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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276億去產能資金開始下達企業及縣市 杭州鋼鐵獲2.4億

自5月底財政部將首批276.43億元去產能獎補資金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後，近期各省開始將這筆資金下達給國企和縣市。

去產能資金全稱是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用於支持地方政府和中央企業推動鋼鐵、煤炭等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的獎補資金，總規模為1000億元。

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李樸民在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16年度中央獎補資金也已向地方撥付到位，鋼鐵、煤炭化解過剩產能進入全面實施階段。

6月15日，浙江省財政廳發布《關於下達2016年中央財政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的通知》，浙江省此次共獲得中央財政約3.3億元獎補資金，下達了省屬杭州鋼鐵集團公司及溫州等7個縣市，其中被國家發改委列為去產能典型的杭州鋼鐵集團公司獲得約2.4億元獎補資金。杭州鋼鐵集團擁有全資及控股子公司40家，包括上市公司杭州鋼鐵股份有限公司(600126)。

山東省政府消息稱，山東獲得了中央財政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19.23億元，約占全國(276.43億元)的7%。新疆則獲得約3.8億元的獎補資金。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專項獎補資金分為基礎獎補資金和和梯級獎補資金。其中，基礎獎補資金占資金總規模的80%，梯級獎補資金占資金總規模的20%。此次276億元的獎補資金屬於基礎獎補資金。

山東省政府稱，山東獲得的19.23億元獎補資金是根據鋼鐵、煤炭化解產能任務量、需安置職工人數等基礎數據測算確定的，為專項獎補資金中的基礎獎補資金部分。本年度結束後中央將對山東省鋼鐵、煤炭去產能和職工安置有關情況進行核查，對超額完成目標任務量的地方，將按基礎獎補資金的一定系數給予梯級獎補。

在國家公布了用3~5年時間推出煤炭產能5億噸和粗鋼產能1億-1.5億噸的總體目標後，各地也相繼公布了當地去產能目標，28個省級人民政府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還完成了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目標責任書的簽訂。

煤炭大省山西提出，到2020年，全省有序退出煤炭過剩產能1億噸以上。河北確定了“6643”工程，即到2017年壓減鋼鐵產能6000萬噸、水泥產能6000萬噸、煤炭消費4000萬噸和平板玻璃產能3000萬重量箱。山東明確2016-2018年鋼鐵、煤炭分別壓減產能1000萬噸、4500萬噸以上。

為了規範獎補資金管理，財政部已經下發了《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明確專項獎補資金主要用於國有企業職工分流安置工作，也可統籌用於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職工分流安置。

財政部要求，各地區不得以任何名義截留、挪用專項獎補資金，不得以任何名義從專項獎補資金中提取工作費、管理費或獎勵費等各類費用，不得將專項獎補資金用於平衡地方財力。

財政部將組織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專項檢查，對存在虛報冒領等騙補行為的地區，將視情節輕重相應扣回該地區的專項獎補資金。

財政部：將下達人工影響天氣補助資金1.99億元

近日，財政部會同中國氣象局下達2016年人工影響天氣補助資金1.99億元，支持各地開展抗旱增雨、防雹減災等工作。

受超強厄爾尼諾事件影響，今年全球暴雨、洪澇、高溫、幹旱等極端氣象災害頻發。氣象預測結果顯示，今年我國氣候狀況總體較差，降水偏多，澇重於旱，西北地區可能有氣象幹旱發生。

為支持各地開展人工影響天氣工作，積極應對今年頻發的極端天氣事件，財政部會同中國氣象局按照《中央財政人工影響天氣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財農〔2012〕21號)的有關規定，根據今年氣象災害發生的嚴重程度、天氣氣候預測情況、各地人影作業需求以及省級財力狀況等因素，及時下達2016年人工影響天氣補助資金1.99億元，支持各地開展抗旱增雨、防雹減災等工作，為減輕氣象災害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危害、增強糧食主產區抗旱防雹能力建設、改善群眾生產生活條件等方面提供了堅實保障。

根據《中央財政人工影響天氣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人影作業是指利用飛機、高炮、火箭等設備開展的人工增雨、增雪、防雹、消雨、消霧等作業。人影補助資金是指中央財政預算安排的，用於補助各省(含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下同)開展人工影響天氣作業(以下簡稱人影作業)的專項資金。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人工影響天氣工作在服務農業生產、緩解水資源緊缺、防災減災、保護生態以及保障重大活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人工影響天氣工作，在中央財政大力支持下，地方各級政府不斷加大投入力度，有效推動了人工影響天氣工作的開展，以及跨省區作業協調機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開發利用空中雲水資源的統籌化、規模化和集約化。

（綜合財政部網站、人民網報道）

日媒：日本將下達長期有效的朝鮮導彈攔截命令

據NHK電視臺援引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報道，日本政府近期將下達長期有效的對朝鮮導彈或其碎片的攔截命令。

朝鮮3日發射導彈，據推測，其碎片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日自衛隊未能提前發現朝方進行發射準備，由此得出導彈從移動發射裝置升空的結論。

鑒於朝鮮可能多次使用事先很難察覺到跡象的移動式發射架發射彈道導彈，日本政府為調整應對方針已進入最後階段，迄今為止，每次監測到任何朝鮮準備發射導彈的細微征兆時，日本防衛大臣都會下令對其攔截，而在發射完成後解除該命令。

日本政府分析朝鮮3日的導彈發射後認為，這是"蘆洞"中程彈道導彈，日本領土在其射程之內。

由於預測移動裝置的導彈發射極其困難，日本政府或下長期有效的朝鮮導彈攔截命令，令配備"宙斯盾"武器控制系統的驅逐艦和" 愛國者"導彈進入長期戰備狀態。

8月3日早晨，朝鮮進行了又一次彈道導彈試驗，據推測其中一枚飛抵日本專屬經濟區，引起了東京方面的恐慌和譴責。據韓國軍方統計，2011年現任領導人金正恩上臺以來，盡管聯合國安理會禁止朝鮮試射彈道導彈和核武器的試驗，朝鮮仍就進行了30余次導彈發射。

新華保險董事長兼CEO萬峰：2017年不下達躉交任務

“在整個保險市場上，新華保險可能是保費收入增速最慢的公司之一，但我們並不準備大幅提升保費，今年不會，明年也不會，因為我們處於轉型發展階段，減少躉交產品，加大期交產品占比，增加續期保費，經過兩年的轉型，2018年，新華保險將再次走上持續穩定的發展道路。”新華保險董事長兼CEO萬峰說。

接棒8個月後，近日，萬峰帶領新華保險新一屆管理層亮相深圳，包括副總裁黎宗劍、楊征、李源、龔興峰、於誌剛以及總裁助理王練文等新面孔。

今年，新華保險確定了“規模穩定，價值增長，結構優化，風險可控”的轉型基調，主動限制銀保渠道躉交業務，全力發展期交業務，但轉型的代價也隨之降臨，根據保監會數據顯示：2016年1-10月，新華保險累計原保費收入約為1021.54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出現了0.3%的負增長，這與部分靠中短期產品迅速做大保費規模的保險公司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

“不是我不喜歡躉交，而是我明年將不下達躉交任務，不將其作為主要業務，但對於期交產品，我們要求明年10年期以上的產品要占比90%。”萬峰說。

死差、費差列入利潤貢獻中

如今，在經濟新常態下，保險行業已經不可避免地逐步進入低收益率時期。萬峰認為，從2016年開始，過渡期就已經來臨，但對於保險公司而言，這段過渡期有多長，還取決於各家的資產久期。

而由高收益向低收益過渡的這段時期，也疊加了多重風險，比如，在負債端，保險公司如果不銷售理財型的保險產品，就有可能出現現金流的風險，如果依舊大幅停留在理財產品階段，就極有可能出現利差損，即保險資金投資運用收益率低於有效保險合同的平均預定利率而造成虧損。

在資產端，在低利率環境中，高收益、低風險項目稀缺，難以實現高收益。與此同時，債務信用風險、資產負債錯配、資本市場波動、利率下行等風險因素也將給保險投資收益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由此，保險公司的資產和負債可謂同時受壓，處於兩難境地。

在萬峰看來，目前綜合環境下，保險公司以利差為主導的傳統盈利模式面臨挑戰。

死差、費差和利差作為保險公司盈利的衡量標準，其中，死差是由保險公司預定死亡率與實際死亡率的差異造成;費差是保險公司從當期保費中提取的營業費用和當期的營業支出的差值;利差是保險公司資金運用收益和資金成本的差值。

此前，由於歷史形成原因，保險公司的利潤結構通常比較依賴於利差，這也導致險企的利潤水平和資本市場的變化直接相關，比如，資本市場向好時，保險公司的盈利也隨之向好，而當市場不好時，保險公司的利潤也隨之下滑。

新華保險副總裁兼首席財務官楊征說，以前，保險公司通過利差也能獲得比較好的收益，如今，利差承壓越來越大，保監會一直重申的“保險姓保”就是強調死差在保險公司利潤結構中的重要性。

“而在新華保險的轉型發展中，死差和費差都會逐漸列入到利潤貢獻中。”他說。

保險要回歸保障功能

據萬峰透露，新華保險的轉型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轉型期，從2016年-2017年，新華保險要以期交和續期保費增量逐步替代躉交保費，初步建立期交和續期拉動業務發展的模式;第二階段是收獲期，從2018年-2020年，這一時期將完全形成續期拉動發展的模式，著重發展長期期交業務，加大業務結構調整。

根據保監會數據顯示：2016年1-10月，新華保險累計原保費收入約為人民幣1021.54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出現了0.3%的負增長，這在整個保險業中顯得格格不入。

“對於轉型，在內部我們已經達成共識，沒有什麽壓力，目前主要的壓力是來自於外部，別人經常問我，轉型壓力那麽大，能不能挺得住。”萬峰談及轉型壓力時說。

目前，保險行業已演化成兩種發展模式：傳統保險模式和資產驅動負債模式。

傳統保險模式以中國人壽、中國平安等大型保險公司為代表，但在該模式下，保險公司盈利周期被拉長，而一旦實現盈利，便能獲得持續穩定的收益。

在資產驅動負債模式下，保險公司先在投資端找到資產質量較好、收益較高的項目，再通過負債端保費的快速增長來實現資金的籌集，通常是銷售收益較高的萬能險等中短期理財產品。近年來，這種模式越來越被中小保險公司所青睞，也是迅速做大保費規模、搶占市場的利器。

萬峰認為，僅僅銷售萬能險對於保險公司來說意義有限，“今年賣了，明年就退了，一不小心還會形成利差損的風險。”他說。

事實上，監管層也多次出手引導保險公司回歸本源。

比如，今年3月，保監會發布了《關於規範中短存續期人身保險產品的有關通知》，將中短存續期產品的範疇從產品實際存續期間由不滿3年擴大至不滿5年;保險公司中短存續期產品年度保費收入應控制在公司投入資本和凈資產較大者的2倍以內;存續期限不滿1年的中短存續期產品應立即停售。

另外，《中國保監會關於強化人身保險產品監管工作的通知》和《中國保監會關於進一步完善人身保險精算制度有關事項的通知》再次加大對中短存續期產品的規範力度，明確約束條件。

如今，部分保險公司也意識到資產驅動負債模式的不可持續，並開始推動業務結構的轉型。但在萬峰看來，無論是加快轉型、優化結構，還是追求價值、續期拉動，這些舉措並不新鮮，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定力和時間。說到底無非就是遵循發展規律、回歸保險本原，堅持“保險姓保”。他認為，這是新華保險從“做大”邁向“做強”的不二選擇。

根據今年前十個月的數據顯示，新華保險業務轉型已初見成效：在新契約保費中，首年期交占比相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4%，其中，十年期及以上期交增長24%。整體業務的期交占比已經達到47%，增長了17%。與此同時，新華保險13個月繼續率同比增長了4%，退保率下降了3%。

年度投資計劃下達方式有變 發改委：這類情況將打捆或切塊

14日據發改委網站消息，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了新修訂的《中央預算內投資補助和貼息項目管理辦法》(國家發展改革委第45號令)，進一步改進和規範中央預算內投資項目管理。

在新修訂的管理辦法中，重點強化了以下內容：

一是嚴格用制度約束行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要求，調整投資補助和貼息支持範圍。分專項制定管理辦法或者制定工作方案，補助貼息資金不得用於已完工項目和不得重複申請。

二是更加註重發揮地方和企業在安排補助貼息工作中的作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主要職責是制定規則、批複資金申請報告和匯總下達投資計劃，具體項目選擇將主要由項目匯總申報單位(省級發展改革委、計劃單列企業集團和中央管理企業等)負責。

三是推進改革創新的制度化。將“列入三年滾動投資計劃”和“通過在線平臺完成項目審批(核準、備案)”等作為申請資金的必備條件。同時，進一步精簡申報材料，在線審核相關要件。

四是創新計劃下達方式。對於數量多、範圍廣、單項資金少和下達年度投資計劃時無法明確到具體項目的，國家發展改革委打捆或切塊下達年度投資計劃。打捆下達的計劃由省級發展改革委負責分解到項目,切塊下達的計劃下達時不確定具體項目，由省級發展改革委根據具體要求在額度內自行安排項目。

五是加強事中事後監管和責任約束。通過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對項目實現調度全覆蓋。強化項目稽察和問題整改，將問題整改結果與資金安排掛鉤，強化對相關責任主體的紀律約束和處罰措施。

發改委方面表示，該《辦法》的修訂堅持以下原則：一是資金投向與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堅持縱向放權，強化省級部門作用。三是銜接在線審批監管平臺等改革創新舉措。四是進一步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加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

據悉，新修訂的管理辦法將於2017年1月5日起施行，《中央預算內投資補助和貼息項目管理辦法》(國家發展改革委第3號令)將同時廢止。

2萬億新增債務限額下達，平衡地方需求和債務風險

近些年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融資遭嚴打，發行政府債券成為地方融資的唯一合法渠道。而為了管控債務風險，中央對地方實行債務限額管理，2018年新增債務限額總盤子鎖定為2.18萬億元，對於不少省份來說，獲得新增債務限額越多，也意味著能籌集更多資金用於發展。

近日，絕大多數省份相繼調整省級預算，2018年各省份獲得的新增債務限額數字也隨之公布，引起市場關註。比如財力雄厚的江蘇和廣東新增債務限額分別為1665億元和1448億元，絕對金額居各省份前列。河北新增債務限額也高達1319億元，同比增長近70%。

多位接受第一財經采訪的財稅專家表示，債務限額分配最主要考慮地方財力情況和債務風險。財力越雄厚、債務風險越低的地方，獲得的債務限額會越高。同時分配也會兼顧地方融資需求，適度滿足地方建設、民生保障方面的需要。

不過，發債額度的合理確定與分配，如何平衡風險控制與滿足地方實際需求仍是一大難題。額度過高，地方政府舉債過多，會加大債務風險；額度過低，又滿足不了地方政府的資金需求，影響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甚至也助長了地方違法違規舉債的動機。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目前財政部正嘗試通過發行土地儲備、收費公路等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來促使項目融資收益和風險相匹配，希望借助市場來倒逼地方政府融資需求更加合理、顯性化，條件成熟後以此來界定專項債券限額，平衡好地方融資需求滿足和債務風險防控的關系。

解密債務限額分配

地方政府長期通過灰色融資渠道舉債發展，債務增速過快的狀況近年來引起中央高層警惕。一場“開前門、堵後門”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組合拳相繼打出。

一方面，2015年實施的新預算法明確地方政府舉債唯一合法途徑是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債券全部納入預算管理。而為了控制地方舉債沖動，當年實施地方政府限額管理，依法設置地方政府舉債規模的“天花板”。

另一方面，近些年中央對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融資維持高壓態勢，不僅重慶、山東、湖北、江蘇等地部分市縣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負責人遭撤職，而且地方債首次實行了“終身問責、倒查責任”。

長期關註地方債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在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融資非常依賴地方政府債券，在債務限額下各省份尤其是欠發達省份積極爭取拿到更高的額度，希望有更多資金用於發展。

比如去年全國兩會上，貴州省代表團向全國人大建議增加貴州省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全國人大代表於貴良建議增加河北省當年新增債務限額。

每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會最終敲定當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2018年這一數字約21萬億元，相比於2017年限額新增了2.18萬億元。然後，財政部在這一限額內，根據各省份債務風險、財力狀況等因素，並統籌考慮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各地區建設投資需求等，然後提出方案，報國務院批準後下達各省級財政部門。而地方債務風險低高和財力狀況好壞是影響地方新增債務限額多少最核心的因素。

5月底、6月初，各省份在收到財政部下達的新增債務限額後，相繼調整了省級預算，其中部分省份公布了詳細的數據。第一財經記者初步梳理發現，至少有10個省份公布了2018年新增債務限額。而限額的背後則反映了地方財力、債務風險、融資需求三者的平衡。

比如江蘇省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及省級預算調整方案顯示，今年江蘇省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約14768億元，比上一年新增債務限額1665億元，居於各省份之首。廣東省2018年省級財政預算調整方案顯示，今年財政部下達廣東省政府債務限額（含深圳）12179億元，新增政府債務限額1448億元，僅次於江蘇。

“廣東和江蘇經濟實力強，財力雄厚，而且債務風險相對較低，因此獲得的新增債務限額規模居前。”中財-鵬元地方財政投融資研究所執行所長溫來成告訴第一財經。

廣東省財政收入連續二十多年居全國之首，江蘇省財政收入也居全國前列。盡管兩省債務規模較大，但截至2017年末，兩省債務率指標低於全國平均水平（76.5%），且遠低於100%的警戒線。

與之相反，財政實力相對較弱且債務規模相對較大的貴州省，2015~2017年新增債務限額分別為56億元、64億元和77億元，均不足百億元。

其實去年財政部公布的《新增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分配管理暫行辦法》明確，新增限額分配應當體現正向激勵原則，財政實力強、舉債空間大、債務風險低、債務管理績效好的地區多安排，相反的地區則少安排或不安排。

符合國家戰略，承擔中央重大項目的地方也會獲得較大新增債務限額。比如盡管河北省財政收入遠低於廣東、江蘇，但2017年該省拿到了1319億元新增債務限額，同比增長高達70%，遠高於浙江和上海。

溫來成分析稱，近些年京津冀協同發展，以及雄安新區建設等需要大量資金，因此河北得到中央支持。

河北省政府研究決定，在1319億元新增債務限額中，300億元轉貸給雄安新區。

鄭春榮表示，一些債務管理不規範的地方將被調減新增債務限額額度。比如江西豐城市被財政部駐江西專員辦查出存在將置換債券資金轉入賬外賬及違規挪用置換債券等嚴重違規問題，根據有關規定，扣減其新增債券額度1億元。

其實不少省份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距離限額還有部分空間，因此舉債額度超過新增債務限額。比如2017年底上海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4694億元，而2018年限額為7703.5億元，因此限額內舉債空間遠高於今年新增債務限額592億元。

限額分配難題

省級政府拿到地方政府新增債務限額之後，保留部分額度後會把多數額度轉貸給下屬地市級或直管縣，然後地市級政府保留部分額度後再轉貸給區縣級政府。未來一段時間市縣級政府也會因此而調整預算，報本級人大審批。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曾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新增債務額度按照何種規則分配到省級政府，省級政府又怎樣分配到地市縣級政府，將直接引導各級政府的行為。因此，如何科學測算地方債的總額度，如何設立額度分配規則以激勵約束地方政府，是地方債制度有效運行的第一重大挑戰。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汪德華認為，發債權集中到省級政府，是由分散決策轉向集中決策，固然有便於控制風險、加強規範管理的優點，但也可能存在管理鏈條過長、債務資金配置低效、不符合地方實際等問題。

事實上，因為發債額度小於合理融資需求，部分欠發達地區為了擴大官方投資而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融資，形成隱性債務。但簡單地滿足地方融資需求，而不顧財政風險也不可取。

這種分配難題官方並不回避。財政部今年印發的《關於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的通知》強調，合理確定分地區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地方政府不得超越財力實際將上級政府批準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過多留用本級或下達下級，實現不同地區地方政府債務限額與其償債能力相匹配。

溫來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財政部從去年開始相繼推出的土地儲備、收費公路等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就是很好的嘗試。讓債券的規模、風險、管理方式直接與項目對接，實現融資項目收益與風險相平衡，打造中國版市政債，提高地方債市場化程度，從而逐步淡化用行政方式來分配債券額度。

不少地方債務專家認為，隨著以後國家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管理、監督逐步完善，未來應當根據地方政府項目收益情況來確定相應的融資需求，以此來確定專項債券限額，報人大審批實施，更好地滿足地方融資需求。而沒有收益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額度，則根據地方一般公共預算財力來確定，控制風險。

中央高層下達指示　鷹派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