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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圖也來做電商了 能否突破盈利紅線？

籌備超過半年，美圖的電商業務美鋪終於出來了。

作為美圖公司押註的重要業務，電商平臺被寄予厚望。在去年年底香港的上市記者會上，面對記者對未來盈利質疑時，蔡文勝曾表示，2017年電商業務將為美圖帶來新的營收增長。

目前，以手機為主的硬件業務仍然占據美圖90%以上的份額，而從最新披露的財報主要業績看來，互聯網營收收入雖有上升但占比仍然不大。

以KOL(意見領袖)人氣帶動產品銷售的美鋪平臺和定制化產品兩大業務為主的電商路徑是否能夠帶動美圖業績走向明朗化?美圖有否可能按照蔡文勝預期在今年底達到收支平衡?

尋找第二增長點

盡管經調整的虧損凈額同比收窄23.9%，美圖2016全年仍有5.4億元虧損，面臨2017年底扭虧的願望，時間有些緊迫。

一直以來，手機業務是美圖營收大頭。2016年全年手機業務營收為14.739億元，手機銷量達到了近75萬。目前美圖手機售價介於2000-4000元之間，根據業績公告顯示，美圖手機毛利率在20.1%。

根據美圖年報顯示，2016年，平均每月每個活躍用戶的收益為人民幣0.292元，較2015年的人民幣0.166元同比增長75.9%。

單位用戶收益偏小的原因主要由於平臺用戶基數大以及支撐起90%營收來源的手機出貨量並不大。

作為互聯網公司，手機業務占比加重了美圖的業務模式的同時也帶來了外界對於其盈利模式的質疑。美圖迫切希望互聯網業務能夠帶來現金流。

活躍用戶數是美圖互聯網業務變現最重要的依托，而平臺上大部分的使用者都具有相當的購買能力。

目前，美圖旗下電商業務包括美圖定制、美鋪電商平臺兩塊業務。去年開始，美圖開始定制業務的營運，在財報中，美圖方面稱這項業務試行效果“令人鼓舞”，並將在今年“推出更多樣化的選擇”。

而電商的另一項業務——美鋪電商平臺也在3月最後一周上線。利用微信微博大號、時尚達人等KOL的影響力，美圖建立起全新的B2C2C模式。整個美鋪平臺由時尚KOL買手店鋪組成，在平臺上註冊買手能夠選擇與美鋪合作的品牌貨品進入到自己店鋪，通過實際銷售這些品牌獲得利潤分成。

“市面上很多主打保證正品的電商平臺，都是標準化的電商構架;而很多主打內容的購物社區，又不提供購買，或者貨品不是官方正品，用戶還要跑去其他平臺進行購物。”美圖公司電子商務高級副總裁張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將購物社區與電商結合的底氣來自於美圖互聯網產品矩陣提供的龐大用戶數量。 今年1月，美圖平臺產品的月活用戶數量達到5. 2億。“對於垂直品類電商來說主要成本來自於用戶獲取能力，這是單個用戶的成本，也就是說，當用戶穩定性發展到一定程度，對於平臺而言確實是很大的優勢。”艾媒咨詢CEO張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事實上，美圖已經開始從旗下的互聯網產品中通過實際的應用場景把用戶自然轉化到電商業務上。現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用戶可以通過美拍、美圖秀秀等軟件進入美圖定制頁面定制T恤、手機殼等快消品。“我們希望圍繞整個美圖所有的產品做一個營銷生態。在所有的產品里根據不同的使用場景進行植入，比如美妝相機可能是試妝活動，美顏相機可能是新品專屬大頭貼，美圖秀秀可能是定制的貼紙……所有的導流都會指向美鋪這個平臺。我們內部平臺會全部打通。”張君對記者說道。

KOL有多少變現想象？

近幾年，電商這塊大蛋糕的增速明顯放緩，而阿里、京東等大電商平臺瓜分了大部分的蛋糕。在這種情況下，電商領域的機會更傾向於專業化市場。

在深度挖掘奢侈品牌價值上，KOL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根據勝三投資數據分析公司Bomoda通過分析 400 萬個微信賬戶(不含虛假賬戶)和6萬個微博賬戶的發現，很多品牌都沒能最大程度地利用他們的 KOL，因此獲得的投資回報率也較低，而那些實施了最高效 KOL 戰略的品牌則在競爭中獲得了重要優勢。

KOL既帶來流量同時也帶來了大品牌入駐平臺。

據了解，美鋪通過銷售品牌商品，平臺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提成，為吸引KOL入駐，目前這部分提成全部讓利給完成銷售的KOL，而未來這部分收入可能由平臺與KOL共同分成。目前，美鋪自營商品占比達到10%以上，張君告訴記者，在未來品牌入駐更多的情況下，自營商品可能會縮減到10%。

“我們會圍繞美圖體系的用戶選品，20%是比較高的奢侈品，還有10%到20%可能是輕奢類的或者是設計師品牌。更多是國外的一些小眾品牌是大家可以買得起的，就像一個商場一樣，一樓是大牌，二樓、三樓是小眾、相對平民的品牌，這是很常規的商業模式。”張君對記者說道。

但同時，業內人士也表示，雖然電商平臺業務能在將來為美圖帶來持續穩定的收入，但是要在年內實現扭虧的目標，還需要硬件業務的持續發力。

“目前，互聯網公司絕大部分盈利的是像騰訊、阿里這類平臺型企業，美圖現在在擴張業務範圍，通過賣虛擬產品、電商業務向平臺公司轉化，但這個需要消費者逐步接納。相比之下，通過硬件扭虧更快。而對於硬件業務來說，最關鍵問題在於如何快速建立一個堅強供應鏈，把產品做出來，如果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手機應該可以放量到200萬臺。”孫燕飈對記者說道。

55家上市公司越“紅線”被罰 信息披露成重災區

雖然監管層近來不斷加大對上市公司各種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且有不少上市公司被嚴懲的前車之鑒，但還是有上市公司選擇鋌而走險並最終付出代價。

4月12日，天龍集團(300063.SZ)發布公告稱，公司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廣東監管局的警示函，公司在募集資金置換前期投入自籌資金時，未及時履行審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且子公司使用自有資金購買非保本銀行理財產品也未及時履行審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

從屢發新規整治亂象，到前段時間開出史上最大罰單，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違法違規的處罰力度越加嚴厲。Wind數據顯示，從年初至今滬深兩市已有55家公司因涉違規被處罰，其中40家違規公司行為均涉及到信息披露問題。

具體來看，未及時披露重大事項成為監管層處罰上市公司的重災區，共31家上市公司撞上“監管槍口”，包括未及時披露有關人員持股情況、未及時披露關聯交易、未及時披露業績變化。

2017年3月30日，聯創電子發布公告稱，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對公司及相關當事人的處分決定。2016年1月至4月，聯創電子控股股東之一鑫盛投資兩次非經營性占用公司資金，金額共計5940萬元。鑫盛投資所占用資金已分別於2016年5月、9月全部歸還。公司未對上述事項及時履行相應的審議程序和臨時報告披露義務，且公司2016年一季報披露稱不存在控股股東對公司非經營性占用資金的情況，半年報披露稱不存在關聯債權債務往來。公司、董事長及相關當事人受到公開譴責的紀律處分。

2017年1月17日，美都能源發布公告稱，上交所發函對其公開批評。截至2015年12月，美都能源因處置金融資產實現投資收益共計3.17億元，上述資產出售事項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對外披露，但公司未履行股東大會審議程序，也未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僅在2015年年度報告中予以披露。公司也未及時披露2015年3月以2820萬元的交易價格轉讓全資子公司海南美都置業有限公司60%股權一事。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的重要義務，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也是投資者進行投資的重要參考依據，甚至是最主要的依據。信披違規則會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知情權，容易造成不良市場影響。

從處罰金額來看，ST慧球無疑位居處罰金額最高位，2017年2月23日晚間，ST慧球公告稱，該公司收到4份處罰書，顧國平、鮮言分別累計被罰180萬元、150萬元，且均遭終身市場禁入，上市公司累計被罰240萬元。2月24日下午，證監會新聞發布會宣布對鮮言在2015年牛市期間操縱“多倫股份”(“匹凸匹”)股價一案，罰沒款就達34.7億元，這也是證監會史上開出的最大罰單。

另外，還有金新農、*ST紫學、西部黃金、現代制藥、鞍重股份、益盛藥業、*ST昆機、上海物貿、依頓電子等11家公司被處以罰金，處罰金額分別為210萬元、171萬元、130萬元、73萬元、60萬元、60萬元、40萬元、40萬元、14萬元。

除了已經開出罰單的上市公司，近期監管層也在緊鑼密鼓地對一些公司進行立案調查。2017年4月12日，大連控股收到證監會《調查通知書》。因公司涉嫌多項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證監會決定對公司進行立案調查。4月8日，雅百特因涉嫌未按規定披露信息，也收到證監會《調查通知書》。

4月1日，新力金融發布公告稱，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定被立案調查，該公司3月份曾收到安徽證監局《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因子公司對安東方金河房地產公司、淮南市榮勝昕安房地產公司等的融資租賃應收款已經逾期，但子公司未按照公司制定的壞賬準備計提政策計提壞賬準備，導致公司2016年半年度報告出現錯誤。

“兩大需求+四道紅線”驅動 券商PB業務新打法頻現

私募行業近兩三年來的快速崛起，以及2015年起掀起的場外配資清理，使得為機構提供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的券商主經紀商(PB)業務崛起，迅速成為券業藍海。然而，伴隨市場結構和風格發生劇變，傳統PB業務中的很多模塊也迎來挑戰：現有交易模式難以滿足機構的定制化需求;靠產品銷售驅動的資金服務業務，在低迷行情中舉步維艱。此外，業務同質化嚴重、托管費每況日下等也困擾行業已久。

升級PB的業務模式，已在券業啟動,發力交易系統、產品及管理人優選、整體服務比拼，都成為了當前的新玩法。這背後，是交易和資金兩大核心訴求、以及從未放松的交易合規底線的共同驅動。

兩大需求和四道紅線

券商PB業務，是指為機構客戶提供的托管清算、後臺運營、研究支持、杠桿融資、資金對接等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這項業務的崛起，與前兩年私募行業的崛起密不可分。伴隨私募機構數量的激增，券商除了提供基礎的托管外包等服務之外，資金募集、杠桿融資等功能都為券商帶來了收入增長點。

而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契機，源於自2015年起對場外配資的清理，第三方外部接口被要求轉移至券商PB系統，而此前盛行的券商出讓交易通道、機構以投顧身份直接下單的“密道”被嚴令禁止。多重發展契機的推動下，PB業務成為券業近兩年大力推進的創新業務。

“通過前期與機構客戶的溝通，機構經紀業務存在一些困惑。”中泰證券2017年私募FOF峰會近日召開，中泰證券金融市場部總經理陳華良接受采訪時表示，在市場結構和風格發生劇變時，傳統PB業務中的很多模塊都迎來挑戰;這在機構對交易和資金兩大核心訴求上，體現得最為直接。

以交易服務為例，券商PB業務在這一業務上的同質化較為嚴重，並且普遍存在定制化需求反應較慢的現象。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在市場結構和風格發生較大轉變時，私募機構對股票交易提出了更多需求，這對PB業務都是新的挑戰。

券商PB業務中的資本服務，是機構客戶最關註的功能之一。但在當前，該業務也承受多重壓力。陳華良表示，券商傳統的PB業務是以產品銷售作為驅動，但銷售這把雙刃劍在低迷市場行情中受沖擊明顯，“在熊市里，私募產品銷售舉步維艱”。

與此同時，當前資管行業監管收緊、去通道化趨勢明確、投資者適當性全面啟動，原有的募資渠道也隨之生變。此外，從去年下半年去杠桿的監管趨勢不斷強化，資管業務和產品的杠桿比例都出現大幅收縮;分級模式被叫停後，券商之前承擔夾層的種子資金業務也受阻。這些都讓券商PB業務創新受到影響。

就在今年4月末，招商證券因違規被處以暫停新開PB賬戶三個月的處罰，也引發市場和業內的關註。根據深圳證監局公布的行政監管決定書，招商證券PB系統相關業務在現場檢查中，被發現有賬戶曾開展過股票配資業務，但躲過了券商的盡職調查;另有兩個賬戶則被查出涉嫌賬戶出借。一時間，對於券商PB業務將迎來整頓的預期高漲。

陳華良對此指出，針對券商PB業務的監管方向和力度，在2015年後始終沒有放松過。保證產品杠桿結構、賬戶管理、下單模式的合規和禁止違規配資，一直是券商PB業務監管的四道紅線。具體而言，就包括不得涉及場外配資、禁止機構以投顧身份直接下單、加強對高頻交易等策略的監管等。

在實際的業務操作中，出於方便交易、提升效率等考慮，券商也會出現疏忽麻痹。以合規交易為例，目前券商PB系統內部分產品仍是采用投顧模式，機構下單需要通過一套合規方案來實現;但為了解決投顧下單的便捷性，也會出現讓投顧直接下單的情況，而這類操作是嚴令禁止的。

新打法頻現：拼系統、玩優化

需求驅動和合規約束之下，券商PB業務的轉型已經啟動。圍繞著機構對交易、資金的兩大核心訴求，大力投入交易系統建設、提升交易體驗是券商PB業務升級的主流模式。而近年來，券商PB業務更進入到模式升級的新階段：對產品和管理人做優化和篩選、提供整體的系統方案、提高資金募集效率等專業服務能力的比拼，也是當前激烈競爭的焦點。

“之前很多私募是靠券商和銀行的傳統銷售發展起來，但這種模式未來能不能繼續得打了個問號。還有，傳統證券交易員能否適應市場發展的需要，常規交易下單模式是否能夠實現私募的交易支持需求。”陳華良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私募管理人對券商PB業務目前最大的關註點，在於資金募集和專業服務能力。

資金維度上，如何為機構提供系統的募資方案，將成為券商機構業務的核心競爭力。陳華良表示，這一趨勢要求券商從產品源頭設計抓起，包括杠桿方案、渠道來源、資金價格、資金規模及期限撮合等均要加強。“如果現在還停留在銷售驅動，對私募管理人來說，壓力是很大的。從券商層面，必須整合銀行、信托、基金子公司這些通道資源，形成提供整體的方案。這才能幫私募管理人快速將產品落地。”

而在專業服務能力層面，私募管理人的需求一方面聚焦於效率，如托管外包是否足夠快、價格是不是足夠合理。另一方面，創新業務的吸引力也開始逐漸突顯，包括種子資金等業務能不能為私募管理人提供有效支持、孵化、增信等功能。

在更為細化的服務能力比拼中，交易功能仍是重中之重。陳華良強調，當前私募管理人對交易環節的要求越來越高，傳統券商PB交易模式被打破;未來交易中需要加大新工具、新技術的運用。尤其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和演變中，機器學習、算法使用、模型和場景運用，都會帶來券商PB業務整體的轉型升級。

警惕！財政部預計253個市縣PPP項目支出責任或超10%紅線

財政部金融司在一份《PPP項目財政承受能力匯總分析報告》中表示，PPP項目支出10%的限額有力控制了各地PPP項目的數量、規模，但部分市縣支出責任已超出限額，需引起警惕。

5月4日，財政部金融司公布了這份報告，通過對6400個、總投資10萬億元的PPP項目財政可承受能力報告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了全國PPP項目財政可承受能力的現狀。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四年間狂飆突進，投資額突破10萬億元，為了給地方狂推PPP項目套上“韁繩”，財政部設定了PPP項目支出10%紅線，即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

但近些年包括財政部官員已經意識到一些地方“故意”測算不準來躲避10%紅線，讓財政可承受能力論證流於形式，這將加劇財政中長期支出壓力，存在潛在財政風險。

財政部通過分析發現，2015年~2045年間，需要從一般公共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總額為9.9萬億元，年均支出3194億元。其中，已落地項目2921個、總投資4.9萬億元，涉及支出責任4.7萬億元，占支出責任總額的47.5%，年均支出1581億元。

從地區分布看，中西部地區支出壓力較大。2015年~2045年間，支出責任總額前五位的分別為湖南、河南、四川、內蒙古、雲南，年度支出占2017年本省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重均未超出5%。

上述數據並不包括1046個沒有財政承受能力報告或報告信息不完整的PPP入庫項目，涉及投資額1.3萬億元。

從省級層面看，似乎地方財政可承受能力均處於安全區間，但部分市縣支出責任突破了10%的紅線。

上述報告鑒於不同項目財承報告所預測的當地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長率存在差異，為增強數據可比性，分別選取當地全部PPP項目預測增長率中的最小值、平均值和最大值，對各地全部PPP項目年度支出責任占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例（以下簡稱支出占比）進行了修正，對應保守、一般、樂觀三種情景。

從地區分布看，在保守、一般、樂觀三種情景下，6400個項目涉及的1920個地區（含省、市、縣三級）中，有七成以上地區的年度最大支出占比處於7%以下的安全區間。三種情景下，年度最大支出占比超過10%限額的市縣，分別為253個、152個和104個，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南、河南、內蒙、貴州等地。其中，2018年當年支出占比超限額的市縣，分別為70個、36個和23個。

從時間分布看，在保守情景下，2020年超限額地區數量最多，為186個；在一般和樂觀情景下，2019年超限額地區數量最多，均為66個。

瀛和律師機構PPP中心主任汪金敏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可以看出部分地方缺乏PPP項目規劃，導致財政可承受能力超過10%紅線。而且一些地方通過鉆空子，從一般公共預算以外渠道安排支出，來逃避財政可承受能力紅線。有些地方通過誇大未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做大分母，來做低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使之低於10%。

財政部發現，一些項目從一般公共預算以外渠道列支，造成財政可承受可承受能力報告質量不高。比如292個PPP項目擬從政府性基金預算、車購稅補助、國開行貸款、農發行貸款等非一般公共預算渠道安排支出，共計1.1萬億元。個別項目支出責任甚至全部從政府性基金預算列支，有以此規避10%限額約束之嫌。

另外，有的財政可承受能力報告數據來源不明、計算方法錯誤，同質化嚴重，測算準確性存疑。一些報告未對本地區全部項目的支出責任進行匯總統計，所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預測增長率口徑不一致。

對此，財政部稱將堅守規範運作的底線，嚴控財政承受能力10%的紅線，並給出三大應對舉措。

一是完善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制度。優化支出測算公式，細化參數取值方法，確保支出責任統計範圍全覆蓋。對報告缺失或信息不全的項目，將予以清退。

二是加快建立PPP項目財政支出責任監測預警體系。完善項目庫功能，實現支出責任數據的多點錄入、實時更新和自動提取。對支出占比7-10%的地區進行風險提示，對超過10%限額的地區暫停新項目入庫。

三是加大監督管理力度。嚴格財承報告審核，認真做好項目支出責任匯總，確保數據準確填報、及時更新。加強咨詢機構庫管理，對編制財承報告存在重大失誤的咨詢機構予以及時清退。

汪金敏說，最近財政部清退出庫的1.2萬億元PPP項目中，就有部分項目的財政可承受能力有問題。但汪金敏同時認為，PPP項目未來推出會有所放緩，不過空間依然很大。

小米劃下硬件利潤紅線 國產手機巨頭們怎麽看？

“只要站在臺風口上，豬也能飛起來”，這是創始人雷軍總結小米成功的名言。幾年過去了，“跟風”的互聯網手機戰場一片哀嚎，而小米卻敲開了港交所的大門，外界風傳估值千億美元。

這似乎是一個完美的故事，但質疑也隨之而來。關於小米到底是一家硬件公司還是一家互聯網公司？5%的硬件綜合凈利潤率到底在手機圈甚至是硬件圈是一個什麽樣的水平？這些問題這幾天也成為行業中熱議的話題。

“小米不是單純的硬件公司，而是創新驅動的互聯網公司。”雷軍在招股書中的公開信里寫道：小米是一家以手機、智能硬件和 IoT 平臺為核心的互聯網公司，永遠堅持硬件綜合凈利率不超過5%，一旦超出部分，都會回饋給用戶。

對此，一些國產手機的相關負責人低調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OPPO的一名內部人員對記者表示，從業務收入構成來說，小米的主營業務依然是硬件，沒有硬件的支撐，互聯網的故事很難說得起來。僅以手機行業來說，大家如果更多的在關註市值，而不是一家企業的產品和服務，這本身是有問題的。

“OPPO不會過多地關註財務報表，以防止動作變形。”在此前的一次采訪中，OPPO副總裁吳強對記者說。

榮耀的總裁趙明甚至在公開場合表示，如果榮耀能夠做到這個（5%）的凈利潤水平，就很開心了。在大多數時候，國產手機廠商依舊在利潤水平線附近浮動。榮耀是華為內部用以“狙擊”小米而獨立的品牌。

“事實上，在國產智能手機份額不斷攀升的今天，能夠達到5%水平線的手機廠商依然鳳毛麟角。”研究機構Canalys研究分析師賈沫對記者表示，雖然采用互聯網模式營銷，產品類別中IoT與生活消費產品增速也非常亮眼，但目前小米的主要收入依舊是手機業務。從某種意義上，小米這麽說的用意是想表明它的商業模式，不是單純靠硬件掙錢。

爭議“5%硬件綜合凈利潤率”

硬件企業的凈利潤率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在行業中幾乎有一個公開的答案。

以幾個純硬件企業的凈利潤率為例，都在5%以下。拿家電行業對比，記者查閱財報信息時發現，海信電器2017年凈利潤為9.4億元，凈利潤率為2.85%。TCL凈利潤35.34億元，凈利潤率3.17%。青島海爾一季度營收為205.86億元，凈利潤8.5億元，凈利潤率為4.05%。創維數碼一季度凈利潤6745萬元，凈利潤率為3.68%。

而在競爭白熱化的手機行業更是如此，根據市場調研機構Strategy Analytics在2017年公布的2016年全球智能手機利潤情況來看，在2016年里，華為、OPPO和vivo占全球智能手機行業利潤的1.6%、1.5%和1.3%，被視為利潤微薄；以該數據報告中的華為9.29億美元營業利潤計算，其營業利潤率約為3.2%。

“我們的毛利率12點左右，凈利率是3個多點，手機行業並不是一個利潤高的行業。”聞泰科技的一名內部人士對記者如是說。聞泰科技（600745.SH）是國內最大的ODM廠商，其客戶主要為國內外的手機品牌商，包括小米的紅米系列。

對於小米在上市前夕“劃下硬件利潤紅線”，有不願意具名的國產手機廠商負責人對記者表示，這更像是對資本市場的喊話，以證明小米不是依靠硬件獲利的傳統硬件廠商，但是言辭不夠謹慎，有些過了。

那麽小米到底賺不賺錢？作為“橫跨”硬件行業和互聯網行業的商業公司，小米的盈利能力無疑外界最為關心的話題。

從招股書來看，小米的營收業務板塊有4個，分別是智能手機、IoT與生活消費產品、互聯網服務及其他。而在2017年，小米來自智能手機行業的收入為805.63億元，占總收入的比例為70.3%。來自IoT與生活消費產品的營收為234.47億元，占比為20.5%；來自互聯網服務的營收為98.96億元，占比為8.6%。

雖然小米智能手機業務占營收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截至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2月 31日止年度，智能手機部分分別貢獻小米總收入的80.4%、71.3%及70.3%，但小米的大部分收入目前依然來自智能手機的銷售。

而小米2017年的智能手機均價為881.3元每臺，2016年為879.9元每臺，毛利率卻在一年內從72億元增長109%至2017年的152億元，智能手機部分的毛利率從3.4%提升至8.8%。對於原因，小米在招股書中解釋是由於產品組合變動。

存疑的是，從財務角度看，小米手機的銷售從5540萬臺手機增長到9140萬臺，銷售手機數量增幅是65%，但成本增幅是26.7%

賈沫對記者表示，小米需要確保其核心業務，即手機產品業務保持穩健增長，同時繼續對互聯網業務進行擴張，但總體來看，隨著研發投入的加大，小米的利潤率依然會承受較大的壓力。

加劇的智能手機競爭

近日，IDC剛剛發布了第一季度智能手機全球銷量報告，報告顯示，中國第一季度智能手機出貨量自2013年第一季度以來首次低於1億，而全球智能手機廠商第一季度出貨量3.361億臺，下降2.4%。

而小米，依靠在海外尤其是印度市場複制低價模式，也取得較大增長。但在國內市場上，小米這兩年的銷量並沒有明顯變化，互聯網手機第一的位置讓位榮耀。在競爭白熱化的中國市場，頭部企業之間的“攻城拔寨”也沒有給它留下更多的空間。

對於未來增長能否持續，小米在招股書中也做了“風險預警”，“我們無法保證我們日後能賺取利潤。此外，我們預計日後成本及開支金額會增加，原因是之一是業務、用戶群及分銷網絡持續擴張；其二持續投資技術基礎設施及網絡；第三是持續擴大用戶群使得銷售及推廣開支增加；及推出其他新產品及服務可能產生前期成本，改變現有收入及成本結構，押後我們實現盈利的時間。倘我們不能維持或提高經營利潤率，日後可能持續虧損。”

同時，根據招股書中小米現金流量表顯示，2017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逼近負10億元，同時，小米原材料及制成品去年分別增加22億元和51億元。對此，小米的解釋為“預期需求強勁，我們為此增加存貨，使得存貨應付款項及許可費增加。”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主業手機上的競爭在短期內依然是小米生態面臨最大的挑戰。

“由於手機的技術發展已非常成熟，因此未來手機的發展將不會局限於硬件，而是靠周邊產品的綁定或是應用軟件的創新來吸引人氣。”集邦咨詢行動式記憶體研究經理黃郁琁對記者如是說。

西南電子泛半導體研究員陳杭也認為，小米最大的看點不在於已經紅利殆盡的移動互聯，而是拿到了下一個時代IoT的船票。包括運動手環和電飯煲等眾多互聯網連接設備正在帶動小米的互聯網業務收入持續增長。

但硬件與軟件之間的聯動效應目前仍沒有已經成功的案例。作為互聯網手機曾經的“擁護者”，360創始人周鴻祎曾表示，很多公司做硬件，過於希望按照互聯網公司來做估值，去追求“市場規律”，“但硬件產品叠代速度，以及用戶的積累速度都很難和軟件相提並論。就算是再簡單的小硬件，如果賣出去100萬個，對你的供應鏈、鋪貨、物流都是巨大考驗。我原來鼓吹過硬件應該免費，現在再說這話就打臉了。”

“這似乎又回到了那句話，互聯網服務的增長還是脫離不了硬件本身，硬件的銷量決定了互聯網產品的想象空間。”上述OPPO內部人員對記者說。

融資平臺春天又來了？ 專家稱勿盲目樂觀、不增地方債是紅線

在嚴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大勢下，地方政府之前依賴的融資平臺公司早已被剝離政府融資職能。但這些平臺對維持地方重大必要項目和地方有效投資仍有存在必要。

7月23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推動有效投資穩定增長，其中舉措之一是有效保障在建項目資金需求。督促地方盤活財政存量資金，引導金融機構按照市場化原則保障融資平臺公司合理融資需求，對必要的在建項目要避免資金斷供、工程爛尾 。

“我朋友圈里的一些人看到保障融資平臺公司合理融資需求後非常樂觀，認為融資平臺公司的春天來了。但我認為這是盲目樂觀，事實上支持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融資並沒有突破現有政策法規範圍，即市場化融資前提仍是不能增加政府性債務。”國家發改委PPP（政府和資本合作）專家張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融資平臺公司是指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和機構等通過財政撥款或註入土地、股權等資產設立，承擔政府投資項目融資功能，並擁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過去融資平臺公司是地方政府籌資的主要工具，但為了控制地方政府債務增長，2014年10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意見》明確，剝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融資平臺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債務。

在切斷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融資職能時，就涉及一些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如何處理的難題。

為了做好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平穩過渡，防範和化解防範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2015年5月，財政部、央行和原銀監會聯合發布了《關於妥善解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融資問題的意見》，對在建項目區分存量和增量實施分類管理，依法合規進行融資。

但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仍借助地方融資平臺公司來違法違規舉債擔保，這導致政府隱性債務規模膨脹，引起監管層嚴打。

2017年4月，財政部聯合發展改革委 司法部 人民銀行 原銀監會 證監會連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下稱50號文），加強了對融資平臺公司融資管理，比如融資平臺公司融資時要明確自2015年1月1日起其新增債務依法不屬於地方政府債務。但與此同時，也明確了金融機構應當依法合規支持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融資，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去年以來掀起了一場地方政府債務治理風暴，包括重慶、山東、河南、湖北、貴州等十多個省份的個別地區存在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而其中絕大多數都有融資平臺公司的身影。

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專家丁伯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嚴查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下，今年上半年不少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公司基本停貸，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提支持市場化融資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城投公司在建項目後續資金缺口問題，也可以緩解到期債務還款壓力，推動公司市場化轉型。但這些市場化融資支持並不能突破地方政府融資職能的限制，因此融資平臺公司應該抓住這一轉型好時機。

一位國有銀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銀行為融資平臺公司融資的關鍵是市場化融資，核心是投資公司的項目必須是經營性項目，一些轉型後的融資平臺公司作為社會資本方的PPP項目也可以投，但是單純的公益性項目銀行是不敢投資，因此銀行對融資平臺公司放款不存在放不放松，因為近期出臺的政策界限很明確。

50號文明確，金融機構應當嚴格規範融資管理，切實加強風險識別和防範，落實企業舉債準入條件，按商業化原則履行相關程序，審慎評估舉債人財務能力和還款來源。金融機構為融資平臺公司等企業提供融資時，不得要求或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以擔保函、承諾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擔保。

去年5月財政部印發的《關於堅決制止地方以政府購買服務名義違法違規融資的通知》明確，嚴禁將金融機構、融資租賃公司等非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行為納入政府購買服務範圍。

今年3月底，財政部公布的《關於規範金融企業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融資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進一步督促金融企業加強風險管控和財務管理，嚴格執行國有金融資本管理制度，進一步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張宇認為，對於融資平臺公司獲得市場化資金可能主要來源於表外。上周央行資管新規執行尺度的放松而來的，公募可以投非標，意味著資管資金投非標的募集難度大幅度降低，老產品投新資產，意味著資金池還會發揮作用，因此非標才是本輪融資平臺公司資金來源的重點。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告訴第一財經，近期央行窗口指導銀行增配低評級債消息傳出後，近4個交易日中低等級信用債收益率大幅下行，尤其是中低信用等級城投債表現更為突出。這有助於修複信用債市場融資功能，降低下半年信用債違約爆發的可能性和密度，有助於推動下半年一二級債市趨於回暖。

責編：汪時鋒

社論：A股需要強制退市紅線

業內呼籲已久的完善A股退市機制，讓上市公司有進有出，今年以來陸續迎來了實質性政策。

7月27日下午，證監會發布《關於修改＜關於改革完善並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幹意見＞的決定》，明確上市公司除構成欺詐發行、重大信息披露違法外，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安全、生產安全和公眾健康安全等領域的重大違法行為，證券交易所也將嚴格依法作出暫停、終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相關規定自7月27日起施行。

此舉被視作為近期卷入疫苗案件的上市公司長生生物“量身定做”。據新華社27日消息，公安機關已對長生生物全資子公司長春長生違法違規生產狂犬病疫苗案件開展立案偵查，對長春長生董事長高某芳等18名涉嫌犯罪人員刑事拘留，凍結涉案的企業賬戶、個人賬戶。同時，上市公司也被證監會以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正式立案調查，並冠以“ST”。如今退市規則修改，明確“重大違法”紅線範圍，讓本就退市風險高企的ST長生，警報再度升級。

疫苗問題關系重大，如果調查結果不幸驗證了社會大眾此前所擔憂的，退市屬於罪有應得，也將成為日後資本市場肅清瘤毒的典型案例。近年有上市企業因嚴重汙染問題被生態環境部通報，暫停、終止上市的震懾力也應該對準這類嚴重損害環境的企業。同時，嚴格執行退市規範也能改變此前關於監管層對上市公司“重大違法”處理較為寬松的印象，以因欺詐發行和重大信息披露違規兩罪並存的萬福生科為例，竟然能夠逃出生天，且在恢複上市後迎來一波炒作。

A股因退市制度不完善飽受詬病還在於觸發退市的主要考量——是否具備持續盈利能力，一直很難真正執行。因為大部分瀕臨退市的公司，往往都能以借殼、重組等途徑臨門一腳“恢複”持續盈利能力，部分常年未恢複持續盈利能力者，亦可通過財務手段規避退市政策，繼續留在A股市場。

這從退市公司數量上可見一斑。統計顯示，2001年至2017年A股共有93家上市公司退市，年均退市率僅為0.33%；對比境外成熟資本市場，紐交所2001年以來平均每年有128家上市公司退市，納斯達克市場年均303家退市，平均退市率分別達到6%和10%。完善退市制度隨著今年新股發行常態化、上市公司數量顯著增加而愈顯迫切：2017年滬深兩市共有438只新股上市，IPO總量占全球的近30%。

因此，通過近期實施的系列退市新政，要讓未來A股上市公司退市常態化、法制化和市場化。正如證監會所言，此番對退市制度的修改完善，對於進一步健全資本市場功能，增強市場主體活力，塑造理性投資文化，形成優勝劣汰的良好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動退市制度常態化的同時，不論是為了打擊真正的責任人，還是出於保護投資者利益目的，要避免板子只打在法人身上，讓主導違法者暗度陳倉。從此前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違法違規的處罰情況來看，對法人的處罰力度大大提升，但違法行為的執行者，包括上市公司高管和中介機構簽字人員付出的代價仍然較小。

值得慶幸的是，此番修改通過規則明確了因重大違法強制退市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等主體的相關責任，強調其應當配合有關方面做好退市相關工作、履行相關職責的要求。

隨著中國經濟地位不斷提升，打造資本市場強國勢在必行，此時既需要完善的上市、退市機制，也需要監管層以“刮骨療毒”的決心設定紅線，由此健全資本市場功能，塑造理性投資文化。

責編：許雲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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