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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美國邊境稅引匯市巨變?貨幣寬松終結?聽周小川怎麽說

眼下,以美聯儲為主的全球央行已經開始逐步退出貨幣寬松周期,全球通縮風險漸退;但在經濟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此起彼伏,特朗普政府的邊境調節稅(BAT)可謂是最令人擔憂的政策之一。

針對貨幣政策、邊境調節稅、金融開放、結構性改革等問題,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闡釋了其看法。

BAT或引發美元暴漲

周小川提及,最近全球熱議的話題就是邊境調節稅,“有一種分析是這麽認為的,即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導致全球匯率的改變,也許美元會上升20%到25%。但這影響的不僅是人民幣的匯率,也是全球的匯率。”

在當前的邊境調整稅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商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直觀地說,邊境調節稅大約等同於美元一次性貶值15%,美國進口品價格將上升20%,因為企業需要為進口品價值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品則會便宜12%,因為每100美元出口品所賺取的33美元收入(使用的是標普企業33%的利潤率數據),將有12%的稅收成本被免。考慮到出口和進口價格所受的平均影響,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

而周小川所提及的美元升值則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如果特朗普的邊境調節稅方案獲得通過,不僅會大幅推升美國通脹,消除美國貿易赤字,美元實際價值則將因此被推升。德銀認為,在極端的情況下,要完全抵消這一稅收政策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美元的升值幅度可達15%。

“假設美國美元升值很快,這是全球都要去應對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大的頭疼的問題,(強美元)對於美國政府也是一個頭疼的事情。”周小川稱。

當被問及中國將采取何種方式應對美國政策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否應該趁此機會推動匯率自由化時,周小川表示,“對中國來說,在最近一些年,我們也在為貨幣政策做準備,但是這與匯率自由化並沒有直接關系,未來匯率自由化對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積極的。”

周小川在昨天的博鰲亞洲論壇全體大會期間也提及,邊境調節稅是個很技術的問題,但其不認為這等同於增值稅(VAT)。

“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他分析稱。

針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國做好準備把金融行業更大幅度地敞開,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以及支付行業,但中國希望看到當我們把金融行業敞開之後也能獲得其他的東西,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的投資者,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者也在國外獲得公平對待,比如對一些高新技術的獲取。”周小川認為,只有雙方作出一些妥協,“這樣全球化才能往前推進,大家都能從中受益。”

不能太依賴貨幣政策

眼下,全球貨幣政策正在退居二線,而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能否接棒和發力仍待觀察。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審慎的貨幣政策。他稱:“全球複蘇是經過了很多波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已經發生,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重新進行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一定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要認真地去考慮何時、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其實,經歷了多年的貨幣寬松,全球已經出現了“再通脹”(reflation)的跡象,“但是在全球來講做任何判斷還維持尚早。”周小川稱,“今年我們看到全球商品價格上揚,但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再通脹現象,我覺得這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是有直接關系的。”

針對當前美聯儲的加息進程以及各國退出貨幣寬松的趨勢,周小川認為:“緊縮的過程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某些期間,我們會強調結構性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發展戰略,我們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發出這個信號是很重要的。”

就中國的長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認為這在多年前已經開始,“我們特別強調內需,中國過去太依賴於出口,於是我們改變了結構,現在開始強調消費者內需;此外,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那個階段;第三,我們太依賴於制造業了,服務業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希望推動服務行業增長。”

他提及,“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就說到了,服務業在GDP當中占的比例最近一些年增長超過10%,從33%上升到現在的近50%,這是很大的變化。”

就中短期的改革而言,“中國在去年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推動去庫存和降杠桿,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他稱。

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性作用。盡管歐洲各國和日本等經濟體由於政府負債較高、財政空間有限,而就中國而言,“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中國需要就財政權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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