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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軟片旗下的富山化學工業公司，在無心插柳下，竟擁有可望治療伊波拉病毒的藥物。

事實上，這個治療流感的藥物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經開發，只是最近才又受到矚目。

撰文‧孫蓉萍

失敗為成功之母。尤其是經歷過兩萬次的失敗，成果特別珍貴。富山化學工業公司的流感治療藥「Avigan」可望解救伊波拉患者，當時開發這種藥的富山化學工業公司就經歷了兩萬次失敗。

富山化學有七十九年歷史，而且一開始設立於有「藥都」之稱的富山縣。藥廠就位於熱門旅遊城市立山黑部的入口處，不過與縣內多數企業不同的是，富山化學並非走受託生產或製造學名藥（專利過期後，依原廠藥資訊生產的同樣藥物）的路線，而是自行開發新藥。富山化學總務部長泉喜宣說：「這樣比較辛苦，但是有挑戰精神，比較有趣。」富山化學是中型企業，員工約九百人。其中約八人組成的研究小組，一九九七年被賦予一個任務—研發能治療流感等抗病毒的藥物。資金豐厚的醫藥大廠開發新藥時，可以使用機器人來篩選，富山的研究人員當時只能手工作業，把細胞和病毒放進器皿中，再從已篩選過的兩萬多種化合物中，取出一種化合物加進去，看細胞是否能存活。如果細胞能活下來，就表示這個化合物有效。

原理看來簡單，但研究人員每周要試六百種化合物，一年之後才發現有效治療病毒的化合物，再過半年才又再發現「T-705」（Avigan的代號）。有趣的是，連續失敗讓研究人員對於實驗成功半信半疑。泉喜宣說：「研究人員當時發現細胞還活著的時候，第一個想法是：『我大概忘了放病毒！』於是又重新做實驗。第二次又成功，但當下他還是沒有非常興奮。」不敢相信的原因，除了失敗太多次，其次是使用的治療方法有別。

採用方法：阻止病毒在細胞內增殖人會感染流行性感冒，是因為流感病毒進入人體細胞後，基因不斷增殖，一個病毒在二十四小時內會增加到數千至一萬個，之後鑽出細胞，感染其他細胞。現有的流感藥物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它可以阻止病毒鑽出細胞。富山則有不同的發想，他們採用的方法是阻止病毒在細胞內增殖。

因此研究人員確定細胞沒死之後，還進一步確定是因為化合物使病毒無法增殖，才開心慶祝這個大發現。富山化學委託學者共同研究，學者的實驗結果也證明T-705有效，二○○○年還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抗病菌與化療跨學門會議」（ICAAC）中發表。

但當時市面上已有克流感等藥物，且流感的需求有季節性，獲利不像一般藥物穩定，因此多數製藥業者沒有太大興趣，富山化學也決定先將此研究擱置。直到○三年，美國為對抗恐怖攻擊而蒐集各種抗病毒的藥物，加上禽流感流行，才使得T-705再度受到重視。美國國家過敏及傳染病研究院測試超過三千種化合物，發現T-705是唯一對禽流感有效的藥，○六年由猶他州立大學在夏威夷舉行的「呼吸器病毒感染症國際研討會」中發表，T-705重見天日，一四年三月在日本取得製造銷售許可。

下個新星：阿茲海默症治療藥去年夏季，伊波拉在非洲肆虐，大家都在找解方時，由於伊波拉病毒和流感病毒的基因複製方式相似，因此想到用這款藥來治療，老鼠實驗也確實有效。法國和西班牙感染伊波拉的女護士服用Avigan後已治癒，但還需進一步確認單一藥品的療效。法國和幾內亞政府預定針對患者進行Avigan的臨床試驗，預計今年初得到初步結果。富士軟片公司企業傳播部經理田口貴廣說：「我們有兩萬劑存貨，和日本政府協商後，只要有需求，隨時能提供。」富山化學的努力在業界受肯定，富士軟片控股公司會長兼執行長的古森重隆也看到了，「他們開發的成功機率相當高」。由於富士軟片把醫藥視為重點發展領域，於是在○八年以一三○○億日圓取得三分之二股權，成為富山的母公司，另外三四％股權則由大正製藥控股公司持有。

古森重隆說：「富山化學除了Avigan之外，在阿茲海默症治療藥方面也受到矚目。目前全球因阿茲海默症花費的社會成本高達一百兆日圓，藥卻只能延緩病情惡化。富山化學開發的T-817MA在美國和日本都已進入第二期臨床試驗的階段。希望這款藥問世後，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在日本，一款藥從開發到銷售，約需九到十七年的時間，有富士軟片財力的後盾，富山化學就能更專心研發新藥，且富士軟片的多角化經營，讓這兩家公司在銷售、研究、製造等方面達到乘數效果。

泉喜宣指出：「富士軟片的解析、奈米等技術可應用在醫藥上，而且富士軟片工廠的高品質生產管理，也讓我們受益良多，生產效率進一步提升。最重要的是富士軟片有品牌和網絡，富山化學可以隨著富士一起走出海外，機會更多。」一款抗病毒的藥，因伊波拉重新讓世人注意到富山化學、富士軟片，除了巧合之外，更重要的是挑戰的精神，和持續不斷的努力。

富山化學

成立：1936年

社長：菅田益司

資本額：100億日圓

員工人數：864人

2014年北京提升隨遷子女入學門檻後，2015年的“教育控人”又將拉開序幕◎ 財新記者 趙   文zhaohan.blog.caixin.com 一些孩子的成長道路注定要比同齡人曲折。銳銳（未成年人，化名）便是這樣，來不及問“為什麼”，就要開始適應變故。

2014年，在北京生活了13年的銳銳 不得不離開父母，成為北京“教育控人”政策之下難以計數的非京籍返鄉學童中的一員。一個學期過去了，銳銳已經成為一名不折不扣的留守兒童。

2015年1月的一個周一早上，銳銳 的舅舅開車從村里出發，送他去縣里的寄宿中學。路過最後一個岔口，路牌上右轉方向寫著“北京”。一路上沒有出聲的孩子對媽媽說：“咱們開回北京吧。”銳銳媽眼圈紅了。銳銳用胳膊擋住眼睛，表情還是微笑，眼中卻流下淚水。

“他從小就這樣，哭也不讓我看見，怕我擔心。”銳銳媽說。

銳銳媽來京21年， 結婚生子， 如今有了穩定的職業，也買了房，卻不是“北京人”。銳銳生在北京長在北京，也沒有北京戶口。回河北老家前，他在北京市海澱區一所名校的分校讀初一。

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正式出台。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明文規定下，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曾向媒體表示，要“痛下決心遏制北京人口無序快速增長”。從“以房控人”到“以業控人”再到“以水控人”，新政策不斷出擊。由此衍生的“教育控人”在2014年登峰造極，以往已漸趨寬鬆的外地戶籍常住人口子女入學政策驟然收緊。

2014年4月18日，北京市教委下發《北京市教育委員會關於2014年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要求非京籍適齡兒童，若想在北京市接受義務教育，需提交父母或其他法定監護人本人在京務工的就業證明、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全家戶口簿、在京暫住證、戶籍所在地開具的無監護條件證明（俗稱“五證”），以及其他“相關材料”。

至於“五證”之外的“相關材料”，北京市教委未作統一規定，由各區縣自行解釋。於是，在2014年的升學季，許多非京籍家長不得不為區縣政府額外要求的材料不停地奔走。以朝陽區為例，除“五證”外，一些家長在遞交申請材料時，還被政府工作人員要求出具在居住區縣連續繳納社保的證明。通州區則 要求家長繳納社保的地點必須“在我區”。在很多非京籍家長看來，這些附加要求就是故意刁難人。

新的升學季又將拉開序幕。北京市教委主任線聯平1月24日表示，2015年北京將對非京籍適齡兒童的入學出台統一的指導性意見，進一步完善“五證”細則，各區縣政策的差距可能縮小。具體方案尚未公佈。縮小的方向，究竟是統一放寬非京籍兒童入學的條件還是統一收緊？線聯平沒有具體說明。

一個學期馬上過去了，“教育控人”效果如何？

離京的多數只是孩子

非京籍在京升學，如今堪稱“史上最難”。受到波及的不僅有農貿市場小商販子女這類傳統概念中的非京籍，也有諸如銳銳這樣的京城白領子女。

在義務教育階段，“五證”缺一不可的入學規定，使得父母沒能和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非京籍孩子，在京上學無望；而在“務工地與居住地一致”等細則的苛求下，部分擁有穩定工作的非京籍家長，也未能通過資格審核。根據北京“異地高考”政策，高中階段的升學也遇到瓶頸。非京籍學生的中考受到限制。考生無法報考普通高中，只能報考中職類學校，以往在北京高中借讀的路徑也被堵死。

入學就讀門檻抬高後，控人效果立竿見影。以“幼升小”為例，北京市教委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5月27日，參加信息採集、獲得入學資格的非京籍兒童僅有58274人，不到總採集人數的38%，同比下降超過7%。

2014年6月，學校召開家長會“傳達精神”：非京籍學生在京升學無望，請家長早做準備。銳銳的家庭支付不起國際班的高昂學費，銳銳媽琢磨了一切可以留京讀書的途徑，發現除了回老家，別無出路。

“那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銳銳 媽說，“銳銳一直以為自己是北京人，對於老家沒有概念。”難以放棄北京的工作和收入，銳銳 媽並不能跟孩子一同返鄉。“老家的青壯年都外出打工了，我回去也沒有事情可做。”老家親戚不多，老人無力照料，只能讓孩子寄宿。

2014年暑假，銳銳在北京過完了13 歲生日，便離開北京，直接進入老家定州一所7000人的寄宿制初中。

銳銳原北京學校的班主任陳老師給 財新記者計算，班上原先有37名同學，2014年9月走了11人，2015年第一學期後，還有近10名同學即將離開，剩下的三四個非京籍學生打算初中畢業後直接工作。“走了一半多，我們肯定要合班”。

不過，陳老師發現，鮮有父母和孩子一起回到老家的。據北京朝陽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的校長統計，2014年以來，這所學校85% 的外地學生回老家當留守兒童，多數選擇寄宿制學校；全家整體遷出北京的“幾乎沒有”。

這所學校一位返鄉學生小梅的父母在北京當擠奶工。他們介紹，回到老家後，寄宿費和生活費可能要比在北京的花費還高，“我們必須留京打工掙錢，老家只剩老人和孩子，沒有事做。”唐女士和丈夫來自山西省繁峙縣的深山，“專幹北京人不願意幹的髒活累活”。來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說：“已經回不去老家了。”夫婦二人決定，就算讓讀小學的孩子在京輟學，也不送回去當留守兒童。

唐女士說，上次回老家，她發現鄉里小學只有三個學生。“他們在草垛上坐著沒事幹，我不願意自己的孩子也這樣。”她還告訴財新記者：“鄉領導說了，別讓孩子回來，留守就是製造犯罪分子。”也不是所有不具備資格的非京籍孩子都返鄉留守。2014年5月，八名非京籍初三學生委托父母向海澱區法院對北京市教育考試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教委“剝奪八名原告在京報名參加普通考試的行為”，認為教委應依法接受原告在京報考高級中等學校招生考試。

訴訟結果並不如意。一審敗訴後，兩名學生回到老家讀高中，其他學生仍留京讀國際班準備出國。參與訴訟的章女士家境殷實，高中升學無望後，把女兒送到了國際班，一個學期至少13萬元。

不過，章女士告訴財新記者：“女兒很喜歡國際班的學習環境，因禍得福。”

家長的嘆息

“我很不適應，成了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張先生對財新記者嘆息。

40歲出頭的張先生，1991年從山東考入北京科技大學，畢業後進入IT 公司，一步步升入公司管理層。他的妻子也在IT 行業任職管理工作，不過二人仍是非京籍。

一開始張先生對北京戶口並不是太上心。“我大學畢業後，認為國家發展會取消或淡化戶籍歧視。心想等我們孩子上學的時候，就沒有戶籍限制了。”張先生介紹，他們公司總部有兩三千人，其中80% 是外地戶籍，而每年的戶口指標只有七八個。“我因為不是應屆畢業生，他們就把我打入萬丈深淵。”在漸漸看到非京籍孩子升學無望後，張先生打探到另一條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買個藍印戶口，至少可以讓女兒去天津讀書。

所謂“藍印戶口”，是一種介乎正式戶口和暫住戶口之間的戶籍，因封皮和印章均為藍色而得名。過去，只要在天津購買一手新房，一次性付款，持藍印戶口者即可享受與本地常住戶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當地讀書。

2013年1月，張先生“東拼西湊了一百萬”，在天津買了一處房子，得到了藍印戶口。

這個“戶口”終於在2014年8月派上了用場。學校開家長會，告知除非想讀職高，否則非京籍孩子“不走不行”。

張先生的女兒即將升讀初三。“怎麼都得徹底荒廢一個人，要麼荒廢孩子，要麼荒廢大人。”最終，張氏夫婦決定“荒廢”張太太。任職公司主任的她，辭去職務，“啥也沒有了”，和女兒搬去天津。孩子在天津讀書，一個學年8000元學費。

張先生的一些朋友“下手晚了”：天津市藍印戶口政策于2014年中取消。

雖然不適應，張先生一家一兩個月仍可團聚一次。張先生的妹妹一家則沒 有這麼走運。張先生的妹妹和妹夫沒有讀過多少書，在北京的一個早市賣菜。

“早市後來也拆了，他們沒有經營場地了，不知道日子怎麼繼續。”一得知無法在京升學，張先生上初一的外甥很快被送回山東老家。然而，轉學的過程中辦理學籍出現問題，沒有學籍就沒有宿舍。學校每天晚上9點放學，由張先生70多歲的父母從十幾公里外接孩子回家。

悲劇發生在2014年中秋節當晚。老父母在沒有路燈的學校門口被一輛車撞倒，肇事車輛逃逸。車禍使得老母親左上臂斷兩節，老父親左小腿段三節，打了六顆釘，縫合24針。

比起張先生外甥這樣家鄉更為遙遠 的孩子，銳銳也算是幸運，畢竟定州距北京不到300公里。但學校規定，寄宿生每三周放一次月假，其他時間不能出入校門，不能使用手機，家長不能探訪。

為了每三周看兒子一眼，銳銳媽要請周五和周一的假。放月假時，學生周五上午可以由父母接回家。所以每個周五，銳銳媽要凌晨3點多起床，在北京西站趕4點50分的火車去定州。這樣差不多可以在9點多接到銳銳。

北京到定州最佳的自駕路線是京石高速公路。然而，2014年下半年京石高速封閉修路，只能繞道京昆高速。銳銳 的爸爸工作很忙，往往趕不上月假去看他。有一次開車走京昆高速，往返花了12個小時，只和銳銳隔著校門的鐵柵欄 見了20分鐘，其中10分鐘用來讓銳銳和媽媽通話。

教育控人有效嗎？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宋映泉博士告訴財新記者，他的最新研究顯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難達效果。

從2010年至今，宋映泉和團隊對北京10個區的1867名當時上初一的打工子弟進行追蹤調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學校，波及項目中7所學校的370名學生，另外1497名學生的學校未被關閉。

這樣的政策之下，外地學生和父母是否離開北京？“結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紹，學校被關閉的370名學生中，只有8% 回到老家讀書；學校沒有被關閉的學生中，反倒有13% 的人返鄉讀書。

調研結果顯示，控人政策明顯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勞動力市場。學校被迫關停的學生中，有75.7% 選擇在京工作，這一比例高出學校未被關停的學生群體8個百分點。

“這樣的發現令人吃驚。”宋映泉分析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讀書路徹底斷了，索性踏實留京工作”。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對於北京從2014年開始更加嚴厲的“控人政策”，宋映泉並不看好。“恐怕控人達不到效果，反倒製造新的留守兒童。”據他分析，父母堅持留在北京的，經濟考慮仍是主因。還有一部分孩子生在北京，“他們已經沒有故鄉可回。”宋映泉甚至擔心，這樣的政策從長遠看可能會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國內外已有不少研究表明，留守兒童的身心發展令人擔憂。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院博士後姚雲把農村留守兒童的主要問題歸納為四個方面：人格發展不健全、學習成績滑坡、道德發展危機、違法行為趨多。

哈佛大學博士Holly Ming 和Bill Tsang，在過去十年一直關注中國的打工子弟教育問題。2011年暑假，北京集中關停了大批打工子弟學校。那之後，Holly 和Bill 所在的研究團隊便著手進行“京- 鄉回流學生”的調研。他們的樣本涉及北京和上海的逾千個打工子弟家庭，以及數十名因戶籍問題無法在城市讀書而返回內蒙古和河北的學生。

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于回流初期甚感吃力。他們面臨的困難包括學業、人際關係、環境以及文化等方面。其中，

獨自回流的學生壓力更大

美國學者桑德拉· 派克（Sandra Paik）專門研究遷移兒童的教育問題。

他撰文指出，遷移嚴重影響兒童的教育和學習效果。遷移兒童在上學期間，比原籍兒童的輟學率和留級比例更高。21 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曾明確指出：“已有確鑿的調查顯示，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成績明顯低於走讀學生。”調查中的大多數回流學生選擇寄宿學校，在生活方式、心態和體力方面都需要重新適應。大部分被訪學生表示，老家學校的學習時間比北京更長，休息時間減少。有學生表示“更累，體力要求更高”。而在心理上，回流學生常感到無奈和孤寂。

銳銳媽在寫給財新記者的一封信中提到她的心疼和顧慮：“數九寒天孩子們要用冰涼的自來水洗腳，得一個月回家時才能洗一次澡；宿舍太冷每天晚上和衣而臥，每天穿三件衣服睡覺，每頓飯都是站著吃，吃得稍慢飯就涼了；有限的吃飯時間，幾千個學生擁擠下樓打飯，隨時存在踩踏事故隱患……”宋映泉強調，已有大量研究表明，留守兒童更有可能成為少年犯，犯罪率也更高。要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犯罪率高發，還應努力改變打工父母與子女長期不能共同生活的現狀。“如果城市現在不願意承擔成本，那麼我們勢必要在未來付出代價。”宋映泉說。

張先生告訴財新記者，他把遭遇車禍的老父母接到北京治療後，外甥獨自留在老家，沒人照顧。前兩天從老家傳來消息，外甥已和當地“小混混”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