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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諾獎“契約理論”的現實價值：馬雲早已親身實踐

10月10日，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Oliver Hart(哈特)和MIT經濟學教授Bengt Holmstrom(霍姆斯特朗)，以表彰他們在“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方面的傑出貢獻。

一直以來，在被眾人看來高深莫測、偏學術而並不實用的諾獎理論，實則有著豐富的現實意義，此次獲獎的“契約理論”也貫穿於我們的生活、工作甚至是國家政策制定之中，且可能相較於西方，對未來的中國更有價值。

“哈特獲獎實至名歸，也早就應該獲獎了，”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執行院長張春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頗為興奮地表示。張春早期主攻公司金融，而此次契約理論也是其長期研究的領域，張春也多次在中國接待過到訪的哈特。

張春表示：“這兩位獲獎人，尤其是哈特的貢獻在於——通過不完全契約理論，把控制權的概念引到經濟學里，又通過控制權把產權和控制權聯系在一起。所謂產權就是控制權，即當合同沒有寫清楚的時候，誰應當擁有控制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事關權益分配。而哈特則開創先河，以模型來將一系列事情都講清楚了。簡單而言，就是誰的貢獻最大，誰就應該擁有控制權。其實，阿里巴巴實行的所謂‘同股不同權’(dual class shares)都可以用這個理論來解釋。隨著未來中國企業出海並購增多、創新實力增強，眼下仍無法在中國適用的‘同股不同權’的重要性會愈發凸顯。”

此外，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劉勝軍也表示，在未來中國的高管薪酬設定、私有化問題上，契約理論都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

Oliver Hart(哈特)

Bengt Holmstrom(霍姆斯特朗)

“控制權”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引用哈特的中國弟子聶輝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的話來說，所謂“契約理論”，就是將所有交易和制度都看作是一種契約(合同)，在考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設計最優的契約來減少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和敲竹杠等問題，提高社會總福利。在狹義上，所有的商品買賣都是一種契約關系;在廣義上，憲法和法律也是一種契約關系，是公民和政府之間的隱性契約。

直白地講，誰應該在企業里拿控制權?張春解釋稱：“以企業並購為例，例如律師事務所的傳統控制權就是合夥制(一人一票)，但如果現在要全球擴張、收購兼並、引進投資者資本，那麽公司章程里是否寫明了‘誰應該有更大的控制權’?董事會要如何設計?董事會誰有更大的話語權?中國傳統的治理結構尚不足以解釋上述問題，導致企業仍會對大肆擴張心存疑慮——因為在‘一人一票制’下，擴張就可能意味著失去控制權。”

張春表示，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在這方面的設計仍不夠完善。幾年前，也正是因為內地和香港對“同股不同權”制度的限制，馬雲最終帶領阿里巴巴投向了紐交所。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馬雲持股不足10%，卻能做到對阿里的控制。

“未來隨著中國企業不斷進行國際擴張、加大技術創新，‘同股不同權’以及其背後的契約理論將在中國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之所以阿里巴巴等高科技企業不選擇在中國上市，背後考慮到的就是在中國不能使用‘同股不同權’。”張春稱。

根據哈特等人的研究，在最難厘清契約的“創新”行為方面，盡管創新者可能缺乏生產或銷售方面的專業經驗，但創新發明者應該擁有公司的全部資產。

其實，哈特的數學模型模擬的就是“同股不同權”的結構。“在一家科技企業中，科技人員將技術貢獻進去，投資者將資金放進去。對於貢獻最大的創始人而言，如果沒有控制權，放得越多最後反而可能會被別人拿走，那麽就導致其不願意放。因此，之所以說要把控制權給予貢獻最大的人，就是要將餅做到最大。其實數學模型就是講了這個道理。”張春表示。

諾亞香港研究部總監夏春也提及，如何設計一種合同或者機制，讓危害最小化、好處最大化，這點至關重要。例如“萬科寶能”之爭，其實也與萬科董事會在合同/機制設計上的問題有關。

當然張春也強調，“同股不同權”並非沒有其弊端，雙層股權制度下，少數投資者的利益將無法被保障，即便在美國，雙層股權結構在開始也被明令禁止過，只不過後來為支持輕資產類科技公司的發展而再度引入。“這也是因為美國還有完善的配套監管措施和法律體系，以保護投資者權益。”

除了“同股不同權”問題，夏春也舉例稱，對企業/政府而言，在要高利潤、高就業、低汙染之間，合同設計應該如何平衡這些互相沖突的目標?老師是應該努力提高學生的成績(容易衡量)，還是花時間去提高學生的創造力(難以衡量)?這些都在契約理論的範疇之內。

“契約理論”——中國改革的理論框架

“哈特多次訪問中國，治學嚴禁但思路開闊，他個人甚至認為，其理論在中國的應用價值更大。”張春稱。這對於發展中的中國而言，似乎又是一個巧合和幸運。

究其原因，“中國的合約都是不完全的，西方的合約相對完全，可預測性較強，因此，哈特對中國發生的事情很有興趣。”

張春稱：“契約理論對中國未來的改革非常有幫助，尤其是國企改革。”而對於未來的改革，他也有幾大建議。

例如，公司控制權的設定要更為市場化，誰貢獻最大就應該有控制權;激勵機制設定要更為合理，保證做事的人能夠拿到好處;此外，政府界限要劃清，產權要給真正有貢獻的人。“當然在有些國家，國家在國企里的貢獻也很大，這就另當別論。”因此他也認為，二位獲獎者的理論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

有趣的是，聶輝華稱：“霍姆斯特朗一度批評不完全契約理論不是真正的‘企業理論’，但是他最近居然和哈特聯合發表了一篇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文章，用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最新視角重新解釋了企業的邊界。這也是殊途同歸吧。”

其實，哈特此前也對完全契約理論持保留意見。其假設前提是：契約雙方都是理性的，且契約和履約的環境都是完全競爭市場。而這種假設遭到了哈特等人的質疑。可貴的是，質疑後，哈特等人更是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他們為此發展了契約理論中的“不完全契約理論”，並提出契約不完全的原因：第一，理性是有限的;第二，績效的組成部分和衡量績效的標準很難界定;第三，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了隱蔽信息等行動。

張春也解釋稱：“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的完全其實都是不完全的。”

“三權分置”實踐先於理論，有地方大膽突破

土地“三權分置”的政策，從中央提出理論雛形，到日前公布意見予以確認，並將其提高到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這中間用了將近3年的時間。

不過，實踐創新往往先於理論創新。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人地分離的現實，促使基層進行土地流轉。在有些地方的實踐中突破了承包權的“穩定”，簽訂的契約甚至將承包權也流轉出去了。只有承包權長久不變落實以後，經營權才會長久不變。

他補充說，往往大戶跟農民簽訂這些契約的時候都會附加一個條款，即允許二輪土地承包期到期後，繼續將土地流轉給大戶。

城鎮化帶來了人地分離，擁有土地的人不再種地的現象普遍存在。這跟改革初衷是相違背的。

中央提出，農戶承包權要穩定，並嚴格保護農戶承包權。對承包權的退出要求“自願有償”，還提出不得違法調整農戶承包地，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黨國英解釋稱，這是針對之前基層實踐出現的問題，決策層提出的要求，文件的出臺，將會規範今後經營權的流轉行為。

自發的土地流轉，在實踐中並不陌生。只是當時官方尚未提出“三權分置”的理論，至於試點更是談不上。從之前對土地流轉比較謹慎，到提出“三權分置”，將其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這表明中央肯定了基層實踐，對其進行追認。目前，國內關於土地制度改革有兩個試點較為重要，一是全國人大授權的33個縣(市、區)試點“三塊地”的改革，截止時間為2018年前；二是農業部開展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在穩定擴大試點的基礎上，用5年左右時間完成這項工作。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桂華對本報提到，很多時候都是先通過村幹部做農民的思想工作，將土地集中流轉給經營大戶，然後雙方到所謂的產權交易平臺簽訂合同。所謂的產權交易市場不過是一定程度上的土地行政流轉(包括通過地方政府財政補貼形式的)，事後被包裝成為市場行為而已。一旦出現問題，比如承包經營大戶跑路，將面臨無人願意承擔責任的困境。

還有，根據“三權分置”的制度設計，經營權流轉出來後，將面臨抵押擔保的現實難題。桂華稱，盡管各地有抵押擔保的先例，但基本上不是通過土地經營權抵押實現的，要麽是信用貸款，要麽是配合其它抵押物貸款。由於土地流轉沒有二級市場，銀行是不願意接受土地抵押的，因為出現問題，銀行將無法處置抵押物。而且農民與流轉主體發生糾紛的事件頻現，銀行更不會主動招惹這個麻煩。再者，土地經營權的資產價值很低，根本也無法抵押出多少資金。

極裝°科技：如何在大IP時代做出衍生品開發的最佳實踐？

分享投資 2016-12-02 13:40

本文系作者分享投資（微博ID：fxtzvc），授權i黑馬發布。

有人總是在引領著潮流。

徐衛東是服裝行業的資深從業者。在美特斯邦威工作18年，他一路從設計師做到董事副總裁，中國80後、90後整整兩代人穿著他負責設計的品牌長大。

離開美特斯邦威後，徐衛東和同學一起創立了極裝°科技。成立一年多以來，極裝°科技正逐步向大IP時代的全產業鏈服務延伸。極裝°科技目前有兩塊主要業務：影視、遊戲、動漫等互娛IP衍生品的整體解決方案和企業品牌服裝的定制服務。目前已簽約《魔獸》、《三體》、《植物大戰僵屍》、《將軍在上》、《糖果傳奇》、《熊本熊》等知名大IP達20余個，並已經和21世紀福克斯、KING、巨人網絡、環球影業等達成戰略合作，同時，摩拜單車、錘子手機、真功夫、鄉村基、黃太吉、愛奇藝、餓了麽、百度、聯想等企業都成為了極裝°的客戶，極裝°服務的客戶名單已經擴展至數百家。

分享投資是極裝°科技的投資方。在投資之後的一年多時間里，極裝°科技不斷叠代升級，其業務正按照當初的設定漸次露出本來面目。分享投資分析師李夢娜與極裝°科技創始人徐衛東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們的討論將涉及幾個關鍵問題：

IP衍生品市場的整體情況如何？有哪些痛點尚未解決？

如何與不同類型的版權商合作開發衍生品？競爭壁壘如何建立？

如何克服服裝行業都繞不開的供應鏈管理問題？

怎麽看待IP衍生品的未來發展趨勢？

如果你是IP及IP衍生品領域的創業者，或對該領域感興趣，以下分享絕對不能錯過：

IP衍生品市場的整體情況如何？   

李夢娜：自從2015年起IP這個概念開始受到各方關註，大量資本開始湧入，推動了從上遊的內容制作至下遊的衍生品開發、版權授權等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快速發展。具體到極裝°聚焦的IP衍生品開發這一環節，你觀察到這個市場的整體情況是怎樣的？還有哪些痛點沒有被滿足？

徐衛東：首先毫無疑問IP衍生品市場是座金礦。我們在啟動極裝°項目的時候IP這個概念還沒有被炒得這麽熱，市場稀缺性非常明顯。但近一兩年來，大量的資本開始關註IP版權收購、影視、動漫內容等等，大量市場機會開始出現。但在這個市場一直有一個誤區，就是版權商或影視公司完全聚焦前端收入，即門票、電影票收入，而對長期的IP價值帶來的衍生品銷售收入基本沒有布局。其實一個有價值的IP，其後端收入遠遠大於門票收入，比如星球大戰這個IP，其實它收入的80%來自周邊。真正好的IP是能夠帶來持續性的財富效益的。

目前市場上我們所看到各種渠道能購買到的我們認為的衍生品，其實並非真正意義上體系化的產品。如果只是產品貼上一個熊本熊，貼上一個米老鼠，是不能被稱為衍生品的。現在版權方已經逐漸意識到了衍生品的重要性，但除了迪士尼和少數好萊塢的大IP以外，其他版權方的認知各有偏差。

我們在極裝°這個項目中一直在和三類版權方進行合作，第一類以迪士尼為代表，他們擁有強大的IP，但他們的弱項是機制僵化，也缺乏互聯網化運營上的動作。第二類以日本的版權方為代表，他們普遍對圖形（知識產權）的把握非常細致，甚至有時候到了非常固執的地步，合作周期較長，逐漸無法跟上市場需求的變化。第三類以國內的新興版權方為代表，這些版權方幾乎處於最初的階段，根本沒有圖庫一說，我們只能通過他們的原稿、視頻，自己做創意以達到品牌形象的需求。

為什麽從服裝品類切入IP衍生品市場？   

李夢娜：IP衍生品開發是一個潛力無限的市場，但其品類紛繁複雜，不同IP適合開發的品類也各不相同，為什麽極裝°選擇從服裝品類切入？這個領域的市場前景如何？

徐衛東：衍生品品類主要分為四大類，服飾、玩具、文具、3C產品和各種小的配飾配件。服飾品是其中最大的品類，也是衍生品行業目前做的比較薄弱的環節，除了頂尖大牌和大的IP外能夠做得好的案例不多。中國市場比較特色的是和玩具業的結合，因為中國的玩具制造業非常發達。

為什麽說服裝這個品類格外需要關註呢？首先它在衍生品中銷售額占比非常高，其次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們對於服裝品質的要求。以熊本熊這個IP為例，其實很多年輕粉絲鄙視盜版，以買正版為榮，因此官方的周邊推出後市場很不錯。而且哪怕是熊本熊這個相對成熟的IP，如果想要變成衣服，在面料的處理，毛茸萌賤形象的體現和剪裁設計上都需要下功夫，品類上也要開發出適合個人的、情侶的、親子的配套服飾，讓它呈現出一個完善的服飾品牌的概念。因此我認為好的IP服裝衍生品不僅是一件帶著LOGO的T恤，真正好的周邊是可以讓你穿著上街的，是明星願意穿在身上做代言的。

因此對我們來講，從服裝品類切入IP衍生品市場，一方面是因為服裝是最難做的，我們做好了服裝，其他的類別也能迎刃而解；第二是因為我們的團隊在服裝產業的優勢非常明顯。當然極裝°所覆蓋的品類肯定不會止步於服裝，我們的箱包、玩具、印刷品、糖果品類的供應鏈也已經完整地建立起來了。目前我們已經成為《將軍在上》所有衍生品類的咨詢顧問和授權總代理。

怎樣與版權方合作？  

李夢娜：目前看來各類型的版權商對於衍生品開發的意識和積累都還比較薄弱。雖然2015年以來也有很多衍生品開發的公司出現，但他們主要解決的是衍生品的授權、推廣和銷售問題，真正在產品與IP的結合上鮮有涉足。那麽極裝°是如何與版權方合作完成這一環節的？

徐衛東：其實真正的衍生品開發過程相當複雜，主要經歷以下三個流程：

一、原點設計：這一點是最容易被忽視的環節。有很多動漫拍了上千集，其衍生品卻很難做的好，就像熊大熊二，為什麽人們不願意把它的形象穿在身上。本質上還是原點設計的時候沒有考慮到衍生品商業化的問題。可以說目前全國具有自己設計、開發衍生品能力的版權商，全國不超過五六家。

二、圖庫的建設：被授權商希望和品牌形象有鏈接的時候，必須有圖庫形象來轉化到產品上。如果只是在瓶瓶罐罐印刷一個米老鼠形象，這是最初級的產品轉化。但這個圖像用在杯子上是不是效果足夠好？用在T恤上會不會不行？這就涉及到適應不同產品的圖庫的建設。

目前大量的影視公司即使有基礎圖庫，被授權方是不能修改的，修改必須經過版權方審核。這就給衍生品的開發帶來了很大的難度。如果是經驗豐富的IP商，他們的基礎圖庫一般八九不離十，拿來就能用；但如果基礎圖庫不完善，又缺乏相關領域的設計人才，就會導致被授權方和版權方的磨合非常艱難，很容易影響到最終衍生品的銷售成果。

▲極裝°×《三體》

三、有了圖庫後，下一步就要進行周邊授權的推廣，有些形象特別適合做玩具，有些適合做服飾類，我們提供的服務除了原型圖庫，也規劃二次圖庫，直接適用於相應的產品品類上。

可以說目前極裝°是唯一有能力整合上遊版權方和下遊被授權方需求的團隊。我們創辦“極裝°”的初衷，就是希望利用我們IP衍生品規劃的經驗，從影視形象設計早期就介入IP的設計與規劃，最大限度發掘IP的商業價值。我們所打造的業務範圍，涵蓋了從IP設計到圖庫到再到生產的一整條生態鏈，並且實現全品類覆蓋。目前一家國外的電影公司，在與我們合作的時候已經將我們定義為衍生品集成商，通過我們作為中間節點來和其他被授權方展開合作。

遊戲衍生品的開發過程與影視動漫IP有什麽不同？  

李夢娜：遊戲IP也是IP領域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很多極裝°的客戶也是遊戲公司。但遊戲版權方與影視版權方的訴求不同，遊戲開發商很多時候是希望通過衍生品來提升粉絲粘度，衍生品本身的收入可能只占其總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在遊戲衍生品的開發過程中，你認為和影視動漫IP衍生品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徐衛東：遊戲衍生品開發的流程和影視衍生品確實有很大區別。影視處於形象初期塑造階段，1000人1000個看法，沒有固定模式，開發難度較小；而遊戲人物有固定形象，穩定的玩家，遊戲IP是粉絲心目中的形象，是最具有靈魂的東西，因此如何在不傷害遊戲IP靈魂的情況下開發出最能迎合粉絲需求的產品是最重要的。

▲極裝°×魔獸

遊戲版權方在衍生品開發方面的意識還比較早期，很多公司尚不具備圖庫建設的能力。最早我在美邦做魔獸的服裝衍生品開發的時候，他們其實從未想過會有人來找他們獲得授權，但其實這是一塊可以重視的授權收入。比如憤怒的小鳥是手遊IP里衍生品收入最高的，它的遊戲本身可能已經快要落寞了，但其衍生品收入很高。

回歸到衍生品開發過程這件事，我認為最核心的技巧是與粉絲互動開發。比如極裝°作為這次魔獸電影的授權方之一，獲得的好評率是最高的。我們一共賣掉了2萬多件，只有3%的退換貨率，粉絲滿意度非常高。首先這和我們的產品品質有關，同樣是印一個LOGO的T恤，我們的產品品質是最好的，價格也是最貴的。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前期產品開發的時候，我們找到了大量魔獸世界遊戲里的KOL做訪談，討論這個電影的本質、傳播的文化本質和粉絲們最關註的東西。因此雖然我們開發的款式不是最多的，推廣的時間也不長，但是推出的款式是最受歡迎的。

如何理解企業IP與企業品牌服裝定制之間的聯系？  

李夢娜：除了以上提及的影視動漫IP、遊戲IP之外，極裝°還有很大一塊業務是為企業做形象輸出，即企業服裝定制的服務。你如何理解企業服裝定制與企業IP之間的聯系？

徐衛東：根據現在對IP最流行的闡釋，一切事物都可以是IP。極裝°內部對大IP的定義包含了互娛IP、企業IP與個人IP（明星、網紅等）。企業成為IP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M&M巧克力豆，除了快消商品以外還有規模非常大的衍生品旗艦店。其他一些時尚大牌與麥當勞的合作、與Kenzo的合作，都是企業IP價值的體現。雖然企業服裝定制服務一開始只是我們的叠代嘗試，但做開之後發現這是一片不亞於IP 的藍海市場，而且有其存在的充分必要性。

首先企業IP形象的建立體現的是專業度和匠人精神。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餐飲業和中國餐飲業制服的汰換率，日本一年六次，每次兩套，中國一年兩次，每次兩套，足以見得日本人對制服的重視程度有多高。基本上他們的連鎖企業工服沒有出現有的人全新，有的人半舊，在消費者面前的形象是統一的，體現的是日本服務業對細節的重視程度。

第二，我認為在目前IP化生存的年代，如何讓消費者更好地記住你，除了付出高昂的廣告投入外，如何讓你成千上萬名員工都成為你的廣告牌，也是非常重要的。日本企業的制服，每家每戶的形象都很特別，通過制服能一眼認出是哪個連鎖商家的。這種場景下制服就承擔了這個廣告牌的角色，而且是極低成本的廣告牌。

此外，很多我們所服務的連鎖渠道也需要真正與之匹配的大IP形象進行跨界營銷。今年8月，極裝°就成功地在兩周內讓好萊塢大片《冰川世紀5》牽手5000家餐飲連鎖門店，極裝°的專業服務讓雙方都非常滿意。

做企業品牌服裝定制的過程有什麽經驗教訓？  

李夢娜：企業品牌服裝定制與其他的IP衍生品不同，除了體現其文化價值外，首先需要考慮的是實用性和成本控制，也就是說如何在企業能夠接受的成本下將企業文化更好地呈現出來。在這一點上極裝°是怎麽做的？有過怎樣的經驗教訓？

徐衛東：我認為企業品牌服裝定制與內容版權商的合作模式最大的區別在於服裝產品的研發上，我們需要更真實地了解行業從業人員的工作環境，這也是我們這個團隊最擅長的部分。企業品牌服裝定制最看重的是功能性和成本，要求中國企業做到像日本企業一樣的品質要求，根本不現實，所以在設計的時候我們采用了很多特殊面料。

比如，我們給一家冷鏈公司生產的制服采用的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極地裝備所用的高科技材料，即使受潮之後還可以保持70%的溫度。可以說中國的紡織企業、成衣生產廠家在材料、設計研發過程還非常空白，我也經常去給紡織企業講課。他們是有足夠的技術的，但他們需要有人告訴他們企業具體的需求。

除了對面料的了解，我們更需要理解從業者的工作和生活習慣。比如有次我接到一個投訴，有企業反映他們提供的制服洗過幾次就變形了。一開始我很詫異，後來調查發現，這種面料原來的使用者一般都是中產階級，可能幾個星期才穿一次，每次洗完以後必定是甩幹了再掛上衣架，所以不會出現變形的情況。但是這次的制服是給公寓服務員定制的工作服，他們沒有洗衣機。忙了一整天已經很累了，晚上洗完衣服以後根本擰不動濕衣服，所以帶著水往衣架上一掛，幾次下來，衣服肯定會被拉扯變形。這件事情就反映出一個教訓，並不是大牌用的面料就是好的，一定是適合這個行業的面料才是最好的。後來，每一次做市場調查的時候，我們都會問企業員工一個問題：你的工作生活環境是怎樣的？

如何克服供應鏈管理的難度？ 

李夢娜：回歸服裝行業的本質，該行業最核心的問題常常出現在供應鏈上。供應鏈管理最大的難點是滿足顧客對產品數量、質量要求的同時維持合理的庫存水平，加之極裝°主要提供的是定制服務，單量小、周期不穩定，更是加大了供應鏈管理的難度。極裝°是如何克服這一難點的？

徐衛東：這麽多年觀察下來，其實服裝企業有個特點，就是銷售終端很難做。如果有很大的銷售終端，就一定存在著物理的存貨周期。網點有很多的時候，要不要鋪貨，鋪貨就是硬庫存，在網店越多，硬庫存越大。軟供應鏈只是一個占比，或者說根本不存在純粹的軟供應鏈概念。但是如果只有一兩個網點，單子都從這里來，庫存就是聚焦的，才有可能形成軟供應鏈。我們一年多做下來，基本上做成了軟供應鏈，能夠快速反應和定制生產。

我們的企業品牌服裝定制是一百件起訂，對to B的企業來講是其實很小的數字，很少有顧客願意等超過2個月。基本上大量的訂單周期在兩三周內。這需要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考慮到采用什麽面料，哪些流程可以標準化哪些不可以標準化，哪些工藝是比較快的哪些是比較慢的，哪些是高預算的哪些是低預算的等等。從接單到設計到出貨的每一個環節都不斷進行優化，熟能生巧以後，就形成了我們的競爭壁壘。

目前很多做服裝定制的企業強調利用工廠淡季產能來控制成本，但這種做法會增加供應鏈的不確定性。我認為對服裝企業來說真正核心的東西是穩定的供應鏈，是供應體系和企業的完美組合。如果我們去研究所有軟供應鏈的案例，其成功最終都能歸因於生產精益管理，他們的供應體系是已經形成了互利共贏的生態。

在服裝行業大多數企業和供應商是博弈的關系，企業把產品設計給到工廠，做報價、對比，從中選取一家來生產。而我們希望改變這種關系，挖掘一些能夠長期合作的夥伴，把全供應鏈里面最有實力的供應商拉進來一起合作，並在運作管理模式上、響應機制上形成一些能夠標準化的共識。

怎麽看待IP衍生品的未來發展趨勢？

李夢娜：最後能否簡單分享一下對於IP及IP衍生品行業未來發展趨勢的看法？

徐衛東：首先在激烈的競爭下版權商會更註重IP的精益制作，以前粗糙、單薄的故事情節和制作水準肯定已經無法抓住年輕觀眾的心。比如最近很火的瘋狂動物城，迪士尼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動物深度研究，一年的故事設計，耗時兩年半的技術制作，才能保證動物的形象既不失動物原真風貌，又讓觀眾們感覺動物的世界就是我們生存的真實世界。

此外，IP本身會變得更加複雜、多元、層層嵌套。原著本身的IP不論在其商業價值或者故事的延伸性上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時候就需要將IP嵌套在一定的世界觀下，通過多媒介、多視角的整合以滿足各個層面受眾的需求，以獲取商業價值的最大化。這里的世界觀可以簡單理解為這個版權下的系列IP所在的基調、背景。幾個最成熟的例子包括漫威系列、指環王系列等等，基本上在影視、動漫、遊戲領域都有涉及，衍生品變現的途徑也隨之變得寬廣起來。

以上兩種趨勢都對我們剛剛提及的IP衍生品原點設計、圖庫建設、供應鏈和推廣體系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極裝°一直將自己定位為一家研發基因很重的新物種。我們前端有大量富有潛力的IP，後端是大量生產廠家，而我們就承擔了中間轉換器的角色，通過我們的專業知識來彌補這個市場長期以來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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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監事會最佳實踐評選”結果揭曉

12月15日，由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共同主辦的“上市公司監事會最佳實踐評選活動”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中國證監會上市部、中國上市公司協會、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領導出席頒獎典禮並為獲得“上市公司監事會最佳實踐20強”、“上市公司監事會卓有成效30強”和“上市公司監事會積極進取50強”的單位頒獎。

此次評選活動是首次由自律組織開展的全國範圍內的針對上市公司監事會的評選活動，旨在推進上市公司監事會制度建設，倡導上市公司監事會規範履職，進一步提升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促進上市公司法人治理水平的不斷提升。經上市公司自薦、地方協會推薦、公眾投票、專家委員會評審等環節，最終產生“上市公司監事會最佳實踐20強”、“上市公司監事會卓有成效30強”和“上市公司監事會積極進取50強”獲獎單位。招商銀行、建設銀行、民生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興業銀行、申萬宏源、平安銀行、交通銀行、海通證券、中國中鐵、中國平安、科大訊飛、華夏銀行、中國人壽、中國石油、保利地產、青島啤酒、東方證券、四川長虹共20家單位獲得上市公司監事會最佳實踐20強獎項;廣發證券、泛海控股、福田汽車等30家單位獲得上市公司監事會卓有成效30強; 兗州煤業、葛洲壩、蘇寧雲商等50家單位獲得上市公司監事會積極進取50強獎項。

據統計，在100家獲獎單位中，從板塊分布看，主板公司86家，中小板公司10家，創業板公司4家;從行業分布來看，金融、保險業19家，制造業36家，其他分布在采掘業、房地產業、建築業、信息技術業、傳播與文化產業等;從企業性質看，國有企業63家，民營企業22家，混合所有制企業10家，其他類型企業5家。

此次評選活動受到了上市公司監事會的熱烈歡迎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參評企業表示，參與評選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整個指標體系依據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對於上市公司監事會的基本要求，涵蓋了監事會法定職能涉及的履職內容、監督方式、監督結果的運用等45項指標，有許多可以相互學習和借鑒的經驗和亮點。值得註意的是，此次評選活動評價體系設計合理，12位專家評委對申報企業材料進行背對背打分，分值權重占85%，公眾投票共計580569票，分值權重占15%，另有31家地方上市公司協會對轄區內的上市公司進行了推薦，並享有5分的加分項，每個環節嚴格按計分規則執行，做到有據可依。

專訪傑瑞·卡普蘭：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大的潛力實踐人工智能

創新工場 2017-01-08 10:15

本文系創新工場（微信ID: chuangxin2009）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王詠剛。

日前，著名計算機科學家、連續創業家、未來學家、《人工智能時代》等暢銷書作者傑瑞·卡普蘭接受了創新工場人工智能工程院副院長王詠剛的專訪。專訪中，傑瑞·卡普蘭就人工智能與人類的關系、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人工智能引發的就業結構變化及應對辦法、人工智能的國家和產業戰略、人工智能時代的教育和人才等問題暢談了自己的看法。

王詠剛：傑瑞你好。一些人擔心人工智能最終會演進成超級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並威脅甚至控制人類。你會有同樣的擔心嗎？

傑瑞·卡普蘭：我認為，這件事發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其實，我們現在做的只是在制造工具，以自動完成此前需要人類參與才能完成的工作任務。我想，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疑問，根本上是因為大眾習慣把人工智能人格化，這是問題的根源。

這件事對於專業人士和對於大眾的意義是不一樣的。例如，大眾總是擔心無人駕駛汽車可能傷及人類的生命。在一些極端的例子里，無人駕駛汽車確實需要做出決定，是要撞向左邊，傷及左邊的行人呢，還是要撞向右邊，傷及右邊的行人。但無人駕駛汽車只是一套機器系統，它們並不會真正做出決策。它們只是根據對環境的感知，按照某種特定的原則和設計做出反應，而我們人類對於整套系統的感知和反饋模式擁有完全的控制權。如果它們做了什麽不符合我們的社會準則的事情，那一定是因為我們人類在設計它們時犯了錯誤。

我們所面對的，只不過是一系列工程設計上的問題。我們必須確保我們設計制造的產品和服務符合我們的願望和預期。你知道，這件事與橋梁工程師們使用一整套質量保障方案來確保他們建造的橋梁不會坍塌並沒有什麽兩樣。我們有許多工程學上的原則，來指導我們如何測試一個系統，什麽樣的系統是合格的，什麽樣的系統是足夠安全的，等等。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們同樣需要這樣的技術，因為人工智能十分強大，具有潛在的危險性。但這並不是因為智能機器會像人類一樣思考。只是因為它們十分強大，我們必須小心使用它們。

“智能”經歷了相當長時期的演進，從猿猴的智能，到人類的智能，再到人類制造的人工智能技術和智能機器。那些預測超級智能的人是按照這樣一種演進趨勢來思考問題的：

(圖1: 關於智能演進的線性思考)

但這種線性結構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並沒有一種簡單的方式來對智能進行度量。這和測量體重或鞋子尺碼很不一樣。智能是一個非常定性的概念，它反映的是某個人成功解決某種特定問題的能力。例如，人們總是會問，如果人工智能的智商達到200，那會發生什麽呀？可是，什麽是人工智能的智商？實際上，智商在這里是一個被極度濫用了的概念。心理學家使用一種叫發展能力（Developmental competence）的概念來評估人類。他們測試一個人解決算術、邏輯等問題的水平，然後將測試所得的分數除以這個人的年齡——這是智商的含義。如果某人解決此類特定問題的能力超出他同齡人的平均水平，我們就說他的智商高。但是，該如何定義一部機器的智商呢？如何定義一部機器的年齡？機器可以用比人類快一百萬倍的速度解決算術問題，那麽，這些機器的智商是多少？這種說法其實並沒有什麽實際意義。

所以，問題首先在於，對智能的定義是非常主觀的，這依賴於每個人自己的視角。這一點非常像我們對美的定義。你可以說某些人比其他人長得美，或者說一個人比另一些人更聰明，但希望把美或把智商的定義客觀化、量化的想法是錯誤的。其次，關於智能的度量並不是線性的，而是一種多維度的度量。如果你用算術能力來評估，那機器已經非常聰明了。但你如何將機器納入一個多維度的度量體系？讓一部機器變得更聰明，這句話到底意味著什麽？

一個關於機器智能的更好的思維方式是：我們擁有了新的科技手段，我們可以將這些新技術應用於新的問題領域。因為機器學習技術的進步，我們現在正處於最好的時期。“當你擁有一把錘子，所有東西看起來都像釘子。”今天在美國，所有人都在嘗試，看看我們該如何應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應用得多麽深入。我們正在解決自然語言處理問題、翻譯問題、機器視覺問題、機器人問題，等等。有些地方，人工智能工作得很好，有些地方，他們還難以滿足實際需要。驅動這種進步的主要力量並不是智能本身，而是大數據，以及使用更快、更便宜、更簡單的方式訪問大數據的能力。

我經歷過許多次技術革命，今天人們對於機器學習的興趣與曾經的每一次新技術革命並沒有本質的不同。例如，機器學習和當年關系型數據庫的發展非常類似。我們當年使用基於層次模型和網絡模型的數據庫，關系型數據庫的出現改變了一切。借助關系型數據庫，任何人都可以將數據庫當成一個方便的工具，而不需要雇傭許多專業的工程師。人工智能就是這樣一個可以為我們帶來巨大改變的便捷工具，就像關系型數據庫在幾十年前所做的一樣。

王詠剛：谷歌的AlphaGo和軟銀的Pepper機器人讓普通大眾覺得機器正變得越來越智能。這些新技術是不是正在誤導大眾，讓人們相信機器是有意識的？

傑瑞·卡普蘭：人工智能並不是一種單一的技術，它是一組不同技術的統稱。而且，它隨著時間在不斷變化。今天，這一技術領域和20年前很不一樣。公眾之所以覺得機器變得越來越智能，那是因為機器可以做新的事情。但今天AlphaGo贏得圍棋比賽的技術和20年前IBM深藍贏得國際象棋比賽的技術有很大不同。AlphaGo和深藍背後的技術是不一樣的。AlphaGo的程序是建立在大數據基礎上的新算法。因為數據極大豐富，我們可以從數據中學習經驗，讓機器發現人類可感知的模式。這是基於模式的算法，和算術問題很不一樣。公眾並不關心這些技術細節。他們只會說，現在機器會下象棋了，現在機器會駕駛汽車了，現在機器又會下圍棋了……天啊，機器變得越來越聰明了！

作為工程師，我們知道AlphaGo可以做到很多事情，但我們不會期望AlphaGo有人類意識。我們不知道讓一臺機器有意識、或有自由意願究竟意味著什麽。目前的科學體系並沒有提供一個理解這些問題的基本模型。你必須從以下兩種解釋中選擇一種：要麽，所有有關意識的人類經驗並不可靠，比如，我們認為我們了解意識，其實並不了解；要麽，我們缺少理解人類意識到底是什麽的基本工具。

軟銀的Pepper機器人擁有和人一樣的臉。它看上去就像個小孩子，你可以跟它說話。但那只是魔術表演而已——它並沒有思想。人工智能技術只是解決了以前只有人類才可以做的某些問題，但這並不代表著人工智能程序有思想，或者它們以人類標準看是智能的。那些讓大眾誤以為機器與人類相仿的應用，其實只擁有娛樂價值。它們只是一場魔術表演，無法真正取代人類。

王詠剛：你認為類人機器人會是機器人工業的一個好的發展方向嗎？

傑瑞·卡普蘭：我不能說它是好的，或者它是壞的。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公眾認為機器人長得像人一樣，可你我知道機器人不過是機器，這些機器通常長得都不像人類。機器人有傳感器，有驅動裝置，程序使用傳感器感知環境並使用驅動裝置驅使機器人做出反應。我們並不是在制造人。

有些人因為某些商業理由而制造擁有人類外貌的機器人。類人機器人擁有和人相似的臉和笑容，例如軟銀的Pepper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在娛樂業或某些特定領域還是有商業價值的。

如果我們希望制造能夠在人類活動的空間里工作的機器人，那麽，為了讓機器人在人所處的環境里工作，賦予機器人與人體相似的尺寸，或某種類似人體的物理機能，這也非常合理。

你可能知道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的機器人競賽。在DARPA組織的這項比賽中，機器人制造團隊讓機器人完成某種特定任務來相互競爭。例如，機器人爬樓梯、開門或是使用電鉆。為什麽DARPA要組織這樣的競賽？想象一下日本福島2011年的核電站事故。那次事故中，人們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人類難以進入那些被輻射籠罩的區域。我們必須制造可以進入危險區域，並完成諸如關閉一扇門或關掉一個閥門等簡單任務的機器人。所以，這是DARPA組織機器人競賽的原因。這是我們制造和使用機器人的最好理由。這些機器人沒有必要長得像人，他們只是能夠像人一樣完成任務。

所以，類人機器人是那種可以用類似方式完成人類任務的機器人。類人機器人也許像人類，也許不那麽像人類。我們有許多理由來設計和制造類人機器人。

王詠剛：人工智能將在不遠的將來造成人類多大範圍上的失業？你如何估計這個百分比？由此引發的失業會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嗎？

傑瑞·卡普蘭：不是所有工作都會被人工智能取代。相反，很多工作都會轉變為新的工作機會。一個好的例子是銀行的櫃員。過去，大多數銀行櫃員總是在做最基本的銀行交易。顯然，ATM自助服務終端的使用，已經代替了一定數量的銀行櫃員的傳統工作。但有趣的是，銀行櫃員的雇員數量不降反升，因為櫃員的工作轉變了。我們仍然管他們叫銀行櫃員，但他們的工作描述與20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大多數情況下，銀行櫃員不是坐在那兒等著幫你取錢存錢。今天的銀行櫃員已經成為了銀行各類業務的銷售員。你可以走進一家銀行的支行，跟櫃員就銀行業務展開交談。那些銀行櫃員可以為你提供所有幫助。這項工作已經不同了，但職位的名稱還沒有改變。技術讓銀行變得更加高效，更易擴展。銀行可以開更多的支行，雇傭更多的員工，在新的領域投資並制造新的工作機會。

最近，一份來自詹姆斯·貝森的報告（How computer automationaffects occupations: Technology, jobs and skills: http://voxeu.org/article/how-computer-automation-affects-occupations）顯示了在過去幾十年間全職銀行櫃員的數量增長趨勢：

(圖2: 美國全職銀行櫃員與ATM機數量的變化關系)

人工智能會取代哪些工作呢？人工智能可能取代的工作大多擁有清晰的評估標準，工作業績可以客觀地衡量。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工作通常需要人類做出決策。例如，風險投資人仍然需要面對面和創業者會談，以確定投資意向。即便是高級教育背景的人，也會花很多時間來做重複性的工作，而這些重複性的工作最容易被自動化。這可以讓那些高級人才將更多的時間用於那些最能發揮他們的技能特長，最不容易被自動化的工作部分。對於某些工作，全部工作內容都可以被自動化，所以不再需要人類員工。例如，放射科醫師的工作就可以全部被自動化。但對另一些工作，比如普通醫生，你沒法將他們全部替換，因為你沒辦法徹底取消面對面的病情診斷。

人工智能造成的失業並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麽嚴重。例如，卡車司機可以完全被無人駕駛系統取代。但計算一下，目前美國約有150萬名卡車司機，假設這些卡車司機會在15年內全部被取代，那麽，15年內失去150萬個工作機會，這意味著我們平均每月要安排大約8300人再就業。這並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與卡車司機不同，許多其他工作會轉變為新的工作。例如，醫生就不會消失。我們將會擁有自動輔助診斷系統，但這些系統只是讓醫生的工作更高效，從而讓醫生有更多時間來完成科研任務，或者接診更多的病人。今天，很多人因為醫療費用昂貴而不去看醫生。當人工智能被廣泛應用後，醫生可以更高效地接診病人。醫生的數量可能會下降，但人們可以更容易也更頻繁地去看醫生。

王詠剛：在你的《人工智能時代》一書中，你提出了解決失業問題的一個方案——“工作抵押（Job mortgage）”。這聽上去像是一種由政府、雇主和教育系統聯合提供保障的再教育機制。但考慮到在人工智能時代里，由於簡單和重複性的工作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人類教育可能因此比以往複雜得多。人們學習一種新技能可能會變得非常困難。鑒於此，“工作抵押”的再教育機制真的可行嗎？

傑瑞·卡普蘭：好吧，我想你的問題中包含了一種隱藏的假設：需要低級別技能和更少訓練的工作更容易被自動化，而需要高級別技能和更多訓練的工作則難於被自動化。這個假設也許不像你想象得那樣正確。

讓我來給你一個例子：放射科醫師。放射科醫師是醫生的一種，他們需要許多年的培訓來學習技能，但他們的工作完全可以被徹底自動化。這是一個高等教育程度的工作也可以被自動化的好例子。駕駛卡車可能是一種低級別的工作，也許需要一些訓練，但它顯然不是一種高級技能。我的觀點是，自動化將影響所有技能級別的、各行各業的人。當我們擔心我們該如何處置那些低級別工作者的時候，我們一樣需要擔心那些高級別工作者。

即便如此，仍然存在很多不需要大量訓練，但也很難被自動化的工作。從事這些工作的人，是不用擔心失業問題的。以人類角色出現這件事，對這些工作非常重要。例如，看看那些體育教練，我們很難將這類工作自動化。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將失業的卡車司機重新培訓成體育教練，那些能夠駕駛卡車的人也許會發現，體育教練的技能是比較容易掌握的。

當我們談論再教育的時候，你的問題包含了一個我並不認同的假定。我可以給你另一個例子。通常，按摩服務在今天的美國是一種奢侈服務。你必須擁有足夠的收入，才能負擔得起按摩服務的昂貴價格。按摩師的收入很高。按摩師需要的工作技能是什麽？這種工作技能並不需要特別高級的訓練。如果人們有了足夠的錢，更多的人就會選擇接受按摩服務。這會讓按摩師的需求大增。未來，因為可共享的無人駕駛汽車的普及，你可能不再需要擁有你自己的汽車了。在美國，這意味著平均水平的個人可以每年節省大約1萬美元的汽車保有費用。一些人就可以將這些省下來的錢花在按摩等較奢侈的服務上。然後，我們就需要更多的按摩師了。

有關人工智能只會取代低級別工作的假定是不正確的。許多需要人際接觸的工作都很難被取代，例如前臺接待員。你當然可以用一個自動化系統來取代他們，但你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的賓館或你的公司前臺，只有機器來接待訪客。你肯定需要在前臺安排人類職員，因為你需要他們在那里解決一些很難被高級規範化的系統預測的問題。

所以，我有個很有趣的建議——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經常看一看，想一想，周圍的人都在做什麽？他們的工作是否有可能被自動化？通常你會得到的結論是，他們的一部分工作可以被自動化，但另一部分不行。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會轉變為新的工作。這種情況隨處可見。讓我給你另一個例子：調酒師。調酒師的工作當然可以被自動化。你可以走到一臺自動售貨機前，用自助的方式買一杯金湯力。但調酒師還可以參與我們的社交活動。你希望看到他們。你希望和他們聊天。所以，調酒師的職業不會消失。那些失業的卡車司機也可以被訓練成調酒師。

王詠剛：2016年10月，美國白宮發布了《國家人工智能研究與發展戰略規劃》。這是否說明，人工智能已經成為了美國國家戰略的一部分？你希望政府在人工智能領域做得更多還是做得更少？

傑瑞·卡普蘭：在美國，白宮能做一些事情，但他們缺乏真正的控制力。例如，如果他們說，我們要讓洛杉磯的空氣變得更清潔，人們肯定會質疑他們是否具備這種能力，是否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目的。白宮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他們必須勸說工業界，勸說人們去做這件事。中國的公眾看到美國公布了什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也許會很焦慮。中國公眾會想，我們也需要在這個領域做些什麽，因為美國政府認為這很重要。但是，這種報告和政府聲明在美國和中國的意義截然不同。中國政府擁有比美國政府強大得多的能力來將計劃付諸行動。

此前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許多年以前，美國啟動了一個叫做“第五代計算機”的項目。日本政府也認為他們需要做類似的事情。政府認為他們可以主持建造所謂的第五代計算機——擁有大量CPU單元以提高性能的計算機。美國政府一度在大力推動計劃的實施，但這個計劃從未變成現實。日本政府所做的類似努力讓日本經濟倒退了好幾年，因為他們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卻收效甚微。

所以，當我們看到美國政府的類似計劃時，我們必須持一種懷疑的態度。美國所謂的政策，很多時候不過是一群擁有美好願望的人召開了一次政府會議並發布了一些相關文件。這些東西通常並不具有約束力。更進一步，美國政府所發布的內容也不一定就是正確可行的。對於美國可行的規劃，未必可以複制到中國。在美國，也許還需要20到30年，我們才能看到無人駕駛汽車的大規模應用。但在中國，政府可以用更大的力度投資無人駕駛產業，可以在技術的應用上選擇更靈活的政策，更早開始在試點城市測試無人駕駛技術。當然，因為中國在執行上更有效率，相關政策就更需要縝密思考後再付諸實踐。但中國不需要複制美國政府的政策規劃。

在美國，政府曾經在關系型數據庫上制定過類似的戰略規劃。這在當年意味著什麽？美國政府可以說，所有政府部門都必須更新他們的數據庫系統，以使用關系型數據庫。這是可以理解的，是一個好主意。但作為國家戰略，政府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強制整個國家都使用關系型數據庫。你可以對政府內部的信息技術部門做出建議，但對於私有企業，你只要讓他們做他們擅長做的事情就好了。如果這是一種好的技術，私有企業自然會采用它。

在美國，政府很難在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領域投入大筆的資金。例如，2009年，奧巴馬總統啟動了一個投資太陽能的項目。政府決定去做投資，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情。政府在不同公司投入了資金。在這些公司里，有一家叫Solyndra的公司拿到了5億美金的投資，其中大多數來自政府。這家公司在2011年倒閉了。當時，政府和民主黨飽受批評。奧巴馬總統的聲譽遭受嚴重打擊，因為他推動設立了這個項目。能源工業在這些公司身上投入巨資，卻因此而損失了數億美元。

王詠剛：OpenAI宣稱他們的使命是制造安全的人工智能，以保證人工智能不會威脅人類。你認為這世界上存在好的人工智能和壞的人工智能嗎？你會擔心谷歌等掌握了最強大的人工智能技術的業界巨頭做壞事嗎？

傑瑞·卡普蘭：這和公眾慣於看到問題中危險的一面有關。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回到關系型數據庫的例子，我們要確保關系型數據庫是有用的，是好的——但我們該如何做到這一點？這意味著什麽？關系型數據庫只是一種基本的技術。技術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壞的。技術既可以被用於好的目的，也可以被用於壞的目的。

你和我都可以在家里設計出一種非常危險的武器。我們都有足夠的知識來制造出非常具有傷害力的裝置。類似的，我們可以讓任何技術具有傷害力。人工智能可能很危險。想象一輛被程序控制的車輛，行駛過程中，程序可能驅使車輛殺死路人以挽救司機的生命。但是，與這種危險的人工智能技術完全相同的技術也可以被用來拯救生命、保全汽車。

技術在不同的場景中有什麽不同？當我們說我們可以開發好的人工智能技術時，你覺得這句話意味著什麽？這句話的真正含義是我們要盡力鼓勵人們將技術用於好的目的。這非常不同。你不能說，這個工具是為幹壞事兒設計的，那個工具是為幹好事兒設計的，這完全講不通，它們是完全一樣的技術。公眾通常將人工智能看成一個黑盒子。但作為工程師，你我就在這盒子里面。好的人工智能與壞的人工智能分別意味著什麽？你能測量出某個黑盒子是好的，某個黑盒子是壞的？那我們還不如假定某種人工智能技術，例如卷積神經網絡是危險的——顯然，我們不能這樣假定。

OpanAI的創始人，伊隆·馬斯克和山姆·阿爾特曼等人，他們要做什麽？他們從斯坦福大學雇了許多人。他們所能做的也許是制造一個開放的工具包。他們可以為那些缺乏經濟回報的領域制造應用系統，例如減少環境汙染的系統。這些都是好的事情。我支持他們去做這些事。

另一個相關的例子是Uber。我特別驚訝地發現，Uber在舊金山做的事情被大加贊賞，可Uber在倫敦做的同樣的事情卻飽受批評。Uber在倫敦造成了許多人失業。倫敦有非常發達的出租系統。倫敦人管傳統的出租車叫“黑色出租”。這些出租車的司機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社會職業，他們需要對街道非常熟悉，以通過上崗測試。Uber在倫敦破壞了這樣的傳統，因為任何人只要有一輛車就可以成為Uber司機。在這件事上，Uber低估了英國人對於傳統職業的重視。倫敦的許多人痛恨Uber，他們認為Uber是對英國社會的破壞。在舊金山，每個人都覺得Uber棒極了。人們贊揚Uber，幾乎沒有什麽負面報道。這是同一件事在不同城市得到的不同評價。所以，你很難說某項技術是好的，或者是壞的。

至於谷歌，它擁有大量的數據和極其強大的深度計算集群。這件事是好還是壞？如果你在谷歌工作，你會覺得這真是太棒了。如果你不在谷歌工作，問題的本質就會變成，大數據和強大的計算能力是否給谷歌提供了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某種可以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的決策能力？我可以給你另一個例子。你和我可能說，無人駕駛汽車顯然是好的技術。我當然相信這一判斷。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無人駕駛汽車在道路上該如何工作，這是一個道德或倫理問題，將這個問題的決定權賦予研發無人駕駛技術的公司，其實是在將重要的道德或倫理決策授權給天生為了盈利的私有機構。這是問題的根源。在矽谷，Uber或谷歌等公司的態度是，我們絕不做壞事。但這並非被全世界知悉和認同。矽谷以外的人們也許會因為這些公司掌握了技術的決策權而非常擔心。谷歌因其大數據和大計算能力而擁有極其強大的能量。他們會如何使用這種能量？你可能不希望看到這種能量只被某幾個決策者控制。

王詠剛：你認為現有的教育系統是否適合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

傑瑞·卡普蘭：首先，在美國，用於職業訓練的教育系統被稱作職業培訓。職業培訓使人們獲取工作技能並有機會被雇傭。首要問題是，這樣的教育系統的設計初衷，並不能真的為幫助人們獲得在勞動力市場上有用的工作技能而服務。為什麽？因為這與公共財政有很大關系。美國政府並沒有確保學生學到雇主所需的工作技能的直接動機。這里面沒有特定的因果關系。我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非常簡單。你只需要將這些職業培訓的財政投資私有化，並遵循以下的原則：如果學生學習到的技能無用，學校就賺不到錢。其次，在某些行業里，當一個工作的技能發生轉變時該怎麽辦？這里存在繼續教育的需求，我們需要一個能夠支持繼續教育的系統。例如，一個允許工程師學習新技能的系統。這一點同樣非常重要。

王詠剛：許多人工智能創業公司雇傭了資深的人工智能研究員，來出任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另一方面，資深的人工智能研究員通常都可以從谷歌、Facebook等大公司拿到豐厚的薪酬，他們很難做出加盟一家創業公司的決定。你認為人工智能創業公司有必要雇傭資深的科學家嗎？

在我看來，做科學研究和開發商業產品是不同的技能組合。有一個斯坦福大學畢業的工程師，他在斯坦福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學位，可以借此獲得很好的工作。他的導師鼓勵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他也照做了。他的假定是，擁有博士學位會比擁有碩士學位更有價值、更容易找到高薪的工作。這是不對的。為什麽？你在碩士學位里獲取的是你需要進入公司開發產品所需的工程技能。而大學里的博士學位屬於研究角色，他們並不一定擁有開發科技產品的能力。這是兩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對於開發產品來說，你需要市場分析技能，需要理解你所用的技術的技能。你擁有一個博士學位，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你是一個比碩士生更好的程序員。如果你有碩士學位，這對於研發產品來說可能要更好。如果你需要在算法層面工作，你可能才需要博士學位。

人們說，目前的深度學習框架仍然需要科學家來調整參數。但我想，懂得編程的人一樣可以勝任調整參數的工作。問題在於，使用一個會調參數的研究員或科學家時，他們通常缺乏工程經驗。他們是被訓練來做研究的人。我們需要的應該是更適合研發產品的人。

我會不會雇傭一個機器視覺專家，來設計最先進的視覺算法呢？不會。我需要的是能夠理解和使用算法的人。例如，我們可以安裝一部攝像機，來從視覺上區分樹枝和小孩子的腿。這種需求並不需要重新設計視覺算法。這是不同的工作技能。雇傭科學家來做工程師的工作，在大多數情況下會適得其反。

我的建議是，對於雇傭科學家要非常謹慎。人們說，“看這個人，他有卡內基梅隆的博士學位，他一定比另一個從喬治華盛頓大學畢業的碩士生強。”這麽說的人會花冤枉錢的，因為博士生並不需要具備工程經驗。我知道在斯坦福大學，許多博士生畢業時的工程技能都少得可憐，因為他們接受的並不是工程方面的訓練。這些博士生被訓練成視覺研究領域的先進算法專家。他們並沒有接受如何在預算範圍內按時發布產品、如何解決特定的工程問題等方面的訓練，他們更沒有接受如何理解客戶的需求並確保產品符合客戶需求的訓練，這些實際上都是市場方面的技能。

人才市場上有足夠多的擁有和理解工程技能的候選人。如果是我，我會質疑雇傭科學家的做法。不要因為某些人擁有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就假定這些人特別適合做某件工作。我會主要根據候選人所擁有的技能來考慮問題。正如不要假定一個擅長編程的人也善於管理團隊。這是不同的技能。類似的事情我見到過很多。你必須雇傭最合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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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和西王的自發電降成本實踐

在經濟形勢下行壓力仍然很大的情況下，山東鄒平縣的兩家民營企業魏橋集團和西王集團不但頂住了壓力，而且實現了規模擴張，強健了“筋骨”。這兩家企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擁有自備電廠。

日前，西王集團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西王特鋼（01266. HK）發布盈利預期公告：集團預期2016年度公司股東應占綜合利潤可能同比增長超過80%。這跟西王集團利用循環經濟模式大大降低成本不無關系。

魏橋集團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國宏橋（01738.HK）也曾發布預期盈利公告：預期集團2016年歸屬於公司股東的綜合溢利較2015年大幅上升，預計增幅 70%~100%。中國宏橋董事長張波此前就多次強調電價低是中國宏橋最大的優勢。

發電成本僅0.17元

走進鄒平縣城，其東北角的一座座電廠冷卻塔十分引人註目。有的正在拆除，有的正在建設。這是魏橋集團在對自己的電廠進行更新改造，當然也正在擴張。雖然魏橋模式備受爭議，尤其是受到國家電網的“排擠”，但魏橋集團的裝機容量還是實現了逆勢擴張。

中國宏橋為何能夠逆勢擴張，大公國際根據魏橋集團提供資料出具的評估公告稱：公司繼續采用電、氣能源全部自給的生產方式，有利於減輕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在“不利因素”中有一條是：公司的熱電銷售業務仍然面臨改為使用網電的政策風險，由此可見自備電力的重要性。

“公司自辦電廠、自建電網，為紡織和鋁業企業供電，這一舉措解決了公司發展所需的能源問題。公司熱電廠生產的電力和蒸汽分為自用和外銷，其中自用比例為34.76%。剩余部分電力經鄒平縣政府準許，應用自有管線銷售給非合並範圍內的關聯企業、周邊村鎮和企業，其電價比國家電網低三成以上。”大公國際的評估報告稱。

魏橋集團的發電成本也很低。去年1~3月份，每千瓦時的發電成本是0.17元。2015年和2014、2013年這一數字分別是0.18元、0.21元和0.29元。

一位長期從事能源產業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分析說，電力總成本是指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發生的全部生產消耗，是發電成本、購電成本、供電成本及售電成本的總成。自備火力電廠首先隨著煤炭價格下降會節省采購成本。其發電過程中的蒸汽可做二次銷售使用回收部分成本。自我發電、變電、輸送電網建設減少了一系列國網收費項目，如有臨近企業工廠並網使用進一步降低成本；自我使用不受電網電量控制可以進行發電總量調控，這樣又節省一部分成本。再就是違規生產，產能突破批複的發電總量私下擴大產能；環保設備如降塵、排汙等偷工減料。

同時，有媒體分析說，在山東，每一度電中含農網還貸資金2分錢、三峽工程建設基金0.7分錢、城市公用事業附加費1分錢、庫區移民後期扶持資金0.88分錢、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0.1分至0.4分錢等一系列費用，而用自備電廠發電的魏橋集團無須承擔這些。加上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等，才有了魏橋集團的電價比國家電網低1/3的現實。

在輸配電方面，魏橋集團也有優勢，不用長距離輸送，也就少了許多損耗。

山東正在對電力體制進行改革，其中涉及企業的自備電廠。按照《山東電力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方案》，擁有自備電廠的企業，應按規定承擔國家依法合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以及政策性交叉補貼，合理繳納系統備用費。環保的門檻也在提高，方案要求加快推進自備電廠升級改造。對達不到環保等政策標準要求且不實施改造或不具備改造條件的，逐步淘汰關停。

電價要算綜合賬

西王集團執行副總裁王紅雨日前告訴第一財經，從原料成本，也就是煤炭上講，民營企業的自備電廠和國有大電廠相比差別並不大，自備電廠成本低，一是民企自備電廠機制靈活，用人少些。再就是民營企業的自備電廠消化蒸汽等為企業所用，降低了綜合成本。而國有大電廠的蒸汽無法自己消化，很多都白白排放掉了。這一塊數額不小。

“企業自備電廠，不能光看電價，要算綜合賬。”王紅雨說。

西王集團的自備電廠現有130噸鍋爐3臺，220噸鍋爐3臺，發電機組一共5臺，其中4臺是背壓機，1臺冷凝機。最大發電能力12億千瓦時，2015年電廠發電5.6億千瓦時，2016年電廠發電5.8億千瓦時。

這個發電量還不足以滿足西王集團的用電要求，還需要再從國網購買一部分電量，但蒸汽成為了循環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西王集團有兩大支柱產業，一是玉米深加工，包括玉米胚芽油、葡萄糖等，國內輸液用的葡萄糖，八成是西王集團生產。二是鋼鐵產業，西王集團通過自備電廠這個環節，把整個產業鏈條結合了起來。

玉米深加工產業的生產主要消耗蒸汽，排出大量廢水，一般企業經過生化處理後達標排放。而以廢鋼為原料的電爐煉鋼，消耗大量的電、水，煉鋼過程中還產生大量蒸汽。“蒸汽、電、水怎樣平衡利用，輕重行業怎樣有機結合，在西王的產業發展中得到充分融合，形成了西王獨特的循環經濟產業模式。”王紅雨說。

簡單來說，鋼廠生產過程中，依托西王集團形成的重工業、輕工業兩大板塊互為支撐、協調發展的先天優勢，把特鋼公司的中低壓蒸汽、煙氣通過優化，利用管道輸送到玉米深加工板塊，實現能源的大循環。現在西王特鋼公司每天回收蒸汽1700噸以上，這樣每年可新增效益5000萬元以上。

煉鋼廠降溫過程中產生的余熱蒸汽每小時可達到10噸以上，用於生產用汽和辦公生活區生活用汽，年節約蒸汽費用1200多萬元。

王紅雨說，煉鋼過程中還會產生一些粉塵之類的東西，如果排放掉，不但會汙染空氣，還會造成很大安全隱患。現在，把它作為發電的原料，效率比煤炭還高。

魏橋集團的情況也大體相似。魏橋集團董事長張士平曾說，堅持“鋁電網一體化”發展，極大地降低了用電、用熱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益和企業競爭力。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山東水泥集團。該集團高管日前告訴第一財經，此前，在水泥生產中廢熱沒有利用，排掉了。現在有了余熱發電，每噸水泥生產成本可以降低12元左右。山東水泥下屬企業每年利用廢熱發電大概在30億千瓦時，占到了總用電量的七成左右。

不離地的股票投資哲學與實踐

中國成功發射實踐十三號衛星 開啟通信衛星高通量時代

4月12日19時04分，我國實踐十三號衛星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三號乙運載火箭成功發射。這是我國首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量達20Gbps，超過我國已研制發射的通信衛星容量總和。

據央視報道， 我國一些地方，信息傳遞仍然存在盲區，實踐十三號這樣的高通量衛星則不受地面條件限制，可以憑借其快捷組網、高速接入的特點以及低成本優勢，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為這些地區的用戶提供優良的寬帶服務。

實踐十三號衛星工程總師劉方表示，“最直觀的感受是，原來都是服務於廣播電視、骨幹網政府用戶、企業用戶、大用戶，現在可以服務於普通的個人用戶，比如隨身帶著wifi的轉接器，就可以把衛星信號變為wifi。”

另外，許多乘坐過飛機、高鐵的人，都曾為無法便捷上網苦惱，這主要是因為移動網絡跨越區域切換過於頻繁，服務無法跟上。實踐十三號采用了天地一體化設計理念，其中一項重要業務就是提供高速“動中通”，通過多波束無縫切換配合機載、車載或船載終端的自動跟蹤捕獲功能，可以為航空、航運、鐵路等各類交通工具上的數以萬計乘客徹底改善上網體驗。用戶終端可方便快速地接入網絡，下載和回傳速率最高分別達到150Mbps和12Mbps，真正實現衛星通信的寬帶應用。

據了解，隨著“機載衛星直播廣播電視接收與服務系統”的研發成功，預計在3年內，我國的2000多架民航客機、3000多輛高速列車和數萬艘輪船，可隨時隨地實現高速上網。

據北京日報介紹，實踐十三號創造5個“首次”：1、首次在我國高軌衛星上使用電推進(無需消耗化學推進劑)完成全壽命期內南北位保任務，衛星承載能力顯著提升;

2、首次在我國衛星上應用Ka頻段多波束寬帶通信系統，通信總容量超過20Gbps；

3、首次在我國高軌衛星上搭載激光通信系統;

4、首次在我國高軌長壽命通信衛星上百分之百工程化應用國產化產品，改變了相關產品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

5、首次在我國衛星上將技術試驗和示範應用相結合，加速科研成果的應用轉化，既滿足新技術在軌試驗的目的，又滿足載荷示範應用的要求，提高工程綜合效益。

圖片來自新華網

投資是一項實踐活動 xuyk的博客

    朋友L，今年50歲。他1990年大學畢業，在單位里，負責生產調度工作。他善於思考，講究邏輯，做事有計劃、有條理，這些優點使他工作做得相當出色。

    他33歲那年，2000年，看到大牛市，但沒敢進；到了40歲，2007年，遇見超級大牛市，但又沒敢進，只買了一只公募基金；後來到了48歲，2015年，再次目睹大牛市，但還是沒敢進。L生怕股市下跌影響工作與生活。

    L雖然沒做股票，但對股市卻一直很關心，對投資也似乎很有興趣。他經常認真閱讀和學習許多投資名家和高手的文章。他打算等到學到一定的程度，掌握了一定的投資知識與技術，有了一定的把握能力時，再進股市。

    一晃眼，又過去快2年了，到了“知天命”年齡。今年，他與我交流比較多一點，於是搬入了幾筆資金到交易賬戶里，於2月份正式開張。可幾個月過去，倉位一直很小。他一邊觀望，一邊更加積極地學習投資知識，努力促進提高自己的思想觀念。而我多次跟他強調，投資是一項實踐活動，猶如遊泳，只有下水才能真正學會，不然，在岸上再怎麽努力，遊泳書看得再怎麽多，遊泳姿勢學得再怎麽正確，都是無濟於事的。做股票，不要怕跌，不要怕犯錯，錯了可以改正的嘛！這就像人生，我們不都是在不斷的犯錯中長大的嗎？是不是？“是啊！是啊！”他連連應答。

    這幾天，他經常與我談投資方面的學習體會，很高心自己又有了新的認識與提高。而我問：“都買了沒？”

    “還沒，我正在觀察，等待股市回落，然後準備越跌越買！”L答。

    今天一早，我打開手機，收看到L微信，他又談了一些學習投資的新體會。上午，我閑著沒事，突然憋不住，打電話給他，大罵：“你老是前怕狼後怕虎，患得患失，那怎麽行？你哪怕把所有投資大師的著作和言論全都背下來，紙上談兵又有何用？股票不買，何談做股票？如果你真相信股市，真相信大師們的話，你就進去！如果不信，就快離開，免得再浪費時間！你18年來看了3輪大牛市，你還有幾個18年可看？”

    嘿！我這一罵，還真管用呢！朋友L就像被電擊觸醒似的，猛然大悟：“媽的！我明明知道這些道理，為啥還不去做呢？‘知行合一’啊！”

    一語驚醒夢中人！下午，L果斷地買掉了差不多全部空倉資金，還準備明天再搬一些彈藥進來。

    “投資，50歲起步正當時！”我說，“你只要這樣持續不懈地堅持一個18年，必有顯著成效！”

評估公司的價值，就是對實踐進化的結果下註 一只花蛤

原創     2017-07-21     姚斌

個人微信公眾號：一只花蛤的價值投資

2017年7月20日

今年以來，我一直在閱讀演化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的系列作品。查理·芒格先生曾經說他在無意中讀到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讓他如獲至寶。我也深有同感。芒格認為，《自私的基因》是現代達爾文主義集大成之作。如果從來沒有人給你介紹這本書以及這本書包含的思維方式，並且如果你對人類的狀況具有任何知性好奇的話，那麽這就是一本了不起的書。

達爾文主義是人類發現的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如果你不了解理查德·道金斯的基本見解，那麽實際上你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理解達爾文主義。實際上，理查德·道金斯並沒有發明什麽見解，只不過在推廣難懂的洞見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此，芒格覺得《自私的基因》是一本了不起的書。

達爾文主義並不只是運用於生物學，其進化原理在商業中同樣起作用。在事物功能和結構以及表現和發展方面，生物和商業有相似之處，因此進化領域一些理論可以用於評估公司和行業。一直以來，商業中所有行得通的東西都是通過“實踐演化”的方法發現的。如同進化逐步發展了讓動物得以良好生存的眼睛、翅膀和爪子以及行為方式，人類的企業也通過成敗的篩選演化了它們的行為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東西的運行非常好，但是沒有人會采用從公理中推導幾何定理的方式對他們從頭開始思考。我們總是胡亂應對很多事情，重複那些有用的做法，而回避那些無效的。從長期來看，任何行為都是精巧的實踐進化的結果。

以科特（Cort）公司為例，這家公司已經經營了很長時間。在它的人事體系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其他操作方面，科特也有很多實踐進化。作為一個普通股投資者，當你評估公司價值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對實踐進化的結果下註。有些公司就發展了比其它公司更好的進化系統。

舉例來說，比如汽車租賃業務，這等於是汽車行業的科特，因為科特的業務是家具租賃。短期汽車租賃行業中，赫茲租車公司和企業租車公司全都通過實踐進化創建了它們的人事系統、租賃系統、選址系統以及積分獎勵系統，並且這些系統是與眾不同的。這和生物系統就非常相像。換句話說，企業租車公司和赫茲租車公司就像經濟生態體系細分族群中兩個不同但相互之間非常接近的個體。通過實踐進化，它們就像兩種不同的蝴蝶，各自的生態體系全都讓他們生存得很好，並在生態體系之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因此通過識別那些實踐進化真正起作用的結果，普通股投資者可以賺很多錢。

在當代資本主義歷史上，一個異常極端的例子就是特百惠公司。為了銷售品質更好的塑料餐具，這家公司發展了一套“破壞心理操縱”的體系。當居迅·戴爾特（Jusin Dart）帶著這個體系來到董事會要求董事通過的時候，有幾個董事辭去了職務，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體系很蹩腳，他們不願意讓人察覺是他們批準了它。特百惠有很多“盈利點”，這些盈利點為特百惠公司貢獻了數億美元的利潤，這種狀況持續了幾十年，但這家公司現在正面臨困境，或許出現這種經營績效的起伏也是應該的。

芒格的主旨是，有些人從來沒有發明這個體系，但他們知道這個體系會起作用，就像居迅·戴爾特一樣。盡管這個體系是實踐進化的結果，居迅·戴爾特預測到該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繼續起作用，並且他還預測到有很多人會覺得這個體系非常蹩腳，因此對他敬而遠之。無論如何，居迅·戴爾特決策讓公司賺了很多錢。

所以，芒格認為采取生物學的方式進行推理，可以幫助投資者在投資方面做得更好，這是因為他覺得投資者經常從各個公司身上找到實踐進化的結果，這種結果將為投資者指出賺錢的機會，而這些機會是投資者通過基本的原則或類似的原理不能得到並予以識別的。因此，芒格認為投資者應該采用生物學的思考方式，就像特百惠公司的居迅·戴爾特做的那樣。通過這種方式，投資者可以賺到很多錢。芒格說，如果他們不喜歡科特公司文化的話，他們就不會買了這樣的公司。科特公司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實踐進化過程。

采用實踐進化來解決棘手的問題，只是所有模型中的一種。芒格認為每個人都能采用。但前提必須掌握所有重大學科的主要思想。在大部分棘手的人類問題中，必須要有能力使用所有的主要思想，而不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學習的都是單一學科的知識，比如經濟學、機械工程、市場營銷或者投資管理等等，因此人們掌握的模型數量很少，然後無論他們走到那里，他們都試圖以有限的模型來解決他們碰到的所有問題。他們真的不是很明白如何將他們的模型與其他人的模型搭配使用。

芒格說他的方法就是這麽簡單：把所有重要的模型全部掌握並且像慣例一樣使用這些模型，而不是你剛好接受過訓練的少數幾個模型。他一直都很喜歡一句古老的諺語，“對一個拿著斧頭的人而言，所有的問題在他眼中都是釘子。”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是非常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