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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扶貧路綏正高速今年實現分段通車

地下千溝萬壑、溶洞遍布、巖土複雜，地上崇山峻嶺、河流環繞、山高谷深。在全球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地區之一的貴州，大自然饋贈了獨絕的風景，也給交通帶來了巨大的困擾。

近日，由國務院國資委宣傳局指導、新聞中心主辦的2018年“十九大精神·走進新國企”系列活動在貴州拉開序幕。由中冶集團在貴州承建的綏正高速作為一條精準扶貧路，采用新的環保科技實現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的和諧，正在建設起了一條通往小康的致富路。

綏陽至正安高速公路也稱遵綏高速延長線，為《遵義骨架公路網規劃》“五縱四橫九聯二環”中的第三縱，同時屬於《貴州省高速公路網規劃》中的第一聯。綏正高速公路預計2018年實現分段通車。

該項目連接綏陽、務川、道真、正安四縣，在遵義市高速公路網絡起著承南啟北的作用，是聯系北部地區乃至重慶地區的交通運輸及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對該市北部地區各縣，融入重慶1小時經濟圈，進一步完善遵義國道公路架構，改善貧困地區交通條件，優化投資環境，促進產業升級推進遵義北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正安縣是國家級“深度貧困縣”，緩陽縣有貧困人口39300人。綏正高速項目綏陽縣指揮部副指揮長楊遠華介紹，綏正高速建成後為四縣通過招商引資、產業發展實現脫貧奠定了良好基礎，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中冶集團綏正高速是山區高速公路，除綏陽縣城外，全線山高谷深、溝谷以“V”型峽谷為主，喀斯特地貌明顯，地形地質複雜，橋梁、隧道等大型構造物分布較廣，密度較大，全線橋梁單幅總長36.3千米，有61座，隧道單幅總長12.4千米，有8座，橋隧比超過50%，部分地區橋隧比超過75%。

在如此特殊的地質情況下，綏正高速采用了多項技術，保證施工質量，打造精品工程。據綏正高速相關負責任人介紹，在項目實施過程中，綏正高速采用先進的天然場大地電磁法(EH4) 查明隧道位置及周邊可能存在的巖溶破碎帶、溶隙、溶腔、溶洞、暗河等地質缺陷體及其位置、規模、產狀和性質，為隧道施工提前采取安全措施提供了重要數據。

在溶洞深且地質複雜處理難度大的情況下，以鋼護筒處理沖孔樁，同時，充分利用沖擊鉆的擴孔性能，使鋼護筒能順利下沈。

綏正高速所有隧道施工均使用“零開挖”工藝，不濫開、不濫挖，洞口開挖的合理優化向保護生態傾斜，最大限度保持隧道洞口的自然景觀。同時，綏正高速更加註重渣土的處理。建設過程中，最大限度減少取土場和棄土場的占地；橋梁下部施工完畢後，及時清理棄渣，並覆土進行綠化;取土場和棄土場施工完畢後，及時進行排水施工，避免泥石流發生，並及時綠化固土。

中冶集團暨中國中冶職工董事、總部機關黨委書記林錦珍表示，中冶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冶特色的精準扶貧道路，形成了“集團+子企業同步扶貧”的工作模式和特色。一方面積極支持和響應集團定點扶貧工作部署，精準施策，通過“造血式扶貧和合作開發”模式紮實推動扶貧攻堅工作；另一方面主動承擔所在地區扶貧任務，積極發揮央企技術優勢、資源優勢、市場優勢，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各具特色、成效顯著的扶貧工作。

救災扶貧如何實現可持續，專家建言要挖掘企業資源

過去十年，我國參與自然災害救援的公益組織數量、投入救災款物規模不斷遞增，涉足的救援領域以及救援方式呈現出多元化發展態勢。

5月7日，在“災害風險管理助力脫貧攻堅——512汶川地震十周年”研討會上，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王鵬表示，中國是災害多發頻發的國家，因災致貧占貧困人口的20%，是脫貧攻堅工作中最易反複的因素之一。

王鵬稱，自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來，社會力量參與災害風險管理的創新不斷推動鄉村災後在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等全面發展，讓人們更加認識到救災扶貧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防災減災救災工作，中國註重發揮社會力量的積極作用。201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於推進防災減災救災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專門對“健全社會力量參與機制”作出了重要部署。2015年10月，民政部印發的《關於支持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救災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制定相關工作預案和操作規程，支持引導社會力量依法依規有序參與救災工作。

公益組織通過不斷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創新災害救援模式，在應對自然災害過程中，充分發揮了組織靈活、服務多樣的優勢。自2008年以來，公益組織救災模式也從屬地救災逐漸轉向聯合救災，從單純的緊急救援轉向防災減災、備災、救災以及災後重建全領域災害風險管理，救援項目從“贈予”式向受益人“參與式”、“合作式”多重模式發展。

中國扶貧基金會災害救援部助理主任劉誌華稱，汶川地震災後十年間，中國扶貧基金會總結有關救災項目中群眾發動不夠、參與度不高、組織基礎薄弱、利益聯結和分配機制不合理等問題，推出了一系列創新型救災扶貧項目。具體來說，有四種模式：一是通過鄉建模式打造美麗鄉村、善品公社等生計扶貧項目；二是通過全民公益模式打造愛加餐、愛心包裹等教育扶貧項目；三是通過回應災區深層需求打造“童伴媽媽”、公益養老等健康扶貧項目；四是通過NGO（非政府組織）合作打造公益同行等基層社會組織扶貧項目。

據統計，十年來，中國扶貧基金會累計開展149次災害救援行動，支出救災款物14.1億元，對受災害影響的貧困地區群眾提供針對性幫扶，直接受益人數累計達541.19萬人（次）。

劉誌華認為，救災扶貧的可持續發展之路，首先要以災區需求為本質，除了人的需求以外，還要考慮研究災區的民眾、家庭、社區包括市場的需求；第二是加強自身專業能力，規範運用社會資源，要把企業的資源挖掘出來，真正幫助災區的民眾，讓資源效益最大化；第三是不斷進行項目改革創新，尋找災區貧困民眾的脫貧之道；第四是社會力量參與救災扶貧有待進一步規範化、專業化。

學者：扶貧需要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

扶貧，到底應該是靠政府，還是靠市場？

5月8日，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扶貧政策：政府導向或市場導向？》發布會上，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稱，中國貧困的癥結在於缺少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因此他建議，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市場要素相結合。

1986年後，中國實施了現代意義上的扶貧政策。也正是從當時起至今，中國的貧困標準有過三次變動，在不同的貧困標準下貧困率不同。研究認為，從統計上來說，扶貧政策強度指標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對貧困率的下降都有顯著作用。

樊明解釋稱，經濟普遍增長是導致貧困率下降的基礎原因。

當前扶貧政策的目標，可分為兩個：一是脫貧，即將貧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貧困線以上，這是不少駐村扶貧幹部的實際工作目標，也是他們的的基本考核指標。二是收入正常化，即貧困人口的收入與城鎮居民相仿。正因為兩個扶貧政策的目標不同，所實行的扶貧政策措施就會有明顯的差異。

研究認為，立足於脫貧，會更多地采取一些臨時局部性的措施，只要貧困人口的收入水平達到當下貧困線以上即可，比如派駐村幹部下鄉對口落實脫貧，幫貧困戶找一兩個開發項目。但這些措施在今天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人地關系緊張的背景下，很難實現農村貧困人口收入正常化。在扶貧高要求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扶貧甚至出現了運動化。

但如果以貧困人口收入正常化為目標，才能從制度上尋找導致貧困的原因，進行制度建設，從根本上讓農村居民整體脫貧。研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讓現在的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而不是貧困線一上調就又產生出大量的貧困人口。因此，對扶貧的研究更多地應該著眼於重大的制度調整，而不是一些局部的扶貧措施。

研究顯示，貧困可以理解為貧困人口沒有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結果，即沒有與有效率的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甚至土地實現良好的結合，從事有效率的經濟活動，由此導致其收入過低，成為貧困人口。

要實現貧困人口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關鍵在於，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具體來說，農民工的脫貧可以解釋為農民工在城鎮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結果。

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的政策，稱為市場導向型扶貧政策。相反，把當下強調政府主導的扶貧政策，稱為政府導向型扶貧政策。

研究建議，中國的扶貧政策面臨重大轉型，即由政府導向型扶貧政策轉型到市場導向型扶貧政策，讓貧困人口通過市場實現與有效率的市場要素相結合。政府在扶貧中也需發揮積極作用，但重點不應在於直接幹預貧困居民的生產經營決策，更不可采用運動化的方式實施扶貧，而是在建立城鄉統一高流動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市場上加大投入，加大改革的力度。

扶貧第三方評估最怕“評不準”

一些基層扶貧幹部聊起第三方評估，表示有點“怕”——不是怕“差評”，而是怕“評不準”。

有幹部抱怨，辛苦幹了一年，大學生評估員20分鐘就把我們給“判決了”，合理嗎？更有幹部質疑：農戶告訴評估員自己種了一畝連翹，評估員竟然反問連翹是啥，這樣的評估能準嗎？

持以上觀點的扶貧幹部，並不是要否定第三方評估的必要性，而是擔憂其專業性。相比於其他領域，扶貧工作的第三方評估難度更大。當評估員用標準化問卷去測量非標準化的農民生活和扶貧過程時，往往面臨測不準問題。這種測不準，並不能簡單理解為抽樣調查中的誤差，而是緣於基層扶貧工作的複雜性。這種測不準，並不能通過先進的硬件如攝影機、錄音筆、GPS定位、App軟件的廣泛應用，得以解決。

扶貧工作評估的專業性，不是靠硬件來提升，而應靠“軟件”來保障。所謂軟件，是指評估員對基層扶貧工作和民情的熟悉度。與一般的社會調查相區別，扶貧工作評估對評估員的社會閱歷、政策理解等方面都有著較高要求。這些素養，很難通過短期培訓而提高。即便是一些研究生擔任評估員，同樣面臨專業性不足的問題。

另一個現實問題是，扶貧工作評估任務極其繁重。每個貧困村都要對非貧困戶、在冊貧困戶和脫貧戶按一定比例進行抽樣調查。這樣算下來，全縣樣本數、全省樣本數都極其巨大。如此繁重的任務，很難靠某個高校或科研機構的教師來獨立完成。

縱觀當前各地、各級開展的貧困退出和脫貧攻堅成效第三方評估，專業性水平可謂參差不齊。國家級評估因為能調動更多專家資源，評估專業性相對有保障，但絕大多數省級評估很難做到這一點，往往是省內高校或機構承接項目，采取教師帶隊、學生參與的方式來進行。大量學生參與進來，降低了評估工作的專業性。

綜合來看，關於當前各地開展的扶貧工作第三方評估，筆者認為需要在以下三方面著重加強。

首先，探索多元主體參與模式。鑒於扶貧工作評估任務重、專業性要求高，在省級評估中，要盡可能避免某一所高校或單位獨立承擔。對此，可以嘗試某個部門統籌，整合多方力量，特別是吸收有經驗的基層幹部采用地區交叉的方式參與到評估工作中來，從而避免因為評估員缺乏一線扶貧工作經驗而形成誤解或誤判。表面上看，多元力量參與會削弱第三方評估的獨立性，但實際上卻有利於提高其專業性。在專業評估力量不足的情況下，機械堅持評估主體的獨立性，根本不利於對基層扶貧工作形成客觀判斷和評價。

其次，改進評估工作的測量方法和思路。一方面，要盡可能減少定量判斷，增加定性判斷。例如，貧困戶退出的一個重要標準是“人均純收入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在許多貧困戶調查中，往往要花大量時間來計算農戶收入，問題極其瑣碎，有時甚至把貧困戶都繞暈了。如果在具體評估過程中適當結合定性分析，也就是說當某項收入（如務工收入）明顯超過扶貧標準時，評估員可以結合其他信息做出定性判斷。這樣將大大節省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一些定性問題，不僅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例如，測量貧困戶滿意度，當貧困戶表示“不滿意”時，應該盡可能詢問“不滿意”的原因。只有這些原因經得起推敲時，才能提高滿意度測量的準確性。同樣應該強調的是，扶貧評估不能只註重結果，還要註重過程，不能單純以結果論英雄。貧困戶能否脫貧，不僅取決於資源投入和幹部幫扶，還與貧困戶自身的能動性有直接關系。

最後，減少低效評估，為基層幹部減負。從理論上看，為了檢驗脫貧成果、評價扶貧成效，十分有必要開展評估，但在專業性評估力量不足的現實條件下，低效評估往往弊大於利。一旦上級過度強調、依賴或迷信第三方評估的作用，就會迫使下級提前開展各種預評或預演，疲於應付。而不夠專業的第三方評估，盡管一定程度上具有督促工作、給下級施壓的效果，但往往得不償失，不僅對扶貧工作可能形成誤判，還可能挫傷基層扶貧幹部的積極性。

（作者系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

一位南疆駐村隊長的扶貧日記：在精準的路上杜絕“等、靠、要”

編者按：

面對當下的脫貧攻堅戰，各條戰線扶貧工作者，包括來自各金融機構的定點幫扶貧困村的駐村隊長和第一書記們，主動請纓，奮鬥在扶貧第一線，從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排先拜巴紮村，到大梁山深處的湖北十堰市坎子山村，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第一財經跟隨他們來到精準扶貧第一現場，真實記錄了為脫貧攻堅殫精竭慮的“扶貧+扶智”全過程。

“‘金·準扶貧’在路上”系列策劃報道，5 月起獨家分享，敬請關註。

一年多前，排先拜巴紮村（下稱“巴紮村”）大隊部（村委會）的毛驢養殖計劃“黃了”。大幹一場卻無人問津，讓村民賠了本錢。

這個地處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蘇地區沙雅縣努爾巴格鄉的偏遠小村，距離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還要飛1 小時外加1 小時車程，交通不便、氣候幹旱以及人口文化程度較低，制約著當地區域經濟發展。

當時，村大隊部貸款約50 萬元，連驢崽帶廠房一共集資約80 萬元養殖毛驢，原本想把驢皮賣往山東賺大錢。孰料驢養成之後，買家卻嫌巴紮村養驢規模小，地理位置偏遠上門成本太高，不來收貨。而當地人又不吃驢肉，低價處理沒人要。驢子最終賣不出去，又回到當時出資的村民手中。

“村里為什麽會做出這麽魯莽的脫貧計劃？”面對如今已經閑置而空曠的養殖棚，時任巴紮村駐村隊隊長王磊感到不可思議。

2017 年春節後，王磊從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風險管理及合規部經理的崗位上主動請纓，參加新疆“訪惠聚”（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項目，他接手的便是這個村子。

村里一年大變樣

不過，當2018 年1 月第一財經記者跟隨王磊來到巴紮村時，小村在扶貧上已經小有成果。村里的地毯合作社所生產的產品參展了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而王磊還從阿克蘇地委民宗委爭取到55 萬元的扶持資金。

除了村集體收入從2016 年的20 萬元增加到2017 年的40 多萬元，翻了一番之外，去年該村脫貧成績也十分喜人。截至2017 年10 月，與貧困戶村民逐一談話的測算結果顯示，已經有33 戶年均收入高於脫貧線。

“2018 年我們可以如期脫掉20 個貧困戶。”王磊表示，現在村里又增加了8 戶貧困戶，剩下這些也都可以在2019 年全部脫貧。

夜里10 點，記者來到巴紮村，這個南疆小村，馬路雖然不平坦，但寬敞整潔，幾盞白色路燈將村口大隊部對面的健身器材照得格外搶眼，眼前這些很難和“貧困”二字聯系在一起。

駐村隊就在大隊部內安家，平時三名駐村隊員擠在一間小平房里工作、生活，房間里除了衛生間外，只有兩張單人小床以及一張鐵架子床。“這里有暖氣還有網絡，相比於更往南的和田地區莎車等縣的駐村隊，這里的條件算是比較好的了。”一位駐村隊員對記者表示。

那一晚，王磊忙到淩晨3 點才睡，而第二天一早天還沒亮，他又去迎接上級檢查了。

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給巴紮村“結對子”的村民家小孩帶來了漫畫書等小禮物

耐心解答，用足政策

以巴紮村為例，376 戶1266 名村民中，維吾爾族有371 戶1193 人，漢族僅5 戶10 人。而在村幹部系統中，除了駐村隊兩名漢族幹部外，剩下的都是少數民族幹部。

此外，巴紮村村幹部里，會說普通話的只有一位年輕的小夥子，而村民中老一輩人會說普通話的更是寥寥無幾。

除了簡單的問候，王磊要開展任何工作，都離不開維語翻譯。好在隨王磊一同下駐村隊的還有兩名會講維語的同事，其中一名叫木合塔爾的同事能說會寫，充當起王磊的左膀右臂。

“新官上任三把火”，熱情的駐村隊長並沒有因為語言不通而與村民產生任何隔閡。反而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走訪調研了全村126 戶涉及498 人的貧困戶信息。這時，王磊才發現巴紮村的脫貧任務艱巨。而面對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僅剩不到四年了。

“政策兜底脫一批”，是王磊對記者最先提到的扶貧策略。顯然，在這個普通話普及程度不高且村民文化水平較低的村子，遠沒達到吃透國家扶貧政策的地步，這也給王磊的扶貧工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沿著巴紮村二隊小道，一字排開的是村民的富民安居房。從外面看起來樣式都差不多，規整簡潔，不過里面卻各不相同。

家家戶戶的門口，都貼著花花綠綠的紙條表格。在貧困戶阿蔔拉·穆太力普家門口，就貼著《沙雅縣惠農補貼政策和補助標準》，普通話與維語一式兩份左右鋪開。

仔細看表格內容，記者發現，其中包含了各種補貼信息共18 項之多。例如新型合作醫療補助（個人承擔70 元）、糧食直接補貼（每公斤小麥補貼0.20 元）、玉米良種補貼（每畝10元）、棉花良種補貼（每畝15 元）等。“那些都是國家重要的扶貧政策，怕村民不了解，就貼在他們的門上了。”王磊說。

光貼海報還遠遠不夠，也要到他們家里去噓寒問暖，幫他們算算賬，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清楚自己可以拿多少錢。

這樣做的另一方面，也是對村幹部起到反向監督作用，因為村民一旦知道自己該拿多少錢，就會一傳十、十傳百地相互議論開來。如此就杜絕了有些村幹部企圖“中飽私囊”的可能。

沿著村路徑直走下去，一條國道將巴紮村分成兩邊，對於這條通向機場的國道，王磊再熟悉不過。當天正逢烏魯木齊的同事下村來找他，同時還給村里“結對子”的村民艾何臺熱姆一家三個娃娃帶來了漫畫書等小禮物。

艾何臺熱姆家是一處3 間的磚瓦房。大女兒克里比努爾已經快上初中了但十分害羞，二女兒拜熱娜古麗與三女兒古紮麗努爾則十分熱情好客，收到禮物後，都大聲用普通話說“哥哥我愛您！”

媽媽艾何臺熱姆則比較關心自己的18 畝梨子銷售回款問題，2015 年，他們家銷售梨子之後，卻一直沒把錢收回來。她焦急地托翻譯木合塔爾向王磊反映自己梨子錢被拖欠的情況。

王磊聽後，耐心對翻譯說：“你告訴她，目前我們已經出面協調，春節後收購商核對完賬目，就給她支付款項。”另外他補充道：“你再告訴她，冬天煤要是不夠燒了，可以來大隊部取一些。”

杜絕“等、靠、要”

扶貧先扶誌。政策兜底只能解決部分村民基本的脫貧問題，如果不積極發揮村民主觀能動性，很難創造更多財富，還有返貧的隱患。

記者了解到，在南疆地區，村民的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教育完全免費。貧困戶更有諸多兜底政策，例如享受低保等，還可以向扶貧辦申請免費的家畜來飼養。此外，針對老年人當地有老年津貼；針對慢性病、殘疾人還有慢性病補貼、殘疾補貼等。以2016 年為例，該村惠民生補貼小拱棚25 戶7.5 萬元、三區分離15 戶7.5 萬元、暖圈15 戶9 萬元，共計24 萬元。

而在“訪惠聚”工程下，還有自治區首府的央企、國企和政府機構與村里“結對子”扶持，例如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每年給巴紮村的額度就有約20 萬元。

近期出臺的2018 年中央1 號文件指出，“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必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把提高脫貧質量放在首位，既不降低扶貧標準，也不吊高胃口。”

要想真脫貧，僅靠噓寒問暖是遠遠不夠的。王磊決定，應該通過平時的宣傳，向村民灌輸不應該有當貧困戶白拿錢的思想。

對於村里一些整日待在家里“遊手好閑”，既不外出務工，也不種地的男性村民，王磊則選擇主動出擊，一家一戶約談，有時候還會批評教育一番。

光說不行，還得幫著有意願的村民找工作。實際上村里就有大把機會。貧困戶阿蔔拉·穆太力普一家四口，沒有耕地，家庭經濟條件較差，在駐村隊的幫助下，去年，其妻古哈拉木·肉孜到地毯廠工作，一天工錢能拿到50元。

去年冬季，王磊又安排阿蔔拉·穆太力普在大隊部燒鍋爐，月薪1200 元左右，到了夏季，則安排他在大隊部當民兵，終於讓他也有了固定收入。

此外，王磊還介紹一些有外出務工意願的村民到縣城正規的加工廠等上班，月薪在2000 元甚至更高。這樣一年有兩萬多元的收入，一家如果是四口，加上妻子的收入，就可以脫貧了。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要幫助村民們脫貧致富，首先得幫助大家挖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王磊在調研村里的努爾迪亞爾手工藝品專業合作社時，發現因設備較落後，合作社生產的地毯花色和款式單一，成品精細程度不高，造成產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工人們發不出工資。了解情況後，王磊到沙雅縣采購了手工地毯再加工設備，以提升產品品質。

同時，他還推動地毯外銷，在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精準扶貧項目洽談會中，為合作社爭取到一個展位，向參展客戶展示了手工地毯、坐墊和掛毯等手工藝品，並於2017 年9 月通過與阿克蘇地委民宗委溝通，爭取到55 萬元扶持資金用於設備更新和開展技術培訓。

在巴紮村站穩腳跟的駐村隊長，這一回終於將目光重新放回到那塊曾令他唏噓不已的驢棚上。王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打算今年將養殖社盤活，再和地毯合作社打通，與自己所在的“結對子”保險公司聯手，解決銷路問題，進一步為村民謀取更大的福利。

具體而言，根據國家扶貧政策，當地的貧困戶可以從扶貧辦申請各種家禽家畜（鴿子、雞、鵝、羊、牛）拿回家養。

王磊打算讓這些村民將申請的家禽家畜以入股的形式放在大隊部里的養殖社，再請村民專門養殖。羊毛準備購置55 萬元的羊毛清洗機進行粗加工，生產的毛線留給地毯廠作為原材料生產地毯，而羊絨則賣到沙雅縣更大的紡織品廠。另外，閑下來的富余勞動力將推動外出就業務。說到這里，王磊激動不已。

事實上，去年太平人壽就是巴紮村地毯的最大采購商，在該公司支持下，村集體收入去年翻了一倍。

在2017 亞歐商品貿易博覽會上，巴紮村合作社向客戶展示手工地毯、坐墊和掛毯等手工藝品

解決“傳幫帶”難題

盡管這位駐村隊長對村里盤活養殖社計劃抱以極大希望，不過他也坦言，如果駐村工作結束後，依然不免擔憂這個合作社還能不能繼續運作好？

王磊表示，來到巴紮村後他發現，當地村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一些甚至是初中文化，即便一些高中文化水平的村官，在算賬、讀懂政策文件上也顯得比較吃力。此外他們的普通話水平普遍較差，他擔憂他們是否具備幫扶村民的能力。

這時候，“傳幫帶”就顯得尤為重要。

王磊表示，目前自己也在有意識地從年輕的村幹部中選出一些優秀的“種子”選手，一方面幫他們樹立在村里的威信，另一方面也教他們一些管理技巧和知識。

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楊紹鴻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駐村幹部往往會探索出一條路，而之後生產、買賣等環節都較為機械，形成閉環。就拿村里的供銷合作社來說，無論是買賣牲口，找人來養，還是賣出分紅，都並非難以掌握，只要對一些村幹部多加培訓，對於這些環節和流程的執行應該沒有問題。

王磊的未雨綢繆起到了相當效果。今年3 月中旬，他在駐村一年期滿後回到了太平人壽新疆分公司本職崗位已經不太擔心自己之前的扶貧努力會白費。

而他關心的主動脫貧、傳幫帶等難題，也在2 月14 日於四川成都召開的全國“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座談會”上得到呼應。

“要註重激發內生動力。要加強扶貧同扶誌、扶智相結合，激發貧困群眾積極性和主動性，激勵和引導他們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上述座談會指出。

會議認為，今後3 年要實現脫貧3000 多萬人，脫貧攻堅面臨的困難挑戰依然巨大，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依然不少。會議提出了8條要求，其中就包括組織幹部輪訓——要突出抓好各級扶貧幹部學習培訓。其中，對基層幹部，“重點是提高實際能力，培育懂扶貧、會幫扶、作風硬的扶貧幹部隊伍。要吸引各類人才參與脫貧攻堅和農村發展。”

央行：優化運用扶貧再貸款發放貸款定價機制

2018年5月16至17日，中國人民銀行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組織召開金融精準扶貧經驗交流暨工作推進會。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會上表示，要充分認識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的艱巨性，切實抓好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落地，提升金融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性。要繼續發揮好貨幣政策工具的引導作用，優化運用扶貧再貸款發放貸款定價機制，增強對金融機構的激勵引導作用。要健全金融支持產業扶貧機制，促進金融扶貧和產業扶貧融合發展。要聚焦深度貧困地區，新增資源和服務優先支持深度貧困地區。要完善易地扶貧搬遷金融綜合服務，做好信息對接共享和政策效果評估，改進征信、支付、宣傳教育等基礎金融服務，優化地方金融生態環境，提高金融扶貧的精準度和有效性。

潘功勝強調，要堅持金融支持與風險防範兩手抓，既要增加金融資源投入，在信貸資源配置、績效考核等方面繼續向貧困地區加大傾斜力度，又要高度關註扶貧領域融資風險，規範扶貧貸款使用管理，強化風險責任意識，切實防範化解金融扶貧領域風險。同時，要進一步改進金融扶貧工作作風，積極開展金融扶貧領域作風問題專項治理，確保金融扶貧方向不偏，金融扶貧成效經得起檢驗。

金融白領在扶貧一線：大梁山里的玉米脫貧故事

當前精準扶貧進入攻堅克難階段，為了確保到2020年實現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大批駐村幹部包括金融機構白領，告別繁華都市，割舍對家庭的掛牽，克服惡劣的自然條件，整日穿梭在田野山間，奮鬥在扶貧一線，把希望帶給了貧困地區的人們。

任超便是其中一員。2016年初，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與十堰市鄖西縣湖北口回族鄉坎子山村結對扶貧，從此拉開了坎子山村的脫貧攻堅戰。作為該公司員工，有農村工作經驗的黨員幹部任超，不顧自己身患糖尿病、嶽母住院治療等困難，主動請纓，擔任十堰市駐坎子山村扶貧工作隊員。他備足了藥品和生活必需品，踏上了駐村的征程。

第一財經記者見到任超時，58歲的他已在坎子山村紮根一年多，且升任駐村第一書記。任超的臉上早已曬得通紅，儼然成了地地道道的坎子山村人，他總喜歡以“我們村”作為話語的開頭。

地處陜鄂交界大梁山中的坎子山村，從十堰市驅車要兩個小時高速和兩個小時山路。深山交通不便，幹旱缺水。雖然村里修了水窖，但冬天水管結冰，村民還是不得不花一上午的時間到最近的縣城搬水。如何幫助環境惡劣的村子走出貧困，是任超心中的頭等大事。

“起死回生”的玉米

“頭頂金銀山，腳踏米糧川，玉米桿子能挑水，洋芋堆成山。”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坎子山村流傳的一句順口溜。那時該村是個物產豐富的好地方，然而如今曾經的優勢消失殆盡，因為不通路，當地土特產只能眼睜睜看著爛掉，“貧困”成了坎子山村的代名詞。

據了解，除了交通不便、幹旱缺水外，坎子山村還是十堰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之一，也是最偏遠的少數民族村。全村平均海拔1540米，最高處牛頭嶺海拔1799米。區區15平方公里面積，只有耕地1318畝，而山場卻有24000余畝。轄內有5個村民小組，152戶521人，其中回族87戶248人，回族人口占全村的48%。

來到坎子山村後，任超迅速開始了走訪村民、建檔建冊、查漏補缺的工作。半個月內，他走遍了公司對接的17戶貧困戶。“家里幾口人、是否養了牛和羊、房子怎麽樣、勞力強不強、有無讀書郎、有無病怏怏、種了幾畝地、有些啥家當、家庭收入怎麽樣……”任超手里經常拿著一本紅色的民情日記，對每一個貧困戶家中的情況，對記者如數家珍。

在完成調研後，任超總算發現了一個突破點——玉米。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坎子山村，冬天最低溫度可達零下二十幾攝氏度，農作物只有玉米、土豆和包菜能成活，別的都不行。最要命的是，村子缺水情況十分嚴重，每年只有8月份到10月份的雨季，村民才能攢一些雨水，用來維持一年的生活。

不過與華北平原地區一年兩季的玉米不同，坎子山村的玉米一年一季，日照充足，當地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使得該村種出的玉米顆粒大、金黃飽滿。“高山玉米生長時間長，口感更好。”任超對記者表示。

去年任超向中國太保壽險湖北分公司匯報了村里的實際情況。為了解決村民銷售難、種植玉米不值錢的難題，省公司推出了“玉米訂單”包銷50萬根玉米的項目，將之作為2017年20件實事之一。“我們在全省有四萬多名營銷員，大家的力量是無窮的。”任超說。

原本一根鮮玉米只能賣0.2元，太保壽險的采購價按照高於市場價的每根0.6元收購，預計村民種一畝玉米地可以賺2400元。

鮮玉米的整個銷售環節通過坎子山村合作社統一完成，成本包括向農民的收購價0.6元，加上采摘、收儲、包裝、物流等各項支出，每根鮮玉米最終定價2元。“如果按照50萬根的規模計算，除了農民增收、合作社賺錢外，還能預計結余十萬元，我們的計劃是將結余一次性投入坎子山村，用於玉米加工再擴大生產。”任超介紹。

合作社還為新產品設計了洋氣的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魏書記是坎子山村的老村支書魏登殿，他也是黨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被村民稱為當代“愚公”，是湖北省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基層幹部傑出代表。

太保的包銷為坎子山村玉米種植解決了銷路問題，公司還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

合作社為新產品設計了包裝並起名“魏書記”鮮玉米

一條可持續的扶貧路似乎找到了。山上的積雪融化了，玉米種植地的地膜也都覆蓋上了，任超欣喜地看到坎子山村發生的變化。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常年幹旱的坎子山村去年卻在玉米即將收成時迎來綿綿秋雨，玉米歉收了，原計劃包銷50萬根，最終實際只采收30萬根。“雖然產量下降了，但與村里此前種植其他作物相比，農民們實際收入比原來還是有了成倍的增長。”任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建檔立卡貧困戶馮龍會按照訂單安排，種了12畝玉米。鮮玉米賣出了2.5萬元，比前年收入翻了2倍多，一下子摘掉戴了幾十年的窮帽子，他對記者咧開嘴笑個不停。

任超發現，鮮玉米的采摘受到氣候條件和坎子山村地理條件的雙重限制，首先，鮮玉米必須成熟一個，采摘一個，太小過早采摘或者太老過遲采摘都不行；其次，由於山路崎嶇，必須派人挨個山頭采摘，運到村委會，采摘成本極高。

吸取去年的經驗教訓，任超又醞釀出新的致富計劃。目前，由太保捐贈10萬元幫助村里新建了玉米加工廠，將鮮玉米加工成玉米碴，由此替代鮮玉米銷售。

記者跟隨任超來到新建的玉米加工廠發現，設備一應俱全，可以將鮮玉米直接磨成玉米碴並裝入真空的包裝袋中。新產品“坎子山玉米碴”包裝精致，封面還印有“源自高山深山，口感清香甘甜”的字樣。

任超指出，對於坎子山村而言，產業扶貧是有效又長久的扶貧方式，既能幫助貧困戶就業增收，又能解決村集體底子薄的問題。

去年脫貧人口逾前年兩倍

在靠玉米種植加工尋得可持續扶貧的突破路徑之外，易地搬遷也是村里的一樁大事兒。部分村民的老房子分散在深山中，由於不可能為每家每戶單獨修路，所以易地搬遷成為改善交通出行的唯一辦法，且這些村民長期飽受飲水難題，加之老房子破舊，一些已經存在安全隱患，急需搬遷。

任超剛到坎子山村時，村里41戶村民易地搬遷已經有了方案，但要落實依舊困難重重，遲遲未有動工。

任超發現，由於坎子山村山路崎嶇不平，可用於建房的宅基地資源稀缺，易地搬遷新址就涉及占用兩戶村民土地的問題。經過任超反複與他們協商，兩戶村民最終同意將土地置換出來。

盡管如此，想妥善安置這41戶搬遷村民，將他們統一搬入原計劃修建的連排搬遷房，新地還是不夠用。

任超發現，這41戶中一些家庭子女常年外出打工，一些家庭只有二三口人。如果統一搬入搬遷房，除了不能保證人人都能住上之外，還會使得家里人少的村民花費過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任超建議，為戶內人口少的村民單獨建設一室一廳的“小戶型”保障房。這一方案最終得到村民的廣泛認同。

易地搬遷房與10套保障房同時興建，終於解決了坎子山村土地不夠用的難題。但新的問題又隨之而來。按照湖北省規定，易地搬遷不能增加農民額外負擔，不允許額外收費。即便如此，對於一些較為貧困的村民而言，1萬元也成了大難題。

這些村民找親朋好友湊一些錢，村里再找開發商延期支付一些費用，然而還是不夠。最後，任超找到太保壽險與部分村民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對扶貧搬遷給予資金支持。

例如，中國太保壽險十堰中支公司總經理胡長青與建檔立卡戶、村里清真寺的阿訇馬成榮結成了一對一幫扶對子。除了為他確定脫貧路徑，還想方設法進行物資幫扶。去年7月，胡長青自掏腰包拿出1萬元交到馬成榮手里，幫助他們全家從山頂搬下來。

而就在去年初春，因貧困而看不到希望的馬家媳婦丟下兩個孩子，離家出走了。作為駐村第一書記，任超也對阿訇家非常關心，經常上門看望老小，指導他家養牛養羊，並堅定他找回媳婦的信心。在任超看來，維護貧困家庭的和諧美滿，同樣是扶貧工作隊的責任。

在全家人搬進易地搬遷房後，今年馬成榮的媳婦小姚終於回來了。她說：“家里太窮，阿訇又掙不了多少錢，我是出去打工掙錢了。”

錢的問題基本解決了，但一些村民根深蒂固的祖宅思想仍給搬遷工作帶來不小阻力。任超發現，一些村民雖然住在深山，交通、飲水不便，但耕地就在房前屋後，勞作十分方便。此外，整個家族祖祖輩輩都住在那里，但按照當地規定，一旦易地搬遷，老宅基地是要退還的。部分村民顯得很為難。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任超等駐村幹部便與村幹部一起，挨家挨戶上門跟村民做思想工作，講明易地搬遷對生活的改善，以及住在深山里的安全隱患。一些村民終於被說服。截至目前，41戶中僅有3戶尚未搬遷。

安全隱患不是空穴來風。就在易地搬遷的最後關頭，去年一場大火讓坎子山村貧困戶熊婆婆家“雪上加霜”。當時，家中不慎著火後，看著熊熊火苗夾著滾滾濃煙從屋里躥出時，熊婆婆手足無措，幸好任超帶領夥伴們及時趕到，背出了腿腳不便的她。

盡管老房子被燒掉一半，但熊婆婆依然堅持要住。面對老人的“任性”要求，任超和村民們合力幫她修葺了老房，還送來了安全方便的不銹鋼竈，做飯、烤火兩不誤。

在坎子山村，像熊婆婆與阿訇這樣與太保結對的貧困戶共有17戶，這些人都成為駐村幹部的重點幫扶對象。

致貧返貧的原因複雜多樣，需要認真分析並“對癥下藥”，而脫貧的關鍵則在於幫助貧困戶擺脫“等靠要”的思想，並通過技術培訓、產業扶持等方式幫助他們，確保脫貧的精準和長效。

通過玉米扶貧和易地搬遷，在任超的努力下，坎子山村的脫貧工作去年取得了較大成果。村里2014年建檔立卡時有貧困戶95戶、269人。2016年脫貧19戶、53人；2017年脫貧33戶、115人。目前除了4名貧困人口已經離世外，還有97人未脫貧。

“到2020年，我們一定要完成脫貧攻堅戰任務。”任超扶著駐村工作隊剛剛為易地搬遷的村民們豎起的不銹鋼晾衣架說。

與老支書合作無間

駐村幹部還需與當地村幹部形成合力，方能事半功倍。任超與坎子山村黨支部老書記魏登殿的配合，就在村里成為村民口中的佳話。

坎子山村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左二）與老支書魏登殿（左三）的配合，在村里成為佳話

魏登殿從1975年擔任坎子山村黨支部書記至今，被稱為當代“愚公”、已經連續當選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他，多年來始終吃苦耐勞、鍥而不舍、無私奉獻。

駐村幹部和當地村幹部有所不同。前者蹲點駐村，調研分析，收集村民困難，幫助村里出點子，並依托背後的資源優勢，為發展村級經濟、幫助村民擺脫貧困起到了積極作用。後者則長期紮根，對於村里情況更為熟稔。

這些有駐村工作隊的貧困村，一般來說，會由一名駐村幹部擔任駐村第一書記，作為黨組織名義上的“一把手”，而村里還設黨支部，有黨支部書記。

魏登殿告訴記者，駐村第一書記任超十分接地氣，和老百姓相處融洽，特別是能夠做到“五得”：“懂得，受得，吃得，走得，做得。”而任超則告訴記者，自己在與這位老書記的合作中，基本能達成共識，一年來沒有大的分歧，配合得十分融洽。

當初坎子山村在決定種玉米脫貧致富後，選種過程就體現了駐村幹部和村幹部的密切配合。

已有農村工作經驗的任超通過拜訪農科院專家了解到，坎子山村屬於高山地區，一款“恩單105”玉米品種更適合該村種植。但村幹部和鄉領導認為，市場上更受歡迎的甜玉米可能銷路更好。任超經過反複咨詢，發現當地的氣候條件並不適合種植甜玉米，絕不能拿村民做實驗。最終，任超說服了他們，決定種植“恩單105”。

任超告訴記者，駐村幹部與村幹部平日都是在一起戰鬥，相互密切配合，選種後為教授村民正確的播種方法，他與魏登殿排了時間表，挨家挨戶地指導村民播種，那幾日幾乎睡在田間地頭。

“魏登殿具有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而駐村幹部通常學歷高、眼界廣，可以出謀劃策，一年來我們配合得十分融洽。”任超說。

除了在決策上出謀劃策和幫助村民在脫貧過程中少走彎路外，任超表示，作為駐村第一書記，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更多要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積極思考怎樣更好地帶領村民脫貧致富；同時協調駐村工作隊隊員以及背後單位的力量，將扶貧任務落到實處。

目前，駐村工作隊由幾家幫扶機構聯合組成，每個人都是與定點幫扶公司聯系的橋梁。正是在他們與村幹部的通力合作與幫扶下，在坎子山村委會旁，一塊空地正在盤整地面，據悉，這里9月份就會新建起一所小學，從而解決村里娃娃們要來回翻幾小時山路去上學的難題。

1300萬預期受益對象 社會力量扶貧新探索

作為家中的“頂梁柱”，雲南省鎮雄縣今年24歲的趙勇，在2017年被查出感染性休克、急性腹膜炎、闌尾膿腫、腸間膿腫等十余種疾病，危及生命，經過手術搶救，終於脫離生命危險。他說，等病好了，要繼續外出打工，賺錢養活家人。

而國家醫療體系報銷和頂梁柱健康扶貧公益保險項目（下稱“頂梁柱保險項目”）的保障報銷，大大減輕了趙勇的家庭負擔。

趙勇是頂梁柱保險項目受益的109萬群體中的一個。5月23日，在頂梁柱保險項目成果報告暨百縣資助計劃發布會上，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副司長陳洪波稱，要清醒地看到，到2017年底，全國還有3000多萬的貧困人口沒有擺脫絕對貧困，特別是在深度貧困地區，重病患者等特殊貧困群體問題日益嚴峻，扶貧攻堅形勢依然嚴峻。

一直以來，疾病都是貧困人口脫貧路上最大的攔路虎。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是脫貧攻堅這個“硬骨頭”中的“硬骨頭”。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全國3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返貧的貧困戶占總數超44%，居所有致貧因素的首位。

國家衛生健康委扶貧辦組長程萬軍稱，健康扶貧已經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一場關鍵戰役。這個“硬骨頭”要通過重點發展基本公共服務、完善基本醫療保險、大病統籌救助、商業醫療保險等方法建立長效機制。

2017年7月，中國扶貧基金會、阿里巴巴、螞蟻金服三方共同發起“頂梁柱健康扶貧公益保險項目”，以“互聯網+精準扶貧”的模式，為現行貧困標準下18周歲至60周歲的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專屬扶貧公益保險。

阿里巴巴集團合夥人、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理事長、脫貧基金副秘書長孫利軍表示，未來將繼續整合資源，通過阿里巴巴公益平臺和螞蟻金服公益平臺面向公眾眾籌，整合阿里巴巴集團各業務板塊的力量，大力支持頂梁柱保險項目的順利開展，助力脫貧攻堅。

據了解，項目啟動不到10個月，累計籌資5527萬元，支出2370萬元，覆蓋貴州、雲南、四川、新疆4個省、自治區，15個縣，建檔立卡的家庭勞動力超過109萬人直接受益。

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鄭文凱稱，在貧困農戶家庭中，家里勞動力既是頂梁柱，也是主心骨。瞄準這個群體，實際上就是瞄準貧困家庭增收致富發展的核心力量。這樣不僅有效降低了因病致貧、返貧的發生率，而且還能充分利用大數據和網絡功能，逐步建立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中勞動力健康檔案和救助工作體系，創新精準對接與社會扶貧工作的機制。

中國扶貧基金會助理秘書長秦偉介紹，因病致貧、返貧的貧困戶占建檔立卡貧困戶總數的44%，意味著1300多萬貧困人口是頂梁柱保險項目的預期受益對象。在2018年至2020年的未來三年期間，頂梁柱保險項目將計劃投入3億元，覆蓋百縣1000萬人次，為建檔立卡戶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提供醫療保障。

對於頂梁柱保險項目的發展，程萬軍建議：一是以需求為根本，拓展項目覆蓋地區，爭取讓更多的貧困人口獲益，適當的時機也可以考慮將項目的受益人群拓展到農村所有的人口，不只是建檔立卡貧困戶；二是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扶貧，擴大投資規模；三是充分發揮“互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讓“數據多跑腿”，讓群眾少跑路，簡化理賠流程，保障信息安全，在此基礎上，做好與醫保系統的有效銜接。

北回歸線上的一場扶貧攻堅戰

秦始皇於公元前214年，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安定南方。今廣西田東縣地就分屬了桂林郡及象郡。從地理位置上來說，田東縣就在北回歸線上（北緯23°16′—24°01′，東經106°53′—107°26′）。因太陽輻射強，日照較多，霜雪較少，無霜期長，夏季炎熱，冬季溫和，甘蔗成為了當地最為重要的經濟作物。

在中國古代詩詞中，尤其是在唐代，有大量的名家在作品中將甘蔗和荔枝進行“並列”，例如李頎曾寫到“扶南甘蔗甜如蜜，雜以荔枝龍州橘”；晚唐著名詩人薛能也寫過“壓春甘蔗冷，喧雨荔枝深”這樣的名句。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說在那時候，“一騎紅塵妃子笑”的荔枝只能是皇家貴族才得以享用的“天物”的話，那麽甘蔗則極好地滿足了文人雅士對於味覺上的追求。

但甘蔗對生活在北回歸線上的田東縣坡教村幾百戶村民們來說，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這關系到他們的生計和活路。從田東縣城出發，經過一條30多公里的蜿蜒驚險的山路，便到了這個名叫坡教村的小村子。記者所見，田間便是大片低矮青蔥的甘蔗幼苗。

“賣”甘蔗的村官

坡教村轄13個自然屯14個村民小組，有239戶922人，主要為壯族、瑤族兩個少數民族，人均耕地面積僅0.98畝，缺地缺水，土地貧瘠，2017年建檔立卡貧困戶71戶259人。

第一財經記者到達時看到，一批村民正圍攏在村部前的空地上——當天上午這里正舉行一場捐贈儀式，平安集團資深副董事長孫建一向坡教村駐村第一書記吳祠勇遞出39噸有機-無機複混肥料的捐贈板，而在他們身後，就是一排排即將大派用場的複混肥料。

目前是對甘蔗進行追肥的階段。技術員賀聰明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相比於以往村民用的低效化肥，肥料升級有助於改良土壤，可以讓甘蔗畝產在同等氣候條件下由原先3.5噸的水平增產10%～15%，以每噸530元收購價計，每畝可增收200余元。

吳祠勇告訴記者，除了到廣東、南寧等地外出務工，村里主要創收渠道是甘蔗種植，像村部所在的隴淩屯就種了260多畝。但因原來主要用化肥、缺乏技術指導和銷售渠道，產量較低，銷路犯愁，“南華糖業今年包銷後，村民將有明顯增收。”

吳祠勇所說的包銷，是“村官”項目通過融資支持廣西洋浦南華糖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大力扶持農民種植甘蔗，實行訂單農業，為包括坡教村在內的作登鄉貧困戶提供甘蔗良種、蓋膜、優質肥料，邀請農業技術指導員現場指導種植，並對原料蔗實行保底價收購，讓村民吃上“定心丸”。

就在近日，平安集團與廣西自治區政府簽訂“三村”（即“村官、村醫、村教”計劃）建設合作協議。孫建一告訴記者，以坡教村的樣板扶貧模式為起點，平安銀行會繼續與扶貧地區核心企業合作，為地方特色產業發展提供支持。類似坡教村這樣的很多的偏遠農村都會有直接的受益。

“三村”工程廣西樣板村項目經理李立宸介紹說，甘蔗追肥階段企業需要大量流動資金，目前平安銀行已經放貸1億元。“通過貸款讓利，使企業節省一部分資金，約定用於向貧困種植戶發放的肥料升級，幫助增產。到11月甘蔗收購時企業還需大量資金，我們將另外提供支持。”

幾周前，廣西來賓正大現代農業有限公司也收到了產業扶貧貸款3000萬元，用於來賓市武宣縣百萬頭生豬產業基地的發展，帶動當地貧困戶通過土地承租、勞務用工等獲得土地租金、工資。值得一提的是，通過協調，該公司第一個養殖場需要的16名用工，除了10名來自當地貧困戶，其余6名都從坡教村招工，為村民提供了穩定收入的工作機會。

以坡教村扶貧模式為試點，“村官”項目將繼續授信支持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在幫助企業發展的同時，以訂單農業、勞務雇工、產業補貼、土地租金、投資分紅等形式，幫助貧困戶找到長期、穩定、有效的產業增收渠道，通過持續“造血”，助力脫貧，防止返貧。“類似項目我們在江西、雲南等地都在陸續開展中。”李立宸稱。

病有所醫，學有所教

種養卻缺乏技術指導、銷售渠道，無從長期穩定有效脫貧；看病難，缺醫少藥，動輒因病致貧、返貧；教育資源的落後，更讓貧困代際傳遞。這些堪稱扶貧攻堅的三大痛點。

平安的“三村建設工程”扶貧計劃，也正是找準了上述三大痛點，進行精準幫扶。2018年起，平安決定啟動總投資100億元的該計劃，通過產業扶貧、健康扶貧和教育扶貧，幫助貧困地區實現脫貧。

其中，上述“村官”項目擬投入90億元，為貧困地區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提供低息貸款，實現“造血式”扶貧；“村醫”和“村教”項目將各投入5億元，新建和升級1000家鄉村診所，為1000所村小接入遠程支教平臺等，提升鄉村醫療服務及教育發展水平。

在距坡教村9公里的平略村，這一天非常熱鬧，盡管正午陽光灼燒，卻不能阻擋村民的熱情——村里來了輛移動健康檢測車和一撥下鄉義診的醫生。記者看到，車上X光、B超、心電檢查和遠程視頻會診一應俱全，還第一次用“智能AI人臉識別系統”代替傳統的檢測登記，排隊速度比普通體檢快得多。

作為一類貧困村，平略村783戶3496人中，有貧困戶354戶1594人，占比近半，是全縣貧困戶和貧困人口最多的村。顯然，對於他們而言，進城看病不容易，有些老人甚至從未出過遠門。

一位醫生告訴記者，一上午他們就為20多位村民做了全面體檢。義診臺前更是人頭攢動，來自武漢、田東縣城等地的醫生忙得不可開交。據介紹，在廣西，移動檢測車計劃在3年內巡診300個村，為3萬名村民進行免費深度健康體檢，為15000名村民進行免費現場義診。

村民們對記者稱，村里雖有衛生所，但只有一名幹了30多年的村醫，經常缺藥，而到鄉里五六公里山路要走上一個多小時，也舍不得掏錢看病，所以平時有些小病都拖著，這樣的體檢、義診活動真的很好。

事實上，這些村民所擔心的問題，將會得到很大的改觀。平安“村醫”項目當日就把該村村衛生室升級為了“智慧村衛生室”，提供檢測一體機、遠程醫視平臺等設備，改善醫療設施和診療條件，可實現縣級醫院與鄉村診所的遠程會診；並通過“村醫版APP”對村醫進行幫扶，以招募優秀醫生、醫療專家提供現場專項課程、遠程培訓和義務講座等形式提升鄉村醫療服務能力。

不僅如此，平略村邑皓小學五年級學生也迎來了他們熱情期待的“雙師課程”。“村教”項目為學校教室安裝了直播設備，孩子們可以與深圳重點小學百仕達小學的同學們共享優質的教師、教學資源，並通過直播與主課堂老師實時互動。

這所村小在校學生237人，其中就有留守兒童104人、建檔立卡學生158人，孤獨和貧困讓他們對外面的世界有著強烈的渴求。

這一天是這些孩子上的第三堂雙師課程，內容是對鄭淵潔童話《最後一個雞蛋》的閱讀體會進行討論、交流。孩子們按小組圍坐，起初還有些拘謹的他們，很快就問出不少讓城市里的老師們都感意外的有深度的問題。

在回程的途中，孫建一說，“這一路，我看到我們的扶貧幹部們在實踐中增加了對國情、民情、社情的感性認識，磨礪了意誌品格，為自己的人生增加了一段厚實閱歷；也聽到村民們聲聲淳樸的問候，在孩子們眼里看到對未來的憧憬和對知識的渴望，這些都讓我深深感到建設美好鄉村、助力貧攻堅任重道遠，只有虛功實做、難功長做，才能把‘三村’落到實處，這也需要每一位平安人切實了解農村現狀，緊緊圍繞產業扶貧、健康扶貧、教育扶貧去群策群力，奉獻智慧和汗水；更需要動員更多社會力量加入‘三村’工程，加強資源統籌，凝聚工作合力，進一步把扶貧舉措謀實想細。”

“村教”項目現場講解張煒明告訴記者，他們將開發“三村暉”線上智慧教學平臺，這樣的教育模式未來將推廣到1000所類似的“智慧小學”，建立“縣中心小學帶動鄉鎮中心小學、鄉鎮小學帶動周邊村小為主，城市名校定向幫扶為輔”的村教生態。這是“4+1”綜合教育幫扶當中的一環，此外還將在更多村小推進硬件提升、校長培訓、師資強化和支教行動，從而提升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水平，切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當山村和城市的教室相連，世界的大門也就此向農村的孩子們敞開了。

工信部推網絡扶貧：2020年貧困村寬帶覆蓋超98%

工業和信息化部近日印發《關於推進網絡扶貧的實施方案（2018-2020年）》（下稱《方案》），提出加快貧困村4G網絡覆蓋進程，推出優惠網絡資費，加快智能終端普及，努力為貧困地區群眾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網絡服務，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

《方案》明確了網絡扶貧的工作目標。到2018年，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的“寬帶網絡覆蓋90%以上的貧困村”目標提前完成；到2020年，全國12.29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寬帶網絡覆蓋比例超過98%。

在此基礎上，保障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方便快捷接入高速、低成本的網絡服務，保障各類網絡應用基本網絡需求，更多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都有機會通過農村電商、遠程教育、遠程醫療等享受優質公共服務、實現家庭脫貧，高速寬帶網絡助力脫貧攻堅的能力顯著增強。

電信普遍服務是推進網絡扶貧的有力抓手。從2015年底開始，工信部已經實施了三批電信普遍服務試點，總投資超過400億元，到今年年底三批試點項目將全部完工，完成13萬個行政村通光纖的目標。這其中包含4.3萬個貧困村，已通光纖貧困村平均接入速率達到65M，超過了城市平均水平。

在此基礎上，工信部又提出了今年的試點方案，將4G網絡覆蓋納入電信普遍服務試點，重點推進貧困村覆蓋4G網絡。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今年的電信普遍服務試點總體上提高了中央財政資金的支持力度，補貼比例從以前東部、中部、西部和自治區的15%、20%、30%、35%統一提到了30%。

網絡的資費問題是推進網絡扶貧工作的一道門檻。此外，在一些交通不便、深度貧困的行政村，雖然網絡通達了，但由於網絡需求不足，或因為沒有人會操作使用，導致資源閑置，在個別偏遠村莊僅有2-3個寬帶用戶，甚至還有零用戶的現象。

對此，接下來工信部將督促運營商進一步加大網絡提速降費力度，引導基礎電信企業加大面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優惠力度，鼓勵推出扶貧專屬資費優惠，減輕貧困群體寬帶網絡使用負擔。

《方案》中提到，通過加快智能終端普及、開發扶貧移動應用程序（APP）、積極推廣視頻服務、大力推進”互聯網+教育""互聯網+健康醫療"和加強精準扶貧平臺開發應用幾個方面，來促進網絡扶貧落地生根。

工信部相關負責人表示，經過調研了解到，目前農民使用網絡主要幹兩件事：一是用微信進行視頻通話，二是通過IPTV看電視。但是，電子商務、電子政務、遠程醫療、遠程教育等方面的應用普及率還較低，寬帶網絡在扶貧攻堅中的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所以，接下來將加快智能終端的普及，大力推廣網絡在電商、教育、醫療、農業生產等方面的應用。

工信部副部長陳肇雄6日在工信部網絡扶貧現場推進會上表示，特別是要以“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為重點，集中力量補足寬帶網絡短板，努力為貧困地區群眾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網絡服務，為打贏脫貧攻堅戰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方案》提到，集中優勢優先向西藏、四省藏區、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涼山州、雲南怒江州、甘肅臨夏州等“三區三州”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