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凈利潤仍被“碾壓” 國產手機與蘋果銷量差距在縮小

最新的數據顯示，蘋果公司2016財年第二季度營收為505.57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80.10億美元下滑13%;凈利潤為105.1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35.69億美元下滑22%，這是蘋果公司營收自2003年以來首次出現下滑。同時，作為蘋果的明星產品，iPhone的銷售量更是首次出現下降，作為蘋果近年來極為重視的市場，大中華區下滑比例達到26%。

一切看上去並不那麽如意，但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在財報發布後的分析師會議上卻依然樂觀。他認為，在升級、新興市場和轉換客戶推動下，蘋果將實現營收的再增長，並透露將在中國再開40家店。

但在分析師看來，手機市場未來充滿挑戰，在中國以及更多的新興市場，蘋果最大的競爭對手“本土手機廠商們”仍在發力。

縮小的銷量差距

對於二季度蘋果業績的表現，庫克認為是一個“非常忙碌和具有挑戰性的季度”，“很難進行數據同比”，大量安卓用戶轉投蘋果設備，Mac新用戶數量大幅增加。他同時強調，iPhone對智能手機新用戶吸引力依然強大，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印度iPhone銷量同比增長56%。

而在過去，庫克提及最多的增長市場是大中華區。去年，大中華區貢獻了兩位數的增長比例，在中國零售店開幕的現場，也能看到庫克親自“站臺”。

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市場，蘋果遭遇了強烈沖擊。

財報中，若按地區劃分，蘋果在美洲、歐洲、大中華區、亞太剩余地區均出現了營收下滑，只有日本市場同比增24%。但下滑最嚴重的是大中華區，同比達到26%，其次是亞太剩余地區25%、美洲地區10%、歐洲地區5%。

市場研究公司KWC發布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12月至2016年2月期間在中國市場，兩年來蘋果iPhone手機份額首次遭遇下滑，僅22.2%。而華為手機重新成為中國城市地區最暢銷智能機品牌，市場份額為24.4%，並帶動其他國產品牌，中興、vivo、OPPO、金立等也開始沖擊這個價位區間。

華為消費者BG負責人余承東日前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一季度華為的銷售收入同比增長61%，其中智能手機銷售收入同比增長達到了63%。而在調研機構IHS iSuppli的研究總監王陽的分析中，華為智能手機一季度銷量為2839.2萬部，與蘋果5120萬部的差距繼續拉小。在今年，華為對於智能手機出貨量的期待是1.4億部。

“但不能否認的是，蘋果依然是手機行業里最會賺錢的公司，105億美元的單季凈利潤可能相當於一些國產手機全年的營收，利潤差達到萬倍。”手機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海外市場，國產手機廠商也在發力。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此前獲得的一份IDC手機品牌歐洲市場占比報告顯示，去年二季度開始，兩種形態的中國廠商在歐洲市場表現強勢：一種是以ODM為主做歐洲貼牌的代工廠商，而另一種則是像TCL阿爾卡特、華為這樣的國產品牌廠商，二季度增速均超過40%。

TCL通訊歐洲區總經理AlainPakiry告訴記者，國產手機廠商開始瞄準公開渠道以及電商渠道擴展歐洲市場，順應了市場發展趨勢。

技術上的追趕

“在趕超三星和蘋果的目標中，華為確實已經不僅僅局限在中國市場，現在希望是在兩到三年做到全球第二，五年份額做到第一，因為去年，華為已經是中國市場份額的第一。”余承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現在華為的產品在工藝上並不輸蘋果和三星，“比如P9的優勢在於，‘水果手機'一半的價格，技術卻領先了半年。”

手機行業的新軍樂視，其CEO賈躍亭甚至炮轟蘋果已過時，丟失了創新精神。

事實上，國產手機的底氣來自於對供應鏈的掌控以及對手機研發產品的持續投入。

隨著近一年來國產手機紛紛轉向中高端市場，上遊供應鏈明星企業不斷冒出，比如做指紋技術的匯頂科技、玻璃加工商藍思科技和伯恩光學、觸控面板廠商歐菲光、電感供應商順絡電子，以及提供鋰電池與移動電源的欣旺達與卓翼科技等。

去年9月發布的蘋果iPhone6S及iPhone6S Plus，最大亮點無疑是全新壓力觸摸屏Force Touch，這塊被賦予壓力觸摸的黑科技或將被蘋果命名為“3D Touch”(3D觸摸)。“在蘋果發布該產品的同時，國內相關供應鏈的相關技術也開始準備量產。”觸控廠商匯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這也讓國產手機在新技術的追趕上跑在了前面。就趕在蘋果發布前，華為的Mate S手機已經搭配了“Force Touch”技術並應用於手機交互。

中興手機負責人曾學忠對記者表示，隨著國產手機自身的進步，蘋果已經不再是這個行業中遙遙領先的超級領跑者，雖然仍處於第一方陣，但已經不再是觸不可及。

“這些能力是什麽，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都會看到。我們花了這麽大的研發投入，我們的研發投入是國內同行的很多倍，我們主要的投資在未來，所以未來會看到我們的力量爆發驚人。”在此前的采訪中，余承東說，華為消費者業務在未來將有機會沖擊1000億美元年收入。

但他也坦言，雖然這幾年華為利潤持續穩步增長，但如果跟國外的蘋果、三星比還是微不足道。從一季度國產手機公布的財報利潤數據看，有的甚至只有百萬美元，和蘋果差距甚大。

“相信更多的國產手機廠商未來會更關註利潤和品牌，以真正縮小和蘋果的差距。”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前四月“萬恒保”銷售額排前三 房企在二線城市陷機會與利潤難題

繼各大機構紛紛對房企今年一季度成績作出統計後，一份今年前四個月的房企業績排名也在這個“五一”前出爐。億翰智庫日前發布的《2016年1-4月中國典型房企銷售業績排行榜TOP150》顯示，今年1至4月，萬科(02202.HK)以銷售金額1102.4億元高居榜首，恒大(03333.HK)以900億元位居其次，保利(600048.SH)650億元排第三，綠地集團以626.2億元排名第四。正在縮減地產業務占比、向文化旅遊及金融轉型的萬達集團跌出前十，以223.5億元銷售額位列第12，居綠城中國之後。

房地產市場整體回溫，一些城市去化加快，資金壓力疏解，為房企繼續規模發展提供了前提;與此同時，城市之間的分化仍然明顯，一線城市和二線重點城市樓市回溫明顯，市場機會較大，但這些城市高昂的地價又對房企的利潤率提出了挑戰。第一財經記者綜合房企財報與機構的數據分析發現，規模靠前的龍頭房企仍然守住了強者恒強的規律，維持了銷售金額較快增長的局面，但在機會與風險並存的行業邏輯下，這些“排頭兵”們也同樣面臨著毛利率下滑的壓力。

千億級房企業績同比增八成

進入2016年，房地產行業政策面“去庫存”不變，市場成交明顯改觀，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表現不俗，房企集中度進一步提升，千億級房企呈現“強者恒強”的趨勢。根據億翰智庫的統計數據，今年1~4月，各房企銷售業績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千億規模房企業績同比增幅達81%，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以萬科為例，僅4月單月，其銷售金額就達350億元，環比增長16.7%，同比增長近一倍，穩超第二名百億元。

在銷售面積方面，恒大則以1093.2萬平方米超過碧桂園和萬科。除此之外，前4月房企的業績門檻值也穩步上升，同比增加均超50%。TOP10已達到275億元，同比增加67%;TOP30的業績門檻值破百億，同比增長87%，增長速度較為穩定;TOP50的門檻值也出現近一倍的增幅。

集中度提高的趨勢，在克而瑞3月底發布的一季度房企銷售里也曾得到印證。克而瑞統計的今年一季度百強房企數據顯示，2016年開年樓市成交活躍，房企銷售快速增長，行業集中度進一步上升，各梯隊金額集中度同比出現大幅上升，房企金額集中度增加了10.35個百分點，如TOP10房企為23.39%，較去年增加3.57個百分點，TOP20房企集中度為31.03%，同比增加5.05個百分點；TOP50房企增加7.84個百分點至43.18%，TOP100房企則從43.06%上升至53.46%，大幅增加了10.35個百分點。以3月為例，TOP10房企中有五家銷售金額超過200億元，三家超過100億元。

今年以來，排名靠前房企的格局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克而瑞統計發現，萬達由於戰略轉變，一季度銷售金額157億元，同比減少6%，跌出了前十；而金地則表現搶眼，銷售金額達195億元，首次進入TOP10。萬科依舊保持榜首位置，一季度銷售金額725億元，同比增加57%。恒大、碧桂園、保利的銷售金額和去年同期相比均出現了翻倍，綠地和中海則分別實現了同比79%和47%的增長。

二線機會與利潤難題

2016年一季度，在房地產市場傳統淡季下，各城市供應量則同環比均下滑，部分城市供不應求矛盾突出；成交量雖較上年末大幅下滑，但在政策寬松之下，顯著高於去年同期，其中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表現搶眼，三、四線中沿海城市或區域中心城市成交較好。經歷了2014年的低迷、2015年下半年的回溫、2016年春節前後的上漲之後，2016年的樓市下半場，是不是一曲未完待續的歡樂頌歌，對於開發商而言，還充滿變數。

龍頭房企在二線城市面臨機會與利潤難題

在市場分化的大背景下，開發商選擇在什麽樣的城市拿地，如何給項目項目，顯得尤為關鍵。根據克而瑞的統計，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14家標桿房企共在69個城市拿下了503幅地塊，總金額5732.4億元，合計新增土地建築面積1.04億平方米，均價5494元/平方米。其中，龍頭房企投資力度最大，新增土地建面明顯高於其他兩類房企，布局城市數量亦最為廣泛，如萬科共在41個城市拿下了184幅地塊，綠地和保利地塊則均分布在24個城市。大型房企中，融創和龍湖分別新增了27和21幅地塊，而遠洋僅在北京、南京和重慶三個城市有斬獲，為標桿房企中最少。總結來看，一線城市中北京投資門檻最高，廣州受冷遇，而二線城市分化最為嚴重，是當前標桿房企的投資熱點，標桿房企新增土地建築面積較大的城市是依次是成都、武漢、杭州、鄭州，新增土地金額較大的依次是杭州、南京、天津、武漢。

成交回溫、庫存壓力仍然存在且布局庫存嚴重，在這樣一個機會與風險並存的分化市場，開發商一方面要在一線城市和二線重點城市挖掘機會，另一方面要在地價高企的現實下拼盡全力保持規模和利潤率同時提升，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來自中原地產研究部日前的一份統計報告顯示，從已經公布2016年一季度報的滬深地產50家上市公司看，一季度的總營業收入達到了1401.14億元，同比漲幅高達51.3%。但受成本上升因素影響，上市房企的凈利率卻“不增反降”。50家房企平均凈利率為6.2%，相比2015年同期的9%左右呈現了非常明顯的下調。記者梳理財報發現，萬科今年一季度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至23.1%。萬科董秘朱旭稱，毛利率下降，也是一季度萬科凈利潤增速慢於營業收入的原因之一。另根據年報數據，綠地控股2015年實現房地產業務收入996億元,同比下降11%；毛利率24%,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4月下旬提供給第一財經的分析報告，對中國開發商今年的表現作出了估計。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年度財務數據，穆迪預計，該機構評級的多家中國房地產開發商2016年的信用質量仍將保持疲弱。穆迪副總裁、高級信用評級主任曾啟賢認為，由於土地成本上升及開發商減少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導致利潤率收縮，2015年多家受評中國開發商的財務指標有所削弱。他還指出，為了支持增長及利用國內較低的融資成本，開發商的債務水平也在提高，利潤率壓力是2016年開發商信用質量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穆迪在報告中稱，穆迪受評開發商的加權平均毛利潤率從2014年的29.6%降至2015年的27.3%，預計未來12~18個月開發商的毛利潤率仍將承受壓力。同時報告也提到，近期中國大中城市房價上漲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壓力。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分析師朱一鳴建議，龍頭房企一方面應該深耕好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另外一方面這些房企普遍重點投資了成都、武漢等成交量大的城市，當前應當在剩余的二線城市中發掘地價低、市場好的“潛力股”。

關於城市選擇與區域策略，綠地控股集團董事長張玉良參加2016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接受包括本報在內的媒體采訪時稱，2013年以來，綠地在三、四線的城市投資比例很低，有70%~80%的項目主要是在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他說，從綠地集團現有的項目來看，50%以上在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比如蘇州、武漢、鄭州、濟南、合肥、南昌等，原因是“這些城市里增長比較快的地區比較多”。而從萬科一季報看來，今年一季度萬科創新高的752.4億元銷售金額中，上海超過了100億元，深圳、北京、武漢、杭州超過40億元。

中糧收入沖進世界前三 利潤依賴補貼是軟肋

中糧集團是中國最大的糧商之一，在收購雙N（Nidera、Noble農業）後，資產規模和收入進入頂級跨國糧商陣營，盈利狀況卻並不理想。

最新披露的中糧2015年業績顯示，中糧營業收入4054.4億元人民幣，與上一年的2573.4億元相比，大增約58%。

2015年，中糧完成收購Nidera、Noble農業的財務並表，另外一家大型央企中國華孚貿易集團有限公司及其70余家下屬公司也完成了財務並表，中糧的營業收入因此猛增。

4054億元的收入規模，按照現在的匯率計算，約合624億美元，按照2015財年的數字計算，中糧已經超越邦吉（Bunge）和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僅次於嘉吉（Cargill）和ADM，處於第三位，一舉跨入頂級跨國糧商的陣營。

中糧已經擁有了一個“巨人”的個子，但是盈利上，與理想中的跨國大糧商相比，還差一大截。

從凈利潤數字看，中糧2015年的凈利潤為13.2億元人民幣，以當前匯率計算，約合2億美元，與ABCD相比，處於墊底的位置。

中糧的凈利潤水平與路易達孚十分相近，如果合理的調整匯率，中糧的凈利潤規模有可能超越路易達孚，中糧未必處於墊底的位置。

中糧的收入和利潤從數字上看，還是拿得出手的，但是跨國公司未必服氣。

最大的爭議或許是中糧享受巨額的政府補貼。

2015年，中糧拿到了47億元的政府補貼，比上年大增約7億元。這些政府補貼名目繁多，最大一項是政策性業務補貼收入，近40億元，其他還有運費補貼，稅收返還，燃料乙醇補貼等。

中糧享受的巨額政府補貼一直被中國糧食領域的外資企業所羨慕，外資企業拿到政府補貼的可能性不高。在國際市場，據筆者所知，跨國糧商的收入來源中，也很難見到政府補貼這樣一個項目。

中糧的業務結構中，既有糧食收儲、糖肉收儲這樣的政策性業務，也有完全市場化的糧油加工和零售業務，這些業務的邊界在外人看來很難區分，而且有相互沖突之處，對中糧的業績表現，有時候也拖後腿。

以劃入中糧的華孚集團為例，該公司2015年末凈資產約37億元，凈利潤僅為276萬元，數額極少。近年來，原來同屬於央企的中谷集團、華糧集團與華孚集團，相繼並入中糧集團，看上去熱熱鬧鬧，個中酸甜苦辣，是不是就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當事人心中應該最明白。有業內人士對筆者表示，擔心“抱來的孩子長不大”。

糧油貿易和加工是中糧占比最大的主業，另外還有房地產等業務。2015年，中糧雖然實現了4000億元以上的收入，但是營業利潤為虧損約14億元，幸虧有巨額的政府補貼“救駕”，凈利潤才沒有出現虧損。

2015年，執掌中糧11年之久的董事長寧高寧去職。寧高寧任職期間，中糧在糧食貿易和加工上頻頻出手，大舉擴張，效果難如人意。效果的不如意，一是中國在農產品上遊對糧食進行托市收購，收購價格大舉上調，對中糧集團的糧油加工業務構成較大的成本壓力。在糧油下遊，終端銷售的競爭十分激烈，央企、外企、民企都十分活躍。央企、外企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和人才資源；民營企業反應快速，經營手段靈活。整個市場，沒有企業能一家獨大。

不過寧高寧任職中糧期間，在投資方面被人贊譽有加，實際表現也有佐證。

2015年，中糧的投資收益達到約70億元，比上一年增加20多億元。僅投資蒙牛乳業獲得的現金紅利將近2億元，是中糧投資的所有子公司、合資公司、聯營企業中，貢獻現金紅利最多的一家。

投資業務收獲頗豐，加上政府補貼，為中糧貢獻的利潤，已經與中糧的糧油貿易和加工主業差不多並駕齊驅。在國內特殊的經營環境下，筆者認為，中糧的利潤結構也許並不合理，但很難有更好的策略。

非上市銀行利潤增長之痛：營業收入滑坡 瀕臨虧損

營業收入銳減，凈利潤大幅滑坡，不良貸款卻幾乎成倍增長，越來越多的非上市銀行正在遭受腹背受敵的困境。

非上市銀行利潤大步倒退的傷口，正被近期陸續披露的年報一一撕開。《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多家銀行2015年年報發現，包括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城商行在內的很多非上市銀行，營業收入、凈利潤都出現了大幅下滑，其中個別情況最嚴重的，降幅超過70%。

不僅凈利潤大幅下降，營業收入減少、不良貸款大幅上升，也在同時夾擊這些銀行。在不良貸款大幅上升之際，一些銀行的營業收入已經連年下滑，兩年間利潤總額累計降幅達到99%，處於虧損的邊緣。

“城商行等中小銀行面臨的關鍵問題，還是怎麽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業內人士認為，預計未來兩到三年，在非上市銀行之間，經營將會進一步分化，並且可能出現一些並購重組。

部分銀行瀕臨虧損

柳州銀行近日披露的年報顯示，2015年，該行實現營業利潤8.53億元，利潤總額8.63億元，凈利潤6.62億元，同比分別大幅下降約26%、26%、27%。而在2014年，柳州銀行上述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分別為11.4億元、11.5億元、9.09億元。

實際上，柳州銀行並非孤例。非上市銀行利潤衰退，雖然早在2013年就已開始出現，但當時仍屬個別現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利潤大幅下滑的非上市銀行數量越來越多，並日漸普遍。

不同於體量較小的柳州銀行，不少規模較大的非上市銀行，2015年的凈利潤也出現大滑坡，東莞銀行、成都銀行、大連銀行等均是如此，其中，大連銀行凈利潤甚至連續幾年下滑。

根據東莞銀行4月30日披露的2015年年報，該行去年實現利潤總額23.51億元，凈利潤18.73億元，比之2014年的25.76億元、20.59億元，分別下降約8.9%、9%。而在2014年，東莞銀行的凈利潤增長也基本停滯，同比僅微增0.34%。

成都銀行雖然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但去年的利潤下滑更為嚴重。年報披露，2015年全年，該行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分別為33.2億元、35.7億元、28.1億元，比2014年的45.4億元、45.8億元、35.5億元，分別下降12.2億元、10.1億元、7.4億元，降幅分別高達27%、22%、21%左右。

在同類銀行中，最為慘烈的當屬大連銀行。2015年年報顯示，該行當年雖然實現營業利潤4.64億元，同比下降18.05%，但利潤總額卻只有區區3141萬元，凈利潤也僅1.28億元，同比分別下降93.97%、73.07%，已經處於虧損的邊緣。

更為嚴重的是，大連銀行的盈利指標已經連續兩年大幅下降。根據大連銀行年報,2013年，該行營業利潤高達28.96億元，利潤總額、凈利潤分別達到29億元、23.17億元。但到了2014年，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萎縮至5.66億元、5.21億元、4.77億元，三個數據降幅均在80%以上。

如果以2013年為基數，大連銀行最近兩年的利潤降幅更為驚人。根據年報數據計算，大連銀行2015年上述利潤指標，僅為兩年前的17%、1.09%及5.6%。換言之，兩年時間里，大連銀行的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累計下降了83%、99%、94.4%。

不僅如此，2014年、2015年，大連銀行的撥備覆蓋率較2013年大為下降，分別為93.38%和100.02%，已經低於監管最低要求。如果按監管要求足額撥備，其2015年恐怕已經處於虧損中。

值得註意的是，成都銀行、大連銀行、東莞銀行等雖然是地方性銀行，但在所屬城商行陣營中，資產規模、盈利能力都曾處於前列，而且一度有過沖擊IPO的計劃。

事實上，不僅是區域性銀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情況。其中最為典型的當屬廣發銀行。這家成立於1988年的全國首批股份制商業銀行，2015年實現凈利潤90.64億元，同比大幅下滑24.7%。

營業收入大幅下降

結束快速增長的“黃金十年”，進入“白銀十年”，銀行業的利潤增長下滑早在意料之中，不同類型銀行的利潤增長也出現了顯著的差異。

2015年，A股16家上市銀行凈利潤增速雖然普遍下滑，但仍然實現了同比正增長。三家上市城商行中，寧波銀行、南京銀行凈利潤分別增長16.29%、24.82%，在上市銀行中仍然遙遙領先。

而不同於上市銀行，未上市銀行面臨的情況要嚴峻的多，正遭受著營業收入下降、資產質量持續惡化的雙重夾擊，而這也是上述銀行凈利潤出現嚴重滑坡的主要原因。

在上述銀行中，大多數都出現了營業收入下降。年報顯示，2015年全年，成都銀行實現營業收入89.58億元，比2014年的91.31億元，減少了1.73億元，降幅約為1.9%。

大連銀行2015年營業收入為55.6億元，比2014年的74.04億元，減少了18.4億元，降幅達到24.86%。

2015年，大連銀行的利息、手續費及傭金兩項主要收入，出現全面下滑態勢。其中，利息收入119.8億元，比2014年減少27.4億元，降幅約18%，手續費及傭金收入5.67億元，同比減少1.61億元，同比下降22%以上。如果以凈收入計算，則降幅更大。去年，該行上述兩項凈收入分別為49.02億元、5.23億元，同比分別減少16.06億元、1.65億元，降幅分別達到24.8%、25%左右。

不僅營業收入下降，不良貸款也有增無減。截至去年底，柳州銀行不良貸款余額5億元，比年初大幅增加3.03億元，增幅達到150%以上。同期，成都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約31.5億元，比上年增加近100%，不良率已達2.35%，比上年的1.19%上升1.16個百分點，升幅近98%。

大連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雖然已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不下。截至2015年末，該行不良貸款余額達53.6億元，較2014年年末減少19.89億元，但不良貸款率仍為3.89%，而該行2014年不良貸款率高達5.59%。

不良貸款上升導致上述銀行資產減值損失顯著增加。2015年，東莞銀行的資產減值損失為16.47億元，同比增加5.43億元，增幅接近50%。同期，由於貸款減值損失增加，柳州銀行去年的營業支出上升了31.69%。

為了應對不良貸款，各家銀行的風險準備都在持續增加。截至2015年底，柳州銀行共計提呆賬準備金11.36元，比上年增加4.36億元，同比增加近60%。東莞銀行則提取一般風險準備40.4億元， 比上年增加9.3億元，增幅達到30%。

作為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廣發銀行同樣如此。年報顯示，廣發銀行2015年撥備前利潤325.55億元，同比增長34.15%，但受資產減值準備支出計提影響，最終僅實現凈利潤90.64億元。另外，截至2015年末，廣發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為1.43%，比年初上升0.39個百分點。

與廣發銀行一樣，成都銀行的營業收入下降並不明顯，利潤下滑主要是受不良資產拖累。2015年，成都銀行的資產減值損失25.1億元，比上年增加了11.7億元，增幅超過80%。

與上述幾家銀行不同，大連銀行去年的營業支出、貸款損失準備、貸款減值損失都大幅下降。年報顯示，該行去年貸款損失準備53.6億元，同比減少13.2億元，資產減值損失19.55億元，同比減少13.9億元。

但由於營業收入降幅超過營業支出，該行的利潤仍然出現大步倒退。2015年，該行營業支出只下降了17.4億元，但營業收入下降18.4億元，支出多降1億元。與此同時，該行還產生了信貸資產處置損失4.4億元，導致同期利潤總額只有3141萬元。

利潤增長點之困

在宏觀經濟持續下行的背景下，營業收入增長不斷放緩，不良貸款有增無減，是銀行業共同面臨的難題。但經營環境變化的沖擊，在非上市銀行身上體現的更為明顯。

“大連銀行有一定特殊性，該行主要高管出事之後，管理層一直沒有補齊，勢必對其經營產生影響。”某上市銀行中層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銀行的經營，一是靠人，二是靠信心，“管理層出事之後，很多業務可能因此被擱置。”

2015年9月，大連銀行原行長王勁平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開始接受組織調查。當年12月，有消息稱，大連市沙河口區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對王勁平立案偵查。年報信息顯示，經該行第四屆董事會2016 年第三次臨時會議審議，由副行長崔磊代為履行行長職責。

上述上市銀行人士認為，非上市銀行尤其是城商行，都是地域性銀行，業務集中在有限的幾個地區，不像大中型銀行，能通過不同地域分攤風險，而且非上市銀行大多規模較小，出現問題後容易放大。此外，城商行等中小銀行業務單一，業務工具、人才儲備難免不足，遇到問題不容易“轉彎”，會進一步暴露經營問題。

一位地方中小銀行董事長亦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剔除個別因素，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除了所處經營環境的差異外，也與各家銀行的業務結構、產品、管理、風控等因素有關系。自身業務、管理等方面存在問題，遇到經營環境變化，問題就會加速暴露。

“去年資產收益率大幅下降，我們以往資產收益率都在1.2%以上，但去年一下降到1%。”上述中小銀行董事長稱，一些銀行前期風控、客戶選擇出了問題，遇到系統性“雷區”，導致撥備、核銷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在資產端，優質項目減少，銀行不敢投放資金，使得收入大幅下降。

一位擬上市城商行人士認為，未來兩到三年，不同銀行還會繼續分化，經營好的會越來越好，經營不好的將很快消沈下去。即便面臨不良貸款爆發、利潤增長大幅下滑的困境，有些中小銀行的表現依舊可圈可點。

事實也如此。根據普華永道統計，包括H股上市的7家城商行仍然保持了26.6%的凈利潤增長。廣發銀行所屬的股份制銀行，利潤實現正增長。而在非上市銀行中，臺州銀行、唐山銀行等也有不錯表現。

年報信息顯示，2015年，臺州銀行實現營業收入65.12億元，同比增長11.9億元，增幅達到22%以上，凈利潤24.36億元，比上年增加2.02億元，增幅亦接近10%。同期，該行不良貸款余額為4.32億元，不良率只有0.55%。唐山銀行2015年實現凈利潤12.8億元，同比增加5.77億元，增幅達到80%以上。

“這就是好銀行與差銀行的區別，接下來幾年，中小銀行尤其是城商行，預計還會出現一批並購重組。”上述擬上市銀行人士說，對城商行等中小銀行來說，目前最重要的挑戰還是在業務層面，沒有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

備受匯率考驗 豐田預計2016財年營業利潤縮水逾萬億日元

全球汽車巨頭豐田汽車公司(下稱“豐田”)11日對外發布了2015年豐田集團聯合財務報表、2016財年聯合財務預測報告。繼2015財年業績沖高之後，預計2016財年該公司的財年銷售額和營業利潤將分別縮水逾萬億日元。豐田內部人士12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公司業績下滑主要是受匯率和各項經費增加影響所致。

日本的財政年度為前一年4月到次年3月，豐田的財報範圍包括大發汽車公司、日野汽車公司等豐田集團聯合財務報表對象範圍內的子公司。

在2015年財年(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豐田的銷售額達到28.4031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96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685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98億元)，同比增長4.3%。營業利潤為28539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704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34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2億元)，同比增長3.8%。純利潤為2983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781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90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4億元)，同比增長3.1%。

不過，這家全球最賺錢的車企，好日子卻未能延續至2016財年。豐田社長豐田章男11日在記者發布會上表示：“前幾年，我們都處在匯率的順風中。風停之後，才能看到真正的自己。”按豐田預測，2016財年銷售額將達到2650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5824萬億元)，營業利潤預計將達到170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015億元)，即2016財年銷售額和營業利潤將分別縮水19031億元和11539億日元。

利潤預期下滑背後的主因是日元匯率。豐田汽車的預計匯率變動將帶來超90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40億元)的利潤縮水。不止是豐田，整個日本出口業恐將受到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

此外， 豐田的生產線還受到熊本地震等因素影響。豐田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由於近期接連出現生產線停工等問題，今年第一季度全球汽車銷量同比下滑2.3%至246萬輛。因此，豐田第一季度銷量被大眾反超，被大眾奪走全球銷量冠軍的寶座。

不過，得益於小型車減稅新政，豐田目前在華保持較快的增長勢頭。今年4月，豐田在中國新車銷量同比增長9.2%，達到10.11萬輛，連續4個月實現同比增長。今年1~4月，豐田在華累計銷量達到39.21萬輛，同比增長22.4%。就上個月北京車展期間，豐田中國在舉行其發布會上，著重強調豐田章男的年輪經營理念：“我不會去強調數字，因為數字會讓我們跑偏，我更願意與大家一起回歸我們的初心，描繪未來的願景”，提出2016年豐田在華將繼續遵循“年輪經營”理念，腳踏實地步步向前，在環境與安全領域持續發力。

啤酒巨頭嘉士伯繼續關廠改善利潤 銷量下降成代價

行業龍頭利潤十年縮水80%，那些勉強活著的制造業如何自救

傳統制造業走到了十字路口。

受累於世界經濟不景氣、國內外市場疲軟，以及產業全球轉移等的影響，中國的傳統制造業面臨嚴峻挑戰。而在中國最發達地區之一的長三角，近年來用工和其他成本迅速上漲，制造業形勢亦很不樂觀。

如何應對經濟下行的大環境壓力?面對客戶減少、訂單下降，企業又如何轉型?第一財經記者近期走訪了長三角地區的幾家中小制造業企業和有關專家，從傳統制造業的現狀，尋找根源探究出路。

承壓：傳統制造業利潤大幅下滑

宏觀經濟數據幾乎全線回落。國家統計局發布的4月數據顯示，從傳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看，出口增速從3月份的18.7%回落至4.1%;消費增速從10.5%回落至10.1%;投資增速也從10.7%回落至10.5%，而投資的回落則主要是受制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影響。

制造業似乎成了整體經濟下行的最大受力點。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國家統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下稱“制造業PMI”)顯示， 今年2月制造業PMI為49.0，創下2012年8月以來新低，且為連續第七個月低於50榮枯線;4月制造業PMI為50.1，也比上月微落0.1個百分點。

其中，中、小型企業的困境最突出。4月份，中型企業PMI為50.0，小型企業PMI為46.9。

作為全球重要制造業基地的長三角地區在此輪經濟下行中受到的沖擊十分明顯。此前曾有媒體對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的中報業績做過統計，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報利潤負增長比例均超過30%，其中，安徽最高，為49%;蘇、浙、滬分別為40%、38%和33%。

數據顯示，三省一市制造業上市公司共600家，其中凈利潤為負數的有63家，即長三角地區有一成制造業上市公司2015年中報虧損。

“前兩年，全國範圍內這一行業倒掉了一批公司，目前這個行業仍處於低谷。”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老板何先生告訴記者，現在他們企業年產值在1.7億到2億元之間，在行業里為數不多，算是做得比較好的。

雖然規模能維持，但利潤是明顯減少了。

“現在我們的凈利潤基本只有3%~5%，而十年前我們有15%~20%的凈利，有些產品的利潤點還可能會在20%以上。”何先生對第一財經記者感嘆，現在錢越來越難賺了。

何先生回憶說，在2013年之前，行情都還算不錯——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曾有一個短暫的下降過程，而4萬億投資下去後又有所回升，跟前面基本持平。不過，2011年銀根開始收緊，大家口袋里沒錢了，需求量下降。廠家就搶單子、拼價格，一輪兩輪之後，企業的整個利潤就下來了。

此外，用工成本上漲也是中小企業業主們頗為苦惱的問題。何先生告訴記者，跟十年前相比，現在用工成本已經翻了三番都不止，2005年到2007年時，工人工資在1800~1900元左右，而現在是五六千;另一方面，社保基數每年都在提，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此外，實業逐漸呈現系統性的“缺血”困境。

以上世紀90年代曾飛速發展的溫州制造業為例，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副會長、溫州市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曾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溫州制造業的海外訂單劇減，大部分都轉為內向型企業。而國內財政政策近幾年緊縮，民營制造業貸款難;曾經迅速膨脹的溫州民間融資，2011年前後又遭遇了崩盤，溫州制造業現在普遍缺錢。

記者近日致電溫州某制鞋企業老板，談起經營情況，他只是泛泛地說，“制鞋業這幾年下坡比較厲害，買的人少了，總體經濟不好”，之後就匆匆掛掉電話。

在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之後，很多溫商家里每天都有銀行的人上門推銷貸款，有些溫商貸款上千萬做投資，進入房地產和太陽能等行業，結果全部賠了進去。

“過去投資步子跨得太大，銀行、民間金融的錢都沒用到實業上。”這在溫商中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以當地閥門行業為例，溫州從事閥門以及相關配套產業的企業有1100多家，這兩年起碼倒掉兩三百家;活下來的一部分企業現在也是危機重重、勉強度日;最後留下來的良性企業可能占比不超過20%。

溫州永嘉的立信閥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啟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溫州的閥門產業出現了兩個惡性循環：一是有些企業沒有守住本行，去盲目跨界投資，比如買房、炒房等，經濟一出問題便發生連鎖反應倒閉;二是有些企業因為產品沒有做好，也沒有好好經營，導致貨款要不回來，再加上有些企業的生命力本來就不強，造成停產或破產。

王啟耐說，雖然公司年產值保持了不錯的增長，但受到當前經濟大環境的影響，凈利潤有所下降。

出路：做細分領域的小巨人

除了整體大環境的因素，長三角中小企業發展停滯的癥結在哪里?

“中國的中小企業，包括長三角的中小企業，依附性比較強。”上海社會科學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楊建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長三角地區，是國有企業和跨國企業比較集中的地方，作為全球生產基地，它的主體部分是跨國企業或是跟跨國企業進行合資合作的國有企業。目前經營發生困難的，主要是為這些龍頭企業配套的中小企業。大企業一發生問題，生產一收縮，這些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就被大大壓縮了。

長三角地區有一些中小企業沒有很好地發揮其“船小好掉頭”的特點。現在市場總量是在縮小，但是結構在細分的過程中存在很多機會。“需求結構在變化，而供給結構卻和它不匹配。”楊建文說。

“理論上講，中小民營企業的體制機制要比國有企業靈活，但是它們在以往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國企病或者大型企業病，在運作上沒有把它們的體制機制優勢真正發揮出來，把問題的核心放在了大環境不好、整個體制機制不靈、中小企業貸款難等方面。”楊建文談道，“企業要自身找原因，要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是去等、靠、要。”

部分企業主動尋求突破。如前文提及的蘇南地區某人造革制造企業，何先生對記者表示，老產品現在價格殺得都比較低。這幾年，他們致力於產品的提升創新，他們新推出的超細纖維合成革是第三代人造革，更逼真更環保，也更舒適，市場需求一直在增長，從去年開始效益就持續在往上走。同時，他們也努力提升自動化生產程度，減少人工費開支。

王啟耐告訴記者，他們當初也是從十幾個人的小廠房發展到今天的規模的。“在2008年之前，我們還是全部為別人貼牌，而有些廠家只把一些利潤低的業務交給我們。”王啟耐說，現在他們自己的品牌占比已達95%，貼牌才5%。

在生產一線，這兩年立信閥門集團的“機器換人”投入也比較大，原來一臺機器要一個人去完成，現在是一個人完成三臺機器。他們把這一塊利潤讓出來給終端客戶，提高了市場占有率，同時拓展海外市場，去年出口增長率超過30%。

王啟耐說，這幾年每年他們拿出利潤的10%用於研發。他們公司研制的煙氣脫硫脫硝刀閘閥，去年剛進入市場銷路就很不錯，也得到了中石化的認可，目前他們公司已被中石化列入一級供應商。新產品的利潤率也相當可觀。

楊建文認為，中小企業如果能在細分領域做到小巨人，就是很成功的企業。在現在這個特殊階段，政府也需要在細分領域上給予政策支持，培養小巨人，形成一批有社會影響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的領軍企業。

華爾街大變局 巨額利潤時代已成歷史

凱瑟琳快要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了，過關斬將申請到了摩根斯坦利的實習機會。不過她並沒有止於此，後又進入谷歌(Google) 實習。到底在矽谷，還是在華爾街發展?她有些舉棋不定。

“我還沒有最後定。”凱瑟琳對《第一財經日報》說，“不過，矽谷也很有吸引力。”

華爾街的光彩在漸漸褪色，過去一年中如亞馬遜、蘋果等科技公司才是MBA學生的首選。

原因很簡單，華爾街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革，不再像以前那麽賺錢了。種種金融新法規以及新科技的發展使得投資銀行巨額利潤的時代已成歷史。

監管高壓

在2006年、2007年所有最聰明的學生都想到投行工作，而現在華爾街已經不容易招到那些最優秀的學生了。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研究報告，去年只有10%的麻省理科學院畢業生進入金融領域，而在2006年這個數字是31%。其他頂尖常春藤學校也有類似的趨勢。

據波士頓咨詢公司(BCG)，華爾街投行的生存空間正在被擠壓。2015年，投行股票業務的回報率僅有6%，低於8%~10%的股票交易成本。換句話說，投行非但沒有為股東創造價值，還損害股東的價值。

金融危機後，美國國會出臺沃爾克法則，禁止華爾街投行進行自營業務，禁止銀行自己進行大規模的賭註和交易，是金融改革法案中對華爾街影響非常大的一部分。在其2014年4月1日生效之前，華爾街已經分拆了大部分的自營交易部門，而在這兩年，自營交易已經基本取消。目前華爾街的交易只是為了做市，2008年之前以三四十倍杠桿參與交易狂歡的盛況已經完全不複存在。

另外，美聯儲對投行進行了全面資本分析和審查(CCAR)。CCAR是在2009年壓力測試後美聯儲對金融機構的年度檢查，要求他們保持大量資本來應對可能的市場極端情況。銀行如果想要提高分紅和股票回購量則需要獲得美聯儲的同意。在過去兩三年中，摩根大通和高盛就曾被迫重新修改他們的資本計劃。

要求銀行儲備大規模資本金，其實也就是變相達到控制銀行自營交易規模的目的，因為這從根本上控制了銀行的杠桿率。在金融危機之前銀行的投資杠桿率是30倍左右，雷曼兄弟破產時曾經達到40倍。現在投行的杠桿率已經下降到10倍左右。而將於2017年實施的巴塞爾協議Ⅲ，會進一步加大對銀行的儲備金要求。這也就意味著銀行業的收入會大為降低。

而且，嚴格的監管要求使得銀行需要雇傭大量的律師和風險人員在其合規管理部門工作。現在華爾街上大量的工作機會都是來自這個部門，合規方面的成本越來越高。

轉型

另一方面，隨著電子交易的普及，科技進步，市場透明度越來越高。銀行業作為中間人能賺取的利潤在大幅降低。而新的交易平臺還允許大機構自己進行交易，減少了銀行為了做市所需要的交易量。

在固定收益及大宗商品和外匯交易方面，以前一筆單子就可以賺70%~80%的利潤，而現在市場的價差越來越小。至於投資銀行業務，雖然表面光鮮也非常重要， 但需要大量高智商高強度員工，工資開銷占成本的七八成，利潤實際並不高。

隨著投行利潤的下滑，華爾街也在經歷轉型，資產管理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BCG預計到2020年，買方的資產管理規模將高達100萬億美元，高於2014年的74萬億美元。現在來看，到2020年，買方市場的管理費用收入將接近3000億美元，占整個資本市場收益池的45%。然而，到2020年作為賣方的投行收入僅約2050億美元，占據總體收益比例從2006年的53%降至31%。

高盛、摩根大通，以及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的資產管理部門已經在大規模擴張。資產管理行業的收入穩定，對資本要求也很高。尤其是日漸流行的指數基金簡單化，低費率。然而，資本管理業的利潤率和昔日投行無法相提並論。所以也就意味著整個金融業的收入水平在無可避免地下降。

一位頂尖投行的董事總經理認為這些變化使金融的系統風險降低，投行這樣的中間人截流的資源越小，資本的運行更加有效，整個社會獲益。未來在標準普爾500指數中金融業所占的比列會大幅縮小。

“華爾街必須進行自我調整，找到自己的價值。”這位董事總經理如此表示。

索尼預測2016財年營業利潤將達3000億日元

5月25日下午，索尼(中國)發布新聞稿稱，熊本地震影響沒想象中嚴重，將給營業利潤帶來1000億日元削減;但基於對移動通訊和遊戲業務的樂觀預期，索尼預測2016財年(今年4月至明年3月)營業利潤將達3000億日元。

根據索尼公布的信息，地震對索尼財務數字的影響將出現在兩大業務領域。首先，影像產品及解決方案業務的營業利潤預期被下調了450億日元，主要是數碼相機和專業廣電產品的銷售額預期被調低了，原因是考慮到熊本地震造成的部件供貨延遲會帶來銷售機會的喪失。其次，在2015年出現虧損的部件業務，2016年銷售收入預期同比持平，但熊本地震會造成約600億日元的營業利潤的下調。

4月14日的首震和之後的余震後，索尼的手機用影像傳感器的主要3個生產基地情況不同：索尼鹿兒島技術中心生產未受影響;長崎技術中心、大分技術中心則在短暫停頓後相繼重啟，生產得到恢複;數碼相機、安防相機和微顯示設備影像傳感器的主要生產基地——索尼熊本技術中心的情況則複雜得多，損失評估、建築加固和設備檢測花費了更長一段時間。經過調整，相機類傳感器生產的不同工序相繼於五月上、中和下旬重新啟動，產能處於逐步恢複過程中。

5月24日，索尼發布2016財年集團整體及各業務部門的業績預期，預測2016財年總銷售收入為78000億日元，遊戲及網絡服務業務、影視業務和金融服務業務都將實現強勁增長。營業利潤將同比提升58億日元，達到3000億日元，影像產品及解決方案業務等絕大多數業務都將在本財年繼續盈利，移動通訊業務和遊戲業務更將成為業績亮點。同時，索尼預計熊本地震將會給營業利潤帶來約1000億日元的削減。

雖然由於熊本地震帶來的部件供貨延遲帶來的銷售收入預期下調，影像產品及解決方案業務仍然預測在2016財年將實現160億日元營業利潤。索尼正在不斷加強CMOS影像傳感器和高端鏡頭等核心技術的研發和生產。

值得關註的是，索尼移動通訊業務將在2016財年實現營業利潤同比大增並實現盈利。這主要由於產品結構的優化、成本下降以及業務重組費用的減少。在今年2月的巴塞羅那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中，索尼移動發布了Xperia全新品牌理念。在索尼看來，未來的移動智能設備將成為整個家庭娛樂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王特鋼牽手中科院 項目最高利潤500%為何“卡殼”？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西王特鋼（01266.HK）與中科院金屬研究所（下稱“金屬所”）的合作現狀就是如此。

很多事情推進不順利，有時候是由於一方或者雙方不積極。西王特鋼與金屬所的合作卻不是這樣，開始的時候，雙方都很積極，而現在，雙方都很著急，合作進展並不順利。本來是企業、金屬所、科研人員三贏的事情，現在卻處於半擱置狀態。問題到底卡在哪里？

簡單地說，西王特鋼與金屬所的合作是這樣的：金屬所以科研成果入股西王特鋼；西王特鋼給金屬所一億股份，其中51%歸金屬所持有，也就是“國有股”，49%要分配到科研團隊個人的名下。

現在的問題是，分配到科研人員個人名下的股份，科研人員一直沒有拿到。科研人員原來的熱情和態度已經大打折扣。

而就在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指出，要讓領銜科技專家有職有權，有更大的技術路線決策權、更大的經費支配權、更大的資源調動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明確指出，要完善保障和激勵創新的分配制度，探索年薪制、股權、期權、分紅等激勵措施。要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效益分享比例，讓他們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創新成果合理合法地富起來。

總理的話很明確，以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激勵科研人員，是正確的方向，但回到現實中，以西王集團與金屬所的合作為例，這樣的探索落實進度的緩慢令人深思。

一次馬上就辦的合作

西王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王勇是個辦事很果敢的人。西王集團起源於一個棉油加工的村辦企業，旗下現有3家上市公司。

王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談到當初與金屬所合作的發端，“一頓飯工夫就決定的事兒”。

當時，西王特鋼的一個項目招標，金屬所中標。招標程序工作已經完成，王勇聽說金屬所里一位在全國領軍的黑色金屬研究專家到了，就臨時決定請金屬所人員吃頓飯。這頓飯，碰出了火花。

王勇告訴本報記者，吃飯時，他問金屬所還有什麽成果項目，金屬所人員提到，其中還有一個項目，很重要，準備放在國內一家很著名的鋼鐵企業，但這家企業表示，從論證到寫報告審批，僅程序就需要大概兩年的時間。

王勇當場表示，這個項目放在西王特鋼，飯後他就組織班子落實，半年後就可以拿出產品來。

金屬所相關人士曾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當時他就感到，民營企業的效率令人咋舌。

這頓飯中，還談了許多。但最大的成果是，王勇不但想要上面所說的那些成果，還想把金屬所變成“自己人”。

這個路徑就是，金屬所以科研成果入股西王特鋼，不但金屬所持有股份，科研人員也持有股份。

3個月後，雙方的原則性協議就已經達成，半年之後，全面合作正式開始。金屬所的10名博士進駐西王特鋼。

科研人員有名有利的合作模式

根據西王特鋼2015年1月6日的公告，西王集團與金屬所的合作模式是：金屬所給予西王特鋼的10項特鋼技術許可使用權為10年，其為公司提供技術和服務，兩者之代價共1.22億港元。公司以每股1.22港元發行1億股新股作為上述代價，新股占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4.76%。

公告同時進一步解釋稱，每股代價為合同簽訂日期前一個交易日之收市價1.22港元。

合作項目共分3個階段建設，計劃投資16億元，項目全面建成後將形成年產鋼錠30萬噸，鍛件、鍛材10萬噸，特種冶煉鋼1.2萬噸生產規模，工業用、民用、醫用各種成品刀具500萬套，實現年銷售額100億元，利潤30億元。

本次合作的亮點還在於科研人員的收益上。按照協議，西王特鋼給予金屬所的股權中，金屬所占5100萬股代價股份，金屬所主要科研人員占4900萬股代價股份。西王特鋼2015財政年度內出售超過1萬噸H13高品質工模具鋼之銷售目標時，金屬所及其主要人員可獲發行合共4000萬股獎賞股份，其中金屬所占2040萬股獎賞股份，金屬所主要人員占1960萬股獎賞股份。

粗略算來，按照合同簽訂時的市值計算，科研人員“持有”的4900萬股西王特鋼股份總市值在6000萬港元左右，金屬所的科研團隊如果計算為30人，人均持有市值在200萬港元左右。當然，現在還看不到金屬所科研人員具體怎麽分配。
去年1月6日，西王特鋼複牌，當日盤中最高漲幅達到10.66%。但隨後，隨著鋼鐵行業的整體不景氣，西王特鋼股價整體也呈下行趨勢，現在處在0.6港元到0.7港元區間。

王勇告訴本報記者，西王特鋼的規模，他不想搞太大，300萬噸左右就已經很好。關鍵是要搞成特種鋼的完整產業鏈條，從煉鋼，到鍛材，再到終端產品。“將來的西王特鋼，不是一個單純的煉鋼企業，而是一個全流程的裝備制造產業。”

當時，王勇的設想是讓西王特鋼未來2~3年內成為我國特鋼行業的一匹黑馬。

按照當初的設想，西王特鋼與金屬所的合作項目產品瞄準中高端工具鋼、模具鋼、軸承鋼、海工鋼、輪軸鋼、軍工鋼等高端裝備用特殊鋼，應用於交通運輸、能源石化、海洋工程、航空航天等行業用高均質車輪車軸鋼、壓力容器特厚板、海洋平臺特厚板、超高鏡面模具模塊、高性能健康廚房生態刀具等。

王勇舉例說，現在中國用的核廢料儲存罐，都是從國外進口，一個就是500萬元人民幣。金屬所的科研成果中已經有這個了。

這種儲存罐技術要求十分嚴格，要千年內不發生任何外溢問題。專家相信，千年之後，關於核廢料的處理一定能解決，現在需要的是裝起來，埋起來。

蜜月之後的苦澀

雙方合作正式開始之後，金屬所的10名博士就進駐西王集團。

王勇對招賢納士已經十分“習慣”，當年創業時，他就把招來的人才當自己人看待，過春節時，他會組織人員敲鑼打鼓，把系著大紅花的整扇豬肉送到外招人才的家門口。

他曾對記者表示，這更多是一個形式，是表明他們不是外人，是自己一家人。

現在，他所設想的，也是把金屬所的科研人員當“一家人”。他說，人到了，心不到，那肯定不行。心到，還是需要有利益驅動的，與金屬所的合作之所以把科研人員占股份作為重要元素，不單是體現對科研成果的尊重，也是體現對科研人員自身價值的尊重。

他說，如果科研人員的成果能夠變成自身價值的一部分，還愁科研成果鎖在櫃子里嗎？科研人員自己就會成為推銷員，把科研成果變成現實生產力，而不是只在論文上署個名，只在評職稱時管用。

金屬所的科研人員進駐西王特鋼之後，不但給西王特鋼提供技術上的支持，甚至還成了產品的推銷員。

西王特鋼總經理張健對本報稱，金屬所的科研人員進駐之後，西王特鋼人學到了不少東西，尤其是科研人員嚴謹的思維方式。另外，他們對產品也當自己的孩子看待，因為他們親眼看著這些產品“出生”，放心，且有實現感。

張健介紹說，與金屬所合作的一期項目目前已經完成，這就是鋼錠生產項目，用的就是金屬所的科研成果。“目前月產能在8000噸~10000噸，而且市場銷售比較好。這些產品正常情況下可以拿到10%~15%的利潤，好的可以拿到30%的利潤。”

西王特鋼H13模具鋼利潤率更讓人咋舌。現在已經出口到德國，每噸價格在9000多元，利潤率更高。

按照規劃，下面還會有二期、三期項目。“二期以鍛材為主，就是把我們自己生產的鋼錠一部分再往下遊加工，做成軸、法蘭、齒輪等類似的鍛件。三期就會做一些終端產品。軍刀、手術刀等，量不會特別大，但附加值會很高，利潤率可能會在500%以上。西王特鋼規劃了2萬噸的特種冶煉鋼，目標利潤在100個億。”

但現在科研人員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二期、三期項目的推進也遇到困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股權分配不到科研人員個人身上。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科研人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按照當初的協議，股份幾乎是裝進了自己腰包里的，現在遲遲不能落實，心勁自然就小了。張健告訴記者，開始時，這10名博士都積極來西王特鋼，吃住都在這里。但現在，基本都回去了，打電話給他們，他們也會說工作忙，來不了。

在王勇看來，項目不能按照當初的設想落實，對企業來說就是最大的損失。

按照當初協議，有相當一部分股權是應該分給科研人員的，西王集團也非常希望早點落實，科研人員當然也願意獲取這部分股權，但為何落實不了？科研人員雖然不願意多說，但本報記者采訪一圈下來發現，問題出在沒人敢拍板，因為這涉及到科研人員的身份歸屬、個人股權與國有資產之間關系等問題。

如何打破瓶頸

王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按照當初的協議，金屬所的十大科研成果是入股西王特鋼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已經是西王特鋼的“資產”。但如果科研人員不上心，項目就無法落實。

金屬所的科研人員也有自己的難處，科研人員的很多時間在西王特鋼進行研發生產、技術支持等，原單位的項目就無法開展。

王勇說，看到這種狀況，心里真急。

張健告訴記者，中科院內部也進行過討論，希望在各個領域推廣西王特鋼與中科院合作這種模式，中央領導也給予過指示，希望積極推進。但是中科院方面沒有先例，沒人願意拍這個板，所以推進緩慢。
記者了解到，中科院方面是想制定一個總體框架，對科研成果轉化作出一個比較統一的規定，然後再推開，但企業等不及，科研人員也等不及。

張健告訴記者，“我們目前也就這些情況做了一些調整，持續推進大的合同框架。同時也在與他們溝通探討新的合作模式。比如項目制，按照項目進行資金獎勵。原先的合作模式會把整個金屬所融到西王，會爭取到更好的資源和配置，有一點新的研發或發現都願意和我們進行分享。而後一種合作針對性比較強，但也存在局限性，不是一家人的關系了，就變成甲方乙方的關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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