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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公司的價值，就是對實踐進化的結果下註 一只花蛤

原創     2017-07-21     姚斌

個人微信公眾號：一只花蛤的價值投資

2017年7月20日

今年以來，我一直在閱讀演化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的系列作品。查理·芒格先生曾經說他在無意中讀到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讓他如獲至寶。我也深有同感。芒格認為，《自私的基因》是現代達爾文主義集大成之作。如果從來沒有人給你介紹這本書以及這本書包含的思維方式，並且如果你對人類的狀況具有任何知性好奇的話，那麽這就是一本了不起的書。

達爾文主義是人類發現的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如果你不了解理查德·道金斯的基本見解，那麽實際上你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地理解達爾文主義。實際上，理查德·道金斯並沒有發明什麽見解，只不過在推廣難懂的洞見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此，芒格覺得《自私的基因》是一本了不起的書。

達爾文主義並不只是運用於生物學，其進化原理在商業中同樣起作用。在事物功能和結構以及表現和發展方面，生物和商業有相似之處，因此進化領域一些理論可以用於評估公司和行業。一直以來，商業中所有行得通的東西都是通過“實踐演化”的方法發現的。如同進化逐步發展了讓動物得以良好生存的眼睛、翅膀和爪子以及行為方式，人類的企業也通過成敗的篩選演化了它們的行為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東西的運行非常好，但是沒有人會采用從公理中推導幾何定理的方式對他們從頭開始思考。我們總是胡亂應對很多事情，重複那些有用的做法，而回避那些無效的。從長期來看，任何行為都是精巧的實踐進化的結果。

以科特（Cort）公司為例，這家公司已經經營了很長時間。在它的人事體系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其他操作方面，科特也有很多實踐進化。作為一個普通股投資者，當你評估公司價值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你是對實踐進化的結果下註。有些公司就發展了比其它公司更好的進化系統。

舉例來說，比如汽車租賃業務，這等於是汽車行業的科特，因為科特的業務是家具租賃。短期汽車租賃行業中，赫茲租車公司和企業租車公司全都通過實踐進化創建了它們的人事系統、租賃系統、選址系統以及積分獎勵系統，並且這些系統是與眾不同的。這和生物系統就非常相像。換句話說，企業租車公司和赫茲租車公司就像經濟生態體系細分族群中兩個不同但相互之間非常接近的個體。通過實踐進化，它們就像兩種不同的蝴蝶，各自的生態體系全都讓他們生存得很好，並在生態體系之中找到了適合自己的位置。因此通過識別那些實踐進化真正起作用的結果，普通股投資者可以賺很多錢。

在當代資本主義歷史上，一個異常極端的例子就是特百惠公司。為了銷售品質更好的塑料餐具，這家公司發展了一套“破壞心理操縱”的體系。當居迅·戴爾特（Jusin Dart）帶著這個體系來到董事會要求董事通過的時候，有幾個董事辭去了職務，因為他們覺得這個體系很蹩腳，他們不願意讓人察覺是他們批準了它。特百惠有很多“盈利點”，這些盈利點為特百惠公司貢獻了數億美元的利潤，這種狀況持續了幾十年，但這家公司現在正面臨困境，或許出現這種經營績效的起伏也是應該的。

芒格的主旨是，有些人從來沒有發明這個體系，但他們知道這個體系會起作用，就像居迅·戴爾特一樣。盡管這個體系是實踐進化的結果，居迅·戴爾特預測到該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繼續起作用，並且他還預測到有很多人會覺得這個體系非常蹩腳，因此對他敬而遠之。無論如何，居迅·戴爾特決策讓公司賺了很多錢。

所以，芒格認為采取生物學的方式進行推理，可以幫助投資者在投資方面做得更好，這是因為他覺得投資者經常從各個公司身上找到實踐進化的結果，這種結果將為投資者指出賺錢的機會，而這些機會是投資者通過基本的原則或類似的原理不能得到並予以識別的。因此，芒格認為投資者應該采用生物學的思考方式，就像特百惠公司的居迅·戴爾特做的那樣。通過這種方式，投資者可以賺到很多錢。芒格說，如果他們不喜歡科特公司文化的話，他們就不會買了這樣的公司。科特公司文化的形成是一個實踐進化過程。

采用實踐進化來解決棘手的問題，只是所有模型中的一種。芒格認為每個人都能采用。但前提必須掌握所有重大學科的主要思想。在大部分棘手的人類問題中，必須要有能力使用所有的主要思想，而不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人們學習的都是單一學科的知識，比如經濟學、機械工程、市場營銷或者投資管理等等，因此人們掌握的模型數量很少，然後無論他們走到那里，他們都試圖以有限的模型來解決他們碰到的所有問題。他們真的不是很明白如何將他們的模型與其他人的模型搭配使用。

芒格說他的方法就是這麽簡單：把所有重要的模型全部掌握並且像慣例一樣使用這些模型，而不是你剛好接受過訓練的少數幾個模型。他一直都很喜歡一句古老的諺語，“對一個拿著斧頭的人而言，所有的問題在他眼中都是釘子。”這種處理問題的方式是非常愚蠢的。

款多多：一個創業“老炮兒”的重度垂直實踐之路 | 案例

黑馬成長營 2017-11-08 18:26

◤ 自2014年在創業黑馬與“重度垂直”結緣後，王文鋼找到了再次創業的勇氣與方法論。

他將目光鎖定珠寶供應鏈領域，創辦款多多，並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拿到4輪近2億元融資。不妨來看看，他是如何踐行並重新詮釋“重度垂直”的。

王文鋼

款多多創始人、黑馬營10期學員、牛文文重度垂直實驗室成員、黑馬連營5期導師。

與重度垂直結緣 

在與妻子一次又一次爭吵過後，心力憔悴的王文鋼萌生了重新創業的念頭。

過去幾年，他與妻子共同創辦了優曼家紡，僅用2年多時間銷售額便突破3億。然而在業務發展過程中，經營理念的不合讓他們一次又一次爭吵。身心俱疲的他盡管動了念頭，卻始終無法下定決心，內心反複糾結、掙紮。

作為一個有著靚麗成績單、連續創業的老兵，為何遲遲無法下決心？“害怕”，他回答，“我一直問自己，商業模式尚未想清楚，敢賭嗎？重新創業，就一定能成功嗎？” 

然而，一次偶然參加創業黑馬的活動堅定了他重新啟航的決心。

2014年的一天，王文鋼作為評委參加黑馬大賽，本想看看是否有好項目值得投資，但開場的「黑馬營」營歌《堅持》瞬間吸引了他，“堅持， 再堅持！多少年來多少次，為了理想在堅持。每一次覺得失望，告訴我還有希望。每一次感到心傷，叫自己還要向上。”一聲聲鏗鏘有力的歌聲觸動了他，讓這個從小成長在東北的山東漢子淚流滿面。

那些或創業成功的喜悅，或失敗的沮喪，一遍遍的垂頭喪氣，又一次次重燃鬥誌……往事如電影畫面般一一閃現在王文鋼的腦海中。“是啊，創業者最難的是永遠面對的是未知，在所有未知情況下，還能夠相信自己並堅持走下去的人，都特別不易。”

王文鋼希望融入創業者群體，抱團取暖，重新獲取力量。不久後，他報名進入「黑馬營」，試圖尋找新啟發和新思路。“讓我沒想到的是，當聽完牛社（創業黑馬學院註: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的重度垂直理論後，我覺得很對！一下子覺得找到了方向！於是我邊學習邊琢磨，看看哪個行業還有重度垂直應用的機會。”王文鋼說。

2015年的一天，就在王文鋼興奮不已各處調研和琢磨新業務的時候，妻子提出了離婚的要求，這消息猶如一道晴天霹靂，最終他幾乎以所有家產和資產換回了兒子的歸屬權。在跟母親和兒子搬家的過程中，他下定決心開始新的事業，創辦珠寶供應鏈平臺——款多多。

發現珠寶行業痛點 

不過，剛開始決定創業時，王文鋼並未一下子鎖定珠寶供應鏈領域。

“到底該切入哪個行業？”他開始反複思考。擁有多年創業經歷的他總結了一些普適原則：首先，該行業市場要足夠大，且供大於求；其次，該行業上下遊信息流存在斷裂現象；其次，該行業上下遊環節、從業人員多且散；再次，該行業信息化程度低，從業人員教育水平低；再次，該行業中沒有大巨頭，或即使有巨頭也尚未對市場形成壟斷；最後，該行業經營思路靠“經驗+感覺”主導。

經過一系列的思考，以及投資人李祝捷（創業黑馬學院註:現不惑創投創始合夥人、原真順基金創始合夥人，專註於投資B2B產業互聯網投資，曾投資找鋼網）等的點撥，王文鋼最終鎖定珠寶供應鏈領域，並開始對整個珠寶行業展開了長達18個月的調研。

2014年9月，王文鋼正式開始調研。他走訪了2000多家工廠，700-800家零售商，100-200家批發商，合金、銅、不銹鋼、銀、玻璃、水晶、鉆石，14K、18K、22K金、足金、3D硬金，每一個細分領域都親自去跑、去看、去問，而且，他又花了9個月時間梳理上下遊產業鏈的關系和痛點。

在充分的調查研究後，他發現，2013年開始整個珠寶首飾行業市場萎靡、銷售下滑，並且這種狀況隨著時間愈演愈烈。不過，盡管相關行業報告上稱2014年珠寶行業市場規模為5300億元，但並未完全統計準確，珠寶行業零售的真實交易總額預計高達1.5萬億元。

他還發現，珠寶首飾行業是通過一級批發商訂貨，然後二、三級批發商通過現貨現結或一些額度賬期的模式推送給零售店。工廠這一源頭負責設計生產，然而工廠設計生產的訂單是由一級批發商決定的。

這就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一級批發商和工廠離零售端很遠，零售端無法及時正確地反饋零售終端消費者的需求，造成了一級批發商和工廠“自嗨”模式去研發和生產。

結果，好的產品被一、二、三級批發商分銷之後，零售店爆款賣出超不過5件再回來要貨就斷貨了。等到一級批發商和工廠發現這個情況再調整生產時，兩個月後才能再拿到爆款，銷售旺季過了，貨品也就賣不出去了。

這就是整個行業信息化程度特別低，系統管控能力比較差，粗放式經營的典型問題——“爆款常斷貨”。試想一下，就連O字素鏈這種基礎產品都能每月斷貨幾次，這個行業有多大的改造機會啊！

“市場夠大，痛點夠痛，效率夠低！這正好是機會呀！”最終，王文鋼決定創立款多多，切入珠寶供應鏈領域，圍繞著“零售商無法及時找到好賣的款式”這一痛點尋找解決方案。

“正好聽了牛社的重度垂直課程，很受用。”王文鋼說。而重度垂直理論是創業黑馬董事長牛文文根據成功創業者的實踐總結出的在垂直細分產業借助移動互聯網工具實現轉型升級的方法論。

重度垂直的核心在於4個字：“重、深、窄、小”。王文鋼一邊實踐一邊思考，同時也融入了自己對於重度垂直的理解。在他看來，戰略上，“重”是輕模式重運營；“小”是資本能接受的最小化市場。戰術上，“深”是介入場景深刻洞察；“窄”是選對細分的市場，做專，做精，時機合適。

“這4個字，就像風清揚的獨孤九劍，聽起來很高深，但深刻理解並運用好就能解決大問題，”王文鋼說。

那麽，他是如何踐行這4個字的呢？

理解重度垂直之“重” 

在王文鋼看來， “重”不等於“沈”。人多、複雜、慢速都是“沈”。“重”可理解為12個字：輕人力、接地氣、重運營、扣細節。

輕人力。

今年5月，款多多內部員工有50人。到8月底時，員工人數增長到了80人，凈增30人，但實際累積增長50人，實際評估後發現組織並不高效。王文鋼最終決定要“砍掉”20人。

“欲練神功揮刀自宮”，這是王文鋼的邏輯，“我們輕人數、重人效，如果招聘帶來的不是腦袋、市場和執行力，那就只是勞動力；如果能為企業賦能和加分，才是真正的人力。所以每個月、每個季度、每半年、每一年都應自宮一次，砍掉小尾巴。真正的創業，不是把自己變成萬能的，而是把自己不成的砍掉，找到對的人幫你。”

接地氣。

“我從未幻想一下就把潘多拉這樣的巨頭超越，一直在接地氣地跑。”王文鋼說。

有一次，他前往青島即墨Zara某外包商的工廠調研。然而，王文鋼一進屋，便看到四個大娘正在拿著鉗子“哢哢”擰，桌子旁邊放了一個本子，上面寫著“Order  from Zara”。他對老板說：“老板，看看你們家樣品。”老板叼根煙，一低頭從抽屜中拿個箱子，看一眼，扔了過來。人員、環境簡陋到讓他吃驚。

由於地處偏僻，當他從工廠出來後坐上一輛三蹦子，結果在村子里繞了整整兩個小時沒打到出去的車。不過，正是在這樣簡陋又偏僻的地方，他調研出生產一件飾品僅需5元，5美元賣給Zara，而Zara竟標價29.9美元賣給消費者，利潤頗豐。

也正是這漫長的18個月，他調研了2000多家類似的工廠，前前後後國內飛行里程數達18萬公里，相當於繞整個赤道飛行4.5圈。這辛苦且接地氣的調研過程，也讓王文鋼更加清楚地了解了珠寶行業上下遊之間的信息流誤差、資金流誤差、物流誤差。

“如果想創業成功，就不能總覺得自己是老大。創業就是出來賣的，無論賣給誰，態度都要好，不能總要面子，接地氣很重要。”王文鋼說道。

重運營。

“重運營重在哪里？不是建立複雜的流程，而是打造一套快捷有效的運營體系。提高效率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好的IT系統，實現互聯網+。”王文鋼說，“當上千萬個維度出來的時候，靠人力是無法精細核算的，只能靠大數據。準且快就是供應鏈管理中最重要的事。” 

在中國傳統珠寶首飾行業中，“生產主要歸潮汕人，銷售主要歸莆田人”，行業內各鏈條間做買賣很看重關系。款多多既沒關系，也沒經驗，卻在短短兩年之內，珠寶成交量相當於一個小型上市公司的規模，靠的就是一套“珠寶行業智能大數據BI系統”。

通過這套智能系統，款多多掌握了珠寶行業全國幾乎所有零售店的分布數據，進行上億級標簽測算，智能分析流行款式，隨著人群、地域、消費喜好做貨品精準匹配，同時指導上下遊生產、銷售，通過市場反饋，指導工廠更精準的生產，幫助零售商調整銷售策略，實現“不止賣得對，而且賣得快，賣得合適”，提高整個行業的運轉效率。

扣細節。

王文鋼認為，扣細節要用一套便捷的IT工具，這樣才能真正提升運營效率。有一次，款多多與客戶有一個雲南省的合作，由於人手不夠，於是他派了一名員工到雲南。為了讓這件事100%完成，讓客戶得到滿意的結果，王文鋼要求該員工每日用釘釘，到店拍實景圖簽到打卡，以便控制到該區的實時性和有效性。

“對客戶承諾了就必須做到，扣細節扣到讓人覺得瘋狂，才能做成。大部分公司的死亡不是因為犯了致命錯誤，而是常年不改的老毛病、小錯誤所致。我們用一套便捷的工具扣細節則能控制錯誤率。”王文鋼說。

正是靠著這12個字，款多多在2016年員工只有38人時，服務範圍便已覆蓋6個省，年銷售額達1億元；今年員工人數增長到88人，服務範圍覆蓋20個省，銷售額達5億。

理解重度垂直之“深” 

王文鋼所理解的“深”，就是深度洞察用戶需求，構建虛擬場景。“不同於PC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應用可以在任何場景出現，能夠想象出這個場景，就能贏得第一步。”

場景要根據需求落地，充分理解場景中的人是誰。

款多多企業文化中有一條叫“客戶至上”。這四個字是在場景下解釋的：款多多的客戶是珠寶店老板，而它要做的是讓珠寶店老板最爽。

珠寶店老板如何最爽？一個想象場景便是：珠寶店老板蹺著二郎腿，抽煙、喝茶，看著一個老客戶拉著一個新客戶進店。老客戶不僅自己買貨，還勸新客戶買貨，然後兩人買了單樂呵呵地走了。走之前，還在朋友圈發了一個九宮格幫老板宣傳。

如果把這個場景想透，結論便是：珠寶店老板減少使用導購人數，新客戶是老客戶帶來的，老客戶回購很穩定，且新老客戶能做二次口碑傳播。即，珠寶店老板能夠節省人力成本、存貨成本、新增客戶的推廣成本，同時交易很快，老板什麽也不用幹。

場景要區分，男女老少通吃的時代已不複存在，因此要理解客戶需求，研究為什麽有這樣的需求，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

比如，28歲左右，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女性，職業偏前沿，公司中層，職業發展處於上升期，生活節奏快，早出晚歸，經常出國玩，生活品質好。研究她會發現，她喜歡穿大牌，因為其職業、事業、社會地位還未得到廣泛認可，尚處於奮鬥期，因此需要大牌加持，品牌標簽化特別嚴重。

再比如，32歲左右，生活在一線城市的都市美少婦，公司中高層，職業發展處於相對穩定期，工作節奏較快但上下班很規律，生活場景相對豐富，家庭聚會場景上升。她有較強的經濟實力，衣服不再花花綠綠，白、黑、灰顏色占衣櫃比例8成以上。一個一線的時尚女性還會佩戴黃金嗎？必然不會。

再比如，生活在二三線城市的都市女，工作穩定，上過或未上過大學，住著父母買的房子，生活沒有太大負擔，工作時間穩定，購買能力強。她想嘗試時尚，但可能這輩子沒怎麽花過錢，於是就在淘寶、天貓、唯品會和電視劇、綜藝節目找時尚感，找“大牌感”。

“女人看首飾的心智排序為：先是款式，再是價格，再是品質，再是品牌。這說明珠寶行業的品牌影響度並不高。所有女生都是一個邏輯‘好看’，而好看對應的就是款式。”

對用戶畫像和用戶需求的深入理解和挖掘，讓款多多為珠寶店零售商的匹配更為精準，“我們所做的最終都反映在客戶的銷售結果上，通過款多多提供的服務，它們的銷售速度是否加快，銷售額是否提高是我做關心的，”王文鋼說。

而諸如中國黃金、中國珠寶、周大生、老廟、戴夢得等很多珠寶代理商和加盟商都已成為款多多的客戶。

理解重度垂直之“窄” 

王文鋼所理解的“窄”就是想清楚主戰場、主渠道、主品類。

那到底怎麽“窄”？“一個公司的成功，是在一個多大的市場中創造出了一個多大的可控市場，要先寬後窄，窄得恰到好處，窄得適合時機。”他說。

主戰場。

“如果按照中國地圖將市場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西南、西北，難免有些膚淺。思考市場時，要思考線上線下市場份額，再思考線下層級地域，中國的所有城市按GDP分級還可以分成一至六線城市，這樣算下來中國線下市場就有36個小區域。”王文鋼說。

主渠道。

款多多有兩個很明確的渠道：一個是商場一層；一個是步行街兩側。

王文鋼認為，“主渠道是由需求和主品類而確定的，要想清楚人是誰？給他什麽貨？在哪個地方擺貨，消費者最容易看到，最容易成交？”

主品類。

在調研珠寶首飾配件時，本著“先寬後窄，找到可觸及市場，再找可控市場”的原則，王文鋼把合金、銅、不銹鋼、玻璃、水晶、鉆石、K金、足金等品類全部調研了一遍，最後選定K金和鉆石作為主品類。

王文鋼認為，在2013年高基數下，未來幾年預期足黃金珠寶份額將從目前50%逐步下降至46%，K金和鉆石占比將從目前17%逐步升至23%左右。K金、鉆石鑲嵌品類將在未來五年持續快速增長。

為什麽呢？

從需求端來看，國際金價長期低位徘徊、走勢不確定性增加，保值價值降低；金融市場開放，國內投資品種日漸豐富，金條、黃金ETF等投資品種或將替代部分足黃金珠寶的投資需求；在中國消費升級的背景下，“85”後年輕一代成為主力消費人群，時尚性、設計感的佩戴需求強烈，他們采購珠寶首飾時從投資保值屬性向消費屬性過渡。

從供給端看，珠寶企業通過發展K金、鉆石鑲嵌類珠寶能夠提升定價能力，獲得更多盈利空間；足黃金珠寶市場競爭激烈，產品同質化嚴重，利潤率低（毛利率8%~15%，凈利潤率2%~4%）且易受國際金價波動影響，各龍頭珠寶企業將加大K金、鉆石鑲嵌類珠寶比重以提高競爭力。

選對“窄”的方向，讓款多多受益匪淺，迅速跑到珠寶供應鏈行業第一的位置。最新數據顯示，款多多僅鉆石業務每月出貨達上萬件，相當於一個小型珠寶上市公司的規模。

理解重度垂直之“小” 

提到“小”，許多人想到北美音樂風的貓耳咖啡店，輕奢簡歐的lifestyle，樂生活體驗館等。但在王文鋼看來，這些只能被稱為生意，不能稱為可資本化的事業。重度垂直中的“小”是指“小而美”，而非“小而沒”。

小到什麽程度？小到夠資本運作的基本條件。

自2015年創立以來，款多多已先後拿到4輪融資，金額近2億元，投資方包括創新工場、真格基金、真順基金、明勢資本、尚勢資本、藍色光標等十余家一線VC和機構。

王文鋼說，若想要做事業，而不是做一個小生意，就得達到資本的條件，“公司在創業5年左右能做到最後兩年連續盈利，並且凈利潤累計超過5000萬，未來兩年平均增長率不低於30%；在5—8年內能夠上市，並保證上市後三年能夠穩定成長。”

王文鋼說，由於自己是一個連續創業者，與資本方合作時間久了，自己在創業時會反向思考投資人關心什麽，帶著投資人和創業者的雙重視角去看待問題，在思考解決方案時為資本方、客戶、工廠的利益著想，這樣才能“眾人拾柴火焰高”。

也可以小到滿足自己的人生目標。

很多人的創業項目並不滿足資本化的條件，但可以滿足自己的人生目標。比如王文鋼一個朋友，過去做了家上市公司，後來做了一個幫出國孩子家長解決出國鬧心事的項目，該市場並不滿足可資本化的條件，但實現了他自己做一個教育家的人生目標。

正是憑著對重度垂直的“重、深、窄、小”四個字的理解、重新詮釋、融會貫通，王文鋼自2015年7月創辦款多多以來，業務不斷發展、壯大，僅去年一年銷售額就已經達到1億，現在單月交易額已經達5000萬。

采訪手記

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 ——我眼中的王文鋼

文 ✎ 曹珂

“創業成功做大，也曾失敗死過多次，仍敢背水之戰再次出發”，這就是創業老炮兒——款多多創始人王文鋼的創業人生。

王文鋼曾先後創辦過通用視頻、優曼家紡、款多多，都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當然，他也曾失敗過，沮喪過。

我記得吳曉波曾經用“離經叛道”一詞來形容創業者。的確，真正的創業者有膽有謀，有自己獨特的想法，並不斷“折騰”，他們是市場經濟的踐行者，是保持市場源源不斷活力的源泉。

我心懷好奇，並常暗自思忖：創業者身上有什麽特質？其強大的自驅力究竟源自何處？

當我問王文鋼時，得到的答案是：“不服”。

“不服？”我很好奇。他說：“我時常覺得，自己腦門上方有一個倒計時的秒表在閃動。當秒表走到盡頭前，若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親手敲一次鐘，幫助某個行業變得更好，會非常不爽和遺憾。於是便總想著趁還有時間，幹點事。”

這也促使他爭分奪秒地和時間賽跑。

他說，身邊的同事很少能看到他吃飯，因為他多年來的習慣是每天只吃一頓飯，要麽是和客戶一起吃；要麽則是實在太餓時再吃，而當他太餓時，同事們早已下班。

另外，也很少有人能看到他哭喪臉。的確，在我采訪他的過程中，印象最深的便是他始終掛在臉上的微笑。王文鋼講述了一件事。

今年6月6日，加班到淩晨2點半的他騎著共享單車回家，由於心里想著事，未註意迎面開來的汽車，結果兩者相撞，他一剎那間“飛”了出去。忍著巨大的疼痛到了醫院，他被確診為左肢“脫臼+粉碎性骨折”。

醫生為他打上了厚厚的繃帶，他自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他哭喪著臉，表情十分痛苦。“不過，我想了想，左肢是最不影響工作的，很幸運。”一個小時過後，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副神情，微笑重新掛在臉上。

6月7日上午，王文鋼又買了一個強力繃帶便出差了，當天下午他已出現在招商會現場。15日，他坐飛機回來；16日做全麻手術，手臂開了大口子，釘上鋼釘；17日則堅決要求出院。

醫生無奈，只得采用激將法：“你可以出院、不運動、不複健治療，大不了打碎重新做一遍手術！”“重來一次就重來一次！”因為他知道，當時是款多多多關鍵時期，花多少錢“買”一周時間都很值。

醫生拗不過他，只得破例開了6片強力止疼藥，叮囑他每6小時吃一次。

17日上午出院時，從醫院到樓下短短200米路，他竟足足走了40分鐘，稍微一動整個神經都在跟著顫抖；18日，因不想讓傷口疼痛影響招商會，他在不到20個小時將6片藥全吃完了。開會的過程中，他忍著巨大的疼痛整整講了3個小時，會後發現連襪子都已完全濕透。

就是這樣一個拼命三郎，在6月6日-20日共15天的時間里，飛行里程達10000公里，跨越5個省，招商銷售金額1500萬。

“對自己夠狠！”我暗暗心想。

然而王文鋼卻說，“現在吃點苦，卻能給公司節省點時間。當想明白‘得很大，失很小’時，就會覺得無所謂。人這一輩子有兩件事很幸福：一種是‘遊泳比賽得第一’ ；另一種是‘掉進海中被救上岸’ ，‘勝利’和‘劫後余生’這兩種感覺都特別爽，我很享受。經歷過最艱難的時刻，經歷過興奮後，即使最後不成功也有很強烈的幸福感。”

我問王文鋼:“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我知道這是個很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人往往評價別人容易，然而清晰準確地認知自己卻太難太難。

不過，他倒回答地十分坦然:“一個改良型的二線選手。”

“哦？為何？”

“能夠創造出世界上沒有的東西的人，是創造型人才；而我沒那麽大想象力，也很難創造出這世界上從來不存在的東西，但我可以把看到的好東西放到一起，改良出一種東西，所以我是改良型的人。又由於我是改良型的人，所以不是推動社會發展第一梯隊的人，因此是二線選手。

我一直提醒自己是改良型的二線選手，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作用是正確認知我能力擅長的範圍；第二個作用是反複提醒自己不要裝逼，不要驕傲，不管企業做多大，只要創始人一得瑟，企業就完蛋，所以每天都如履薄冰般地去經營。”他說。

人生本無意義，人生的意義需要自己賦予。我想，“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大抵就是王文鋼賦予自己生命的意義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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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行業的功能監管框架：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

近年來，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經歷了爆發式增長，但因機構監管下的監管標準不統一，逐步暴露出局部監管空白、監管套利以及影子銀行風險加劇等風險隱患。在此背景下，2017年11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當時的三會一局起草《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正式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2018年3月28日《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獲得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指導意見》提出對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要遵循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實現對各類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此前基本是在“機構監管”框架下發展的，此次《指導意見》提出“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理念，將“功能監管”明確作為未來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重要原則，成為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重要轉折點。

功能監管是指對資產管理產品不再按照機構類型來劃分，而是按照產品的功能和特性進行劃分，同類產品適用同等規則，彌補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漏洞。從全球範圍看，功能監管是各國資產管理行業監管的普遍原則，但是在功能監管原則上的監管機構架構卻因各國不同的金融市場特點和金融監管框架沿革而有所差異，例如美國是多頭功能監管模式，英國是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的雙峰監管模式，新加坡是統一功能監管模式。隨著《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審議通過，中國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一委一行兩會”（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基本確立，對資產管理行業的功能監管也有望在“一委一行兩會”金融監管框架下展開。分析資產管理行業功能監管框架的國際經驗，並對比與中國的異同，能夠為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進一步規範和發展提供啟發和借鑒。

中國資產管理行業“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

從規模角度考察，中國資產管理行業近些年經歷了爆發式增長，成為發展最快的金融細分領域之一。經初步估算，截至2017年底，中國金融機構開展的資管業務規模約為109萬億元。但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資產管理行業也暴露出一系列風險隱患。

從資金流動的鏈條看，在資金來源方面局部存在事實上使用剛性兌付方式吸收散戶資金的情況；在資金運作方面也局部存在采用多層嵌套方式規避監管的情況；在資金流向方面還局部存在對底層資產的無法穿透使資金流向難以及時可控的情況。站在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角度來看，部分金融機構通過較低的融資成本從市場獲得流動性，並通過質押和期限錯配、重複加杠桿等來實現套利，然而這種套利在終端需要實體經濟用更高的回報率作為支撐，如果實體經濟達不到更高的回報率，資金就可能會在金融體系內空轉，既浪費大量金融資源，積累風險隱患，又在客觀上擡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

在“大資管”推動資產管理產品相互融合的背景下，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現狀顯示出原有的“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機構監管方式已經不能對資產管理行業風險進行統籌監管，需要監管框架的跟進和調整。2017年中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了要加強功能監管，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原則，並設立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中國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範職責。隨後，“資管新規”明確了統一同類資產管理產品監管標準的方向，也明確了資產管理行業未來“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結合2018年兩會上公布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在對資產管理產品統一標準的基礎上，國務院金融穩定委員會和中國人民銀行有望強化對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的一致監管，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有望同時對監管對象的資產管理業務實施監管，即實現“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

展望預期中的新的資產管理監管框架，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負責資產管理行業重大問題的統籌和協調，中國人民銀行負責擬定資產管理行業重要法律法規草案和資產管理行業的宏觀審慎管理，中國銀行保險監管管理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管管理委員會作為兩大微觀審慎監管機構，在統一的資產管理監管標準下，分別負責銀行、保險、信托行業和證券、基金、期貨行業的資產管理業務微觀審慎監管，維護資產管理機構穩健運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新的監管架構體現了對資產管理行業“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機構監管與功能監管相結合的監管理念”，是結合目前資產管理行業發展現狀和風險隱患的一次跟進式調整。

在新的監管框架下，《指導意見》有望對資產管理業務進行統一的定義，並制定統一的行業監管標準。資產管理業務指銀行、信托、證券、基金、期貨、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等金融機構接受投資者委托，對受托的投資者財產進行投資和管理的金融服務。《指導意見》分別對資產管理產品分類及投資要求、信息披露要求、投資者分類、投資者適當性管理要求、分級產品設計等方面進行了具體的規定，力求實現對各類機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全面、統一覆蓋。

資產管理行業功能監管框架的國際經驗

目前，根據波士頓咨詢發布的《2017年全球資產管理報告》，全球資產管理規模約為69.1萬億美元，由美國主導的北美市場仍是規模最大的地區市場，管理資產額占全球的48%，歐洲約占30%，亞洲發展較快，但總體規模仍然較小。本文選擇美國、英國和新加坡作為代表，分析其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框架。

1. 美國資產管理行業的多頭功能監管模式。

美國資產管理行業在全球資管行業中居於領導地位，並且在過去數年中經歷了危機沖擊之後的恢複性增長。截至2016年底，美國註冊投資公司[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封閉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及單位投資信托（UIT）]管理的資產總額達到19.2萬億美元，其中，共同基金以16.3萬億美元的資產總額維持全球第一的地位。截至2016年第二季度，美國私募基金的總資產規模為10.52萬億美元，已經步入穩定增長的成熟階段。美國對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屬於多頭功能監管模式，即在功能監管原則下，由不同的聯邦監管機構對不同的資管產品實施監管。

在美國，由於早期法律對證券概念的包容性界定，大部分資產管理產品統一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監管。各金融機構都可以發起投資公司，面向公眾投資者發售投資公司份額。通俗地理解，美國每款基金產品都是一個“投資公司”，而基金公司（類似貝萊德基金、先鋒基金，即中國通常理解的基金管理公司）則是投資公司聘請的投資顧問。但美國投資公司具有投資合同的全部特征，屬於《1933年證券法》定義的“證券”中的一種，因此投資份額公開發售前需向SEC註冊登記為證券，投資公司則需要按照《1940年投資公司法》的要求建立投資公司的治理結構，披露相關信息，在SEC註冊登記為“註冊投資公司”。註冊投資公司在成立後需要接受SEC的持續監管。如果金融機構擔任投資公司的投資顧問，也需要按照《1940年投資顧問法》在SEC註冊，成為“註冊投資顧問”並接受SEC的持續監管。

美國商業銀行的集合管理基金獲得《1940年投資公司法》的豁免，無須向SEC註冊為投資公司，但接受美國貨幣監管總署（OCC）的監管。集合管理基金具體包括共同信托基金（Common Trust Fund）和集合投資基金（Collective Investment Fund），前者是普通的集合管理信托賬戶，後者是僅限於豁免聯邦稅的員工退休金賬戶、福利金賬戶、利益分享賬戶、股利紅利賬戶等賬戶的集合管理。集合管理基金是只有商業銀行和信托機構才能發行和管理的，屬於美國商業銀行傳統的信托業務，受OCC的監管。獲得《1940年投資公司法》豁免的最重要條件是信托基金的成立是以建立真誠善意的信托關系為目的，僅用於幫助信托、遺產和其他信托賬戶的管理，不能面向公眾投資者銷售或進行廣告宣傳，且不能在信托費用之外收取額外的信托賬戶費用。由此可見，美國商業銀行的集合管理基金不同於中國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中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出現的“資金池—資產池”模式以及“銀信合作”模式等在國外並沒有對等物。

此外，投資於商品期貨和期權的集合投資工具——商品基金（Commodity Pools）由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監管。商品基金管理人和商品交易顧問應按照《1974年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法》和《2000年商品期貨現代化法》進行註冊並接受CFTC的監管和考核。大部分商品基金是對沖基金的一種，向機構投資者或者成熟投資者出售，但也有少部分商品基金面向公眾投資者發售，此時便應按照《1933年證券法》的要求在SEC註冊。

為了維護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加強了對金融系統的宏觀審慎監管，資產管理行業也被納入宏觀審慎的監管框架。根據《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美國於2010年設立了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FSOC），負責對於威脅金融體系整體穩定的潛在風險的識別和防範。FSOC有權認定某些非銀行金融機構或金融基礎設施具有“系統重要性”，向相關監管機構推薦使用更嚴厲的監管標準，美聯儲也被《多德法案》賦予對FSOC認定的“系統重要性”非銀行金融機構或金融基礎設施實施宏觀審慎管理的權限。

2. 英國資產管理行業的雙峰監管模式。

截至2016年底，歐洲的資管行業總規模達22.8萬億歐元，其中英國的資管行業規模達7.8萬億歐元，市場份額超過三分之一，超過第二名法國的兩倍。相對而言，資管行業對英國的重要程度遠高於歐洲其他國家，顯示出英國強大的資產管理能力，與英國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相符。

英國對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屬於雙峰監管模式，一“峰”是維護金融體系整體運行穩定的審慎監管機構，另一“峰”是通過合規監管來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監管機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英國將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全部集中於金融服務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危機後，為了健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英國將FSA拆分為審慎監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PRA）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FCA），PRA是英國央行附屬機構，FCA是獨立於央行的機構，但兩者都接受英國央行的指導，前者負責對存款機構、保險公司和系統重要性投資公司等的審慎管理，基於前瞻性分析對監管對象進行主動監管，後者主要負責PRA監管範圍外的金融機構的日常監管，維護金融消費者權益和金融市場秩序。

在英國資產管理行業，開放式集合投資產品被統一稱作“集合投資計劃（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主要由FCA依據《2000年金融服務與市場法》（FSMA）進行監管。各類金融機構都可以發起設立集合投資計劃，但需要在銷售前向FCA申請核準或認可。金融機構需要經FCA授權成為授權公司（Authorized Firm）後才能擔任集合投資計劃的管理人。FCA對管理人進行內控制度、自有資本數額、商業道德規範等方面的監管。私募基金由於不向公眾投資者銷售，因此無須向FCA申請核準或認可，但其管理人需要經FCA授權並接受持續監管。

3. 新加坡資產管理行業的統一功能監管模式。

新加坡作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近十年來其資產管理總規模一直保持較快增長。新加坡對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屬於統一功能監管模式，即由統一的綜合性監管機構對資產管理行業實施監管，這一監管者既要負責整個行業的宏觀審慎管理，又要負責各個金融機構的微觀審慎監管。具體來看，新加坡金融監管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MAS）是新加坡的金融監管部門，承擔中央銀行調控和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行業監管的雙重職責，也是負責新加坡資產管理行業準入和監管的主體。在MAS監管的金融業務牌照中，證券期貨與基金管理即為新加坡的資產管理牌照，也被稱為資本市場服務牌照（Capital Market Service License，CMS），CMS牌照包括的業務種類有證券交易、期貨合約交易、杠桿式外匯買賣、咨詢業務、基金管理、證券融資、提供證券保管服務、房地產投資信托管理和信用評級服務，申請人可選擇一項或多項經營，但需滿足相應的經營條件。由此可見，新加坡的資產管理業務都統一在一張金融牌照下，按照《證券期貨條例》（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接受MAS的統一功能監管。從事金融投資咨詢、投資產品銷售等業務的需要有財務顧問牌照，並接受監管。

總而言之，MAS對新加坡資管產品的監管註重的是在合理的產品分類基礎上的行為監管。類似英國對資管產品的界定，新加坡將面向多數投資者的資管產品統稱為“集合投資計劃”，並按照投資者是普通投資者、合格投資者還是機構投資者將集合投資計劃分為三類。面向普通投資者的集合投資計劃在投向限制、杠桿率要求以及發行程序等方面接受更為嚴格的監管，另外兩類可豁免大部分要求。在此基礎上，MAS對資管產品的“投資者適當性”原則要求較高，強調將合適的產品賣給合適的投資者，對資管產品在銷售過程中的信息披露要求較為嚴格，通過《證券期貨條例》和《財務顧問法》等法規對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金融機構進行行為監管。

中國新的資產管理行業監管框架與國際模式的比較

第一，均體現了統一標準下的功能監管，但具體監管架構各異。

縱觀以美國、英國、新加坡為代表的資產管理行業監管框架的國際經驗和中國新的監管框架，可以發現，各國雖然具體的監管機構架構不同，但都體現了功能監管的基本原則。雖然美國資產管理行業是多頭功能監管模式，但其具有相同屬性的“投資公司”接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統一監管，英國資產管理活動由金融行為監管局實施統一的行為監管，新加坡資產管理活動由金融監管局實施統一監管，監管內容普遍涵蓋註冊申請、投資範圍、產品發行、信息披露、豁免情形等。

各國具體監管架構的差異則體現了各國金融市場特點和監管沿革的差異。美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悠久，金融體系較為完善和成熟，各類金融機構業務邊界清晰，契約觀念深入人心，早年的《1933年證券法》《1940年投資公司法》和《1940年投資顧問法》等為美國資產管理行業發展奠定了統一監管的法治基礎。英國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較高，為了防範外部風險對本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將已有統一監管的功能拆分成審慎監管和行為監管，進一步細化監管職責。新加坡屬於小國金融，將金融活動進行統一監管，便於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

目前，中國證監會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委員會監管體系下的資產管理規模各占資產管理總規模的一半，而近年銀行體系的資產管理業務快速擴張，其“剛性兌付”的特點形成了實質上的“影子銀行”風險，需要結合銀行信貸業務的監管納入宏觀審慎管理框架進行規範，因此在功能監管基礎上的分機構監管存在合理性。可見，資產管理行業的監管框架沒有最優模式，需要結合各國市場特點和監管目標進行合理化架構。

第二，均將資產管理行業納入宏觀審慎監管框架。

資產管理行業在資金的獲得和投向上都面臨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在金融市場出現風險事件時更容易加速風險傳播速度、擴大風險傳遞範圍，特別是隨著資產管理行業規模的擴大，這種影響將更為顯著。縱觀各國在危機後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雖然具體的監管機構設計架構不同，但都普遍將資產管理行業納入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確立“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並將資產管理活動作為金融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評估其潛在風險，研究應對手段。

目前，中國的“資管新規”由中國人民銀行牽頭，對資管行業進行統一的規範，延續了央行2016年開始實施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思路。未來，央行及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有望進一步發揮對各領域金融活動的宏觀審慎監管職責。此外，監管層還需要加強資管行業數據監控和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設，規範數據統計口徑，形成定期上報制度，便於宏觀審慎監管部門對行業風險的監測。

第三，但相比國際經驗，中國資產管理行業部分領域基礎法律關系的模糊成為行業發展的隱患。

基礎法律關系的確立是資產管理產品治理和監管的基礎。國際上，各類集合投資計劃的法律關系為信托關系，投資管理人對投資者負有“信義義務”，要求投資管理人以真誠和忠誠的態度為投資者的最大利益行事，如此，才能真正突出資產管理行業“代客理財”的性質。

反觀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各監管機構對於資產管理產品的法律關系界定一直不十分清晰，導致金融機構在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時既存在信托關系，又存在委托代理關系，或者是基於資產管理產品當事人的特別約定，使“銀信合作”“銀證合作”等通道業務的對接成為可能，也可能使投資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此次的《指導意見》雖然對資產管理業務進行了統一界定，但是背後仍然缺乏充分的基礎的法律支撐。因此，需要從資產管理行業的基礎法律制度角度入手，明確資產管理產品的信托屬性，為資產管理行業的健康發展奠定法治基礎。

（巴曙松系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國經濟學家，王琳系中國證監會博士後科研工作站博士後。僅代表個人觀點。摘自《清華金融評論》，有刪節）

張思平：深圳改革開放實踐的基本經驗

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深圳不僅建成為2000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成為僅次於上海北京的第三大經濟中心城市，創下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深圳質量，還在探索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擴大對外開放方面，為中國四十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偉大歷史轉變提供了豐富的經驗。

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客觀總結分析深圳改革開放的基本經驗，對進一步將深圳乃至全國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新的歷史階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深圳的改革開放經驗不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大量並具體的。從全局的角度看，深圳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創造的基本經驗大體上有以下四個方面。

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

從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國共產黨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時代特征。而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創辦深圳經濟特區的最重要決策者。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把深圳作為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最重要試驗場，對深圳特區一以貫之地予以堅定的支持。尤其是在深圳特區改革開放遇到特殊困難的關鍵時刻，是鄧小平鮮明且堅定的支持，使深圳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不斷開拓新局面。

比如當1985年前後，深圳特區面臨著“外國租界”“走私通道”“內地輸血”“一夜回到解放前”等外部輿論壓力之時，鄧小平在1985年8月1日會見外賓時明確指出：“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又如1992年初鄧小平視察南方並在深圳發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講話中，他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他並提出了“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等著名論斷。

小平同誌視察南方談話，不僅肯定了深圳改革開放的成就經驗，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從而為深圳更進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歷史機遇。完全可以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深圳經濟特區，沒有鄧小平的堅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深圳特區今日的成功。

對鄧小平這位歷史老人，深圳人民心存感激之情。是深圳在全國樹立起第一幅鄧小平畫像，樹立了第一座小平同誌銅像，每年鄧小平同誌的紀念日，深圳人民都會自發地向小平同誌獻花致敬，以表懷念和感恩之心。更重要的是，幾十年來，深圳歷屆市委、市政府和幾代深圳人，不管遇到什麽樣的困難和風雨，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小平同誌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不動搖，不斷探索和實踐，為豐富改革開放的偉大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比如，在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上，上世紀80年代深圳特區建設初期，老一輩的“開荒牛”們就解放思想，堅持市場調節為主，提出“建設資金以吸收和利用外資為主，經濟結構以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為主，企業產品以出口外銷為主，經濟活動在國家計劃經濟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四個為主的方針，並通過價格改革、各種要素市場的建立等一系列改革探索，使深圳最早從計劃經濟體制束縛下突圍而出，開辟了一條通向市場經濟的探索新路。

又如在“姓社姓資”的問題上，深圳最早沖破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束縛，大膽探索和實踐證券、股票、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堅持以小平同誌關於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實踐中，大膽吸收和充分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幾十年來，深圳在制定和實施各種經濟體制改革方案時，基本上沒有發生“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的無謂爭論，從而以“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歷史緊迫感和務實精神，造就了舉世矚目的深圳速度，並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取得了深圳質量和深圳效益的輝煌成功。

再如在“姓公姓私”的問題上，深圳幾十年來也按照小平同誌的理論勇於實踐和探索，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建設資金以外資為主的發展方針，大膽引進香港和國外資本投資特區建設；在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全國率先進行以股份制改革為突破口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出臺鼓勵民營科技企業發展的政策。

小平同誌視察南方談話後，深圳把財產占有社會化作為產權改革的總方向，為不同所有制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良好外部環境。進入21世紀初，深圳又對國有企業布局進行大規模調整，將競爭領域的劣勢企業整體退出，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保障城市運營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目前民營企業在深圳所有制結構中占絕對比重，湧現出了華為、騰訊、中興通訊等世界級高科技企業，以及平安保險、招商銀行等全球著名金融企業，國有企業在保障城市運營、公共服務、城市安全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形成了深圳獨特的混合所有制的基本經濟制度。

改革開放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實踐，深圳特區在改革開放中也必然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矛盾，包括改革中出現的不完善甚至失誤。每當深圳的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和社會進步遇到一些問題時，深圳總是從改革的角度分析問題，以不斷深化改革的方式去解決和完善這些問題，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總方向不動搖。

比如，當上世紀80年代改革中遇到一些企業和人員利用匯率差進行套利，幹擾外匯秩序，甚至與有關政府部門內外勾結、倒賣外匯指標、進行經濟犯罪時，深圳大膽地通過建立外匯調劑中心，利用市場的機制手段解決匯率差的問題。在土地轉讓、建築工程、國企改制、金融等領域出現腐敗和不正之風時，深圳通過建立土地轉讓市場、建築招標市場、產權交易市場、資本市場等改革的方法，去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又如，為解決政府工作人員在市場經濟中出現腐敗的問題，深圳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個借鑒中國香港、新加坡等的經驗，成立了全國第一個行政監察局。進入21世紀後，又探索政府體系的決策、執行、監督相對獨立的方式，並通過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探索從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綜合性解決政府公務人員的廉潔問題。再如，為解決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部分社會成員生活困難的問題，深圳通過改革政府財政體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開展同富裕工程等改革的方式，探索解決經濟發展起來後出現的新問題的制度、體制和機制。

改革開放在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當前社會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包括腐敗問題、收入分配差距大、生態環境惡化、公共服務不足等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矛盾和問題，除了與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增長水平以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失誤有關，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不配套，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現倒退造成的，而不是改革開放必然帶來的，更不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方針出現了重大偏差造成的。

比如社會上嚴重的腐敗問題主要是市場體制不完善、政治體制改革不配套、權力得不到監督約束帶來的；公共服務不足，主要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帶來的；生態環境惡化，主要是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及時從根本上得到轉變帶來的；收入差距大，主要是壟斷行業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以及財政制度改革滯後帶來的。

因此，解決當前社會上存在的這些問題，不能采用“左”的觀點和主張，否定我們的改革開放偉大事業，采取經濟上倒退到計劃經濟、消滅私有財產、實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方法；而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方針，進一步全面深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領域各項改革。四十年我國取得的偉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而要解決改革開放四十年後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也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這也是深圳經濟特區四十年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一條基本經驗。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偏離

在四十年間，深圳從幾萬人口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國際化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奇跡，從制度層面來看，應該歸功於堅持市場取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目前，最能代表深圳改革開放特征的是“市場機制”+“民營經濟”的發展格局，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制度是深圳經濟成功的最根本的制度、體制、機制方面的保障，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無疑是深圳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

自1980年成立特區開始，深圳就踏上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探索之路。幾十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和完善過程中，雖然每個階段提法不同、重點不同、取得的進展快慢不同，但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方向始終沒有發生大的偏離，並且經歷了不斷探索不斷完善的複雜過程。

在上世紀80年代特區建設初期，在全國總體上實行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北京理論界還在討論價格改革“以放為主”還是“調放結合”時，深圳特區的開拓者已經在實踐上大膽進行價格改革，在特區建設過程中放開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價格，建立各種商品市場，初步發揮市場在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基礎作用，以市場機制、價格杠桿解決了深圳建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上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深圳在市場主體和要素市場建設方面又邁出了更大步伐，市場體系的基本框架大體形成，從而使特區克服了1985年前後因全國壓縮基本建設規模給特區發展帶來的困難，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方面上了一個大臺階。

比如，通過股份制改造和證券市場的建立，吸引大量資金湧入深圳，奠定了深圳作為國家區域性金融中心的基礎；通過鼓勵民辦科技企業的發展，允許技術、專利、商標等無形資產入股辦企業，吸引全國科技人才南下創業，誕生了華為等一批全國高科技企業；通過勞動工資改革和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吸引了幾十萬勞動力，滿足了深圳“三來一補”制造業的用工需求，為深圳及珠三角世界工廠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通過對幹部人事制度、工資制度的改革，吸引內地一大批優秀人才參加特區建設，形成了上世紀90年代初“孔雀東南飛”的全國人才大流動的格局等。

21世紀初，深圳又以產權改革為主線，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大調整，國有企業從商貿、流通、工業、建築業、服務業等競爭性領域退出，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使國有企業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和保障城市安全的領域，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結構，為深圳的產業結構調整、高科技發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提供了牢固的產權制度保障。

2010年以來，深圳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把重心放在了政府轉變職能上，通過政府審批制度改革和大部制機構改革，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政府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營造各種所有制企業平等競爭的良好投資環境上，並通過必要的產業政策和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引導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使深圳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高科技產業基地，使服務業的比重達到58%，基本上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深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表明，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市場與政府、民企和國企之間的關系。凡是堅持了正確的以市場為改革取向、處理好這兩對重要關系的時候，就會大大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凡是工作中發生偏差或失誤的時候，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受到影響和損害。

比如在處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上，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凡是政府直接投資或直接主導的競爭性領域的大規模建設項目，包括電子信息、汽車以及其他高科技項目，基本上都以失敗告終；在本世紀初，政府制定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市場的導向，提出了發展重化工產業、汽車產業，建立化工產業基地等規劃和政策，基本都沒有達到制定的目標。相比之下，深圳發展過程中凡是堅持以市場為主導的一些產業，包括信息通訊產業、互聯網產業等高科技產業，都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最終成為支撐深圳經濟發展的頂梁柱。隨著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的充分發揮，深圳產業結構自身不斷得到優化和調整，政府用不著花氣力用行政手段去督促企業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

在處理民企和國企的關系上，深圳也經過了艱難探索，走過彎路，付出過代價。

上世紀90年代，由於對國企發展的規律和特點認識不足，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動用很多資源，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工業、商貿、建築業、服務業等方面發展了一大批國有企業，結果到21世紀初大批競爭性領域的國企都難以生存，被迫進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通過國企布局調整，市政府集中精力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大力支持民企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民營經濟無論是在企業數量、質量、效益，還是在GDP的貢獻、稅收、就業等方面，都占絕對優勢，使深圳成為全球現代制造業基地、高科技創新中心和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商貿物流中心，孕育出一大批如華為、騰訊、比亞迪、順豐、平安保險等全球知名的民營企業。

堅持解放思想、敢闖敢試的精神不懈怠

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說到：“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這是對深圳改革開放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對深圳的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

在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實踐中，深圳敢闖敢試的基本經驗和精神，大體上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敢於突破傳統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的束縛。其中既包括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敢於沖破計劃與市場、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束縛，進行大膽探索，也包括上世紀80年代蛇口工業區進行的基層民主的試驗，這些探索和實踐對全國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全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歷史證明，深圳在思想觀念上的解放思想，為在實踐中敢闖敢試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為全國提供了生動活潑的改革經驗。

二是敢於突破舊體制的束縛，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在特區建設初期從計劃經濟體制中突圍的過程中，無論是放開生活資料價格的改革，還是引進外資的對外開放；無論是企業內部勞動工資制度的改革，還是建築市場招標、生產要素等市場體系的建立，都對當時全國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巨大沖擊，受到過一些有關部門和人的嚴厲批評，承擔了政治上的巨大風險。當上世紀80年代全國還在進行計劃與市場的理論討論時，深圳已經在實踐中撕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闖出了一條新的路子。

三是敢於突破阻礙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法律法規及有關政策。深圳改革的實踐表明，每一項改革舉措和探索，幾乎都要不同程度地突破既有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如果完全遵守國家、省有關部門的政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的突破進展。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深圳率先借鑒香港土地制度的管理經驗，對土地使用權進行轉讓、拍賣。

四是深圳在幾十年改革開放過程中敢闖敢試的經驗，不僅敢“破”，而且也敢於“立”，敢於創新，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無論是上世紀80年代的價格改革、勞動工資改革、要素市場建立，還是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股票證券市場、資本市場、科技體制創新、審批制度改革，以及21世紀以來的事業單位改革、商事制度改革、社會組織改革等，深圳在推行這些重大改革時，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並沒有對這些改革提出具體要求，都是深圳根據現實需要，主動提出改革方案且大膽實驗，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深化，很多成功經驗隨後得到了上級部門的認可並在全國推廣。

五是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國家有關部門對工作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深圳在改革開放的實踐過程中，對上級部署和要求的改革事項，基本都不會照抄照搬，而會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在不違背國家對改革總的原則的前提下，創造性地貫徹落實，使之更好地發揮實際效果。

比較典型的包括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正值深圳特區的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進入高潮時期，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對全國基建規模進行大幅調整壓縮，如果完全按照國家有關部門的壓縮基建規模的要求，特區建設要受到重大損失和影響。對此，深圳一方面向國家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和建議，一方面根據深圳的實際情況，采取有保有壓、分類處理的方式，把對深圳特區建設的不利影響減少到了最低程度，基本保證了特區建設有序進行。

21世紀初，深圳根據國家設定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布局調整的總方向，創造性地貫徹落實，對國有企業的結構進行了根本性調整，將競爭性領域的劣勢國企整體退出，使國有資本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保障城市安全運行。

深圳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處處有風險，每一項重大改革，無論改革過程怎麽講究策略、方式、方法，都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非議、不滿甚至得罪一些人，因此，深圳在敢闖敢試進行改革的過程中，無論推動哪一項重大改革，都不僅做出了艱難的努力，克服了大量困難，而且也往往會付出很大代價。

從具體的某一項改革而言，深圳的改革總是在“臭三年，香三年”的循環中不斷重複。在探索試驗過程中，往往會先受到有關方面的批評、指責，待改革取得理解尤其是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時，又往往受到有關方面的肯定乃至推廣。從具體推動某些改革的個人來講，其所付出的代價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些同誌受到非議、批評甚至受到批判，有些還受了處分，並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發展。

“摸著石頭過河”，充分發揮基層改革創新的積極性

“摸著石頭過河”是對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在路徑和方法上的精辟概括。深圳經濟特區既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開放策略的最大試驗之一，同時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又豐富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策略，使之成為一個成功案例。

在上世紀80年代啟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應該說是大體明確的，即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閉關鎖國轉向對外開放，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轉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但如何實現這三個轉變，在路徑和方法上並無先例,並且面臨著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中國采取了漸進式改革開放的路徑，在農村改革上通過“包產到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式進行試驗,在城市改革和對外開放上，則通過廣東先行一步辦特區來探索。

即使在1984年小平同誌視察深圳，並對深圳給予充分肯定後，仍然對深圳的試驗抱著謹慎觀察的基本態度。小平同誌1985年講過：“對於深圳經濟特區，我還是兩句話：第一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第二深圳經濟特區還是一個試驗。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我國的整個開放政策也是試驗，從世界的角度講，也是一個大試驗。總之，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但我們在開放過程中要小心謹慎。”直到1992年小平同誌視察南方，對深圳經濟特區的全面改革開放的系統探索和經驗進行了全面肯定，發表了重要談話，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深圳經濟特區幾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也是按照“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不斷探索、不斷試驗、不斷總結反思、不斷完善提高的艱難過程中走過來的。無論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突圍的過程中，一系列“以破為主，立在其中”的各項重要改革的突破過程中，還是80年代中後期和90年代初，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建立過程中，一系列“以立為主，破立結合”的新體制框架搭建的改革試驗中，以及在上世紀90年代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不斷完善、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眾多領域推出的改革舉措，大體上都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方向的前提下，通過問題導向，經歷了發現問題、改革試點、不斷完善、在全市推廣的過程。

在深圳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的重大改革中，深圳既創造了許多成功的改革經驗，也出現了少數不成功甚至失敗的教訓，還發生過一些改革經歷不斷反複、改來改去的案例。

造成一些改革或成功、或失敗、或反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苛求在深圳改革開放實踐中歷盡艱辛的同誌，而應該看成是改革探索中的正常規律，是“摸著石頭過河”改革路徑、策略、方式的必然現象。從某種角度來說，深圳成功的改革經驗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改革教訓也是寶貴的。個別失敗的教訓可以為全國的改革、為後來的改革提供難得的警示和參考，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避免更大範圍的損失和代價。

深圳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很好發揮了毗鄰香港的優勢，借鑒了香港、新加坡成功的經驗，使之成為深圳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要參照系，從而少走了彎路。深圳和香港在歷史上同屬於一個行政區域和嶺南文化之中，兩地在人文、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上世紀80年代，廣東、深圳湧現出一批思想解放、視野開闊的改革人物，應該說與毗鄰香港這個重要因素是分不開的。作為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和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經過100多年的長期發展，香港已經形成了與國際經濟接軌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也是小平同誌選擇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主要因素。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尤其是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不僅為深圳的建設和發展輸送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輻射和帶動了深圳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且也作為參照系為深圳市場經濟體制機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過程中，幾乎每逢遇到問題，或進行某項改革試驗時，深圳基本上都是首先采取包括“請進來”“走出去”等不同形式，去學習借鑒香港的經驗。

在“請進來”方面，深圳每年都舉辦大量的座談、交流、咨詢、演講等活動，邀請香港各界人士咨詢、指導解決深圳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城市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深圳各級政協中，香港委員數量之多，發揮作用之大，是國內各地難以比擬的。

在“走出去”方面，深圳多年來從政府各部門到企業、社會，派出了數不清的各類人員到香港、新加坡開展調研、考察、培訓活動。通過學習和借鑒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使深圳在改革開放中所制定的各項改革舉措視野廣、起點高、針對性和操作性強、重大缺陷和失誤少，可以說香港、新加坡是深圳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立的“老師”。

深圳幾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證明，“摸著石頭過河”漸進式的改革開放路徑、策略、方式、方法是正確的。中國的改革開放采取逐步實踐探索的方式，充分下放權利，尊重基層經驗，鼓勵各級幹部和群眾敢闖敢試，調動各方面改革開放的積極性，並及時將基層成功的經驗上升為中央高層的決策，在全國推廣。這種一步一步的探索實踐，既堅持了改革開放的基本方向，實現了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又有效規避了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重大失誤和重大風險；既強有力推動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又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基本穩定，走出了一條以“摸著石頭過河”為基本特征的漸進式的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路。

（作者系深圳原市委常委、副市長）

40年稅改實踐，中國逐步建立現代稅收制度

自1978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已過去了40年，40年間我國經濟社會飛速發展，而稅收制度也隨之發生了重大改革。一方面稅收制度的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也塑造了我國逐漸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稅收體系。縱觀我國稅制改革40年的歷程，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程度密切相關，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兩步利改稅階段

改革開放是促進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重要動因，市場經濟的確立打破了原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其中兩步利改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所謂的利改稅，即將利潤上繳國家的收入分配格局改為企業向國家上繳稅收的收入分配格局。顯然，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容納更多的市場主體，用上繳利潤的方式不具有廣泛的可操作性，也不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而以稅收作為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方式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通用做法，因此，兩步利改稅在我國形成市場經濟的階段發揮了積極作用。從另一個角度看，正因為改革開放使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原有的利潤上繳方式也無法與市場經濟相適應，因此，才會以推進利改稅的方式去順應市場經濟及改革開放的發展。

兩步利改稅的第一步主要指1983年我國通過稅收來規範國家與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即國營企業由上繳利潤改為繳納所得稅。對於盈利的國營企業征收55%的所得稅，稅後利潤的一部分采取多種形式上繳國家，余下部分企業適用。對國營小型企業，按八級超額累進稅率繳納所得稅，稅後利潤原則上歸企業使用。

第二步的利改稅是指以稅代利，即國家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實現的利潤繼續按55%的稅率征收所得稅後，對剩余較多的企業再征收國營企業調節稅，其余的全部留給企業。

兩步利改稅，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確定了國家通過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模式，順應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從中也可見，改革開放後，我國選擇用財稅體制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統收統支模式，大大激發了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拉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這一階段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開、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在國營企業管理和利潤分配上，突破了過去將國營企業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進行直接管理的模式，對國營企業先後實行了企業基金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利改稅等制度，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

稅制雙軌制階段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外資進入到中國的市場，但是，當時的市場準入制度對於外資企業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為了有效平衡內資與外資之間的關系，1994年我國的稅制改革對於外資企業給予了較大的稅收優惠，內外資企業采用雙軌制的稅收制度。其主要原因在於，在市場準入方面外資企業無法完全享受國民待遇，因而在稅收制度的安排上給予了超國民待遇，以鼓勵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並且把更多的利潤及項目留在中國。

以企業所得稅為例，在稅制雙軌制的階段，內外資企業適用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其中內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高達33%，而外資企業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僅為24%或15%，在此基礎上還存在著大量的區域性稅收優惠，各種名目繁多的免稅期或減半征收稅收優惠。據調查，當時的外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13%左右，而內資企業實際平均稅負在25%左右，差距較大。因此，在這個階段，內資企業普遍存在成本費用補償不足的問題，其稅負高達外資企業的兩倍，抑制了內資企業的發展，並且刺激一部分的國內企業搞假合資，以便通過降低稅負獲得更高的利潤。

但是，這一階段的稅制雙軌制依然存在積極的歷史意義。自1992年鄧小平同誌南方談話，中國的改革開放開始進入到活躍期，大量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對於我國的資本輸入、技術輸入以及人才的輸入均具有積極的意義，為後來我國經濟的飛躍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當時的稅收制度對於外資企業的傾斜，雖然造成了內資企業的不平等待遇，但是作為稅收激勵，在促進外資的流入方面取得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客觀地評判，當時實行的稅制雙軌制對於推進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是有效、正面和積極的舉措。

統一稅制階段

2001年12月，我國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談判，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標誌著我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商品、貨物及勞動力自由流動。因此，我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各種的貿易壁壘及市場壁壘必然需要消除，而外資企業也隨之享受國民待遇。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改革開放面臨著新的難題，既然內外資企業均享受了相同的國民待遇，可是在稅制的設計上，內資企業需要承受外資企業兩倍的稅收負擔顯然是不合理的，也不利於我國內資企業參與國際貿易及競爭。因此，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成為了必然的要求。

2008年，我國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予以統一，正式頒布了《企業所得稅法》。在新法中，無論在稅率、稅基，還是稅收優惠、納稅期限等多個方面均給予了統一。其中，將區域性稅收優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僅保留經濟特區、民族自治地區以及西部大開發等有限的區域性稅收優惠。《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在我國現代稅制改革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統一了內外資企業稅收制度，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營造了公平的稅收環境，有利於內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及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二是建立了稅收法定主義的宗旨。我國的稅收制度包含有十多個稅種，其中稅收總額最大、對企業影響程度最深的兩個稅種分別是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迄今為止，我國的增值稅制度尚未立法，並且絕大多數的稅種需要爭取在2020年立法。因此，2008年《企業所得稅法》的頒布對於促進我國稅收法定主義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依法納稅是一個開放經濟的必備基礎。

三是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稅收制度，為我國後期加入國際稅收合作、參與國際稅收新秩序的重塑奠定了基礎。我國《企業所得稅法》是經過了與世界各國進行廣泛對比及借鑒而形成的，因此，在稅制的設計上，諸項稅制要素的設計均考慮到了稅制的摩擦與協調問題，力求盡量實現稅制的趨同，提高我國的稅制競爭力。10年過去了，國際稅收領域有了新的發展，其中各國合作而形成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以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多邊公約》（下稱“BEPS公約”）便是全球包容性增長框架中的重要內容。具體而言，BEPS有十五項行動計劃，其中第五項是有害稅收。假設一個國家簽署了BEPS公約，則根據BEPS第五項行動計劃，需要接受OECD財政事務委員會（CFA）的同行審議，如果該國的稅收優惠被認定為有害稅收，則需要進行調整。因此，假設2008年我國的《企業所得稅法》立法沒有考慮到稅制的國際協調問題，恐怕今天我國加入國際稅收的合作需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企業所得稅兩法合並之後，我國進行了統一內外資稅收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例如車船使用稅和車船使用牌照稅的統一，房產稅和城市房地產稅的統一，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內外資企業的統一等。這一階段的稅制改革，主要著力點在於在開放環境下保障內外資企業公平的稅收環境。當然，這一階段改革開放已逐步進入到了開放經濟的更高階段，體現出消除壁壘、要素自由流動的特點。

現代稅制階段

改革開放40年，第四個階段是現代稅制階段。這一階段，國際經濟增長趨勢向好，全球經濟增長率回升，勞動力市場持續複蘇，投資總量增長強勁，許多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也漸趨於穩定或下降。但是，低工資增長抑制了消費增長，生產率仍處於較低水平。地區間不均衡發展的現象依然顯著，但形勢趨緩。稅收政策在支持經濟增長上發揮了更明顯的作用，越來越多的國家將稅制改革作為發展經濟的重點，並將其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因此，各國努力推進稅制改革與國際稅收合作。

同時，我國與美國、阿根廷、法國、拉脫維亞等國家相繼實施了大規模的全面稅收改革，引發全球性的稅改浪潮。一方面，對原有稅制的不合理之處進行改革以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另一方面，趨同部分稅制要素以適應國際稅制的變化。因此，這一階段稅制改革最為鮮明的特征是國際稅收秩序的重塑與合作。也就是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改革開放，也並非孤立地看待一個國家的稅制改革，而是站在全球包容性增長的框架下，去看待一個國家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度以及稅制的融合度。國與國之間的稅制相互影響、相互傳導，從而影響世界經濟的開放及發展格局。因此，現代稅制的建立具有迫切的時代意義。

當然，現代稅制的核心在於“現代”二字，關於何謂“現代”，我有以下幾點想法：

首先，現代稅制應該體現出其能夠適應於經濟與財政的可持續性發展。雖然，根據目前所了解到的情況，全球稅制具有直接稅減稅的趨勢，例如企業所得稅，從2000年至2018年，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2.6%下降到23.9%，而非OECD國家的平均所得稅稅率由30.3%下降至22.8%。去年美國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低至21%。但是，由於直接稅的減少，財政可持續性問題堪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減稅趨勢的帶動下，許多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減稅，因為其擔心失去稅制競爭力，影響到外國資本的對內投資。但是，由於這些發展中國家本身的財力並不強，所以減稅會影響到其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為了應對財政赤字的問題，有些國家不得不通過加強征管等手段來保障財政收入，而這會導致企業遵從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企業的競爭力。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須要考慮到本國經濟實力的客觀情況，應站在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去進行頂層設計。

其次，現代稅制的設計應考慮到國際稅收的合作與協調。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濟發展與世界的融合度在進一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目前，我國對於自身國際經濟的參與度，已不能僅僅局限於參與二字，更應該增強話語權，不但要反映自身的訴求，更重要的是要積極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全球收益分配格局的改變必然需要重塑國際稅收新秩序，而新的秩序又要求各國去反思本國的稅制，使其能夠減少與國際稅制發展趨勢的摩擦，建立能夠順應國際經濟發展與合作的現代稅制。

以全球近80個國家共同達成的BEPS公約為例，其對於征稅權的界定原則為經濟行為產生及價值創造所在地，由此產生了屬地制與全球征稅原則的轉變。無疑屬地制原則更能體現出BEPS公約中所主張的征稅原則，但是，目前還有不少的國家采用全球征稅原則。隨著經濟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深入，這其中的沖突必然需要依靠稅制的改革與協調加以解決。

最後，現代稅制應該能夠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在數字經濟的背景下，國際稅收規則受到巨大的挑戰，如何對數字經濟進行常設機構的認定，避免逃稅避稅成為國際關註的焦點問題。

OECD在BEPS行動計劃方案中給出了關於數字經濟的建議方案，歐盟提出了支持企業尤其是初創企業和中小企業在線業務增長的行動計劃作為其數字市場戰略的一部分，美國稅改中的BEATS條款寫入數字經濟中期報告，作為數字經濟臨時性征稅方案，預計到2020年達成一個長期解決方案。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必然要順應數字經濟等全新商業模式的產生及發展。隨著數字經濟、互聯網等新經濟形態的飛速發展以及各國反避稅調查的深入，跨國公司不斷研究新的避稅方式，其形式愈隱蔽、手段更豐富。因此，現代稅制的設計需要考慮到由於數字經濟的發展所帶來商業模式的調整而產生的新的征稅難度，需要與時俱進，全面覆蓋，形成開放經濟背景下更為公平有效的稅收環境。

縱觀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稅制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而不斷完善，總體而言，稅制在這40年間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未來，在建立現代稅制方面，我國還需要不懈努力，而根本的著力點必須用全球視野深化稅制改革及完善頂層設計。

（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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