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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督查涉企收費政策落實情況 民資收費在列

據發改委網站31日消息，國家發改委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涉企收費政策落實情況督查，範圍包括黨中央、國務院重點部署規範的相關領域收費;“三項收費目錄清單”制度落實和執行情況;行政審批前置、涉及市場監管和準入的涉企經營服務收費，其他具有強制性、壟斷性的涉企經營服務收費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代行 政府職能的社會團體收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等。

此次督查的重點包括涉及“雙創”相關收費、民間投資相關收費、“放管服”相關收費、外貿相關收費等。

全面督查於8月22日-9月22日展開，國家發改委要求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要按照要求，對本地區涉企收費政策落實情況全面部署督查。督查過程中發現的問 題要拉出清單、建立臺賬、限期整改。9月1日-9月22日發改委將選取部分省份進行實地抽查，對在抽查過程中發現的打折扣、搞變通，邊減邊增、明放暗管的情形，以及其他違規收費行為，發現一起，曝光一起，堅決遏制涉企亂收費行為。9月23日-10月10日發改委將根據各地督查情況和實地抽查中發現的問題， 督促指導各地抓好整改，確保各項政策落實到位。

通知全文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開展全國涉企收費政策落實情況督查的通知

發改價格[2016]1748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展改革委、物價局：

近年來，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統一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大力推進收費管理市場化改革，積極清理規範涉企收費，取消不合理收費項目，降低 偏高收費標準，減輕企業負擔政策效應正在逐步顯現。為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要求精神，進一步做好涉企收費政策落實工作，有效遏制各種亂收費行為，切 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涉企收費政策落實情況督查。現就督查有關安排通知如下：

一、總體思路和目標

圍 繞涉企收費政策落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按照全面覆蓋、不留死角、嚴格標準、同步整改的原則，對2015年以來黨中央、國務院明確要求的重點收費領域，以及 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牽頭或參與印發的各項涉企收費政策執行和落實情況進行督導檢查，切實解決政策落實不到位、效果不明顯的問題，徹底打通 政策執行“最後一公里”，確保國家各項涉企收費政策落在實處，已經取消的收費項目不再征收，已經降低的收費標準執行到位;對相關收費要同步研究事中事後監 管措施，建立涉企收費監管長效機制。

二、督查範圍和重點

(一)督查範圍

黨中央、國務院重點部署規範的相關領域收費;“三項收費目錄清單”制度落實和執行情況;行政審批前置、涉及市場監管和準入的涉企經營服務收費，其他具有強制性、壟斷性的涉企經營服務收費等;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代行政府職能的社會團體收取的行政事業性收費等。

(二)督查重點

一是黨中央、國務院重點部署規範的相關領域收費

1、涉及“雙創”相關收費。督查是否存在不利於創業創新發展的不規範涉企收費項目，是否研究建立事中事後監管辦法等。政策依據：《國務院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幹政策措施的意見》(國發〔2015〕32號)。

2、涉及民間投資相關收費。督查民間投資領域是否存在各種評估、登記、審計等收費多、亂收費、亂攤派情況，商業銀行是否存在不合法、不合理收費問題等。政策依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做好民間投資有關工作的通知》(國辦發明電〔2016〕12號)。

3、涉及“放管服”相關收費。督查各類認證、評估、檢查、檢測等中介服務收費環節，是否存在沒有法定依據擅自設立評估事項並收費，或者雖有法定依據但收費標準偏高的情況。政策依據：《2016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工作要點》(國發〔2016〕30號)。

4、涉及外貿相關收費。 督查是否落實收費目錄清單制度和《港口收費計費辦法》，海關、出入境檢驗檢疫、稅務、商務等部門電子政務平臺是否存在不規範收費問題，港口、保險、運輸、 銀行等環節是否存在違規收費問題等。政策依據：《國務院關於促進外貿回穩向好的若幹意見》(國發〔2016〕27號)。

5、涉及人才發展相關收費。督查人才招聘、評價、流動等環節，是否存在沒有法定依據，擅自設立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並收費的情況。政策依據：《中共中央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中發〔2016〕9號)。

6、涉及安居工程相關收費。督查城鎮安居工程項目中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人防易地建設費、白蟻防治費和其他行政事業性收費，是否嚴格按照規定執行減免政策等。政策依據：涉及安居工程相關收費政策文件。

二是“三項收費目錄清單”落實和執行情況

1、收費目錄清單公布情況。各地是否已經按照規定時間和要求公布涉企經營服務收費、進出口環節經營服務收費和行政審批前置服務收費三項收費目錄清單，政府定價收費事項是否已經全部進入清單等。

2、收費目錄清單動態調整情況。已公布收費目錄清單的省份，是否按照簡政放權的要求，對收費管理方式發生改變、不再實行政府定價管理，或者行政審批前置服務項目發生變化的收費，及時動態調整收費目錄清單。

3、收費目錄清單執行評估情況。已公布收費目錄清單的省份，是否通過基層走訪、企業調研等方式，及時對目錄清單執行效果進行評估;是否針對企業反映收費標準偏高的情況進行認真核實，並降低確屬偏高的收費標準等。

三是價格主管部門出臺的涉企收費政策執行和落實情況

1、經營服務收費。國家發展改革委和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明令取消的經營服務收費項目、明令降低的經營服務收費標準是否執行到位。

2、行政事業性收費。各級財政部門會同價格主管部門明令取消、停征、免征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是否落實到位;各級價格主管部門會同財政部門明令降低的行政事業性收費標準是否執行到位。

3、行政審批前置服務收費。是否存在沒有法定依據設立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包括各類認證、評估、評價、檢查、檢測、鑒證、證明等中介服務)並收費的情況;中介服務機構是否存在利用行政職能、壟斷地位指定服務、強制服務並收費的行為。

4、各類協會商會收費。行業協會商會是否存在強制企業入會收取會費，是否存在強制企業付費參加各類會議、培訓、展覽、評比、表彰等並收取費用，以及是否存在依靠代行政府職能或利用行政資源，擅自設立收費項目、提高收費標準的行為。

四是企業和社會反映強烈的其他違規收費問題。

三、組織實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各級價格主管部門要高度重視督查工作，統一思想、提高認識，細化要求、落實責任，把督查工作一抓到底。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要成立領導小組，指定專人負責，協調並會同有關部門盡快開展工作，確保事事有人管、件件有人抓。督查要有硬措施，要真抓實幹，不得走過場。

(二)明確任務安排。 一是全面督查(8月22日-9月22日)。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要按照要求，對本地區涉企收費政策落實情況全面部署督查。督查過程中發現的問題要拉出清單、 建立臺賬、限期整改。二是組織抽查(9月1日-9月22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將選取部分省份進行實地抽查，對在抽查過程中發現的打折扣、搞變通，邊減邊 增、明放暗管的情形，以及其他違規收費行為，發現一起，曝光一起，堅決遏制涉企亂收費行為。三是整改落實(9月23日-10月10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將 根據各地督查情況和實地抽查中發現的問題，督促指導各地抓好整改，確保各項政策落實到位。

(三)全面總結報告。 各省級價格主管部門要結合我委和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聯合印發通知的要求，統籌安排督查工作。督查結束後，各地應盡快形成書面報告，主要包括三 部分內容：一是督查工作總體情況。包括督查過程中采取的主要措施、取消的收費項目、降低的收費標準、企業減負金額，整改落實措施等。要選取3個典型案例， 作出詳細說明和解釋，並有詳實數據支撐。二是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該取消的收費項目是否取消、該降低的收費標準是否已經執行到位、是否存在違法違規亂收費 問題，是否存在“紅頂中介”依托行政機關、依靠行政權力強制服務並收費的問題等。三是政策建議。要結合督查發現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整改措施，以及進一 步完善政策的意見和建議等。報告要於10月15日前報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司、抄報價監局)。

(四)做好輿論引導。各地區在督查過程中要加強與主流媒體聯系，運用微博、微信、網絡等新媒體和廣播、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主動宣傳政府出臺的各項惠企收費政策和取得的成效，讓企業都能便捷地知曉政策，並真正享受到這些政策。要及時解答和回應社會關註的熱點收費問題，營造良好輿論氛圍

國家發展改革委

2016年8月15日

民資最怕地方招商“惡婆婆娶媳婦” 深改組已出招

今年以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速下滑明顯，而海外投資卻異常火爆，這種冰火兩重天現象引起市場關註。

9月26日，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的“新型城鎮化與城市治理現代化”論壇間隙，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國內外投資差異明顯，說明國內營商環境亟待提高。

王傳滿說，比如少數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存在“惡婆婆娶媳婦”現象，即利用各類優惠政策將投資者(即媳婦)引進門，隨後就暴露惡婆婆本質，如存在優惠政策不兌現或增加限制性條件、服務差，讓企業經營困難甚至最終倒閉。

這一現象將得到規範。

近期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嚴格兌現向社會及行政相對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認真履行在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活動中與投資主體依法簽訂的各類合同，不得以政府換屆、領導人員更替等理由違約毀約，確需改變政府承諾和合同約定的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

民企四大難：“不願投、不敢投、不會投和沒錢投”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告別兩位數增速，快速降至個位數。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8月份民間固定資產投資22500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1%，比去年同期下滑了8.8個百分點。不過在國務院督查等有力舉措下，民間投資有企穩跡象。

王滿傳參與了國務院民間投資第三方評估工作，他將民間投資下滑歸納為民企老板“不願投、不敢投、不會投和沒錢投”。

他解釋，當前經濟形勢不好，民企老板多數選擇持幣觀望，不願投資。同樣出於項目回報、風險等考慮，民企老板不敢亂投資。部分民營老板找不到投資領域，手握現金不知道怎麽投資。有市場拓展意願的民企很難從銀行獲得貸款，沒錢投資。

“銀行願意給國企貸款，因為即使出了問題，最壞情況是壞賬，而貸給民企若出問題，上面還要查你，詢問當初怎麽決策，是不是其中有貓膩。”王滿傳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稱。

與民間投資下滑相反，今年海外投資異常火爆。

商務部數據顯示，今年1-8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8個國家和地區的5929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7751.2億元，同比增長53.3%。

王滿傳認為這說明國內營商環境還有待提高。

他表示，現在少數地方出現的一些招商引資惡劣現象值得註意。比如投資者遇到的地方招商“JQK”現象，即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把企業“勾”(J)過去，然後企業落地後通過各種限制政策把企業圈(Q)在當地，再搬走成本高，硬著頭皮在那幹，各種管理、不規範現象把企業拖死(K )。

“我把這種現象比喻為'惡婆婆取媳婦'，惡婆婆為了兒子傳宗接代，對未進門的媳婦好話好禮送盡，一旦媳婦進門，惡婆婆的本質就出來了。”王滿傳稱。

地方招商承諾需兌現不得毀約

地方招商引資過程中出現的不履約或毀約現象早已受到高層重視。

據新華社報道，8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此次會議通過了上述《意見》，《意見》從加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完善平等保護產權的法律制度，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完善財產征收征用制度，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健全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各項制度，營造全社會重視和支持產權保護的良好環境等十個方面提出具體改革措施。

值得註意的是，《意見》明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要嚴格兌現向社會及行政相對人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認真履行在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等活動中與投資主體依法簽訂的各類合同，不得以政府換屆、領導人員更替等理由違約毀約，確需改變政府承諾和合同約定的要嚴格依照法定程序進行。

“無論是產權的有效界定，還是依照法律程序保護產權，都離不開政府作用。從改革實踐看，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對於產權保護法治化具有決定性影響。”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此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多數專家分析，當前PPP項目落地難一大原因是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擔心在長達幾十年的合作中，地方政府不履約合同。而此次《意見》無疑給民間投資者吃下一顆定心丸。

地方AMC“增開班次” 僅剩33席遭民資瘋搶

地方AMC（資產管理公司）翹首以盼的松綁政策終於落地。

日前，銀監會下發《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下稱《調整函》)，不僅放寬了地方AMC每省一家的名額限制，更為重要的是，戴在地方AMC頭上的“不良資產不得對外轉讓”的緊箍終於摘除，這意味著地方AMC終於具備了一家AMC本應擁有的最基本職能。

“事實上，對外轉讓是不良資產投資中最為重要的手段，在此前，同為AMC，只允許四大對外轉讓，卻對地方AMC禁止；對外轉讓放開之後，對地方AMC來說是重大利好。”一位地方AMC內部人士對本報說。

民資積極布局“壞賬銀行”

“今年3、4月份，銀監會召集地方AMC在北京開一個座談會，當時這些提法也在會上提及，原來說是年中的時候相關文件會出來，如今已快到年底。”上述地方AMC內部人士說。

根據《調整函》，允許確有意願的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但同時指出，省級人民政府增設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應當考慮以下因素：一是當地不良貸款余額較高，不良貸款處置壓力較大;二是不良資產增速較快，不良資產轉讓需求較高;三是已設立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正常經營並已積極發揮作用。

這就意味著，每省可以開設兩家地方AMC，而在此前，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銀監會已經批複了26家地方省級持牌AMC，具體地區涉及第一批的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安徽;第二批的重慶、北京、遼寧、福建、天津;第三批的廣西、山東、湖北、吉林、寧夏;第四批的河南、內蒙古、四川、湖南、陜西;以及後續的江西、山西、河北、西藏、青海、甘肅等。

迄今為止，僅剩新疆、雲南、貴州、海南、黑龍江等地仍未成立地方AMC。

在《調整函》之前，地市級城市已經在積極申請省內的第二張AMC牌照，去年下半年以來，包括山東青島、福建廈門和江蘇蘇州等三個地市級AMC相繼獲批成立。在此前，這三個省份已經分別成立了省級的資產管理公司。

我國共有34個省級行政區域，刨除香港、澳門、臺灣後，如果按照每個行政區2家地方AMC名額來計算，一共62個名額，放開限制後，如今還剩33個地方AMC名額。

本報同時從業內了解到，上述《調整函》下發之後，包括廣東、上海、天津等地的第二家AMC牌照有望落地。

在地方AMC的資本構成中，民營資本一直活躍其中，典型的諸如由海德股份的下屬子公司海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西藏自治區首家AMC。

事實上，最早由民資控股的地方AMC為安徽國厚，其控股股東為合肥博雅商貿有限公司，持股49%，其他股東包括深圳市朗潤集團有限公司占股21%、蕪湖厚實商貿有限公司占股10%。

吉林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控股股東為宏運集團，占股80%，宏運集團是遼寧省一家實力較為雄厚的民營企業。寧夏順億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是睿銀金控集團聯合寧夏當地的實力企業共同投資設立，睿銀金控總部位於上海，定位為全國性民營金控集團。另外，江西省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由江西省金控集團聯合4家民企組建而成。

“據我了解，剩余的地方AMC牌照都是民間資本在搶奪，在參與不良資產投資領域，民間資本的積極性很高。”廣東某民間不良資產處置機構負責人對本報透露。

與“四大”之間的距離

但隨著地方AMC數量的增加，競爭也必然加劇，此前地方AMC內呼聲較高的跨省經營在此次《調整函》中並未涉及。根據此前的《關於地方資產管理公司開展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資質認可條件等有關問題的通知》，地方AMC定位為參與本省範圍內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和處置業務。

非跨區經營將地方AMC限定在本省範圍之內，這也是地方AMC與四大之間仍然存在的差距之一，但由於收購而來的不良資產標的物所在區域存在不確定性，這就使得地方AMC們的業務實際上已經出省。

“我們從本地銀行手中收購的不良資產包里面也有大量分散在各個省份的標的物，所以在處置的過程中，我們通常和當地的律師等其他民間不良資產處置機構合作。”上述地方AMC內部人士認為，行政牌照的區域割斷只是暫時的，隨著資產管理公司的逐漸成熟，市場化主體的逐漸豐富，打破地域限制是必然的趨勢。

正是考慮到不良資產標的物所在區域難以局限，所以在此次《調整函》中，不僅放開對外轉讓的限制後，同時也特別指出，對外轉讓的受讓主體不受地域限制。

“地方AMC對外轉讓的限制放開後意味著地方AMC參與不良資產處置的渠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原來以自己處置為主，其處置的手段、方式相對單一，如今已基本上享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最基本的處置功能，增強地方AMC的處置能力，特別是受讓主體不一定是當地企業這一條，等於打通了流通領域的限制。”廣東衍恒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方偉忠對本報記者說。

“從之前的監管文件來看，銀監會也是反對不良資產簡單粗暴的倒買倒賣，希望地方AMC在不良處置方式上更多的是推動債務重組，在實際操作中，如果債務重組實在進行不下去，經過公告等其他手段後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再進行賣斷，監管部門實際上也是允許的。”上述地方AMC內部人士說。

除了跨區經營外，此前地方AMC呼聲較高的還包括給予其金融機構的定位，據了解，目前地方AMC與四大不同的是，其並非金融機構，所以在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方面受到限制。

而不良資產投資又屬於典型的資金密集型行業。一方面，批量收購銀行不良資產包需要耗費大量的資金，通常在億元級別之上，另一方面，整個清收處置過程複雜冗長，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回款周期短則1年，一般在2年左右，長則3-5年甚至更長。地方AMC的資金主要來源於股東註資和債務資金，包括銀行借款、發行債券等。

方偉忠認為，如今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已經從過去的不良資產處置逐步發展成為綜合性的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只是其業務板塊的一部分，地方AMC松綁之後剛好強化了這一方面，不排除未來四大與地方AMC聯手處置的可能。

“民間處置機構正好可以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深度參與其中，例如，某個區域內的不良可由地方AMC收購，當地政府指導，民間不良資產投資機構參與處置，形成這種鏈條式的處置模式，降低地方性金融風險。”他說。

民資入選發改委示範項目：華夏幸福如何玩產業新城PPP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華夏幸福)與河北固安縣共同探索的PPP模式列入國家發改委示範項目。近期國家第三批PPP示範項目中，華夏幸福固安高新區及南京溧水區產業新城項目雙雙入選。

近日在濟邦咨詢主辦的2016第五屆PPP全國高校論文競賽頒獎禮暨PPP專題研討會上，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助理楊硯峰詳解了華夏幸福產業新城綜合開發PPP模式。

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張書峰在會上介紹，目前，華夏幸福已在全國13個省市的50多個區域布局了 產業新城，國際事業版圖也實現突破，海外產業新城相繼落 戶印尼、印度、越南和埃及。截至2016年6月，華夏幸福已經為各地產業新城累計引進簽約企業超1100家，招商引資額近2800億元，創造新增就業崗位4.2萬個。

華夏幸福是如何玩轉產業新城PPP模式?與傳統項目相比，它們有何創新?

楊硯峰介紹，華夏幸福的商業模式可以用“以產興城、以城帶產，產城融合，城鄉一體”來概括。相較於傳統單一的PPP模式來說，華夏幸福在產業新城的定位和設計兩個維度有創新。

“在定位方面，我們在產業新城定位在大城市周邊，一方面可以緩解城鄉差距，帶動大城市周邊的縣域發展，同時也可以緩解大城市各種人口壓力，使得城市資源進一步朝外圍釋放。”楊硯峰稱。

他表示，目前華夏幸福在產業新城建設上主要為政府提供五項服務，分別是規劃設計(產業發展規劃、城市規劃等)、土地整理、城市建設、運營服務和產業服務。

對於華夏模式和地方普通招商之間的區別，楊硯峰對此表示，嚴格來說早期確實是這樣做，但通過14年的經驗總結提煉發展後，現在產業服務是對企業從萌芽階段，到落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等等保姆式的服務。

“作為社會資本方我們為政府提供的服務，其實有硬件和軟件的部分。首先我們有設計藍圖，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硬件，提供市政運營和產業服務體現了我們的軟件，這樣就構成了完整的產品，這樣產業新城就出現了最重要的效果，我們不會出現睡城和鬼城，因為我們會為政府提供有內涵的城市。”楊硯峰稱。

華夏幸福的利潤回報以項目增量財政收入為基礎。以固安為例，若財政收入不增加，則企業無利潤回報，縣政府不承擔債務和經營風險。華夏幸福通過市場化融資，以固安產業新城整體經營效果回收成本，獲取企業盈利，同時承擔政策、經營和債務等風險。

早在2002年，華夏幸福就以綜合開發PPP模式推動固安產業新城的發展，政企雙方用“契約精神”取代了“身份觀念”，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通過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資源要素價格的幹預，清晰界定了政府與合作企業各自的責任和利益邊界，保證了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率最大化和最優化。

楊硯峰表示，固安產業新城PPP模式促進當地經濟發展。2002年固安縣財政收入1個多億元，去年財政收入達到56億元，複合增長率維持在40%左右。更為關鍵的是，通過這一PPP模式，固安縣從過去的高負債實現了近些年零負債。

民資真的要“上天” 受國家航天局歡迎參與商業航天項目

12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2016中國的航天》白皮書並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國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在會上表示，將邀請民營資本參與商業火箭開發項目、衛星研制和商業化項目。

吳艷華指出，2016年以來，世界航天日益呈現新的熱點，就是商業航天的推進力度是空前的。中國政府一直堅持航天要融入國民經濟，為科技進步、經濟社會發展、民生福祉和提高綜合國力做貢獻。

第一，從政策維度來說，2014年國務院正式發布了鼓勵社會各類資本投資指導意見，對此已有明確表述，歡迎各類社會資本投資中國的衛星商業發射、衛星應用等有關領域。

第二，最近中國政府針對外國企業投資中國領域發布了一個負面清單，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其中航天領域禁止投入的項目非常少。關於衛星的研制、核心配套產品的研制、應用、服務等各領域，都歡迎鼓勵國際、國內各種資本投資。

第三，在本部白皮書中，也闡述了商業航天的有關政策，對私營資本和社會資本、多元資本包括境外資本，都是持支持鼓勵的態度。一是關於商業火箭，現在至少有不少於3家企業從事商業火箭的研究和推進工作，國有股份都是多元化的，尤其還有民營企業。二是關於衛星研制、設計、攻關以及關鍵的材料、單機，我們也是鼓勵的，特別是衛星應用推廣，目前我國已經有170顆衛星在軌，要把這些衛星用好，同時要把大量的航天先進技術和知識產權更好更快地轉化為民生福祉服務的產品和服務項目。至於大家關註的如商業發射場、商業測控等領域問題，我們都在深化論證，也是持開放支持的態度，這也是國際發展的趨勢。

吳艷華表示，未來五年，將積極推進航天企事業單位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構建多元化投融資體系，在保障國家投入的同時，完善競爭、評價、監督和激勵等機制，鼓勵和引導社會優勢資源、優勢力量參與航天發展。到2030年左右，中國航天要躋身世界航天強國行列。

PPP示範市縣申報啟動 8億補助傾向民資

近日，財政部聯合國家發改委以加急的形式印發《關於報送推廣PPP模式成效明顯市縣名單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地方推薦部分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效果明顯、社會資本參與度高的市縣，最終選出12個市和20個縣作為表揚對象，並在PPP項目以獎代補政策和中央預算內投資PPP前期工作專項補助政策上給予加分支持。

去年這兩項政策涉及補助資金約8億元。

一位省級財政廳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已經收到《通知》，正下發給市縣。此次評選PPP模式效果明顯的地方，很重視項目落地和社會資本尤其是民間資本參與。

此次《通知》是為了落實去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對真抓實幹成效明顯地方加大激勵支持力度的通知》，其中明確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對推廣PPP模式效果明顯、社會資本參與度高的市(州)、縣(市、區)，在安排以獎代補資金、中央預算內投資PPP前期工作專項補助時優先支持，推進其行政區域內PPP工作，鼓勵地方增加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

在評分設計上也充分地體現上述政策導向。

根據《通知》，按規定入庫(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儲備庫或國家發改委PPP項目庫)項目1個得1分，進入(財政部或國家發改委)示範(推介)項目名單1個得5分，PPP項目落地1個得10分，民間投資參與(持股超50%)落地的項目1個得10分。

顯然，PPP項目落地和民間資本參與得到空前重視。

在去年12月的全國財政系統PPP工作推進會上，主管PPP工作的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下一步要按照“又快又實”的要求，推進形成PPP項目加快落地的態勢，形成民營資本廣泛進入的局面，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0月末，財政部PPP綜合信息平臺入庫項目10685個，總投資12.7萬億元。其中進入執行階段的項目1014個，總投資1.72萬億元，落地率26.8%。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廳(局)和發改委要在2017年1月15日前推薦市(州)1個，縣(市、區)2個。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在對地方上報市縣進行整理匯總得分後，將協商確定10個市和20個縣作為表揚對象，其中東、中、西地區數量比例為1:2:2。

對於受到表揚的市縣，在PPP項目以獎代補政策評審和PPP前期工作專項補助投資時，予以總體加分。

上述財政廳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財政部的PPP項目以獎代補金額一個項目在300萬~800萬元之間，國家發改委的PPP前期工作專項補助金額一個項目約兩三百萬元。

去年12月底，財政部下發通知，對符合條件的42個新建示範項目和地方融資平臺公司存量轉型項目，撥付2.6億元PPP項目以獎代補資金。

比如黑龍江綏化至大慶高速公路PPP項目、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姚家峪生態養老中心項目等獲得了最高800萬元補助。

據2016年10月國家發改委消息，已下達2016年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前期工作專項補助5億元，目前各地已分解落實到具體項目。主要用於支持重點區域或行業的PPP項目規劃編制，以及重點PPP項目的評價論證咨詢、實施方案編制、招標文件起草、合同文本擬定、財務顧問、法律顧問和資產評估等。

上述財政廳人士建議，為了更大程度的激勵地方積極性，財政部可以在現有以獎代補政策下，整合司局其他PPP優惠政策，比如此前海綿城市和地下管廊采用PPP模式達到一定比例將在補助基數上再獎勵10%等。

18家券商待產高峰 “港資+民資”模式雙打

我國128家券商中，合資券商不過10余家，勢單力薄、業績墊底。但近兩年由於政策鼓勵，國內掀起了一股合資券商熱。據本報統計，截止到1月13日共有18家在申請的券商，其中過半券商有外資背景。在這股券商成立潮中，民資成為了主力軍，此次18家待產券商是90年代以來又一波券商成立高峰期。

1月17日下午，國務院發文要求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放寬外資準入限制，這其中包括證券公司。在這18家待產券商中外資背景廣泛，有純港資、東南亞等海外資本，亦有臺灣資本涉足其中，市場人士分析，這顯示出外資對我國證券業發展的信心，但國內政策對外資的吸引力依舊有限，合資券商的“春天”還為時尚早。有非銀分析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合資券商之所以生存困難，主要原因在於牌照不齊全，以及合資券商的主打業務——投行業務在國內也無法與國內其他大型券商相抗衡。

在18家在申請的券商中，背後多數有民資身影，甚至有部分民資搭乘CEPA協議“出口轉內銷”，資本借道香港再轉至內地成立證券公司成為一大主要途徑。

港資來襲

截止到1月13日，共有18家在申請的券商，分別是匯豐前海證券、大華繼顯證券、溫州眾鑫證券、雲峰證券、東亞前海證券、廣東粵港證券、橫琴海牛證券、百富證券、陽光證券、粵港證券、金港證券、豪康證券、聯信證券、金圓統一證券、方圓證券、瀚華證券、嘉實證券和珠江證券。

根據本報不完全統計，涉及港資的有7家券商。東亞前海證券股東方中有香港最大的獨立本地銀行東亞銀行;瀚華證券的一大股東方是香港上市公司新華匯富金融，新華匯富金融背後的控股股東則是香港大型綜合企業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金港證券背後的股東之一為香港上市公司匯盈控股;恒盈證券的發起方之一的萬贏證券系香港持牌券商，其母公司為香港上市公司威華達控股;粵港證券的發起方包括三家香港券商。值得註意的是，有港資背景的券商資金設立較為複雜，其資本方更為廣泛。

譬如，匯豐前海證券的股東方中有匯豐銀行;廣東粵港證券背後是香港尚乘集團，這一集團背後有建基在加拿大的瓴睿資本和戰略股東摩根士丹利。 除了港資現身，臺資也位列其中。金圓統一證券的股東方之一包括臺灣企業----統一集團。 除此之外，還有來自東南亞的資本。大華繼顯陸金證券的外方股東來自於新加坡最大的證券公司大華繼顯控股有限公司，該券商主要經營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及中國香港地區的股票和投行業務。

“越來越多的外資進駐國內，表明他們對中國證券業的未來充滿了期待。”某資深券商人對本報表示：“自1995年摩根士丹利入股中金公司共同組建我國首家合資券商以來，外資投行借合資形式在國內已走過21年。但過去21年，相比於港澳資本，純外資背景的股東不能成為控股股東，近年來外資在券商界的監管有所松動。”

2012年8月中國將金融業外資持股比例上限從33%提高到了49%，近5年內沒有外資能夠提高持股。2016年11月11日，財政部重申，中方將逐步提高符合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參股證券公司的持股比例上限，但未給出具體時期。1月17日，國務院發文要求放寬多領域外資準入限制，其中包括證券行業。近期，摩根士丹利、瑞士銀行正在商洽提升他們分別在中國的合資公司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以及瑞銀證券的持股比例至49%。

不能否認的是，在合資券商中， 外資僅是“配角”。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告訴本報記者，此次監管層放寬外資進駐證券公司的旗號，從長遠來說，對外資吸引力較大。然而，短期而言吸引力有限，當前外資券商有能力進入想要進駐的領域，譬如投行領域、資產管理業務、銀行間市場等。唯一要突破的是控股權的問題。國內的證券行業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競爭格局，前十大券商地位相對穩固，如今即使開放相對控股權或絕對控股權，業務格局並不會有太大改變。

(截至時間2017年1月13日 資料來源：證監會官網)

民資尋路

在這次券商成立潮中，國內資本依舊占據主角地位。在18家待產的券商中，盡管有外資涉足，但第一大股東絕大多數為內資，有的甚至是國資。以粵港證券為例，其第一大股東中粵財控股認購14億股，持股占比40%，為國有獨資公司實際控制人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要服務廣東自貿區建設。 更需要提出的是，在待產的18家券商中，民營資本占據了“半壁江山”。溫州眾鑫證券和方圓證券有可能是民營資本。前者將由溫州當地的企業家設立而成;後者第一大股東為蘇州柯利達集團有限公司。

甚至有民資甚至借道香港，再轉戰內地。譬如，雲鋒證券股東方之一是馬雲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瑞東集團。再如，2016年4月成立的華菁證券，其的股東之一是華興資本的附屬公司——萬誠證券，其以港資股東身份參與，出資比例為49%。

業內人士指出，民資轉到香港，再回歸境內設立券商，主要是為了搭乘此前的CEPA協議。2013年8月內地與香港、澳門地區簽署的CEPA協議，允許符合設立外資參股證券公司條件的港資、澳資金融機構分別按照內地有關規定在上海市、廣東省、深圳市各設立一家兩地合資的全牌照證券公司，其中港資、澳資合並持股比例最高可達51%，內地股東不限於證券公司。

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非銀金融分析師表示：“對於華菁和雲峰這類券商，他們實際控制方仍然在大陸，只是出資實體是從香港、澳門來的，所以這種模式未來可能成為民營資本申請證券牌照的方式之一。”

民資越加成為券商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長期以來，券商牌照一直以特許經營的方式而處於相對壟斷地位，享受著相對的壟斷利潤，境內民營資本和私人資本則很難涉足其中。本報記者了解到，2002年民生銀行的大股東控股民生證券，成為彼時少有的民營類券商。

前述某資深券商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此前金融準入尤為嚴格，過去券商的設立一類是以財政部、央行、銀行、保險為主體的國資類券商;一類是地方政府借助融資平臺設立的地方性券商;經過十多年發展有超過100余家券商，但2010年以前，券商發展過快而問題頻出，因此遭受嚴厲整頓，在這樣的背景下，監管層不會設立新的券商公司，民營資本也不願進駐其中。”

2010年以後證券行業開始創新業務，2012年召開了第一次創新大會，自此各項創新業務陸續開展，各路資本也越加註意到金融牌照的重要性。2014年證監會表示將明確新設證券公司的審批政策，支持民營資本、專業人員等各類符合條件的投資主體出資設立證券公司，這是監管層首次提出鼓勵民資設立券商。截止到2014年國內至少有11家民營券商，分別是渤海證券、第一創業、方正證券、國金證券、宏信證券、民生證券、太平洋、新時代證券、中山證券、眾成證券、德邦證券。

“此次18家待產券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又一波券商成立高峰期。”王劍輝說。

橫琴海牛證券、豪康證券、珠江證券並未公布股東方構成。

合資券商路在何方

根據本報不完全統計，當前合資券商有11家，分別為中金公司、中銀國際、高盛高華、瑞銀證券、瑞信方正、中德證券、第一創業摩根大通、東方花旗和摩根士丹利華鑫。加之去年設立的申港證券和華菁證券。

2016年，非港資澳資、純外資背景的券商有7家，他們的業績並不顯著———瑞銀證券、中德證券、東方花旗、摩根士丹利華鑫、高盛高華、一創摩根和瑞信方正無論是在凈資產、總資產還是營業收入均排在126家券商中的中後位。

2016年上半年其營業收入最高為瑞銀方正3.69億元，最低為瑞信方正0.32億元。其總資產最高為高盛高華30.71億元，最低為摩根士丹利華鑫9.25億元;凈資本最高為高盛高華22.12億元，最低為摩根士丹利華鑫6.79億元。

而在過去合資券商的業績也並不顯著，有不少外資股東退出。本報記者統計，作為日本在華成立的第一家合資投行海際大和自2004年11月成立以來連續9年業績少有起色，2014年日方股東退出，股權由上海證券接手;湘財證券與里昂證券合資的華歐國際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財富里昂的前身)於2003年4月成立，在2011年、2012年經營連續兩年虧損，2013年被中信證券收購。華英證券自2011年成立以來連續兩年虧損，2015年蘇格蘭皇家銀行退出，股權由交通銀行接手。2016年12月16日，另一家國際投行摩根大通公司正與其中國合資夥伴分道揚鑣：第一創業發布公告稱，擬3.07億元收購摩根大通持有的全部股份。

2012年8月6日, 東方花旗由東方證券和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共同宣布,成立當年便虧近5600萬元。2011年6月,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成立，成立兩年累計虧損2.56億元，一度在券商中墊底。

北京某非銀分析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合資券商之所以生存困難，主要原因在於牌照不齊全，同時中外股東文化、理念難以磨合。合資券商的主打業務------投行業務在國內也無法與國內其他大型券商相抗衡。

王劍輝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諸多外資券商在設立之初就瞄準了投行業務，在其他業務領域準備並不充分;同時，諸多外資不是控股股東，他們不願耗費過多的人力財力為他人作嫁衣裳;加之部分合資券商為中國大陸券商的子公司，子公司和母公司不能有同業競爭，多種因素促使外資券商的業務單一，多限於投行業務。中國資本市場熊長牛短，在投行業務不景氣的年份里，無其他業務對沖，致使合資券商業績落後。”

1月17日，監管層發出放寬多領域外資準入限制的口號，外資控股合資券商成為可能。

“突破51%的控股權其可能性很大，因為外資成為合資券商的控股股東不構成不可逾越的門檻。現在我們也在追求混改。原來我國市場環境不成熟，金融機構較為弱小，監管層多防範過於強大的外部競爭;但現在前兩者已相對成熟，這一障礙可以在適當的時候予以突破。”某券商研究部總經理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從長遠而言，隨著對外資控股權的放松，外資在中國證券業中的發展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王劍輝認為，合資券商未來的發展前景也越加廣闊，尤其是在國際化業務發展中，隨著一帶一路的發展，國內外資本雙向流動越加頻發，合資券商在市場拓展、產品開發、市場份額中占據先天優勢，而在特殊領域，譬如在高端人群的國際化財富管理、中國地方政府在國際市場上融資等業務上，合資券商將更加有用武之地。

PPP“隱形門檻”攔路民資，怎麽破解？

“做PPP項目遇到的坎兒不少。一些項目投資額不到10億元，卻設置了總資產50億元甚至百億元的高門檻，把民企攔在門外。”龍元明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苗紀江近日對第一財經記者稱。

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近三年在中國被快速推廣，PPP項目數量破萬，擬投資額約13萬億元。不過民營資本參與度不高，是困擾著決策層的一大難題。

財政部副部長、PPP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史耀斌在去年底的全國財政系統PPP工作推進會上，也毫不避諱地指出，個別地方政府通過設置高額保證金、註冊資本、銀行存款等條件，制造“隱形門檻”。而這背後是一些地方政府觀念存在誤區，認為和民營資本打交道風險高，且面臨較大審計、輿論壓力。

“隱形門檻”攔路民資

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1月30日，全國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中入庫PPP項目已經達到10828個，入庫項目總金額約12.95萬億元。截至2016年10月，946個PPP項目已經落地，總投資額1.56萬億元。

這些數據顯示著PPP市場在這幾年的爆發。一些民企擔心政府不能履約而采取觀望，而另一些民企則抓住機遇擁抱PPP。為了“掘金”PPP市場，上市公司龍元建設(600491)成立龍元明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試水PPP業務。苗紀江對第一財經記者介紹，2016年龍元建設共做了21個PPP項目，總投資額270億元。2017年的PPP項目總投資目標是400億元。

不過就像苗紀江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樣，民企在做PPP項目時，會遇到一些地方政府設置的PPP“隱形門檻”過高的現象，導致民營資本參與度不高。

新華社報道稱，一些PPP項目看似向民企敞開大門，但設置的資質條件、工程業績、專業要求等過高，民間資本很難達到要求。“有的招投標中限定‘企業要有30年以上行業經驗’、‘取得多項國際證書’等硬性條件。”成都矽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有治說，這樣的高門檻等於把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排除在外。

在去年國務院民間投資專項督查調研中，四川遠艦建設集團董事長楊遠見曾表示：“現在很多PPP項目就是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的，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告知‘優先考慮國企’。一方面是因為國企能從銀行貸到更低成本的資金，另一方面政府也想避免引發道德風險質疑。我們申請過很多PPP項目，都被以各種理由拒絕了。”

“項目不同，‘隱形門檻’也五花八門，雖然這些條款很小也並不複雜，但你卻很難繞過去。”苗紀江稱。

為消除一些地方官員對於上述預期風險的擔憂，苗紀江告訴第一財經，其公司將會和中鐵等央企聯合招標，通過混合所有制來參與PPP項目，從而規避一些“隱形門檻”，也讓一些地方官員得以放心合作。

地方觀念誤區待除

史耀斌在上述PPP推進會上分析民營資本參與PPP的積極性並不高時稱，一大原因是部分地方政府在觀念上有誤區。

“一些地方不願意和民營資本打交道，認為不可控、風險高，再加上項目操作複雜、技術要求高，和民營資本合作會面臨較大的審計、輿論壓力。如果民營資本收益高了，就容易引發國有資產流失、政府監管不力、利益輸送等質疑。”史耀斌稱。

苗紀江也對第一財經分析，一些地方官員認為跟民企打交道存在政治風險、道德風險，不想讓民企參與，但又不好直接表現出來，就通過設置高門檻來將民企拒之門外。

PPP專家、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些地區偏好選擇國企來做PPP項目的情況確實存在。由於PPP項目量大且操作複雜，項目規範性不夠，致使項目未來出現爭議的可能性較大。一旦出現爭議，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和國企談判的空間彈性更大，與民企談判空間則較小，甚至可能出現民企“跑路”的現象。

不過金永祥表示，從全國範圍來看，地方政府設置“隱形門檻”排擠民企的做法並不普遍，一些地方如北京還會優先選取民企來做PPP項目。

史耀斌在部署2017年PPP“五個”工作發力點時，第二個就是著力提高民營資本參與率。省級財政部門要研究將民營資本參與率納入工作考核體系，會同有關行業部門合理設定PPP項目采購標準和條件，不得對民營資本設置任何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

對PPP項目門檻合理設置並不意味著“低門檻”，金永祥舉例稱：“河南有一個幾十億的PPP項目，由於門檻設計過低，最終選了一個資產只有幾個億的民企，然而這家民企無法獲得金融機構貸款，導致這個項目最後無法推進。”

由於PPP項目千差萬別，金永祥認為政策上也不應對PPP項目采購標準和條件采取“一刀切”，應該根據不同項目，從企業經營管理能力、融資能力、信用去綜合考量。

為了鼓勵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中央在政策上給予諸多鼓勵措施。如在第三批PPP示範項目評選時，對於民企參與的項目給予加分。

同時，一些地方為了吸引民企參與PPP項目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江蘇省在PPP項目采購資格預審方面，合理把控企業參與資格條件，防止因企業規模等條件設置標準過高而將民營企業排除在外，充分給予民營企業參與PPP項目的平等機會。在PPP方案制定、審查及合同簽訂過程中，江蘇嚴格做好項目責權利分配、完善價格調整機制，保證社會資本有盈利不暴利，營造公正誠信的合作環境，增加民營企業參與的信心。

民資參與PPP積極性不高？工商聯提案給出四招

超13萬億元投資額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面臨的難題之一，就是民營資本參與率不高，這也困擾著官方。

近日，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關於進一步完善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PPP的提案》(下稱“PPP提案”)中，分析了目前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積極性不高的原因和對策建議。

PPP提案稱，一些地方政府在PPP項目招商中，民營資本未享受與國有資本同等待遇，一些民企反映部分PPP項目在執行過程中變成為國有企業“量身定做”。融資門檻過高、貸款難讓民營企業無力參與PPP項目。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相關部門已經認識到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熱情不高的問題。

在去年12月份召開的全國財政系統PPP工作推進會上，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也指出當前PPP工作一大挑戰是民營資本參與率不高。

他分析，一些地方不願意和民營資本打交道，認為不可控、風險高，加上項目操作複雜、技術要求高，和民營資本合作會面臨較大的審計、輿論壓力，如果民營資本收益高了，容易引發國有資產流失、政府監管不力、利益輸送等質疑。

另外，對民營資本的權益保障不足，民營資本自身能力有待培育，也客觀造成了其參與PPP項目不積極。

上述PPP提案給出四點建議，來提高民間資本參與率。

第一，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PPP項目參與主體中的社會資本作補充說明，規定社會資本中的國有資本權益占比不超過一定比例才能視為合格合規的“社會資本”。

第二，建議及時更新並規範PPP項目庫建設，力爭能夠為民營企業推出一批做得了、做得好的項目，杜絕“濫竽充數”的“偽PPP項目”。

第三，鼓勵民營企業(包括創新能力強、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業)作為聯合體進入PPP項目建設服務領域。

最後，進一步加大財政、金融支持力度。比如引導金融機構對民間資本參與PPP項目提供中長期、大額度貸款制度，並實行基準利率或給予利率優惠。

財政部也將提高民營資本參與率作為下一步PPP工作的重點。

史耀斌要求，省級財政部門要研究將民營資本參與率納入工作考核體系，要會同有關行業部門合理設定PPP項目采購標準和條件，不得對民營資本設置任何差別條款和歧視性條款。

隨著PPP法規逐步健全、地方政府觀念轉變等原因，目前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積極性在不斷提高。

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末，277 個落地國家PPP示範項目的簽約社會資本信息已入庫，包括175 個單家社會資本項目和102 個聯合體項目，簽約社會資本共419 家。

其中，民營企業(含民營獨資和民營控股)163 家，占比39%。民營、含民營及外資的聯合體項目數合計139 個，占比50%。民營資本、含民營及外資的聯合體等兩類項目的投資額合計占比也達45%。

民資參與PPP熱情有限 政協委員直指根源在這

2016年是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大年”，但民營資本參與熱情不高是推進PPP面臨的一大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PPP推出後，有些地方政府不知道怎麽幹，沒有一個標準，不同的地方對不同的項目有不同的理解，“民營企業參與PPP需要一個預期的投資回報，什麽時候退出、誰來接盤等問題是需要明確的，類似這些情況之前都沒有碰到過，很多地方理解起來都會不一樣。”

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2016年 12月末項目數量和投資額分別是11260個和13.5萬億元，而在2016年年初這兩個數字分別是6997個和8.1萬億元，這一年項目數及投資額分別增長了61%、66%。

然而，民營企業參PPP項目的積極性還有待激發。截至2016年12月末，277 個落地國家PPP示範項目的簽約社會資本信息已入庫，包括175 個單家社會資本項目和102 個聯合體項目，簽約社會資本共419 家。

其中，民營企業(含民營獨資和民營控股)163家，占比39%，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232家，占比55%。從按不同社會資本分類的示範項目角度分析， 民營、含民營及外資的聯合體兩類項目數合計 139 個，占比 50%，民營資本、含民營及外資的聯合體等兩類項目的投資額合計占比達 45%。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徐均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他們對民營企業的調研中發現，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積極性不高的背後確實是存在項目收益率偏低，投資周期長且退出機制缺乏等原因。

為此，徐均健提出建議，一是制定專門的稅收等優惠政策，讓利於民營資本。建議相關部門在現行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稅收優惠政策的基礎上，研究對PPP項目給予更多的稅收優惠和稅收減免政策，以降低PPP項目成本，提高投資收益率。同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降低融資成本以提高項目收益率。鼓勵政策性銀行參與PPP項目融資，為PPP項目提供低成本融資。

二是推行PPP項目對接資產證券化，化解民營資本退出機制缺乏等問題。PPP項目對接的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中，那些能夠產生穩定現金流收益的項目，與資產證券化的基本要求契合，適合開展資產證券化。通過PPP項目資產證券化，將為民營資本投資PPP項目提供規範化、市場化的退出渠道，增強PPP項目的流動性，提升項目價值，有利於調動民營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對於各類機構投資者來說， PPP資產證券化也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投資渠道。對於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基礎資產，還可研究通過上海自貿區的自由貿易賬戶體系向海外出售，吸引境外資本參與投資。

此外，也有民營企業反映，盡管項目合作中，政府和社會資本雙方有合同約束，但在具體項目運作及投資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依然處於強勢地位，這也造成民營資本有所顧慮。

對此，徐均健提出，首先要不斷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合作雙方進行有效的法律約束;其次要建立相應的第三方仲裁機制，在政府與企業出現糾紛時，能切實公平維護合作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規範履約行為；最後，為避免當地政府的幹擾，應明確相應的調解或司法訴訟在異地進行。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打消民營資本參與PPP項目的顧慮，也有利於政府轉變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