高質量供給，除了要增強創新能力，也要註重了解、對接需求。在一家食用油京東自營店里，5升、4升、900毫升、158毫升等各種規格包裝的桶裝油應有盡有。“這些產品就是根據京東反饋的消費者數據量身打造的，比如158毫升包裝是專為做飯少、用油少的年輕群體定制的。”劉強東介紹，目前京東已經用大數據幫助很多企業實現“反向定制”，為企業插上了數字的“翅膀”，解決了生產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京東大數據顯示，消費者正在從傳統消費觀，例如買實惠、買大眾、重物質等方面演變成為“買優質、買小眾、買服務”等新型消費觀。消費也產生出了許多新的特點，如奢侈品消費存在低齡化趨勢，年輕人產生了圈子消費的特點，老年人也呈現出了“年輕態”的購物特點。

劉強東認為，在電商等零售模式的推動下，更先進的消費觀、成熟的消費行為正無界地滲透進各個人群、各個地域。以消費驅動的中國經濟呼喚品牌的成長，“品質、品牌、品商”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將構建互聯網時代的“新秩序”。

面對消費升級的零售變革，2017年，京東集團正式提出並確立了“無界零售”戰略，並提出從零售商向零售基礎設施服務提供商轉型。在從“一體化”向“一體化的開放”戰略轉變的過程中，京東通過過去十幾年來在電商、物流、金融和技術領域積累的資源和能力，重新整合，全面向合作夥伴開放。

基於該戰略，從去年底到今年初，京東攜手騰訊等夥伴頻頻出手布局零售業態。談及京東在零售業態中的投資邏輯時，劉強東表示，未來零售交易的核心將不再以流量為中心，“去中心化”幾乎是大勢所趨，客流和流量的巨無霸將不複存在，零售的未來不是“帝國”，而是“盟國”。

“整個零售生態中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會各有所長，並不斷優化，優勢互補，演化出無界零售的無界場景。”劉強東認為，未來的零售遊戲規則不再是“競爭趨同”，而是“競爭求異”，每個參與者最關心的是構建好自己的競爭優勢，做到“一技之長”，從而在零售生態中獲取無法取代的地位。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過去的一年，是京東集團歷史上承前啟後的關鍵一年。那麽對於京東來說，2018年的關鍵詞又是什麽？“2018年，進入新時代的中國將為我們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良機。我們將繼續沿著‘無界零售’戰略，加快對外開放賦能的腳步。”劉強東表示。

在劉強東看來，未來一年，持續全面開放共贏、加強技術投入增強核心競爭力、加快推進國際化戰略等都將是京東2018年的重要工作。“無界零售”正在推動大量線下實體商業升級轉型，京東需要更多的技術創新來為集團技術戰略落地奠基，“不僅如此，我們還將繼續開展中國品牌抱團出海計劃，在開展全球化業務布局的同時帶領中國品牌一起拓展國際市場。”

【財政部】合規光伏扶貧項目將列入電價補助目錄

據財政部文件要求，經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審核，現將符合條件的光伏扶貧項目列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並在財政部網站上予以公布。對於村級電站和集中電站，用於扶貧部分的補貼資金由電網企業或財政部門直接撥付至當地扶貧發電收入結轉機構，由扶貧主管部門監督全額撥付至光伏扶貧項目所在村集體。

附通知全文

關於公布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光伏扶貧項目）的通知

財建〔2018〕25號

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廳（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財政局，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

根據《財政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財建〔2012〕102號）和《財政部關於分布式光伏發電實行按照電量補貼政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財建〔2013〕390號）等文件要求，經國家能源局、國務院扶貧辦審核，現將符合條件的光伏扶貧項目列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並在財政部網站上予以公布。

按照國務院要求，為確保光伏扶貧收益及時惠及廣大貧困人口，對列入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資金補助目錄內的光伏扶貧項目，財政部將優先撥付用於扶貧部分的補貼資金。其中，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經營範圍內的光伏扶貧項目，由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分別負責補貼資金的申請和撥付；地方獨立電網企業經營範圍內的光伏扶貧項目，由省級財政、價格、能源、扶貧主管部門負責補貼資金的申請和撥付。

對於村級電站和集中電站，用於扶貧部分的補貼資金由電網企業或財政部門直接撥付至當地扶貧發電收入結轉機構，由扶貧主管部門監督全額撥付至光伏扶貧項目所在村集體。

財政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能源局 國務院扶貧辦

2018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